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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升级的取消中医言行1、网络辩论不断升级 最早在网络上反驳张功耀的人士是卫生部肝胆肠外科研究中心曾昭武博士，他于2006年2月8日就贴出来文章，也说明其觉醒之早和博士们对于网络信息的敏感。曾昭武致张功耀的商榷文章说： 张教授： 拜读了您发表在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网站上的《告别中医中药》一文，我有几点不能苟同于你的意见。现述于下，供你参考： .1、您说：“中医越是‘现代化’，中医所暴露出来的缺点也就越多。典型的例子是，曾经被中医称为‘大补之王’的人参（Panax ginseng, L.），经现代化研究以后，既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营养价值，也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药用价值，相反却发现了它对于某些疾病（如高血压、便秘、咯血、重感冒、失眠、过敏）的有害作用。”一般来说，中医的缺点固然是很多的。关于“人参的药用价值”不知您是看的哪些研究文章。但，从药理学来看，有副作用的东西一般就有药理作用。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副作用反过来治病。人参如果能够导致高血压，那么它就应该可以用来治疗低血压。如此等等。西药中不乏这样的例子。 2、根据你的考证和比较，你认为中国古代医学晚起于其他文明地区。关于这一点，我完全尊重你的意见，因为你毕竟是专门从事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但是，我认为，这不能作为中医没有价值的依据。 #3、关于中医的脉诊，我认为是有根据的，至少在心血管内科这块，对于心率等方面的描述，是比较与现代医学相适应的，西医的教科书也承认了这一点。 4、关于“水肿”的治疗，现代医学的治疗原则是利尿、强心、祛除梗阻等，这与你引证的《黄帝内经》“平治于权衡，去菀陈莝……，开鬼门，洁净府”是相应的。至于你批评说“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五阳已布，疏涤五脏”之类的医疗措施，“没有明确的操作含义”，这似乎要求太高了。《内经》是医经。古代医经只讲原则，一般不讲具体的治疗，直到张仲景时才把治疗原则与具体的治疗结合起来。 5、中医在使用毒物入药方面，当然有其很大的局限性的。但，我本人以前亲手所治疗的一些“基底细胞癌”之类的病人，确实用外用五虎丹（含汞）等治好过。这样的经验并无虚假。因此，毒物入药未必不好。 6、李时珍的贡献是很大的，至于其中不正确的认识，也不足以推翻其所有的论点。他的认识多半来于亲自的实践，有些是确实可行的。 7、中药的毒性问题不明确，是众人皆知的。但普遍来看，其毒性的存在概率是中药少于西药。而且，中药的毒性都在安全范围之内。否则，使用中药中毒的病人可能就是不计其数的了。 8、我承认，凡是科学的东西都应该揭示其因果关系或原理关系。这是亚里士多德留给人类的一份文化遗产。但是，我认为世界上很难有单一的因果关系。许多因果关系应该是系统的和复杂性的。世界上的事物可以说既简单又复杂。复杂和模糊才是这个世界大部分事物的本来面目。真正的简单或精确，只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因此，对于医学，我们不可能要求得到简单而明确的因果关系。 9、常识是由科学认识转化而来的。就象以前人们的常识是地球是方的，现在的常识是地球是圆的。所以说，常识有些是科学的东西，而有些不是科学的东西。不能说常识就不是科学了。 曾昭武o 2006年2月8日 曾博士的回答是可取的，理智的，学术的。但是，他找错了对象。张功耀主题先行，是为了“告别”中医中药而找的借口，“学术”只是他的外衣，“告别”才是他的核心与目的。与这样的人谈论学术，是无法找到共同语言，也不可能互相交流，取得共识，而只能是你加强了这方面的防御，他就转移一个进攻的地点，或者麻痹一下你的防御措施，回头再来偷袭。总之，一切为了“告别”服务，即使强词夺理也罢，狡辩抵赖也罢，只要能够“告别”，他就不会认真检讨自己。 