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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药报》刘智利编辑说：马上发表你的反击文章 2004年9月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2004文化高层论坛”和2004年10月23日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上，杨振宁教授提出：《易经》直接导致了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中国没有欧几里德，更不了解欧式的推理方法；中国古代只有归纳，没有演绎方法；和《易经》结合，中医没有前途；《易经》影响了古文字的起源，使中国的古文字成为单音节文字。这些观点，引起了人们的争议，尤其是引起了中医界的批评与论争。笔者也想就传统文化的有关话题与杨振宁先生商榷，以便有利于澄清认识，促进学术交流。由此，“认识”了《中国中医药报》编辑刘智利，她主持“视点”版，鞭策、鼓励我在2005年发表了不少“新观点”，有的文章引起国内同道的共鸣与争鸣。此前，《中国中医药报》的白晓芸、王乐羊、毛嘉陵主任等都编辑过我的文章。 2005年1月31日发表了《我对杨振宁教授说几句话》，收到国内外许多学者的来电，或慰问或支持，远在美国的刘宏伟、尹德祺教授也从互联网获知这一情况。我说，不是我的名气大，也不是我的文章好，主要是借了名人的影响力，与人们对中医学的关注，才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2005年5月12日经刘智利编辑发表的《中医是善于改变微观的医学》一文，曾经被《新华文摘》第14期全文转摘。 5月19日发表了《也谈〈伤寒论〉是怎样撰成的》； 7月11日发表了《背弃传统就只能跟着老鼠跑》； 7月18日发表了《中医西医病名不同，中医在西医病名下辨证容易失去自我》； 8月3日发表了《冲出西医病名围城，中医才能卓然自立》，文章引起不同观点的质疑，《中国中医药报》2005年9月1日，刊登了王强先生的文章《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方法学思考——兼与曹东义先生商榷》，紧接着笔者于2005年9月8日又发表了《坚持传统正是基于对微观的认识——再与王强先生讨论》。 9月15日发表《不能用管理西药的方法管理中药》； 9月19日发表《中医诊察手段基于生物进化》； 10月12日发表《中医立法应立足于学术发展》； 10月26日发表《中西医对疾病认识的比较》； 12月2日发表《SARS三周年祭》； 12月9日发表《重新认识辨证论治》。 所有这些论文都经刘智利编辑的精心编排、修改，发表之后引起广泛关注，很多人打电话、写信来询问、致贺、讨论。 现在，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自然会想到《中国中医药报》，我写完《不能放任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泛滥》之后，就把稿件寄了过去，为了给中医界提个醒，应该这样做。邓老还写来了推荐信，建议发表在《中国中医药报》上。很快得到了刘智利编辑的回音：“马上发！”她的大力支持，使我感到中医界反击的日子临近了，我必须利用这大战前的闲暇，多写一些文字，提供更多的参考。 在等待中医界大规模反击的日子里，我撰写了很多网络论文，一篇接着一篇，前后写了20多篇，篇篇直指张功耀，所以在“谷歌”搜索他的名字的时候，就很容易搜到了批判他的文章。一开始他的相关信息只有1300多点，后来到了6月就增加到了3000多点。“人气”飞涨，让张功耀感到了巨大的成功，因此，有了6月中旬《张功耀给全国网络读者的公开信》，论战由此升级了。 2006年7月初，在广州召开中西医结合学会基础理论委员会换届会，我去参加会议，为的是学习一些新思路，也为了把张功耀反中医的消息传播出去。 8月初我在沈阳参加“全国中医优秀临床人才培训”，在会场上张贴了《捍卫中医遇到新问题》，因为许多老中医不了解网络不上网，中年业务骨干没有时间上网，使联系广泛、迅速快捷的网络媒体，缺少中医界正常声音，留下了很大的传播空间。一些反中医人士，时常在网络上散布一些对于中医不利的言语，或者有意中伤中医药事业，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近来有越演越烈的趋势。