曹东义：华佗无奈小虫何，仲景来了办法多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0-2-24 08:16:00

华佗无奈小虫何，仲景来了办法多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毛泽东主席有两首著名的《送瘟神》，其中提到：“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东汉末年，战乱不断，天灾人祸很多，瘟疫流行，“十室九空”，张仲景说自己老张家是一个大家族，不到十年的时间，200多户人家死亡了三分之二，因伤寒病亡故的占据百分之七十。曹操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植《说疫气》说：“家家有僵尸之痛，户户有号泣之哀。”非常高明的医学家华佗，既精通外科，也擅长内科，他改变不了战乱与瘟疫流行的现实。由此可见，控制瘟疫流行，只有医学技术是难以解决问题的。

本次新冠肺炎流行，整个抗击瘟疫的过程，又给我们上了新的一课。在政府坚强领导下，依靠西医隔离、消毒、流调，中医全程防治，一个中西医协作，全民参与的战瘟疫斗争，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即将迎来全面胜利。

我们看到，无论古今，医学家的见解即使是正确的，也是政府领导判断疫情的一个参考，采取什么措施组断疫情传播，绝对不是华佗这样的医学家所可以左右、决定的。他自己的命运，也掌握在别人手里，自身难保的华佗，是一个很失败的悲剧性人物。

华佗是一个饱读诗书，“兼通数经”的医学大家，他“年且百岁，犹有壮容”，既擅长内科，也精通外科，在死到临头的时候，拿出毕生珍藏的一部书，交给监狱的管理官员“狱吏”，推荐说“此可以活人！”令他没有想到，本来是“传男不传女”的宝贝，却被当做烫手的山芋，狱吏不要他的赠送！无奈的华佗，救人报国无门，只好要来火种，焚烧这部他珍藏多年的图书。

华佗何罪之有？他就是想当个民间医生，不想做官，却遭遇牢狱之灾，直至耄耋之年，虽救人无数，自己却不得善终。

华佗不幸的身世，教育了小他几十岁的张机、张仲景。

老张家当年不一般，创立道教的姓张，造反的领袖姓张，“灵帝不能征”的“黑山贼”也姓张，张仲景乃大谋士张良之后，是朝廷重点监护对象。他要行医民间，其影响力必然在华佗之上，危险系数也明显高于华佗。

张仲景自幼就聪明“过其师”张伯祖，小的时候巡游天下，年壮时在洛阳抄写过“汉石经”，黄巾军动荡之后，他看破红尘，“逆向思维”，走上仕途，从南阳县，发展到长沙任上，在风雨飘摇的东汉末年，开辟“坐堂行医”新模式，发明饺子救疾苦。

他看到，华佗珍藏的医学书籍“送人不敢要”，为了让医学经典《汤液经》不失传，他“避道家之称”，学习扁鹊医学精华，把古籍改头换面，让《内经》《难经》《阴阳大论》的理论与《汤液经》的经方，混杂在一起，打乱原来的经方排列体系，不取“六合辨证”框架，不是先有方剂后说证候，而是“以病统证”，突出脉诊，统领方药，把一部《汤液经》藏入《伤寒杂病论》。

太医令王叔和即使编抄他的书籍，也不明白他的用意；大医孙思邈看了又看，也“莫测其旨”。

时间一晃就到了北宋年间，这时印刷刻书已经形成了生产力，古籍流传不再是手抄在竹简上了，朝廷重视医药，学者热心校正，因此，《伤寒论》经过800年若隐若现的流传，逐渐成为“显学”，朱奉议、许学士、韩祗和、庞安常等官员名人，纷纷注解阐扬《伤寒论》，苏东坡凑份子送来“圣散子方”。不料，后人服用圣散子治疗传染病，病死率很高，都说庞安常不该要名人苏东坡的方子，以救人之心行害人之实。

伤寒与温病之争，纷纷扬扬，从金元到明清，争了几百年，终于有了一个新的体系，把进不了张仲景圣殿的好方剂、好治法收拢起来，聚在一起，名曰“温病学”。

从广义伤寒，到广义温病；从辛温解表，到辛凉解表；从《汤液经》的方剂，到伤寒温病理论体系；从113方，到预防治疗方法丰富多彩；从化毒为药，逐渐到人痘疫苗发明出来，再由土耳其传到英国，变成牛痘疫苗；再从英国琴纳，到法国巴斯德，从传教士把改良后的牛痘疫苗，再回输给中国，围着世界欧亚大陆，转了一大圈。

