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很多人对中医缺乏自信？近代中医百年曲折史告诉你答案

曹东义

为何很多人对中医缺乏自信？近代中医百年曲折史告诉你答案原创 2017-11-02 曹东义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曹东义
作者单位：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1941年，曾留学日本的民主革命老人孔庚（1873-1950年），在国民政府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上，提出了医政改革的提案《调整卫生行政机构，中西医学并重，渐求汇合为一，增进民族健康以利抗战案》。

这是第一次由参议员向政府以参政议政的方式，提出中西医并重，并希望将来逐步达到“汇合为一”，也就是“中西医结合”的构想。他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增进民族健康”，并且有利于抗击日本侵略。

此前，北洋政府漏列中医教育，余云岫等人提案取消中医，也都是打着“强国强种”的旗号，力求摆脱东亚病夫、积贫积弱的面貌。

余云岫甚至把取消中医称为“医学革命”，因为在他和很多海归派的心目中，中医就是“旧医”，代表着落后和不卫生的陋习，是“卫生事业的障碍”。

他们强加给中医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大力推行取效、改造中医的政治策略，或者从制度设计上，挤压中医未来生存空间。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民族危机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孔庚在这一背景下，将中医争夺生存权与民族求生存结合起来，他提出的议案使中西医冲突上升到政治高度。引起了反中医人士傅斯年等人的激烈反对。

台湾柏杨先生的《投奔中医记》说：“吾友傅斯年，因为家人被中医治死，以致恨中医入骨。”“先生在世时，一提起中医就七窍生烟，一些新派、洋派，对中医更是摇头摆尾。”

1934年，傅斯年在《大公报》发表了《论所谓国医》，说“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

他把中西医论争看成比“匪患”、“外患”还可耻、可恨，认为中医早就应该取消了，其“扶西抑中”的思想，有意无意地使中西医之间的矛盾复杂化了，引发了半年多长时间的争论。参与论争的既有天津中医公会，也有西学背景的学人。

孔庚先生在参政会第三届会议上，继续为中医提案《请政府设国立新药厂达到药物自给加强国民经济动员案》《动员全国中医设立中央国医院，各机关设立中医治疗所，保障军民健康案》。

在会议期间，孔庚的提案得到了广泛的声援，四川参议员曹叔宝提出《协调中西医主张，设会研究而使医学健全，以保人类生命案》《请政府设立中医学校用示中西教育平等，以重民命而利抗战案》。这些观点，与傅斯年等新潮人士的观念大相径庭，一场辩论和争执在所难免。

有学者评论说，这是“科学主义”第一次遇到了自己的对手“民族主义”，争夺话语权的硝烟弥漫开来，深受西式教育的傅斯年暴跳如雷，与年逾古稀的孔庚互相谩骂。

年迈的孔庚虽然是一位阅历丰富的民主革命人士，仍然辩不过年富力强的大学者傅斯年，于是在座位上说了许多的粗话。

对于中医的苦难，孔庚先生一定是了如指掌，感同身受，才会在那个时候挺身而出，勇于斗争。

孔庚是一位阅历非常丰富的人，曾任广西督练公所参事官兼经理科长、教育科长，创办广西陆军小学堂，任北京政府陆军部军学司一等科员，北洋陆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的高级参谋。后入山西任阎锡山部大同镇守使、旅长，晋北军总司令、晋军总司令。他和孙中山、毛泽东等人都有来往。

留洋归国的经历没有改变孔庚先生对祖国与家乡热爱，多年的政治斗争、民众缺医少药的苦难，使他深刻认识到中医药的历史价值，他带头为中医参政议政提建议，绝对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有一般人难于理解的家国情怀。也许他还经历过很多被中医药帮助的故事，只是我们还无从得知罢了。

故事的背后，是中医近代不被理解长达百年的曲折经历，也是我们不该忘记的历史。

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了《大学规程》，“漏列”了中医，法规颁布后，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人带头提出抗议，还联合了其他省市的中医药同业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

至1913年10月已有19个省市的医学团体响应此举，推举代表请愿，争取办学立案，将中医教育列入学制系统之内。

中医争取教育权的请愿活动，遭到教育总长汪大燮的拒绝，他于1913年12月29日，在接见请愿代表的时候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

又说：“按日本维新已数十年，其医学之发达，较之我国不啻天壤，乃日本乡间仍有中医者。我国欲全废中医，恐一时难达目的，且我国所有西医不敷全国之用也。”此论一出，全国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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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4月，丁甘仁、夏应堂、谢观联合发起、成立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他们向北洋政府递呈了备案申请，其《呈大总统文》说：“教育为国家之基础，医学实民命之攸关。我国光复以来，各省学校林立，恩准奉行，仰见我政府陶铸医学真才，为四百万兆生灵造仁寿无疆之福。洵乎民之强，即国之强也。”

