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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谈“反中医思潮”(7)《医学与哲学》的责任编辑反戈一击
曹东义 发表于:2016-7-27 15:08:37 复制链接 发表新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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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曹东义 于 2016-7-27 15:11 编辑 ( e# n- y3 f3 ~3 t6 b6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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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与哲学》的责任编辑徐承本教授说:我也不同意他的观点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年4期,刊载了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一文(以下简称《告别》),作者以文化进步、尊重科学、维护生物多样性及人道主义的名义,提出告别中医药的主张。虽然名义很庄严,旗帜很鲜明,但却表现出以偏概全、以旧概新、全面否定的错误,严重违背科学精神。
那么,这篇文章是怎样出笼的呢?笔者虽然与这篇文章的责任编辑徐承本教授通过几次电话,也没有好意思细问,60岁的中医教授徐承本说:“我也不同意他的观点。所以,我早就写好了一篇文章《不能告别中医中药》,准备发表出来进行争鸣,恰好你的文章《驳〈告别中医中药〉》来了,我们就一起在第6期发表吧。”因此,在张功耀感到光荣与自豪的《医学与哲学》第6期上,就迎来了批判文章。
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朱文轶的文章《西医为何难容中医》说:“今年这场激烈的争辩,其实是何裕民引发的。作为一本医学专业杂志《医学与哲学》编审之一的何裕民在上百篇来稿中看到一名哲学教师的题为《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和杂志主编赵明杰讨论后,他打算原文发表,希望在被民族情感、传统文化重重符号所束缚、很难有所争议的中医界内部引起一些讨论,构成对中医现状的反思。慎重起见,何裕民配发了另外几篇意见相反的文章明确刊物立场,自己写了一篇《跳过中西医之争看医学》作为这组文章的开头。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过于醒目的标题终于还是引发了专业范围外又一场社会层面关于中医生死问题的争辩。这是一百年来多次争辩的持续,只是中西医的力量对比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
记者对于张功耀文章的认识还不是很全面的,编辑也被表面的学术“来稿”所迷惑,他们根本不了解张功耀已经在文章之外,下足了工夫,从网络到学术领域,从地下转到地上,是他的战略措施之一。假如没有后来一系列的、不断升级的反中医事情的发生,我们谁也难于看清事件的真相,这篇文章只是冰山一角。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年12期,又刊载了一组讨论中医的文章,其中也发表了张功耀的另一篇文章《中医诸“优势”辨析》,编者希望讨论的都是“学术”。“评论员”发表了“尊重医学的自身规律,尊重人民的选择”的文章。这篇文章,也引起不少读者的质疑。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平新医院的叶光明先生,给我发来了他的批评文章,他说:“第一,评论员的文章自说不圆。评论说‘本刊今年第四期,集中发表了一组关于在当今形势下如何看待中医的文章,就中医的方方面面做了讨论,其中包括张功耀教授的“告别中医中药”一文,以期引起中医界和整个社会对中医的关切。和我们预料的一样,这组关于中医的文章,特别是“告别中医药”一文,引发一场热烈而广泛的争论,中医又一次面临是不是科学的,其前途和命运如何的考问。