这一圈转得真大，大部分国人被转晕了，不知道老祖宗不容易，他们用生命创造的丰富理论与经验，原创的免疫思想与技术，都是脱了马褂换上了西装，把无私奉送变成高档商品：

转了一圈回来了，你们都不认识了。

医药产业链非常长，也很隐蔽，中国吃药的时候，西方人获利。并且这个新模式，把悬壶济世的苍生大医，都变成了医药产品的推销员，从理念到手段，都很新式时尚。中国人用西药越多，洋人的钱就来得越容易。因为，中国的西药，大部分都是仿制西方，替西方推销，属于产业链的“终端用户”。

有人遇事爱查黄历，翻开《黄帝内经》查一遍，看看老祖宗有没有过祖训？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在《素问·异法方宜论篇第十二》之中，赫然写到：“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

我们虽然不迷信，但是事情总有巧合，无巧不成书，这句成语很经典。

学过鲁迅先生的文章，知道他有个“横竖”睡不着的毛病，睡不着就看书，仔细再看同一篇《内经》，还有重要的经文说：

“黄帝问曰：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对曰：地势使然也。”

岐伯耐心解释了东方的砭石，南方的九针，西方的毒药，北方的艾灸，中央的导引，最后总结说：

“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

我恍然大悟，祖先圣灵，早就告诉我们了“圣人杂合以治”，不要迷信化学分子、单靶点！

只要因人、因地、因时，“各得其所宜”，就能“治所以异，而病皆愈！”

张仲景正是这样一位圣人，他完全不按“一日一经”的说法看待病情，也不按三日之前用汗法，三日之后用泄法，而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张仲景手里有经典，但是他不迷信经典；有经方，也不膜拜经方。这种“守正创新”的精神，正鼓舞着中医继往开来。

如今，瘟神猖獗，妖雾浓烈，但是很多省市防治新冠病毒肺炎的中医人员，不迷信权威，根据具体情况，活法巧治，内病外治，杂合以治，辨证论治，身心同治，药食两治，健身助治，或者自定方案救治新冠肺炎，他们学习的正是张仲景的精神。

赞曰：

华佗无奈小虫何，仲景来了方法多。

辨证论治有经方，扶正祛邪很灵活。

2020-2-22
于求实得玉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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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0-2-24 08:21:03

《永远的大道国医》
——和普通朋友说中医简史
与业内人士谈中西医方法差异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0年出版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目录