张功耀答曾昭武\ 曾博士： 你提出的问题，对于我们深入讨论问题很有益处。我不是职业医生。但对于概念、思想和行为的分析来说，我们有我们的学科优势。对于你提出的9个问题，我有如下思考： 1、关于“人参”是药品还是食品，我们中国一直没有认真研究过。欧洲列强侵入我们中国后，欧洲人才知道中国人用人参来维持和增强人的精力，于是，就对人参的这种“药用价值”进行了研究。出人意外的是，欧洲医学界得出了否定的结论。美国也是产人参较多的国家之一。为了确证人参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也从19世纪开始了与欧洲医学界相同目的的研究。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药品和食品管理局才最后做出结论，把人参列为“一般认为安全的食品”（不属于药品）。90年代，国际医学界还继续发表了相关论文，国内也有比较多的报道。 你关于利用副作用来治病的想法，我不敢贸然苟同。因为它只是一种直觉，没有达到科学的境界。用它提出一种研究思路是可以的。用它做“反过来”治病的结论则未免武断。比如，口炎性腹泻是由患者的免疫性紊乱引起的，单纯使用一些止泻药，就可能解决不了问题。还有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对生命有机体是有损伤的，在没有弄清药物发生副作用的机理之前，不应该单凭直觉就“反过来”使用。科学需要直觉，但直觉本身并不是科学。至于西药医生如何反过来利用一些药物的副作用治病，你没有列出实例，我也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报道。但我认为，医生不但要治病，而且要安全地治病。一切不安全的治病理论和方法，不管它怎样有效，都应该努力排除。' 2、“有价值的”和“科学的”是不同的概念。中国和西方在16世纪以前都曾经采用草本方法征服疾病。就是14世纪的欧洲对付黑死病，也基本上是采用了草本医学方法。因此，就医学的起源来说，它们都有大致相同的特征，本无所谓“中医”和“西医”。许多古代的草本医学方法，包括古印度、古埃及、古美索不大米亚、古代中美洲、古代高加索地区，不只是古中国的医学措施在世界上流行。它们都可以作为“自然疗法”的参考。换句话说，它们是有价值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科学的。社会上有一个倾向，把不进步的叫做传统的，把保守落后，为落后做掩盖，叫做“维护传统”，或者“弘扬传统”。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导。二胡可以不进步，进步了可能就不是二胡了。医学属于科学，而科学是必须要进步的。我倡导告别中医中药，就是在我国医学界理直气壮地倡导科学进步，而不是在一些冠冕堂皇的口号下保守落后。 3、心率可能与脉博跳动相吻合，这并不奇怪。心电图测量中实际上就包含了“脉搏”。只不过它不是按照“寸口切三关”做的罢了。但是，如果说可以依据脉博跳动来判断所有疾病和妊娠状态，就未必可靠了。科学的东西必须遵守确定性原则。诊断描述应该尽可能精确，以便于与身体的正常状态进行比较。中医脉诊列举了14种“有病”的脉相，却没有列出“正常”的脉相。这表明，中医的脉诊方法不具备排中分析的逻辑基础。脉诊的描述不精确，又缺乏排中推理的逻辑基础，把疾病的诊断建立在这样不确定的基础上，会给诊断、施治、法医鉴定带来相当大的混乱。如果我们承认医学是一种科学，我们就要尊重科学的基本规范，包括它可靠的实验基础和逻辑基础。 4、治疗水肿病遵循“利尿、强心、排除梗阻”等原则，这是依据经验做出来的判断。但是，水肿病人未必都需要利尿，因为小便状态与水肿可能属于不同的疾病范畴。水肿病人也未必都需要强心，如果不是“心源水肿”，强心的意义就不大，而且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至于排除梗阻，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排除哪里的梗阻？如何排除梗阻？用《黄帝内经》里介绍的“缪刺方法”可以排除梗阻吗？可见，依据表面现象做出的抽象原则，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批判理性主义哲学揭示过一条很重要的原理，原则越抽象，可错性越低，越没有科学价值。