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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起源不同、方法各异
曹东义 发表于:2016-12-24 18:07:33 复制链接 发表新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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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起源不同、方法各异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目  录
从西医传入中国之后,人们就进行了许多“求大同存小异”的汇通工作,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的许多努力,都是为了求同存异,甚至是希望走统一的新医学的道路。经过多年的努力探索,有成绩,也有曲折,两者还是难于融合,需要进一步沟通。近些年提出“保持中医特色”,也就是在保持中医自主地位的情况下,回望西医,看看中医与西医“同在何处”、“异在哪里”,如何使两者有机配合,以便构成我国卫生体制的“一体两翼”。
中西医起点不同碰到一起
过去认为,西医起源虽早,但在文艺复兴之后,改弦更辄走了与传统决裂的道路,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全面,近代医学虽然与古代西医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在思想根源与方法论上,古代西医与现代西医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一个历史演进的渐变过程,而不是横空出世的突然变化。西医更新的是“科学知识”,而不是其思想方法。
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0-前377)与他身后的盖伦(Calen公元129-199年)都重视解剖与实证研究,只是在历史条件的限制下,不得已做了许多大胆的猜想。
希波克拉底在《古代医学论》里说:“我们必须坚信,每一种病症都是由一种特殊的东西引起,当这种东西转化为其他结合物时,病症便消失了。”“我们必须知道,疼痛是什么,为什么会疼痛,以及人体的何种构成受到损伤。”“我希望,这种精确的真相在一切举例中显示出来。”“我认为,了解什么病是因功能而生,什么病是因结构而生,也是必要的。我所说的‘功能’大致是指体液的强度和力度,而‘结构’是指人体内待发现的形态,其中有空的、凹的、渐宽的、渐窄的,有的是膨隆的,有的是圆而硬的,有的是宽而悬吊的,有的是平展的,有的是长的,有质地紧密的,有质地松散而多肉的,有似海面多孔的。那么,哪一种结构最有利于从人体其他部位吸取体液并吸住它们呢?是中空而膨大的、圆而硬的,还是渐渐凹陷的?我主张最适宜的构造是宽广、中空而且渐细的。人们应该知道这一完全不封闭的东西能看到。[1]
从上述引文之中,我们不难看到希波克拉底是很重视结构问题的,为将来的生理病理解剖研究奠定了基础,与此后盖伦(Calen公元129-199年)写作《论解剖过程》、《论身体各部器官功能》两书,在人体解剖的基础上研究生理功能,在方法论上是完全一致的;与此后在文艺复兴时期崛起的实证医学,也是一脉相承的。
由于时代的限制,技术方法的制约,希波克拉底和盖伦都进行了大胆的猜测,当然,其中的错误也是随处可见,现在看来已经粗疏不堪,必须予以废除。如希氏说:“海绵状多孔的器官如脾脏、肺和乳房,随时准备吸干紧挨它们的东西”,“肝脏紧密而宽大,当肠胀气增加,受阻而变的较硬时,就会持续猛烈地对抗气机。但肝脏抵抗而不退让。[2]