引言：透过表面看纵深 2
第一章回看中医辉煌历史 9
春秋时期医巫分家 10
宗师扁鹊名闻天下 25
战国名医文挚舍己救人 48
仓公师徒传承分明 53
汉代医学四大流派 67
懂了张仲景不再学华佗 89
金元医学争鸣发展 110
明清温病凸显创新 123
第二章冷眼再看中医初遇西医时 129
《医林改错》改错了方向 129
欲汇通西医，未料“失乐园” 134
“中医科学化”是逼出来的 169
寄托中西医结合的美好理想 198
回归中医才能振兴中医 205
名师带高徒是中医特色 224
第三章正视中医现实作用 236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医不可缺 237
中医向世界贡献免疫思想 238
中医向世界贡献免疫技术 251
中医免疫技术走向世界 259
治乙脑中医疗效惊世界 267
推广中医技术不是简单重复 272
出血热中医治疗显奇效 277
战SARS中医有个武器库 282
抗震救灾，中医有特色 290
慢性病治疗中医有方法学优势 297
西医外科疾病，中医内治解决 310
应对亚健康，中医是强项 326
中医能与现代医学同步前进 333
第四章遥望中医未来复兴 339
假如没有理论，中医就走不远 341
系统视野看中医的科学性 348
自组织理论揭示中医原理 356
《新生物进化论》树中医正气 368
中医软技术，是智慧的结晶 380
中医以独特方法认识人体 389
中西医团结合作，衷中纳西 399
走向世界，是中医必然的未来 416
针刺麻醉促成世界针灸热 423
美国针灸热的世界意义 432
针灸原理研究逐步深入 440
以医带药，中医走向世界的方式 447
后记 478
懂了张仲景不再学华佗
张仲景与华佗都是著名的中医学家，也都生活在东汉末年的汉献帝时期，但是没有史料说他们互相认识，更没有说他们之间有过医学交流。尽管如此，他们既然同时生于那个时代，必定会面对相似的医学难题，比如伤寒病的流行、疫病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等等，因此，他们都留下了关于伤寒病诊治的医学著作。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既收录了张仲景《伤寒论》的内容，也把华佗的有关论述记录下来，成了两人对于那段难忘历史如何认识的珍贵史料。
根据《后汉书·华佗传》和《三国志·华佗传》的记载：
华佗，字元化，是沛国谯县人，又名旉。他曾在徐州地区漫游求学，通晓几种儒家经典书籍。东汉沛国丞相陈硅，听说他的事迹之后，推荐他为“孝廉”人才，太尉黄琬发聘书征召他前去任职，他都没有答应去做官。华佗懂得养生之道，在他年龄很大的时候，从外表看上去还象壮年人一样。他精通医方药物，治病的时候，配制汤药只用几味药，心里掌握着药物的分量、比例，用不着再称量，把药煮好，就让病人服饮，同时告诉服药的禁忌或注意事项，用不了多久，病人也就好了。
如果需要灸疗，华佗取穴也很精当，一两个穴位即可。扎针时华佗往往对病人说：“针刺的酸麻胀感觉，应当放散到某处，如果到了，请你告诉我。”当病人说“这种感觉已经到了”，他随即起针，病痛很快就痊愈了。需要灸法的时候，每个穴位不过灸七、八壮，病痛也就应手消除。
尤须值得提出的是，如果病患集结郁积在体内，扎针吃药的疗效都不能奏效，应须剖开割除的，华佗就让病人先服用他配制的“麻沸散”，一会儿病人就发生了麻醉作用，如醉死一样，毫无知觉。此后，华佗就开刀切除患处，取出结积的病物。病患如果在肠中，就割除肠子病变部分，洗净伤口和易感染部分，然后缝好腹部刀口。再用药膏敷在缝合的刀口上，四五天后，病就好了，不再疼痛。由于有麻沸散的作用，开刀时病人自己并不感到疼痛，一个月之内，伤口便愈合复原了。
