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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谈“反中医思潮”(2)2006年,网络里的“反中医思潮”是如何冒出来的?
曹东义 发表于:2016-7-21 17:31:35 复制链接 发表新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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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谈“反中医思潮”(2)
2006年,网络里的“反中医思潮”是如何冒出来的?
2006年5月12日是星期五,在下午6点钟左右,李恩教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长达20分钟。
他说:曹东义,你订着《医学与哲学》杂志吗?
我说“没有”。
他说,我刚看到最近的第四期《医学与哲学》杂志,上面有一篇文章,叫《告别中医中药》,是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张功耀教授写的。这篇文章的内容很有问题,他说要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以科学技术的名义,以生物多样性的名义,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得出结论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彻底告别中医中药”。
听着李恩先生的电话,我先吃了一惊:发生大事了!
李教授接着说,太出格了,太过分了。他对中医、中西医结合的成就一概不知、不谈,只说古代中医的缺点,看问题太片面。张功耀还是个大学的教授,竟然写这样的文章,可是已经发表了。回头,你找这篇文章看看,咱们找几个人商量商量,用什么形式批驳批驳。
我手边还真没有这个《医学与哲学》杂志,因为平时很忙,主要研究的方面也不在哲学上,所以很少注意它。
我与李恩教授相识的历史已经很久了,可以说是缘分,更应当是我对李教授的景仰与追随。我是他教过的学生。
李恩教授,执教于河北医科大学,是生化教研室的教授,很早就参加到西医学习中医的行列,并且矢志研究中西医结合。他是第一任中华中西医结合学会理论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对于中西医结合理论的研究在国内很有代表性。他创办的河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是国家重点学科,他热心于中医事业的精神,甚至超过了不少学中医出身的人。2004年至2005年,他一直希望“恢复河北中医学院,筹建中医药大学”,为此多方奔走,以河北省中医学会、中西医结合学会、针灸学会的名义起草了呼吁书,请本省与外省的100多名专家签名。可是,好心偏遇多磨,竟然胎死腹中!李恩教授并不甘心受败,几次找我谋划,以何种方式“东山再起”,并把《国医大师邓铁涛》一书,置之案头,常常兴叹:河北缺乏的就是邓老这样的人啊!
第二天是周六,我上午去了中医学院,参加吕志杰教授的硕士研究生班光国的论文答辩会,顺便问了问,中医学院的图书馆是否有《医学与哲学》杂志。中西医结合学院的院长杜惠兰、温病教研室的主任靳红薇在座,都是大学的同学。她们说有,但是,周六不开馆,无法查找。
周一上班,当时,我用的计算机网络有问题,无法上网查询,后来在省中医研究院耳鼻喉科王绛辉和医研科石艺杰科长的计算机上,查到了这篇文章。而且,不止一个网站有这篇文章,很多是“征询意见稿”。既然是“征询意见稿”,就可以广为散发,到处张贴,它面对的是广大的青年人,大多对于中医不太了解,或者虽然学习过中医,由于体会不深,正在探索,或者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处于彷徨迷茫的阶段。郑声足以乱雅乐,更何况肆意歪曲历史,蓄意污损中医中药,并且高举着四面显赫的旗帜,来势迅猛,许多网站以“废除中医”、“废除中医中药”为主题词,以“中南大学、北京大学‘校报’强文”为招牌,大肆传播。就像电脑病毒一样,各大网站竞相传播,已是满城风雨。
这篇文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说实话,我对网络并不熟悉,虽然学习过一些常识,也是因为晋职称考试过有关知识,但是并不熟悉,而且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我对计算机的利用,就是打字、发邮件,是个网盲。见到了这篇文章,初看之后就震惊了。决定出击,仓促上阵,撰写了12000字的《奉劝张功耀:迅疾告别固执与偏见》,并且在石艺杰科长的指导下,贴到了网上。文章的主旨就是灭火,跟着张功耀转,就事论事批评他的错误,指出他有违史实的大量错误,也说了他立论不当,有损中医事业的重大危害。
5月16日周二,我指导的研究生朱胜君同学,在河北医科大学的图书馆里,复印了《告别中医中药》这篇文章,并且把同期几篇有关的文章也复印了过来。仔细对照,发现了更多的问题。张功耀已经由地下结网扩张,转到了地面上,明目张胆地向中医界挑战了。他说“没有任何一个‘爱国者’具备了理解和保守中国旧文化的能力”。当他看到我说的“张功耀的目的十分明确,毫不掩饰,就是要‘告别中医中药’。因此他采取的措施,与余云岫一样也是硬刀子。只不过余氏的硬刀子是提案,而他的硬刀子是网络。他们都不是批评中医不科学的地方,不是帮助中医改良,而是要革中医的命。”张功耀在这段话之后,得意地说:“何必绕圈子,拐弯抹角呢”!
看到他的疯狂,我坐不住了,连连出手。紧接着发出了《不能放任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泛滥》,希望招引战友,一同应战。同时发给朱老、邓老、《中国中医药报》、《医学与哲学》,不久就来了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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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发表于 2016-7-21 17:33:12 | 阅读全部
曹东义附录:驳《告别中医中药》
$ ^! ?) m- f  n& k7 N6 D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摘要说:“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以科学的名义,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以人道的名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告别中医中药。”0 T6 ]* J0 M5 Z4 R
批驳:张功耀一开始就不是正常的学术争鸣,学术是他的伪装,是为了麻痹中医界,好蒙混下去,瞒天过海,暗度陈仓。《告别中医中药》首先以网络传播的形式无限制地扩散,然后再找机会进入学术领域。而且,他的宗旨明确,就是“告别”“取消”“促退”中医,主题先行,然后再慢慢找根据,凑材料,真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5 y4 M  J2 ]$ C' H“以科学的名义”,从何说起?张功耀何德何能,可以代表科学说话?有授权吗?科学是一个多么广大的体系啊,他怎么能代表得起?他精通所有的科学分科之学?是这些学科的带头人?有权代表科学说话?他能代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能代表过去的科学、现在的科学、未来的科学?谁能相信!代表不了,强行“代表”,那就是冒用“科学”的旗号,把科学当大棍子使用,这是亵渎科学!
/ ]) ?( G7 v( ?- T+ N“以文化进步的名义”更是荒唐。文化是人类活动的总合,包括巫术与宗教,都是文化的体现。古代之巫与现代之巫相比较,就有进步与原始的差异;宗教也是发展的、变化“进步”的。张功耀可以代表进步的巫术与宗教,来批判中医吗?他经常说中医不进步,其实,他最不进步,他站在21世纪现实的讲台上,仍然重复着70年之前有些人的过激语言,甚至连强调也没有变化。时代已经发展到了21世纪,他仍然像100年之前一样,念念不忘改造中华文化,说什么要取消阴历、取消孙子兵法、中国古代无科学、李约瑟的难题根本不存在、要愚公移山、开启民智,等等。可惜的是,这些话如果讲给西太后听,也许会很新鲜,现在仍然以此为“卖点”,已经错过了100年。
2 `: g, w( l1 f# J: l1 _& i“以生物多样性的名义”同样荒唐,张功耀没有创造世界,没有开天辟地创造万物,却能自诩为“生物多样性”的当然代表!请问,你代表的是动物、还是植物?还是代表微生物?当微生物进入你身体的时候,你要使用“抗生素”杀灭它们,为什么要干扰“生物多样性”?你每一天都在消耗动物与植物资源,为何不为了“生物多样性”的繁荣昌盛,而牺牲自己的小我?恐龙灭绝,也是中医的原因吗?你没见中医已经用了许多代用品、种植品,来替换原生药物吗?视而不见,何明之有?孤陋寡闻而已。0 p/ F+ e/ f( N4 ~7 |
“以人道的名义”是张功耀最不该谈论的话题,中医在几千年之前就已经把医学做根在人道的基础上了。所谓“人血馒头”事件,那是“小说家”的虚构,不足为据。如果非要找一些根据的话,我可以提醒你,19世纪的时候,西医学刚传入中国,他们解剖尸体的做法,很令中国人恐惧,纷纷传言洋人剖腹取心,摘肺切肠,这都是很令中国人恐怖的行为,由此引起误解,“天津教案”就是这样发生的。可是,阴差阳错,鲁迅杜撰了“人血馒头”的偏方,有人就按在中医的头上,实在是黑白颠倒,信口雌黄。
5 h: i9 n+ ]9 f0 K# O% ?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说:1879年,浙江儒学保守派人士俞樾先生发表《废医论》,最早,也最明确地提出了废除中医的主张。俞先生的这个“废医”(“废除中医”的简称,下同)主张,明显影响了曾经赴日留学的两位浙江后生,一位是余云岫,另一位就是鲁迅。前者赴日先攻物理,后转大阪大学主攻医学,回国后却以斥责中医为“伪学”而名闻海内外,有自撰的3集本《医学革命论》流传后世。后者赴日学习西医,回国后却以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为己任,其中包括“废除中医”,代表作就是短篇小说《药》。在这些“海归派”的倡导下,在20世纪的20年代形成了一股废医热潮。除余云岫和鲁迅之外,还有政治人物孙中山,学者胡适、梁启超、严复、丁文江,都是“废医”主张的强力倡导者。有学者已经指出过,这些“海归”的废医派人士均把废医主张与国民性的改造联系在一起。然而,中国的文化是很难改造的。几乎所有新起的思想,不管是内生的还是外部引入的,都要被淹没在庸众思维的汪洋大海之中。即使在科学思想有了一定普及的今天,要继续说服人们接受这个120多年以前就提出的废医主张,也还有许多艰苦的理论工作要做。; i5 j  E6 f& O( E: Z
批驳(1):张教授,你在出场的时候,已经介绍了给你的助阵的人。你还真有本事,那么老的先生你都请得动。俞樾先生,已经是清朝人了,作古了那么多年,他被哥伦布的木船、八国联军的火枪吓着了,说的那些话我们也不用太计较,毕竟时代不同了,我们就不必惊动他了吧。而且,他的话都是气话,是因为亲人死于医术无能的激愤之辞,他晚年已经改变了主张,还经常给别人开药方。
6 N9 r0 `6 \' ]8 w" G9 e+ J“赴日先攻物理,后转大阪大学主攻医学,回国后却以斥责中医为‘伪学’而名闻海内外”的余云岫,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的面(其实你与他也没有见过面),但还是早有耳闻的。而且,他老人家的儿子、孙子,几年之前还都写过为他翻案的文章,据《挽救中医》一书的转载,大意是:余老先生爱国,他当年只是批评中医落后的方面,帮助中医改正错误,而不是蓄意反对中医。而且举例说,他在建国后还做了许多整理国故的工作,大力主张研究中药,有了很大的转变,应当对他重新评价,应该把他定为伟大的医学科学家。他的儿孙是明智的,这一点你不如他们,不如他们会遮掩。杀中医,硬刀子不如软刀子好用,你何不用“科学化”“现代化”,来“化”中医为乌有呢?好多的人比你聪明,这样直来直去地说“告别”是要吃大亏的!
