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清科学内涵.再评论中医

本帖最后由曹东义于 2017-10-13 11:37 编辑

《挺起中医的脊梁——废医验药正危害中医》
曹东义主编
2012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

目录
引言不能回避的问题       4
第一章       科学被误解的悲哀       6
没有弄清科学究竟是什么       6
莫把科学异化为宗教审判       10
不能自诩为科学代言人       22
不要以“伪科学”清君侧       27
勿以“废医验药”危害中医       37
莫用“中医骗子”嫁祸中医       40
“睁着眼摸象”危害大       51
装神弄鬼的方舟子
第二章疾病复杂，医学幼稚       60
中西医学术源流皆不相同       61
解剖学发展带动手术进步       65
显微镜帮助人们了解微观       67
细胞病理学扬弃解剖学       68
发现微生物改进免疫技术       69
纺织印染促进化学制药       70
抗生素利器不该被滥用       73
分子医学扬弃细胞病理学       75
遗传学有助于对人的尊重       77
核酸对细胞生物学的挑战       79
探索核酸与蛋白的复杂关系       81
DNA重组技术带来的忧虑       83
宋安群挑战基因理论       84
细胞调控带来的难题       86
全能细胞核挑战器官解剖       88
免疫中的细胞吞噬       89
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       90
抗原与抗体的相互斗争       92
用免疫原理进行诊断       94
炎症介质引发炎症       96
研究生物治疗技术       99
生命的整体涌现性       100
第三章中医以独特方法认识人体       102
天地合气，命之曰人       103
阴阳是古代汉语写的辩证法       105
五行是以人为本的哲学       107
五行学说是改良的八卦       109
人人必须升降出入       111
取象比类是难于取代的研究方法       115
模型虚拟化是中医智慧       116
中医靠模糊集合走向清晰       119
经脉、络脉联络表里上下       120
灰箱更符合临床实际情况       124
合而治之是中医的特长       125
风雨寒暑专病虚人       126
饮食自倍先伤肠胃       129
情志过激伤人正气       132
久视长卧损伤气血       135
酒色过度身乃不固       136
依据证候治疗未病       138
治病八法代表众法       140
治病寻求阴阳平衡       144
恢复和谐脏腑不争       145
流通气血祛除痰湿       147
组方选药如同调兵选将       151
甚者独行单方一味       152
组合方剂必有主辅       154
遵古炮制减毒增效       157
方随证转活法治病       159
难言之密在于用量       161
第四章、世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医       164
首先是政治，然后才是学术       165
中医的指南针不在西医手里       168
谁是健康的主宰？       170
包容疾病才能获得健康       172
“人体观”决定中医特色       174
中医体现了“时空整体观”       176
发展中医药需破解理论难题       178
中医的现实作用与未来价值       181
中医需要更多的国医大师       183
“中医孔子学院”向世界展示新姿态       184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0-13 11:23:45

《反中医情结根于文化自卑》[ 本文5月30日贴到网上，又刊载于《中国中医药报》2006年10月25日（有删节）、《中医药通报》（全文）2006、5（5）、34-36页。]
告别文化自卑，正确认识中医
我们认为，中医是中华文化最优秀的部分，它不仅是中医人的，也是中华民族全体人民的宝贵财富，甚至是全世界人民的宝藏，是中国正在走向世界的重要发明。
德国慕尼黑大学曼·波克特教授，著名汉学与医学家，既熟悉西医，又坚持研究中医几十年，他取名“满晰驳”，意为“以饱满的责任感反驳西方明晰科学的不足”。在中国科技信息所主办的“中医药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他作了《为什么当代人类不能缺少中医》的专题讲演，受到与会者的广泛认同和高度赞扬。
波克特教授还接受了《科技中国》记者的专访。他说：“我一再强调中医是一门成熟的科学。这是我几十年研究而得出的结论。” 他说，中国自己不把中医药学当成科学，不重视中医药的发展，其根源是文化自卑感。“中医是一种内容最丰富、最有条理、最有效的一种医学科学。而西医学的发展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大踏步发展只有几十年。应当看到，它是借助物理学、化学的方法和理论，作为自身使用的技术才发展起来的，事实上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药理学基础。从根本上说，西医学还只是一种典型的生物医学或动物医学，还远没有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医学。它将针对老鼠的实验结果应用于人类。须知，人类与老鼠毕竟有天壤之别啊。当然，西医在物理、化学方法基础上发展的医疗技术是很可贵的，但技术与科学是两回事”。
曼·波克特教授说，近一百年来，许多人固执地相信用西医的方法可以发掘和提高中医，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医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中国的有关主管部门和许多医生，表现出不可理喻的民族虚无主义，不承认自己民族医学的科学性，不认真评价并确定中医的价值，一味追求时髦，用西医的标准和术语改造中医，扼杀中医。可悲的是，当前这种状况还在继续恶性循环。
许多有识之士指出，中国是不应该有文化自卑感的。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有灿烂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文化强国，对人类文明有过重大的贡献。中国只是在近二百年才落后了，但这是社会的落后，管理的落后，经济的落后，而不是文化特质的落后。中国人应该克服文化自卑感，理直气壮地弘扬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大力宣传和发展中医中药学，要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医中药“正名”。中医是成熟的科学，不是经验医学，更不是伪科学。不要人为地把中医学搞坏了。
许多中医理论揭示未来医学方向
中医学虽然产生于古代，但是它的理论并不落后，甚至代表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
整体和谐的生命观：中医学既没有上帝造人的观念，也没有神仙抟土成人的说法，而是把人看作是大自然自身运动变化的结果，“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必须通过“升降出入”，与大自然不断交换物质，以此保持生命的正常状态。内在的脏腑，与外在的自然天地四时之气，相通相应，平衡协调，是一种整体生态和谐的生命观。
形神统一以神为主的人文精神：中医学认为人是自然的人，更是社会的人。“天地之间人最贵”，人为什么最贵？因为人是有灵魂、有精神的，虽然精神寓于形体之内，但精神不是傀儡，而是形体的主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心主神明，“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因此，中医的诊疗措施，完全是“以人为本”。中医依据四诊判断病情，既是基于生物进化，更是人文精神的极大体现。生物进化了人的皮肤，中医就建立了望皮色、切尺肤、望神的诊断方法，就可通过汗法治疗各类疾病，这在动物界是难于模拟的。人类进化产生了意识，人的主观意识能够对于自身的健康状态，进行真实反映，这也是动物实验所不具备的。因此说，中医是地地道道的“人的医学”。
注重动态转化的辨证医学：中医认为人体经常处于“健康”与“疾病”，两种状态互相转化的过程。因此中医说的疾病，多数不是固定不变的病灶，而是可以转化的不健康状态。即使是病灶，中医也强调病灶的可转化性，比如，胸痹虽然略同于冠心病，但是，中医强调的是可通的“痹（闭）”，而不是具体病灶形态。有形的痰核、积聚，都强调其可散可消，而不是研究病灶内部结构。气滞、痰凝、血瘀，虽然都可以形成病灶，中医的着眼点重在可转化，是动态辨证的疾病观。
强调早期介入预防为主的治疗思想：在没有形成病灶之前，中医就可以根据证候“辨证论治”，并推崇“治未病”，认为是最高医学水平“上工”才可以具备的技能。这也是未来医学追求的理想境界。“未病”大多不是检查结果异常，而是人体心身不适，“候之所始，道之所生”。有病人的主观证候，就是医生客观的依据。
复杂问题最宜宏观调控：生命现象是极为复杂的，疾病过程也是极为复杂的过程。比如SARS时期，没有一个抗SARS病毒的现代化学药物，几千例患者是怎样被治愈的？也就是说，在过去一向被视若神明的“特异抗病毒药”缺乏的情况下，人体战胜疾病的机制是什么？其机制应当是非常复杂的。中医历来研究复杂问题，把天时地利，人体素质，饮食劳倦，情志苦欲，治疗反应等等，都要纳入进来，然后才能使病证与方药紧密契合，取得预想的疗效。中药的化学成分是非常复杂的，中医驾驭中药的智慧，一是靠临床实践经验总结，二是靠中医理论指导。如果只是用化学分析的方法研究，那是极为困难的，不要说全面阐明，就是说其大概也难做到，只能一个一个成分去猜，无法指导中医临床用药。因此，离开了中医理论的指导，应用中药就会手足无措，甚至被当作垃圾看待。
以上几点，都说明中医药学是一个独特的学术体系，目前还远没有认识它的优秀价值，需要我们加倍爱护。
如何看待中医未来事关战略
30年前，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著《未来的冲击》，他在序言中说：“沛然而作的变革浪潮，其来势之猛，实已到了足以溃决庙堂，否定价值，毁根拔基的地步。未来冲击已经不再是一种遥远的危险，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时症”。
其实，美国在1970年时所面临的未来冲击，远远没有中医学所经受的现代西方医学的冲击更猛烈、更强大。1970年我们正在干什么？文革的时候我们如何看待未来？当时混乱的局面，曾经困扰过共和国的领导人。1974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无疑是走出困境的大胆假设。后来虽然有过动摇，但始终未曾让人们遗忘。这一事关共和国未来的设想是那么智慧，它使激烈的论争、人与人的斗争转化为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对于未来的憧憬，曾经鼓舞了一代人。当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与“四化”的宏伟目标不无关系。未来学的伟大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面对冲击，阿尔文·托夫勒说：“使我吃惊不已的是，我们大家对于应变的问题所知如此之少。”那么，中医界在面对西方医学冲击的时候，是否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有了自如应对的良策？是否已经“严阵以待”、“我自岿然不动”？“衷中参西”、“中西汇通”并没有使中医达到免受冲击的作用，也没有成为溶解西医、同化现代医学、发展中医学的理想境界。紧接着而来的“中医科学化”，其潜台词就是余云岫的“中医理论陈腐玄虚，中医经验偶合幸中”！更大的伤害是有人说中医是“封建医”、“旧医”，必将随着封建社会的消失、学习苏联经验的深入而不复存在。在这样的认识背景下，中医的未来能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善意的误解，说中医是“伟大宝库”、是“祖国医学遗产”。宝库可以被利用，也可以被盗窃，只有逐渐消失的前景，而不会有充满生机的未来；“遗产”也是满带着陈腐气息的旧东西，很难让人有时代的感觉。“中医现代化”的前提，就是中医不够“现代”，而是处于“过去”的、“朴素”、“原始”的状态的代名词，这样的医学，能是富有生机的医学吗？能够唤起从业的青年的热情吗？不“自我从属”才怪！一个满是陈腐气息的学科，能有光辉灿烂的未来吗？难道我们是“第二个”考古学专业？！
中医药在本世纪受尽摧残、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其实这种思潮由来已久，可以说自西学东渐之后，一种对中华文化的不信任、不自信，严重地影响了一代人。从国学大师梁启超、胡适、鲁迅，到一般的青年人，对中医有过误解、误论的人不计其数。从余云岫《灵素商兑》提出“旧医”的“理论陈腐玄虚、经验偶合幸中”之后，这一魔咒就紧紧地戴在不少人的头上、扎根在许多人的心里，总会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立论根据提出来，就像那打不死的白骨精一样，它会不时变换一种面孔出现在你面前。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0-13 11:24:37

《张功耀为何误读了科技史》[ 本文撰成于2006年6月初，很快就贴到了网上，对于张功耀而言，他可能很意外。他正在志高意满地指斥中医，不成想自己本应擅长的“史学功夫”却是一塌糊涂。本文被《医学与哲学·社科人文版》2006年第12期刊登在10-12页。]
中南大学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张功耀教授对于中医问题的观点，主张告别与取消中医中药，错误很多，影响很大。他为何会出现如此偏激的论述，我们需要分析他做学问的方法。有一篇文章是在他反对中医之前发表的，很能说明他研究问题的方法，这就是他写的《被误读为“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1]。
中国古代的科技史阔与不阔，可以研究，也可以讨论，关键是要用正确的方法去研究，用正常的思维方法进行总结。张功耀从臆想的观念出发，用误读的例证做依据进行研究，其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不可信；相信了他的结论，就会看错中国古代的科技史。
误用了“先前阔”的本来含义：张功耀教授说，“‘先前阔’，最早出自鲁迅先生的文化批判小说《阿Q正传》。研读过这篇小说的读者知道，阿Q曾经拥有一个‘真能做’的名声。但是，阿Q的‘真能做’并没有改变他穷困潦倒的命运。因此，阿Q对他现实生活的贫弱是心知肚明的，只是讳言而已。至于他的过去，阿Q虽然并不清楚自己‘先前的行状’（即自身的历史），加上‘人家也没有留心’（即很少有人关心阿Q的历史），但他却很有信心地认为，自己先前曾经很阔。你看他：‘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什么东西！’”
鲁迅先生塑造的阿Q形象，代表的是那个时代下层被压迫民众的典型，不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代表，更不是先进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的化身。张功耀以此来比喻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知识分子，是很不恰当的。他说：“一群被祖先崇拜的香火熏陶出来的书吏们，内心感受到了与列强的巨大差距。但是，为了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他们只好通过求证祖上的荣耀来掩盖现实的贫穷与落后。这恐怕就是在中国造就‘先前阔’意念的历史缘由和文化缘由。”
研究历史，挖掘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正是先进知识分子“以笔做刀枪”，不畏列强凌辱，唤起民众，保家为国“力所能及”，竭尽全力的爱国之举。如今，当胜利来临之后，中华民族逐渐强大之后，对于这些早年的爱国知识分子，我们敬佩还来不及，怎么能用阿Q的“先前阔”的解嘲之语，来嘲笑、挖苦他们呢？
张功耀说：“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冲破‘先前阔’的文化阴影，以尊重科学的态度审视科技史项目，并通过客观的比较可以断定，中国古代科技史是一篇被误读成了‘先前阔’的历史。它意味着，作为‘李约瑟难题’的推理前提不存在，所以，对它的任何求解都毫无意义。否则，它将陷入欧布里德式的怪论之中”。