有个做过甘陵相的官吏，他夫人怀孕六月时，突然腹痛不安。华佗为她把脉，然后诊断说：“胎巳死矣。”然后，让助手摸摸孕妇腹部，并解释说，根据脉象，“在左则男，在右则女”。助手告诉他“在左”。华佗于是为病人开了汤药，使死胎排出体外，一经查验，果然是一个男婴。孕妇的腹痛也立即就痊愈了。
官府中官吏倪寻、李延同时来看病，都是头痛发烧，病痛的症状正好相同。华佗却说：“倪寻应该服泻药，把病邪泻下来；李延应当发汗，通过出汗驱除病邪。”于是，有人对华佗这种病证相同，却使用两种不同疗法的做法提出疑问。华佗回答说：“倪寻是病邪在外的实证，李延是病邪在内的实证，所以尽管都是头痛、发热，治疗他们的病证，应当用不同的方法。”此后，华佗分别给两人服药，等到第二天一早，两人的病都好了。
一天，华佗正在赶路，看见有个人患咽喉堵塞的病人，他想吃东西却不能下咽，家里人用车载着他去求医。华佗听到病人的呻吟声，就停下车来前去诊视。经过初步判断，告诉他们说：“刚才我来的路边上，有家卖饼的，有蒜泥和醋，你向店主买三升来吃，病痛自然就会好了。”他们马上照华佗的话去做，病人吃下去之后，吐出一条蛇一样的虫子。他们就把这个虫子，悬挂在车边，到华佗家里去拜谢。那时，外出的华佗还没有回家，他家的两个孩子在门口玩耍，迎面看见他们，小孩相互告诉说：“好象他们遇到咱先生了，车边挂着的‘病物’ 就是证明。”病人进屋坐下，看到华佗屋里，在北面墙上，悬挂着很多这类寄生虫的标本，大约有几十条。
广陵郡太守陈登得了病，心中烦躁郁闷，脸色发红，不想吃饭。华佗为他切脉说：“您腹内有很多寄生虫，将来会形成大患。这是吃不熟的鱼、肉造成的。”华佗马上做了二升药汤，让他先喝一升，过一会儿再把剩余的药全部喝下去。此后，约有一顿饭的功夫，陈登吐出了很多小虫，约有三升。仔细一看，小虫赤红色的头都会动。陈登的病痛，此后就消失了。华佗说：“这种病三年后会复发，碰到良医才以救活。”说来真是灵验，按照华佗预计的时间，陈登果然旧病复发，当时华佗不在，正如华佗预言的那样，陈登终于死于此病。
“可爱的奸雄”曹操连年征战，得了一种经常头痛的疾病。每当发作，就精神烦乱，眼睛昏花。曹操听说华佗善于治病，就把华佗召去。华佗进行针刺俞穴治疗，曹操的病就应手缓解。因此，曹操想让华佗经常守在身边，随叫随到。
华佗的医技冠绝当代，他本是一个读书人，对于做官尚且不上心，怎么会甘心做一个“时刻准备着”被人使唤的侍医？因此，他萌生了离开曹操的想法。曹操向来以“唯才是举”善于用人著称于当时，他不会轻易放走一个有用的人才，更何况华佗这样掌握着他个人健康状况的关键人物，他更是不会轻易答应华佗离去的。
华佗于是对曹操说：“您这病难以治愈，不断地进行治疗，可以延长一些寿命。”曹操说：“那就要经常麻烦你了!”华佗稍加迟疑，又说：“我前几天收到家中来信，妻子有病，想回家看看。”曹操见他如此相求，不好一口回绝，就说：“那你就快去、快回吧！”
曹操没有料到，华佗回到家后，用妻子有病为借口来做托词，多次请求延长假期而不肯回来。曹操几次用书信召他，又命令郡县派人送加急文书，遣送华佗返回。华佗还是不上路。
曹操很生气，派人前往查看，并吩咐说：“如果华佗妻子确实生病，就赐赠四十斛小豆，放宽假期；如果他弄虚作假，欺骗我，就逮捕他，押送回来。”因此，华佗拖延的真相败露，当差的也不肯为他遮掩，就把华佗递解到许昌，交给监狱看守，严加拷问，要他服罪。
谋臣荀彧听说之后，向曹操求情说：“华佗的医术确实高明，关系着人的生命安危，应该宽容他。赦免他这一次吧？”曹操正在气头上，盛怒难平，他又想到姜太公的故事，就下了杀害华佗的决心。