& b! Q: E+ m' b/ Y  B& z0 o: x8 X余云岫先生当年与你一样,都是先判中医的死刑,然后再一条一条地慢慢说,中医的所谓莫须有的错误、谬误。这种手法不高明,很容易激起民愤,“都要被淹没在庸众思维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一点,你比余云岫有远见,比他手法高明。虽然你说民众为“庸众”,但毕竟含蓄多了,不像余老先生。他曾经说:“下之民众及社会之领袖,其信巫不信医,信巫瞽之医而不信科学之医者,十八九也”。
3 l% O" i1 O% B余老先生把巫的脏水,泼了中医满身。昨天我已经发了一个帖子《尚科学反巫术,中医喊了几千年》在这个网上,有空你看看。
& f! Q% ~; o! [余云岫老先生对国人曾经失望至极,他说:“余默察人情,知国之不可为也:习于浮夸,狃于巧诈,以欺罔为得意,以后复为能事,习与俗成,恬不知耻。举斯民也,而欲纳于轨物,趋向科学,是犹沐猴而冠,不须臾而裂裳毁冕,复萌其攀缘腾跳之故态矣”。简直是恨铁不成钢,到了不可救药,“不可为”的地步。余老夫子自认为找到了丧权辱国缘由。他对民众的认识,对于国情的判断,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因为,达尔文虽然说自己的先人是猿猴,但他并没有混淆人与猿的区别,更没有反悔作为猿猴后代的意思,余先生却耻与中华民众为伍。他要救中国,他开出的却是一剂要中医命的猛药!他要革中医的命,而不是帮助中医改良。+ }( E" A5 f6 I6 B# i
余云岫祭出的只有“医学革命”一面旗,而你背后竟然插上了“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以科学的名义,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以人道的名义”四面旗,知识远比他渊博得多,看来我还不能太大意了。
) z/ {9 z7 P/ Q; a; |2 C: j6 a你还请来了一位伟人鲁迅先生,他也是革命先锋,但他虽然有“错误认识中医”在身,还是比较认真对待传统文化的,曾经说过“不要在泼洗澡水的时候,连盆里的孩子一起泼了出去”。毛泽东说,中医医死了鲁迅的父亲,所以他对中医有偏见。此言不错,鲁迅就是对中医有偏见,他骂的没道理,而且诬陷中医“用蟋蟀一对,还要原配的”。更别有用心地捏造了一个《药》,把脏载在中医身上。我在《中医群英战SARS》一书、《我对杨振宁教授说几句话》之文里,已经严正地指出:像鲁迅在《药》的小说之中影射中医用人心这个“血馒头”作药引子的故事,我们翻遍中医的古籍,也不会见到有如此恶毒的记载。中医向来是提倡仁心仁术的,怎能有如此残忍的“偏方”?!鲁迅稀里糊涂地死在他所信任的日人西医手里,假如他地下有知,不知应做何感想?他的儿子海婴先生至今还说“父亲的死是我心头永远的迷雾”。# q' g" X+ l7 T  d
欧风东渐的沙尘,吹混了整个中华的天空。革命就像剪辫子一样,一夜之间传统成了“落后”的替罪羊,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吼声里,中医学自然不能幸免于难。严复、梁启超、胡适、鲁迅、陈独秀这些民族的精英们,无一例外地把“不科学”的脏水泼向中医。更有甚者,余云岫反对中医却自称“医学革命”,不仅把中医称为旧医,而且说:“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把中医当成腐朽陈旧的旧医学,必欲取消而后快。他主张禁止一切有关中医的书刊出版,禁止中医办学校培养新中医。/ _% d2 u# V  z9 S( B
我还没有听说过孙中山先生反对中医的,你怎么把他老人家也给牵连进去了?他晚年的医疗遭遇,应当使他保护中医才是。
" x: k" u/ ^5 l1 P8 J据赵洪钧先生《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介绍,1925年初,在中国人做了协和医院的院长之后,孙中山大总统因患肝癌在协和医院住院治疗,由于治疗效果不佳,有人建议他服些中药看看。然而,协和医院竟然因为是西医院,不允许用中药,孙中山只好从协和医院搬出来,搬到铁狮子胡同去吃中药。在具有西洋科学头脑的中国人眼里,中医药向来是上不了台面的,形同巫神。中医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孙中山先生晚年请过中医陆仲安,服过陆先生开的中药,那是有史为证的。
9 X( {* r4 x$ u" F. O( g, o* a不看中医的是傅斯年先生,他曾留学英、德,是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北京大学的代理校长,后又任台湾大学校长。他是当年力主取消中医的“学者”,他曾经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他对中医的“仇视”,也应当是出于对中医的无知。, s- H% }  H4 F; b- z- k* c
台湾柏杨先生《投奔中医记》云:“吾友傅斯年先生在世时,一提起中医就七窍生烟,一些新派洋派,对中医更是摇头摆尾。一位朋友,被我借钱看病借急啦,有一次抓住我领口——武林高手的锁喉战术,吼曰:‘老头,你下跪也没用,一文不给。要看病,我陪你去找西医,费用我包。’于是立刻又被押解秦重华大夫处。秦大夫亲自把我送到他的一位眼科朋友处,检查结果,学名是‘黄斑部变性’,据说只有何仙姑下凡,才有希望。该朋友悻悻地掏出银子,摔到地上,我就捡起来仍去继续投奔中医。敬告读者老爷,我现在的尊眼除了看书看报有点差劲之外,对于其他,看啥都行。看电影,看电视,尤其是看女人,无不得心应手,而且开起汽车来,更为灵光(如有仁人君子送我汽车,只管送好啦,不要客气)。-----中医中药是中国传统文华中最优秀的弃儿,被丢在阴暗的角落,一面任它自生自灭,一面嫌恶它为啥不去上学堂呀。中医之所以没有经过整理,大概是学医的中国同胞,都立杆见影地要挂招牌,马上赚钱,很少肯在不能马上赚钱的药理上下工夫,遂使弃儿一天比一天骨瘦如柴。再熬个几十年,如果仍没人伸出援手,中国这个优秀文化结晶,恐怕要从地球上扫地出门,这不仅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人类文明的损失。不科学是中医的严重的致命伤。有时侯看见有些中医老爷,口中念念有词,不象是治病,倒象是一位巫师在做法场,真能使人跃跃然想动脚踢其屁股。但事实上中药有其潜在的科学结构和科学原理,只是我们还没有弄明白那结构和原理的真相。傅斯年先生因为家人被中医治死,以致恨中医入骨。可是被西医治死的人更多。呜呼,凡是反对中医的朋友,包括傅斯年先生在内,几乎全都死在西医之手(除非老天保佑你,掉到河里淹死,或被汽车撞个魂归离恨天),却没有人反对西医。柏老就知道至少有一位洋大人对中医佩服得五体投地。提起此人,家喻户晓,乃美国前副总统洛克斐勒之父,第一任石油大王洛克斐勒之子,老勒克斐勒是也。想当年老洛害了眼疾,以他的银子,自不必像柏老一样发愁进当铺,可是再多的银子也治不好尊眼,走遍了英、法、德、奥。最后垂头丧气到了中国,中国朋友就用一种不值几文钱的草药灌之,本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理,料不到竟灌得他重见天日,使他对这个古老国度的医药,吓了一跳,就在北平建了一个迄今闻名世界的协和医院,专门研究中国医药。可惜的是,协和医院每天忙着看病,看病可以赚钱,而研究却是肉包子打狗。----”' Z* f7 x* j* {' O' _; P
柏杨先生上述文章,令我们深思。吕嘉戈先生《挽救中医》的著作,主要阐述了中医遭遇的“制度扼杀”和来自洛克斐勒的资本阴谋。现在看来,中医界的人,都有必要看一看。
: W9 _, x* k4 k. F( A1 e9 F  j张教授,我是不是有点扯远了,你等急了?莫急,还要说你的问题。
, E) S3 Z( H' i8 v5 ^# @8 m批驳(2):我们认为,中医是中华文化最优秀的部分,它不仅是中医人的,也是中华民族全体人民的宝贵财富,甚至是全世界人民的宝藏,是中国正在走向世界的重要发明。
$ j6 P4 t0 O) U  b. S; m德国慕尼黑大学曼•波克特教授,著名汉学与医学家,既熟悉西医,又坚持研究中医几十年,他取名“满晰驳”,意为“以饱满的责任感反驳西方明晰科学的不足”。 在中国科技信息所主办的“中医药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他作了《为什么当代人类不能缺少中医》的专题讲演,受到与会者的广泛认同和高度赞扬。0 r! o, g, `5 J) g3 `" F7 z