希氏说:“人通过口鼻吸入的气,先进入脑,而后大部分进入腹中,一部分进入肺和血管。由血管通道,空气靠这些器官布散全身各部。进入肚子的那一部分空气将肚子变凉,但没有更多的用途;而进入肺和血管的空气是有用的。当空气进入脑和体腔时,人便清醒,肢体便运动。故血管被黏液阻断,空气不能源源通过时,患者便出现不语和无知觉。”“空气在小血管内变凉,而后再由这些管道呼出。因为呼吸不能停下来,总是吸入、呼出地运动。任何部位一旦因故停止了呼吸,便会发生瘫痪。”“黏液质的父母,生下黏液质的孩子;胆液质的父母,生下胆液质的孩子;痨病的父母,生下痨病的孩子;坏脾气的父母,生下怀脾气的孩子。”“总之,患者的一切症状都是由于性冷的黏液流进血管,使热血变凉而停滞。[3]
现在看来,希波克拉底对人疾病成因的解释并不正确,但他提出的气质类型的名称及划分,却一直沿用至今。那时,尸体解剖为宗教与习俗所禁止,希波克拉底勇敢地冲破禁令,秘密进行了人体解剖,获得了许多关于人体结构的知识。在他最著名的外科著作《头颅创伤》中,详细描绘了头颅损伤和裂缝等病例,提出了施行手术的方法。其中关于手术的记载非常精细,所用语言也非常确切,足以证明这是他亲身实践的经验总结。
中医自扁鹊和《黄帝内经》奠基以来,以及开创临床医学的张仲景,追求的都是在不解剖的生态条件下“尽见五脏症结”,依据的都是古人关于气、阴阳、五行思维方式指导下的理论推求,几千年来只有不断完善的演进,也没有改弦更辄的革命性变化。
从学科奠基的年代看,中医与西医十分接近;而在地域上,在思维方式上却是截然不同的。尽管古代西医也有四元素学说、四体液学说、冷热干湿,好象西医也与中医一样擅长理论推求,不重实证解剖。其实不然,土水气火,虽然与土水风火字面上十分接近,好象只差一个金,但是其用意却是完全不同的。
中医与西医碰在一起,完全是人类活动促进了交流而引起的后果。到目前为止,它们之间的交融与渗透,没有能够完全同化吸纳对方,却依然沿着其固有的惯性,双轨制地向前飞奔、演化。
四元素倡导分析构成
从学术来源看,希氏的四体液学说来源于此前的恩培多克(Empedoclesof Agrigetum)的四元素学说。
在古希腊曾经盛行过许多“元素学说”, 比如希腊神话说阿波罗每天驾马车载着太阳由东向西跑,但许多希腊哲学家,并不满意这种说法,他们试图以自然的道理来解释复杂的宇宙现象。
泰利斯(Thales of Miletus,公元前639~544年)是希腊史上第一位哲学家。他由推理及观察认为:水可以结成固体,也会蒸发成气体而消失在空中,而且许多生物都在水中活动,它们也许就是由水产生的,所以,水必定是构成宇宙的本质。但泰利斯认为他的结论并非就是真理,并告诉学生:“这是我的看法,我的想法,你们要努力改进我的教导。”这正是希腊哲学迷人的地方:提出学说,接受批评和改进。
泰利斯教育出一位勇于批评的学生亚纳西曼(Anaximes)。亚纳西曼认为,人和动物都要呼吸空气才能活,而人死后肉体在空气中消失不见,只剩灵魂;火是稀薄的空气,水是浓缩的空气,水再浓缩就结冰,再浓缩就成石头。所以,空气才是构成自然的基本元素。另一些哲学家则以另一套推理,认为火才是自然的本质。
各种元素说被古希腊哲人提出讨论,于是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哲人兼医生恩培多克(Empedocles of Agrigetum约公元前495~前435年)综合各家之说,继承了伊奥尼亚学派关于宇宙本原的学说,把水、火、气综合在一起,再加上第四种元素“土”,作为“万物之根”,即万物的本原。他认为,由实际观察,空气、水、火、土并不能互相转换,自然物质是由这四种元素,配以热、干、湿、冷等四种性质所组成的。
恩培多克勒告诉人们,观察生树枝在火炉中燃烧的情形,树枝在燃烧时发热,喷出火焰,证明在它的里面含有“火”;烟囱顶部逸出烟雾证明它里面含有“气”;燃烧着的生树枝两端会鼓泡并嘶嘶作响,这就是“水”;灰烬具有重量、不可再燃烧性和干燥性,它被命名为“土”。将世界上所有的物体用燃烧方法进行分析,都会从中解析到这四种“元素”。因此,他认为自然界是由土、水、气、火四元素构成的,这种观点就被认为是得到了普遍性的证明。
恩培多克将它推论到医学,认为人体也有相关的四种体液与这四元素和四性质互相配合,可以说是“四体液说”的雏形。
他认为,从这四种元素中产生出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切存在的东西:树木、男人、女人、兽类、鸟类、鱼类和神灵。