教育部答复说：“今丁泽周等欲振余绪于将湮，设学堂而造士，兼附设医院，兼聘西医，具融会中西之愿，殊足嘉许。”教育部看重的是形式上的现代化，勉强同意了中医办学校振兴图强的要求。

内务部认为：“教育部既深嘉许，本部有所赞同，应准备案。”批准了他们的申请，近代中医教育因此而开端。经过筹备，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917年正式开学。

1916年，余云岫《灵素商兑》发表，开始了从理论上向中医的围剿，并积极准备全面封杀中医。

1920年的论战缘于余云岫在《学艺》第2卷4号的文章《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这一文章，被《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读出了对中医的“鄙薄蔑弃”之意，杜亚泉当即在《学艺》发表回应文章《中国医学的研究方法》

1922年3月，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了《管理医士暂行规则》，规定发给医士开业执照的资格，必须经各地警察厅考试及格领有证明文件者，或在中医学校、中医传习所肄业三年以上领有毕业文凭者；医士诊病必须开设二联单，汇存备查，如有药方不符或医治错误，经查“予以相当处分”等。

如此摧残医生、束缚医学的条款受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对。因为当时西医人数很少，90%以上的医生都是中医。在一片反对声中，内务部被迫宣布暂缓实施《医士规则》。

梁启超1923年5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其文开篇便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1926年，章氏太炎在《医界春秋》上发表“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掀起一场讨论五行存废的高潮。

1928年全日教育会议上，汪企张首次提出废止中医案，未获通过。

1929年1月15日在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医师暂行条例》。这个“条例”只字不提“中医”，因此，“全国医师联合会”认为它“不合国情，窒碍难行”，上书行政当局，要求废止。

国民政府行政院下令，让卫生部“核办”。李敖说“这下子政府失败了，在立法院法制委员会的‘审查’之下，确认该‘医师暂行条例’为专为西医而设，当将条例标题改为‘西医条例草案’，改过后，还要‘修正’才成，最后三读之下，就出现了《西医条例》”因此，在1930年5月27日正式公布。

此前，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会上讨论了有关废止中医药的提案共4项，1929年2月26日，上海《新闻报》首先披露此事。

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动。上海市中医协会首先发起召开上海市医药团体联席会议，邀集神州医药总会、中华医药联合会、上海中国医学院、医界春秋社等40余个中医药团体的代表商讨对策，议决筹备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定会期为3月17日。

中医药界仍未摆脱危机四伏的险境。全国医药总合执委裘吉生、蒋文芳、蔡济平等虑及此情，忧心如焚，认为症结在于当局者对中国医药学内容不甚明了，遂决定具文呈请国府仿国术馆设国医馆。

经过多方努力，中央国医馆部冲破重重阻力，于1931年3月17日宣告成立。国医馆理事会召开全体大会，推选陈立夫为理事长，推举焦易堂为馆长，陈郁、施今墨为副馆长。后陈立夫以政务繁忙迭请辞职，由彭养光代理理事长之职。

该馆成立之初，即延聘施今墨等学术整理委员，其任务是负责起草、制定中医药学校整理工作计划及中医药学术标准等。

1943年9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实施了《医师法》，逐渐建立了“执业医师许可制度”，抗日战争后期，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实施了《医师法细则》等法律文件，对《医师法》的实施作了补充说明。

“医随国运”，今年7月《中医药法》正式实施，中医药事业有了法律政策的牢固保障，这是长达几十年几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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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最真我会分辨 · 发表于 2017-11-2 20:50:50

中医回归阴阳五行易经八卦黄帝内经等传统指日可待！希望早日到来！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1-3 11:04:59

前有张仲景，后有张锡纯：全面了解近代中西汇通第一人

原创 2015-10-11 毛毛中医书友会
中医书友会第756期
每天一期，陪伴中医人成长

作者/毛毛
编辑/王超⊙ 校对/居业、钱增显

I 导读：张锡纯（1860年－1933年），字寿甫，籍山东诸城，河北省盐山县人，中西医汇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医名显赫，为近现代中国中医学界的医学泰斗。本文系统地介绍了张锡纯的行医特点和临床贡献，以管窥豹，可作为我们学习《医学衷中参西录》的预习读物。

衷中参西汇通中西医学倡导者

东汉张仲景，后人尊为“医圣”，从小嗜好医学，“博通群书，潜乐道术”，10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后来结合临床实践，写出了经典医著《伤寒杂病论》。

张锡纯出身儒家，少年时习“四书五经”，先是攻举业，求功名，后矢志岐黄，潜心医学，尤其沉醉在西学新知识之中。对中西医进行比较研究，使他更加“用思精”，汇通中西医学，写出了中国近代中医“第一可法之书”，即《医学衷中参西录》。