波克特教授还接受了《科技中国》记者的专访。他说:“我一再强调中医是一门成熟的科学。这是我几十年研究而得出的结论。” 他说,中国自己不把中医药学当成科学,不重视中医药的发展,其根源是文化自卑感。“中医是一种内容最丰富、最有条理、最有效的一种医学科学。而西医学的发展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大踏步发展只有几十年。应当看到,它是借助物理学、化学的方法和理论,作为自身使用的技术才发展起来的,事实上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药理学基础。从根本上说,西医学还只是一种典型的生物医学或动物医学,还远没有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医学。它将针对老鼠的实验结果应用于人类。须知,人类与老鼠毕竟有天壤之别啊。当然,西医在物理、化学方法基础上发展的医疗技术是很可贵的,但技术与科学是两回事”。
) K9 y4 O- G+ c6 l8 i' b* i: V曼•波克特教授说,近一百年来,许多人固执地相信用西医的方法可以发掘和提高中医,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医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中国的有关主管部门和许多医生,表现出不可理喻的民族虚无主义,不承认自己民族医学的科学性,不认真评价并确定中医的价值,一味追求时髦,用西医的标准和术语改造中医,扼杀中医。可悲的是,当前这种状况还在继续恶性循环。
. q- C8 F( o' x, Z许多有识之士指出,中国是不应该有文化自卑感的。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有灿烂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文化强国,对人类文明有过重大的贡献。中国只是在近二百年才落后了,但这是社会的落后,管理的落后,经济的落后,而不是文化特质的落后。中国人应该克服文化自卑感,理直气壮地弘扬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大力宣传和发展中医中药学,要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医中药“正名”。中医是成熟的科学,不是经验医学,更不是伪科学。不要人为地把中医学搞坏了。) @5 d/ R: m" {" B
许多中医理论揭示未来医学方向% y' f+ v3 F8 h8 M
中医学虽然产生于古代,但是它的理论并不落后,甚至代表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
8 ^. g: V3 w7 b整体和谐的生命观:中医学既没有上帝造人的观念,也没有神仙抟土成人的说法,而是把人看作是大自然自身运动变化的结果,“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必须通过“升降出入”,与大自然不断交换物质,以此保持生命的正常状态。内在的脏腑,与外在的自然天地四时之气,相通相应,平衡协调,是一种整体生态和谐的生命观。
- H8 `- j5 h5 L1 J1 J8 x形神统一以神为主的人文精神:中医学认为人是自然的人,更是社会的人。“天地之间人最贵”,人为什么最贵?因为人是有灵魂、有精神的,虽然精神寓于形体之内,但精神不是傀儡,而是形体的主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心主神明,“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因此,中医的诊疗措施,完全是“以人为本”。中医依据四诊判断病情,既是基于生物进化,更是人文精神的极大体现。生物进化了人的皮肤,中医就建立了望皮色、切尺肤、望神的诊断方法,就可通过汗法治疗各类疾病,这在动物界是难于模拟的。人类进化产生了意识,人的主观意识能够对于自身的健康状态,进行真实反映,这也是动物实验所不具备的。因此说,中医是地地道道的“人的医学”。
3 {9 N) P: p8 Y3 S注重动态转化的辨证医学:中医认为人体经常处于“健康”与“疾病”,两种状态互相转化的过程。因此中医说的疾病,多数不是固定不变的病灶,而是可以转化的不健康状态。即使是病灶,中医也强调病灶的可转化性,比如,胸痹虽然略同于冠心病,但是,中医强调的是可通的“痹(闭)”,而不是具体病灶形态。有形的痰核、积聚,都强调其可散可消,而不是研究病灶内部结构。气滞、痰凝、血瘀,虽然都可以形成病灶,中医的着眼点重在可转化,是动态辨证的疾病观。6 d& |6 H5 ~0 z5 E" p( V
强调早期介入预防为主的治疗思想:在没有形成病灶之前,中医就可以根据证候“辨证论治”,并推崇“治未病”,认为是最高医学水平“上工”才可以具备的技能。这也是未来医学追求的理想境界。“未病”大多不是检查结果异常,而是人体心身不适,“候之所始,道之所生”。有病人的主观证候,就是医生客观的依据。9 J7 d, V. A2 d; J
复杂问题最宜宏观调控:生命现象是极为复杂的,疾病过程也是极为复杂的过程。比如SARS时期,没有一个抗SARS病毒的现代化学药物,几千例患者是怎样被治愈的?也就是说,在过去一向被视若神明的“特异抗病毒药”缺乏的情况下,人体战胜疾病的机制是什么?其机制应当是非常复杂的。中医历来研究复杂问题,把天时地利,人体素质,饮食劳倦,情志苦欲,治疗反应等等,都要纳入进来,然后才能使病证与方药紧密契合,取得预想的疗效。中药的化学成分是非常复杂的,中医驾驭中药的智慧,一是靠临床实践经验总结,二是靠中医理论指导。如果只是用化学分析的方法研究,那是极为困难的,不要说全面阐明,就是说其大概也难做到,只能一个一个成分去猜,无法指导中医临床用药。因此,离开了中医理论的指导,应用中药就会手足无措,甚至被当作垃圾看待。1 s2 m; i" m- i9 i. p2 }( P
以上几点,都说明中医药学是一个独特的学术体系,目前还远没有认识它的优秀价值,需要我们加倍爱护。) Y7 j* k7 ^( j5 }0 B' T$ G1 X
如何看待中医未来事关战略
% D& x: E' D6 H4 k0 Q' X% y8 |30年前,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著《未来的冲击》, 他在序言中说:“沛然而作的变革浪潮,其来势之猛,实已到了足以溃决庙堂,否定价值,毁根拔基的地步。未来冲击已经不再是一种遥远的危险,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时症”。; V5 {# Q% f9 h
其实,美国在1970年时所面临的未来冲击,远远没有中医学所经受的现代西方医学的冲击更猛烈、更强大。1970年我们正在干什么?文革的时候我们如何看待未来?当时混乱的局面,曾经困扰过共和国的领导人。1974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无疑是走出困境的大胆假设。后来虽然有过动摇,但始终未曾让人们遗忘。这一事关共和国未来的设想是那么智慧,它使激烈的论争、人与人的斗争转化为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对于未来的憧憬,曾经鼓舞了一代人。当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与“四化”的宏伟目标不无关系。未来学的伟大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4 \- ^% V& D; A0 K8 w7 U' p- [面对冲击,阿尔文•托夫勒说:“使我吃惊不已的是,我们大家对于应变的问题所知如此之少。”那么,中医界在面对西方医学冲击的时候,是否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有了自如应对的良策?是否已经“严阵以待”、“我自岿然不动”?“衷中参西”、“中西汇通”并没有使中医达到免受冲击的作用,也没有成为溶解西医、同化现代医学、发展中医学的理想境界。紧接着而来的“中医科学化”,其潜台词就是余云岫的“中医理论陈腐玄虚,中医经验偶合幸中”!更大的伤害是有人说中医是“封建医”、“旧医”,必将随着封建社会的消失、学习苏联经验的深入而不复存在。在这样的认识背景下,中医的未来能是什么呢?