我希望这帮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上阵反击。 几天之后在山东威海召开“中医医史与文献”的学术会议，会上我也传播了张功耀、王澄反对中医、危害中医的消息。 在其他场合，或者有电子邮件来，我都要把这一消息传播出去。 总之，为的是让人们有所准备，一同参与反击。 2006年6月下旬，《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年6期刊登了我写的《驳〈告别中医中药〉》； 很快，《中医药通报》2006年第4期刊登出了《不能放任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泛滥》； 在第5期的《中医药通报》上，万文蓉主任还把我写的《反中医情结根于文化自卑——再驳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刊登出来。万文蓉主任对于中医事业开拓创新很有信心，她主持编辑的《中医药通报》上经常可以看到新思想的火花。 《中华医史杂志》王振瑞主任向我约稿，我写了《五行、八卦与四元素学说探析》发表于2006年36卷第4期，批判张功耀对于五行学说的错误认识。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医学卷》莫代碧教授刊登过许多中医方面的重要文章，她一直把关注点定在邓老、朱老等老一辈中医专家的身上。看到我写的反击文章，她为了声援中医，主动提出要发表《回答张功耀：告别文化自卑》、《弄清科学内涵之后再评论中医》。 刘智利编辑在《中国中医药报》连续发表了我4篇文章，为反击取消中医助力： 2006年10月16日发表了我写的《中医药科学文化岂容肆意诋毁》； 2006年10月25日发表了我写的《对于中医的错误认识源于文化自卑》； 2006年10月26日发表了我写的《弄清科学内涵再评论中医》； 2006年10月27日发表了我写的《取消中医有悖〈宪法〉精神》。 《燕赵都市报》10月17日的《健康周刊》利用4个版面，刊登了《捍卫中医，传承文明》，它的发行量达到100万份，其中有三个版是记者采访中医学院院长董尚朴、省中医院院长李佃贵和我，来回答大众对于中医的认知问题，中医现实困难的问题和中医的出路问题。 新华社主办的《了望东方》杂志王孔瑞记者、《人民日报》主办的《环球人物》杂志张建魁编辑，还有其他不少记者都打来电话询问对于这场取消中医问题的看法。我知道卫生部表态的消息也是《了望东方》杂志记者王孔瑞先生告诉我的，他在10月10日晚上高兴地告诉我：“你赢了，卫生部表态了！”此前，他曾经两次电话采访我，并说已经采访过邓铁涛、贾谦先生，甚至采访了远在美国的反中医人士方舟子。 新闻界和大众对于中医的关注，以及对于取消中医的言论的批评，是前所未闻的。 《人民日报》主办的《环球人物》17期，封面大字标题就是“生死中医”； 三联书店的大型刊物《生活》43期，封面的大字标题是“西医为何难容中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今日中国论坛》12期，开辟专栏“今日关注·聚焦中医”。 可见大众传媒对于对于这场政治风波的认识，是很严峻的，决不像有些人认为的纯属闹剧。 我想，把张功耀反中医说成是“无知”、“闹剧”，他本人不会认可，也不会服气。他的问题，主要是世界观的问题。 《曹东义：不能放任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泛滥》*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张功耀教授，精心炮制了一篇《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主张“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以科学的名义，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以人道的名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告别中医中药。”几个月之前，他以“征询意见稿”的名义，在几个网站宣扬。