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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功耀《给全国网络读者的公开信》出笼* 《瞭望》杂志记者 张冉燃 王思海 李文的文章：《“取消中医”抖出中医沉疴》说：“网上签名‘告别中医’由来，此事当从张功耀说起。《瞭望》新闻周刊从中南大学校办了解到，张功耀是该校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教授。几经周折，最终未能联系到他本人。综合张功耀在自己博客上贴出的文章，今年4月发表在《医学与哲学》杂志上的《告别中医中药》一文，可以被看作最初的导火索。在这篇文章中，张功耀称‘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以科学的名义、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以人道的名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告别中医中药。’该文一出，旋即在中医圈内引发争议。此后，张功耀陆续在博客上发表文章《告别中医中药比破除迷信更容易》《中医诸‘优势’辨析》《向中医的护医使者们提八个问题》等文章，并在6月10日的《给全国网络读者的公开信》中说：‘这篇近乎宣言书式的檄文（指《告别中医中药》），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终于打破了“中医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话！经过热心而勇敢的读者转帖，和与中医护医派人士之间的短兵相接的舌战，这篇文章就像“共产主义的幽灵”那样在中华大地上徘徊。’他又断言，‘不出20年，中医中药就将退出科学的殿堂，回到它原来的起点。’ 其后他又撰写了《‘中医科学化’失败的原因分析》《‘中医内部改良’何以失败？》《再论告别中医中药》《从实践的角度看中医中药》《中医药“国际化热”的冷思考》等文章，大多被‘医学捌号楼’等专业网站转载。同时，中医界内的反击也不时出现。在‘中国中医药论坛’上，多篇‘倒张’文章被红色标注，引人阅读；一些‘挺张’言论则遭到屏蔽。即便是在张功耀博客的留言板上，也大多为否定言辞，还有人指责反击文章被张功耀删除。值得一提的是，反驳言论多为情绪化语言。这也促使张功耀在其《横眉冷对千夫指，昂首迈向百里程》的文章中说：‘从我国“护医派”人士的近期作为看，他们保守中医中药的能力，远不如1929年进京请愿的“护医六杰”。’他由此感慨：‘也许，中医中药连“百里程”的未来都没有了。’《瞭望》新闻周刊就此询问贾谦、刘力红时，他们认为张功耀的言论不值得辩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张超中博士坦言，《告别中医中药》等文章没有理论体系，而‘没有系统理论的“流行”只是一种“情绪”泡沫’。10月10日，这一基本局限在网络和医药圈内的事件，开始在大众媒体上传播。起因为三天前张功耀和一位署名‘美国康复科医生王澄’的人，起草并发布‘关于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的公告’。联系两天前媒体披露韩国继成功将‘端午祭’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后，拟将‘中医’改为‘韩医’申报世界遗产的消息，人们对传统复兴和民族自尊的热议使该话题升温。” 记者的评述是正确的，也是详实的，事件的发展的确是不断升级的一个过程。而这封《公开信》是事件升级的转折点，当时，张功耀还没有在和讯办他的“反中医专业网站”，还是零散地这里发一篇攻击文章，那里发一篇鼓惑言论。后来，2006年8月，终于办起来反中医专业网站，成了反中医专业户，比方舟子“新雨丝”反伪科学，兼作反中医积极了许多，影响也大了许多。 张功耀说：来自网络世界的同志们，朋友们，敌人们： 我就是《告别中医中药》一文的作者。就像有些读者所说，我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老百姓。我从来就不曾想像过，我要受到现在这样的鼓噪。但是，既然我已经被大家鼓噪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也就不得不就网络读者关心的有关问题表明我的态度了。 鲁迅先生说：“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我出版过《相对论革命》、《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革命》、《科学技术学导论》、《世界思想文化经典精读丛书·科学卷》、《物理趣话》，我还在国际学术讲坛上宣读过论文。我所有以往的学术活动，都没有像《告别中医中药》一文这样引起这么多人的厌恶，当然也没有像这篇文章这样引起这么多人明确的支持。因此，我得毫无保留地感谢你们。没有你们，我可能享受不到这样的幸福！ 按语：张功耀开宗明义，要“表明我的态度”，实际上是一个声明，应该是很郑重的，而且是在“被鼓噪”之后的“得意之作”。他表明的是什么态度呢？一出口就是“同志们、朋友们”，像是庆功大会，可是谁是他的“同志”？谁是他的朋友呢？他没有说，因为，当时只有王澄算一个同志兼朋友，连何祚庥、方舟子他还没有联系上，也还不够格与他们在一起。“敌人们”是谁呢？很多，很多，能够比较“有资格”被他称为敌人的，他在后边说只有两个人，大约有一个是我，但是，张功耀“见仁见智”地认为我的捍卫中医的行为是为了个人出名，所以，把名字就抹去了。我的名字是否出现在他的“历史文献”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他觉得有了切肤之痛。当然，这也是出名的代价，所以，他立刻自我安慰，并且找来鲁迅的话，进行解嘲，实在是又玷污了鲁迅的名节：鲁迅有这么被人痛恨吗？尽管他骂过中医，但那是误解，只是历史上的一点陈迹，无足为怪。 