3 ?( j4 j) H$ A. Q' r- ]4 {还有一个善意的误解,说中医是“伟大宝库”、是“祖国医学遗产”。宝库可以被利用,也可以被盗窃,只有逐渐消失的前景,而不会有充满生机的未来;“遗产”也是满带着陈腐气息的旧东西,很难让人有时代的感觉。“中医现代化”的前提,就是中医不够“现代”,而是处于“过去”的、“朴素”、“原始”的状态的代名词,这样的医学,能是富有生机的医学吗?能够唤起从业的青年的热情吗?不“自我从属”才怪!一个满是陈腐气息的学科,能有光辉灿烂的未来吗?难道我们是“第二个”考古学专业?!& H) V! ?8 R0 j
中医药在本世纪受尽摧残、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其实这种思潮由来已久,可以说自西学东渐之后,一种对中华文化的不信任、不自信,严重地影响了一代人。从国学大师梁启超、胡适、鲁迅,到一般的青年人,对中医有过误解、误论的人不计其数。从余云岫《灵素商兑》提出“旧医”的“理论陈腐玄虚、经验偶合幸中”之后,这一魔咒就紧紧地戴在不少人的头上、扎根在许多人的心里,总会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立论根据提出来,就像那打不死的白骨精一样,它会不时变换一种面孔出现在你面前。/ i8 U+ A& v+ f* b2 t2 k* s
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说:在我国,主张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来与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竞争的“爱国者”不少,但却没有任何一个“爱国者”具备了理解和保守中国旧文化的能力。同样,尽管中国至今仍不乏批评主张“废除中医”的人,却没有任何“护医使者”指明了中医的前途。有不少人曾经试图通过“中医现代化”来振兴中医,实际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中医越是“现代化”,中医所暴露出来的缺点也就越多。典型的例子是,曾经被中医称为“大补之王”的人参(Panaxginseng,L.),经现代化研究以后,既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营养价值,也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药用价值,相反却发现了它对于某些疾病(如高血压、便秘、咯血、重感冒、失眠、过敏)的有害作用。为回避这个严酷的现实,另有一些人提出了一种底气不足的新主张。他们认为,中医是越古老越可靠,中医的前途不在于现代化,而在于复古。可是,这个复古倾向一冒头就被人们嗤之以鼻了。明眼人心里很清楚,复古只会掩盖中医的缺点,不会给中医带来任何积极的后果。由之,中医走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笔者首先想要论述的是,中医走入今天这种境地,是它从来不曾主动地寻求进步造成的。
# d$ N" ~6 K* h0 |" k- A  l4 ~批驳:张功耀谈论的中药,是中医人几千年努力探索发现的,也是中医人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安全使用了几千年的“劳动成果”、具有独创性的“知识产权”。现在不仅有大量的古今专门著作论述中药的性味、作用,而且有专门的学术杂志经常刊登新的研究成果,以“铺天盖地”、“汗牛充栋”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都是言之有据,研之有理的,不容轻易否认。而且相当数量的中药、中成药收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是受法律保护合法药物。他说:“曾经被中医称为‘大补之王’的人参(Panaxginseng,L.),经现代研究以后,既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营养价值,也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药用价值,相反却发现了它对于某些疾病的有害作用。”完全不顾《中药大词典》里的各种数据,那是几十年之前就已经做过的许多实验,是凝结了前人大量心血的结晶。许多专门研究单味药的专著,不仅国内有,外国也有。比如对于大黄、附子、丹参等等都有专门研究的著作出版。许多中药也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而收录进《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
+ K, J6 n8 C' h. V3 ~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说:中医祖于不立方剂的《内经》和《难经》。在马王堆汉墓中发现西汉古方以前,我国中医史家常以东汉张仲景著《伤寒论》始立冬寒之方为中医方剂的开始。嗣后,复有河间医生刘完素著《素问玄机原病式》始明温暑,易州张元素传《医学启源》理脾胃,其徒弟东垣老人李杲写《兰室秘藏》讲内伤,张子和以《儒门事亲》攻痰饮,丹溪先生朱震亨以《丹溪心法》究阴虚,至此形成了“中医六宗”。中医史上也还出版过《医林改错》那样的书。这看上去,中医也是不断进步的和求实的。其实不然。中医六宗带有标榜性质,并无实质性的进步。其创新程度,还不如轻便自行车与山地自行车之间的差异。那些自认为可以进行医学纠错的人,自己所犯的医学错误甚至更为严重。! J. F4 ?4 w3 U* I) H6 s
批驳:中医学是不断进步、创新的,看不出来是你不懂,是你的思想有问题,你的评价标准有问题,是你要捏造罪名,把不进步的脏水泼在中医身上。一万年以后,西医还是要学习现在的解剖学、生理学、生化学,这是西医学的基础。中医学的基本范式建立之后,一直很稳定,一直可以指导中医应对复杂病情,解决疾病治疗问题,是成熟的医学,不是理论不断翻新、朝令夕改、半生不熟的医学 。以中医理论来说,先秦曾经流传“十一脉”学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脉书》都是“十一脉”学说的见证。后来发展成十二脉、十四正经、奇经八脉等不断完善。中医对于传染病的认识,秦汉时期叫热病,后来重视病因和疾病的多样性,把传染病一类的疾病称为广义伤寒。明代出现了瘟疫学说,清代形成了温病学说。用不同的学术“模式转化”,概括了外感热病的学术进步,直到解放后中医治疗乙脑、流脑、病毒肺炎、甲肝合并乙肝、流行性出血热、SARS新瘟疫等等,都在不断地进步。中医进步的动力,来自于内部的不断创新,而不是外部的期待,不能说它变成了以解剖为基础、以化学提纯药物为手段才是进步。用西医的方法改造它,就是要消灭它的特色,也就是从根本上消灭中医。
5 T6 C( w8 m% q5 T% g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说:直到公元前6世纪,中国可能还没有“医”,只有“巫”。众所周知,中国的“巫”是纯粹的“医骗子”。后来才逐步从“巫”当中分离出了“医”。由于中国古代的“医”起源于“巫”,使得中国的“医”一开始就与“巫”搅在了一起。事实上,我国今天流行的“中医”(尤其是民间中医)依然保留着“巫”的痕迹。中国古代何时才把“医”和“巫”分开,至今没有定论。有人以秦越人(扁鹊)为中国最早的“医”。其依据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扁鹊的一个誓言:“信巫不信医,不治也。”于是,扁鹊成了中医的鼻祖。有考据认为,扁鹊生于周威烈王19年(公元前407年),卒于周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如果这个说法确实,那么,中医鼻祖扁鹊比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377年)小53岁。更有甚者,我们至今没有发现扁鹊有任何医学著作流传后世。《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扁鹊内经》极有可能是伪托扁鹊之名刊刻的,而且已经失传。希波克拉底则无可置疑地留下了10大册之巨的《希波克拉底文集》。据西方科学史家介绍,这部比扁鹊的出生还要久远的古代医书所包含的医学主题有53个,迄今保存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公元11世纪出版的《希波克拉底文集》,最大页码编号是5526。对此,我们只要指出,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刘衡如、刘山永父子的校注本《本草纲目》,连同“目录”和“索引”在内才2000页,足见《希波克拉底文集》著述的宏大了。8 t( D* Z" J( \, E9 a9 ^: L
批驳:你这个说法可不确切,“巫”是最早的知识分子!像你这样的教授,在商朝还远够不上“巫”的职称,只有院士一级的佼佼者,或许勉强可以寄身其中。因为,巫伺候的都是君王,他们参与决策的都是国之大事。即使是问病、求雨,难道是一个普通民众可以做到的吗?甲骨文记录的国君的一切,都事关国家兴亡,那都不是一般人可以参与的机密。" {0 k) \; \4 U2 t: N4 Z7 L. S
巫的产生,是人类告别不可知论,“趋吉避凶的幸福论”,此言大意引自湖南的一个著名教授邓球柏先生的《白话易经》。% }5 {: ~4 {$ K; j
说到《易经》,张教授是否又来了气了?