作为一个涉及人身安全的医学家来说，不应该被哪些貌似有理，而实际上又毫无意义的格言和警句所迷惑。 5、汞元素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禁止入药。我相信，你用五虎丹杀灭“基底细胞癌”可能是有效的。而且，这可能还是一条很重要的临床经验。你应该善于总结和比较。我在《告别中医中药》那篇文章中，提到过当前世界上流行的“自然疗法”研究取向。你可以根据你的这个临床经验，通过加减其中的药味，进行临床对比实验，也可以进行生理生化实验，判断出其中真正起作用的药物要素。如果可能的话，你可以研究一下，去掉汞元素是否同样有效？如果去掉汞元素同样有效，则你的这个临床经验，就可以成为一种普遍有效而且安全的疗法。我倡导告别中医中药，不是去否定那些确实有效的疗法。我自己曾经是中医生，我当然知道许多中医方剂是有效的。但是，我已经多次说过，有效的未必是科学的。我们告别中医中药，就是要告别那种不求甚解，不负责任，不安全的“有效”施治。中医的一些有效疗法，是可以作为“自然疗法”的参考文献来使用的。这与告别中医中药并不矛盾。 6、李时珍可能是一位医学著作家，并不一定就是医生。晋代皇甫谧写了《针灸甲乙经》。可是，他终身没有看过一个病人。李时珍的书，没有他独立的知识产权。他的《本草纲目》综合了前人的许多东西，其中良莠不分。一本那么厚的书，说它毫无价值，当然过于武断。我所反对的，是我国医学界和科学史界对这本书过于殷勤，一些注解读物对其中不科学，甚至反科学的东西，也缺乏勇气向读者指明。这是不尊重科学的表现。 7、“是药三分毒”。西药和中药的毒副作用很难简单地比较。目前国内也没有发表过这样的统计数据。但是，就我所知，西药在生产和检验方面是相当负责任的。每个新发明的西药（尤其是疫苗），在投放市场之前都经过了严格的检验，直截了当地阐明了它们的毒副作用，给出了安全使用的建议。遗憾的是，至今没有任何中药产品（包括煎剂和成药）做到了这一点。我已经在我的文章中说了，中药没有阐明毒副作用，不等于它们没有毒副作用。 8、我国哲学界关于系统因果关系的概念至今还十分模糊。就我本人所读到的关于中医系统观的论文来说，它们只是一些煞有介事的术语堆积，没有一篇论文真正达到了系统因果观的水平。我在课堂上曾经举抽烟与肺癌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过系统因果观与机械因果观之间的差异。机械因果观认为，抽烟可以引起肺癌，因为烟焦油中含有尼古丁。可是，尼古丁为什么会致癌呢？机械因果观就回答不了了。因为不少嗜烟如命的人，并没有患肺癌。西医已经发现了机械因果观的局限性。它迫切需要走向系统因果观。可是，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取得的成果不多。中医的系统因果观，目前还处在搬弄系统科学术语进行自我标榜的水平上。这样的系统因果观毫无意义。 9、我赞成你的说法，许多常识的确是从科学转化来的。科学的东西一旦深入人心就变成常识了。但是，并不是所有常识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了。中国的食疗观念中，许多作为常识的东西就不科学。比如，“补血”这个概念属于中国人的常识概念，却不是一个科学概念。17世纪的哈维曾经为我们证明过，对于一定体重的人来说，血液的含持量是一个常量。只要不是大出血，是不需要补血的。可是，在我们中国人的食疗常识中，却不乏“补血”这一类意义不明确的说法。 张功耀 2006年2月9日 在张功耀的回答里，我们不难看出，他念念不忘的是“告别”，而不是学术讨论。他使用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西医的标准，美国的标准，是所谓“科学”。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实践。科学不能超越真理，科学的标准难道能够超越实践检验吗？，科学也需要实践检验，而不是用科学检验实践、随意否定实践。中医应用人参、应用脉诊已经几千年，在实践之中反复验证，不断总结，历代本草不断记载，历代中医不断验证，这是多么确定不移的客观事实啊。美国人没有发现其中的某种成分，没有提取出来某些化学物质，难道几千年的实践验证就不存在了？所有的真实医疗案例就可以一笔勾销了？用西医的疾病标准、用化学分析提纯方法衡量中医，无异于以篮球标准衡量足球，以芭蕾舞的标准要求京剧，方凿圆纳，根本不对。 曾昭武再致张功耀. 