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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瀛鳌研究员告诉我：为何选择中医* 笔者1985年考入中国中医科学院，在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读余瀛鳌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曾经深深地感佩先生的渊博学识，也对余老的人生道路、学医经历、治学方法充满了景仰与好奇：他出身于世代名医的中医世家，为何当初学医时选择的是西医？既然选择了西医，为何又成了第一批西学中？在许多西学中都以“兼通中西”为荣的时候，余老为何一头扎进中医的文献堆里，一干就是半个世纪？这几次重大人生转折，充满传奇色彩经历背后的“活思想”是什么？笔者一直疑惑难解，又不敢问，也不便于问，直到不久前的一次奇遇，笔者终于等到了这样一次机会，揭开了多年的谜团。 2006年3月24日下午，笔者因为课题鉴定的事情来到了余瀛鳌研究员的办公室，当时正是装修后准备搬家，办公室里堆满了各种书籍文件，连椅子上都是书，几乎是难于立足。但是，余老的客人来了一批又一批，刚接待完上海来的张玉萍研究员一行人，又迎来了《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社的李焕荣主任，还没有顾上说几句话，已经是几个电话打了进来。刚放下电话，门外又响起了敲门声。余老是那种“吐哺握发”惟恐慢待了天下贤士的人，一定不会拒人于门外的，我赶紧去开门。只见一个黄发碧眼，秀美端庄的西方女子站立在门外，我本来不会英语，只好用中文说：“你找谁？”我正担心对方听不懂汉语，没想到她用流利的汉语说：“我正在做一项关于中医的调查，为了我的博士论文。我从南方访问了几个著名中医，又来到了北京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的朱建平副所长，让我采访余瀛鳌先生”。 这位来自奥地利的时黎纳（Lena SPRINGER mag..phil）女士，很快就与余老攀谈起来，笔者只好在一旁“陪听”。开始我还有些心不在焉，也有些焦急，毕竟是周末的下午了，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再过一会儿就没有人了，余老还没有签署完的鉴定盖不了公章，那问题就复杂了。 不知道这位洋女博士用了什么招数，余老滔滔不绝地说起了他学习医学的经历。 余老说，我于1955年在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之后，来北京工作。工作半年之后，参加了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班，然后留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当时叫中医研究院，后来在1985年更名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去年又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 我来北京的时候，中国中医科学院还没有成立，我是见证了研究院从成立至今，为数不多的几个仍然健在的人之一。我的父亲余无言当时是上海名中医，在中医研究院成立的时候，奉调进京，是组建中医研究院的元老之一。我还在西学中班学习的时候，于1956年就得以拜著名中医秦伯未为师。秦伯未先生指导我学习中医“六字诀”：“多读书，多临证”。我利用几年的时间，在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泛览了中医古籍3000多种，当然，也对其中重要的古籍进行了比较细致的阅读、研究。我始终没有脱离临床工作，现在虽然工作繁忙，年龄也74岁了，但是，仍然每周都出门诊，尤其是在京城名医馆，很多都是外地来京的病人，来看一次病不容易，一定要细致耐心。 余老不说他带了近30位硕士、博士，也不说他主编了20多部大著作，却与洋博士大谈自己的临床经验，谈中医文献与临床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说，现在有的研究生虽然已经硕士、博士毕业了，但是不会看病，这的确不应该。因为，中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没有实践经验，单纯做学问也不容易做好。很多研究生导师就没有临床经验，怎么能要求学生会看病呢？这是今后必须注意的一个大问题。 洋博士时黎纳听完了余老的叙述，话锋一转又转到了余老学习医学的动机上：“您既然是著名中医的后代，为什么开始的时候不学习中医，而选择了西医？跟着你父亲学习中医不是很好吗？”这个问题问得好，也是我早就想问而不好意思问的问题，洋博士果然厉害，没有那么多忌讳。 余老说，半个世纪之前，由于国民党政府不重视中医，汪精卫等人就明显歧视中医，导致中医教育事业的衰落。到解放初，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经没有中医的高等教育学校了。我父亲希望我成为一个医生，要接受正规的医学教育，所以我就报考了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之后，来到北京工作。