这四种元素本身不变,在万物中存在着,它们按不同的比例互相混合而形成了各种不同性质的事物。例如:肌肉由四种元素等量混合而成,神经由火和土与双倍的水混合而成等等。在这个时候,四种元素聚集而成一个存在物;在另一个时候,这个存在物又分解为四种元素。宇宙万物处在这种结合和分解的不断变化之中。他试图以此解决事物的“一”和“多”即统一性和多样性的问题,解决“变”和“不变”的矛盾。这比先辈们的思想前进了一步。
很显然,四元素学说属于构成论,倾向于具体结构,容易走向实证和解剖;中医的五行学说属于关系论,容易说明事物之间动态变化的复杂关系,而不是具体形质,所以不容易派生解剖实证的思想。
五行注重关系的和谐
五行的具体内容很简明,说的就是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以及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的关系。也就是金木水火土五种要素之间存在的相生、相克的复杂关系。
所谓相生,就是五种要素之间,都有“我生者”和“生我者”。比如,土生金,是说大地矿脉里含有金属,经过冶炼就能产生金属;金生水,是说金属的工具可以凿井挖渠,开掘水源,所以叫金生水;水生木,是说草木的生长,都必须靠水的滋润,没有水,就不会有草木的生长;木生火,是说草木可以燃烧变成火,这是古人经常做的事情,火是人类征服的第一个自然力;火生土,是说火热的阳光能够温暖土壤,使土壤充满生机,冬天的土地所以不能生长草木,就是因为没有火力,所以没有生机。
“我生者”是我的“子”,就好象是自己的孩子一样。“生我者”是我的“母”,就好象是自己的母亲。五行之中的每一个要素,都有生我者的“母”,也都有我生者的“子”。五行构成了生生不息的一个生物圈,一个彼此依存的生态系统。五个要素因此都是“亲戚”,是一个充满爱的体系,是互相资助的关系。但是,世界万物不仅需要互相资助的“相生”,还需要“相克”,也就是互相克制、互相制约的力量,才能建立平等和谐的体系。
所谓相克,就是相互制约。比如,土克水,就是土壤的堤坝可以制约水的流向,所谓“水来土挡”就是这个道理;水克火,用水来灭火,现代人都知道,但是古人知道这个道理,也许要摸索很久;火克金,烈火把矿石里的金属冶炼出来,应当是在古人掌握了制陶技术之后逐渐发现的,当然,用火锻造金属制造各种器具、工具,更是伟大的创举;金克木,是说金属的工具可以砍伐树木,可以收割农作物,可以造舟车、木器家具;木克土,是说草木的生长,可以改变土壤结构,使土地疏松而不板结,成为生机昂然的土地。
五行之间,是人类劳动参与其间的动态变化过程,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丽图画。
五行之中每一行都不能缺少,缺少了一行,这个体系就不存在了;那一个要素也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会影响其他几个要素,其他几个要素就要发生响应的变化,通过相克和相生的作用,以便恢复系统的平衡。
尤其值得提出来的是,五行之中的水火木土都可以是自然物质,金却不是自然物质,而是人类劳动成果;五行之间的生和克,都必须有人类的劳动参与才能实现,没有人类活动的参与,五行不能成立,也不能“行”起来。
考古学证实,在金属被冶炼出来之前,只能是石器时代,大量金属工具的出现,才是五行学说产生的物质基础。
干湿冷热不同于寒热温凉
恩培多克认为,空气、水、火、土是自然物质,由这四种元素配以热、干、湿、冷等四种性质组成万物。毕达哥拉斯学派将四元素分别与干、冷、热、湿四特质配合成身体的四种体液,即血与热、湿相配,黄胆与热、干相配,痰与冷、湿相配,黑胆与冷、干相配。这似乎与中医学所说的“天有五行化五气”一样,都是在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古代出现的猜想和假说。其实不然,四元素是对于万物构成的分析猜想,而寒热温凉四性是对于一年四季自然气候的概括。
猜想的成分,可以人为地划定或者人为地判别是太过还是不足,带有极大的主观意志成分;而自然气候的太过与不及,完全来自对于自然的观测,是地球运动与天体关系的真实写照,完全出于自然而不是主观猜想。