故此，在中医界有“前有张仲景，后有张锡纯”的说法。

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这部医学巨著中，提出了“衷中参西”的医学思想，为中西医汇通指出了一条新路，并因此成为中西医汇通学派的杰出代表人物，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的地位。

行道救人实验派大师杰出代表

张锡纯历来反对空谈，崇尚实验方法，勉尽人力，行道救人，从而成为名扬四海的实验派大师，堪称近代医学第一人。

社会在发展，医学在进步，理论永远是有局限性的。当时，张锡纯从浩如烟海的古典医籍出发，借鉴西医，虽然提出了中西医汇通理论，但并不足以解决众多的临床问题。于是，张锡纯充分利用了自己长期临床实践的经验，尽一切可能通过切身体会去寻求知识，表现出大胆求是的实验精神。张锡纯这种可贵的实验精神，可以从四个方面去考察和认识。

第一，药物试验，验之于己，后施之于人。

他认为，学医的第一层功夫在识药性。正如他自己所说“仆学医时，凡药皆自尝试”。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一些药方不能在动物身上取得试验效果，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张锡纯就“验之于己，后施之于人”，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

为了考察甘遂的用途，《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记载：“犹记曾嚼服甘遂一钱，连泻10余次，后所下皆系痰水，由此悟为开顽痰之主药，唯后恶心欲吐，遂与赭石并用，以开心下热痰，而癫狂可立愈。”并且亲身体验到方书中未曾记载的眩瞑等异常现象。由此，他得出甘遂的通利作用远大于大黄、芒硝的结论。这些用自身健康换来的精确感受在其所著的书中比比皆是，对后人大有裨益。

张锡纯对许多所用之药，都曾亲自品尝，以体验其性能，确知其药力和性味，明其用途。由于他总是从临床出发来熟悉药性，所以临证遣方用药总能得心应手。凡自拟之方，皆经过千百次验证，屡用屡效，使新方渐成经典验方。更可贵的是，他将得出的独特见解详细记录，留给后人。

若自我尝试仍不得要领，张锡纯就虚心求教他人。如为了研究小茴香是否有毒，他不耻下问于厨师。为了验证市面贩卖之药的真伪，他多方咨访，从不轻信。凡将自己的药方炮制成药，他总是亲自监制，务得其真而后已，不达目的不罢休。因此，张锡纯用药之专、用量之轻重，都成了行业的标尺。特别是他反复尝试总结出的参芪利尿，白矾化痰热，赭石通肠结，三七消疮肿，水蛭散癥瘕，硫黄治虚寒下利，蜈蚣、蝎子定风消毒等治疗方法，充分发扬了古人学说，扩大了中药效用。

张锡纯对诸家本草有争议之处，也以临床为准。如人参，《神农本草经》谓其微寒，《名医别录》谓其能疗肠中冷。而张锡纯证之于临床，党参与玄参等份并用，可使药性无寒热，所以他得出结论：“因此疑年湮代远，古经字句或有差讹。”

张锡纯曾指出，石榴皮须用味极酸的石榴的皮，这样的石榴皮在当时已经较难找到。山萸肉须用很酸的，微酸的不能用。赭石性甚平和，降痰涎，止呕吐，镇逆气，通燥结等，只有其形层层为薄片，且每片之两面，一面点点作凸形，一面点点作凹形者，方可入药。张锡纯所用的半夏都是他亲自加工的，他认为药材作坊加工半夏的方法不合理，有矾味，或治法太过，药力大减，难以发挥降逆止呕之功。若为医者用中药却不识中药材，只能算是半个走方郎中。

张锡纯治伤寒学，绝不“依照原论，逐节发挥”，而是“于古人著作精心研究”，其未备者，“即其所载病状以研究其病情，再印证以生平所治之验案”以补充之。这种引申触长、印证补充的方法，成为张锡纯伤寒学术研究的最大特点。正如他自己所说：“医学虽贵自悟，亦必启发之有自也。”

张锡纯也很重视中药煎制与疗效的关系。他认为“险急之症，安危只争此药一剂”。煎药如不注意火候，将药煎沸出容器，则多偾事；凡汤剂，药汁不可煎少，否则药汁多含于渣中；若误将药汁煎干，复添水重煎，则药失其本性，服之病情反加剧，应弃之勿服。“故古之医者，药饵必经己手修制，即煎汤液，亦必亲自监视也。”这些细微的观察、分析和提示，在当下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二，临证施治，取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