由于没有遇到中医界强有力的反击，4月份稍加修饰，在《医学与哲学》2006年第4期全文抛出。近来，许多网站以“废除中医”、“废除中医中药”为主题词，以“中南大学、北京大学‘校报’强文”为招牌，大肆传播。就像电脑病毒一样，各大网站竞相传播，已是满城风雨。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应当引起中医界的警惕与重视。 为取消中医中药造舆论，而非学术争鸣 100多年以来，中医学历经曲折、磨难，虽然目前已经有了合法地位，但是，一直没有摆脱被审视的地位。我们所熟知的用西医的观点评价中医，用科学的观点衡量中医，用哲学的观点看中医，大多都是善意的，有批评，也有帮助，大多是希望中医摆脱缺陷，与时代一起进步。即使是上个世纪初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尚且认为“药有实效”，主张“废医存药”。 张功耀否定中医更彻底，不但认为中医不科学，而且中药也都是些污物异物毒物，不但需要废医，而且更需要废药。他说：“中医的绝大部分概念和陈述没有经验基础”，连经验医学也够不上；各种中医文献之中的“良方”、“验方”、“奇方”、“神效方”汗牛充栋，却都没有切实可靠的临床实验依据和医理；“中医立方混乱与它滥用‘药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认为“装腔作势，欺骗患者”，“中国医学界这种不求甚解而又装腔作势的风气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种遗患”；而且“推行异物、污物、毒物入‘药’，坑害患者”；他说：“几乎所有的中药方剂，真正起作用的可能只有一味，甚至所有的药都没有用，真正起作用就是所喝的水。于是，在多味入药的方剂中，‘多余’的药物就成了穿肠而过的异物。患者花费大量的钱财购买一些穿肠而过的异物，对患者所造成的坑害是可想而知的。‘中医现代化’研究已经证明，即使是‘上好的’人参，对于所有的疾病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 张功耀的目的十分明确，毫不掩饰，就是要“告别中医中药”。因此他采取的措施，与余云岫一样也是硬刀子。只不过余氏的硬刀子是提案，而他的硬刀子是网络。他们都不是批评中医不科学的地方，不是帮助中医改良，而是要革中医的命。 肆意歪曲史实蓄意贬低中医 张功耀说：中国古代的“医”起源于“巫”，使得中国的“医”一开始就与“巫”搅在了一起。事实上，我国今天流行的“中医”（尤其是民间中医）依然保留着“巫”的痕迹。 实际上，医学的起源，早于巫的产生。巫是最早的知识分子，曾经掌握过一部分医药知识，甲骨文的医药内容就记载于巫史。但是，自从有了专职的医生，中医就与巫分道扬镳了。前有医和“非鬼非食”的论述，后有扁鹊的“信巫不信医者，六不治也”，再到《内经》的“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可以说，中医与巫一直斗争了几千年。有人竟然于史实而不顾，一再诬陷中医保留着巫的痕迹，可见其别有用心。 《左传》记载的医学家有许多位，他们都是专职医生，而非巫师。张功耀说“到公元前6世纪中国还没有医只有巫”，是完全错误的。公元前630年的晋医衍，前609年的齐医，前581年的秦医缓，前552年的楚医，前541年的医和等等，他们的事迹都记载于《左传》《国语》。 张功耀不是探讨医学起源问题，而是要证明“中医鼻祖扁鹊比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377年）小53岁”。其实，扁鹊诊赵简子的历史事件发生在公元前497年，那时“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还没有出生。 张功耀索垢求瘢，他所例举的事例有些早已被现代中医所淘汰。面对被世界公认的科学家李时珍，对达尔文称赞的“百科全书”《本草纲目》，他却能从字里行间，找出许多秽物、污物、异物、毒物来。这些虽然既不是《本草纲目》的主要内容，更不是精华，他却能够“见仁见智”地一一搜集起来，大肆宣扬，为其有意丑化中医服务。 张功耀的目的只有一个：贬损中医。他说：“对于中药医生所接触的疾病，不管是已经认识的，还是尚未认识的，他总可以用一些莫名其妙的概念术语来装腔作势地作些‘辩证’，就连SARS和AIDS那样的新型疾病，中药医生都要煞有介事是‘辩证’一番。不仅如此，它甚至能够针对所有的疾病开出药方。