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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行诀脏腑用药法式》真伪考 新西兰注册中医师公会 罗鸿声 《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自1988年马继兴《敦煌古医籍考释》收载以来，即引起了中医界的注意，近年来，一些著名的中医及医史学专家对《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进行了研究，普遍认为《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不是伪书，对张仲景伤寒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代表人物有：钱超尘、马继兴、冯世纶、丛春雨、王淑民等。 丛春雨先生在《敦煌中医药精萃发微》一书中写道：《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1部，无编号。该卷是敦煌中医药医经类著作中极具代表性之佳作，不仅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而且至今在临床上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继兴先生《敦煌古医籍考释》：“现在通过敦煌出土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却发现了不少久已失传的古代‘经方’。《法要》一书虽非梁?陶弘景原著，但系隋、唐时人传录陶氏佚文而成。其时上距汉季未远，故所引录当时所见“经方”之文，多系北宋以后学者与医籍所未能得见者，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冯世纶先生在《中国汤液经方》第一章《伤寒杂病论溯源》写道：“汉晋许多名医都看到过《汤液经法》，陶弘景从《汤液经法》中检录60首，记录于《辅行诀》中，张仲景主要依此撰写《伤寒杂病论》。《辅行诀》中许多方剂和其适应证都可以在《伤寒杂病论》中找到相应的方剂和适应证。” 钱超尘先生在仲景论广《伊尹汤液》考一文中写道：“《辅行诀》以确切的资料证明《伤寒杂病论》是在《汤液经法》一书的基础上撰成。”“《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在研究《伤寒杂病论》文献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钱超尘先生的弟子石琳和王庆国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现存版本对比研究一文中写道：“敦煌遗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简称《辅行诀》）的发现，以确切的资料证明《伤寒杂病论》是在《汤液经法》一书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给《伤寒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思路，是《伤寒论》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 以上专家的观点在中医界几成定论。然而，我们认真研读《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的来源及原文，却发现此书作伪的痕较多，现拟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辅行诀脏腑用药法式》的来源 关于本书的来源，较为荒诞离奇，上述专家的说法各不相同。现将有关资料载录如下： 1、马继兴先生《敦煌古医籍考释》 关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子的再发现过程 十九世纪末，河北威县中医张偓南氏家传医学，所藏医书甚丰。敦煌卷子出土后，闻风前往，曾在驻洞道士手中重金购得医学卷子—轴。书名《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子首尾基本完整，其前尚绘有三皇、四神及二十八宿之图。张氏视为珍宝。殁后传于其孙中医张大昌(为靖)氏。大昌先生多取此书历裁方论治病获有良效，并将此书教授弟子，且录有复本两种。1966年“文革”期间卷子不幸被毁。仅抄本幸免。1974年初张氏用‘赤脚医生”之名将抄本寄送中医研究院。初未引起重视，后此件转交我手，经我反复考察验证抄件中保留与引用的古俗讳字、药名、药量、人名、方名、书名、篇名以及病症名称、方剂配伍特征、文章结构与风格等多方面内容，确定绝非今人仿造赝品。其成书下限绝不晚于宋初以前，因而由我写出了对该卷子年代的初步鉴定资料。为了进一步征求有关文史专家的意见，1975年我曾将此卷子释文及其有关情况请教了社会科学院张政烛和李学勤两教授。经他们鉴定，在结论中也提到：“此书不是近代的伪作，但也不可能早到(南北朝)梁代的作品。作为一种古籍的传秒本，还是有保存的必要的。”与此同时我院王雪苔团志也对此书寄予了很大重视，并专门就此事直接去威县张大昌先生处作了详细调查。并进一步获见保存于其弟子处的另一抄本。故本书此次的整理即特约请王雪苔院长据此两本互助而厘定。 2、王淑民《敦煌石窟秘藏医方》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解题：此方书是1974年，由河北威县张大昌（字为靖）先生，以“赤脚医生”的名义将本书抄本寄赠给中国中医研究院的。抄本题“华阳隐居陶弘景撰”。大昌云抄本所据原件乃来自敦煌石窟藏经洞。中国中医研究院马继兴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政烺和李学勤教授均作有书面鉴定意见。