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先生在200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70周年前夕，出版了一本专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其中对于“鲁迅之死”进行了大胆的质疑与推断，他说：“父亲之死是我心头迷雾”。他认为鲁迅死得很奇怪，鲁迅信任的日本西医须藤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这个“在乡军人”团体，其性质是支持侵略中国的，须藤对于鲁迅之死即使没有别有用心，其处置不当，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知道，他死的前一天还出门看过朋友。1949年10月周建人曾在《人民日报》著文，质疑须藤的医疗。当时，没有特效抗痨药，在中医的手里，未必没有效果。而对于须藤建议鲁迅去日本医疗，鲁迅生前的回答是：“日本我是不去的！”也不知道，死前他对于中医的看法改变了吗？他是否与“疑古玄同”一样，对于自己早年对于中医的不当言论有所悔悟呢？钱先生的“惭汗无地”并不是个别现象，郭沫若《十批判书》也决非偶然，五四前后反传统的过激行为，已经成了永久的伤疤。 张功耀的过激行为，与五四无关，也和提倡新文化无关。 张功耀说：我的《告别中医中药》一文，最初是在武汉理工大学召开的全国“科学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的。后来，经由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网站进入了网络世界。再后来，经过大连医科大学主办的《医学与哲学》杂志公开发表，它又成了一篇可供后人阅读的历史文献。 这篇近乎宣言书式的檄文，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终于打破了“中医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话！经过热心而勇敢的读者转贴，和与中医护医派人士之间的短兵相接的舌战，这篇文章就像“共产主义的幽灵”那样在中华大地上徘徊。 按语：张功耀的论文宣读和发表的地方，大都是中医的目光之外，他一开始就采取这样的“避实就虚”战术，绕开中医谈论中医，就不存在打破“神圣不可侵犯”的成功。中医从来就没有拒绝过批评，经过100年的被批评、被审视，仍然被称为“看不透”，那是手段还不够先进、思想方法还有问题，也就是说中医还是中医，科学技术还要升级之后才有能力分析、揭密中医，而不是急着取消中医。 这好象是看魔术，你看不懂、不明白其中的奥妙，是因为你的观察力不足，而不是魔术师拙劣。中医的理，中医的药都放在那里，喝进去的是药汤，扎进去的是金属针，按摩、气功，都是有规矩可循的实在物件，根本不存在玄虚。 张功耀说：废除中医中药问题，本不是什么新问题。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俞樾先生。在我国出版的许多国学注释读物中，俞樾先生依然是可见度最高的著名国学大师之一。也许读者还注意到了，凡是对中国的“国学”确有研究的名家，都能直接透视到中医的痼疾。俞樾先生是这样，他的弟子章太炎先生也是这样。其它还有梁启超、王国维、胡适、傅斯年、蒋梦麟、林语堂、丁文江等等，几乎20世纪稍微有些名气的知识分子，也都无不如此。 事实上，凡是希望中国走向强大，而不是抱残守缺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他的学术主题是“国学”还是“西学”，都希望中国在与世界共同进步的过程中找到本民族的文化地位，而不是在抱残守缺中去寻求可以供自己吃饭和睡觉的所谓“文化归宿”。 按语：名人反中医的现象，起源于20世纪初期，随着新文化运动潮起潮落，历史已经有了定论，是不成功的，已经成了陈迹。 鸦片战争失败，八国联军进北京、中日甲午海战的失利，戊戌变法的失败，一次次丧权辱国条约的签定，使人们对于满清政府腐败统治失望达到了极点，在引进西方科技文化的同时，不少先行者对于中华文化也丧失了信心，取消汉字，走世界统一拼音化道路的提法，盛行于“五四”前后，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成了众矢之的巫术玄学的代称。梁启超先生把国人仍然交由以此为理论基础的中医治疗，看作是一种耻辱。 余岩（1879—1954年）余云岫是系统反对中医的代表人物，1905年27岁时公费留学日本，先修物理，后学医学，1916年卒业后回国，开始写作《灵素商兑》，希望“坠其首都”从理论上彻底推翻中医，引起中医反击，恽铁樵作《群经见智录》以应之。余云岫1926年任南京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开始取消中医的具体行动，1928年任内政部卫生专业委员会委员，在1929年中央卫生委员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他说：“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把中医当成腐朽陈旧的旧医学，必欲取消而后快。他主张禁止一切有关中医的书刊出版，禁止中医办学校培养新中医。 余氏提案获得通过，还未实施，即遭到全国中医界的激烈反对，成立国医公会，通电全国，游行集会、请愿罢市。这些平日穿长袍的中医先生们，与当年的学生一样，走上了街头，走到国大会议的会场，进行静坐绝食，风起云涌，颇为壮观。 余云岫的初衷虽是“医学革命”，但是，他对国情的认识未必正确：“余默察人情，知国之不可为也：习于浮夸，狃于巧诈，以欺罔为得意，以后复为能事，习与俗成，恬不知耻。举斯民也，而欲纳于轨物，趋向科学，是犹沐猴而冠，不须臾而裂裳毁冕，复萌其攀缘腾跳之故态矣”。余老夫子自认为找到了丧权辱国缘由。他对民众的认识，对于国情的判断，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因为，达尔文虽然说自己的先人是猿猴，但他并没有混淆人与猿的区别，更没有反悔作为猿猴后代的意思，余先生却耻与中华民众为伍。这样的人，不能正确认识中华民众，能够正确认识中医吗？他要救中国，他开出的却是一剂要中医命的猛药！