张锡纯在临床实践中，倡导中西药并用，认为以西药治标，以中药治本，奏效必然快捷。

张锡纯认为：“人之元神在脑，识神在心，心脑息息相通，其神明自湛然长醒。”脑不但与心直接相关，且与其他五脏亦密切相联，脑中气血生成与运行依赖于肺脾二脏，脑为髓之海，脑髓又为肝肾精血转化而成，从而创立五脏论脑学说。

张锡纯不但善于将先贤治五脏病证的方剂化裁用于脑病，还创制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方剂，如镇肝熄风汤、调气养神汤、荡痰汤等，均由此而来。从五脏角度论治脑病，突破了《黄帝内经》“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的传统认识，是将中医整体观与西医解剖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进一步发挥。

张锡纯将中医之义理与西医之实验融会贯通，常出新意。他把内中风与脑充血联系起来讨论。脑充血病之说倡自西人，实际中医早就有所认识，如《素问·调经论》所说“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反则生，不反则死”，说的就是脑充血病。其不同点在于，西人但言充血，《黄帝内经》则谓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其气升而愈升，血亦随之充而愈充，最终脑中血管破裂，致人死亡。

张锡纯在论治脑充血证过程中多采集前人论治内风之精华，突出人体气机升降对气血运行的影响，认为脑充血证系脏腑之气化皆上升太过，而血之上注于脑，充塞血管而累及神经，甚至神经失其所司至昏厥不省人事。对脑充血所致脉弦长有力，即西医所谓血压过高者，宜用镇肝熄风汤治疗，如此才与病理吻合。

张锡纯所创镇肝熄风汤治中风证，首辨为“脉弦长有力”，或“上盛下虚”；若“尺脉重按虚者”，加入熟地黄、山萸肉。镇肝熄风汤，由其名可知治肝之理，而“脉弦长有力”主肝火上盛，“尺脉重按虚者”为下焦空虚。

曾有一病人脑中常觉发热，时或眩晕，心中烦躁不宁，“脉象弦长有力，左右皆然”，张锡纯诊为脑充血证，投以镇肝熄风汤，加地黄一两。病人连服数剂，脑中不觉热，后减地黄用量，服药旬日，脉象和平。

用西医病理知识来解释中医病证，并以此指导选方用药，是张锡纯的一大贡献。他认为高血压引起的脑充血证为西医之病名，属于中医学中“眩晕”、“肝风”、“厥证”等范畴，因其病机与西医的脑充血病因机理如出一辙。

张锡纯根据《黄帝内经》理论，并总结历代医家治疗中风偏瘫之经验，创制了建瓴汤、镇肝熄风汤等新方剂。从建瓴汤的组方遣药来看，与肝阳上亢、肝风内动之病机丝丝入扣。方中重用赭石等潜阳降逆，用怀牛膝引血下行，生地黄等养阴熄风。服用此方，可使脑中上逆之血如建瓴之水下行，使肝风内息，血压下降，心神得宁。

从张锡纯临证验案中可看出，镇肝熄风汤由建瓴汤加减变化而成，两方同中有异，临证运用，屡用屡效，治愈了大量脑充血患者。另外，他认为西人所谓脑贫血病，即属中医内中风证之偏虚寒者。脑贫血者，其脑中之血过少，无以养其脑髓神经。是以究其终极，皆可使神经失之其所。所以，加味补血汤以黄芪为君，并配养血活血之品，使气旺得升，血虚得养，诸证自除。

又如，张锡纯论阳明发黄诸证，认为“黄疸为胆汁妄行血中”所致；寒湿黄疸是“因肝胆阳分不振，其中气化不能宣通胆汁达于小肠化食，以致胆管闭塞，胆汁遂蓄极妄行，溢于血分，而透黄色”。他用西医学胆汁排泄不畅、逆入血中的理论来印证中医黄疸的病机。同时认为茵陈具有“升发之性，实能开启胆管之闭塞”，具有利胆退黄的作用。

再如，张锡纯谈到霍乱时说：“用显微镜审查此病之菌，系弯曲杆菌（指霍乱弧菌）……即为霍乱无疑也，至于细审此病之凉热百不失一，当参霍乱方及霍乱治法篇，自能临证无误。”从而确立了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的临床模式。

张锡纯认为，中西药各有所长，西药治在局部，是重在病之标，中医治病求因，是重在病之本。究之，标本原应相兼顾，若遇难治之证，以西药治其标，中药治其本，则奏效必速。因此，他所创制的许多验方在实际运用中作用都发挥得淋漓尽致，使传统中医药有了显著的进步。张锡纯的临床之法，是中西医结合的必然走向。他总是将中西医巧妙结合以深究其病机，其识见之高，无可比拟。