正好赶上毛泽东主席号召西医学习中医，我就报了名，参加了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班。当时，还没有中医学院，中医学院是在1956年才批准成立的。 “您当时学习中医的时候，是否在学习方法、思路上觉得不适应？” 余老说，我是从头学，不报成见。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医的理论不好理解。 洋博士有所不知，中国人觉得“中医不好理解”是近来才有的事情。因为“五四”以后，人们都在大力学习西方科学，除了语文课上学一些与汉字有关的知识之外，凡是传统的文化，一般都被当作旧的、陈腐的东西。因此，才会觉得学习中医有障碍，学习西方的医学知识反而无障碍。中医学在近代，已经成了无根的文化，成了环境被改变的“原生态医学”。近代的一切基础教育，都是有利于西医学的传播，而根本不顾及中医学的生存。因此，中医其危，原非耸人听闻。 “当时有经方与时方的论争吗？现在还有没有？” 余老说，所谓经方与时方的论争，由来已久，现在仍然还有。所谓经方，指的就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方剂，其组成的特点就是药味少而精，而且有君臣佐使的搭配，历代运用之后证明确有很好的疗效。时方有的药味很多，药味一多就难以说清楚配伍了，当然时方也很有效，不可偏废。我国现有方剂，据不完整的统计资料，大约有10万个以上。 “您如何看待中医的发展前景？” 有党和政府的重视、国家支持，我认为中医前景辉煌。中医已经步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许多国家承认了中医药。近几年步伐在加快，前途光明，关键在于继承与发展。 “您如何看待中医的管理？为什么必须有一个中医药管理局？” 解放后管理中医，一开始是卫生部，后来有了中医司，再后来有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这体现了国家对中医的重视程度在加强，支持力度加大。中医司的时候，没有独立经费，管理不方便。现在中医有独立的经费，可以不通过卫生部。当然，还有许多方面不够理想。 “中医发展50年来存在什么危机？您是怎么看的？” 面对洋博士一步紧似一步的“深入追问”，余老深吸一口气，意味深长地说，比较年轻的中医在学术与临床方面的根基不厚，是很值得忧虑的。古书读得少，临床实践少，是很危险的。博士导师不看病，不会看病，需要下工夫。毛泽东主席所说的对于中医学要“发掘整理提高”，现在还没有做到。思维方法存在问题，学术临床重视不够。 “20世纪社会发展变化很大，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您与患者是怎样交流的？” 余老很自信地说，我与病人的关系都是很好的，有不少都是朋友。唐代名医孙思邈就提倡，一个高明的医生，一定要视病人如亲人，无论贵贱贫富，一律平等。医生要尽心尽力为病人着想，我所诊治的患者，既有最基层的群众，也有高层领导，我同他们处得关系都很好。 您的患者是否理解您所说中医的术语？ 我都是用比较浅近易懂的语言给他们做解释，对他们的病情实事求是地进行解答，不象某些媒体那样夸大其辞。 您是说骗子？ 某些广告不负责任，确实误导了患者，伤害了患者。 您既然中医西医都学过，您治疗疾病的特点是什么？是否中西医结合？ 我在诊断上参考西医，然而不再开西药，用中医的理论思考、看病。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有许多西医的新东西我已经不太了解了，很难中西医兼通。 您怎样看待中医内部的争议？ 中西医内部都有流派，有争议，这很正常。总的看法是越来越好。我去过几次美国，我感觉国人看病是很方便的。因为，在美国看病，有时不给什么药。 笔者插话说，余老的女儿是美国的医学教授，已经在美国20多年，所以有比较深的认识。笔者认为，“有时不给什么药”这正是“正宗西医”应当做的，因为西医追求的是“病理病灶的疾病本质”，在没有发现病灶，在没有明确可以切除、可以阻断、可以拮抗的“物质靶点”之前，就没有使用西药的指征，所以就不能“轻易给药”。因此有人说，在美国“买枪容易，买药难”。这是中医与西医看待疾病的观点不同，方法各异造成的。中医紧紧依靠病人的“主观感觉”，认为病人的主观感觉就是医生的客观依据，从来不说症状不可靠。西医则认为，症状是不可靠的，只是表面现象，疾病的本质在症状后边隐藏着，必须做各样的检查，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但是，世界上就有许多的人，身体与精神非常痛苦，各种检查却都是“未见异常”，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这种人占人群的70%以上。看来，依靠病人证候，在病灶还没有形成之前就能诊治、就可以使人重新恢复健康的中医学，的确有其“见微知著”，早期干预、治疗关口提前的优势。 笔者的“思想小差”开得太远了，洋博士与余老的谈话已经进入了尾声。 您如何看待中西医结合？ 中医界内部对此看法不一致。我认为，中西医结合，中医要发挥主要作用，不然何必中西医结合？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主要是辨证论治。因为西医的病是明确的，需要用中医的治疗方法提高疗效，否则只用西医治疗就可以了，何必结合？ 