原来，张功耀之所以制造“被误读为‘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的谬论，为的是否定“李约瑟难题”，为了证明他的“笔者以为，不用再做更多的比较，结论已经很清楚了：中国古代科技史并不是一篇‘先前阔’的历史。可能五四运动前后我国学者的看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状况，那就是：‘中国古代无科学’”。
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说明“中国古代无科学”。
张功耀存在严重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他即使生长在文明故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摆脱不掉“文化自卑”的心理障碍，自身具有阿Q情结，患有严重的“恐洋症”，反过来却侮辱前代的科技史研究成果，是“被误读为‘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他对中医的认识也受这种思想所支配[2、3]，因此得出了“告别中医中药”的错误结论[4]。
他为了证明自己假设的论点，所用的三个例子，也都是对于前人原著的误读、误用。
误用“处阴息影”典故：张功耀说，要造成一个“先前阔”的文化假象并不难。以下三种方法都具有祖传性质，按照这些方法去做，就可以使本来落后的东西也能“阔”起来，并且“阔”得理直气壮。
他说：“《庄子·渔父》在谈到孔子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而不知所失时，讲了这样一个可以掩盖缺点并使自己聊以自慰的经典方法：‘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急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急走不休，绝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
张功耀解释说：“这个经典方法所阐明的道理是，要摆脱自身缺点的困扰，就是将自己的缺点置于别人的缺点之下（处阴以休影）；要想自己不犯错误，就是什么事也不要干（处静以息迹）。否则，如果你拼命地去追赶人家，或者设法努力克服自身的落后和不足，你就会‘急走不休，绝力而死。’”
张功耀的解释是错误的。
庄子所说的这个人，不是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他讨厌自己的影子和足迹；而且，他还采取了一个更为错误的做法：想用奔跑的方法脱离自己的影子和足迹。因此，庄子嘲笑他“愚亦甚矣”。
这样的人，难道“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思维就正常了吗？没有。因为影子和足迹是不可能去掉的，也没有必要对它们产生畏惧与厌恶。所以，庄子说的这个人，他无论怎样做，都处于一种病态，如果有所区别，也只是病态的严重性上存在着微与甚的差距，病态对于患者的危害程度只是大与小的不同。他的思维混乱现象，本质上都不是正常人所具有的。
张功耀借用一个被嘲笑的患者，比喻科技史研究的前辈、前人的心态、前人的成果，都是一种亵渎行为。
张功耀在误读了典故之后，不无得意地说：“显然，庄子的这个方法教会了我国不少从事科技史研究的人。由之，每当有人指出中国古代的科技史还存在缺陷时，马上便会涌出一批学者，试图努力证明西方的古代科技史也是有缺陷的，从而达到用别人的缺点来庇护自己的落后的目的。于是，‘先前阔’的结论也就蕴于其中了。”
张功耀的错误不在于误读典故，而是他刻意以此嘲弄前人对于科技史的研究。他是一个合格的学者吗？他要嘲笑谁？
反中医的风潮，起源于20世纪初期，那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岁月。“科学未能救国，文化已遭涂炭；欧风东渐的尘沙，吹混了整个中华的天空，不少有识之士在中医问题上，都交出了不合格的答卷”。革命就像剪辫子一样，一夜之间传统成了“落后”的替罪羊，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吼声里，中医学自然不能幸免于难。张功耀在中华朗朗乾坤的今天，仍然痴迷于废止中医，也是根于他的文化不自信。他把中华民众的传统文化，称为“庸众思维”，他宣称：“中国古代无科学”，古代的兵法“全书没有一句真诚的话”，他要废止阴历，废止中医中药，自我标榜是在“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努力开启民智，决不向愚昧低头！”他已经自我膨胀到了何等地步！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无知与漠视，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步。因此，他在没有弄清科学为何物的情况下，就“以科学的名义”鼓吹“告别中医中药”，比余云岫“废医存药”走得更远，谬误更深。
误用“圣教同源”典故：“处阴息影”是张功耀误读误用典故，“圣教同源”也是他误读误用前人文章造成的。
张功耀说，“圣教同源”的考订方法是形成“先前阔”意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鲁迅先生曾经尖锐地批评过：“凡是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有这一种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异端’，必须歼灭，待到它奋斗之后，自己站住了，这才寻出它原来与‘圣教同源’。外来的事物，都要‘用夷变夏’，必须排除的。但待到这‘夷’入主中夏，却考订出来了，原来连这‘夷’也还是黄帝的子孙。”
鲁迅先生所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鲁迅先生所举的例子，也不能随便乱用。“用夏变夷”的典故，出于《孟子·许行》“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而不是“用夷变夏”。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事情，“蛮夷”武力征服汉族之后，在文化上，毫无例外地都要被汉文化所同化，“用夏变夷”，用中华文化的高度文明，改变了少数民族原来的落后状态。这是所有具有历史知识的人都尽人皆知的，也是值得炎黄子孙骄傲的事情。
由于优秀中华文化，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很强的包容性，才使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能够以今天的面目出现在世界的东方[5]。由于“用夏变夷”是历史事实，也由于它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无论谁看不惯，它依然是历史事实。更由于，孟子在2000多年之前，就揭示出这一规律，使我们不得不对古人的智慧，表现出我们的崇敬与仰慕。
孟子说：“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欺者，不可与有为也”。
一个民族的强大与崛起，决不是“恐洋症”者所能担当得了的；也决不是时刻不忘用阿Q精神看待世界、看待前人研究成果的思想所能胜任的。
张功耀误解了孔子：张功耀说：“中国传统的说法是‘开门见喜’。可是，要使自己处在‘先前阔’的地位上，就只好‘关门见喜’了。否则，一切至高无上的头衔、令人咋舌的荣誉、旷世空前的伟大成就之类，只要大门一开，也就未必可喜可风、可圈可点了。孔子的名声在欧洲的变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说：“孔子是中国儒学的鼻祖。他一生‘述而不作’，没有一篇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著作权可以无可争议地归于这位‘孔圣人’。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这位没有发表过一篇著作和论文，也没有什么科学建树和理论建树的游说教师，仅仅因为他矢志不移地致力于恢复周朝的道德传统（‘克己复礼’）而成了‘大成至圣先师’，并被尊为中国人的‘万代师表’。近10几年来，他还获得了‘中国文化的杰出代表’的授勋。这个被毫无根据的追授并鼓噪起来荣誉，使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努力白费了。‘万代师表’尚且可以不发表任何论文和著作，这就难怪我们的大款、大腕和大官们可以自由地捞取‘教授’和‘院士’的头衔了。”
中国古代最推崇的就是“学以致用”，也就是张学诚所说的“先王未曾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史也”，完全不追求闭门造车，出什么理论著作。许多先秦的优秀著作，都没有写上作者的名字。2000多年之前，李冰设计的都江堰工程，富含着那么深厚的科技原理，但是，他并没有留下阐述原理的著作。先秦诸子们担心的是自己的学说、主张，也就是“立言”不能推行，不能流传后世，不能造福万代，而不担心埋没了自己的著作权。孔子“述而不作”，完全是对于“立言”的慎重，是做学问最为严谨的表现，决不像张功耀教授一样，在网络上，对许多非专业人员，大肆兜售自己的谬说，而不在专业范围内探讨。
张功耀在《给全国网络读者的公开信》中说：“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医既不是什么积极的文化，更不是什么科学，甚至还不够格称‘伪科学’，而是中国古代落第文人，利用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而刻意做成的骗局。什么‘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七经八脉’，全都是热混了的胡话，没有丝毫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过去人们受骗，是因为中国的科学落后。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科学，就不应该继续容忍这种装腔作势的欺骗性文化了。那些愿意躺在他们的‘文化归宿’中说梦话的，我们可以去唤醒他们，但不要勉强他们。但是，他们没有权力继续诱导我们的年轻人跟着他们一道去说梦话。一个混乱而自满自足的思想体系，无论怎样‘弘扬’和‘保护’，都绝对不能与集中了全世界人民智慧的科学去竞争。所有对中医的‘弘扬’和‘保护’，无非就是继续培养一些睡大觉、说胡话的人。如果被《红楼梦》养活的教授，终归不至于一开口就说胡话的话，以《黄帝内经》作为自己的‘文化归宿’的人，则每每开口却尽是些热混的胡话。”
张功耀作为一个大学教授，“负责地说”了一些极不负责任的话，“骗子”、“胡诌”、“鬼混”经常出现在他对中医的评论中，这就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因为中医运用中医理论和中药看病，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受法律保护，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事情，不可随意诟病。张功耀对于他不懂的东西，不但可以随意否认，甚至加以尽情地漫骂，他研究历史的严谨态度是颇为值得怀疑的。
孔子没有著作，不是他没有学问，也不是他对于人类的贡献小。他的思想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对于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有不可低估的巨大影响力。他无愧于世界伟人的称号，也决不是张功耀这个“教授”所可以比拟的“游说教师”。
张功耀说：“实在地说，欧洲人在没有充分了解孔子之前，曾经叹服过他的名声。但是，当《论语》之类的著作传入欧洲以后，孔子的声望反倒大降。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阅读了德文、法文和英文版的《论语》、《大学》、《中庸》之后，曾经这样评价过孔子：‘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更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孔子不是一个哲学家，但他比黑格尔知道辩证法的时间并不晚。中国古代，阴阳学说就是辩证法，就是阐述对立统一规律的；是阐述阴阳之间互相转化、互相依存的矛盾法则。但是，这还不够，世界不仅由对立的双方构成，而且世界是万物构成的复杂系统。万物之间除了对立、依存、转化之外，还有其他复杂的关系；还有人类生活其间，人为万物之灵，人的劳动成果也是世界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有了五行学说。
五行之中的金，就是人类劳动的成果。“土生金”，金是人类冶炼的结果。人类在没有掌握“土生金”、“火克金”之前，只能是石器时代。“金曰从革”，一切革命性的措施，都是由人类来完成的。金为何能克木？因为金属的工具被人掌握了。如果，只有金属工具，没有人，金能克木吗？如果没有金属工具，没有人掌握金属工具，怎能开掘水源？人类挖井、修渠，所以金能生水。金生水的过程，也是人类劳动的过程。因此说，五行学说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互相依存的复杂体系，古人很好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张功耀说：“中国古代的‘五行说’，不仅对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概念界定十分模糊，对‘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也没有给出有充分说服力的因果关系论证，尤其没有像恩培多克勒那样用实验来证明它。所以，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把‘五行说’供奉在科学的殿堂上”。
他推崇“四元素说”，因为那是外国的。他说：“根据因果律科学规范，我们不难判断，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属于科学，中国古代的‘五行说’则不属于科学。众所周知，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是通过火法分析得到的，其因果关系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上是最明确的。恩培多克勒告诉人们，观察生树枝在火炉中燃烧的情形，树枝在燃烧时发热，喷出火焰，证明在它的里面含有‘火’；烟囱顶部逸出烟雾证明它里面含有‘气’；燃烧着的生树枝两端会鼓泡并嘶嘶作响，这就是‘水’；灰烬具有重量、不可再燃烧性和干燥性，它被命名为‘土’。将世界上所有的物体用燃烧方法进行分析，都会从中解析到这四种‘元素’。由之，自然界是由土、水、气、火四元素构成的，就被认为是得到了普遍性的证明。虽然这样的证明非常朴实，站在现在的立场上看，把土、水、气、火称作‘元素’也并不恰当，但它毕竟是科学史上最早也最充分的一次证明活动。尽管这个证明活动发生在亚里士多德之前，但它完全符合科学研究的因果律规范。因此，把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当作古代希腊的一项科学发现是有充分依据的”。
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误解。
“四元素”学说，充其量说它可以是分析科学的基因，但它决不是系统科学、复杂科学的起点。而“五行学说”由于提供了多因素互相作用，保持稳态平衡的思想方法，至今仍然是最为先进的思想体系，它为复杂系统科学提供了最早、最成功的学术范例。为中医学解决人体健康的复杂问题，提供了极为简练而有效的方法，至今仍然难于被取代。
参考文献
[1] 张功耀.被误读为“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兼论“李约瑟难题”的推理前提问题[J].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4，26（5）：97-102.
[2] 曹东义.驳《告别中医中药》[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27（6）：75-76.
[3] 徐承本.不能告别中医中药[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27（6）：76-77.
[4] 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27（4）：14-17.