第三，不避风险，敢于救患者于危重之时。

因为行医事关人命，所以凡有名望的医生，都是病家有请才去。张锡纯一生行医，不避风险，力破“医不叩门”之说，每遇疑难重症，则辗转筹思，查考书籍，一有定见，虽昏夜亦亲赴病家调治。即或明知病在不治，亦勉尽人力，每救疗至殓服已备，不肯稍有懈怠。许多危急重症，经他治后，往往妙手回春。

邻村一个5岁男孩，于仲夏得温病，其叔父与其表叔毛某，皆邑中之名医，且善治温病。而两人共治旬日无效，托故外出。请张锡纯诊治，时患者已两目清白，无所见，两手循衣摸床，动乱不休，谵语无伦，不省人事。张锡纯四诊合参，沉思片刻，断为“肾阴将竭，肝风内动，危险至极之候”，遂用大滋真阴之品，济阴以应其阳，期能自汗。随后开出一药方，重用熟地、玄参、阿胶、枸杞之类，约重六七两，煎汤一大碗，徐徐温饮下。2剂后，患者遍身透汗，其病豁然而愈。如此危重至极之症，经其治疗，得起沉疴，由此，张锡纯在邑中颇负盛名。

张锡纯的友人黄文卿，幼子出生6个月，头身胎毒始终未愈，体质很弱。忽肝风内动，抽搐不休；囟门微凸，按之甚软，微有赤色；指色紫为爪形；目睛昏而无神，或歪；脉浮小无根。黄文卿问曰：“此证西医已诿为不治，不知还有救否？”张锡纯仔细诊断后，认为是因虚气化不固，致肝阳上冲脑部扰及神经，答曰：“还可竭力治愈。”于是亲调汤剂，频频灌服，2剂后肝风止，加减其方，4剂痊愈。张锡纯临证救人，风雨无阻，活人无数。赵伯骧曾写诗赞道：“同胞沉疴凭公挽，确是名医第一人。”

从这些病案来看，张锡纯诊治重症，不是主观臆断，空泛之谈，而是得之于“临床数十年屡次实践中”，“因屡次重用之，以挽回人命于顷刻之间也”。特别是他每临疑难急症，不避医忌，不计得失，敢于挽救患者性命，这种悬壶济人的精神是值得今人推崇和效仿的。

第四，临床贡献，其创造性彪炳千古。

张锡纯不仅有先进的医学思想，而且在临床医学上也颇有成就。他除了不擅针灸和正骨外，内、外、妇、儿、五官各科无不治效超群，其中富有创造性的临床贡献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

贡献之一，发扬生石膏治热病的功效。

20世纪40年代前，热病是威胁人类生命的主要疾病之一。张锡纯鉴于前人对石膏及相关方剂的应用不够透彻，遂结合个人临床经验总结了石膏在热病辨证治疗中的作用，极具可重复性。

张锡纯认为，石膏不仅清外感实热，亦能清脏腑之热，还可解砒毒、火柴毒，治肠痛，具有解毒消疮之功。石膏又凉而辛散，有发汗透热之功，对外感发热无汗者可清热透汗，力辨白虎汤无汗之禁。

他用生石膏与人参相伍，因人参扶正气、温升、生津，可助石膏退热，使下陷之邪热得以升散，用于邪热炽盛和热病后期之证可使真阴立复，胜于单纯滋阴，清热沉降，可代承气。对邪热郁结、腑气不通者，张锡纯不用承气攻下，而以石膏配代赭石。以石膏清热，代赭石通降，每可获效，且无伤正邪陷之虞。故外感病有实热者，放胆用之直胜金丹。

石膏不但可清外感实热，亦可清解脏腑实热。且石膏质重坠，能降胃止呕，善治热病呕吐，还能清阳明之热，逐热下行，善通实热便结。然而，过去医家多误认为其性大寒而煅用，是变金丹为鸩毒。古方用生石膏者以大青龙汤、白虎汤为主方。此虽为重症而设，但禁忌颇多。若适当变通，则生石膏治热病有实热者无往不利。白虎汤变通适当尤能广泛应用于危重症。其原则为热盛脉实者原方加重石膏，以胜病为准；热实正虚者原方加人参，间需以山药代粳米或玄参代知母；病危急，患者又不耐服药，竟可单煎石膏或用鲜梨片和石膏末嚼服。

张锡纯对石膏情有独钟，人称“张石膏”。《医学衷中参西录》“石膏解”后所附医案达38例，谆谆而述，不厌其烦。其中多系危重症，按西医诊断可知的病种有痢疾、疟疾、重症颌下脓肿、肺炎、产褥热、产后大出血、风湿热、猩红热等，同时伴昏迷、休克或全身衰竭者近半数。时过近一个世纪，今日单用西法处理这些病例仍感棘手。而张锡纯当年每得心应手，云：“愚临证40余年，重用生石膏治愈之证当以数千计。有治一证用数斤者，有一证用至十余斤者。”