他要革中医的命，而不是帮助中医改良。 留学美国的大“海归”胡适先生，对于中医也是颇有微词的。他曾经放言中医把他治好了，他也不信任中医，因为中医不科学；即使西医把他治错了，他也信任西医，因为西医是科学的。但是，学说归学说，实际是实际，务实而不侈谈主义的胡适，他与中医的缘分还是很深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孟庆云研究员，根据《胡适文存》写成的《〈研经图〉题文颂国医——陆仲安治愈胡适“糖尿病”公案》，记录了胡适与名中医陆仲安的故事，发表在2006年8月10日的《中国中医药报》上，颇耐人寻味。 1920年，胡适因为口渴、多饮、多尿等症状，被初步诊断为“糖尿病”。经西医治疗一段时间未见显效。李石曾向胡适推荐陆仲安，胡适考虑中医治病“无科学根据”，未予同意。后来马幼渔又作介绍，胡适才延医于陆。经过一番诊治，竟霍然而愈。一时之间，传为佳话。时任中华医学会会长的俞凤宾，对此事很关注，他在上海特地托人到北京找到胡适，抄出全部药方，刊登在丁福保主编的《中西医药杂志》上，刊出了1920年11月18日的药方。 当年，仲安先生屡次为林琴南及家属诊治，林琴南为感谢陆氏亲自画一幅展示儒雅中医正在研读经典的《秋室研经图》，送给陆仲安，并在图上题写颂扬陆氏医术的文字。林氏是清末民初著名文学家，题词是一篇桐城体的文言文。这篇古意盎然，文妙韵雅的佳作，后来录入《畏庐文录》中。陆仲安先生一直将此图珍藏于家。这次陆氏将此图取出，也请胡适博士题上一题，胡适欣然命笔。 “林琴南先生的文学见解，我是不能完全赞同的，但我对陆仲安先生的佩服与感谢，却完全与林先生一样。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的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先生诊看，陆先生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去年幼渔的令弟隅卿患水鼓，肿至肚腹以上，西医已束手无法。后来头面都肿，两眼几不能睁开，他家里才去请陆先生去看，陆先生用参芪为主，逐渐增到参芪各十两，别的各味分量也不轻。不多日，肿渐消减，便溺里的蛋白质也没有了。不上百天，隅卿的病也好了，人也胖了。隅卿和我的病，颇引起西医的注意，现在已有人想把黄芪化验出来，看它的成分究竟是什么？何以有这样大的功效？如果化验的结果，能使世界的医学者渐渐了解中国医学药的真价值，这岂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吗？我看了林先生这幅‘秋室研经图’，心里想像将来的无数‘试验室研经图’，绘着许多医学者在化验室里，穿着漆布的围裙，拿着玻璃的管子，在那里做化学的分析，锅子里煮的中国药，桌子上翻开着：《本草》、《千金方》、《外台秘要》一类的古医书，我盼望陆先生和我都能看见这一日。胡适” 胡适先生不但肯定了中医的疗效，而且希望将来能对中医进行“科学研究”，阐明其所以有效，或者发现中药里的有效成分，贡献于世界。胡先生当时没有见到的事情，今天已经在实验室里如他所想象的那样普遍开展着，只是研究思路、方法还不够先进，他所期望的“大贡献”还不多。 鲁迅先生对于中医的偏见，随着他的巨大影响力而人所共知。毛泽东曾经说中医医死了鲁迅的父亲，所以他对中医有成见。诚如台湾柏杨先生《投奔中医记》所说：“傅斯年先生因为家人被中医治死，以致恨中医入骨。可是被西医治死的人更多。呜呼，凡是反对中医的朋友，包括傅斯年先生在内，几乎全都死在西医之手（除非老天保佑你，掉到河里淹死，或被汽车撞个魂归离恨天），却没有人反对西医。” 柏杨先生提到的这位傅斯年先生，曾留学英、德，是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当过北京大学的代理校长，后又任台湾大学校长。他是当年力主取消中医的“学者”，他曾经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可见他对中医的“仇视”，既是出于对中医的无知，也是出于对中华文化的自卑感。这种风气，自清末以来，已经越刮越浓了。 严复一本《天演论》把“适者生存”介绍到中国，胡适先生因此而更名，“落后就要挨打”也成了尽人皆知的名言。然而，严复先生翻译错了，赫胥黎的《伦理学与进化论》的本意，是为了维护达尔文学说的严肃性，他自称是达尔文的一条咬狗。因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扩张的需要，已经把只适用于生物界“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泛化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赫胥黎的眼里，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应当人人平等，落后了就应当获得帮助，怎么能够落后了就要挨打？人类社会需要的是伦理学。尽管理论上赫胥黎说得非常明白，然而，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希特勒高叫消灭劣等民族等主张，仍然不能说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无关。 欧风东渐的尘沙，吹混了整个中华的天空，科学未能救国，文化已遭涂炭，不少有识之士在中医问题上，都交出了不合格的答卷。革命就像剪辫子一样，一夜之间传统成了“落后”的替罪羊，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吼声里，中医学自然不能幸免于难。严复、梁启超、胡适、鲁迅、陈独秀这些民族的精英们，无一例外地把“不科学”的脏水泼向中医。 事过境迁，换了人间，70多年过去，反中医的言论已经成了历史陈迹，建国初期歧视与限制中医的错误，也被人们淡忘已久。改革开放之后，中医走出国门，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向全球推广针灸疗法，现在已经有74个国家承认中医，176个国家与中国交流中医学术。