……但是,在这一次讨论中,出现了我们不愿看到、也有违学术争鸣和学术讨论常规的情况。有人(没有指出张功耀)发起在网上组织“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活动,这是我们未曾预料也不赞成的。’先在预料之中,后在预料之外。从哲学的角度讲,该杂志评论员只学习一因一果,没有学习到一因多果的理论。这分明是在为自己的错误言行进行狡辩、开脱。第二,评论员的文章自相矛盾。这样的文章,大凡明白学术讨论与学术争鸣常识的人一眼就能够看出,他已经超出学术争鸣的范畴。评论员自己也添加了这样的注脚说:‘在这一次讨论中,出现了我们不愿看到、也有违学术争鸣和学术讨论常规的情况’。学术争鸣是指某一专业领域里的某个具体理论、或者是某一个具体问题进行商榷,并且提出自己的学术主张和学术观点,而不是取消和消灭。评论员说:‘地心说为日心说所取代,希波克拉底医学、盖伦医学为后来的现代医学所取代,器官病理学为细胞病理学所取代’。按照他们的发展逻辑,中国汉字要被外国的英语所取代;中国京戏要被外国的歌剧所取代;中国医学要被外国的洋医所取代,中国黄人种要被西方的白人种所取代。请记住,这些民族文化、民族艺术、民族科学,他们永远也取代不了。人类研究医学是多元的,从空间的研究;从时间的研究;从化学结构研究;从功能特征研究;从人体内部各要素的研究;从人体生命与外部环境的研究;对生命具体细节的揭示;对生命整体变化的把握;从而,可以看出西方医学也不是万能的医学。费耶阿本德告诉我们‘一向被当做权威和科学的西方医学,并不比中国传统医学高明;它根本就不能够解释中国医学中针灸和号脉技术的内在机制和深层道理;它甚至还不如一些落后部落的草药学更有实用价值。所以当遇到复杂病人时,常常需要会诊,通过集体表决来作决定。科学经常被修改,又经常因受非科学的影响而改变方向’。第三,评论员妄说权力干预。(张功耀)在发表‘告别中医中药’之后,一计不成,便又生一计,在网络上又发起了一起‘网络签名’的闹剧,对中医药进行了新一轮的围攻。他们又遭到了中医药各界有识之士的猛烈轰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就此次签名活动,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发言人严肃指出:‘发起所谓签名活动的人没有资格代表西医,更没有资格以科学的代言人自居’。《医学与哲学》的评论员却轻描淡写地说:‘既然人们对中医有不同看法,为什么不能说出来加以讨论呢?为什么我们的中医界的一些学者不习惯听取批评呢?为什么一遇到批评就拿出什么人的指示、什么决议来抵制来自社会的批评呢?……我们的中医界过于依靠行政权力、过于借助意识形态来保护自己了。……严格地说,依靠权利的支撑来维持一门科学的存在是不会长久的。……正是基于这一点,本刊在这一期再次就此发表一组讨论文章,其中包括张功耀的“论中医的优势”以期使这次讨论深入地发展下去’。我们可以严正地警告你们,在2007年如果张功耀之流在胆敢诬蔑、诽谤、践踏中医中药,我们要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祖国医学的声誉和尊严.决不放任自流地任其发展下去,这是国家宪法赋予我们每一公民(中医人)的权利和责任。”
叶先生的文章,代表了不少中医人的心声,还有更多的人在网上发表谴责的看法,也有人通过电子邮件,给我来信,表示他们的看法。
叶先生说,《医学与哲学》杂志的中医副主编张裕民,在他自己撰写的《请守住科学的底线》一文里说:“2006年春节,笔者收到了《医学与哲学》杂志社送审的几份稿件,其中一篇就是《告别中医中药》,……笔者并不赞同该文,我们还是力主全文发表。其出发点是:一是《医学与哲学》杂志,理应关心热点问题,且应充分尊重原作者的意见;二是本文的相关的问题已广泛引起争议,证明社会关注这一话题;三是作者张功耀是个大学教授,且为哲学教授,他的观点更易引起人们的重视虽”。以上三点理由,就是何裕民副主编发表张功耀文章的“充足依据”?!
他说,作为《医学与哲学》杂志,理应探讨中国哲学与中医;中国哲学与西医.西方哲学与中医,西方哲学与西医,分支哲学与医学等相关的栏目。其宗旨是:哲学把握医学的发展方向,哲学提供医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医学体现哲学的应用价值,医学证明哲学的理论根据。而不是什么要“理应关心热点问题”,请你们记住自己的身份,不要把你的杂志看成是评判中医的审判台,发展中医药是我们国家宪法赋予公民的神圣使命!