贡献之二，创升陷汤治大气下陷证。

胸中大气下陷证是张锡纯发明的病证名。他认为“人之一身，自飞门至魄门一气主之”，“大气者，原以元气为根本，以水谷为养料，以胸中之地为宅窟也”。此气包举肺外，司呼吸之枢机。

大气下陷最典型的症状即患者自觉气短不足以息，似喘非喘，诊关脉不实。其他见症变化多端。经西医诊断，此证多属官能证，无可靠疗法。而升陷汤则有较好的疗效。升陷汤主方：生黄芪六钱，知母三钱，柴胡一钱五分，桔梗一钱五分，升麻一钱。方中黄芪为君药，补大气之不足，以知母制之防变生内热。气以升为顺，故以柴胡、升麻两药升提大气，桔梗轻清，以之引药上行中焦。综而观之，其组方简约，构思巧妙。原方主治胸中大气下陷诸症，或见气短不足以息，或满闷怔忡，或气息将停等，其症难以悉数。

他认为生黄芪功专补气，善治大气下陷，重用生黄芪扶宗气，创制升陷诸方，包括升陷汤、回阳升陷汤、理郁升陷汤、醒脾升陷汤，专治大气下陷，屡起重症，为后人所称道。案载：有一位24岁青年，胸中满闷，昼夜咳嗽，脉象重按微弦无力，诊为大气下陷，投升陷汤，4剂而愈。在治法上，张锡纯此方属李东垣补中益气法之变方。

贡献之三，衷中参西，防治霍乱、鼠疫。

当时，西医对霍乱病长于预防而短于治疗。为此，张锡纯发明了治疗霍乱的“急救回生丹”，用药有朱砂、冰片、薄荷冰、粉甘草，他认为此方治霍乱无论寒热，均可应用。随后，张锡纯又制有防治兼用的“卫生防疫宝丹”，“治霍乱吐泻转筋，下痢腹疼，及一切痧证，平素口含化服，能防一切疠疫传染”。此方流传一时，如沈阳某煤矿发生霍乱：“有工人病者按原数服药40丸，病愈强半，又急续服40丸，遂脱然痊愈。后有病者数人，皆服药80丸。中有至剧者一人，一次服药120丸，均完全治愈。”

这两种方药的药味及制法均系衷中参西的成果，经济简便，效果又在单独用中药或西药之上。1919〜1920年，曾在东北及河北、山东、河南大面积试用，据较可靠的报告，治愈数万人。

近代西医对鼠疫无可靠疗法，死亡率在90%以上。1921年，黑龙江哈尔滨一带鼠疫盛行，沈阳防范甚严，使之未能传染入境。唯银行之间业务往来不能断绝，鼠疫之毒菌因之有所传染。银行职员施某，30多岁，患重鼠疫，其舌上无苔，干亮如镜，喉中亦干甚，且微觉疼，时作干咳，此乃因燥生热，肾气不能上达，阴阳不相接续，故证象、脉象如此，闭目昏睡，呼之眼微开。张锡纯诊断为肺炎型鼠疫。

于是，张锡纯疏方于下：生石膏三两，知母八钱，玄参八钱，生怀山药六钱，野台参五钱，甘草三钱，共煎汤三茶盅，分三次温饮下。将药三次服完，患者身热，脉起，舌上微润，精神亦明了，唯大便犹未通下，内蕴之热犹未尽清。将原方再服一剂后，其大便遂通下，余热亦尽消。

除此例之外，张锡纯在奉天还治愈了一例鼠疫病人。他后来撰文《论鼠疫治法》，博采中西理论及防治法，深人探讨，对治疗此病很有启迪意义。

贡献之四，创中医为主治肠结法。

张锡纯所治患者，多为机械性或动力性肠梗阻。古人有大承气汤等方，但多禁忌，疗效亦不甚满意。张锡纯所创之法，一为赭遂攻结汤，另一为葱白熨法。前者集古方之长又有新意，后者为外治法，适于动力性肠梗阻。

《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记载：“乙卯之岁，客居广平，忽有车载病患，造寓求诊者。其人年过五旬，呻吟不止，言自觉食物结于下脘，甚是痛楚，数次延医调治，一剂中大黄用至两半不下。且凡所服之药，觉行至所结之处，即上逆吐出，饮食亦然。此时上焦甚觉烦躁，大便不通者已旬日矣。诊其脉虽微弱，至数不数，重按有根。知犹可任攻下，因谓之曰：此病易治，特所服药中，有猛悍之品，服药时，必吾亲自监视方妥。然亦无须久淹，能住此四点钟，结处即通下矣。遂用赭遂攻结汤去干姜，方中赭石改用三两，朴硝改用八钱。服后须臾，腹中作响，迟两点半钟，大便通下而愈。后月余，又患结证如前，仍用前方而愈。”