张教授： 回复已阅。有不少收获。但我对您的回复仍有如下新意见，特进一步提出来与你商榷： 1、一般认为，食物是指能维持或继续人体正常新陈代谢的物质；药物是指能改善或恢复正常新陈代谢的物质。其实，食物、药物、毒物三者之间没有严格界限，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可以相互转化。如食盐，用于烧菜，是食物；制成注射液，即为药物；若一次服用15－60克，即有碍于健康，一次服用200－250克，可因其吸水作用和发生离子平衡严重障碍而引起死亡，于是，它又成了毒物。可见，食物、药物、毒物的区分并没有严格界限。 2、现在的医学的诊断与治疗均不是建立在完全的必然性基础之上的，多半是进行可能性诊断，从100%到0%不等。就是做了很多检查之后，许多诊断仍然是可能是“某种疾病的可能性多大，但不排除可能是别的疾病”。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得到的“症”来表征疾病，西医则用医学检验来判断病理。它们属于不同的规范。中医有了症，就可以“对症下药”。与西医的“对症治疗”有一定相似。 3、正确的治疗原则也属于医学科学范畴，如果非感染性水肿用“杀菌”治疗则显然是不科学的。治疗原则对医师来说有时比具体的治疗更重要。 4、汞外用可治疗诸多疾病，五虎丹具体的治疗作用是由于哪种，值得进一步研究。I 5、您对李时珍的评价是正确的。现在大部分中医临床医生当然必须根据实际的临床效果来诊治，虚无飘渺的东西已经比较少见了。 6、中药的毒性研究有很多还是做了的，中药药典里有具体的说明，但多限于急性毒性试验等，无疑有很多工作还要进一步去做。这也是当前中药的主要任务之一。 7、目前对因果关系，特别是中医的系统因果观，研究甚少。但多味中药系统性科学的配伍是有其正确的哲学与科学基础的，目前很多中医药研究也在用更客观的方法研究证实与证伪，目前现代医学中很多疾病都不是用单一的药物治疗，多半是几联疗法。但，这些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体内的相互作用研究得较少，西药已经或正在走多种药物联合配伍的道路。 9、常识是慢慢形成的。对于未知疾病，《内经》可能还是较早吃螃蟹的。在西医大举进入中国之前，中医对当时的人们建立一些医疗常识，应该是有重要的作用的。对于水肿病人，不是医生的人，很难有什么“开鬼门、洁净府”之类的看法的。这种看法的形成应该是在古代医师治疗水肿时逐步形成的，以后才变成一般人所知的常识。 曾昭武;5 2006年2月10日@ 曾博士的知识是渊博的，可惜说错了对象。张功耀能听得进去吗？ 安徽中医学院的周建理教授来信说：“我的中医中药的同事们谈到这一事时，当初他们许多人都有一个奇怪的同感，刚看到张功耀的文章，第一感觉是：嗳！还有这么个说法？好好看看。看完之后觉得可笑之极，想驳他一驳。拿起笔来，又觉得无从下手。是不是张的水平太高？非也，恰恰是张的水平太低太低！与一个外行开展论战要比与内行论战难上一百倍。恰如你想要教会一个五个月大小的孩子不要把屎弄在床上一样，你所说话的全是对牛弹琴。再分析一下他的文章，最后的结论是：不值一驳，中医中药决不会因他而倒下。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谁个手上都有一大堆事要干，与他理论？吃饱了撑的？！于是张教授的大作和张教授的大名只是一时成了这一段时间他们茶余饭后讽刺挖苦人的借用词，请张教授谅解我那些同事的不礼貌，他们也只是说着玩玩，没有一点恶意。也多亏这一点我才第一次听到张教授的大名。这一点不是我们一个安徽中医学院，其它中医院校的许多教师也有同感。卫生部和中医药管理局对张的文章给出的也是-——不值一驳。于是张教授开始沾沾自喜了！看他说的！‘不过，仅凭我的业余工作，就把“护医军团”的精锐部队全部牵制住，就连那些曾经大肆吹捧中医的科技界头面人物，在我的攻势面前，也不得不收敛起来，这样的胜利喜悦，我从来也没有感受过。’大家可见他的新文《横眉冷对千夫指，昂首迈向百里程》。出言吐语中，透出一种科学工作者不应有的、令人恶心的轻浮。把所有的‘功劳’都归到他的头上，方（舟子）先生和何（祚庥）先生他连提都不提！张教授高兴的太早了，他想给中医中药难堪？现在，是该他难堪的时候了！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又要决定与张功耀论战？两个月转眼过，我们才发现问题并不简单，学生出事了。