原来，姜太公帮助周武王灭掉商纣王之后，被封于齐国。齐国有一个叫华士的人，据说很有名声，号称“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们都把他当做一个著名人物。姜太公听说之后，就使人召他做官，这个华士却“三召不至”。姜太公就命人诛杀了他。有人不解地问：“此人乃是齐之高士，奈何诛之？”姜太公说：“这样有名的人，我不用他，就是‘弃民’；我召他三次而不来，他就是不服从君命的‘逆民’。我如果留着这样的人才，谁还听我的？”
曹操想到这里，又不便对荀彧言明，就说：“不用担心，杀了华佗，难道天下会没有这种无能鼠辈吗？”终于判决华佗死罪。
华佗临死前，拿出一卷医书给守狱的官吏，说：“这书可以用来救活病人。”狱吏害怕触犯法律，不敢接受，华佗也不勉强，要来了火种，就把书烧掉了。华佗死了以后，曹操的头痛病仍旧没有好。曹操说：“华佗本来能够治好这种病。他有意留着我的病根，想借此来抬高自己的地位，既然如此，如果我不杀掉他，他最终也不会替我断掉这病根的。”直到后来的建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208年，他的爱子仓舒（即曹冲）病危，曹操才痛苦地说：“我真后悔啊，我后悔杀了华佗，使这个可爱的儿子活活地死去了！”
可见华佗并不是曹操此前说的“无名鼠辈”，而是一个伟大的医学家！
华佗所留给后人的医案，《三国志》中有十六个，《华佗别传》中五个，其他文献中也有五个，总共26例。从其治疗范围看，涉及到内、外、儿、妇科的疾病，有热性病、五脏杂病、情志病、肥胖病、寄生虫病，有外伤、肠痈、肿瘤、骨折、针误、忌乳、死胎、小儿泻痢等等。
华佗的行医足迹，遍及当时的徐州、豫州、青州、兖州各地。根据他医案中所写地名查考，大抵是以彭城为中心，东起甘陵（今山东临清）、盐渎（今江苏盐城），西到朝歌（今河南淇县），南抵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南直至谯县（今安徽亳县），即今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省广大地区，方圆达数百平方公里。在行医的同时，为了采药他还先后到过朝歌、沛国、丰县（今江苏丰县）、彭城卧牛山、鲁南山区和微山湖。由于行踪地域广阔，又深入民间，华佗也是我国历史上民间传说众多的医家[ http://baike.baidu.com/view/3240.htm]。
华佗曾把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整理成一部医学著作，名曰《青囊经》，可惜没能流传下来。《隋书·经籍志》记有“华佗枕中灸刺经”一卷，已佚。《医心方》所引《华佗针灸经》可能是该书的佚文，《太平圣惠方》引有“华佗明堂”之文。王叔和《脉经》、孙思邈《千金方》、王涛《外台秘要》都引用了华佗的有关论述。因此不能说，华佗的医学经验，完全湮没了。因为他许多有作为的学生，如以针灸出名的樊阿，著有《吴普本草》的吴普，著有《本草经》的李当之，把他的经验部分地继承了下来。至于现存的华佗《中藏经》，那是后人托名于他的作品，但其中也可能包括一部分当时尚残存的华佗著作的内容。
华佗还创造了健身锻炼的“五禽戏”，这是一套使全身肌肉和关节都能得到舒展的医疗体操。华佗认为“人体本来是需要运动的，但是不能太过分，不能追求极限。适度的运动，可以使血脉流通，就不会生病，就像户枢那样，由于经常转动是不会朽烂的。”
五禽戏的动作是模仿五种动物的典型动作，如虎的扑动前肢、鹿的伸转头颈、熊的伏倒站起、猿的脚尖纵跳、鸟的展翅飞翔等。相传华佗在许昌时，天天指导许多瘦弱的人，在旷地上作这个体操。说：“大家可以经常运动，用以消除疾病，锻炼肢体，就像古代的导引术一样。身体有不舒服，只要作一禽之戏，就可以使人汗出，用药粉洒在身体上，就能达到身体轻便而想进食了”。