[5] 曹东义.不能忽视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医学版），2005，22（2）：1-4.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0-13 11:25:19

《答张功耀：中医是什么样的医学》[ 有关的论述有几篇文章，都是在2006年6月23日贴到网上的，曾经引起过反中医人士的批评，但是，都是皮毛问题，根本无法讨论核心问题，因为，他们根本不懂中医，也无法理解中医。这里加以整理，合在一起论述。]
张功耀教授口口声声说不应该划分西医与中医，世界上应当只有一个医。原来他对什么是中医，什么是西医，根本没有弄清。他只是远远地、以充满鄙夷的目光看了一眼中医，尚未见到中医门墙，更没登堂入室，不知中医药的丰富，也不了解中医药的深厚底蕴和博大精深。中医药在他眼里，就好像楚之日、吴之雪，他不怪自己识见浅薄，却以“你的优秀，我永远不懂”为由，不断地乱攻乱咬。别的中医，有的没有见你的胡言乱语；有的人采取鲁迅先生“最大的蔑视，就是无言”的做法，而懒得理你，还得由我来告诉你：中医是什么样的医学。
我国现存着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种医学。那么，什么是中医，或者什么是中医学呢？是否能开中药的都是中医？或者，所有中医专业毕业的医生就都是中医呢？
这不是故弄玄虚，因为自从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之后，100多年以来，中医学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中医的本质特色是什么？中医与西医的主要区别是什么？曾经引发了广泛的论争，现在这些疑问逐步得到了解决。中医药学以独特的学术特质，正逐渐被世界各国所认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中医，中医诊所遍及五大州的许多国家。
尤其是经历了2003年突发的非典（SARS）疫情的考验，更加说明了中医药的重要性。非典初期，以病因不明，治疗效果不佳，死亡率高，在人群中迅即形成一股恐惧心理。中医药介入治疗之后，通过改善症状，减少激素用量，积极治疗合并症，最终缩短了病程，提高了治愈率，减少死亡率，中医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全球有32个国家，发现非典病例8400多例，全球病死率为11%；中国(包括港台)7700例，其中内地5326例，当时中国大陆的患者最多。邓铁涛教授说：“SARS对于中医西医都是个新问题。在SARS一战中，中医药发挥了无可取代的效力，受到国际卫生组织十几位专家的称赞，认为值得研究推广。现在SARS虽然过去了，但仍然有人怀疑单纯中医不能治SARS。请先看看SARS的死亡率：全球11%，香港17%，台湾27%，中国大陆7%，广东3.8%；广州3.6%，这一数字是全球最低的。广州与香港地理气候、生活习惯都有可比性，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呢？其差别在于有无中医参与治疗。香港卫生署经过2次到广东调查，确认中医的作用，最后请广东省中医院派2位女专家参与治疗SARS严重的患者及新病人，并一再延长预定的留港日期[ 周毅、李剑、黄燕庄著、《国医大师邓铁涛》、广东科技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160页。]。”
由此，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各国的医学工作者，都对中医有了很高的评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一步促进了中医药在世界上的传播。这更需要我们对于中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邓铁涛先生几次说过“中医是以人为本的医学”。
简单地说，中医与西医的区别，中医是“我来帮助你”的医学，西医是“我来拯救你”的医学。所谓“我来帮助你”，就是紧密依靠病人自己的恢复能力，帮助患者从疾病状态转化为健康状态。西医的“我来拯救你”，就是把你的病灶找出来，杀你体内的病菌、病毒，消除你体内的病灶，阻断你的某些受体，拮抗你的某些物质，或者给你切除某个器官、移植某个器官，放入某个支架等等。
中医治病的办法，具体地说，就是通过针灸、按摩、气功、药物等手段，帮助你恢复正气，帮你驱逐邪气，帮你把体内停滞的瘀血、水湿、痰饮、积食、滞气等活化起来，把病理的物质重新变为有用的物质，再次参加到生命代谢之中，恢复原来就有的平衡。
两个医学对于疾病的认识方法，处理方式、使用的手段都有明显的区别。中医、西医各有长处，中国两种医学并存，共同保卫人们的健康，真是在世界上得天独厚，是卫生体制相当理想的“一体二翼”。
那么，能开中药就是中医吗？根据国家的统计资料，60%以上的中药成药是西医开出去的，而真正的名老中医是很少开中药成药的，他们开的大多是中药汤剂。
中药，在历史上分中药饮片与中药成药。
所谓“中药饮片”，就是把植物药的草根树皮、茎叶、全草等，经过加工切制，用特殊的加工方法进行炮制，比如有的中药切片需要炒制、蒸熟、晾干，或者需要加入其他物质一起发酵、炒制。因此，就有了炒山药、制附子、焦神曲、醋香附、酒白芍、蜜炙的甘草等等，大量“遵古炮制”的中药饮片。甚至一味中药可以有几种不同的加工制作方法，比如姜半夏、法半夏、清半夏、生半夏。
一个方子里的某一味药，可以一部分中药用姜制、一部分用醋制；或者有的用酒制，有的用童便制。
中医通过对原生药物的炮制，来达到减轻毒、副作用，增加疗效，改变药物作用与用途的目的。这是我国古人经过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属于中医的发明创造，而且是“原创性”的知识产权。
能够按着中医的理论原理，确立治疗法则，按着治疗法则选择处方，根据病情调整药物，这是中医经常做的事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因人、因地、因时而异，辨证论治，个体化治疗。“理、法、方、药”完整一套，这才是真正的中医应当具备的素质。只会开出一个固定不变的方子，“执方疗病”而不能根据不同病情灵活变通药味，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中医，起码不是一个高水平的中医。
中医治疗疾病，一般情况下，都是依据医生的观察，患者的诉说，并不需要仪器检查，也不需要根据仪器的检查报告单开药。那么，中医是如何判断病情的？他们依据的是什么？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中医是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疾病是如何产生的等问题入手，才能说清楚。
人是从哪里来的？对于这个问题，曾经激起世界各个民族人们的探索热情，也曾经产生过许多不同的说法。
信仰《圣经》的人，曾经认为是上帝造的人，先有了亚当，后来又从亚当的肋骨培育出夏娃，在伊甸园里产生了人类的后代。
中国曾经有过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认为女娲一口仙气，把泥人吹成了真人。
那么，产生于几千年之前的中医学是怎么认识的？
中医学不愧为最早的人类医学科学，完全没有上帝造人、神仙造人的说法，而是按着自然界自身发展的思路，说明人类诞生的原因。
中医几千年之前的经典著作，就明确地说：“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也就是说，人是自然界自身发展而形成的，也可以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而且，人类出现之后，也要靠自然物质的补充与营养，人必须不断地与自然界交换物质，才能维持生命的状态，古人称之为“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天的五气，就是风、火、湿、燥、寒；地的五味，就是酸、苦、甘、辛、咸。风火湿燥寒的五气，构成了四季自然气候的主要因素；酸苦甘辛咸的五味，是一切食物的基本要素。五气、五味可以代表对人体有益的万物。
人的生存离不开五气与五味，离开了人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因此说，古人对于自然，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敬畏，即所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是说，人类只有顺应自然界的变化，才能生得自由，活得滋润。如果人不能顺应自然，不能从自然界不断获取物质，人的生命就结束了。
既然人必须遵循自然界的法则，那么，自然界的法则是什么呢？
中医的经典著作《内经》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故治病必求于本”。也就是说“阴”与“阳”，是世界最为本质的东西，它们决定着天地之间最根本的规律；是一切生的源泉，是一切死的原因；是划分、归类万物最高的纲领，是一切量变与质变的根本动力。
古人怎么就认识了阴阳？其实并不复杂。
古人开始观察自然的时候，他体会最深的东西应当是什么呢？应当是太阳的光照：有了太阳，就有了光明，就有了温暖。背离了太阳，就会产生黑暗，就会有寒冷。火与太阳一样，也有光明与温暖的属性，而且火还有向上，向外，轻盈易动的特性。水与火的性质相反，寒凉而且向下，沉静而质重。
经过千万年的观察、总结古人逐渐形成了阴阳的概念。古人认为，凡是温暖、向上、向外、光明、活动、清虚的物质属性，都是属于阳的范畴；与阳恰成对比的就是阴，凡是寒冷、向下、向内、黑暗、静止、浑浊的物质属性，都属于阴的范畴。
比如，四季之中，春夏季节因为温暖暑热而属阳，秋冬季节由于寒凉清冷而属阴。
一天之中，白天因为光明温暖而属阳，夜晚由于黑暗寒凉而属阴。
而且，阴阳之中，还可以进一步划分阴阳。
比如，虽然春夏总体上属阳，但是春夏的每一天也有阴阳；一天中的阴阳，根据阴阳气的多少，还可以划分为阳中之阳、阳中之阴；阴中之阳，阴中之阴。
比如，上午整体上属阳，而且是阳气逐渐增加的过程，所以是阳中之阳；下午虽然总体上属于阳，但是由于属于阳气在逐渐减少的过程，所以属于阳中之阴。
阴阳是不断变化的，不会总停留在某一个水平上。
阴与阳之间的互相转化，往往是阴消阳长，或者是阳消阴长的过程，而且，量变会逐渐积累为质变，古人称为“重阳必阴，重阴必阳”。
比如，日出的时候，阳气逐渐增加，到了中午阳气达到最盛，然后逐渐衰退，到了傍晚转为阴。入夜的时候属于阴，而且阴气逐渐增加，到夜半的时候，阴气最盛，然后逐渐衰退，到黎明转为阳。
因此，阴与阳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还要不断地相互消长、转化。
人体既然是自然界阴阳之气变化的产物，也必然会有阴阳的属性。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中医学治疗疾病的根本问题就提了出来：“治病必求于本”。
本就是根，本就是基础。古人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人体的本是什么？《内经》说：“生之本，本于阴阳”。也就是说，生命的根本必须建立在自然阴阳变化的基础上。
具体地说，人的体表属阳，体内属阴。腹部经常屈曲，因此属阴，背部经常伸展，因此属阳。人体的上部属阳，下部属阴。
古人的“标准体位”是坐北朝南，太阳从人体的左侧升起，从右侧降落，所以，古人说“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因此，人体左为阳，右为阴。
人的身体里的内脏，根据其不同的生理特点，也被划分为阴与阳的属性。心、肝、脾、肺、肾，这几个内脏，由于它们主要是储存精气，而不是传导饮食水谷，所以属阴；胃、小肠、大肠、胆、膀胱，这几个内脏，主要属于传导水谷代谢产物，而不是储存精气，因此属于阳。
人的身体里阴阳之气的关系，决定人体的健康状态。也就是“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现在，还得由我来告诉你：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0-13 11:26:32

正确认识科学与中医的关系
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张超中博士，赞赏笔者“在大科学的背景里考量中医”的观点。他说，考虑中医问题，一定要在世界科学技术的大背景上看问题，突出中医药的原创性，中医药是发源于我国的原生态医学，是中国正在走向世界的创新性知识体系。
北京大学哲学系楼宇烈教授说，中国哲学的特点是“自然合理”。凡合理的皆自然，凡自然的皆合理。自然就是本然，是本来面貌。人文崇尚自然，科学改变自然。科学讲求清晰，人文推重模糊。是清晰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还是模糊更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许多情况下，越清晰反而越失真。中医来于自然，有几千年以上的发展史，看起来模糊，其实模糊之中有清晰，中药的采收、加工炮制就很清晰，中医的许多描述都是清晰的。但是，中医主要讲的是模糊，我们要给中医理论上的支撑，不要怕人家说中医模糊。
北京师范大学周桂钿教授说，当年他用了两年的时间写了一本“天地奥秘探索历程”的书，张岱年先生让他再写一本“人体奥秘探索历程”的书，结果写了20年仍然没有写出来，人体太复杂，奥秘太多，中医里的奥秘至今也没有揭示出来多少。有人说“被证伪了的都不是科学”，那么，科学史就不好写了。因为，地心说是伪科学，日心说仍然是伪科学。有人说科学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其实很不全面。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而不是科学，科学不会超越真理，也是要以实践为标准的。而现在，与“科学”一词有关的“三子”在危害科学：一是“科学棍子”，有的人把科学当作宗教裁判所，动不动就把别人打成“伪科学”，这是违反科学精神的；二是“科学骗子”，到处用科学做旗号，作假欺骗群众；三是“科学傻子”，缺乏科学目光，只要一听是科学，就顶礼膜拜，是一种新型的迷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闵家胤研究员说，传统科学研究实体，而系统科学研究纬度、关系。科学仍然处于幼年时代，最新的科学成果证明，宇宙明物质只占4%，而暗物质占96%。人类对于这4%的明物质还远没有研究透彻，对于96%的暗物质、暗能量、隐能量的研究才刚开始。有人用黑箱、白箱划分研究对象，也有人提出来“灰箱理论”，也就是半知半不知的状态，我认为“灰箱”的提法很好，中医许多问题都是灰箱状态。中医与西医要很好地合作，未来的道路还很漫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长林研究员说，中国哲学过去强调儒释道，罗希文先生说应当加上医，成为“四大金刚”，这很好。儒释道主要是人文哲学，而中医学是认识论的科学哲学。唯物论的认识论产生了科学，而中医学的天人合一是另一条认识路线，是有关生命科学的认识路线。西方打开了科学殿堂的一扇门，另一扇大门要用中国智慧去打开，中医哲学的研究就是这样的基础工作，很重要。
“很重要”的中医哲学，却很难进入中医学院、中医药大学的课程体系，这是来自北京、南京、黑龙江、河南、内蒙、广西、广东等地的中医教授们的共同感慨。中医哲学研究、普及宣传工作，任重道远，前程似锦。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0-13 11:27:21

引言不能回避的问题
中西医并重是中国卫生体制的特色，也是《宪法》精神的体现，关系到人民大众的健康选择。“废医验药论”既危害中医药事业，也损害民众的切身利益，需要深入分析其错误，指出其危害，把正确的道理告诉大众。这是一件既重要又严肃的事情，也是医务、科技工作者的责任所在。
随着西方科学与西医的传入，一百多年以来，中医一直处于被审视的目光之下，中西医不断交流，与时俱进。中医学者也一直在努力改变自身，试图证明中医的科学性。经过从王清任《医林改错》，到张锡纯《衷中参西》，再到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等一系列的努力与奋斗，中医学并没有像希望的那样发生质的变化，即使想把中医“西化”的人，也无法将其西化，可以说“中医依然还是那个中医”。由此，一些对中医了解不深的人，提出来“废医存药”、“告别中医中药”、“废医验药”的错误论点。这些主张由于持论偏颇，理所当然的遭到了猛烈的抨击。但是，很多人并没有把中医学的优秀特质说清楚。
《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歌“千万次地问” 唱得好：千万里（年），我（们）一直追随着你，可是你并不在意。你不像在我梦里，在梦里（治疗疾病）你是我的唯一（选择），（社会的发展，改变了周围的一切）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课本里学的都是科学和英语，中医的语言我很陌生），而你却依然是你（生命离不开疾病，面对中医的时候，听到的依然是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邪正斗争）！你总是问我爱不爱你（是否选择中医）？我一遍一遍地问自己：你（与西医相比）到底好在哪里？
一百多年以来，由于中医改变不大，而西医却发生了很多巨大的变化，已经不再是那个刚刚登陆中国的西医了。很多人不了解，现在西医许多观念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有的观点在某意义上说是向中医原理的回归。比如西医原来依靠器官解剖，说明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但是细胞生物学的诞生，就发现了肺的非呼吸功能、心的非循环功能、肾的非泌尿功能、胃肠道有很多内分泌功能，因此，细胞生物学判定靠器官解剖，将人体归类为某几个系统的理论，有难以自圆其说的缺陷。每一个器官功能的维持，都必须依靠全身各个器官的协助。中医说的“五脏六腑皆能令人咳，非独肺也”得到了部分的证明。分子生物学的建立，把“细胞形态差异决定细胞功能不同”的理论推翻了，全身所有的细胞（除了成熟的红细胞与生殖细胞），细胞核都一样，每个不同细胞核里DNA的基因既不多也不少，结构决定功能的学说走不下去了。因此，分子生物学走向了蛋白组学、基因组学，向着中医学多元并存、整体和谐的学术特征进一步靠拢。“每一个体细胞核，都可以克隆出一个完整生命”，把只有多能干细胞、定向干细胞可以分化，而分化完全的体细胞不再可分化的旧观念彻底革除了，中医全息诊疗的眼诊五轮学说、舌诊摸脉，也不能说毫无道理。生命自组织理论的建立，为中医学扶正固本、注重自身平衡的理论，找到了更为强大的科学理论支撑。复杂性科学、系统论的深入研究，使中医辨证论治、复合组方的治疗思想，比单一靶点的化学药物更显优势。如果仍然用器官解剖看中医，用机械唯物论的观点衡量中医，其论点就显得格外狭隘。然而。持狭隘科学主义观点看中医的言论，仍然严重影响着很多人对中医的态度，这极为不利于我国的卫生事业发展，有害于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我们不能回避他们的拷问，也必须回答中医学为何不能取消、如何优秀。