中医药成了我国大力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领域，科技投入逐渐加大，广东要建中医药强省，四川等地也把发展中医药作为重大课题，在一派发展中医，保障人民医疗，解决人们看病贵、看病难，中医药大有作为的时刻，有人翻历史旧账，重提“告别中医中药”话题，并开设反中医的博客，欺蒙不明就里的网络青年，搞所谓取消中医的签名。恰如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所说，“那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和抹煞，我们坚决反对这样的言论和做法。” 张功耀说：据我不完全浏览和判断，参加“废除中医中药问题”讨论的网络读者主要来自中医界，西医界基本没有任何参与。也许西医坚不可摧的地位，使得他们用不着参与这个争论。其次，就是没有明确学术圈子的“游客”。中医界里边，年轻的一代人倾向于告别中医中药，他们巴不得现在就全部转去学习西医；年长的一部分人，是“中医神圣”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一直竭其所能地继续维护着中医“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然而，科学与“鬼混”（鲁迅语）是不能在同一个天空下生活的。日新月异的科学，与从来不进步、以鬼混过日子的中医之间的搏斗是不可避免的。熊比特先生在谈到技术创新的社会后果时，为我们揭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创造性毁灭原理”：技术创新的成果，将体制性的毁灭那些基于不创新的技术基础的一切。一个厌恶进步，甚至根本没有找到一条使自己进步的道路的中医，自不量力地与不断进步的科学医学（即所谓“西医”）唱对台戏，甚至更加自不量力地宣称，要通过抱残守缺的“复古”战胜科学医学。这就决定了“中医”必然要被“西医”毁灭的命运。 在这里，我要附带澄清的一点是，“西医”这个概念是一个极不科学的概念。它是那些试图维护自己的欺骗权力的“护医使者”们，为了公然与进步的科学医学相对立而创造出来的。实际上，被他们指为“西医”的医学是一种世界性的科学医学。这种世界性的科学医学集中了全世界人民的智慧，其中包括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可是，“西医”概念却模糊了人们的视野。由于“西方”在中国近乎成了“帝国主义”的代名词，这样他们就在与科学的对抗中，拥有了一身“爱国主义的盔甲”。可是，这件“爱国主义的盔甲”如今已经被撕碎了。在科学的照妖镜面前，中医不但不科学，而且简直就是文化垃圾。我们甚至应该不只是告别它，而是应该把它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拒不创新的技术必然要被不断创新的技术所毁灭。这条原理，几乎是一种铁则。中医也决然逃脱不了这个铁的规律的惩罚。 按语：医学是为人治病的，而人体的疾病很复杂。真正的西医完全不是张功耀想象的那样，首先看中医是否“科学”，而是首先看中医是否安全有效。即使你再“科学”，如果无效，如果不安全，也是会被淘汰的。已经发明的7000种西药，尽管每一种都耗资巨大，来之不易，但是，由于有这样那样的毒副作用，已经淘汰了6000种。有人把这种高淘汰率看成是进步、是科学，虽然有道理，但是，不正好说明了“科学药物”的化学制剂的幼稚吗？我经常与西医，尤其是高级西医打交道，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反对中医的言行，也没有遇到过他们小看中医的事情。因为中医毕竟不是清代之前的中医了，谁不知道解剖？哪一个不会使用抗菌素？现代中医与西医的区别，实际上是都在现代医学的基础上，有一部分人又掌握了传统的中医药知识，其差别如此而已！当然，现代医学的知识体系很庞杂，学科发展很快，有些人掌握新知识多些，有些人少一些，可以分出不同层次，水平高低有别，如此而已。 中医人，实际上是在为中医学守节，为中华文化尽忠，他们肩负着继承与创新的双重职责，我们应当对他们倍加敬重才是，岂能如此无知地加以污蔑、诽谤？ 我父亲、妻子、女儿等都是西医，我家只有我这一个中医，他们都尊重我的工作，支持我的选择。我的亲友都知道，有西医与中医两个选择，是他们的福分。我们为何要“既生瑜，何生亮”地只允许一个医学存在呢？ 中医与西医的区别，决不是张功耀所说的字面上的区别，而是字面之下学术领域的差异。西医用解剖的方法，研究人体的结构与功能；中医用观察的方法，研究人体的广泛联系。西医有解剖学、生理学、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人体心理学、遗传学、免疫学等等，都不是中医的内容。 中医研究人与天地自然的联系，研究人的脏腑与天的五气四时的关系，研究人的五脏与地的五味的关系，研究人体的七情与健康的关系，研究人体疾病与针灸按摩的关系，研究人体疾病与天然药物的关系，研究人体的升降出入运动与人体健康的关系，研究生理机能、生命物质的适中、和谐、通畅的重要性，研究四诊在疾病诊断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具有复杂化学成分的药物如何配伍、如何减毒增效，研究如何通过辨别证候进行立法处方选药，如何调整药物等等，这些都不是西医学的内容。 张功耀说：我的文章最初问世的时候，一些中医网站还有一些“宽容”精神，允许人们对它进行转贴和引述。他们以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了。什么“狠批”（其实是狠骂）啦，什么“绝不让张功耀的文章泛滥”啦，什么“张功耀气焰太嚣张”啦，不一而足。他们以为，使用这些文革语言和文革伎俩，恢复文革遗风，就可以吓倒张功耀，吓倒那些敢对中医说“不”的人。可是，经过主张革新的“废医”斗士们与主张守缺的“护医”人士之间的短兵相接，护医使者日益表现出了招架不住的态势。于是，他们既不宣布投降，也不挂免战牌，而是关门大吉。在这之后，他们不仅删除了原来转贴的我的文章，也删除了其它废医派人士铿锵有力、坚定不移、一针见血的反驳言论。就在他们关门以后，他们总算重新找到了自己可以安安稳稳睡大觉的“文化归宿”。—— 也许，只有关门，他们才能找到自己的“文化归宿”。 