我们所说的张仲景，名机，据传当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然史书之中没有传记。他是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人，约生于东汉末年，在建安10年（公元205年）之后，才开始写《伤寒杂病论》，这个时侯华佗已经被曹操杀害了，《华佗传》说华佗“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即使有些夸张，他死的时候也应该年岁不小了。因此说，张仲景应该比华佗年轻一些，或许晚几十岁。
　　据说张仲景自幼好学深思，“博通群书，潜心道术。”当他十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他的同乡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曾经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何颙别传》）。后来，张仲景果真成了良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关，但主要是他热爱医药专业，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结果。
张仲景生平最佩服的古代医学家就是扁鹊，经常感叹其医疗水平高超。他也希望做一个像扁鹊那样的好医生，通过艰苦的努力，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可以说，对于后世中医的影响方面，张仲景既超过了扁鹊，也超越了华佗，原因就是他创立了辨证论治的中医特色。
张仲景的望诊水平，也达到了扁鹊那样的程度。西晋皇甫谧《甲乙经·序》说，张仲景有一次见到“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之一的侍中王粲（字仲宣，生活于公元177—217年），当时他20多岁，正年轻气盛，春风得意。因为他是“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诗人。他和张仲景交往密切。在接触中，张仲景凭自己多年的医疗经验，渐渐发现这位仅有二十几岁的作家，隐藏着可怕的“疠疾”。
张仲景对他说：“你有病，如果不治疗，四十岁的时候，就会眉毛脱落；眉毛脱落之后，半年左右就会死亡。”并且，为他开出来一个方剂“五石汤”，进一步耐心解释说，服了这个方药，就可以治愈他的疾病，免去死亡的威胁。
20岁的王仲宣，哪里听得进张仲景的话？他根本不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因此，他只在表面上应承了一下，并未认真对待，甚至还心生厌恶，嫌张仲景的话不吉利。没有想到，过了三天，张仲景又一次见到王仲宣，就问他：“服药了吗？”
王仲宣不好意思直言自己的厌恶之情，只好应承说：“已经服过了。”张仲景仔细一打量，觉得不对，就说：“你的面色可不像服过药的样子。你对自己的生命，怎么能这样不认真地对待呢？”王仲宣以无言的对抗，表示了他的蔑视之情。
20年之后，不幸的事情果然发生了，王仲宣的眉毛脱落，然后半年就死了。
关于这件事情，或许有某些夸张的写法，但是，仍然可以给我们无限的感慨与遐想。
张仲景处在动乱的东汉末年，连年混战，“民弃农业”，都市田庄多成荒野，人民颠沛流离，饥寒困顿。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会稽（绍兴）疫情严重。同时代的文学家曹植，在《说疫气》中说：“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200多人之中，因伤寒病而死的人占了大半。面对这种悲痛的惨景，张仲景目击心伤。“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伤寒论》自序）。
于是，他发愤研究医学，立志做个能解脱人民疾苦的医生。他希望依靠医学的力量，对上能够治疗国君和亲属的疾病；对下层的老百姓的疾苦，也能帮助他们解除病痛；对于自己来说，也可以靠养生保健知识，获得健康长寿的结果。
当时，在他的宗族中有个人叫张伯祖，是个极有声望的医生。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就去拜他做老师。张伯祖见他聪明好学，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就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因而，张仲景“尽得其传”。在《襄阳府志》一书中，何颙曾赞叹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
他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
《素问》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意思是说，人们现在所患发热为主的病，大都是因为受了寒邪的侵犯造成的。所以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
我们现在知道，很多传染病的流行是在冬季。古人认为春天温暖，万物始生，一派生机。而冬季严寒，蛰虫深藏，万物不长，一片肃杀萧条。因此，古人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他们认为冬天的寒气，是一种肃杀之气，可以称为“寒毒”，容易使人产生传染病。甲骨文里就有“祸风有疾”的记录，而且都是记载在冬季里。
《素问·热论》认为，大多数以发热为主的传染病，有的好了，有的死了。死的人，大多在病后六、七日；而病好的人，多在十天以上。因此，就提出来一个学说，把热病看作一个过程，一天一个样地变化不停；每一天的病情，用一个符号表示，一天叫做“一经”，六天就是“六经”。这六经分别叫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素问·热论》对于六经热病的治疗，只提到在三日之前，可以用让病人出汗的方法治疗；三天以上的热病，就可以使用“泄法”治疗，主要是用针刺治病。