反对中医，以批判中医为己任的所谓学者时有耳闻，张功耀、方舟子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2007年出版的《捍卫中医》一书，对于张功耀发表《告别中医中药》、发动网络签名取消中医的错误言行，进行了分析与批评。对方舟子的错误言行，将在本书里加以分析、批评。方舟子是一个学习生物化学的人，不是科学巨将，也不是医学大家。我们没有见到他在生物化学的专业领域里有多少成就，却经常见到他以狭隘、错误的理论为根据评价中医，在各种公开刊物上发表攻击中医的错误言论。
他在网络里，标新立异，模仿旧时《雨丝》杂志，汇聚大量攻击中医的文章，混淆视听，误导民众。尤其错误的是，他以“立此存照·中医骗子”为栏目，以有人假冒中医名誉的事件嫁祸中医，是非常错误之举。因为中医是受害者，他的栏目应该叫“打着中医旗号的骗子”，而不可像鲁迅当年所犯的错误那样，把中医误称为骗子。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后边还会展开来说。
对于攻击中医的错误，如果听之任之就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然而，方舟子不仅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而且2007年还公开出版了《批评中医》的“专著”，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不得不做一次消防队员，跟着他这个放火的来灭火。
其实，对于中医，不是不能批评，也不是中医必须拒绝批评，关键是要用正确的标准来批评，要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医。不能把一些人妄议中医的言论，作为评价中医的标准。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说：“这部著作决不是什么‘内心冲动’的结果。恰恰相反，三年前，当杜林先生作为社会主义的行家兼改革家突然向当代挑战的时候，我在德国的友人再三向我请求，要我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批判性地阐明这一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们认为，为了不在如此年轻的、不久才最终统一起来的党内造成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的新的可能，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他们比我能更好地判断德国的情况，所以我理应相信他们。此外，还可以看到，这个新改宗者受到了一部分社会主义出版物的热忱欢迎，诚然，这种热忱只是对杜林先生的善良愿望所作的表示，但同时也使人看出这一部分党的出版物的善良愿望：它们正是估计到杜林的善良愿望，才不加考虑地接受了杜林的学说。还有些人已经打算以通俗的形式在工人中散布这种学说。最后，杜林先生及其小宗派采用各种大吹大擂和阴谋的手法，迫使《人民国家报》对这种如此野心勃勃的新学说明确表态。虽然如此，我还是在过了一年才下决心放下其他工作，着手来啃这一个酸果。这是一只一上口就不得不把它啃完的果子；它不仅很酸，而且很大。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必须联系这个体系来研究这一理论，同时研究这一体系本身：必须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他谈到了所有可能涉及的东西，而且还不止这些东西。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论文，它们从 1877年初开始陆续发表在《人民国家报》的续刊——莱比锡的《前进报》上，现汇集成书。”
尽管方舟子们不是杜林，我们也不是恩格斯，但是，方舟子等人在医学和中医问题上，发表了一系列的主张，什么“科学成就健康”、“废医验药”等等，不仅已经形成了“体系”，而且对于一般民众的误导，远比杜林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曲解更严重。因此，我们也必须向恩格斯学习，“放下其他工作”，尽力消除他的不良影响。在医学、科学、中医、西医的广阔领域里，同他辩论，与他争鸣，指出他的谬误，尽可能地以现代语言，说清中医药科学性的原理所在。
恩格斯说：“对象本身的性质，迫使批判不得不详尽，这样的详尽是同这一对象的学术内容即同杜林著作的学术内容极不相称的。但是，批判之所以这样详尽，还有另外两种情况可作为理由。一方面，这样做使我在这本书所涉及到的很不相同的领域中，有可能正面阐发我对这些在现时具有较为普遍的科学意义或实践意义的争论问题的见解。这在每一章里都可以看到，而且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我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在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完全没有成效的。另一方面，‘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近来，天体演化学、一般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的体系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德国。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正如在现代国家里假定每一个公民对于他所要表决的一切问题都具有判断能力一样，正如在经济学中假定每一个消费者对于他要买来供日用的所有商品都是真正的内行一样，——现今在科学上据说也要作这样的假定。所谓科学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而且这被冒充为唯一的严格科学的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伪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种伪科学现在在德国到处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
恩格斯运用“伪科学”严厉批判那些不懂科学，却冒充科学的人；方舟子等人却拿着“伪科学”的大棍子，到处追打中医，要用“清君侧”的方法把中医驱除出历史舞台，把中国中西医并存的卫生体制，变成只有西医、没有中医的独角戏。这不是好玩的闹剧，而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
中医与西医长期共存，和谐发展，是我国卫生体制的“一体两翼”，中医是一个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业，它的从业人员从事的是治病救人的高尚职业，按照《执业医师法》的规定：“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师。医师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中医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然后才是学术问题。中医学是既古老又充满活力的学科，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是正在走向世界的独特知识体系。中医药工作者肩负着继承与发展的历史使命，是我国“中西医并重”卫生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履行职责的行为，不容肆意诟病。
方舟子提出“废医验药”的错误主张，并多次公开推销这种错误言论，别人批评他，他竟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为了说清楚他的错误立场、方法、观点，有必要写一部专著，严肃地批评他的错误，以正视听。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0-13 11:27:58

第一章科学被误解的悲哀
科学本来是在反对宗教束缚的斗争之中挣脱出来的，理性认识世界的学问，也是不断发展的方法论、知识体系和科学精神的总体体现。科学本身不是一个具体的法人，它没有代言人，不允许有人如方舟子者，自诩为科学的化身，把科学异化为宗教，实行“一神崇拜”；甚至以狭隘的“科学主义”为是非标准，“尊王攘夷”攘外安内地替科学“清君侧”，到处乱扣“伪科学”的帽子，把科学俗化为一个打击异己的棍子，这严重地损害了科学的清誉，也违背了科学精神，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觉。

没有弄清科学究竟是什么
方舟子在《科学是什么》一文中，绕来绕去并没有说清科学是什么，却宣扬说“科学是件好东西，凡事给贴上科学的标签就仿佛身价百倍。”他说科学是从西方来的，“但是在‘赛先生’进入中国，并逐渐被公认为好东西、成为正确和真理的化身之后，中医就也要来沾科学的光了。”
这段话有两点严重的错误：其一，“科学是件好东西”一说，是对于科学的严重误解和亵渎。科学不能被庸俗为“好东西”，它是人们探索未知领域的研究方法、知识体系和奋斗精神的总和。假如科学是“正确和真理的化身”，是可以利用的“好东西”，也就把科学变成了让人们顶礼膜拜宗教。有的人把科学当棍子使用，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科学霸权主义。“科学霸权主义”实行唯我独尊，凡是被认为不科学的东西，都要统统打倒；凡是异己者敢于说自己合乎科学，就把它们归属于“伪科学”范畴，以便经常地为“科学大帝”清君侧。其实，世界上除了科学之外，还有很多的“好东西”，文化、艺术、技术，甚至宗教也是可以合理地存在的，完全没有必要到处拿着科学的显微镜、放大镜到处寻找异己、排挤异己、消灭异己，实行“唯一科学教”。其二，多年以来中医不但没有“沾科学的光”，反而被狭隘的科学主义者百般诋毁、反复扫荡。但是，由于狭隘科学主义的能力有限，并没有推倒、打败根基深厚的中医。相反，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新近出现的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在中医学里找到了最为典型的力证，正在努力地从中医那里寻找智慧，探索为什么在那么早的时候，中医学就可以解决很多复杂性问题，它的方法论有多少可以转化为具有现代科学普适性的原理。在2007年暑期、寒假里，北京大学哲学与现代科学研究中心两次举办“中医的复兴与复杂性科学研讨”会议。其论文集，由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出版了增刊，其中既有钱学森先生对于中医的论述，也有北大赵光武教授、冯国瑞教授，人民大学苗东升教授等对于中医科学性的认识。
方舟子说：“尽管科学哲学界对如何判定一个理论体系是否科学有所争议，存在不同的判定标准，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就无法区分科学与非科学体系。这些标准是从被公认为科学的学科的特征归纳、总结出来的。不管采用哪一套标准，例如理论的自恰性、可检验性、可证伪性、可重复性、可测量性等等来衡量，都可以判定中医体系不是一个科学的体系。这个结论丝毫也不应该让人感到惊讶，因为科学的判定标准是根据现代科学制定的，而在科学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诞生之前，中医体系就已基本定型了，很显然不可能是一个科学体系。实际上除了中国，没有哪个国家的科学界把中医或任何其他民族传统医学当成科学看待。”
方舟子在论述之中，把西方文艺复兴之前的东西，都归为“非科学”的。这不仅落入了“中国古代无科学” 民族虚无主义的旧窝巢，也连累了他自己十分推崇的欧洲，因为按照方舟子的说法，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同样“古代无科学”。这样一来，就孤立了科学，使科学成为了一个没有基础的“空穴来风”，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1888年，达尔文曾给科学下过一个定义：“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做出结论”。达尔文的定义指出了科学的内涵，即事实与规律。科学要发现人所未知的事实，并以此为依据，实事求是，而不是脱离现实的纯思维的空想。至于规律，则是指客观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
下面是“百度”搜集的关于科学一词几种常见的定义，其中并没有关于以文艺复兴为分水岭，把科学界定为现代才有、古代没有的定义：
《辞海》1979年版: “科学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它是适应人们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它是人们实践经验的结晶。”
《辞海》1999年版：“科学：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的规律的知识体系。
法国《百科全书》:“科学首先不同于常识，科学通过分类，以寻求事物之中的条理。此外，科学通过揭示支配事物的规律，以求说明事物。”
前苏联《大百科全书》:“科学是人类活动的一个范畴，它的职能是总结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并使之系统化。‘科学’这个概念本身不仅包括获得新知识的活动，而且还包括这个活动的结果。”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可以简单地说，科学是如实反映客观事物固有规律的系统知识。”
可见，判定是否属于科学，不是以时代早晚进行界定的，而是其是否为系统的知识体系。当然，科学一词的出现，是近代才有的，它只是一个概念诞生的早晚，不是科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出现的标志。那么，作为词语的“科学”一词，何时在中国出现的呢？
1997年，樊洪业先生在《科学》杂志创刊100年之际，撰文介绍《“科学”概念与〈科学〉杂志》，其中说：“‘科学’这个词，在中文中诞生，至今刚满百岁，这100年中，它愈走愈红火，成为当今社会传媒中出现频度最高的用语之一。本文考察《科学》杂志与‘科学’概念传播的关系，以为其百岁之贺[樊洪业.《“科学”概念与〈科学〉杂志》[J]科学，1997，49(6) ：7-9]。”
在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之中，“科学”最早被翻译成“格致”，也就是通过推求原理，达到获取知识的学术活动。“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略称，来源甚古，已有几千年。但是，古代的“格致”偏重于强调人体自身的修养，而不重对于外在自然界的研究，与自然知识的“科学”含义有所不同。但是，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界定”科学的概念的时候，随着西方自然科学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就有了“格致西学”的名称。樊先生说：“1897年以前，中文中还没有‘科学’这个词。清政府在20世纪初制定的学堂章程中规定，‘格致科’包含数、理、化、天、地、生各门。直到清政府被推翻后，蔡元培执掌民国政府教育部时，宣布在学校中废除‘经学科’，在语词上与经学有直接历史渊源的‘格致’一词也由此废止。学校中的‘格致科’则仿日本的说法，变成了‘理科’”
樊先生说，日本在幕府和明治维新初期，也是吸收中国文化而使用“格致”“格物”或“穷理”这类概念的，用以指称科学技术。1874年，赴荷兰留学回国的西周时懋，在《明六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西方文化时，最先把science译为“科学”。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很推崇法国的实证主义哲学创始人孔德（A. Comte，1798～1857），孔德按“实证性水平”对各门知识进行分类，排出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的次序。受此影响，西周就把science理解为“分科之学”，于是译为“科学”。
分科之学，是人类在一定阶段关于世界的知识，按照分门别类之后的简单概括。一位著名学者说过，世界是一个整体，关于世界的知识也应该是一个整体，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不得不分为各个分科之学。中国古代非常推崇“通学”，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知人事，是古人的追求。以现代发展的目光来看，整体必须包容部分，通学可以包容科学。关于世界的知识是一个整体，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才产生了分科研究的科学。