近年中西医结合治疗肠梗阻，仍不出张锡纯所用之法。

贡献之五，抢救危急大证的发明。

张锡纯长于治危急大证，尤其重用萸肉救脱，效果显著。脱证西医称为休克，至今常见且难治。中医古方救脱以人参为主，但有禁忌。张锡纯以萸肉为主，基本无禁忌。他认为，萸肉味酸性温，大能收敛元气，且敛正气，不敛邪气。张锡纯所附医案中几乎包括各种休克，尤以大汗致脱最为有效。其法为紧急时急煎萸肉一味二两左右急服，病稍缓或以下脱为主则伍以人参、山药等。

曾有邑北境刘氏妇，年近四旬，受妊五六个月，时当壬寅秋令，霍乱盛行，因受传染，吐泻一昼夜，病似稍愈，而胎忽滑下，精神顿散，心摇摇似不能支持，危在旦夕。至张锡纯赶去诊视时，病势大革，殓服已备，着于身将舁诸床。病家辞以不必入视。张锡纯并不见怪，说：“此系暴脱之证，一息尚存，即可挽回。”遂入视之，气息若无，大声呼之亦不知应，脉象模糊如水上浮麻，莫辨至数。张锡纯认为，此证若系陈病状况，至此定难挽回，只因霍乱吐泻已极，则气血暴脱，所以仍可用药挽救。暴脱之证，所脱者为元气。凡元气之上脱者，乃由于肝风所动，当用酸敛之品直趋肝脏以收敛之。所以，杜塞元气上脱之路，再用补助气分之药辅之，虽病势垂危至极点，亦可挽回性命于呼吸之间。

于是，张锡纯开了一个处方：净杭萸肉二两，野党参一两，生怀山药一两，共煎汤一大盅。但药方虽开，而药局相隔数里，取药迫不及待，幸亏比邻有张锡纯的一个表兄，存留张锡纯所开药方，取药二剂未服，中有萸肉共六钱，遂急取来暴火煎汤灌之。当药徐徐灌下，须臾气息稍大，呼之能应，又急煎渣灌下，较前尤明了。问其心中何如，言甚难受，其音只在喉间，细听可辨。不多久，所开方药已取到，急煎汤两茶杯，此时已能自服其药。分3次温服下后，精神顿复，可自行动转。继用生山药细末八钱许，煮作茶汤，调以白糖，令其适口当点心服之，一日2次，如此将养五六日以善其后。

张锡纯重用萸肉，以酸敛防其疏泄，借以杜塞元气上脱之路，而元气即可不脱矣。所最足明证者，若初次即服所开之方以治愈此证，鲜不谓人参之功居多，乃因取药不及，遂单服萸肉，且所服者只六钱即能建此奇功。由此知萸肉救脱之力，实远胜人参。所以，张锡纯说：“救脱之药，当以萸肉为第一。”并称之为“救脱之圣药”。

再如小青龙汤加减治外感痰喘。小青龙汤原适应证不以痰喘为主，后人有所发明用以治痰喘，但识见高超、效验卓著者当推张锡纯。外感痰喘即西医之哮喘性支气管炎或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多伴有严重呼吸困难或心力衰竭。张锡纯以为治此病重症唯小青龙汤加减最有效，并屡试不爽。为巩固疗效，张锡纯又拟从小青龙汤等以求根治，其治法至今仍值得借鉴。

此外，张锡纯对各种大出血及先兆中风等急症的抢救亦多有发明。

贡献之六，治疗慢性顽症的重要发明。

张锡纯对治虚劳方亦甚为看重，方中使用最多的药物为生山药。张锡纯对此药的发明价值仅次于生石膏。其他有价值的发明即重用三七、鸡内金、水蛭等治癥瘕积聚等慢性病。张锡纯认为，“女子癥瘕，多因产后恶露未净凝结于冲任之中，而流走之新血又日凝滞其上以附益之，逐渐积而为癥瘕矣”。对此张锡纯的用药特点为：早期癥瘕，身体强壮患者宜采用破血逐瘀之法，予下瘀血汤，如病数年当攻补兼施。张锡纯治疗癥瘕的独到之处是用药攻病，明确病根结聚之处，用一二味对证的药物专攻其处，再加以补药为佐，使邪去而正气不伤。另外，结核病在中医亦归入虚劳，张锡纯治结核病除继承前人活血化瘀法外，又多伍以生山药、黄芪、人参等补气药，至于滋阴、宁嗽等法反居其次。如今结核病治疗以西药为主，若需中药配合仍以张锡纯之法最可取。