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用四体液学说取代了恶魔说,有其进步意义,但是存在着明显的粗疏。他认为人体由土、气、火和水四种元素组成,而疾病则是由于四种体液失去平衡导致的。他在《体液论》中指出:“疾病因体液过盛或不足而形成,过盛或不足各有量的差异,故病与病不同。医疗旨在纠正偏差。偏差主要趋于头部和身体两侧。向下太过者,应诱导使之向上;向上太过者,应诱导使之向下,此为诱导疗法。洗净其上部或下部,使之干涸,不要封闭体内的渗出液,而要使之排泄干净,此为干燥疗法,亦称安抚疗法。体液失调会出现体液溢出流淌,比如臀部脓肿即如此排毒。它如疖肿、体液凝结、肿瘤、腹胀、停食、蠕虫、炎症或其他疾病,均因体液紊乱而生。”
他认为,水有冷湿的特性,土则有干冷的特性。而外伤会流血,呕吐会吐黄胆汁,消化道出血会解黑便(也许就是黑胆汁),感冒就会流黏黏的鼻水。由肝制造的血液,肺制造的粘液,胆囊制造的黄胆汁和脾制造的黑胆汁。治病就是要让体液恢复平衡,放血、导泻、催吐就是三种常用的治疗方法。放血:将多余或不好的血放掉;泻吐:利用泻药或催吐药将不良体液排出来;节食:防止体内产生过多的体液;药物:黄瓜子性冷,可用来治疗血液过多的热病,如此等等。
他在《自然人性论》中认为,“人体内有血液、黏液、黄胆液和黑胆液,这些要素决定了人体的性质。人体由此而感到痛苦,由此而赢得健康。”“冬天人体的黏液增多,因为黏液是人体内最冷的部分,与冬天最相近。说明黏液最凉的一个证据是,如果你触摸一下黏液、胆液和血液,会发现黏液最凉。还有一点很明显,排出黑胆液时需要用力挤压,而外力挤压后运动的东西就变热。况且抛开这一切,由黏液本身的性质来推理,也说明它是最冷的。冬天,痰和鼻涕中充满了黏液,这一季节中许多肿胀发白,疾病一般呈黏液性。春天,体内的黏液仍很多,同时血液在增加。由于寒冷消退,风雨来临,血液随着阵雨和热相应增加。春天潮湿而温暖,一年中这一季节的状态与血液的性质最接近。”
医学理论是指导临床的,在四体液理论的指导下,就派生出来很多与之相应的禁食、放血与导泻的治疗方法。希氏说:“大多数发热因胆液引起”,又说“退热的速度取决于致病胆液的多少”。与此相反,身凉不发热“病情过重,因黑胆液所致。黑胆液是体内最粘的体液,承受禁食的时间最长。”
中医在阴阳学说的指导下,把寒热温凉的四时气候与人体患病的特征相联系,表面上与四体液学说相似,实际上分别很大。中医强调的是阴阳平衡,主张阳盛则热,阴盛则寒;证候的寒热,不是具体体液的多少决定的,而是自身阴阳失去了平衡状态;恢复平衡,不是靠禁食和导泻,而是靠针刺、药物的辅助调节作用,理法方药皆以寒热温凉为基础,各个环节完整一体紧密配合。强调的是因势利导的温和调节,以病人自我恢复能力为本,而不是通过外力的强行干预。
希氏认为饮食会增加黏液,因此禁食;中医强调人与自然“升降出入”一刻不停,强调“纳谷为宝”,人绝胃气则亡,不可能禁食,更难推行放血,也没有血液随不同季节而增减的论述。
也就是说,中西医的差别,希氏只强调一个因素,中医强调矛盾的双方;中医认为人体内部存在水火寒热的平衡,而不是“多出来一种体液”;中医认为寒热温凉的四时气候,也有阴阳的属性,是自然界的一种阴阳转化;人体内部出现的寒热温凉证候,也是可以转化的而不一定需要清除;中医还强调邪正斗争,主张扶正祛邪,而不是放血禁食。也就是在方法论上,中医有阴阳矛盾学说,强调关系的平衡,主张调节;希氏受构成论影响,重视某一因素,主张外力清除。希氏所说的干湿冷热,也注意到季节因素的影响,但是,并没有上升到普遍规律的阴阳辨证关系,只是零散的经验认识。阴阳学说作为用古代汉语写成的唯物辩证法,也不是轻松得来的简单知识。
阴阳学说来源于测量实验
中医学也有自己的构成论,那就是“气一元论”。古人认为,气小而无内,大而无外,宇宙万物都由气构成,气聚则生,气散则亡,宇宙之间无非一气。也就是,说气小,是它比基本粒子还小;说气大,是它可以冲满整个宇宙。这就是辨证的构成思想,而不是具体地指明某一具体物质,这是古人的聪明之处,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自然界里的气,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流动的,是有温度变化的。这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出于日月星辰的旋转。因此,有太阳的时候,气温高;没有了太阳,气温就降低。春天的气温暖,夏天的气炎热,秋天的气凉爽,冬天的气寒冷,一直在变化不停。