由维新运动发端而实施的，是学习日本的教育制度，科学教育取代了儒学教育。190l年以后，“科学”一词已多次出现在严复、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的文章和译著中，表明了它在本世纪初已被先进的知识界所接受。此外，也出现了用其冠名的机构和刊物。1901年，虞辉祖、钟观光等人看到新兴的理化教学急需某些简单的实验教具，为此创立了“上海科学仪器公司”。他们接着又于1903年创办了《科学世界》杂志，向社会普及科学知识。
用“拿来主义”方法引进的“科学”概念，我们并没有很好地弄明白它的确切含义，很多人就把“科学”当作神灵一样崇拜起来。五四时期高举着“赛先生（科学）”、“德先生（民主）”的大旗，开始了一场新文化的运动，其积极意义人所共知，其过激言行的负面影响，至今仍然存在，尤其是对传统文化和中医的认识是极为不正确的[ 曹东义著.回归中医·捍卫中医·关注中医.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对于“科学”的正确认识，现在仍然没有完成。
李侠先生发表于《科学技术与辨证法》2004年第6期的文章《简析科学、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说：“什么是科学？这是一个很不好回答的问题，从词源学的角度上说，science 一词来自于拉丁文scientia，这个词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是知识，因而科学在我们日常的理解中就包含着知识的内涵。在古希腊语中没有相应的词，只有一个与此相联系的词（episteme），这个词从词源学上说就是来源于一个意指坚固性和稳定性的词根。对此，哲学家卡西尔认为：科学的进程导向一种稳定的平衡，导向我们的知觉和思想世界的稳定化和巩固化。由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一个很晚近的事情，按照西方学者的传统的观点，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始于16世纪（哲学家怀特海的一本著作《科学与近代世界》，把16世纪作为近代科学的起源），而科学一词获得现代的意义更是很晚近的事情。”
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席泽宗院士，曾经考查了“科学”一词的来源。他在“天地生人讲座”的一次报告中说，据他研究，“科学”一词最早来源于拉丁文scientia，是知识的意思。后来，日本人在翻译时译成：科学是分科之学，哲学是综合之学。我国是沿用日本人的翻译。1970年出版的《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对Science(科学)一词的解释中，确有arranged(分类)的意思。直到现在，我国有的词典对科学一词的解释，如权威性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对“科学”的释义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仍然明显地带有“分科的”含意。《辞海》对于“科学”的界定与此相似，也是三大知识。说明我国科技界与世界科技界的认识相似，“科学”就是系统知识。
科学是知识，因此就有“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张功耀《被误读为先前阔的古代科技史》说：“中国古代无科技[张功耀.被误读为“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兼论“李约瑟难题”的推理前提问题[J].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4，26（5）：97-102]”。既然科学是知识，我国古代没有知识吗？没有知识的中华文明，还能叫文明吗？在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字面上的“科学”一词。但是，我国古代关于知识的记载，对于知识的追求，那是不可否定的。《礼记• 大学》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可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必须先格物致知，有了知识才能有好的作为。“学而优则仕”的规则，从一个侧面说明管理水平的科学化，是需要知识为基础的。
有学者指出，对于知识的追求，中国的“格物”一词与古希腊拉丁文的“知识”一词两者含意是一致的，都比目前对“科学”一词的解释要来得准确。因为反映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不能仅限于分科的，不可将反映综合性的客观规律知识，排斥在科学之外。
事实上，现今的西方科学，也已发展了宇宙学、地球系统科学等一些综合性科学，至于新兴的各种交叉科学正在雨后春笋地发展成长。可见，不论是分科的，还是交叉的、综合的和整体的，只要它们确系属于各自客观规律的反映，都应归属于科学的范畴之内。并且，中国古代的“格物”的含意---穷究事物的原理，比之古希腊的“知识”更为准确而深刻。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对科学的理解，比之古希腊和近代西方都要准确、全面。由于中国的格物，长于整体观察，导致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经领先世界千余年；但在近代的分科研究方面，落后于西方科学。在复杂性科学崛起的今天，中国传统的八卦、五行学说，由于很好地构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模型，为人们解决复杂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曹东义.五行、八卦与四元素学说探析[J].中华医史杂志，2006，36（4）：239-242.]。
因此，科学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经过实践检验和严密逻辑论证的，关于客观世界各种事物的本质及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0-13 11:32:32

莫把科学异化为宗教审判
所谓“科学”既然是对客观世界规律性认识的知识体系，那么人类科学的历史也就很长久了。
方舟子说：“现代科学的源头来自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诞生、发展起来，然后向全世界传播的。古代中国也有灿烂的文明，某些技术发明甚至长期领先西方，但是为什么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呢？这个问题是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提出的，被称为‘李约瑟问题’。”
方舟子这段话，乍看上去好像是一段学舌，没有什么问题，其实不然。这是一个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做法，其想说的就是科学是西方发明的，与中国无缘。“李约瑟难题”的表述，在方舟子引文里也有一些走样、变味。假如李约瑟说“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他怎么会写《中国科学技术史》？难道李约瑟写的是“五·四”之后“赛先生”来到中国后的科技史吗？显然不是。李约瑟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而且很值得去写。
关注这个问题，也需要我们展开论述，才能说得清楚。
1964年李约瑟写了一篇文章《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他在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说：“大约在1938年，我开始酝酿写一部系统的、客观的、权威性的专著，以论述中国文化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当时我注意到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
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把李约瑟的“问题”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当然，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但是没有他的影响大。
据一项初步统计，从1980年以来，国内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讨论已发表论文不下260余篇，出版著作达30余种。参与讨论者，既有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学者，也有科技界、经济界、教育界等方面的人士。几乎可以说，凡是关心中国的前途和未来的人，都对这个问题抱有或多或少的兴趣。
“李约瑟难题”或称“李约瑟问题”（Needham Problem, 或Needham Question）、“李约瑟之谜”（Needham Puzzle）、“李约瑟命题”（Needham Thesis）等等，所有这些名目都译自于英文。其一般表述是：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李约瑟的问题是深刻的，自然会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
为了促进大陆的科学社会史的研究，促进内外史研究的结合，也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科学技术现代化服务，1982年10月16日至22日，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四川成都召开了“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会上宣读并交流学术论文近50篇，到会代表74人。会后，选出其中论文24篇，集成文集。
我国学界常常把“李约瑟难题”理解为对于“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这一历史现象的探索。把李约瑟对于中国的“表扬”，当作应该检讨的“难题”，这是在那个刚刚改革开放时期的一种特殊现象。
对于李约瑟先生的问题，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这样问：为什么欧洲经历了一千多年的“中世纪黑暗”？难道中国从古至今科技一直领先于世界才是应该的和必然的吗？欧洲文艺复兴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
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曾经创造了很辉煌的古代文明，也有过长久的衰落。
古希腊的地理范围，除了现在的希腊半岛外，还包括整个爱琴海区域和北面的马其顿和色雷斯、亚平宁半岛和小亚细亚等地。
现在，让我们探索一下西方文明的发展，以及科学是怎样诞生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金属文明时代的到来，是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兴起的基础，但是他们并没有像同时期的中国古代那样，产生阴阳、五行学说。因为，阴阳学说可以出现在石器时代，而五行学说只能出现于金属文明形成之后的时代。
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间的爱琴海地区，孕育了灿烂的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因为对这一时期的了解主要来自《荷马史诗》，所以又称“荷马时代”。在荷马时代末期，铁器得到推广，取代了青铜器；海上贸易也重新发达，新的城邦国家纷纷建立。公元前5、6世纪，特别是希波战争以后，经济生活高度繁荣，产生了光辉灿烂的希腊文化，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古希腊人在文学、戏剧、雕塑、建筑、哲学等诸多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这一文明遗产在古希腊灭亡后，被古罗马人破坏性的延续下去，从而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
迈锡尼文明时期，希腊人在意大利南部和中部沿海地带纵横航行，随后进入了一个停滞的时期。迫于在西方贸易线路上与腓尼基人的竞争，他们建立了新的贸易基地，接着在公元前8世纪使殖民地得到全面发展。他们最初在意大利的匹兹库萨(在那不勒斯湾的伊斯基尔岛)建立殖民地，之后又把势力稍微地向北推进到西西里岛的库米大陆以及意大利南部沿海地区。
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意大利半岛处于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交织的时期。“古意大利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族。大概在公元前1000年的铜器时代,他们穿越北部和东部的阿尔卑斯山和亚得里亚海到达意大利，并残暴地迫使许多当地土著部落迁徙他乡。他们起初过着游牧生活，但已经具有制作铜器、使用马匹和带轮子的大车的技能。抵达意大利之后，他们形成了以农耕为基础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成为随后几个世纪其子孙后代的主要生活方式，直至罗马文明的衰落。“古意大利人”是由几个民族构成的，包括萨宾人、翁布里亚人和拉丁人。
公元前9世纪和公元前8世纪，意大利半岛上出现了两个新民族：埃特鲁斯坎人和希腊人。埃特鲁斯坎人居住在独立的、强大的城邦中，城邦之间通常结成联盟。这些城邦最初由一个君主统治，后来变成通过议会和选举出的官员施行统治的寡头政治。埃特鲁斯坎人本来是农耕部族，拥有组织严密的军队，他们用这些军队来统治周边民族，同时他们也喜欢经营商业和从事手工业。托斯卡纳和北部的拉丁姆地区应该是埃特鲁斯坎人最早的定居地。一小部分拉丁人在这片领土的南端生息繁衍，在那里最终建立了罗马城。
古希腊最著名的数学家有：丢番图，被誉为代数学鼻祖；阿波罗尼奥斯，圆锥曲线的研究；欧几里德，着有《几何原本》，奠下了以后欧洲数学的基础；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多个定理，包括勾股定理，并发现无理数；阿基米德，带动几何发展，善用穷举法、趋近观念（十分接近现代的微积分）。
古典希腊哲学，或称早期希腊哲学集中在辩论与质询上。在很多方面，它同时为现代科学与现代哲学铺设了道路。西方哲学的历史从古希腊开始，特别是一群通称为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
早期希腊哲学家提出了各种“宇宙论”，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元典里关于世界本原的认识与猜想有所不同，比如“《易》有太极”、“道生一”、“天地之大德曰生”等。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主要有：
一切事物从哪来？它到底是由什么制造的？我们如何解释大量事物组成的本质？为什么我们能用单一数学来描述它们？而这些问题，在《圣经》成为真理的代名词之后，在“创世纪”里都由上帝来完成，谁也不许怀疑了，这就步入了禁锢思想的那个“黑暗的中世纪”。
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拒绝用传统的神话解释他们所见的现象，而赞同更理性的解释。他们主张依靠推论和观察，来阐明围绕他们周围的真实自然界，而且他们把论点突出出来，告诉他人。他们的争议已经被历史淹没了，只有一些片断出现在后世的哲学家和史学家的著作的引用里。
在古希腊曾经盛行过许多“元素学说”，比如希腊神话说阿波罗每天驾马车载着太阳由东向西跑，但许多希腊哲学家，并不满意这种说法，他们试图以自然的道理来解释复杂的宇宙现象。
泰利斯（Thales of Miletus,公元前639～544年）是希腊史上第一位哲学家。他由推理及观察认为：水可以结成固体，也会蒸发成气体而消失在空中，而且许多生物都在水中活动，它们也许就是由水产生的，所以，水必定是构成宇宙的本质。但泰利斯认为他的结论并非就是真理，并告诉学生：“这是我的看法，我的想法，你们要努力改进我的教导。”这正是希腊哲学迷人的地方：提出学说，接受批评和改进。
泰利斯教育出一位勇于批评的学生亚纳西曼（Anaximes）。亚纳西曼认为，人和动物都要呼吸空气才能活，而人死后肉体在空气中消失不见，只剩灵魂；火是稀薄的空气，水是浓缩的空气，水再浓缩就结冰，再浓缩就成石头。所以，空气才是构成自然的基本元素。另一些哲学家则以另一套推理，认为火才是自然的本质。
各种元素说被古希腊哲人提出讨论，于是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哲人兼医生恩培多克（Empedocles of Agrigetum约公元前495～前435年）综合各家之说，继承了伊奥尼亚学派关于宇宙本原的学说，把水、火、气综合在一起，再加上第四种元素“土”，作为“万物之根”，即万物的本原。他认为，由实际观察，空气、水、火、土并不能互相转换，自然物质是由这四种元素，配以热、干、湿、冷等四种性质所组成的。
恩培多克勒告诉人们，观察生树枝在火炉中燃烧的情形，树枝在燃烧时发热，喷出火焰，证明在它的里面含有“火”；烟囱顶部逸出烟雾证明它里面含有“气”；燃烧着的生树枝两端会鼓泡并嘶嘶作响，这就是“水”；灰烬具有重量、不可再燃烧性和干燥性，它被命名为“土”。将世界上所有的物体用燃烧方法进行分析，都会从中解析到这四种“元素”。因此，他认为自然界是由土、水、气、火四元素构成的，这种观点就被认为是得到了普遍性的证明。
恩培多克将它推论到医学，认为人体也有相关的四种体液与这四元素和四性质互相配合，可以说是“四体液说”的雏形。
他认为，从这四种元素中产生出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切存在的东西：树木、男人、女人、兽类、鸟类、鱼类和神灵。