洋博士走了，不知道她如何去整理这次采访，作为旁听者，我的收获是丰硕的，萦绕心头20多年的困惑，由此一扫而光。真可谓“无巧不成书”，天赐良机，岂能私密心头，不与海内同仁共享？ 《曹东义：反中医情结根于文化自卑》*告别文化自卑，正确认识中医 我们认为，中医是中华文化最优秀的部分，它不仅是中医人的，也是中华民族全体人民的宝贵财富，甚至是全世界人民的宝藏，是中国正在走向世界的重要发明。 德国慕尼黑大学曼·波克特教授，著名汉学与医学家，既熟悉西医，又坚持研究中医几十年，他取名“满晰驳”，意为“以饱满的责任感反驳西方明晰科学的不足”。 在中国科技信息所主办的“中医药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他作了《为什么当代人类不能缺少中医》的专题讲演，受到与会者的广泛认同和高度赞扬。 波克特教授还接受了《科技中国》记者的专访。他说：“我一再强调中医是一门成熟的科学。这是我几十年研究而得出的结论。” 他说，中国自己不把中医药学当成科学，不重视中医药的发展，其根源是文化自卑感。“中医是一种内容最丰富、最有条理、最有效的一种医学科学。而西医学的发展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大踏步发展只有几十年。应当看到，它是借助物理学、化学的方法和理论，作为自身使用的技术才发展起来的，事实上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药理学基础。从根本上说，西医学还只是一种典型的生物医学或动物医学，还远没有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医学。它将针对老鼠的实验结果应用于人类。须知，人类与老鼠毕竟有天壤之别啊。当然，西医在物理、化学方法基础上发展的医疗技术是很可贵的，但技术与科学是两回事”。 曼·波克特教授说，近一百年来，许多人固执地相信用西医的方法可以发掘和提高中医，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医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中国的有关主管部门和许多医生，表现出不可理喻的民族虚无主义，不承认自己民族医学的科学性，不认真评价并确定中医的价值，一味追求时髦，用西医的标准和术语改造中医，扼杀中医。可悲的是，当前这种状况还在继续恶性循环。 许多有识之士指出，中国是不应该有文化自卑感的。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有灿烂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文化强国，对人类文明有过重大的贡献。中国只是在近二百年才落后了，但这是社会的落后，管理的落后，经济的落后，而不是文化特质的落后。中国人应该克服文化自卑感，理直气壮地弘扬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大力宣传和发展中医中药学，要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医中药“正名”。中医是成熟的科学，不是经验医学，更不是伪科学。不要人为地把中医学搞坏了。 许多中医理论揭示未来医学方向 中医学虽然产生于古代，但是它的理论并不落后，甚至代表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 整体和谐的生命观：中医学既没有上帝造人的观念，也没有神仙抟土成人的说法，而是把人看作是大自然自身运动变化的结果，“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必须通过“升降出入”，与大自然不断交换物质，以此保持生命的正常状态。内在的脏腑，与外在的自然天地四时之气，相通相应，平衡协调，是一种整体生态和谐的生命观。 形神统一以神为主的人文精神：中医学认为人是自然的人，更是社会的人。“天地之间人最贵”，人为什么最贵？因为人是有灵魂、有精神的，虽然精神寓于形体之内，但精神不是傀儡，而是形体的主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心主神明，“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因此，中医的诊疗措施，完全是“以人为本”。中医依据四诊判断病情，既是基于生物进化，更是人文精神的极大体现。生物进化了人的皮肤，中医就建立了望皮色、切尺肤、望神的诊断方法，就可通过汗法治疗各类疾病，这在动物界是难于模拟的。人类进化产生了意识，人的主观意识能够对于自身的健康状态，进行真实反映，这也是动物实验所不具备的。因此说，中医是地地道道的“人的医学”。 注重动态转化的辨证医学：中医认为人体经常处于“健康”与“疾病”，两种状态互相转化的过程。因此中医说的疾病，多数不是固定不变的病灶，而是可以转化的不健康状态。即使是病灶，中医也强调病灶的可转化性，比如，胸痹虽然略同于冠心病，但是，中医强调的是可通的“痹（闭）”，而不是具体病灶形态。有形的痰核、积聚，都强调其可散可消，而不是研究病灶内部结构。气滞、痰凝、血瘀，虽然都可以形成病灶，中医的着眼点重在可转化，是动态辨证的疾病观。 强调早期介入预防为主的治疗思想：在没有形成病灶之前，中医就可以根据证候“辨证论治”，并推崇“治未病”，认为是最高医学水平“上工”才可以具备的技能。这也是未来医学追求的理想境界。