在这样一场革新与守缺的搏斗中，涌现出了许多敢于为革新而肉搏的英雄。他们并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他们不是趋炎附势地投靠了一个大人物，而是投靠了中国文化革新的方向。这个方向形成了我们共同的决心。那就是：弘扬科学，打倒鬼混！ 我在我的文章中说过，告别中医中药需要做许多艰苦的理论工作。今天我还感受到，它甚至需要无所畏惧的搏斗。在这样一场艰苦的搏斗中，我要特别感谢那些无私无畏、敢于奋斗的同志。他们有的使我的文章得以问世，有的是我的文章得以广泛传播。像署名为“路垫土”、“赌还是不赌”、“枯草”、“茶叶蛋”、“乱云飞渡”、“学界冷眼”、“张功耀”（这绝对不是我，我没有参加过任何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的网民，都是些充满智慧，敢于战斗的英雄。我还要特别提到的一位，是写作《复某某某“不能放任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泛滥”》的同志，他的网名和他的帖子，在我发现的第二天就全部被删除了。还有一位同志，也是十分勇敢的。可惜，我只用“谷歌”搜索到了题目，但当我打算阅读它时，所显示的也是“已经被删除”了。他也和“张功耀”一道深入到了“中国中医药论坛”的虎穴之中，在那里勇敢地战斗过。起初，把持“中国中医药论坛”网站的“护医使者”们，对付这些战士的办法除了骂街还是骂街！在黔驴技穷之后，“护医使者”干脆取消了他们的网络账号，删除了他们已经发出的全部帖子，甚至他们还厚颜无耻地发布公告，申明不再发布那些不符合他们宗旨的帖子。从那以后，他们终于躲进了一个没有任何不同意见，可以安安稳稳孤芳自赏的小天地。 按语：张功耀说得好轻松！他谈论中医是可有可无的“轻松文字游戏”，而中医界关注的是你要把中医置于死地的大事大非问题。尽管你不可能成功，但是，你的危害你自己不知道，而有着切肤之痛、有过被取消历史的中医们都明白，错误的言行有可能影响政策的制定，而错误的政策导向，会毁了一项伟大的事业。所谓纸上谈兵、空谈误国，此之谓也。 “中国中医药论坛”是由《中国中医药报》社主办的，是发展中医事业，激发思想火花的言论基地。虽然其中有一些批评中医的言论，或者悲观失望的文章，但是，本着言论自由、百花齐放的原则，都可以在论坛上找到各类文章。但是，“言论自由”不是取消中医的借口，像张功耀这样以取消中医为宗旨的言论，无论是真名实姓的，还是化名假声的，都可能会被封杀，因为，你违反了《宪法》发展中医的精神，违反了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 张功耀说他没有参加过辩论，那可就难说了，因为网络不是实名制，他可以很自由的变身，比当年的某精容易多了，那时还需要打扮，一回儿是老头，一回儿是老婆，一回儿是女儿，恰如八戒所说“变来变去多麻烦啊”！现在不同了，张功耀随便一注册，一回儿是“崇尚科学”，一回儿是“反对迷信”， 一回儿是“说真话”，多荣耀啊，何必弄一些“枯草”、“茶叶蛋”出来？！ 张功耀说：我必须声明，我们反对中医，倡导告别中医中药，不是要与中医界的人士刻意地过不去，而是要对以中医为代表的旧文化进行清理。现在从事中医的人，他们自己也是这种文化的受骗者和受害者。他们如果不是落入中医这个进退维谷、令人尴尬的圈子，整天价地被人家骂为“有意或无意的骗子”（鲁迅最早这样骂中医，现在已经风靡全国），凭着他们的智慧，他们本可以是生活得更加美好，也更自在的。而且，真正理解中医奥秘（这个奥秘的核心就是“欺骗”）的学者，如果不打算继续利用那种概念指称不明，因果关系不明，完全不讲推理，也不尊重经验检验，思想极度混乱的思想体系去骗人，是完全知道中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他们最感痛苦的是，他们行业的潜规则和学术环境，使得他们没有我们这样可以理直气壮批评中医的自由。但是，尽管如此，在我国中医圈子内部，毕竟还是造就出了许许多多中医的叛逆者。我本人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是研究中医的。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所搜集、保存和阅读过的中医典籍，包括老掉牙的线装书，不会少于与我同龄的中医学院的教授。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医既不是什么积极的文化，更不是什么科学，甚至还不够格称“伪科学”，而是中国古代落第文人，利用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而刻意做成的骗局。什么“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七经八脉”，全都是热混了的胡话，没有丝毫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过去人们受骗，是因为中国的科学落后。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科学，就不应该继续容忍这种装腔作势的欺骗性文化了。那些愿意躺在他们的“文化归宿”中说梦话的，我们可以去唤醒他们，但不要勉强他们。但是，他们没有权力继续诱导我们的年轻人跟着他们一道去说梦话。一个混乱而自满自足的思想体系，无论怎样“弘扬”和“保护”，都绝对不能与集中了全世界人民智慧的科学去竞争。所有对中医的“弘扬”和“保护”，无非就是继续培养一些睡大觉、说胡话的人。如果被《红楼梦》养活的教授，终归不至于一开口就说胡话的话，以《黄帝内经》作为自己的“文化归宿”的人，则每每开口却尽是些热混的胡话。 按语：这一段话里，张功耀两次使用了“我必须声明”、“我可以负责地说”，应该不是气话、随便谈论的话，是很严正的立场，很认真的态度。但是，他的世界观错了，方法错了，结论也错了。他既认错了古代中医学的起源，也认错了现代中医人的行为；既污损了中医人的人格，也污蔑了他不理解的中医理论。 