这四种元素本身不变，在万物中存在着，它们按不同的比例互相混合而形成了各种不同性质的事物。例如：肌肉由四种元素等量混合而成，神经由火和土与双倍的水混合而成等等。在这个时候，四种元素聚集而成一个存在物;在另一个时候，这个存在物又分解为四种元素。宇宙万物处在这种结合和分解的不断变化之中。他试图以此解决事物的“一”和“多”即统一性和多样性的问题，解决“变”和“不变”的矛盾。这比先辈们的思想前进了一步。
很显然，四元素学说属于构成论，倾向于具体结构，容易走向实证和解剖，也容易由哲学走向科学，比如原子、物质是古希腊的哲学概念，后来都成了实证科学的基本概念；中医的五行学说属于关系论，容易说明事物之间动态变化的复杂关系，而不是具体形质，所以不容易派生解剖实证的思想，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边还要展开论述。
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年-公元前399年)，是一位雅典哲学家，他开创了“伦理哲学”，使古希腊哲学从单纯研究自然转向研究人类本身，成为西方哲学传统中最重要的偶像。他采用的“诘问式”教育方法，对西方的思维方式有极为重要的贡献。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古典希腊哲学家，受教于苏格拉底，并教导了亚里士多德。他最著名的作品《理想国》(The Republic)描绘了他幻想的“完美”国家。他也写了《律法》和许多苏格拉底的对话录。他认为通过直觉(感观)所获得的知识，总是会留下困惑和不纯的观点，而且对所谓“沉思的心灵能从世界中获得‘真实’的知识”感到不满，认为只有灵魂能掌握知识的结构、事物的真实本质，我们看到的世界仅仅是一个充满瑕疵的拷贝。因此，人们把柏拉图视为一个唯心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3月7日),与柏拉图一起，被称为对西方思维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力的两人之一。亚里士多德更重视从感观获得知识，包括了物理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论灵魂和很多其它的作品。
在西方哲学的世界观、人体观的指导下，诞生了西方古代的医学思想。
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0-前377）与他身后的盖伦(Calen公元129-199年)都重视解剖与实证研究，在历史条件的限制下，不得已做了许多大胆的猜想。
希波克拉底在《古代医学论》里说：“我们必须坚信，每一种病症都是由一种特殊的东西引起，当这种东西转化为其他结合物时，病症便消失了。”“我们必须知道，疼痛是什么，为什么会疼痛，以及人体的何种构成受到损伤。”“我希望，这种精确的真相在一切举例中显示出来。”“我认为，了解什么病是因功能而生，什么病是因结构而生，也是必要的。我所说的‘功能’大致是指体液的强度和力度，而‘结构’是指人体内待发现的形态，其中有空的、凹的、渐宽的、渐窄的，有的是膨隆的，有的是圆而硬的，有的是宽而悬吊的，有的是平展的，有的是长的，有质地紧密的，有质地松散而多肉的，有似海面多孔的。那么，哪一种结构最有利于从人体其他部位吸取体液并吸住它们呢？是中空而膨大的、圆而硬的，还是渐渐凹陷的？我主张最适宜的构造是宽广、中空而且渐细的。人们应该知道这一完全不封闭的东西能看到。[赵洪钧、武鹏翻译《希波克拉底文集》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合肥、1990年10月第一版、12-15页。]”
从上述引文之中，我们不难看到希波克拉底是很重视结构问题的，为将来的生理病理解剖研究奠定了基础。盖伦(Calen公元129-199年)写作《论解剖过程》、《论身体各部器官功能》两书。他们在人体解剖的基础上研究生理功能，在方法论上是完全一致的，这与与此后在文艺复兴时期崛起的实证医学，也是一脉相承的。
由于时代的限制，技术方法的制约，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论述都进行了大胆的猜测，当然，其中的错误也随处可见，现在看来已经粗疏不堪，必须予以废除。如希氏说：“海绵状多孔的器官如脾脏、肺和乳房，随时准备吸干紧挨它们的东西”，“肝脏紧密而宽大，当肠胀气增加，受阻而变的较硬时，就会持续猛烈地对抗气机。但肝脏抵抗而不退让。[赵洪钧、武鹏翻译《希波克拉底文集》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合肥、1990年10月第一版、15]”
希氏说：“人通过口鼻吸入的气，先进入脑，而后大部分进入腹中，一部分进入肺和血管。由血管通道，空气靠这些器官布散全身各部。进入肚子的那一部分空气将肚子变凉，但没有更多的用途；而进入肺和血管的空气是有用的。当空气进入脑和体腔时，人便清醒，肢体便运动。故血管被黏液阻断，空气不能源源通过时，患者便出现不语和无知觉。”“空气在小血管内变凉，而后再由这些管道呼出。因为呼吸不能停下来，总是吸入、呼出地运动。任何部位一旦因故停止了呼吸，便会发生瘫痪。”“黏液质的父母，生下黏液质的孩子；胆液质的父母，生下胆液质的孩子；痨病的父母，生下痨病的孩子；坏脾气的父母，生下怀脾气的孩子。”“总之，患者的一切症状都是由于性冷的黏液流进血管，使热血变凉而停滞。[赵洪钧、武鹏翻译《希波克拉底文集》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合肥、1990年10月第一版、115-117]”
现在看来，希波克拉底对人疾病成因的解释并不准确，但他提出的人体气质类型，却一直沿用至今。那时，尸体解剖为宗教与习俗所禁止，希波克拉底勇敢地冲破禁令，秘密进行了人体解剖，获得了许多关于人体结构的知识。在他最著名的外科著作《头颅创伤》中，详细描绘了头颅损伤和裂缝等病例，提出了施行手术的方法。其中关于手术的记载非常精细，所用语言也非常确切，足以证明这是他亲身实践的经验总结。
中医自扁鹊和《黄帝内经》奠基以来，以及开创辨证论治的张仲景，追求的都是在不解剖器官的生态条件下“尽见五脏症结”，依据的都是古人关于气、阴阳、五行思维方式指导下的理论推求，几千年来只有不断完善的演进，也没有改弦更辄的革命性变化。
从学科奠基的年代看，中医与西医十分接近；而在地域上，在思维方式上却是截然不同的。尽管古代西医也有四元素学说、四体液学说、冷热干湿，好象西医也与中医一样擅长理论推求，不重实证解剖。其实不然，土水气火，虽然与与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学说”字面上十分接近，好象只差一个金，但是其用意却是完全不同的，是不同的世界观。关于这一点，我在后边还要展开论述。
中医与西医碰在一起，是人类近代社会发生的事情。到目前为止，它们之间的交融与渗透，也没有能够完全同化、吸纳对方，却依然沿着其固有的惯性，双轨制地向前飞奔、演化。
现在，让我们回到前边的话题，说说为什么西方出现了“中世纪黑暗”。
古罗马对西方文明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其完备的法律体系，包括市民法(仅适用于罗马公民)、自然法(适用于所有人)和国家关系法(用于调节罗马人与其它民族之间的关系)。从公元二至六世纪，罗马法经历了一个不断补充和完善的过程，至公元534年在东罗马帝国国王查士丁尼的主持下编撰完成并颁布施行，后人称之为《民法大全》。该法典对西方文明的影响被认为仅次于《圣经》，其基本思想和原则已融入西方乃至世界各国的法律中。
我们现在仍可从《民法大全》里，领略到罗马法的博大精深，比如对证据、公正、思想自由和契约精神的肯定。
其中规定，任何人在缺席时不得被判罪。不得基于怀疑而惩罚任何人，“与其判处无罪之人，不如容许罪犯逃脱惩罚。”
任何人不能仅因为思想而受惩罚。提供证据的责任在陈述事实的一方，而非否认事实的一方。判刑时必须始终考虑罪犯的年龄与涉世不深。武力威胁与自愿的同意背道而驰，而后者乃诚实契约之根基；容许任何此类行为都是悖逆道德的。
世代相传的习俗应受到尊重和服从，不得轻视，但其有效性不应凌驾于理性或法律之上。拷问用于查明犯罪真相，但不应作为首选方式。因此，首先应当求助于证据；如果当事人涉嫌犯罪，则可以通过拷问迫使他供出同谋与罪行。拷问不得施加于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古罗马这种对于自由精神十分尊重的情况，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而不复存在了，逐渐步入了一个“中世纪黑暗时期”。
“中世纪黑暗时代”这个词，是由十四世意大利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学者彼特拉克提出来的。他把欧洲历史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古罗马与古希腊时期；二是“黑暗时期”。他周游欧洲，重新发掘和出版经典的拉丁和希腊著作，志在重新恢复罗马古典的拉丁语言、艺术和文化，对自公元410年罗马沦陷以来的变化与所发生的事情，认为不值得研究。人文主义者们也相信，总有一天罗马帝国会再次兴起，重新恢复古典文化的纯洁性。十四世纪末与十五世纪初，人文主义者们认为一个现代时期（Modern Age）已经开始了。在十六与十七世纪基督教新教徒的宗教改革中，新教徒们也把天主教的腐败写进这段历史中。17与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康德和伏尔泰的作品中，进行了更深刻的揭露与批判。
在“中世纪黑暗”过程中，相伴出现的“宗教审判所”，具有典型意义。“宗教审判所”是13～19世纪天主教会侦察和审判异端的机构。又译为“罗马宗教裁判所”、审判伽利略（1633）异端裁判所、宗教法庭。它旨在镇压一切反教会、反封建的异端，以及有异端思想或同情异端的人。它认为《圣经》具有法律效力，怀疑、反对《圣经》的观点，就属于“异端”，应该加以禁止。因此，它对于人们的思想、科学、文化意识进行禁锢，形成了近代科技史上很多有名的历史事件。
宗教裁判所是从13世纪上半叶开始建立的。教皇英诺森三世为镇压法国南部阿尔比派异端，曾建立教会的侦察和审判机构，是为宗教裁判所的发端。霍诺里乌斯三世继任教皇后，于1220年通令西欧各国教会建立宗教裁判所。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又重申设置机构的重要，并任命由其直接控制的托钵僧为裁判官，要求各主教予以协助。于是宗教裁判所在西欧天主教国家普遍成立。
僧侣裁判官主要由多明我派修士担任，也有少数方济各派僧团成员。最初裁判官巡回侦审，后来建立地区性的常设裁判所。裁判官掌握对本地区异端的搜查、审讯和判决大权。主教和世俗政权有协作、支持的责任，但无制约、干预的权力。
“异端”包括不同于罗马正统教派的言行和思想。不少反封建斗士、进步思想家、科学家、民间魔师、术士皆为裁判所打击迫害的对象。
“异端罪”的侦审秘密进行。控告人与见证人姓名保密。罪犯、恶棍乃至儿童，皆可作见证人。一经被控，绝难幸免。为被告作证、辩护者，有被指控为异端的可能，因此无人敢为。被告如认罪并检举同伙，处理从宽。苦行、斋戒、离乡朝圣、在公开宗教仪式中受鞭打、胸前或身后缝缀黄色十字架受群众凌辱等，皆属轻罚。对不认罪、不悔过者，刑讯逼供，从严定罪，处以徒刑或死刑。死刑多为火刑，交由世俗当局执行。对被判死刑、徒刑者，财产没收归教会和世俗政权分享，或由政府全部占有。没收异端财产而获得利益，是世俗政权积极支持宗教裁判所的原因之一，从而造成滥肆搜捕、定罪，株连扩大的恶果。
学者指出，在天主教国家里，除英国和北欧国家外，先后皆有宗教裁判所活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历时较久，凶残恐怖较著，不仅用来镇压异端，并用来迫害阿拉伯人和犹太人。1483～1820年间，受迫害者达30余万人，其中三分之一被判处火刑。16世纪中叶，教皇在罗马建立最高异端裁判所。18、19世纪，西欧各国宗教裁判所先后被撤销。1908年教皇庇护十世把罗马最高裁判所改为圣职部，主要职能是监视和处罚参加进步活动的教徒，查禁各种进步书刊，革除教徒的教籍和罢免神职人员等。
漫长的中世纪是欧洲最黑暗的时期,教会和反动封建政权勾结在一起,残酷镇压一切进步力量,整个欧洲像是一个无形的思想监狱。宗教审判所却成了血腥地制裁和处决异教徒的场所。凡是它认为是异端思想和行为的,宗教审判所统统都要管.揭露教会黑暗和反对封建统治的人，甚至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也会受到它的黑手迫害。从坐牢抄家流放到火刑，什么手段都用．仅1438年，受迫害的人就有近10万人，足见其残忍和残酷！
被宗教审判所迫害致死的著名科学家之中，最早发现肺循环的西班牙医学家塞尔维特（1511-1553年），因为批判盖伦的解剖错误和神学权威而被处于火刑。
比利时的解剖学家维萨留斯（1514-1564年），他出版的《人体的构造》也因为指出了盖伦解剖的错误而被判处死刑。
著名的天文学家哥白尼，1473年2月19日出生于波兰维斯杜拉河畔的托伦市的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父亲是个当议员的富商，他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哥白尼10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死了，他被送到舅舅务卡施大主教家中抚养。务卡施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与当时的知识界、革命家来往极为密切。1491年，18岁的哥白尼按照舅父的安排，到克拉科夫大学去学习天文和数学。在那个“科学成了神学的婢女”的年代，许多学说都被歪曲和阉割了，被用来为封建统治服务。托勒密的“地心说”就被教会的天堂、地狱学说所利用，成为不可质疑的教条。
1496年，23岁的哥白尼为了取得出国的路费和长期留学的生活费用，他再次接受他舅父的安排，决定一辈子担任教会的职务。在1496年秋天，哥白尼披上僧袍，来到文艺复兴的策源地意大利，在博洛尼亚大学和帕多瓦大学攻读法律、医学和神学。
博洛尼亚大学的天文学家徳·诺瓦拉（de Novara，1454-1540）对哥白尼影响极大，在他那里学到了天文观测技术以及希腊的天文学理论。后来在费拉拉大学获宗教法博士学位。哥白尼作为一名医生，由于医术高明而被人们誉名为“神医”。哥白尼成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费劳恩译格大教堂任职当一名教士。哥白尼并不是一位职业天文学家，他的成名巨著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
在意大利期间，哥白尼就熟悉了希腊哲学家阿里斯塔克斯（前三世纪）的学说，确信地球和其他行星都围绕太阳运转这个日心说是正确的。他大约在40岁时开始在朋友中散发一份简短的手稿，初步阐述了他自己有关日心说的看法。哥白尼经过长年的观察和计算终于完成了他的伟大著作《天体运行论》。他在《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中观测计算所得数值的精确度是惊人的。
1533年，哥白尼60岁的时候，他在罗马做了一系列的讲演，提出了“日心说”的要点，由于教会没有预测到这种学说对于《圣经》的挑战性，所以他并未遭到当时那个教皇的反对。但是哥白尼却害怕教会会反对，甚至在他的书完稿后，还是迟迟不敢发表。直到他70岁时才终于决定将它出版。1543年5月24日他去世的那一天，才收到出版商寄来的这部书。在书中他正确地论述了地球绕其轴心运转；月亮绕地球运转；地球和其他所有行星都绕太阳运转的事实。但是他也和前人一样严重低估了太阳系的规模。他认为星体运行的轨道是一系列的同心圆，这当然是错误的。他的学说里的数学运算很复杂也很不准确。但是他的书立即引起了极大的关注，驱使一些其他天文学家对行星运动作更为准确的观察，其中最著名的是丹麦伟大的天文学家泰寿·勃莱荷，开普勒就是根据泰寿积累的观察资料，最终推导出了星体运行的正确规律。
显然哥白尼的学说是人类对宇宙认识的革命，它使人们的整个世界观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动摇了《圣经》关于天堂、人间、地狱说法的“地心说”，上帝的权威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确认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行星之一，从而掀起了一场天文学上根本性的革命，是人类探求客观真理道路上的里程碑。哥白尼的伟大成就，不仅铺平了通向近代天文学的道路，而且开创了整个自然界科学向前迈进的新时代。从哥白尼时代起，脱离教会束缚的自然科学和哲学开始获得飞跃的发展。
哥白尼的书启发了伽利略和开普勒，他俩又成了牛顿的主要前辈，他们的发现才使牛顿有能力确定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可见，科学的诞生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不断继承前人成果、不断创新的一个结果。《天体运行论》是当代天文学的起点──当然也是现代科学的起点。
哥白尼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他用科学的观察否定了天主教会关于天堂地狱的旧思想，他在《天体之运行：导言》里说：“如果真有一种科学能够使人心灵高贵，脱离时间的污秽，这种科学一定是天文学。因为人类果真见到天主管理下的宇宙所有的庄严秩序时，必然会感到一种动力促使人趋向于规范的生活，去实行各种道德，可以从万物中看出来造物主确实是真美善之源。”。思想家罗素也高度评价哥白尼的贡献，他在《西方哲学史》中说：“哥白尼是一位波兰教士，抱着真纯无暇的正统信仰……他的正统信仰很真诚，他不认为他的学说与《圣经》相抵触。”