附:《徐承本:不能告别中医中药》*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年4期,刊载了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一文(以下简称《告别》),作者以文化进步、尊重科学、维护生物多样性及人道主义的名义,提出告别中医药的主张。虽然名义很庄严,旗帜很鲜明,但却表现出以偏概全、以旧概新、全面否定的错误,严重违背科学精神。
1 以偏概全
《告别》以人参无价值、春雨助孕、《内经》对水肿病论述以及污物、毒物、异物入药等为据,否定中药价值,甚至作出“所有的药都没有用,真正起作用就是所喝的水”的极端结论。文章所引有据,决非杜撰,但却是典型的以偏概全,缺乏实事求是、全面分析的科学精神。因为,首先,如《本草纲目》这样在我国甚至在世界都有良好影响的著作,所载1 892种中药大都有药用价值,并且至今仍在使用,怎么会都是污物、毒物、异物呢?作者是否做过全面分析与统计?难道《本草纲目》真成了一部污物大全?毒物大全?异物大全?一个几千年来发明了用污物、毒物、异物坑害自己的民族医药,这是多么耸人听闻的结论啊!其次,作者所举例证,也有可商榷之处。春雨助孕,狗屎入药,显然荒谬;人参是否有药用价值,则有争论,有的研究认为无,有的研究认为有,中医一直在用,西医也在用,如“参脉注射液”,在未成共识之前,不能只举一端;至于将一些矿物类中药及一些常用中成药简单地斥为毒药,也有失公允,因为这些药物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在发挥着医疗作用。
一方面,历代本草都有“有毒”、“无毒”、“大毒”、“小毒”的记载,讲究炮炙,严格配伍及用量,正是为了抑制毒性,发挥作用,“十八反”、“十九畏”以及“是药三分毒”、“中病即止”等,都体现了对药物毒性的正视与努力;另一方面,由于条件所限,对中药毒性的深入了解远远不够,而这正需要借助现代科学的研究,从这点说,中医药现代化也是必须的。毒性反应应该关注,但不能以个别否定整体。如果《告别》的逻辑成立,那是不是可以因为链霉素致聋、氯霉素致再障、反应停致海豹儿,而否定西医药呢?
《告别》还举出多达49味的处方为例,否定中医方剂,这也是不成立的。中医方剂有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以《伤寒论》为例,全书113方,平均每方用药不过8味,即是明证。大处方的出现,一方面与医生的水平有关,一方面也与利益驱动下的私利膨胀有关,而且这种现象又决非中医“专利”,一个感冒,又是打点滴,又开出多种抗生素药,患者花费几百元的事,在西医中不也并非鲜见吗?以庸医否定明医,以医德低下的医生否定医德高尚的医生,并以此归罪于中医或西医本身,岂不荒唐!
《告别》为了论证,还举出严复、鲁迅等“知识界名流”主张废除中医药为据。须知,名流都有一定的知识范围,名人的话不都是名言,更不会都是真理,而且有趣的是,所举名流大都以文化进步的名义,呼吁废除汉字,主张拉丁化,作者是否也赞成?《告别》确系用汉字写成,看来也并未因为名流有话而全盘照收。“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民主”,功不可没;但因为宗旨在反“封建主义”,所以有关学术方面的观点,难免有偏颇之处,正所谓矫枉过正,不可简单仿效。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讨论,那就是在中西医论争中对中医理论的态度。许多研究者都对中医理论责难,但问题的关键是:用西医理论指导中药施治与用中医理论指导中药施治,临床疗效有明显差异,前者不如后者,这是不争的事实。即使中医理论有种种不足,在目前还没有一种新理论能取代的情况下,为什么一再加以诟病,甚至急于“废医存药”?你暂时又解释不了,又不许人家运用,而且人家的运用又是有效的,这是什么道理?假设几百年后会有一个所谓科学的结论,难道中医还得全部歇业,等你几百年不成?比如经络理论,不管是实证也罢,还原也罢,至今未有确解,目前基本上还是以传统的经络理论指导临床,其安全、有效、廉价的特点,已逐渐为最有理由拒绝的西方发达国家所接受,我们为什么却急于放弃,甚至疾呼告别呢?在批评中医界保守时,经常看到“狭隘”的“民族情结”的提法,那么以上所述观点算什么情结?非狭隘的反民族情结?
