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义谈“外感热病”（2）汉代之前的热病学说

曹东义

引言

发热，是很多疾病的一个症状。中医学中有很多疾病是以突出的症状命名的，比如咳嗽、头痛、腹泻、黄疸等等都是以症状命名的疾病，发热也被当作疾病记载于《素问》《灵枢》等经典之中，称之为“热病”。东汉张仲景虽然继承了《素问·热论》以六经分类热病的学术主张，但在疾病的命名上却吸收《难经》“伤寒有五”的广义伤寒学说，注重审因论治，将热病隶属于伤寒，不再称其为热病。由于《伤寒杂病论》在治疗上成就极高，影响很大，使外感热病称“伤寒”而不名“热病”的学术特点影响了两千年，也使《素问》《灵枢》之前的热病几乎成了“绝学”，这实在是中医学的不幸。因为在病因不能直接检验的时代，“伤于风寒”与“感于温热”的病因，只能靠推测，也就是“审症求因”，以“伤寒”或以“温病”命名外感热病，只能是间接的推测，不如以发热作为病名那样直接和具体，又没有可以验证的金标准，所以外感热病的病因也就成了两千年中见仁见智、寒温论争的根源。

仲景继承《素问》《灵枢》《难经》辨治外感热病的学术精华，著成《伤寒杂病论》，标志着外感热病学说的成熟。《伤寒例》发展《难经》“伤寒有五”学说，使之成为“伤寒有十”。其中论述了多种热病皆与伤于寒邪有关，使十余种热病皆隶属于伤寒，把广义伤寒学说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晋唐时期，仲景的伤寒学说流传不广，许多著名医家对伤寒与温病的关系了解不深，恰如《肘后方》所云“伤寒有数种，人不能别”。《千金》《外台》皆未能阐发其精义。

宋代校正和刊行医书，仲景关于伤寒证治的学术主张才得以盛行于世。外感热病学家纷纷涌现，各自著述立说，在丰富伤寒学说的同时，也对仲景时代关于“温病”的证治的认识，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使古代伏气温病的概念逐渐发生了改变，为后世旷日持久的寒温论争埋下了伏笔。寒温论争不仅促进了外感热病学说的进步，也引发了繁荣学术的金元医学争鸣。

由于使用仲景麻黄汤、桂枝汤等辛温解表药治疗外感温热病，法度很严不易施用，或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误治，在许多医家阐发温病证治的同时，元末明初的著名医家王履却愤而提出“呜呼！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的主张，使后世医家不敢以仲景方辨治外感温热病。维护仲景的医家，则提出《伤寒论》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散佚或错简，在进行“补亡”的同时，把过错推给了仲景的功臣王叔和：“碎裁美锦，缀以败絮！”把源出于仲景的《伤寒例》也记在了王叔和的名下，以至于现在见到的都是删去了《伤寒例》的“洁本《伤寒论》”，使《伤寒例》“伤寒有十”等一系列对外感热病很有贡献的学说埋没了几百年。

清代温病学关于温病的概念，不取仲景关于春季“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的定义：认为温病不仅发于春季，也可泛发于四时；初期可以有表证，而非仅是里热外发；治疗须用解表，而非直清里热。清代温病概念的巨大变化，使“温病”一词包含了四时众多热病，已与古人所云广义伤寒相似，笔者称其为“广义温病”。广义温病与广义伤寒，证候基本相似，治疗应当同法。病因之寒温，皆从证中求得，不是区别伤寒与温病的依据。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方法的发明，辛凉解表法的确立，温病治疗方药的丰富等等，均体现出外感热病学说的进步与发展。然而姜春华先生有感于清代温病学家治疗上过于辛凉清淡，“等同儿戏”，愤而提出截断、扭转的治疗思想，不遵叶天士按卫气营血逐步施治的法则，一时间也引出许多争鸣。

斗转星移，岁月如梭。历史的车轮进入到公元20世纪之后，由于西洋医学的传入，以中医学单打独斗治疗外感温热病的历史就划上了句号。20世纪初期，中医学求生存、反废止的斗争风起云涌，在中西医互相论争的时期,中医外感热病学说在临床治疗方面还拥有着不少优势。然而，随着西药青霉素和磺胺等抗菌抑菌药物的发明与推广使用，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医药治疗外感热病最多拥有半壁江山，阵地在逐渐缩小，与西医药合作势在必行。