中国古人很善于观察,也很善于总结。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四季的划分,而且,又把四季进一步细化,5天是一候,3候是一气,也就是15天一个节气,6气是一季(也叫时),把全年分成24个节气。在春秋战国之前,人们就重视建立日历,“授民以时”是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职责,违背了农时,就无法取得人民的信任,政权就不牢固。
如何保证月亮十五圆,那可不是一般的学问。欧洲人不讲农历,只讲公历,所以,他们的月亮“随便圆”。
中国的农历所以重要,24节气降临的早与晚,不仅与农作物生长有关系,中医认为与人体的疾病发生与否,发生什么病,都有密切的关系。
非常了不起的是,中国的农历很注重远期预测,在天气很热的时候,他们就想到了寒冬腊月,因此说:“夏至一阴生”。
夏至的时候,还没有数伏,正是酷热逐渐增长的时候,古人知道“重阳必阴”,因为日晷的影子已经到了最短的时刻,马上就要发生转化了,因此在夏至的时候,就发出来第一份阴气增长的预报:“夏至一阴生”。
冬至的时候,刚开始数九,天气最冷的时刻虽然还没有到来,然而,阳气已经萌动,日晷的影子已经达到了最长,此后必将一天一天地缩短,所以,又发出来一份阳气增长的预报:“冬至一阳生”。
古人靠着多年的客观观测,得出来阴气、阳气变化的规律。年复一年,屡试不爽。因此,他们坚信自己的主张。阴阳气的变化,出现在气温的变化之前,是万物变化的动力。
既然人是自然界自身发展而形成的,人体也要按着自然界的阴阳变化,而改变自己的节律。当然,知道这种变化规律,主动适应这种变化,就能保持健康防止疾病;否则,逆时而动,就有可能生病、短寿。
《内经》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讲的就是人体与自然界阴阳变化的密切关系。
人体出生之后,要靠自然物质的补充与营养。人必须不断地与自然界交换物质,才能维持生命的状态,古人称之为“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
天的五气,就是风、火、湿、燥、寒;风火湿燥寒的五气,构成了四季自然气候的主要因素。
地的五味,就是酸、苦、甘、辛、咸。酸苦甘辛咸的五味,是一切食物的基本要素。
五气入鼻,藏在心肺;五味入口,先入肠胃。
五气、五味可以代表对人体有益的万物。
人的生存离不开五气与五味,离开了人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因此说,古人对于自然,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敬畏,即所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是说,人类只有顺应自然界的变化,才能生得自由,活得滋润。如果人不能顺应自然,不能从自然界不断获取物质,人的生命就结束了。
古人把气看得很重要,认为“气聚则生,气散则亡”。具体到身体的内部,气的内容进一步丰富起来,比如把人划分为有形的物质与无形的功能,叫做形与气的关系。一个人必须形和气相平衡,才是健康的。如果一个人太肥胖,一动就气短,没有力气,活动不灵便,中医就称之为“形盛气衰”;如果一个人过度消瘦,虽然力气不小,行动灵活,但是不丰满,甚至是皮包骨头,就叫做“气盛形衰”。
在气与形的关系之中,气为阳,形为阴。
身体里的气进一步细化,就可以因为它分布的部位不同、作用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名称,就有了肺气、心气、肝气、脾气、肾气、胃气、宗气、营气、卫气等不同的称谓。
很多不了解中医的人,往往说阴阳是玄虚的,说那是算命先生的把戏。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阴阳学说一点也不玄虚,它是古人对于自然界万事万物观察、总结之后,提出来的普遍规律。
古人怎么就认识了阴阳?其实并不复杂。
古人开始观察自然的时候,他体会最深的东西应当是什么呢?