! E3 C. r7 D+ Z8 W2 z  e8 K: {: }可是,《易经》是六经之首,中华文化的优秀著作。
1 I( @+ L& H3 n. T8 I邓秋柏教授的《白话易经》说,易学不仅是中华民族趋利避害的“幸福论”,而且其中深厚的文化蕴藏构成了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比如,“天尊地卑”的大一统意识;“元亨利贞”的道德维系力;“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服牛乘马”的孺子牛品格;“刚健不陷,中正不偏”的超凡气质;“爱民家行”的君子风范;“乐天知命”的豪放情怀;“下济上行”、“益流福好”的谦虚精神;“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的颜回品德;“积善之家”的未来意识;“果行育德”的教育方式;“系善成生,诚德大业”的人道原则;“各正性命,保合大和”的向心力量;“利用安身”的崇德方法;“穷神知化”的德盛途径;“知物知章,知柔知刚”,“见机而作”的思维定势;“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改革意识等等,“是炎黄子孙认识自我,造就自我,超越自我,造福中华民族,造福人类社会的巨大精神财富。然而,这份巨大的精神财富却被神秘的卜筮外衣所包裹、装饰,以致于人们错误地将其视为能准确预卜未来的神秘的预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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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x3 |) u# N9 g2 ?, h你说:“扁鹊成了中医的鼻祖。有考据认为,扁鹊生于周威烈王19年(公元前407年),卒于周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如果这个说法确实,那么,中医鼻祖扁鹊比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377年)小53岁。更有甚者,我们至今没有发现扁鹊有任何医学著作流传后世。”1 J2 ^; g; N7 j8 `( W
这一点,你又错了。据我主编的《神医扁鹊之谜——秦越人生平事迹研究》一书的大量考证(出版于1996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扁鹊是春秋末期人,与赵简子、孔夫子同时代。论据在这里就不细说了,我知道你关心的不是他到底生活于什么时代,而是想说“中医鼻祖扁鹊比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377年)小53岁”。实际上“中医鼻祖扁鹊比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大近百岁”,因为,他诊断赵简子之病的历史事件,发生在公元前497年之前(那时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还没有出生),这已经明确地被《史记》等史书记载了。
; W' g- c8 L6 l你又扯出来《本草纲目》,这一点我真佩服你。你不仅比我看得仔细,而且比达尔文更细致,他只知道称赞《本草纲目》是“百科全书”,却完全没有看来某些书缝里记载的秽物、弃物、毒物。你可真细致啊,费了那么多的篇幅,一一抖露出来真不容易。但是,索垢求瘢,既非主要内容,更不是精华。毫无疑问,中医学悠久的历史上,混有某些糟粕,就象白璧微瑕,黄金无足赤,不足为怪。现代的中医人,已经不是王清任时代的中医了,他们知道了系统解剖的构造,甚至对于组织、细胞、基因、活性分子都有所了解。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划分中医的标准,决不会是“不懂西医知识才算中医”,也不是“中医学院毕业就是中医”。“是否为中医”的标准,应当是能够自觉地运用中医的理法方药治疗疾病,才能是合格的中医。
8 y! p" [1 h8 ?4 W$ O9 I2 l知道多少西医知识是无关紧要的,关键的问题是面对西医的检查结果,或没有西医检查的时候,如何坚持中医的理法方药,用中医的理论做指导,有效解决临床问题。能否独立思考,是否敢于坚持中医的病证结合诊治特色,正严峻地考验着当代中医人。在“科学主义”与西医病灶的疾病观压榨下,当代中医曾经主动或者被动地放弃了很多东西,已经严重地萎缩了。因此,需要回归中医,需要复根,需要养我浩然之气。“中医不姓中”,病得不轻啊!可惜,能够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中医,不是很多。张功耀敢于向中医发难,也与中医学术被改造有关。" |/ a- H- ^1 O3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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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发表于 2016-7-21 17:35:09 | 阅读全部
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说:要论历史悠久,希腊医学比中华医学的历史更悠久。要论内容丰富,希腊医学比中华医学的内容更丰富。更何况希腊医学在希波克拉底之后,有盖仑(公元二世纪)和阿维森纳(公元九世纪)两次里程碑式的发展。可是,当16世纪化学医学兴起的时候,欧洲人还是告别了他们的祖先遗留下来的草医草药,走上了化学医学的道路。继化学医学革命成功之后,医学在19世纪末又发生了生理医学革命。DNA双螺旋结构发现以后,20世纪的人类正在酝酿一场基因医学革命。在中国,既没有跟上化学医学革命的步伐,也失去了生理医学革命的机遇。人类文化多次长足的进步,居然没有触动中国传统医学的任何方面。这种不思进取的文化,难道是先进的文化吗?因此,以文化进步的名义,我们有理由告别既不可能复古,也不可能走向现代化的中医中药。& j% k! S: o2 l* P
批驳:张功耀完全不知道除中医所以有效的原因,完全不了解中医是化毒为药,变害为利,变废为宝的优秀医学。在他的脑海里,除了西医的“化学医学”模式之外,仿佛世界一片空白。7 w! o9 a( L. p9 a3 ~; S
其实,毒物与药物,宝物与弃物,自身与异物之间没有截然的界限,可以互相转化,充满了辩证法。严格地说,真正的毒物、异物、弃物,正是张功耀信赖的“化学医学”人工合成的药物。它们不单是人体真正的异物,而且是大自然的异物;它们不但可以污染人身,而且可以污染大自然的空气、水源、土壤;它们不但会变成秽物弃物,而且只有变成秽物弃物,才能减少其毒性的危害。而天然中药之中,看似毒物、异物、弃物的草根树皮,才是真正的绿色食品,不仅不会污染环境,而且靠着中医人的智慧,对人大多都有益处,是润物细无声式的宝物。& P! w* L+ L8 a
如何看待中医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因为许多民族精英、智者先贤都在这个问题上,交了不合格的答卷,犯了轻率浅薄的错误,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
% r! M2 Z1 j3 t病灶的疾病观落后于动态的疾病观
- }4 X& L9 W. O' e2 |现在谈论中医、西医的区别,已经不能仅仅从解剖、器官的水平比较了,因为人类对健康与疾病的认识,已经深入到更为微观的领域,西医对于疾病的命名依赖于病灶,而病灶的疾病观已经落后了,落后于动态的疾病观。$ Z5 t$ J' C- r; I5 y3 Y
病灶能够说明的临床现象、疾病本质、治疗指征太少了,它既不能够说明过去患病细节的复杂因素,也不能决定疾病的未来转归,它只不过是西医医生选择手术、或者是使用西药的“向导”而已。: X6 ~' e2 N9 d$ _- D  i7 [
现代医学从解剖实证开始,一步一步向微观领域挺进,从器官到组织、到细胞,都是一路顺风。没想到进入到分子水平的亚细胞领域,实证的病灶形状不见了,却出现了说不清的分子、原子、离子。它们彼此依存、影响、交换、流动;它们可以形成病灶,也可以消除病灶;可以影响整体,也可以仅在局部聚集。其形成病灶的时候,可触可见;其散于微渺的时候,几乎无影无踪,无抓无挠,因此有了“亚健康”的称呼。
3 D) }9 P, j( q5 l' i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发布数据说,世界上有20%的人群患有各种疾病,只有5%的人是健康的,而75%的人群属于亚临床状态,也就是“亚健康”。亚健康其实是一个含糊的名称,它把众多的自觉身心不适,又无法找到病理证实的人群,含糊其词地称为“亚健康”。严格地说,这些亚健康的人们,都离开了健康的状态,体内一定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化学的,或者物理、生物的变化,只是这些变化细微而复杂,还没有形成“病灶”,还没有达到理想的“实证”的程度。然而,每年全世界有1000多万人死于亚健康、“过劳死”;几十亿人身心不适,甚至是痛苦不堪,却被现代医学当作“没病”,而必须等到有了病灶、需要手术切除、需要器官移植等严重不健康状态时,才能被纳入西医的救治对象,才能得到医疗的帮助。这样的现代医学的“实证观”,虽然有很牢靠的依据,有很过硬的“纳入标准”,但是不能在病灶形成之前早期诊断,无法做到“防治关口提前”,突显出其认识论上的不足。由于病灶所能说明的疾病本质如此之少,甚至使我们可以放言:“病灶”的形态疾病观已经陈旧不堪,就像哥伦布的木船、八国联军的火枪,已经不那么先进、可怕了。) R, F9 K8 [+ q3 d
几乎所有的亚健康人,他们的证候都可以被有经验的中医辨别出是患有什么病证,并且经过治疗,亚健康比“病人”更容易转变为健康状态,这一切使我们不能不说中医学具有更精确、更灵敏的长处。“辨证论治”在没有形成病理病灶之前,就诊断了患者,治愈了患者,难道不优秀吗?人家却说你没有拿到病理证据,不算数,是自我欣赏,是贪天之功。+ F, N6 C7 }* |5 E3 s( a
病人的主观感觉就是医生的客观依据
7 K# P8 G0 W! e+ W因为,“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中医学的四诊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完全依靠患者的主观感觉的基础上,这是充分重视生物进化“最高成果”——意识的表现。人们患病时的证候,就是复杂微观领域失调之后,在总体、整体上的集中反映,这是任何动物、机器所不能告诉医生的感觉。中医学重视人体的自我感觉,不轻易将现象视为假象,不把实证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是认为病人所表现的症状就足以反映疾病的本质。