哥白尼是幸运的，但是宗教势力对于科学精神的反感和迫害，落到了传播他的科学成就的布鲁诺身上，使他成了为科学而殉难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布鲁诺（1548—1600）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天文学家、哲学家。他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诺拉城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布鲁诺家境贫寒，10岁就进了修道院，15岁成为修道士。但是，在修道院中他刻苦自学，读了大量书籍，成为知识渊博的学者，特别是读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之后，更激起了他为科学真理而献身的热情。当时正是文艺复兴时期，提倡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者主张以“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他们提出“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是无所不有”的口号。他们以人为中心，歌颂人的智慧和力量，赞美人性的完美与崇高，反对宗教的专横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主张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要求现世幸福和人间欢乐，提倡科学文化知识。所以，人文主义的理念，其重点是“人”，是“人”的本能的发挥，是“人”追求真、善、美的动力。
布鲁诺性格倔强，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对天文学和哲学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他写过一篇题为《诺亚方舟》的文章，不但猛烈地抨击了固守《圣经》教条的学者们，而且无情地讥讽了罗马教廷和古代权威亚里斯多德。他的这些行动，立刻遭到宗教卫士们的围攻，罗马教皇还公开宣布他是“异端分子”，派专人监视他的活动。
1576年，28岁的布鲁诺毅然扔掉袈裟，逃出了修道院，前往罗马、威尼斯等地，开始了长期的流亡生活。因为遭到教廷通缉，布鲁诺不得不在1578年离开意大利，先后流亡瑞士、法国、英国、捷克斯洛伐克、澳地利、匈牙利等国，长达13年之久。布鲁诺每到一个地方，经常出去作报告、写文章，还时常地出席一些大学的辩论会，用他的笔和舌毫无畏惧地积极颂扬哥白尼学说，无情地抨击官方经院哲学的陈腐教条，反对托勒密的地心说。1583年，布鲁诺来到伦敦，在这里度过了两年多比较安静的时期，他的哲学著作《论原因、本原和统一》以及《论无限的宇宙和多世界》就是在伦敦写成并于1584年出版的。
他写道：“要是因为感官不能理解也不能看到一个事物，就否认了它的存在，那么必然也要否定他自己的存在。”他声称如果有神的话，自然界本身就是神，不相信世上有什么“造物主”。
他在《论无限的宇宙和多世界》里，不但系统阐述和赞扬了哥白尼的日心学说，而且大胆地提出了他的宇宙无限的思想。他说：“无数的世界在无穷无尽的宇宙的广阔胸怀中产生、发展、灭亡，又重新产生……宇宙中有无数绕着自己的太阳运转的地球，就象那些绕着我们的太阳运转的行星一样。”在布鲁诺看来，宇宙是无限大的，也是物质的；宇宙中无数的恒星都是类似太阳那样的巨大而炽热的天体，太阳不过是一个行星系的中心，不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布鲁诺甚至还预言，生命不但存在于地球，也可能存在于我们还观察不到的遥远的行星上。他所描述的与无数太阳系并存的无限宇宙图景，差不多三百年后才得到科学界的公认。
在天主教会的眼里，布鲁诺的学说是极端有害的“异端”和十恶不赦的敌人。他们施展狡诈的阴谋诡计，以收买布鲁诺的朋友，将布鲁诺诱骗回国，并于公元1592年5月23日在意大利的威尼斯逮捕了他，把他囚禁在宗教判所的监狱里，次年2月被押解到罗马，接连不断地审讯和折磨竟达8年之久！布鲁诺始终没有屈服。
布鲁诺在监狱里，宗教裁判所对他威胁利诱，软硬兼施，妄图迫使他就范，公开声明改变自己的观点。但是布鲁诺没有屈服。他自勉说：“如果愚昧无知者的法庭吓唬你，企图消灭你珍贵的事业，你一定要坚贞不屈，不要失掉勇气，甚至也不要退步。”他始终坚信真理一定会战胜邪恶，有一次审讯的时候，主教规劝布鲁诺：“只要你公开表示认罪和忏悔，不但可以免除对你的火刑，还可以在罗马教廷中给你安排一个令人羡慕的高位。”布鲁诺嗤之以鼻，大声呼喊：“收起你们这一套吧！我没有罪，也根本没有做过需要忏悔的事情！”主教露出了凶相，狂怒地吼道：“你坚持异端邪说，执迷不悟，等待你的就是火刑！”布鲁诺镇定自若地说：“在真理面前，我半步也不会退让！”罗马教廷把布鲁诺看作顽固不化的魔鬼，决定对他处以极刑。当布鲁诺听完判决以后，冷冷地刽子手们说：“你们宣读判词，比我听到判词还要恐惧！”
1600年2月17日，52岁的布鲁诺被押赴罗马鲜花广场，捆绑在火刑柱上。临刑前，罗马教廷还奢望布鲁诺屈服，最后一次对他劝降：“只要你忏悔，马上可以免刑。”布鲁诺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地回答说：“我宁愿做烈士而牺牲！”在被火焰和浓烟包围着的时候，布鲁诺还在发表最后的演说：“火并不能把我征服，未来的世界会了解我，知道我的价值。”红衣主教们担心布鲁诺当众扫了自己的威风，用钳子夹住他的舌头，不让讲话。教会甚至害怕人们抢走他的骨灰来纪念他，匆匆忙忙把他的骨灰连同泥土一起抛撒在台伯河中。几年之后，人们不顾教廷势力的威胁和阻挠，在烧死布鲁诺的地方树起了一座布鲁诺纪念碑，使他的英名万世流芳。但是，宗教迫害科学的事件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公元1619年罗马天主教会议决定将《天体运动论》列为禁书，不准宣传哥白尼的学说。
但是科学的脚步并没有因为教会的禁锢而停止，1609年，伽利略创制了天文望远镜（后被称为伽利略望远镜），并用来观测天体，他发现了月球表面的凹凸不平，并亲手绘制了第一幅月面图。1610年1月7日，伽利略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为哥白尼学说找到了确凿的证据。借助于望远镜，伽利略还先后发现了土星光环、太阳黑子、太阳的自转、金星和水星的盈亏现象、月球的周日，以及银河是由无数恒星组成等等。这些发现开辟了天文学的新时代。
1564年2月15日，伽利略出生在意大利西海岸比萨城一个破落的贵族之家。据说他的祖先是佛罗伦萨很有名望的医生，但是到了他的父亲伽利略·凡山杜这一代，家境日渐败落。伽利略最初进了佛伦勃罗萨修道院的学校，他专心学习哲学和宗教，很想将来当一个献身教会的传教士。但是他父亲凡山杜听到这个情况后，立即把儿子带回家，他劝说伽利略去学医。17岁那年，伽利略进了著名的比萨大学，成了医科学生。比萨大学是所古老的大学，学校图书馆藏书丰富，这很合伽利略的心意，但是伽利略对医学并没有多大兴趣，他很少上课，一上课就对教授们教课的内容提出这样那样的疑问，使教授们难于回答，在教授们的眼里，伽利略是个很不招人喜欢的坏学生。不过，伽利略的兴趣不在医学，他孜孜不倦地学习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并且以怀疑的眼光看待那些自古以来被人们奉为经典的学说。
伽利略对于世界充满了好奇，他通过观看教堂吊灯的摆动，研究了摆动的运动规律，也发现了摆动与心跳之间的关系，研制出脉搏计；通过测定物体在水中的重量发现，物体投入水中减轻的重量，刚好等于它排开的水的重量。在这个重大发现的基础上，伽利略发明了一种比重秤，可以很方便地测定各种合金的比重。一千多年之前，中国汉末曹冲称象的故事，我们传为美谈很久，却没有像伽利略那样开发出“比重称”，这件事情不知道李约瑟先生感慨没有？
1589年夏天，25岁的伽利略，在盖特保图侯爵的推荐下，获得了比萨大学数学和科学教授的职位。不久，伽利略进行了自由落体实验，他在比萨斜塔上扔下的铁球，不仅证明了不同重量的物体由同一高度下落时速度是相同的，更重要的是，这个大胆的结论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权威结论。在那些思想保守、头脑僵化的人眼里，这个举动无异于挖了他们的祖坟，亚里士多德的信徒们与伽利略开始势不两立了。在比萨大学呆了一个学期，伽利略又失去了职位。
伽利略再一次求助于盖特保图侯爵，他把伽利略推荐给帕多瓦大学， 1592年，28岁的伽利略被任命为帕多瓦大学的数学、科学和天文学教授。
利略在帕多瓦大学工作的18年间，最初把主要精力放在他一直感兴趣的力学研究方面，他发现了物理上重要的现象——物体运动的惯性；做过有名的斜面实验，总结了物体下落的距离与所经过的时间之间的数量关系；他还研究了炮弹的运动，奠定了抛物线理论的基础；他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加速度的概念：他为了测量病人发烧时体温的升高，在1593年发明了第一支空气温度计。
1609年6月，伽利略听到一个消息，说是荷兰有个眼镜商人利帕希在一偶尔的发现中，用一种镜片看见了远处肉眼看不见的东西。伽利略非常高兴，急忙跑进他的实验室。他找来纸和鹅管笔，开始画出一张又一张透镜成像的示意图。伽利略由镜管这个提示受到启发，看来镜管能够放大物体的秘密在于选择怎样的透镜，特别是凸透镜和凹透镜如何搭配。他找来有关透镜的资料，不停地进行计算。整整一个通宵，伽利略终于明白，把凸透镜和凹透镜放在一个适当的距离，就像那个荷兰人看见的那样，遥远的肉眼看不见的物体经过放大也能看清了。他一连干了好几天，磨制出一对对凸透镜和凹透镜，然后又制作了一个精巧的可以滑动的双层金属管。伽利略小心翼翼地把一片大一点的凸透镜安在管子的一端，另一端安上一片小一点的凹透镜，然后把管子对着窗外。当他从凹透镜的一端望去时，奇迹出现了，那远处的教堂仿佛近在眼前，可以清晰地看见钟楼上的十字架，甚至连一只在十字架上落脚的鸽子也看得非常逼真。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经过不断改进，放大率提高到30倍以上，能把实物放大1000倍。现在，他犹如有了千里眼，可以窥探宇宙的秘密了。
过去，人们一直以为月亮是个光滑的天体，像太阳一样自身发光。但是伽利略透过望远镜发现，月亮和我们生存的地球一样，有高峻的山脉，也有低凹的洼地（当时伽利略称它是“海”）。他还从月亮上亮的和暗的部分的移动，发现了月亮自身并不能发光，月亮的光是透过太阳得来的。伽利略又把望远镜对准横贯天穹的银河，以前人们一直认为银河是地球上的水蒸汽凝成的白雾，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样认为的。伽利略决定用望远镜检验这一说法是否正确。他用望远镜对准夜空中雾蒙蒙的光带，不禁大吃一惊，原来那根本不是云雾，而是千千万万颗星星聚集一起。伽利略还观察了天空中的斑斑云彩——即通常所说的星团，发现星团也是很多星体聚集一起，像猎户座、金牛座的星团都是如此。他还发现了木星周围环绕着它运动的卫星，还计算了它们的运行周期。伽利略还用望远镜观察到太阳的黑子，他通过黑子的移动现象推断，太阳也是在转动的。一个又一个振奋人心的发现，促使伽利略动笔写一本最新的天文学发现的书，他要向全世界公布他的观测结果。
1610年3月，伽利略的著作《星际使者》在威尼斯出版，立即在欧洲引起轰动。但是，他没有想到，望远镜揭开的宇宙的秘密大大触怒了很多人，一场可怕的厄运即将降临在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的头上。
1615年冬天，伽利略的名字上了罗马宗教裁判所的黑名单，他被传讯到罗马来接受对他的审讯。教会推崇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地球是宇宙中心”的学说，因为在神学家看来，太阳是围绕地球运转的，因为上帝创造太阳的目的，就是要照亮地球，施恩于人类。这是永恒不变、颠扑不破的真理。为了维护这个荒谬的理论，天主教会的宗教裁判所不惜用恐怖的暴力对付一切敢于提出异议的人们。1327年，意大利天文学家采科·达斯科里活活被烧死，他的罪名只不过说了地球是球状，在另一个半球上也有人类居住，却因违背圣经的教义惨遭迫害。1600年2月17日，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在罗马百花广场被活活烧死，也是因为他到处宣传了哥白尼的学说，动摇了地球中心说。1616年2月，宗教裁判所宣布，不许伽利略再宣传哥白尼的学说，无论是讲课或写作，都不得再把哥白尼学说说成是真理。他如果敢于反抗，下场绝不会比布鲁诺更好。在教会的威胁下，伽利略被迫作了放弃哥白尼学说的声明。他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回到佛罗伦萨，在沉默中度过了好些年。
经过长久的酝酿构思，用了5年多的时间，伽利略另一部伟大的著作《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在1632年2月出版。该书以三个人对话的形式，以充分的论据和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客观地讨论托勒密的地心说与哥白尼的日心说，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本书有力地批判了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错误理论，科学地论证哥白尼的地动说，宣告了宗教神学的彻底破产。
科学和神学不可调和的斗争爆发了。1632年8月，罗马宗教裁判所下令禁止这本书出售，并且由罗马教皇指名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对这本书进行审查。到了10月，宗教裁判所要69岁的伽利略去罗马接受审讯。这时，他已经病魔缠身，行动不便，许多关心他的人到处为他说情，但是罗马教皇恼怒地说：“除非证明他不能行动，否则在必要时就给他带上手铐押来罗马！” 1633年初，伽利略抱病来到罗马。他一到罗马便失去自由，关进了宗教裁判所的牢狱，并且不准任何人和他接触。在罗马宗教裁判所充满血腥和恐怖的法庭上，真理遭到谬误的否决，科学受到神权的审判。那些满脸杀机的教会法官们，用火刑威胁伽利略放弃自己的信仰，否则他们就要对他处以极刑。年迈多病的伽利略绝望了，在审讯和刑法的折磨下，伽利略被迫在法庭上当众表示忏悔，同意放弃哥白尼学说，并且在判决书上签了字。
根据资料介绍，伽利略的晚年是非常悲惨的。这位开拓了人类的眼界，揭开了宇宙秘密的科学家，1637年双目完全失明，陷入无边的黑暗之中。他唯一的亲人——小女儿玛俐亚先他离开人间，这给他的打击是很大的。但是，即使这样，伽利略仍旧没有失去探索真理的勇气。1638年，他的一部《关于两门新科学的讨论》在朋友帮助下得以在荷兰出版，这本书是伽利略长期对物理学研究的系统总结，也是现代物理的第一部伟大著作。后来，宗教裁判所对他的监视有所放宽，他的几个学生，其中包括著名物理学家、大气压力的发现者托里拆利来到老人身边，照料他，同时也是向他请教。他们又可以愉快地在一起讨论科学发明了。1642年1月8日，78岁的伽利略停止了呼吸。300多年之后，1979年11月，在世界主教会议上，罗马教皇提出重新审理“伽利略案件”，为其平反。
在伽利略之后，近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逐渐由天文、力学、数学等学科扩展开来，诞生了化学、生物、声、光、电等许多数不清的近现代科学技术，近来又出现了控制论、信息论、自组织理论、系统论、复杂性科学等新科学思想和学科。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向人们说明了一个道理，冲破宗教对于人们思想的禁锢，才能解放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客观世界是非常复杂的，人们的探索和认识也会不断深入、扩展，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领域里、某一水平上。
尽管科学终于冲破了宗教的束缚，战胜了迷信与愚昧，但是科学没有消灭宗教，在欧美的许多科学家还是虔诚的信徒。方舟子十分景仰的科技先导美国，他们选出来的总统，在就职典礼的时候，把手放在《圣经》上，由神父引导着宣誓，而不是把手放在《科学词典》上，信誓旦旦地崇信科学。对于这个“奇怪”的现象，方舟子为何不“妨之、咒之、取消之？”却在中医诞生的祖国，大事宣扬中医如何“不科学”、“伪科学”，实在是别有用心。
欧洲文艺复兴，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打破“一神论”，恢复古希腊“众神”统治下人们探索宇宙奥秘的自由。很不幸的是，在西方科学中国化的过程之中，很多人把科学定义“狭隘化”，在没有弄清什么是科学的情况下，就虚拟了一个“科学神”，把科学说成是一个神，崇拜起来，而且是排他性地主张“科学一神论”，凡是不符合他们观点、他们看不懂的东西，都判为“异端”邪说，都指为“伪科学”、反科学，这实际上是违背科学精神的，也与科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是格格不入的。
方舟子说：“有些中医支持者为了把中医说成科学，另外提出了科学判定标准。这在逻辑上是荒谬的。这实际上是先入为主地认定了中医是科学，然后再去设立相应的科学标准。我们要判定某个事物的属性，应该根据已有的标准，而不应该特地为之另设新的标准。这在历史上也是错乱的。如果中医是科学的话，相当于要把科学诞生的时间提前上千年，从而大幅度地改写世界科学史。而在本质上与中医并无区别的其他民族的传统医学，甚至连同风水、算命、巫术等种种玄学、迷信也都可以根据相同的理由自称为科学，其结果是混淆了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当然，对这一点一些中医支持者不会认为是个难堪，因为他们也相信风水、算命、巫术等等都是科学。”
方舟子的指责，使我们看到他用一个含混不清的所谓“科学”做判定是非的标准是假的，想以此打击中医却是真的。正是他把自己作为科学的化身，“先入为主地”判定文艺复兴之前无科学，因而简单判定中医不科学。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0-13 11:33:05

不能自诩为科学代言人

方舟子首先一口咬定，科学诞生在西方，与中国无缘，中医因此也就不属于科学。他靠着这样的简单推理，不从人类积累知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知识体系来看问题，所以就走向了荒谬。他说：“中医是一种文化的东西，但它的理论体系不是一个科学的体系，因为这是在人类有科学之前就已经形成的，就基本定型的体系。”他认为，中医学无论多么安全有效，肯定不是科学，而只能算一种文化。这种勉强的肯定，包含着坚决的排斥，是十分有害的言论。
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是不容隔断的，科学也不是凭空里产生的，是一个不断积累经验事实，在事实基础上不断思考，不断总结的过程。科学必须以整个人类生产、生活为基础，必须吸纳以往的物质和思想文明成果。
