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启超傅斯年等人瞧不起中医 谈论近代名人对于中医的态度，我们不能不谈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又字任甫，号任公，别署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我国著名的政治家和著名学者。1900年前后，学术界已出现否定阴阳五行说的思潮，梁启超1923年5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其文开篇便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他说，五行“不过将物质区为五类，言其功用及性质，何尝有丝毫哲学的或术数的意味？”其实梁启超先生对于“五行学说”，只重视“五”而不重视“行”，只看到了“五”的大体分类价值，而没有注意到“行”的生克制化、多元共存、平衡和谐，才是“五行学说”的精华。 梁先生继续误解阴阳五行说：“将宇宙间无量无数之物象事理，皆硬分为五类，而以纳诸所谓五行者之中，此种诡异之组织，遂二千年蟠据全国人之心理，且支配全国人之行事。嘻！吾辈生死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学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 [1]”阴阳五行深入中国人的思想深处，的确如梁先生所说，是非常深厚的，连小说家也说“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那就是一种神仙的境界，是“无”的境界，只要是“有”的境界，就离不开天地阴阳，脱不了五行相互制约、脱不了生克制化。 梁先生批判中医阴阳五行学说之后不久，1926年他自己得了一种尿血的疾病，缠绵难愈，一次一次地接受科学西医的反复检查，做后决定“切除右肾”。切除右肾之后，尿血之病没有消除，就把病根找到了牙齿上，一连拔掉了七颗牙齿，尿血之病也没有见效。消息披露出来，引发了一场如何评价西医的争论，这在中西医论战激烈时期，就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 2006年5月24日，正当新一轮反中医思潮在网络里翻腾的时候，《中国青年报》刊登张建伟的文章“梁启超的病与死”，对于梁启超病案进行了介绍。文章说，1926年3月8日，因尿血症，梁启超入住协和医院。他得病多年，家人屡劝就医，总嫌“费事”，但在入院前一天，忽然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终于同意检查一下。经X光透视，医生见右肾中有一黑点，诊断为瘤。梁启超之弟梁仲策问主治医生：“不一定是癌吧？”医生答：“不一定不是癌。” 再问：“怎么治？”再答：“全部割除。”手术后解剖此肾，果见其中有一大如樱桃的黑点，但却不是癌症。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依然带血，且检查不出病源所在，于是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此后梁启超于4月12日出院，在医院计35天。以上内容出自梁仲策发表于1926年5月29日《晨报副刊》的《病院笔记》，距梁启超手术后出院，只有一个多月时间。 梁仲策《病院笔记》介绍说，梁启超入住协和前，曾经看过中医，诊断说“这病不是急症”，可以服药慢慢治疗，即使“任其流血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而在协和经外科手术割掉一个肾，得出的结论，也是“无理由之出血症”。梁仲策说：梁启超“辛苦数十日，牺牲身体上之一机件，所得之结果，乃仅与中医之论相同耶。中医之理想，虽不足以服病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总而言之，同是幼稚而已。”语言之中已暗含着对于西医批评与不满，这是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的。 1924年创办《现代评论》的陈西滢先生（1896-1970年，原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1926年的时候任该刊文艺部主编，他对于此事发表了一篇评论“尽信医不如无医”，也对西医表达出不满之词，文章说：外科医生把梁先生“腹部剖开后，医生们在右肾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但还是把右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他们忽然又发见毛病在牙内，因此一连拔去七个牙。可是尿血症仍没有好。他们又说毛病在饮食。