# e/ Q/ x# |, j; w% Q" y5 v- D过去现代医学过分看重了“特异性治疗”,总希望靠介入、对抗的外力“拯救患者”,而不是紧紧依靠病人的自组织、自适应、自调节、自修复能力恢复健康。比如炎症的抗菌消炎被视为最理想的治疗措施,而炎症过程中对神经体液、循环呼吸、消化吸收、肝脏的各种代谢、肾脏的水电解质平衡、激素代谢、细胞因子表达、基因蛋白调控等因素的影响,都毫无例外地被当作次要因素而很少考虑,仿佛只要有了特效的抗菌、抗病毒药物,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其他的影响都是可以忽略不计、无关大局的点缀。SARS疫情的流行过程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在没有任何有效抗SARS病毒西药的情况下,现代医学竟然“治愈”了几千名SARS患者!靠什么?靠人体的自我恢复能力,靠人体的抗病能力。! c* a/ ?8 P+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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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发表于 2016-7-21 17:35:55 | 阅读全部
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说:许多为“中国古代无科学”做驳斥的学者,总是试图指出中国和西方存在“不同的科学”。这样的假定是虚幻的。衡量一种理论是否属于科学,最简单的判定方式就是看它是否建立了明晰而可靠的原理关系或因果关系。中医之所以不属于科学医学,就在于它的经验判断和理论陈述都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有人以为,中医虽然不属于科学医学,但应该有资格被称为经验医学。其实不然!中医的绝大部分概念和陈述没有经验基础。诸如太阳、太阴、阳明、厥阴、少阳、少阴之类的概念在经验世界是不存在的。也有一些概念,表面上看似乎存在某些经验基础,但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它们脱离经验世界很远。药性的“五味”(辛、甘、苦、咸、酸)和“四气”(寒、热、温、凉)表面上看很有些经验的味道,其实它们不能在经验世界中得到任何解析。类似的还有“五脏”(心、肝、脾、肺、肾)和“六腑”(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都是不能被赋以任何经验意义的概念。另有一些表面上看属于经验世界的存在,但它的描述方式却不具有任何经验性,而且描述也不精确。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医的“脉诊”方法。这种描述不精确,没有实际诊断价值的经验方法,使慈禧太后至今还背负着洗不清的“喜脉案”。其实,迄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变化可以通过脉相来表达。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中医断言为一种经验医学。/ g0 V  y6 D* J/ K
批驳:深究张功耀所以反对中医的原因,可以看出他是在没有弄清什么是科学的时候,就挥舞起“科学”的大棒,狂吼乱喊中医不科学,中医理论是土匪黑话,大肆宣扬告别中医中药。现在,我们有必要提请张功耀:先搞清楚什么是科学,再来评论中医中药。1 Q: E& a- F6 O  _* Z7 ?$ [) d7 b
科学是知识,殿堂很高大,决非狭隘小庙。6 d& U$ y3 m" G0 Y/ K7 X
1997年,樊洪业先生在《科学》杂志创刊100年之际,撰文介绍《“科学”概念与〈科学〉杂志》,其中说:“‘科学’这个词,在中文中诞生,至今刚满百岁,这10O年中,它愈走愈红火,成为当今社会传媒中出现频度最高的用语之一。本文考察《科学》杂志与“科学”概念传播的关系,以为其百岁之贺。”
" q4 J3 N* B  n/ N在一百年的的发展历程之中,“科学”最早被翻译成“格致”,也就是通过推求原理,达到获取知识的学术活动。但是,古代的“格致”偏重于强调人体自身的修养,而不重于对于外在自然界的研究,与自然知识的“科学”含义有所不同。但是,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界定”科学的概念的时候,随着西方自然科学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就有了“格致西学”的名称。樊先生说:“1897年以前,中文中还没有‘科学’这个词。清政府在2O世纪初制定的学堂章程中规定,‘格致科’包含数、理、化、天、地、生各门。直到清政府被推翻后,蔡元培执掌民国政府教育部时,宣布在学校中废除‘经学科’,在语词上与经学有直接历史渊源的‘格致’一词也由此废止。学校中的‘格致科’则仿日本的说法,变成了‘理科’”。4 z& O% w% P; ~; k( x
樊先生说,日本在幕府和明治维新初期,也是吸收中国文化而使用“格致”“格物”或“穷理”这类概念的,用以指称科学技术。1874年,赴荷兰留学回国的西周时懋,在《明六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西方文化时,最先把science译为“科学”。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很推崇法国的实证主义哲学创始人孔德(A. Comte,1798~1857),孔德按“实证性水平”对各门知识进行分类,排出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的次序。受此影响,西周就把science理解为“分科之学”,于是译为“科学”。
6 N1 ?4 x2 l! a8 y由维新运动发端而由新政运动真正实施的,是学习日本的教育制度(日本则主要仿自治国),不仅搬来了全套学制,也几乎搬来了全套的教学内容。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革命:科学教育取代了儒学教育。190l年以后,“科学”一词已多次出现在严复、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的文章和译著中,表明了它在本世纪初已被先进的知识界所接受。此外,也出现了用其冠名的机构和刊物。19O1年,虞辉祖、钟观光等人看到新兴的理化教学急需某些简单的实验教具,为此创立了“上海科学仪器公司”。他们接着又于1903年创办了《科学世界》杂志,向社会普及科学知识。
! U, G/ }3 B0 }1 d0 W“拿来主义”引进的“科学”概念,我们并没有很好的弄明白它的确切含义,就进一步把“科学”当作神灵一样崇拜起来。五四时期高举着“赛先生(科学)”、“德先生(民主)”的大旗,开始了一场新文化的运动,其积极意义人所共知,其过激言行的负面影响,至今仍然存在。对于“科学”的正确认识,现在仍然没有完成。
+ g- ^8 F$ q) p# X6 K( ~; u+ e- z李侠先生发表于《科学技术与辨证法》2004年第6期的文章《简析科学、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说:“什么是科学?这是一个很不好回答的问题,从词源学的角度上说,science 一词来自于拉丁文scientia,这个词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是知识,因而科学在我们日常的理解中就包含着知识的内涵。在古希腊语中没有相应的词,只有一个与此相联系的词(episteme),这个词从词源学上说就是来源于一个意指坚固性和稳定性的词根。对此,哲学家卡西尔认为:科学的进程导向一种稳定的平衡,导向我们的知觉和思想世界的稳定化和巩固化。由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一个很晚近的事情,按照西方学者的传统的观点,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始于16世纪(哲学家怀特海的一本著作《科学与近代世界》,把16世纪作为近代科学的起源),而科学一词获得现代的意义更是很晚近的事情。”
3 D1 c) A* [3 l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席泽宗院士,曾经考查了“科学”一词的来源。他在“天地生人讲座”的一次报告中说,据他研究,“科学”一词最早来源于拉丁文scientia,是知识的意思。后来,日本人在翻译时译成:科学是分科之学,哲学是综合之学。我国是沿用日本人的翻译。1970年出版的《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对Science(科学)一词的解释中,确有arranged(分类)的意思。直到现在,我国有的词典对科学一词的解释,如权威性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对“科学”的释义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仍然明显地带有“分科的”含意。《辞海》对于“科学”的界定与此相似,也是三大知识。说明我国科技界与世界科技界的认识相似,“科学”就是系统知识。) S; ~# Q) P! e- |
科学是知识,因此就有“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张功耀《被误读为先前阔的古代科技史》说:“中国古代无科技”。既然科学是知识,我国古代没有知识吗?没有知识的中华文明,还能叫文明吗?在我国古代的辞语中,虽然没有字面上的“科学”一词。但是,我国古代关于知识的记载,对于知识的追求,那是不可否定的。《礼记•大学》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可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必须先格物致知,有了知识才能有好的作为。“学而优则仕”的规则,从一个侧面说明管理水平的科学化,是需要知识为基础的。
. J, C+ i: C$ n7 s0 T3 n有学者指出,对于知识的追求,中国的“格物”一词与古希腊拉丁文的“知识”一词两者含意是一致的,都比目前对“科学”一词的解释要来得准确。因为反映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不能仅限于分科的,不可将反映综合性的客观规律知识,排斥在科学之外。事实上,现今的西方科学,也已发展了宇宙学、地球系统科学等一些综合性科学,至于新兴的各种交叉科学正在雨后春笋地发展成长。可见,不论是分科的,还是交叉的、综合的和整体的,只要它们确系属于各自客观规律的反映,都应归属于科学的范畴之内。并且,中国古代的“格物”的含意---穷究事物的原理,比之古希腊的“知识”更为准确而深刻。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对科学的理解,比之古希腊和近代西方都要准确、全面。由于中国的格物,长于整体观察,导致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经领先世界千余年;但在近代的分科研究方面,落后于西方科学。在复杂性科学崛起的今天,中国传统的八卦、五行学说,由于很好地构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模型,为人们解决复杂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方法。
. k% W" ]& h1 c$ ]& _. r. s随着认识领域的不断扩展,科学所含盖的知识面也越来越宽。管理是科学,预测、心理也是科学。弗洛伊德恋母情结、恋父情结的心理分析,解梦析因都成了科学。2004年评出的世界十大科学发现之首---暗物质和暗能量约占宇宙组成的96%而目前已知的物质和四大基本物理力仅占4%,说明人类已经认识的领域是很有限的。科学的殿堂无比宏阔,就像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开代表大会,中医的席位自然不能缺。如果“科学”是“科学主义者”所规定的,只有天文、机械物理、化学、数学几个少数自然科学,才算科学,是一个狭小的庙宇,就那么几位小神,中医自然就不会进去了,也不可能占有席位。现在的情况是,科学的殿堂已经是人民大会堂,中医能徘徊在外吗?能长久地不参加时代的盛会吗?