现在，我们说搞科学研究，往往是先由科学家提出学说，或者假说，然后再验证，再进一步推广。也就是学理在前，方法在后。古代科学技术的发明，也许是一样的过程，但是，流传下来的往往只有技术，而没有相应的学说。甚至只有“衣钵”、“法器”，理论原理则需要后人去体会、去悟道。所谓奥妙无穷，言不尽意，心领神会等等，往往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比如，埃及金字塔留下了许多后人难以破解之谜，它的建筑特点毫无疑问是符合建筑学原理的，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它不是按照建筑学建造的，因为建筑学成熟的时间很晚。古人制酒、制醋、制糖，都符合生物化学原理，或者说成功地运用了生物化学方法，但是，并不是按照生物化学而产生的行业。制盐、冶铁也是这样，先有具体方法而后才有相关学问诞生。四川都江堰的建造，符合流体力学原理，也是流体力学方法在前，而相关学问在后。龙泉、太阿宝剑在前，而冶金锻造学在后。烹饪技术在前，而营养学在后。按照营养学去训练厨师，可能不会产生几大菜系的高级厨师，而可能培养出来一些“化学提取师”。
学有专攻，法不二门。按流体力学原理，建不成金字塔；生物化学方法，也造不出龙泉宝剑；分析化学方法，指导不出中药的组方原则；靶点攻击的受体学说，也难以阐明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因为中医追究的是辨证之后的病机，运用的是整体效应治疗，而不是分析化学效应。
西医借助化学、物理学的成就，建立了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超声诊断学、核磁、CT诊断、细菌化疗、肿瘤化疗等等学科，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因为它们的基础一样，可以无障碍接受，全部同化吸收。而中医学与之学理不同，难以借鉴化学、物理学的成就，也不能建立相应的学科。
中医研究人与天地自然的联系，研究人的脏腑与天的五气四时的关系，研究人的五脏与地的五味的关系，研究人体的七情与健康的关系，研究人体疾病与针灸按摩的关系，研究人体疾病与天然药物的关系，研究人体的升降出入运动与人体健康的关系，研究生理机能、生命物质的适中、和谐、通畅的重要性，研究四诊在疾病诊断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具有复杂化学成分的药物如何配伍、如何减毒增效，研究如何通过辨别证候进行立法处方选药，如何调整药物等等，这些都不是西医学的内容。
随着控制论、信息论、黑箱理论、自组织理论等新学术体系的建立，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的兴起，都在中医学里找了相关的内容，中医学在没有形成这些新学科之前，就成功地运用了这些先进的科学方法。这正好与我们刚刚说过的“古代科技往往先有技术方法，而后建立现代学理”一样，说明中医学符合未来科学的要求，经过转换，可以建立相应的有关学科，从而发展中医学。“远缘杂交”正是建立新兴学科的重要条件。
方舟子说：“人们有选择使用自己相信的医术的权利。由于目前中医还有广泛的民众基础，而且在某些时候还可以对现代医学技术有所补充，试图通过行政或法律手段取消中医，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学术界、科普界人士应该做的，是加强科普，让公众掌握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提高辨别医疗保健真假的能力。政府管理部门现在应该做的，则是加强对中医药的管理，加强对中医药安全性的研究和监控，同时应该逐步减少、最终取消那些试图证明中医基础理论的物质基础的科研项目。几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这类中医基础研究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科研成果的，只是在浪费科研经费。有关中医研究的科研经费应该用于检验中医具体疗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面。如果是把中医做为一种文化遗产，从人文的角度研究中医理论体系，我完全赞成。”
方舟子以为自己是懂得科学的，其实与科学巨匠相比，他只是一个“科学小矮人”；与未来科学相比，他的知识是很有限的。假如他以如此浅薄的知识为凭据，让人们远离中医药，那他就不仅仅是知识浅薄的问题了，而是“空谈误国”的问题。因此，他远离中医，不信任中医，我们管不着；但是，他还要代表科学，向群众宣传中医不科学、不可信，动摇中医生存的群众基础，破坏中医生存所依赖的市场，让中医自己走向灭亡，我们就不能等闲视之。
方舟子断言：“站在历史的高度，从世界范围内看，中医的衰落是必然的。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民族都曾经有过自己特有的、非科学的医术。在医学科学诞生之后，各个民族的医术都无法避免走向衰落的命运。它们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它们之中的某些合理成分已经或即将被医学科学所吸收。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我们这个民族的古代医术就会是例外。医学科学早就进入中国并牢固地确立了起来。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拥有更好的医学，我们也没有理由对一个古代医术体系恋恋不舍。”
经过这些“理论铺垫”，方舟子逐渐走上了反对中医、取消中医的不归路。他要替天行道，要为“科学大帝”清君侧了。
与方舟子志同道合的张功耀，更是直接以科学代言人的身份站出来，大声疾呼：“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以科学的名义，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以人道的名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告别中医中药。”在2006年，他从网络到公开媒体上，不断兜售《告别中医中药》[ 曹东义.捍卫中医、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
“以科学的名义”，让人们联想起教堂里神父们经常 “以圣灵圣父的名义”来说话，方舟子、张功耀有什么资格可以代表科学说话？有授权吗？科学是一个多么广大的体系啊，他们怎么能代表得起？他们精通所有的科学分科之学？是这些学科的带头人？有权代表科学说话？他们能代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能代表过去的科学、现在的科学、未来的科学？谁能相信！代表不了，强行“代表”，那就是冒用“科学”的旗号，把科学当大棍子使用，这是亵渎科学！
“以文化进步的名义”更是荒唐。文化是人类活动的总合，包括巫术与宗教，都是文化的体现。古代之巫与现代之巫相比较，就有原始与进步的差异；宗教也是发展的、变化“进步”的。张功耀可以代表进步的巫术与宗教，来批判中医吗？他经常说中医不进步，其实，他最不进步，他站在21世纪现实的讲台上，仍然重复着70年之前有些人的过激语言，甚至连腔调也没有变化。时代已经发展到了21世纪，他仍然像100年之前一样，念念不忘改造中华文化，说什么要取消阴历、取消孙子兵法、中国古代无科学、李约瑟的难题根本不存在、要愚公移山、开启民智，等等。可惜的是，这些话如果讲给西太后听，也许会很新鲜，现在仍然以此为“卖点”，已经错过了100年。
还有一个自称能代表科学来反对中医的人，不但比他们两个人的资格老，而且还号称是无所不知的“万能院士”。网络里有一篇文章，叫做“丁肇中的不知道，与何某某的无所不知”。文章说，作为一个很有成就的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先生，回答许多专业之外的问题时，甚至是关于物理学的某些问题，经常谦虚地说“不知道”，而“万能院士”等人，对于他们所不了解的中医学，经常拿着“伪科学”的大帽子、大棍子进行攻击。他们往往说“我依靠科学原理，不用了解中医的理论，就知道中医属于伪科学。”真是一个自诩“只有你问不到，没有我不知道”的“科学狂人”。
在科学中国化的过程之中，伴生了三类社会现象，正在损害科学的清誉。一类社会现象是产生了不少“科学傻子”，只要一听到“科学”两个字，听到某人说某某是科学的，就顶礼膜拜，根本不问所以然，这是科学的悲哀，因为他们是把科学作为宗教来崇拜的。把科学当作神，推倒玉皇大帝，另立起一个“科学大帝”，仍然是愚昧的表现。还有就是借科学名义行骗的“科学骗子”，借科学名义打击异己的“科学棍子”，都在危害科学的清誉。
2007年爆发的“茶水发炎事件”很有典型意义，值得人们反思。
2007年3月19日，中新网杭州刊发一则记者柴燕菲、特约记者郑瑜、李京报道的消息《用茶水当作尿液样本送检，医院化验出“发炎”》。记者们说，随着人们健康知识和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患者对医院、医务人员的期望值不断增高，而现代医学的局限以及一些医务人员的不负责任，使医患矛盾成为社会的热点和难点。针对医院前来投诉的人很多：杭州的一位陈女士看了个小病花了两千多元，病历和药物的明细单都没有；一个医院口腔门诊部花四千块钱给患者装的烤瓷牙居然是个合金的假货；明明是一般的主治医师却偏偏说成是北京大医院来的教授、专家。因此，他们突发奇想，要亲自试验一下医院的诚信度。
本网记者和浙江电视台钱江都市频道《新闻007》记者一起暗访了某些医院。仅仅化验一项得出的结论就让人“不寒而栗”。是什么让记者们“不寒而栗呢？原来，他们用一只崭新的玻璃杯泡了绿茶，并将茶水当做尿液的样本送检。记者首先来到了位于杭州萧山区萧绍路1541号的萧山钱江医院。值班的蔡医生在问了记者的大致情况后，叫记者先去做个小便化验。记者把事先准备好的茶水倒进盛放尿液样本的量杯，然后送进了化验室。不到5分钟，化验结果就出来了。上面的数值显示：包括胆红素在内的三个指标超标。蔡医生看了化验单一眼后表：，“从化验单显示的：‘白血球，1到3个’说明有炎症，可能是尿道炎，必须先配点药回去吃，不好的话马上再来。”蔡医生给记者开了三盒消炎药，两盒甲讽霉素胶囊，一盒阿奇霉素片，包括药费和检查费，记者一共花了两百二十多元。记者的科学素养使他们觉得这可能是这家医院的偶然失误，因此，他们就又到了位于杭州萧山区萧绍路608号的萧山华东医院。化验员拿到记者的茶水样本后，把它送进了检验机，几分钟后，报告单出来了，胆红素一个加号。“胆红素什么意思？”记者问到。值班医生告诉记者：“胆红素一个加号问题不大，不象白细胞，有白细胞可就问题大了”。当记者问可不可以不配药，这位医生没有回答，只是说最好做进一步检查。
记者们不敢大意，又来到第三家医院，这是位于杭州学士路一号的浙江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当听说记者小便时有点痛，这位医生让记者先做个小便化验，记者把事先准备好的茶叶水送进了化验室。半小时后化验结果出来了，白细胞2个加号，显微镜还检测2到3个白细胞。“有炎症了，尿路感染，挂盐水效果好。”医生让记者不要紧张，并给记者开了3天的盐水消炎，花费了近400元钱。
茶叶水难道真的会发炎？大医院难道也会搞错？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又在这家医院用同样的茶叶水作了第二次检测。化验单上显示，仪器检测白细胞一个加号，人工显微镜检测白细胞1到3个加号。在2天的时间里，记者跑了10家医院，其中4家是民营医院，6家公立医院，6家公立医院里有4家是省级医院，都是用同一杯茶叶水作尿液样本，检测结果是：2家民营医院和2家省级医院茶叶水中没有被检出白细胞，另外6家医院不同程度的被检测出了白细胞和红细胞，其中2家医院的化验单上显示，用显微镜也能看到白细胞，5家医院给记者配了消炎药，总计药费1300元左右。
他们带着这个问题，请教了生化专家和主管化验师，他们都肯定茶水中不可能有红、白细胞的存在，那么记者去医院检测出的那些数据又是怎么回事呢？是检验仪器出了问题还是化验师的检验水平有问题？难道是一些化验员在有意篡改化验数据？这个问题在网上披露之后，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
2007年4月8日，生命科学类专业网站———丁香园网站公布一份报告，称包括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全国92家三甲医院的医生自发参加了模拟“茶水尿常规”检测，回收有效报告单136份，其中检出“阳性”项目的报告单为127份，占总数的93.4%；未检出“阳性”项目的报告单为9份，占总数的6.6%。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天坛医院检验科主任康熙雄介绍说，浙江的报道发表后，引起医疗界广泛关注。一些医生在丁香园网站论坛展开讨论，并参照报道，自发形成了一个模拟“茶水尿常规”检测方案：用一只100毫升的崭新玻璃杯，取5至10克绿茶泡成茶水，并对茶水进行尿常规检测。结果显示“阳性”反应居多，回收的136份有效报告单中，127份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中57份报告单检出“胆红素”，42份报告单检出“白细胞”，28份报告单检出“红细胞”。
人们经过认真细致地反复验证，终于揭开了一个“科学障眼法”制造的“茶水发炎事件”的真相，如果见了科学仪器报告的结果就作为证据，就“铁证如山”地断定患者的病情，有的时候就会被“科学愚弄”。人们不能一听科学仪器，就顶礼膜拜，甘心做“科学傻子”。
同样损害科学清誉，与科学傻子一同出现的，就是“科学骗子”。2008年的“三鹿牛奶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由于安徽阜阳“大头娃娃”是喝了不含蛋白质的牛奶造成的，国家就出台了一项措施，要检测奶粉的含蛋量。可是含蛋量检测的科学方法，让科学骗子利用了，害了不少儿童，也打垮了一家民族明星企业。
2008年9月国家查出三鹿集团和其他20多家企业，在婴幼儿配方奶粉之中混入三聚氰胺，使儿童赖以生存的牛奶变成了“毒牛奶”，让很多儿童发生肾结石和肾损害。人们普遍谴责刻意掺杂使假的犯罪分子，然而对于科学技术在整个事件之中扮演的特殊角色，却很少有人注意到。
我们习惯了“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说法，对于科学技术被不怀好意的“科学骗子”所利用，给人类造成的危害却很少了解。
“科学骗子”为何要在牛奶之中，添加三聚氰胺呢？原来是为了把原奶加水，把稀释之后蛋白含量不足的问题遮盖过去，而掺杂使假，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欺骗群众，长期食用这样的奶粉，不仅会损害肾脏，也可以造成“大头娃娃”。
食品的营养价值，主要由其中所含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来决定。由于直接测量食物之中的蛋白质含量很困难，因此，人们普遍采用“凯氏定氮法”来进行检验，也就是通过测“含氮量”来估算蛋白质含量。这也是还原论指导下的“科学方法”，用其中的关键因素代表整体，而不是真正的整体检验。由此，就像“茶水发炎事件”那样，龙井茶水竟然被几十家三甲等医院的化验室，煞有介事地检查出来“泌尿系炎症”；有的竟然据此报告单，开出来几千元的药费。
这是“科学的障眼法”在捉弄人们，以分析还原的方法说明整体状况，往往就会闹出这样的笑话。
蛋白质主要由氨基酸组成，其含氮量一般不超过30%，而三聚氰胺的分子式含氮量为66％左右。因此，添加三聚氰胺会使得食品的蛋白质测试含量偏高，从而使劣质食品通过食品检验机构的测试。有人估算，在植物蛋白粉和饲料中使测试蛋白质含量增加一个百分点，用三聚氰胺的花费只有真实蛋白原料的1/5。三聚氰胺作为一种白色结晶粉末，没有什么气味和味道，掺杂后不易被发现。由于食品和饲料工业蛋白质含量测试方法的缺陷，三聚氰胺也常被不法商人用作食品添加剂，以提升食品检测中的蛋白质含量指标，因此三聚氰胺也被人称为“蛋白精”。
三聚氰胺是李比希于1834年合成的化工产品，现在常用尿素作原料进行人工合成。它有着广泛的工业用途，可以作阻燃剂、减水剂、甲醛清洁剂等。它的树脂硬度比脲醛树脂高，不易燃，耐水、耐热、耐老化、耐电弧、耐化学腐蚀、有良好的绝缘性能、光泽度和机械强度，广泛运用于木材、塑料、涂料、造纸、纺织、皮革、电气、医药等行业，而不能用于食品之中。
尽管“科学骗子”明知三聚氰胺不能用于食品之中，然而利益的驱使让他们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儿童没有母乳，或者母乳不足，需要添加牛奶，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幸了，不成想他们柔弱身体赖以生存的“婴幼儿配方奶”里竟然暗藏杀手。
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进入胃肠道之中，遇强酸或强碱水溶液水解，胺基逐步被羟基取代，首先生成三聚氰酸二酰胺，进一步水解生成三聚氰酸一酰胺，最后生成三聚氰酸，成了毒害肾脏的物质。动物长期摄入三聚氰胺会造成生殖、泌尿系统的损害，膀胱、肾部结石，并可进一步诱发膀胱癌。
目前已经知道，转基因大豆之中，缺乏对人体有益的大豆异黄酮；各种蔬菜、水果之中，常见农药、生长素、化肥超标的报道；不少肉制品之中，瘦肉精、激素含量也时常见到“超标”的现象；毒大米、增白馒头也被媒体多次披露。这种以“高科技”造假的“科学骗子”，正在威胁人民大众的饮食安全问题，应对的形势也日益严峻起来。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是，食品的不安全，环境灾难，往往都是科学骗子打着“科技产品”惹得祸。
我们应该打击的是那些利用科学名义行骗的犯罪分子，而不能把科学本身一同株连进去。方舟子却不分青红皂白，把以中医的名义行骗的行为都归到受害者中医身上，借机把整个中医界称做骗子。
古人所赖以生存的洁净的水源，清新的空气，安静的环境，正远离我们而去。如果不用中医学所总结的养生之道善待生命，而是“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逆于生乐”，那么我们要应对的事情，无论是突发的，还是逐渐积累的，就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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