首先，张功耀所说的“中医”，既包括“中医人”，也包括“中医学”，这两者都是受法律保护的，是不能肆意诋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一条说：“为了加强医师队伍建设，提高医师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保障医师的合法权益，保护人民健康，制定本法”。我们说的中医，当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的规定取得资格的“中医”，没有这个资格的人，如果实行医师的业务，叫做“非法行医”，是犯罪的行为；管理“中医”的是卫生行政部门，而管理“非法行医”的是公安部门。张功耀主张的“努力推动中医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就是要把中医的诊疗活动，由“合法”变成“非法”；由政府保护、监管，变成政府放任、取替。 张功耀是个懂法的人！可是，他是怎样评价一个合法的职业人群的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二条说：“依法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适用本法。第三条说：“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师。医师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中医学是既古老又充满活力的学科，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是正在走向世界的独特知识体系。中医药工作者肩负着继承与发展的历史使命，是我国“中西医并重”卫生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履行职责的行为，不容肆意诟病。 那么，中医如何“依法履行职责”？就是要按照中医理论，使用中药治疗疾病。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人们尊重的事情。 张功耀站在大学的讲台上，一个教授难道不知道法律吗？知道法律，难道不应当尊重法律吗？ 张功耀说：“西医”不是一个科学概念。世界上不存在什么“西方的医学”和“东方的医学”的区分，就像不存在“西方的物理学”和“东方的物理学”划分一样。“西医”最后发展起来的“种牛痘”，可以从中国古代把牛痘晒干涂抹在鼻子下边来预防天花，找到它最初的影子。此外，中国古代的“上火”与古代欧洲居民理解的“发炎”（inflaming），不仅在词源意义上，而且在最初的理解上也是相近的。就是说，在现代的科学医学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我们中国人的不少贡献。即使在文明还不发达的古代，不同的文明地区的居民，征服疾病的方法也是大致相同的。只不过，古中国人用霍香、陈皮、半夏、生姜、砂仁之类的药草消除胃胀和呕吐，而古代埃及人则使用薄荷、苦艾、tehua、sechet（关于这两种草药的中文名称，我们无法翻译）等浸麦酒喝，加上腹部按摩来消除同样的症状罢了。 可是，中国古代民间征服疾病的成功探索，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骗子亵渎和利用了。他们把这些成功窃为己有，然后用一些类似于“土匪黑话”（今人所谓“中医理论”）的语言，进行煞有介事的，多少带有一些神秘主义的包装，使得从事这种包装的人俨然一个“包医百病”的神仙和救世主。有的药方，开方的人明明自己知道它对相关的疾病并不一定有效，却偏要动员人家购买，还美其名曰：“有病治病，无病防病”。另有一种情况，中医生明明知道，在人们的经验认识上是只有一味药起作用，可他为了自己药铺的生意，却偏偏来个“捆绑销售”，开它十几二十味，而且威胁病人说，“不可少一味，也不可短半分”。这种乘人之危，敲诈勒索的行径，比光天化日之下的打劫行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我非常支持网络上流行的一种言论，把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征服疾病过程中所得到的成功经验，与不管什么疾病都要进行辨症施治，也不管什么疾病都可以煞有介事地开处方、做解释的“中医”区分开来。古代劳动人民对于征服疾病的探索是可贵的和值得研究的。但是，古人的成功经验是非常有限的。事实上，被中医骗子普遍利用的“有效”都是来自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的摸索，不是来自中医骗子“五运六气”、“三阴三阳”、“七经八脉”的胡诌。 我们必须指出，由于认识水平和能力的低下，在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征服疾病的探索中，存在着许多盲目性。他们可能因为追求一时的有效，而忽视了长期的安全；有些“有效”可能蕴含着对生物多样性的浪费和破坏；还有一些“有效”并无确切的因果关系。根据科学研究的原则，古人不科学的，我们要使它变得科学；古人不确定的，我们要把它变得确定；古人浪费自然资源的用药措施，我们要把它变得节约；古人不安全的用药，我们要把它变得安全。我们反对中医装腔作势、包医百病的庸医习气。但是，我们支持对我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古代劳动人民在征服疾病的探索中所取得的成就，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可以与科学医学接轨的“自然疗法”研究。总之，我们需要负责任的、实事求是的、尊重科学的医生，不需要装腔作势、满口“土匪黑话”（庸医理论）、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按语：张功耀根本不知道中医与西医的学术差异，只是在玩弄文字概念游戏！ 在“欧风东渐”的初期，科学未能救国，文化已遭涂炭的旧中国，政府纵容西医围剿中医，造成了长久的中医与西医之间的论争。其实，人们只看到了中医对于实证解剖认识的缺陷，没有看到大量中医的“知识产权”被剥夺，其严重影响至今难于说清。