# c2 q- p+ Z: s5 \1 u张功耀肆意污损中医,说中医是巫,是骗子,中医理论是土匪黑话,中药是毒物、污物、异物,纯属居心叵测的污蔑,完全不懂何为科学。
* ]" S5 ?' ?- Q" I2 w试论中医在科学殿堂里的位置
) U0 B1 ?2 M1 `7 q2 v; f既然科学是分科之学,每一门科学都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有自己独立的学术理论。那么,中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术理论与西医的有何不同?如果没有不同,就不能成为独立的中医体系。+ T6 e" r$ \% `$ [0 }
中医不是社会科学,也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它与现代西医同属一个领域,面对的都是人类健康与疾病问题。但是,它们对于人的认识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
: ]4 s& U7 q. X1 B西医用解剖的方法,研究人体的结构与功能;中医用观察的方法,研究人体的广泛联系。西医有解剖学、生理学、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人体心理学、遗传学、免疫学等等,都不是中医的内容。
" N6 J1 X; L9 a+ q2 l0 V4 ~中医研究人与天地自然的联系,研究人的脏腑与天的五气四时的关系,研究人的五脏与地的五味的关系,研究人体的七情与健康的关系,研究人体疾病与针灸按摩的关系,研究人体疾病与天然药物的关系,研究人体的升降出入运动与人体健康的关系,研究生理机能、生命物质的适中、和谐、通畅的重要性,研究四诊在疾病诊断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具有复杂化学成分的药物如何配伍、如何减毒增效,研究如何通过辨别证候进行立法处方选药,如何调整药物等等,这些都不是西医学的内容。
) ?2 N3 x& Y- j0 i“同行是冤家”,既然中医西医都是以人体的健康与疾病为研究对象,其冲突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欧风东渐”的初期,科学未能救国,文化已遭涂炭的旧中国,政府纵容西医围剿中医,造成了长久的中医与西医之间的论争。其实,人们只看到了中医对于实证解剖认识的缺陷,没有看到大量中医的“知识产权”被剥夺,其严重影响至今难于说清。比如,中医对于脏腑的认识,自古相传,自有其“确切”的涵义,西医的解剖概念,不是选择外来语拼音方式,比如沙发、拖拉机之类的新词,而是借用中医的传统固有术语,一律译成中医的五脏六腑的名称,造成了“乌鸦占了喜鹊窝”,西医的心脏不叫“哈特”却叫中医的心脏,几千年“知识产权”被无情剥夺,反而说中医不明脏腑,不懂解剖。
6 y) P' z- b' L& c中医的脏腑是关系的脏腑,而不是解剖的脏腑。中医从来不曾说肝脏肿大、缩小,也不说肝有脓肿、肿瘤,中医只说肝阴肝阳、肝气肝血,只说肝与五味、五气、四季的关系,只说肝木火刑金、肝气犯胃、克脾,中医从来不曾在器的结构上下工夫,而是在肝的广泛联系上做文章。在广泛联系与影响之中,讨论人体的健康与疾病,使人保持平衡、恢复健康。! l+ X2 p9 V; h/ ?+ E) E7 J3 a
人体是分层次的,可以分十几层,各层有各层的结构与功能,互相之间互有影响而不能取代,中医抓住了独特的东西。比如,人的皮肤,人的意识。当然,西医一样看得见这些东西,只是重视的程度不同,研究的方法不同。
# M- L& f  B+ g+ ^; y( V) z( |中医认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这些观点现代医学也许承认,但是,在对待具体病情的时候,中医始终坚持把这些理论贯彻到具体的诊疗活动的始终;西医则知道有这一说,在具体的诊疗活动之中,根本不考虑这方面的问题,认为“离题太远”,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中医则不然,中医对于疾病性质的认定,对于治疗法则的确定,对于治疗药物的概括,无一不是基于这种认识;不这样认识,而是按西医的病因病理开药,那就不是真正的中医。2 J5 _; d  O5 c1 b2 |9 y
对于人的精神活动对疾病的影响,西医只在“疾病成因”里“轻描淡写”地提一句,或者用“莫须有吧”的态度对待之,始终不会作为主要根据,中医则不然,它必须考虑病人的感受,必须以病人的主观感觉为“客观依据”,进行辨证论治,否则就不是中医的特色。也就是说,中医完全“信任”病人的证候,西医则一定要抛开证候,去“进一步”靠仪器寻找疾病的形态本质,认为只有具有“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的病理病灶,才是疾病的本质,才最可靠,才有可以攻击的靶点,有可以阻断的受体,有可以切除的病灶,有可以置换的脏器。
- E3 P! w  Z% S) ]! l% I% C疾病的“病理病灶”是从哪里来的?是病理病灶决定病人的证候表现吗?老子说“世间万物,有生于无,无生于有”。病理病灶的形成,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然后才能进入“纳入标准”,被现代医学诊断为某种疾病。但是,许多慢性病的形成过程是漫长的,在没有形成“理想的”病理病灶的时候,往往就有了不适的“主观证候”,微观领域已经起了复杂的变化,中医学已经可以抓住这种证候,可以消除这种证候了。相同的病理病灶,其临床证候并不相同;同一个病人的相同病理病灶,可以动态地表现为不同的证候。也就是说,不是病理病灶决定证候表现,而是复杂的微观变化决定了病人的证候;证候与病理病灶分别反映疾病的本质,证候动态地反映健康状态,病理病灶长久地存在是影响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二者可以互相影响,不可以互相取代。中医和西医分别抓住了疾病不同的东西。
6 @+ D2 f4 F# [! E8 K现在的中医,由于受现代医学的影响很深,已经没有不知道解剖的中医了,也就是说,尽管他们执中医之业,对于西医药了解的水平,往往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甚至可以说当代的中医专家,是除了知道西医知识之外还知道中医知识的“两通专家”;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许多中医专家的西医知识是西医专家的水平,中医的知识反而是不太高的“中工”水平,这种现象才引起了老先生们的忧虑。
) x6 R7 S# O( }( l. S+ M中医老先生们为何而忧?因为中医要丢,或者已经丢得太多了。他们的胸怀是宽广的,他们知道中医不是中医人的私物,而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世界人民的财产,是中国对于世界的第五大贡献。他们说:“学我者,必须像我,超过我!”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高超的思想境界!他们觉得自己手里的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珍宝,千万不能在自己的手里丢了,薪火一断,同为罪人!崇高的历史责任感,使他们不是安度晚年,而是南上北下,传经送宝,收徒授业。在国家危难的SARS时期,八九十岁的吕丙奎、邓铁涛、朱良春、任继学、周仲瑛、路志正、焦树德等等,都活跃在人们的眼里,成了年轻一代中医的坚强后盾,这是只有中医界才展现出来的“群英会萃”形象,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7 `, H. f6 Q" {; Z
中医独特的学术本质,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另世人刮目相看。只有别有用心者,或者无知的狂人,才会肆意践踏她!- \; `# J9 D8 v2 O7 [( l)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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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发表于 2016-7-21 17:36:46 | 阅读全部
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说:医学同其它科学一样,本是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知识体系。事实上,人类的疾病本身也是变化多端的。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除了医学尚未认识到和解决的疾病外,还会出现一些新型的疾病,2002年底到2003年上半年在世界许多地方流行的SARS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无论医学怎么发达,人类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不可能战胜所有的疾病,尤其不能很快战胜哪些新型的疾病。中医则一直漠视这个事实。对于中药医生所接触的疾病,不管是已经认识的,还是尚未认识的,他总可以用一些莫名其妙的概念术语来装腔作势地作些“辩证”,就连SARS和AIDS那样的新型疾病,中药医生都要煞有介事是“辩证”一番。不仅如此,它甚至能够针对所有的疾病开出药方。“包医百病”这个成语出自中国,恐怕不是偶然的。
, l, l& A' O# V  e0 D批驳:张教授,你说到SARS,那我可要告诉你,在这个问题上你指责的完全不是地方,而且更加暴露了你对中医学的肤浅知识。
: N8 _+ B3 Z% y5 `在SARS问题上,中国的现代医学科学家有过不少贡献,但是,错误的研究结论,曾经严重影响了政府对于疫情的判断,几乎铸成大错。这个教训是不应该忘记的 。
% h3 e3 ^/ M& r! S5 a+ V) ^3 c让我们回到过去,再一次感受一下当时的情况吧。
/ E; p1 p# [. D2003年4月7日的《健康报》发表了记者郑灵巧采写的通讯:“破译病因之谜”,文章记述说:连月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多学科专家联手攻关,严格按照确定未知致病因子的步骤,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昼夜工作,初步解开了有关非典型肺炎的种种谜团,在非典型肺炎病原的确定方面取得重要进展。长期以来,医学上对于任何一起原因未明疫情致病原的确定都需要遵循3个原则:分离培养出病原;用分离培养出的病原与病人血清反应,见到阳性结果;以分离培养出的病原接种动物,观察到同样的病理改变。目前,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查找非典型肺炎病因的研究已完成了前两步。参与这一研究的强大的专家阵容涉及病原形态学、免疫学、细胞培养、血清学、病毒学、分子生物学等众多学科。其大量的研究,已为“新衣原体样因子”的致病说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专家们认为,他们所发现的新衣原体样因子很可能就是本次非典型肺炎暴发的病原,至少是其中最主要的病原。那么,对于这一中外瞩目的致病原,科学家又是怎么确定的呢?1月中旬,中国CDC接到广东疫情报告,很快派出了专家组,会同当地专家,赴发病地区现场核实疫情。专家们发现,这是一种与以往非典型肺炎都不相同的传染病,其传染性强,潜伏期短,密切接触后突然发病。专家们从现场带回了血清标本,开始了病因排除的系列试验。同样的试验也在广东省紧张进行。至2月份,细菌(尤其是肺鼠疫、炭疽、军团菌)钩端螺旋体、支原体、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流感病毒、麻疹病毒、肺炎衣原体、鹦鹉热衣原体、人流感病毒等病原体,被一一排除。2月8日春节刚过,中国CDC召开紧急会议,专题研究明显增加的非典型肺炎病例。9日,该中心专家组与卫生部领导再赴广东指导处理疫情。这次广东之行,专家们带回了两份非典型肺炎死亡病人的肺组织标本。为选择最佳研究方案,该中心多学科专家一同开会论证。2月15日下午,标本转到病毒病预防控制所首席科学家洪涛院士的实验室。拿到标本,洪涛和孙异临等助手彻夜工作,通过电子显微镜反复观看鉴别。2月18日,经对所拍摄的100多张电镜照片的仔细观察,洪涛惊呼:病人肺组织中存在大量的衣原体样颗粒!衣原体是一类严格的真核细胞内寄生的原核微生物,目前被划分到衣原体科,该科只有一个衣原体属。其中包括沙眼衣原体、肺炎衣原体、鹦鹉热衣原体和兽衣原体4个最主要的种。已知能引起人类发病的为前3个种,引发人肺炎的为肺炎衣原体和鹦鹉热衣原体。所观察到的衣原体样颗粒是不是已知的衣原体呢?