‘包医百病’这个成语出自中国，恐怕不是偶然的。” 邓铁涛教授说：“SARS对于中医西医都是个新问题。在SARS一战中，中医药发挥了无可取代的效力，受到国际卫生组织十几位专家的称赞，认为值得研究推广。现在SARS虽然过去了，但仍然有人怀疑单纯中医不能治SARS。请先看看SARS的死亡率：全球11%，香港17%，台湾27%，中国大陆7%，广东3.8%；广州3.6%，这一数字是全球最低的。广州与香港地理气候、生活习惯都有可比性，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呢？其差别在于有无中医参与治疗。香港卫生署经过2次到广东省中医院调查，确认中医的作用，最后请广东省中医院派2位女专家参与治疗SARS严重的患者及新病人，并一再延长预定的留港日期。” 张功耀作为从事“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教授，熟悉历史，更长于史学方法。他之所以不顾历史事实，时刻“不忘踢中医一脚”，自是别有用心。 张功耀完全不懂辨证法 张功耀说：“尽管不同的古文明地区在战胜疾病方面有大致相同的起源，但以后的发展道路迥异。值得我们效法的是，西医在取得进步之后，便很快告别了前人所取得的那些不可靠的认识，主动用新的科学理论来指导医学实践。中医则不然，它具有强烈的‘恋旧癖’。居然没有任何医学科学的进步使中医发生过丝毫改变。”他完全不知道除中医所以有效的原因，完全不了解中医是化毒为药，变害为利，变废为宝的优秀医学。在他的脑海里，除了西医的“化学医学”模式之外，仿佛世界一片空白。 其实，毒物与药物，宝物与弃物，自身与异物之间没有截然的界限，可以互相转化，充满了辩证法。严格地说，真正的毒物、异物、弃物，正是张功耀信赖的“化学医学”人工合成的药物。它们不单是人体真正的异物，而且是大自然的异物；它们不但可以污染人身，而且可以污染大自然的空气、水源、土壤；它们不但会变成秽物弃物，而且只有变成秽物弃物，才能减少其毒性的危害。而天然中药之中，看似毒物、异物、弃物的草根树皮，才是真正的绿色食品，不仅不会污染环境，而且靠着中医人的智慧，对人大多都有益处，是润物细无声式的宝物。 独特学术体系缺乏有效法律保护 中医与西医是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中医的优秀学术特质正在受到世界人们的重视。这也刺痛了张功耀的心，他说：“最近20多年来，由于化学药品自身的局限性和广泛被滥用的现实，欧美医药学界出现了一种自然疗法（NaturalTherapeutics）的研究取向。古代文明中曾经流行过的草医（HerbalMedicine）和中国古代所特有的针灸（Acupuncture），受到了这一研究取向的重视，甚至出现了以草药和针灸作为辅助疗法的小诊所。国内一些不负责任的大众媒体，以此发表带渲染性的报道说，中医已经风靡世界了”。 100多年的学习西洋，20年的东学西传，理应是东西方学术交流的开始，正是加强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创新的重要时期，中医药大有可为。张功耀却自以为是“文化进步、科学技术、人道主义、生物多样性”的当然代表，狂呼烂喊“告别中医中药”，借网络传播混淆视听，毒害中华优秀文化，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不应当听之任之，让他危害中医事业。 没有独立的《中医医疗机构管理条理》、《中医医师法》、《中药药品管理法》、《中医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医人才培养法》，只是参照西医西药的管理方式，附带作为中医中药的标准，中医被歧视、被限制的事实就难于扭转。 洋中药大举进军中国，他们是按什么药理申请的？中医人几千年独创的中医理论、中药理论，其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在“买枪容易，买药难”的欧美，中药可以按食品、食品添加剂在杂货店里随便购买，而在它的“出生地中国”，却受到种种限制，这也不可，那也是假药，中药的安全性在它的祖国，难道比在“人地生疏”的欧美还没有保障吗？ 自种、自采、自制、自用历来是中医的特点，也曾经是新中国“备战备荒”的基本国策，今天为何要弃之不用？ 自制丸散膏丹，曾经是中医创新和积累经验不可缺少的手段，限制它们就难于发展中医。