比如，中医对于脏腑的认识，自古相传，自有其“确切”的涵义，西医的解剖概念，不是选择外来语拼音方式，比如沙发、拖拉机之类的新词，而是借用中医的传统固有术语，一律译成中医的五脏六腑的名称，造成了“乌鸦占了喜鹊窝”，西医的心脏不叫“哈特”却叫中医的心脏，几千年“知识产权”被无情剥夺，反而说中医不明脏腑，不懂解剖。 中医的脏腑是关系的脏腑，而不是解剖的脏腑。中医从来不曾说肝脏肿大、缩小，也不说肝有脓肿、肿瘤，中医只说肝阴肝阳、肝气肝血，只说肝与五味、五气、四季的关系，只说肝木火刑金、肝气犯胃、克脾，中医从来不曾在器的结构上下工夫，而是在肝的广泛联系上做文章。在广泛联系与影响之中，讨论人体的健康与疾病，使人保持平衡、恢复健康。 人体是分层次的，可以分十几层，各层有各层的结构与功能，互相之间互有影响而不能取代，中医抓住了独特的东西。比如，人的皮肤，人的意识。当然，西医一样看得见这些东西，只是重视的程度不同，研究的方法不同。 中医认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这些观点现代医学也许承认，但是，在对待具体病情的时候，中医始终坚持把这些理论贯彻到具体的诊疗活动的始终；西医则知道有这一说，在具体的诊疗活动之中，根本不考虑这方面的问题，认为“离题太远”，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中医则不然，中医对于疾病性质的认定，对于治疗法则的确定，对于治疗药物的概括，无一不是基于这种认识；不这样认识，而是按西医的病因病理开药，那就不是真正的中医。 对于人的精神活动对疾病的影响，西医只在“疾病成因”里“轻描淡写”地提一句，或者用“莫须有吧”的态度对待之，始终不会作为主要根据，中医则不然，它必须考虑病人的感受，必须以病人的主观感觉为“客观依据”，进行辨证论治，否则就不是中医的特色。也就是说，中医完全“信任”病人的证候，西医则一定要抛开证候，去“进一步”靠仪器寻找疾病的形态本质，认为只有具有“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的病理病灶，才是疾病的本质，才最可靠，才有可以攻击的靶点，有可以阻断的受体，有可以切除的病灶，有可以置换的脏器。 疾病的“病理病灶”是从哪里来的？是病理病灶决定病人的证候表现吗？老子说“世间万物，有生于无，无生于有”。病理病灶的形成，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然后才能进入“纳入标准”，被现代医学诊断为某种疾病。但是，许多慢性病的形成过程是漫长的，在没有形成“理想的”病理病灶的时候，往往就有了不适的“主观证候”，微观领域已经起了复杂的变化，中医学已经可以抓住这种证候，可以消除这种证候了。相同的病理病灶，其临床证候并不相同；同一个病人的相同病理病灶，可以动态地表现为不同的证候。也就是说，不是病理病灶决定证候表现，而是复杂的微观变化决定了病人的证候；证候与病理病灶分别反映疾病的本质，证候动态地反映健康状态，病理病灶长久地存在是影响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二者可以互相影响，不可以互相取代。中医和西医分别抓住了疾病不同的东西。 现在的中医，由于受现代医学的影响很深，已经没有不知道解剖的中医了，也就是说，尽管他们执中医之业，对于西医药了解的水平，往往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甚至可以说当代的中医专家，是除了知道西医知识之外还知道中医知识的“两通专家”；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许多中医专家的西医知识是西医专家的水平，中医的知识反而是不太高的“中工”水平，这种现象才引起了老先生们的忧虑。 中医老先生们为何而忧？因为中医要丢，或者已经丢得太多了。他们的胸怀是宽广的，他们知道中医不是中医人的私物，而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世界人民的财产，是中国对于世界的第五大贡献。他们说：“学我者，必须像我，超过我！”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高超的思想境界，就是他们觉得自己手里的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珍宝，千万不能在自己的手里丢了，薪火一断，同为罪人！崇高的历史责任感，使他们不是安度晚年，而是南上北下，传经送宝，收徒授业。在国家危难的SARS时期，八九十岁的吕丙奎、邓铁涛、朱良春、任继学、周仲瑛、路志正、焦树德等等，都活跃在人们的眼里，成了年轻一代中医的坚强后盾，这是只有中医界才展现出来的“群英会萃”形象，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中医独特的学术本质，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另世人刮目相看。只有别有用心者，或者无知的狂人，才会肆意践踏她！ 中医学虽然产生于古代，但是它的理论并不落后，甚至代表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 整体和谐的生命观：中医学既没有上帝造人的观念，也没有神仙抟土成人的说法，而是把人看作是大自然自身运动变化的结果，“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必须通过“升降出入”，与大自然不断交换物质，以此保持生命的正常状态。内在的脏腑，与外在的自然天地四时之气，相通相应，平衡协调，是一种整体生态和谐的生命观。 形神统一以神为主的人文精神：中医学认为人是自然的人，更是社会的人。“天地之间人最贵”，人为什么最贵？因为人是有灵魂、有精神的，虽然精神寓于形体之内，但精神不是傀儡，而是形体的主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心主神明，“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因此，中医的诊疗措施，完全是“以人为本”。中医依据四诊判断病情，既是基于生物进化，更是人文精神的极大体现。