洪涛院士的助手王健伟博士、段淑敏副主任技师等人在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倪安平教授、病理科陈杰教授和军事医科院端青研究员的帮助下,将患者肺组织进行切片或印片,分别用衣原体属特异性单克隆抗体,肺炎衣原体、鹦鹉热衣原体种特异性单克隆抗体,进行免疫组织化学和免疫荧光检测,结果全部阴性;将组织培养物用衣原体属特异性抗体进行检测,也为阴性。这表明,病人肺组织中的衣原体样因子与已知的衣原体都不相同,可能是一种新的衣原体样因子!作为病毒专家,对于发现新的病毒具有更浓厚的兴趣。然而接下来的研究,闯入他们眼帘的,仍然是“衣原体样因子”。3月1日,他们将一名病人尸解肺、肾组织标本进行电镜观察与鉴别,从中见到大量典型衣原体样颗粒及其包涵体,而未见其他典型病原的形态。3月3日,对另一名病人尸解肺、心、肝、脾、肾组织标本作电镜观察与鉴别,在肺、肝、脾、肾组织标本中,再次见到大量典型衣原体样颗粒及其包涵体,又未见其他典型病原的形态。4日,用病人尸解脾组织标本与6份患者恢复期血清进行免疫荧光检测,5份血清标本阳性,并且大量而密集的荧光聚集在细胞浆,从血清学方面首次证明了病人组织中存在本次暴发的病原。在细胞浆内发现荧光,使科学家们对于病原的搜寻工作缩小至病毒、衣原体等少数几类微生物,因为理论上只有这些微生物是在细胞内寄生的。进入3月中旬,病原体研究工作再度获得意义重大的突破。他们不仅分别从来自不同地区、医院并有着不同病程的全部5个尸解病例多脏器组织标本的观察中发现了典型的衣原体样包涵体、原生小体、中间体颗粒的存在,而且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尸解标本感染的组织培养细胞中存在大量衣原体样颗粒。其后,他们又在其他不同种类的培养细胞中观察到同样的结果,从而标志着组织培养的病原体已经获得,为进一步的病原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一直在组织指挥病原查找研究的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梁国栋研究员,连月来几次奔赴发病地区,两次在尸解现场采集标本。他告诉记者,该所5个攻关组的科技人员全力倾注到病原的查找中。每天,他们都有一次研究进展信息交流与讨论会,由所长阮力主持,每天都要上报一份研究情况的书面报告。对于衣原体样致病因子的诸多发现,境内外都有学者存有疑义。由于有学者怀疑禽流感为致病原,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专家们又赶赴病区,通过大量的血清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等实验,彻底排除了禽流感病毒和流感病毒为本次疫情的病因。据介绍,3月下旬以来,各攻关组的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其中最主要的突破是,毕胜利研究员等专家血清学的系列研究,印证了所分离病原与病人血清有对应关系,印证了细胞培养的病原与尸解病人肺组织中的病原是一致的。他们在急性期和恢复期病人血清中均检测到人体可耐受剂量100倍的耐热内毒素,这一重要发现将为最终确定病原提供重要依据。最初,攻关组的专家们设立了一个假说:如果死亡病人与存活病人为同一个致病原的话,那么存活病人的血清中就应当有这个病原的抗体。如今,这个假说已基本从免疫学和血清学的结果中得到了确认。令记者感叹的是,夜幕中实验室那通明的灯光。4月4日21时,记者来到洪涛院士实验室,实验室的工作仍然在进行。在这里,记者看到了洪涛院士从本次疫发现场拍回的许许多多图片资料。对于这一令人生畏的急性呼吸系统的传染病,如此近距离接触,难道没想过自身的安全吗?洪涛说,不到现场,怎么能获得这么多资料?王健伟博士对记者说,在病原学的研究中,我们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疾病流行的现场,没有离开对病人临床病症的观察。疾病控制第一线的同志,流行病学、临床学同行们的献身精神和出色工作不但为我们寻找和印证病原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也给了我们很多线索。使我们的病原学研究获益并不断取得进展。最近,世界卫生组织为应对多国多地区暴发的严重的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建立了有关这类疾病的全球实验室网络、流行病学网络及临床网络。从网络下载的德国法兰克福某实验室传出的电镜照片上,洪涛院士看到,在不同的标本中有与他们所见相同的衣原体结构。令专家们特别关注的一个现象是,近来对于非典型肺炎病原学的研究出现了复杂的局面。继香港学者的禽流感一说被否定后,副黏液病毒的致病说也基本被否定。而冠状病毒为非典型肺炎致病原一说,现呼声较高。不久前,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李德新研究员等专家也通过PCR技术,从病人肺、脾中扩增到国外报告的冠状病毒样基因序列,而攻关组对于5名死于次此非典型肺炎病人的多器官检测,一直未能分离到包括冠状病毒在内的任何典型病毒,他们正在继续进行大量的组织切片观察和免疫电镜研究,以期发现其他病原的蛛丝马迹。洪涛院士说,越是面对我们有利的证据,越要怀疑它的缺陷,不能先入为主,一定要始终把它当作未知病原加以寻找和排除,而不能表现出主观的偏向性。目前还很难排除其他病原,尤其是冠状病毒和衣原体的同时感染或相继感染的可能。目前,各攻关组对致病原进一步的确认研究仍在进行中。5 U$ A( e& W1 N0 f.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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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到如今,我们可以不避讳地说,科学家的辛苦是一回事,“科学结论”是否正确是另外一回事。刘畅在2003年5月23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刊出了“科学探索会有失败”的文章,记述洪涛院士回首衣原体与冠状病毒之争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判断失误。这是一篇发人深思的文章,它让人们以一种“平常心”来看待科学,因为“科学”的任务是探索,是发现未知,出现失败、错误的“科学结论”是经常会有的事情。5 x* i6 v$ P- Z(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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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发表于 2016-7-21 17:37:35 | 阅读全部
“科学不等于正确”,科学更不是绝对真理,不能把“科学”当成神,当成一种宗教来崇拜。“五•四”之后,科学这个“赛先生”与作为自由化身的“德先生”,在中国被当作神灵,一直被崇拜到如今,而且一切传统的文化、传统的科学都成了四旧的代名词,受到人们不公正的待遇。中医学,这个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至今仍然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中医学,还一再被许多人认为“不科学”!
  m/ D2 r7 z& K) k# e5 R- f现在让我们翻开2003年6月2日的《健康报》,看看这段转载的“科学探索会有失败”的文章,看看科学家是怎样认识科学、怎样评价科学研究的,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6 W" \% u( e# ?3 K最先认定“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为衣原体”的科学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学首席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今天对记者说,自己一生中遇到很多挫折,作为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上遭遇的大多是失败,很少遇到成功。为此,他告诫身边的学人,不要气馁,遇到挫折、批评,仍要继续走下去。洪涛从事医学病毒学研究40年,曾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病毒病理和生物医学超微结构实验室,在成人腹泻轮状病毒和出血热病毒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世界领先成果。今年2月7日开始,他投入非典型肺炎病毒的研究,随后,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到非典型肺炎病人的尸检肺标本上有衣原体,并于2月18日向社会公布了这一研究成果。回顾当时的情景,洪涛说,自己曾要求媒体宣布他的发现时“要留有20%的余地”,但实际发布时“余地还是留小了”。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权威媒体迅速报道:“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这从此成为官方认为“非典不可怕”、“已经得到控制”的一份“医学证明”。( }/ }$ Y2 f: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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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说,在疫情如火的紧急时刻,在全国人民急切期待的眼神里,一大群顶尖的科学家,在科学的设计方案指导下,在最适宜搞科学研究的地方,用科学的仪器进行研究,用认真的科学态度分析,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应当叫什么结论呢?起码不是随意的、伪科学的,也决不是凭空的臆测、毫无根据的虚妄空谈,而只能是地地道道的“科学结论”!( F$ Q2 P% h& X6 ], X
“科学结论”也会不正确,也可能是错误的,这一点在我们过去的思想上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接受的!/ w9 U: T' H7 }2 W% s
长期以来,我们赋予“科学”以太多的神秘色彩,“赛先生”是我们顶礼膜拜的对象,成了我们的教主。什么东西,只要被认为不是科学的,就大有必须改正,或者淘汰的必要。
6 {) M! e' V( w( t5 m“科学”从一种手段、一种精神、一种知识体系,逐渐异化,成了无所不能、有求必应的菩萨;成了代表正确、代表真理的形容词。人们不允许“科学”出错误,一切的“科学实验”必须得出正确的结果,必须具有先进性、创新性、独特性,等等,在这种高期望值之下,在这种不现实的虚幻之中,促成了一桩桩的学术腐败,养成了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正应了“不是棒杀而是捧杀”、“举得越高,摔得越重” 的那句老话。这种不正确的“科学观”是十分有害的。
6 V" b  B4 n9 ^, Y& C人不能超越历史、不能避免时代的局限,也不能永远正确。一代伟人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就曾经说过中国将来也要走世界统一的拼音文字的道路。这是历史和技术的局限造成的。假如他们老人家活到现在,看到汉文字在计算机里的输入速度远远超过英文,看到人类语言学家对于汉文字的新认识,他们一定会为汉文字的优秀结构、为我们的古人如此伟大的发明创造而骄傲!今天,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走世界统一拼音文字的道路”的提法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曾经不止一次说,假如后人认为他的工作“四六开”,有60%是正确的他就心满意足了。这既是谦虚,也是“科学精神”的体现。
3 c2 i9 \0 n' d% s河北医科大学李恩教授说,农药滴滴涕的发明,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后来因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而被禁止生产;人们用化学合成的方法,造出了7000多种化学药品,由于各种原因已经有6000种被淘汰了。这些被淘汰的化学药物,哪一个不是当初的科学成果呢?如果科学是正确、先进的代名词,甚至可以等同于真理,哪科学怎么还需要发展?为什么科学还需要不断进步?, M. v8 y8 |2 Z1 D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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