华佗曾经说过，治疗伤寒主要有三种方法。在早期的时候，病邪在肌表，也就是疾病位于人体的浅层，可以使用让病人出汗的“汗法”。具体地说，除了针刺的方法，还可以用膏药在患者身上摩擦，让其出汗。当然，古代还有用烤火出汗的做法，那样容易使汗出得太多，因为脱水而加重病情。华佗说，还可以服用中药散剂发汗。如果病邪位于胸部，就可以使用催吐的方法治疗，叫做“吐法”。如果，病证深入到胃肠，就应该使用泻下的方法治疗，让病人通过排便而退烧，治愈疾病，叫做“下法”。
　　张仲景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对前人喜用的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
张仲景对于《素问·热病》的理论与治疗方法，都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与改进。他在前人“表里分证”的基础之上，提出来阳证有一个“半在表，半在里”的新观念，使辨别证候的工作更细致；而且，大胆地把病人衰竭之后的“虚寒证”，收录进来，称为“三阴证”。三阴证多数是病情危重的表现，有许多属于中毒性休克前期、休克期的表现，因此，后来的历代医家称之为“三阴死证”。张仲景对于接近死亡的三阴死证，提出来很多有效方法，挽救了无数生命垂危的患者。
张仲景最为著名的观点，就是打破了《素问·热论》按疾病日程使用药物的观点，提出来不能机械套用“三日前后分汗下”的做法，而是必须以临床证候表现为依据，只要有需要用发汗方法的证候存在，无论是患病多少天，也应该使用“汗法”治疗；与此相对，泻下的方法，也是根据患者的证候表现，而不是根据患病的天数。“观其脉证，随证治之”，成了历代医家遵守的格言。
张仲景所选用的方子，大多来源于汉代之前的《汤液经法》，这是西汉之前就已经流传的著名方剂著作，据说是商朝宰相伊尹所著。
当代著名中医学家邓铁涛教授说，张仲景就是用“医经家”的理论，研究“经方家”的经验，所以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
在张仲景重新编排的六经病证里，收录了100多个方剂，就像流水作业的不同岗位；每个方子各就各位，在不同的证候到来时，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无论证候来得晚，还是来得早，只要证候到了，就使用针对证候的药方。这样一来，就可以取得很好的疗效。
这个等待证候，发现证候，辨别证候，治疗证候的过程，中医称为“辨证论治”。由于“辨证论治”是在以“六经”为框架的体系里进行的，所以叫“六经辨证”。
由于外感热病，其病因多数属于冬季感寒而发，所以，张仲景不再把发热为主的传染病称为“热病”，而是叫做“伤寒”，也就是“伤于寒邪而引起的疾病”的意思。
　　张仲景热爱医药专业，很重视临床实践，时时“平脉辨证”，认真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相传张仲景五十岁左右，曾在长沙做太守。当时，他还时刻不忘自己的临床实践，时刻不忘救治人民的疾苦。但他毕竟是个大官，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入民宅，也不能随便接近普通老百姓。这怎么办呢？他想出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群众进来。他堂堂正正地坐在大堂之上，挨个地仔细给群众治病。时间久了，形成惯例。每逢初一、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就聚集了许多来自各方的病人等候看病。为纪念张仲景，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病人看病的医生，通称“坐堂”，那医生就叫“坐堂医生”。
　　那时，张仲景虽然当官，但并不热衷于官位。不久，他“见朝政日非”，叹息地对人说：“君疾可愈，国病难医。”遂挂冠遁去，专门总结经验，撰写医学著作。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这部著作在公元205年左右写成而“大行于世”。到了晋代，名医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被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金匮要略》就是该书的杂病部分。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而且都贯穿着“辨证论治”的精神。书中精选了300多个方剂，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这些著名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后来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
清代名医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论》，说它“为众法之宗、群方之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中国医籍考》）。
历代有关注释、阐发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著作很多。特别是注释、阐发《伤寒论》的著作，竟达三四百种之多。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对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至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