生物进化了人的皮肤，中医就建立了望皮色、切尺肤、望神的诊断方法，就可通过汗法治疗各类疾病，这在动物界是难于模拟的。人类进化产生了意识，人的主观意识能够对于自身的健康状态，进行真实反映，这也是动物实验所不具备的。因此说，中医是地地道道的“人的医学”。 注重动态转化的辨证医学：中医认为人体经常处于“健康”与“疾病”，两种状态互相转化的过程。因此中医说的疾病，多数不是固定不变的病灶，而是可以转化的不健康状态。即使是病灶，中医也强调病灶的可转化性，比如，胸痹虽然略同于冠心病，但是，中医强调的是可通的“痹（闭）”，而不是具体病灶形态。有形的痰核、积聚，都强调其可散可消，而不是研究病灶内部结构。气滞、痰凝、血瘀，虽然都可以形成病灶，中医的着眼点重在可转化，是动态辨证的疾病观。 强调早期介入预防为主的治疗思想：在没有形成病灶之前，中医就可以根据证候“辨证论治”，并推崇“治未病”，认为是最高医学水平“上工”才可以具备的技能。这也是未来医学追求的理想境界。“未病”大多不是检查结果异常，而是人体心身不适，“候之所始，道之所生”。有病人的主观证候，就是医生客观的依据。 复杂问题最宜宏观调控：生命现象是极为复杂的，疾病过程也是极为复杂的过程。比如SARS时期，没有一个抗SARS病毒的现代化学药物，几千例患者是怎样被治愈的？也就是说，在过去一向被视若神明的“特异抗病毒药”缺乏的情况下，人体战胜疾病的机制是什么？其机制应当是非常复杂的。中医历来研究复杂问题，把天时地利，人体素质，饮食劳倦，情志苦欲，治疗反应等等，都要纳入进来，然后才能使病证与方药紧密契合，取得预想的疗效。中药的化学成分是非常复杂的，中医驾驭中药的智慧，一是靠临床实践经验总结，二是靠中医理论指导。如果只是用化学分析的方法研究，那是极为困难的，不要说全面阐明，就是说其大概也难做到，只能一个一个成分去猜，无法指导中医临床用药。因此，离开了中医理论的指导，应用中药就会手足无措，甚至被当作垃圾看待。 以上几点，都说明中医药学是一个独特的学术体系，目前还远没有认识它的优秀价值，需要我们加倍爱护。 张功耀说：同志们，朋友们，敌人们： 告别中医中药已经接近尾声。我断言，不出20年，中医中药就将退出科学的殿堂，回到它原来的起点。但这个工作仅仅是中国文化改造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全部。我们还得为中国文化在各个方面的革新和改造而继续努力。只有努力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才可能有走向未来的希望的萌芽。 这就是我要对你们说的。你们愿意为此欢呼的可以欢呼，愿意为此谩骂的还可以继续谩骂。不过，我可能会支持你们的欢呼，但可能不会因为你们的欢呼而雀跃，我可能会厌恶你们的谩骂，但绝不会因为你们的谩骂而畏缩。我要告诉那些曾经试图骂倒我的人我的一句座右铭：如果我连谩骂都感到害怕，那我就将是一个一事无成的废物了。 很明显，我将继续战斗下去！你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要指望我“悬崖勒马”，“告别固执”！ 你们的同志、朋友或敌人：张功耀（上） 2006年6月10日写于长沙。 下午2点首发，晚上11点13分修改后再发。 据查，我的两个网络论敌，反对我的动机是想借机张扬自己。我对这样的人，从来做法就是“冷处理”。因此，我取消了他们的名字在我的文章中出现的资格。目前，这是进行“冷处理”后的修改稿。 按语：张功耀反对中医、取消中医，如果没有特殊的背静，那就是严重的世界观的问题。他不仅要取消中医，而且还要在取消了中医之后“改造中国文化”。也就是说，即使还有中国人，你的思想的基因都改变了，想找中医，你都不知道话怎么说；中医说了话之后，你也理解不了；骗子们再也不用打中医的旗号了，中医已经成了无人能懂的绝学，中医理论真正成了天书。但是，张功耀的话，不过是《狂人日记》的摘抄罢了，是一相情愿的痴心妄想。因为中华文化与中医共生、共荣，是已经不可逆转了的历史洪流，是同甘共苦的并蒂莲。比如，自古以来，我们就坚信“心之官则思”，五脏都与人的思维感情有关，而不是现代医学所认为的意识只与脑有关。所有的与思想感情有关的汉字，都带有竖心旁，或者是以心做底。我们说的良心、信心、爱心、思想、爱情、感情、恋情、理想、幽思、谋虑、愤怒、联想、责任心、心理、心思等等，都是中医“心主神明”的反映。肝胆相照、肺腑之言、侠肝义胆、菩萨心肠、狼子野心、司马昭之心、狼心狗肺、鼠肚鸡肠、心胸狭隘、动了肝火、胆小怕事、悔青了肠子等等，都根源于中医理论，你能剥离出去吗？是不说中国话呢，还是另造中国字？ 张功耀在最后提出来的：“很明显，我将继续战斗下去！你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要指望我‘悬崖勒马’，‘告别固执’！”正象他说的那样，他一直把反中医的闹剧，不断推向高潮，终于把这件事情做成了一场政治风波。 2 b7 X4 ]0 h& w
* 这个《公开信》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它与《告别中医中药》是可以互证的历史文献。说它重要，是因为它是一个声明。从他“表明态度”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张功耀“研究中医”的立场、方法、观点，是这位教授真实思想的充分表露。它原作于2006年6月10日，而我每一天都“查新张功耀”的信息，我是在20日查到的，由朱孝顶转贴的这封《公开信》。我立即写了《欢送张功耀教授进入史册》。现在，张功耀博客所载的这篇《公开信》，因为心虚而悄悄地删去了，但是，为时已晚。我在2006年10月27日，也就是河北省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会初步决定起诉他的第三天，在张金龙律师的提醒下，已经在石家庄市公证处进行了“证据保全”。想抵赖也没有那么容易了，何况网络转载的《公开信》也很容易搜到。古人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实在是“殷鉴不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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