又把病人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他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医生们于是说了，他们找不出原因来！他们又说了，这病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为了这没什么要紧的病，割去了一个腰子、拔去了七个牙，饿得精疲力尽，肌瘦目陷，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并且还得花好几百块钱！” 1926年正是科学与西医围剿中医的时代，但是，人们对于中医与西医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斗争正未有结果。陈源先生继续爆料说：“在梁先生初进医院的时候，上海一位懂得中医的朋友，写信给他，说他的病是不用施行手术的，只要饮什么汤就会好。这话不但西医们听了好笑，就是我们也一点都不信。可是这中西不同的推断究竟有多大的分别呢？大家都在暗中摸索，谁能说什么汤一定不能治愈这病症，即使不然，病人所受的损失，也不至于比丢掉一个腰子和七个牙齿再大吧？” 陈先生评论的是西医的过错，但是他对于中医、西医各打五十大板，让中医一起陪着受罪，这就是那个时代人们对于中医的认识，他说：“中医只知道墨守旧方，西医却有了试验精神。可是我最怀疑的就是这试验精神……我们怎能把我们的同类做试验品……也许科学就是冷酷无情……那么我们至少希望医者在施行手术之先，声明他做的是试验。这样，不愿做试验品的，也有一个拒绝的机会。”拒绝西医，就有可能选择中医，所以，陈西滢说：“我们朋友的里面，曾经有过被西医所认为毫无希望，而一经中医医治，不半月便霍然病愈的人，而且不止一二位。”尽管陈先生说的是事实，对于中医毫无袒护之意，但是，竟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 大文人徐志摩也对于这件事情进行评论与反思，他在当年5月29日的《晨报副刊》，发表了《我们病了怎么办》的文章。他说：“我们对外国人，尤其是对西医的信仰，是无边际的。中国大夫其实是太难了，开口是玄学，闭口也还是玄学，什么脾气侵肺，肺气侵肝，肝气侵肾，肾气又回侵脾，有谁听得惯这一套废话？冲他们那寸把长乌木镶边的指甲，鸦片烟带牙污的口气，就不能叫你放心，不说信任！同样穿洋服的大夫们够多漂亮，说话够多有把握，什么病就是什么病，该吃黄丸子的就不该吃黑丸子，这够多干脆，单冲他们那身上收拾的干净，脸上表情的镇定与威权，病人就觉得爽气得多！”徐先生的文章，尽管是从医生的外表谈起，然而一提到中医的理论，就立即“七窍生烟”气不打一处来，他这个留洋归国的“海归”，可是看不起中医的。 徐志摩对于当时的一些西医，也进行了批评。他说：有的西医“拿病人当试验品，或当标本看。你去看你的眼，一个大夫或是学生来检看了一下出去了；二一个大夫或是学生又来查看了一下出去了；三一个大夫或是学生再来一次，但究竟谁负责看这病，你得绕大弯儿才找得出来，即使你能的话。他们也许是为他们自己看病来了，但很不像是替病人看病。”这样的遭遇，可能很多人都有过。在既不能相信中医，又对西医不完全信任的情况下，诗人不仅要问：得了病应该怎么办呢？“假如有理可说的话，我们为协和计，为替梁先生割腰子的大夫计，为社会上一般人对协和乃至西医的态度计，正巧梁先生的医案已经几于尽人皆知，我们即不敢要求，也想望协和当事人能给我们一个相当的解说。让我们外行借此长长见识也是好的！要不然我们此后岂不个个人都得踌躇着：我们病了怎么办？” 对中医一向看不起的鲁迅，见到了这样的评论，自然也就坐不住了，尤其是陈西滢早就是他的老论敌，对于对手“一个也不放过”的鲁迅，于当年7月5日，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刊载他的《马上日记》，他说：“谨案才子立言，总须大嚷三大苦难：一曰穷，二曰病，三曰社会迫害我。那结果，便是失掉了爱人；若用专门名词，则谓之失恋。我的开宗明义虽然近似第二大苦难，实际上却不然，倒是因为端午节前收了几文稿费，吃东西吃坏了，从此就不消化，胃痛。我的胃的‘八字’不见佳，向来就担不起‘福泽’的。也很想看医生。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西医呢，有名的看资贵，事情忙，诊视也潦草，无名的自然便宜些，然而我总还有些踌蹰。事情既然到了这样，当然只好听凭敝胃隐隐地痛着了。” 鲁迅先生以他特有的文笔，在调侃了自己的胃病，“敲打”完了中医之后，话锋一转就联系到了时事：“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 ’。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我的本意是在设法推行新医学，但G先生却似乎以为我良心坏。这也未始不可以那么想，——由他去罢。” 