马继兴认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抄本所据之原书．不论在其所保留与引用的古俗字、讳字、别名、古病证名称，以及方剂配伍特征、文章结构与风格等多方面内容，可以确定绝非近世或今人仿造赝品，因而其成书年代下限绝不晚于北宋初期以前，是很值得重视的”（见《敦煌医药文献辑校》）。张政烺、李学勤认为：“此书不是近代的伪作，但也不可能早到梁代的作品……疑是后人辑录陶说为之，为了尊崇本师，在书名下加题‘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为了解此书的原委，笔者曾于1991年8月与一同事专程前往河北威县采访八十一岁高龄的张大昌中医师：张先生为我们详细叙述了此书得而复失的经过。张大昌先生的祖父名张光荣，号偓南，晚清时到日本留学，回国后曾在湖北某军伐（似为王殿圆）手下任军马总稽察。听其祖父说，1915年奉命往张掖收购军马，随从是姚振阳军需官。因早已听说敦煌多古籍，故顺便前去探寻。因遇风沙，遂留宿敦煌千佛洞。有位王道士问他们是何处人、什么事业，张光荣未敢暴露其真实身份，只说是行医的，王道士听罢说：“法国人运走了六骆驼垛子卷子，我在装垛时暗中留下一卷，是医方，先生现在行医，我可以将其卖给你。”索价80块大洋，后经讨价以75元成交，归途路经西安时，在西安画市将其裱背，后送回原籍家中世袭珍藏。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张大昌受到运动的冲击．其家中所藏典籍均被抄没散佚，此卷子也在其中，另外尚有一些竹简。三四年后，张大昌在一村民家诊病时，见此卷子己被剪成了鞋样儿，经询问，是两家孩一子糊风筝所余之物，当时张大昌尚未平反，朝不保夕，故未敢索回余物。说到卷子被毁，大昌先生禁不住痛哭失声。张大昌回忆，此书是写在“绫子”上的，即丝织品。卷子长约一丈二尺，高尺许。卷首有三皇像，在三皇像四周为二十八宿和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神象。大昌先生并按记忆画了一张“三皇图”。张大昌先生对医学、文学、佛学等方面均有一定的造诣，他对此卷子特别珍爱，年轻时曾将其熟读背诵，井用其医方行医，八十岁高龄的张先生，对此卷子的段落、医方尚能背诵。 3、钱超尘仲景论广《伊尹汤液》考 《辅行诀》原藏敦煌藏经洞。1907年法国伯希和至敦煌盗宝,发现大批珍贵经卷,欲携回国,装箱时某道士见此件首尾完具,乃暗藏之。《辅行诀》虽然没有被伯希和盗走,却被国人自己在无可奈何的境况下毁烧了。1988年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马继兴教授主编《敦煌古医籍考释》,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其序言部分专列一节《关于辅行诀藏府用药法要卷子的再发现过程》对此经卷的再发现过程有较详介绍。全引如下:（见上1、马继兴先生《敦煌古医籍考释》） 2002年10月12日笔者打电话给马继兴先生,说:“现这段文字上下文,似《辅行诀》的两本互勘与厘定出自王雪苔先生手,又似王雪苔先生亲自去河北省威县面见张大昌先生。是否果然如此?”马先生回答:“王雪苔先生未参与互勘和厘定,王先生也未亲自去面见张大昌先生。到威县去的是王淑民,你可以问问她。当时王先生是院长,这个工作要靠领导的支持,所以就写了王雪苔先生进行互勘和厘定。” 据此可知,对《辅行诀》首先进行鉴定、校勘、深入研究并肯定非赝品者为马继兴教授,王淑民受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委托直接去河北省威县进行调查,获得张大昌弟子手抄本,于是《辅行诀》才保存下来。马继兴先生将张大昌记忆本、其弟子手抄本两个本子互相对照进行校勘厘定,收进《敦煌古医籍考释》一书,世人始见《辅行诀藏府用药法要》。2002年10月25日,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举行建所20周年纪念会,会间休息时我问马继兴先生:“《辅行诀》有没有后人伪托的可能?您说《辅行诀》为陶弘景撰写的可能性很大,您现在的观点怎样?”马老说:“后人伪托是伪托不出来的。我现在仍然认为《辅行诀》为陶弘景亲自撰写的可能性较大。” 1994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甘肃中医学院从春雨先生《敦煌中医药全书》,此书对《辅行诀》的存佚介绍如下: “此卷子原藏于河北省威县中医师张南先生家,世代珍传至南先生嫡孙大昌先生。时至“文革”,原卷子焚毁,现仅存两个抄本,一本为张大昌先生对原卷子日夜展玩,诵记如流,原卷子焚毁后,追忆成书;另一本为大昌先生弟子据原卷子抄录。两种本子略有出入。 原卷子存世之时大昌先生曾致信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表示愿献此卷子,惜未被重视。因惧“文革”之祸火,“文革”后大昌先生以和氏怀璧之志,再信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信转至王雪苔先生手,颇为重视,至此卷子内容重见天日。原卷子的毁损,对鉴定工作带来绝大困难。能够参考的只有两点。其一为原卷子自敦煌石室发掘后的流传轨迹。据大昌先生云,其流传过程如下:原卷子于敦煌石室发现后,曾被伯希和选中,并欲窃取回国,幸被装车道士爱其全帙暗中留下。民国初年售予大昌先生祖父南先生,传至大昌先生,毁于“文革”祸火。其二,原卷子内容中大量保存着久已失传的中医古书的内容,如《桐君药录》、《汤液经法》等。故据以上两点,原卷子颇有可能是出于敦煌石室的唐以前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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