首先应当是白天与黑夜的交替出现。经过多年的体验之后,聪明的古人就会思考,对比强烈的白天和黑夜,它们是如何形成的?一个答案“很容易”地就浮现出来:是太阳的光照。因此,古人崇拜太阳。
古人另一个体会比较深切的感受是炎热与寒冷,是水与火。
炎热的夏天,经过缓慢而悠长的时日,不可逆转地转化为寒冷的冬季;寒冷的冬季,同样经过悠长而缓慢的变化,不可逆转地要到达夏天。这样的体验,一次一次地出现,不断积累,不断思索,就找出来规律。也就是说,寒暑冷暖变化的背后,一定有什么规律在支配着,或者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日月星辰的运动。
有了太阳,就有了光明,就有了温暖。背离了太阳,就会产生黑暗,就会有寒冷。
火与太阳一样,也有光明与温暖的属性,而且火还有向上,向外,轻盈易动的特性。水与火的性质相反,寒凉而且向下,沉静而质重。
古人有了用火的经验,也有了测量日晷观察寒暑变化的“实验”,规律性的认识逐渐出现了。
经过千万年的观察、总结,古人逐渐形成了阴阳的概念。
古人认为,凡是温暖、向上、向外、光明、活动、清虚的物质属性,都是属于阳的范畴;与阳恰成对比的就是阴,凡是寒冷、向下、向内、黑暗、静止、浑浊的物质属性,都属于阴的范畴。
比如,四季之中,春夏季节因为温暖暑热而属阳,秋冬季节由于寒凉清冷而属阴。
一天之中,白天因为光明温暖而属阳,夜晚由于黑暗寒凉而属阴。
因此,中医的经典著作《内经》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故治病必求于本”。
也就是说“阴”与“阳”,是天地之间最根本的规律;是划分、归类万物最高的纲领;是一切量变与质变的力量源泉;是万物产生和死亡的根本原因;宇宙之间鲜明的巨变与微小的变化,都是由阴阳的变化引起的。因此,治疗疾病必须从根本上找原因,这根本的原因就是阴阳。
为什么这样说呢?