一剂汤药只能吃一天，变成散剂、粉剂可以吃一个月，既节省药源又节省费用。可是汤剂合法，粉剂非法，这难道不是怪事吗？这不是我们过去的法律出了问题吗？ 只有解放中医中药，才能解决农村医疗 农村为何缺医少药？农村为何医骗子猖獗？农民为何看不起病？关键是我们的政策管死了中医中药。 城市化程度越高，受西方影响越大，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越淡漠。建国前中医有50—80万人，其后由于文化观念的转变，和政策限制的原因，中医的队伍始终“人气不旺”，甚至经常出现“乏人乏术”的危机，主要是过分强调学历教育，束缚中医发展手脚的造成的。现在甚至异化到了“学历越高，实验越精，越不会看病”的怪现象，现代教育培育不出中医的临床人才，尤其使农村严重缺乏中医人才。即使是从农村出来的人，接受了正规的中医教育，就回不去了。学历越高，越与农村无缘。中医已经远离了自己体系产生、养育的“地气”，走的是一条脱离农民的道路。“土生土长”是中医的一种特色，农村曾经是中医药实践经验的实验场、理论运用的验证基地，历史上许多少名医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 “中华传统”是废医废药代表人物深恶痛绝的，也是他们拼命歪曲的。余云说：“余默察人情，知国之不可为也：习于浮夸，狃于巧诈，以欺罔为得意，以后复为能事，习与俗成，恬不知耻。举斯民也，而欲纳于轨物，趋向科学，是犹沐猴而冠，不须臾而裂裳毁冕，复萌其攀缘腾跳之故态矣”。简直是到了不可救药，“不可为”的地步。余老夫子自认为找到了丧权辱国缘由。他对民众的认识，对于国情的判断，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因为，达尔文虽然说自己的先人是古猿，但他并没有混淆人与猿的区别，更没有反悔作为猿猴后代的意思，余先生却耻与这种中华民众为伍。他要救中国，开出的却是一剂要中医命的猛药！他要革中医的命，而不是帮助中医改良。 张功耀说：“有学者已经指出过，这些‘海归’的废医派人士均把废医主张与国民性的改造联系在一起。然而，中国的文化是很难改造的。几乎所有新起的思想，不管是内生的还是外部引入的，都要被淹没在庸众思维的汪洋大海之中。即使在科学思想有了一定普及的今天，要继续说服人们接受这个120多年以前就提出的废医主张，也还有许多艰苦的理论工作要做”。 学西方模式，城市居民的大多数，已经看不起病；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将会继续加深。中医这个与巫斗争了几千年的医学，政策不允许中医中药在农村按着自身规律发展，农民看病难急剧恶化，医疗空白使巫术、医骗子大行其道。由于骗子们长期与中医周旋，经常借用中医的旗号行骗，反过来影响中医的声誉，更加重了对中医的歧视与限制。我们必须解放中医中药，农村的中医医疗机构，完全可以放开。这样以来，不用政府投资，就能极大地缓解农民就医难的问题。放开不是放任，“游击队”也应当是有组织的。可以参照驾驶证年检制度，规定不同年限的农村医生，定期培训、考核；实行医疗差错事故记分、淘汰制。 中医医生的资格，应当纳入同行业评审制，自学考试、师徒传授与学历教育，应当一视同仁。因为历史上中医的教育是完全行之有效的，自学与跟师也是最经济、快捷、不走样培养中医人才的好方法。 % S \& ^+ ~/ r* J' A8 L ?
* 本文撰成于2006年5月22日，是我写的第二篇批驳文章，当天就贴到了网上，被广泛转载。张功耀在一个网页上说“这篇文章在哪里”，然后就对此进行反攻。他的主要观点就是言论自由，“泛滥一词言重了”。我说，阿扁在台湾比你言论更自由，他如违反《反分裂法》我们，能坐视不管吗？我说张功耀的文章“为取消中医中药造舆论，而非学术争鸣”。他说“说话为什么要绕圈子？”。其气焰于此可见一斑。本文刊登于《中医药通报》2006年第4期、33-35页。张功耀在2006年6月10日的《给全国网络读者的公开信》中说“很明显，我将继续战斗下去！你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要指望我‘悬崖勒马’，‘告别固执’！”果然，他在此后不久，就把反中医的闹剧推向了高潮，变成了一场取消中医的政治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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