“未病”大多不是检查结果异常，而是人体心身不适，“候之所始，道之所生”。有病人的主观证候，就是医生客观的依据。 复杂问题最宜宏观调控：生命现象是极为复杂的，疾病过程也是极为复杂的过程。比如SARS时期，没有一个抗SARS病毒的现代化学药物，几千例患者是怎样被治愈的？也就是说，在过去一向被视若神明的“特异抗病毒药”缺乏的情况下，人体战胜疾病的机制是什么？其机制应当是非常复杂的。中医历来研究复杂问题，把天时地利，人体素质，饮食劳倦，情志苦欲，治疗反应等等，都要纳入进来，然后才能使病证与方药紧密契合，取得预想的疗效。中药的化学成分是非常复杂的，中医驾驭中药的智慧，一是靠临床实践经验总结，二是靠中医理论指导。如果只是用化学分析的方法研究，那是极为困难的，不要说全面阐明，就是说其大概也难做到，只能一个一个成分去猜，无法指导中医临床用药。因此，离开了中医理论的指导，应用中药就会手足无措，甚至被当作垃圾看待。 以上几点，都说明中医药学是一个独特的学术体系，目前还远没有认识它的优秀价值，需要我们加倍爱护。 如何看待中医未来事关战略 30年前，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著《未来的冲击》， 他在序言中说：“沛然而作的变革浪潮，其来势之猛，实已到了足以溃决庙堂，否定价值，毁根拔基的地步。未来冲击已经不再是一种遥远的危险，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时症”。 其实，美国在1970年时所面临的未来冲击，远远没有中医学所经受的现代西方医学的冲击更猛烈、更强大。1970年我们正在干什么？文革的时候我们如何看待未来？当时混乱的局面，曾经困扰过共和国的领导人。1974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无疑是走出困境的大胆假设。后来虽然有过动摇，但始终未曾让人们遗忘。这一事关共和国未来的设想是那么智慧，它使激烈的论争、人与人的斗争转化为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对于未来的憧憬，曾经鼓舞了一代人。当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与“四化”的宏伟目标不无关系。未来学的伟大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面对冲击，阿尔文·托夫勒说：“使我吃惊不已的是，我们大家对于应变的问题所知如此之少。”那么，中医界在面对西方医学冲击的时候，是否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有了自如应对的良策？是否已经“严阵以待”、“我自岿然不动”？“衷中参西”、“中西汇通”并没有使中医达到免受冲击的作用，也没有成为溶解西医、同化现代医学、发展中医学的理想境界。紧接着而来的“中医科学化”，其潜台词就是余云岫的“中医理论陈腐玄虚，中医经验偶合幸中”！更大的伤害是有人说中医是“封建医”、“旧医”，必将随着封建社会的消失、学习苏联经验的深入而不复存在。在这样的认识背景下，中医的未来能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善意的误解，说中医是“伟大宝库”、是“祖国医学遗产”。宝库可以被利用，也可以被盗窃，只有逐渐消失的前景，而不会有充满生机的未来；“遗产”也是满带着陈腐气息的旧东西，很难让人有时代的感觉。“中医现代化”的前提，就是中医不够“现代”，而是处于“过去”的、“朴素”、“原始”的状态的代名词，这样的医学，能是富有生机的医学吗？能够唤起从业的青年的热情吗？不“自我从属”才怪！一个满是陈腐气息的学科，能有光辉灿烂的未来吗？难道我们是“第二个”考古学专业？！ 中医药在本世纪受尽摧残、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其实这种思潮由来已久，可以说自西学东渐之后，一种对中华文化的不信任、不自信，严重地影响了一代人。从国学大师梁启超、胡适、鲁迅，到一般的青年人，对中医有过误解、误论的人不计其数。从余云岫《灵素商兑》提出“旧医”的“理论陈腐玄虚、经验偶合幸中”之后，这一魔咒就紧紧地戴在不少人的头上、扎根在许多人的心里，总会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立论根据提出来，就像那打不死的白骨精一样，它会不时变换一种面孔出现在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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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记实文字，发表于《家庭中医药杂志》2006年第5期（总第120期）5-6页，题目是《为何选择中医——听余瀛鳌先生说那过去的事情》。
h( T3 R H& f/ @1 d# |4 V' y9 v* 本文5月30日贴到网上，又刊载于《中国中医药报》2006年10月25日（有删节）、《中医药通报》（全文）2006、5（5）、34-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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