贡献之七，倡导近现代中医气功养生学。

从中医发展史看，中国历代医家对气功都很重视。汉代名医张仲景所说的“导引吐纳”、华佗所创的“五禽戏”及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所提倡的“内景隧道，唯返观者能照察之”等，都是气功的方法。作为近代名医，张锡纯所著《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对气功养生也有专论，并指出学医者应参以静坐，注重气功养生，其自身即是著名的气功实践家。

张锡纯不仅奋力悍卫传统中医的学术地位，而且独树一帜，认为当时未被列入中医学术殿堂的气功养生学是中医的源起和基础，倡导医界身体力行并应用于临床治疗，从而成为近现代中医气功养生学的先驱者。他所践行的气功养生学是中医学实践基础之一，而这正是西方医学所没有的。他提倡医家力行静坐气功，并学习长于养生气功的道家《丹经》，认为医家通晓气功养生有以下裨益：通过练习静坐气功，对医家理解心之君火、肾之相火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脑的作用、命门学说、奇经八脉循行路线及其功能，均大有裨益；同时，还能使医家增智益神，即能开发人脑的潜在智能。

张锡纯指出，研究医学者不可不留心哲学，借以清我性灵，益我神智乎哉！这里所说的“哲学”指的就是气功养生学，说它具有“可济医药之穷”之功效，意即一些医药难愈之证，可借气功而愈。

张锡纯的气功法，主要有静坐功、吸升呼降沟通心肾法、意通督脉任脉法等。此外，张锡纯还介绍了佛道修炼气功之书，如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张紫阳的《悟真篇》，柳华阳的《金山证论》、《慧命经》等，可使人从中悟得寿身寿世之道。

由此可见，气功养生学不仅对领悟医理、开发智能、养生疗疾大有裨益，而且于弘扬中医学亦实为有益。【中医书友会（微信号zhongyishuyou）编校发表】

（更多医界传奇都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中医昆仑》系列图书里，内有150位近代中医大家行医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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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仁堂济生坊●闫氏中医
不得不说，本人得之于张氏者良多矣(张锡纯)！药之不尝，不可以医人，当为医家之所宗。
2015年10月11日
17
名流(刘鸣)
张仲景、张锡纯不在一个层次。清代陈修园医学三字经谓仲圣:“垂方法、立津梁，”“六经辨、圣道彰”。仲圣是“道”的层次。张锡纯是“术”的层次。
2015年10月11日
16
無極艾灸赵湛强经鉴
学医者当有此为，我后进者之明灯。
《黄帝内经》："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
2015年10月11日
15
农黄子
张公“衷中参西”中西汇通的思想确实开风气之先河，但客观来说《参西录》中的西医部分确实价值不大。什么石膏阿司匹林汤之属，真是不敢苟同。但他的论药与论方确实非常精彩，论药确有发古人之未发之见地，至于方自不必多说，无论是组方理论抑或时效大家都是有目共睹。没读张公之书，其快感就如读小说一般欲罢不能，怎一个爽字了得！且每次都能有所启发，有所收获！
2015年10月11日
12
Valk
西为中用是中西医结合的真谛，为什么医院就这么不待见中西医结合的学生呢？
2015年10月11日
12
通玄
写得好！
2015年10月11日
12
💮置也若弃💯
读锡纯书怎能不阅容川参西中多次提及宗海可见影响颇深/可爱
2015年10月11日
10
名流(刘鸣)
现在中西医结合的实际情况是:中，不如传统纯中医。西，又不如医科大学毕业的纯西医。如同武大郎玩高低杠，所以不太受待见。
2015年10月11日
9
田浩君
张锡纯确实很牛、但没法和张仲景比较
2015年10月12日
9
名流(刘鸣)
中西医结合是美好的理想，但不是现实，更不是中药、西药混在一起用。尝见民营医院、诊所在中药中加西药降糖药制成“降糖秘方”，这不是中西医结合而是骗子伎俩。
2015年10月11日
9
⊙ˍ⊙
说张锡纯不行的，医术是有多高超，能达到道的水平？说的一个比一个漂亮。在古方上再会加减，有张锡纯大胆的将中药与西药相结合的魅力？汇通派的思路很有意义，值得借鉴
2015年10月11日
7
张应兵
医学巨著？👀😴
2015年10月11日
5
⊙ˍ⊙
张锡纯是在理论知道下混合中西药，中西医结合在药物方面是一个突破口。一些所谓大师宣称吃某物包治百病，中医养生理论就全错了?
2015年10月12日
5
董軍骨科187403532O9
中医向全世界展释了中华民旅的胸怀，解毒，不是消毒，化解一切，而不是消灭一切。
2015年10月11日
3
jetty6698徐
道术不对立，不分离。2张创立与发展。硬比，关公战秦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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