如安徽中医学院的校园网上出现了大量的反中医药的贴子，读者就更多，许多跟贴的语言对中医药明显的不信任。许多中医院校中的学生出现了厌学情绪，个别产生了退学的想法。原来我们不屑一顾的东西，对初入社会的学生却有引力，主要原因是这类文章的反叛情绪和扇动性语言迎合了一部分学生的心理。张教授给中医药扣了屎盆子，拍拍屁股就跑了。留下这一大堆洗刷清理之事，给我们这些当班主任辅导员（我也是中药专业一百来个学生的班主任）去干。有人在网上说我对张有深仇大恨似的，‘深仇大’三个字不存在，‘恨’则由此而来。张功耀先生，你以为跑了就没事啦，我周建理就是拖也要把你拖回来，你必须对你的所作所为承担全部责任。这是我决心要论战的最主要原因。这时学校的领导也找到我们几位教师，要求我们批判张功耀，他指出：‘我们的目的主要是教育学生，不是去改造社会上某些榆木疙瘩’。是的，我们不可能教会一个五个月大小的孩子不要把屎弄在床上，但我们要以这个孩子的事例教育其它刚懂事的孩子们——把屎弄在床上是不对的，他自己的身上是会被搞的臭臭的。” 张功耀再答曾昭武A 曾博士： 你的意见很有启发。比如你在关于药物、食物和毒物的区别中，举食盐的例子，我觉得就很能打动读者，让读者去思考其中深层次的哲学问题。从这样的讨论，你可以看出，哲学对于我们思考问题是很重要的。就我的观点看，我们在决定某物是否可以收入“药典”时，应该依据它在常规使用条件下的结果去判断，而不要在极限条件下或非正常条件下的使用结果去判断。也以食盐为例，即使少量的食盐，对于水肿病人来说，也是“毒药”。常规条件下生产和使用的食盐，应该被列入食品，而不应该被列入药品。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在收入“食品”名录时，分别“安全食品”和“一般认为安全食品”，我认为，这样就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此外，我不能同意你关于医疗诊断和治疗方面的“必然性问题”的争辩。 科学是揭示必然性的。否则，就不叫科学了。一种医学如果蔑视对必然性的追求，把医疗措施和医疗效果用患者的生命去做赌博，这是非常有害的。 中医看病的基本思想是“辨症施治”。事实上，这个所谓的“辨症施治”，只浮在对疾病的表面观察上，没有深入到疾病的病理中去。不同的疾病，会有相同的“症”。这一点，你大概比我更清楚。“胃痛”严格来说是“症”不是“病”。十二指肠溃疡，胃炎，胃动力不足，肠炎，肠梗阻，吃了有毒的东西，胃癌，等等，都可能表现为“胃痛”。中医的缺点就在于，它不去寻求导致“症”的病理学基础，只浮在“症”的表面“辨症施治”。疼痛就止痛，大便不畅就泻下，一身紧就发汗，出血就止血，如此等等。由之，虽然症状消除了，疾病却依然存在。由于我国自古以来就是“辨症施治”，而且，看上去这已经足够了，于是，就造就了我国不少医生蔑视必然性的思维惰性。 蔑视必然性，必然要受到必然性的惩罚。这样的思维惰性是非常有害的。但是，这里涉及到另外一个难题。疾病的发生是有条件的。征服疾病的方法又总是出现在疾病产生之后。比如，冠心病是1912年才第一次报道的，现在我们对它的因果关系依然没有彻底阐明。1959年，一名刚果男子的死因不能在已知的病理学范围内解释，他被认为是一种新型的疾病，到1984年，美国的Gallo医师，分离出了一种引起艾滋病的人类免疫性缺陷的病毒（HIV），然后，又从1959死亡的那名刚果男子身上也检查到了这种病毒。这才最后揭示了引起这种新型疾病的因果关系。显然，医生不可能在还没有阐明因果关系并找到征服这些新型疾病的方法之前，不对这些疾病采取措施。这大概就是你所说的，医生可以在0%的必然性的情况下，也应该对患者“辨症施治”的缘由。但是，这不能成为医学科学可以浮在症的表面，不去追求蕴藏在“症”的内部哪些生理和病理的必然性的理由。我认为，对于尚未被征服的疾病，采取一些临时性的医疗措施是可以的。但作为一个标准化的医疗措施，则需要精细的探索，甚至需要动员全世界的医生来攻关。 由于中医倡导“辨症施治”，“症”的表现形式又基本相同，于是，中医往往是一个医生看多种疾病，甚至所有疾病。与之相反，西医一直以追求因果关系明确的方式来对疾病施治。于是就出现了许多人看一种病的格局。前者因为一个医生“包医百病”，自然就不需要医院了。后者因为许多人看一种病，这就需要各种诊疗程序（检验、诊断、透视、扫描）系统地发挥功能，于是就产生了医院。如果我们满足于“辨症施治”，不管其施治结果有效还是无效，遗留下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势必很多，因而不能形成标准化的诊断和治疗，尤其不能进行安全性评估。