《内经》说,天地的形成过程中,阳气积累就形成天,阴气积累就形成地。天上的日月星辰不停地变动,所以天的性质属于阳;地相对不动,所以地的性质属于阴。春天阳气逐渐强盛,万物复苏萌生,所以阳气主生;秋冬阴气逐渐加强,万物凋零,叶落归根,所以阴气主杀藏。
而且,阴阳之中,还可以进一步划分阴阳。
比如,虽然春夏总体上属阳,但是春夏的每一天也有阴阳;一天中的阴阳,根据阴阳气的多少,还可以划分为阳中之阳、阳中之阴;阴中之阳,阴中之阴。
比如,上午整体上属阳,而且是阳气逐渐增加的过程,所以是阳中之阳;下午虽然总体上属于阳,但是由于属于阳气在逐渐减少的过程,所以属于阳中之阴。
阴阳是不断变化的,不会总停留在某一个水平上。
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是非常符合事物本来面目的认识方法。
阴与阳之间的互相转化,往往是阴消阳长,或者是阳消阴长的过程。而且,量变会逐渐积累为质变,古人称为“重阳必阴,重阴必阳”。
比如,日出的时候,阳气逐渐增加,到了中午阳气达到最盛,然后逐渐衰退,到了傍晚转为阴。入夜的时候属于阴,而且阴气逐渐增加,到夜半的时候,阴气最盛,然后逐渐衰退,到黎明转为阳。这就是“重阳必阴,重阴必阳”,是一种规律。
因此,阴与阳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还要不断地相互消长、转化。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阴阳学说是古人对于自然界的日月运行、四时变化规律进行总结而提出来的,一点也不抽象难懂。只要你睁眼看世界,就离不开阴阳组成的万物。换句话说,万物都有阴阳的属性,一睁眼就见到了阴阳。
人体既然是自然界阴阳之气变化的产物,也必然会有阴阳的属性。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中医学治疗疾病的根本问题就提了出来:“治病必求于本”。
本就是根,本就是基础。古人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人体的本是什么?《内经》说:“生之本,本于阴阳”。也就是说,生命的根本必须建立在自然阴阳变化的基础上。
四体液纵容放血两千年
希波克拉底为了说明生理与病理现象,把四体液与四元素紧密联系在一起。水对应粘液,气对应黄胆汁,土对应黑胆汁,火对应血液。假设一种或多种体液过多会引起某些症状,便可解释所有的疾病。例如发烧和咽喉痛的人通常觉得喉咙发热、发干,而热与干澡是血液的属性,所以人有上述症状是因为血液过多,需要减少。因此,在恩培多克勒之后差不多2000年里,放血——在静脉上开个口子任血液流出,或用水蛭吸血——始终是一种重要医疗手段。
希氏在《流行病论》中说:“至于疟性热的特点,最值一提的是,存活者多有适时且量多的鼻衄,我未见过因此种鼻衄而丧命的病人。”“有些患者,也先有出血,后来发展为痢疾。比如,伊拉托的奴隶和米路斯就是在出血后转为痢疾,他们都痊愈了。再者,血液的量是很大的。”因为,血所具有的火热的特点,放血就被提到了很高的位置上。
希氏在《营养论》第36条中说:“奶和血是多余的营养物。”第44条说:“血是液体又是固体。液体的血有好有坏,固体的血也有好有坏,万物的好坏都是相对的。”
他在《自然人性论》中说:“所以放血使腰背部止痛时,应在膝外、膝后或踝部切开。”“为制止腰部和睾丸的疼痛,应在膝后空虚处及踝内侧手术放血。”
希氏解释说:“大血管亦有很多分支进入腹内及人体内外其他部位,它们互相联接,内外交通,故放血时应顾及这一点。习惯上,练习切开放血,均尽可能避开易发生疼痛的地方,并收集血液。这样做作用产生得最慢,人们应该改变这种习惯,不在切开得地方收集血液。[4]
希氏在《体液论》中说:“用吐泻药,或相反疗法,使紊乱的体液调和,能阻止发病。结果,需要排出的体液,会由习惯通道朝与体液趋近的方向排出。评判排泄物,不看量多少,而看是否适度,以及病人是否能够支持。当时机成熟时,要减少病人的体液。若有必要,可使病人处于虚弱状态,直至医生认为达到目的。”[5]
希波克拉底的这些论述,与中医学有着鲜明的不同。中医认为“血气者,人之神”,“血主濡之”,“目得血而能视,手得血而能握”,认为“血汗同源”,血液是人体最精华的部分,是正气的主要组成部分,只有加强维护,促其畅通,而不可能切开放血。血瘀者,可以通过刺络放血,促进血流顺畅,而不是借出血止痛、泻热,尤其是不可能起开放血,达到“使病者虚弱”的状态。张仲景在《伤寒论》里,提到衄家、亡血家不可发汗,更是怕损伤人体的阴血。
放血疗法从罗马医生盖仑(Claudius Galen)那里得到了最强有力的推动。盖仑生活在恩培多克勒之后600年,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后者提出的这一手段。他巨大的影响力持续了1500年之久,没给其它医疗体系留下一点机会。可惜得很,除血液之外的其它体液过多时,并没有可行的办法使之减少。泻药和催吐剂是用药物,利胆剂被用于促使胆汁流入肠部,不过最受重视的疗法总是放血。只要是发烧或病人有点儿脸红,或有任何其它被认为是血液过多引起的症状,放血都是不二法门。结果,成千累万的人死在医生手里,包括许多极度需要那点儿宝贵血液的人。在早期社会里,营养不良造成的贫血症极为普遍,多数人最不需要的就是失血。第一次放血之后病人若无起色,医生便将此解释为血还放得不够多,于是病人又遭到放血。虽然医生尽了最大努力,病人还是死了,这自然是因为他病得太厉害。盖仑教导人们放血,而盖仑是不会错的。