鲁迅先生在为西医着想的时候，时刻不忘批一批中医，把一切不好的东西都要和中医联系一下，他说：“但据我看来，实行我所说的方法的医院可很有，只是他们的本意却并不在要使新医学通行。新的本国的西医又大抵模模胡胡，一出手便先学了中医一样的江湖诀，和水的龙胆丁几两日份八角；漱口的淡硼酸水每瓶一元。至于诊断学呢，我似的门外汉可不得而知。总之，西方的医学在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我虽然只相信西医，近来也颇有些望而却步了。” 鲁迅尽管有时也批评西医，但是他推崇西医、维护西医的思想是一贯的。他说：“现在多攻击大医院对于病人的冷漠，我想，这些医院，将病人当作研究品，大概是有的，还有在院里的‘高等华人’，将病人看作下等研究品，大概也是有的。不愿意的，只好上私人所开的医院去，可是诊金药价都很贵。请熟人开了方去买药呢，药水也会先后不同起来。这是人的问题。做事不切实，便什么都可疑。吕端大事不胡涂，犹言小事不妨胡涂点，这自然很足以显示我们中国人的雅量”。 在鲁迅的眼里，西医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只是个别西医不称职；而中医的问题，他认为尽管有个别中医很优秀，但是“我可总是不相信”，因为他们总体上是一种“江湖诀”。当下需要做的，是原谅个别西医的错诊错治，“犹言小事不妨胡涂点，这自然很足以显示我们中国人的雅量”，推广“新医”事大；对于中医，不妨经常敲打着点，促进他们早日退出历史舞台，这叫做“吕端大事不胡涂”。鲁迅参与讨论梁启超的病情，就是这样一种态度。 其实，不信中医的大有人在，尤其是接触过西医，见过西医亮晶晶仪器的人，梁启超就是一个。他反对“阴阳五行学说”，并且说“以此关乎病人生死的医学”。他认为中医，“询其为学也，则全体部位之勿知，风火燥湿之勿辨，植物性用之勿识，病证名目之勿谙，胸中有坊本歌括数则，笔下有通行药名数十，遂嚣然以医自命。偶值天幸，疗治一二显者获愈，而国手之名，遂噪于时。今之所谓医者，皆此类也。” 梁启超对于人们热议他患病的遭遇，作为“当事人”，他的态度很受人们看重，但是，梁先生对于他自己宣扬、推崇的西医，是相当袒护的。他在《晨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从尊重科学的角度，他说“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他公开的为西医开脱，而私下里对人说出他的苦衷：“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使如我这点小小的毛病，虽然诊察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象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的微意。 [2]” 梁先生的用意，可谓别具苦心。他的做法应该说是一种新型的“愚忠”，并且对于中医是一种严重的不公平。邓铁涛先生在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接受采访，对于这件事进行了评论，他说：“梁启超在原谅了西医错误的同时，不忘踢中医一脚！”然而，这就是历史，是中医的辛酸史。邓铁涛先生多次说，中医就是当代的和氏璧，中医人尽管先后“失去了”左、右足，但是，他们的哭泣不是为自己的不幸，而是为人们把宝玉当作石头而悲哀。 张清平著《林徽因》也对梁启超这次手术进行了评论，说医院“竟将健康的肾切去，而留下坏死的肾。这样，虽然进行了手术，但梁启超却仍然时轻时重地尿血，稍一劳累就会长时间尿潴留。此后，梁启超多次入协和医院治疗，但已无法根治……对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协和医院方面严格保密。事故责任人后来调离医院，到卫生部做了政务次长。直到1949年，医学教学在讲授如何从X光片中辨别左右肾时，才举出这一病例。而梁启超之子、建筑大师梁思成直到1970年因病住进协和医院，才从自己的主治医生那里得知真相。” ( l! f; {( | Z, }& U7 b
[1]转引自张效霞著《无知与偏见——中医存废百年之争》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年9 月第一版、84-85 页。
7 e0 `! m7 v+ d* e l4 v[2] 夏晓红、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365-367 页，转引自张效霞著《无知与偏见——中医存废百年之争》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年9 月第一版、105 页。
% C/ Y$ a8 z8 R0 @7 b+ n' j5 j% { e b6 E9 [7 @1 F
. W( M/ o; t% N%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