如果我们在对新型疾病采取临时性医疗措施的同时，认真研究它的因果关系，在开始时可能不如中医那样积极，而一旦确定性地解决了因果关系问题，就可以使征服相关疾病的方法走向标准化。那时，人们就可以接受标准化的预防、诊断和治疗了。久而久之，这些还会转变成你所说的医疗常识，患者自己到药铺去购买一些非处方药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可见，把医学推向科学，肯花时间和精力去寻求明确的因果关系，对整个社会来说是非常有益的。 张功耀 2006年2月12日 上述讨论，表面上看还算是学术，也就是说还在讨论中医与西医的问题，尽管判定问题的标准是以西医的认识为取舍标准的。中医已经被所谓“科学”、被西医的观点审视了一百年，批评的话中医听的多了，多几声少几声，对于中医来说似乎没有多少区别，但是，这一次不同了。张功耀采取的手法是先取消，后再解释理由。他已经高悬着“告别”的旗帜，而且是冠冕堂皇地举着四面旗帜，号称有“充足理由告别中医中药”。 现代医学使用还原论得研究方法，通过解剖研究结构，通过结构研究机能；通过病理解剖寻找病灶，通过化学制剂治疗疾病，通过手术切除病灶，取得了很大成绩，推进了医学的进步。但是，在还原论指导下，把复杂人体简化为一个物质对象，把疾病的治疗过程简化为一个化学反应，把人体当作化学反应的实验场所，存在严重的方法论缺陷。比如，张功耀处处强调“因果关系”，但是，人体是一个复杂有机体，决不是简单因果关系所能解释。比如，冬泳的冷水浴，桑拿浴的高温蒸，对于人体的影响应该是截然相反的，但是，经过冷水、高温的刺激，人体的温度都是在37摄氏度左右，没有出现我们期望的“截然相反”的体温变化。在经历SARS疫情之后，我们知道了，在没有一个抗击SARS病毒西药的情况下，现代西医靠什么“治愈了”几千患者？难道是激素的作用？吸氧的作用？古人能够在复杂自然环境的考验中，逐渐进化到现在，依靠的是化学制剂吗？ 尽管张功耀明确知道“我国哲学界关于系统因果关系的概念至今还十分模糊。”也知道“西医已经发现了机械因果观的局限性。它迫切需要走向系统因果观。可是，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取得的成果不多。”但是，他为了攻击中医，为了“告别中医”，就不忘借此尚处于“幼稚阶段”的现代系统观，攻击中医说：“中医的系统因果观，目前还处在搬弄系统科学术语进行自我标榜的水平上。这样的系统因果观毫无意义。” 张功耀对于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解，更是未能望见中医门墙。他以为中医的辨证论治，与西医的对症治疗一样，都是浅层的东西，甚至是要耽误诊断的姑息疗法，根本不知道辨证论治的博大精深。人的证候是从哪里来的？是主观臆造的吗？病人就诊的时候，他（她）主诉的症状，决不是肤浅的主观感觉，而是人类经过进化，产生了理性思考，对于自身健康状态的一种综合判断，是对于复杂微观变化的高度整合，是动态的整体反映，要运用感觉、思维、推理、判断、语言表述，才能形成主诉，是人特有的功能，机器不可模拟，动物界达不到的高度境界，是中医诊治疾病的客观依据。中医抓住的，正是西医放弃的，因为中医以人为本，以医为标；西医以人为物，以医为本。当然，在这里我不是批评西医，更无意否定西医，而是在比较两种医学观。我家里与张功耀截然相反，张功耀的夫人是高年资中医，而我一家除我是中医之外大都是西医。 到了5月中旬，我上网去查的时候，网络上到处都是“北京大学、中南大学校报强文：取消中医、取消中药”的消息了。我看到是“手无寸铁”的群众，在网络里与取消中医的人士在辩论，反中医的人的语言、声调、论据都是张功耀的，而名字却是一串串的字母，或者用显然是化名的名字在“辩论”。中医的拥护者，在那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述说着“中医不能取消”的理由，而反中医的人士（这人简直就是张功耀的化名）却在一边说：“你说的都是个案，毫无循证意义”。就好象一个大堂上，一边是困苦无助的群众受着酷刑，而一边站着冷笑的打手。 我怎么能看得下去这种辩论？难道这是无所谓的闹剧吗？！ 曾博士的辩论是软弱的，尽管我佩服他放了第一枪。因为他用的也大多是西医的评价体系看中医，尽管能看出中医不少优点，但是，离揭示中医的优秀本质还差的很远、很远，中医的这种软弱，就是被一些貌似科学的人士欺侮、辱骂的根源。 