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实事求是,全面分析;该否定的否定,该肯定的肯定,一时难下定论的继续研究,继续讨论,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既用不着妄下结论,也用不着居高临下式的所谓宽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偏概全,决不是科学精神,不论喊多响的口号,举多大的旗帜。
2 以旧概新
《告别》不仅以偏概全,而且以旧概新。所引例证,大都是古代内容,无视中医药的发展过程,尤其无视中医药的当代现实。中医药的发展是一个扬弃的旅途,尽管这种扬弃限于局部,尽管这种旅行进度缓慢。比如春雨助孕、狗屎入药之类,被后来的本草著作陆续淘汰,而且传世医药中也未见实施,即便是李时珍本人,也没证据说他真的在临床使用。当代多版次的国家药典以及中医、中药大辞典中,常用的几百种中药几乎都有现代研究结果,说明所具有的药用成份及价值。这种科学测定还不够实证、还原吗?为了维护生物多样性,一些动物药不是逐渐有了替代物吗?比如牛角代犀角;植物药不是越来越多地采用人工栽培了吗?从这种角度来讲,中医药发展至今,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断告别的过程,但这个告别是告别经过实践检验是应当告别的,是个别的、局部的,保留、发展那些不能告别的。令我困惑的是: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实,《告别》的作者是真的不知,还是视而不见呢?对于关注中医药的科技工作者在而言,对这些事实一无所知,难以置信,那只能是视而不见,而视而不见的原因,只能是出于偏见。
3 全面否定
《告别》以偏概全、以旧概新,全面否定中医药,甚至否定中医为“仁术”。
“仁术”思想一直是中医药的灵魂,历代文献、中医大家的教诲及实践至今影响、感动着后继者,这一份优秀传统是否定不了的,是不能告别的,“苍生大医”的思想正如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样,都是珍贵的财富。事实上,“仁术”思想既是历史与现实的需要,也是理想的追求。任何一种理想与实践都存在矛盾,医学至今也不是万能的,与理想永远存在差距,但决不能因实际的不足而否定理想的旗帜。不能因为历史的局限而否定“仁爱”、“人道”的真诚。世界上的患者因误诊、误治,因科学水平的局限,每天都有死亡的,难道能因此而得出医学是不人道的,是杀人而不是救人的吗?
把婴儿与洗澡水一同倒掉的原因,不外乎没有看到婴儿或视婴儿同洗澡水,前者是无知,后者是偏见。鲁迅先生曾说过,即使是一潭浊水,经过蒸馏,总能得到些许清水,何况中医药决非污水,而是宝库呢?
《告别》要告别的不仅是中医药,而且涉及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道理很简单,中医药没了,还有什么中西医结合?还谈什么中医药现代化?然而,现实是,虽然走过许多弯路,以上两支力量毕竟已形成为一支队伍,培养出一些著名学者,研究出一批可喜的成果,有什么理由告别他们呢?只要正视现实,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不能告别中医药,日本、韩国等国家不会告别中医药,西方发达国家不存在告别与否,但从“洋中药”纷纷在我国境内抢注专利,已获专利1万多项,占我国同类专利之八成的势头看,人家巴不得中国告别中医药。难道非要演出若干年后再向外国学习中医药的闹剧不成?
《告别》还有一句很值得玩味的话:“对待中医中药的正确态度是自觉地与之告别,而不是人为地去废除它。”发展中医药事业已写进宪法,历史也已证明,人为地废除是行不通的。作为社会中的个体,告别什么是个人的自由,但要向社会公开呼吁告别中医药,就是事关民族医药事业的大事,务必谨慎、务必客观、务必全面、务必科学。按作者的意思,告别中医药者,便是“正确”而“自觉”的;还不想告别中医药者,便是不“正确”且不“自觉”的。可问题是,国家有中医药方面的领导组织机构,有培养中医药人才的学校,有研究中医药的科研单位,有生产中药的企业,有中医、中药、中西医的刊物,更有大量被中医药治愈或正在进行中医药治疗的患者,有什么理由要他们“正确”而“自觉”地告别中医药呢?
看了《告别》,始而感到“触目惊心”,继而感到十分痛心。我以为,自西医进入中国以来,虽然争论不断,但总体说来,对中国人是一件幸事,因为中国人可以从两种医学中得益;在两种医学体系未融合为一体之前,中西医必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存,肯定彼此的长处,批评双方的不足,尊重各自的发展,才是正确的态度,才符合科学精神。因此,不仅不能告别中医药,而且应该很好地发展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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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责任编辑徐承本教授写的论文,发表于《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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