日本一些著名中药制药工厂如小太郎、内田、盛剂堂等制药公司出品的中成药（浸出剂）中，伤寒方一般也占60%以上（其中有些很明显是伤寒方的演化方）。可见《伤寒杂病论》在日本中医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与华佗相比较而言，张仲景治疗伤寒的方法，比华佗汗法、吐法、下法三种更丰富，开创出更为细致治的疗方法，包括清热、和解、温里、攻下、活血、逐瘀、回阳救逆等等，据说有三百多法。仅仅一个汗法，张仲景就有许多加减“变数”，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张仲景自己也说：“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
王叔和感叹说：“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故伤寒有承气之戒，呕哕发下焦之问。”尽管仲景的治疗方法如此之好，却因为理论太高深而出现了“遗文远旨，代寡能用，旧经秘述，奥而不售”的现象，张仲景学术面临着失传的危险。王叔和尽管整理了张仲景的著作，在论述伤寒传变的时候，他学习的还是华佗的“六部传变”，而不是张仲景的“六经辨证”[曹东义. 论张仲景、王叔和与伤寒例J.中华医史杂志，1991：21（3）141-143.]。
晋代医家葛洪《肘后方》说：“伤寒有数种，人不能别之。”
陈延之《小品方》说：“考之众经，其实殊矣。”
唐初的孙思邈曾经感叹：“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
当时的医学家们尽管不明白仲景学术的深奥蕴含，但是对于张仲景的医学贡献是非常推崇的。因此才会出现“江南诸师秘仲景方不传”的现象。孙思邈说：“尝见太医疗伤寒，惟以大青、知母等诸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意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
张仲景《伤寒论》的高深理论，奥妙的医学思想，到了宋代才开始被人们所认识。随着大量研究性著作的出现，逐渐出现了一个伤寒学术空前繁荣的局面。经过宋金元长达几百年的不断完善和补充，后世对于外感热病的理论认识和治疗方法，已经难于完全用张仲景的六经辨证体系来容纳了，因此，瘟疫、温病学家纷纷创立新说，发展外感热病的诊治思想。
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尽管有温病和伤寒的学术争鸣，但都属于辨证论治，而不是基于解剖实证的分歧。
如果说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色，而解剖实证是西医基石，那么，中医与西医是在什么时候分道扬镳的？
毫无疑问，在指导理论上《内经》建立的方法论，与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建立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在临床上，许多治疗疾病的方法，反过来会对指导理论有一定的需求。在西方，像化脓性阑尾炎、胃穿孔、宫外孕、肠梗阻、化脓性胆囊炎、坏死性胰腺炎等等，这些疾病在《希波克拉底文集》里，或者在《剑桥医学史》里，大部分是需要做手术的，需要进行切开引流，否则就会死亡。事实证明，在没有抗生素的时代，在止血技术不过硬，没有麻醉药物的西方世界，上述急腹症病人大多是要死亡的。依靠手术侥幸活下来的病人，也是要在鬼门关里走几个来回的，其间痛苦万状，难于言表的细节，实在是罄竹难书。
在世界的东方，在华佗和张仲景的故乡，这一类病人的遭遇可能要好得多。他们有时候可以遇到华佗，可以开膛破肚切除病灶，可以刮骨疗毒治疗伤痛。尽管华佗的“麻沸散”失传了，而有活血化瘀、托毒生肌的中药，它们既可以防治感染，也可以止痛、止血，病人的痛苦要小得多。
假如一个腹部硬满，疼痛难忍的病人，他遇到的不是华佗的传人，而是遇到了张仲景的信徒，经过大黄牡丹皮汤、大小柴胡汤、大小承气汤、大小陷胸汤一番治疗，再加上针灸、按摩、导引、点穴，可能病情逐渐缓解，腹内化脓性的物质逐渐吸收，梗阻的肠道恢复传输，也许病人又活过来了。也就是说，在华佗那里受的手术之苦，或者因为“错投了”仲景之门，或者由于没有找到华佗弟子，各种急腹症就依靠张仲景的方子治好了，内科治疗“替代了”华佗外科!
内科治疗照样能够治疗需要开刀的外科疾病，一样可以“治病活人”，人们就因此而不愿意选择华佗的方法，中医们也不需要学习华佗的外科手术了。“用进废退”的结果，“华佗的刀”逐渐生锈了，放在那里无人问津，必然会失传。
“麻沸散失传了”，这是中国人的不幸呢，还是因为中国人太幸运？
假如没有张仲景，没有他建立的六经辨证治热病，也没有他的脏腑辨证治杂病，而只有华佗的手术刀。难道中医们会让珍贵的“麻沸散”失传了吗？
假如中医只有华佗指引的道路，需要经常做手术治疗疾病，难道中医们会放弃研究人体解剖吗？他们在切开病人肚子的时候，难道不需要避开血管？不需要躲着神经？不需要避免损伤重要脏器？毫无疑问，那是需要这样做的。
假如中医这样做了几千年的外科手术，而不知道膈肌为何物，还需要像王清任那样到“义冢”去偷窥吗？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医林改错》这样的书，也不需要等到清朝末年才出版，自然也轮不到由王清任来书写。
这些中医特色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正是“成也仲景，败也仲景”。
张仲景将内科治疗发挥到极致的辨证论治，以不争的优势战胜了华佗的外科手术，中医的传人们放弃了对于华佗技术的追求，纷纷拜倒在张仲景的门下，成了辨证论治的岐黄传人。
请记住，中医都是“岐黄传人”，而不是“黄岐传人”。一个黄帝与岐伯名字次序的差别，反映了历代中医传人是重视医术超过皇权的一个群体。岐黄为他们打上理论的烙印，而张仲景为中医临床带来永远难于磨灭的特色。

广慈针灸推拿 · 发表于 2020-2-24 15:02:41

守正创新，心身同治。

胡宝安颈肩腰腿 · 发表于 2020-2-24 23:26:12

引经据典，传遗释惑！字里行间，无不经典！
岐黄传人，非曹莫属！
传承经典，任重道远！

清风_UQGT · 发表于 2020-2-24 23:34:15

用进废退，确实中医能传下来的都是精华了，糟粕已经自己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