我于2006年5月17日贴上去的《奉劝张功耀：迅即告别固执与偏见》，很快就被网友转贴，有的网站以“猛文一篇”为题进行介绍，有的网站则以“张功耀终于有了对手”对这篇文章进行介绍。我同时还贴了一篇文章《请换一个角度看中医》，这篇文章曾经摘要发表在2006年2月23日的《健康报》上。 这篇《奉劝张功耀：迅即告别固执与偏见》的文章，虽然语气、措辞严厉，但是，过于散漫，而且长达12000字，很多人没有时间细看。 于是，2006年5月22日我又贴上去《不能放任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泛滥》一文。这篇4600字的文章，在网络上传得更多一些，阅读的人也更多一些。 《不能放任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泛滥》一文旗帜鲜明地指出《告别中医中药》为取消中医中药造舆论，而非学术争鸣，指出它完全等同于余云岫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因为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尚且认为“药有实效”，主张“废医存药”，张功耀否定中医更彻底，不但认为中医不科学，而且中药也都是些污物异物毒物，不但需要废医，而且更需要废药。 张功耀说：中国古代的“医”起源于“巫”，使得中国的“医”一开始就与“巫”搅在了一起。事实上，我国今天流行的“中医”（尤其是民间中医）依然保留着“巫”的痕迹。这实在是肆意歪曲史实蓄意贬低中医，张功耀作为从事“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教授，熟悉历史，更长于史学方法。他之所以不顾历史事实，时刻“不忘踢中医一脚”，自是别有用心。我贴上去一篇《中医反巫几千年》的文章进行反驳。 他完全不知道除中医所以有效的原因，完全不了解中医是化毒为药，变害为利，变废为宝的优秀医学。在他的脑海里，除了西医的“化学医学”模式之外，仿佛世界一片空白。 其实，毒物与药物，宝物与弃物，自身与异物之间没有截然的界限，可以互相转化，充满了辩证法。严格地说，真正的毒物、异物、弃物，正是张功耀信赖的“化学医学”人工合成的药物。它们不单是人体真正的异物，而且是大自然的异物；它们不但可以污染人身，而且可以污染大自然的空气、水源、土壤；它们不但会变成秽物弃物，而且只有变成秽物弃物，才能减少其毒性的危害。而天然中药之中，看似毒物、异物、弃物的草根树皮，才是真正的绿色食品，不仅不会污染环境，而且靠着中医人的智慧，对人大多都有益处，是润物细无声式的宝物。因此，我又贴上去《张功耀只知道化学医学，不懂辩证法》的文章。 此文一出，张功耀马上赶了过来。 我说，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尚且认为“药有实效”，主张“废医存药”。张功耀立即说“余云岫不懂西医”，马上引来了一个西医，而且是“大牌西医”——远在美国的“洋博士王澄”。 这个王澄虽然远在美国，可是他的朋友“刀客”把他3万余言的《中国大陆医疗体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放在网上，分12个题目丑化中医，而且，王澄还是一个大骂家，骂政府、骂祖国、骂同学、骂老师、骂中医、骂西医、骂西医专家，几乎无所不骂。 张功耀会骂人的朋友不止王澄，在他的博客上另一个被他推崇的人安希孟，在《近代西医和传统中医药学》中说：“中国，恶人的国度，败类的天堂，岂止丑陋！如此劣等之民！”张功耀把他引为朋友，不仅发他的文章，而且还发他的“诗歌”。这样的人，能“歌”什么“诗”？ 张功耀的博客上，还有王澄的文章《中医能治疗非典？鬼扯！》。王澄的做派，除了漫骂，就是睁着眼说一些黑夜里的“鬼扯”，因为他把颂歌都留给了“天上的太阳，地上的美国”，对于中国、对于中医，他没有那份好心情。 这样的二重唱、三重唱，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典范。他们要给国家发改委出主意，提建议，不知要把中国引向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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