放血疗法被滥用的程度,以及放血失控后的危害,可以从美国总统华盛顿的“医疗事故”窥见一斑。
1799年12月12日,68岁的乔治·华盛顿冒着大雪骑马巡视其种植园,上午10点出门,到下午3点才回家。第二天,华盛顿感到喉咙疼痛,但仍然继续冒雪骑马外出。14日上午,华盛顿的病情加重,呼吸困难,便找来了管家,命他给自己放血治疗。华盛顿深信放血是一种包治百病的疗法,自己曾经用它给他的黑奴们治好过多种疾病。华盛顿令管家给他放8盎司血,但根据医生后来的报告,管家实际放了12~14盎司的血(1盎司=0.03升)。与此同时,华盛顿也派人去叫他的私人医生,并请两位名医一起会诊。私人医生到达后,先后放了三次血,前两次各放20盎司,最后一次放了40盎司。两名名医稍后赶到,又给华盛顿放了32盎司的血。当天下午4点半,华盛顿呼吸越来越困难。晚上10点10分,华盛顿抬手给自己把了把脉,停止了呼吸。
当时的医生认为华盛顿死于咽喉和气管发炎。当代有医生认为他死于急性细菌性会厌炎导致的窒息。但严重失血无疑加速了其死亡。他共被放掉了124~126盎司即约3.7升血。华盛顿的体重约为100千克,一个人体内的血量与体重有关,为70毫升/千克,也即在半天之内,华盛顿体内的血被放掉了一半以上。
在中世纪的欧洲,放血疗法变得更加流行,成了几乎所有疾病的标准疗法。不过,医生虽然建议患者放血,却不屑于自己操刀,具体的操作由理发师来做。理发师成了最早的外科医生。从当时起沿用至今的理发标志——红白条纹柱子——其实就是个放血疗法的广告:红色代表血,白色代表止血带,柱子代表放血时病人握着的棍子。
希波克拉底也擅长外科手术,从他的文集关于外科的有关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学术特长,与中医学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
中医自扁鹊以来,就推崇“治未病”,对于“以刀刺骨”的外科手术,对于“破皮解肌”治疗方法,始终不作为推崇的手段,也不认为是高明医生所值得自豪的。但是,物极必反,中医内科的丰富内容,使中医外科内科化,限制了中医外科的发展,也滞碍了中医关于人体结构的探索。
2007、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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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洪钧、武鹏翻译《希波克拉底文集》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合肥、199010月第一版、1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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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洪钧、武鹏翻译《希波克拉底文集》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合肥、199010月第一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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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洪钧、武鹏翻译《希波克拉底文集》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合肥、199010月第一版、11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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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洪钧、武鹏翻译《希波克拉底文集》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合肥、199010月第一版、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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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洪钧、武鹏翻译《希波克拉底文集》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合肥、199010月第一版、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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