由于《素问》热病、张仲景伤寒、曹植疫气、吴又可瘟疫、清代温病都包含了现代医学所说的众多传染性、感染性疾病，而每一种疾病的表现、传变、转归都不尽相同，在中西医结合的背景下，我们更能认清外感疾病的本质，治疗上也更有信心。我们不应该把发于冬季的流脑叫伤寒，而把发于春季的流脑叫温病；我们不用再害怕发汗过多会伤阴亡阳；“留得一分阴液，便有一分生机”的古训，也因为现代液体疗法的推广而有了时代的新意；当外感热病过程之中出现亡阴亡阳的三阴死证之时，我们除了可以使用独参汤、四逆汤之外，还可以应用强心、扩容、改善微循环的中西药物进行治疗。

汉以后，迄于民国，论述伤寒与温病的专门著作，多达千余部，毫无疑问，外感热病学说是中医学中最为系统的临床治疗体系，是中医学中最为壮观的学术流派。外感热病学史是一部伤寒与温病学说互相论争的历史，也是一部在论争中不断发展丰富的历史。然而，时光飞逝，换了人间。张仲景、曹植所处的伤寒与疫气流行的时代过去了，温病学家所担心的瘟神横虐的时代也成为了历史。在神州赤县横行了几千年的瘟神被送走之后，中医外感热病学说大显神威的环境不复存在了，今后也不会再出现众多的外感热病学家了。尽管如此，中医的外感热病学说并不是一个僵死的学说，探讨外感热病学说也不仅仅只有历史意义。

历代的著名中医学家，在探讨外感热病的证治规律的时候，不仅总结出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学说，而且还总结出了病因辨证、八纲辨证、气血津液辨证方法；总结出了辨别外感热病过程中的邪正盛衰的方法，治疗疾病常用的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等大法，所有这些方法都可以推广到其他疾病的诊治过程当中去。也许正是因为中医学有这样深厚的底蕴，才能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今天，在有了清开灵注射液、双黄连注射液、穿琥宁注射液、鱼腥草注射液、生脉注射液等可以进静脉的现代中成药，可以更快捷地治疗外感热病之后，又向着前人所没有遇到过的艾滋病、高血脂、高血糖、高血黏度、代谢病、遗传病、氧自由基损伤、微量元素缺乏、辐射损伤、免疫调控等领域，开始了新的进军。甚至可以说，现代医学发展到哪个领域，中医药就可以紧跟到哪个领域，“与时俱进”，永不衰老。

在本书完稿，等待着出版的日子里，没有想到2003年的春季，爆发了由新型冠状病毒（SARS）引起的非典型肺炎，它的出现不仅给人们上了深刻的一课，而且也检验了中医的外感热病学说是否真的有效。让人欣慰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证明了中医外感热病学说的确是无数中国人民用生命换来的历史经验，凝聚着历代中医外感热病学家的心血，弥足珍贵。在非典肆虐的日子里，笔者每天关心着疫情的发展，也曾三次上书呼吁中医药应当充分参与非典治疗，也曾为中医药的再度辉煌而欢欣鼓舞，因为中医药抗击非典的初步成就，可以作为本书最好的结语。

人所共知在这场与非典的战斗中，中医药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然而，在理论上应当如何阐述中医治疗的指导思想、如何让西医看得明白、如何被世界承认并同世界接轨，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首先是因为中医内部在看法上的不统一所造成的：有的说是伏暑、有的说是寒邪内侵引发，有的说是湿温，有的说是春温、有的说是温病，有的说是瘟疫，有的说是肺毒疫、肺痹疫。虽然是同样一种疾病，由于发病季节的不同，可以形成几个中医病名，让人莫衷一是[2]；有的主张按邪伏膜原论治，有的主张按卫气营血辨证，有的主张按三焦辨证，有的主张按六经辨证，临床实际应用颇难选择。各唱各的调，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好象是百花齐放，其实也反映出中医外感热病证治的不够规范[3]。

因为外感热病学说在中医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统一过，所以笔者认为，建立一套能够包容古今外感热病学说的新理论，能够更有效地指导广大中医药人员临床治疗SARS和其它热病，而不必人人再从头探讨各种学说的起源，时时比较各个辨证理论的优劣，起到执简驭繁的作用；整合历代外感热病学说，建立新的外感热病诊治规范，让人们在一个共同的话题下畅所欲言。这个新的规范应当在病名、病因、传变规律、诊治方法上，既涵盖历代外感热病学说，又充分吸收现代医学成果。以此有利于和西医的沟通，便于中医药的外感热病学说走向世界。

[1]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佘靖，2003年7月2日在全国中医药防治SARS学术交流大会上致开幕词说：“全国有96所中医医院派出医疗队，到195所定点医院参与救治，占定点医院总数的52.3%；在全国内地5326例非典型肺炎确诊病例中，中医药参与治疗的确诊病例累积总数达3104例”。

[2]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编：《中医药防治SARS学术交流专辑》、2003、7、1。集中收编论文150余篇。

[3] 中国中医研究院主编：《中医药防治非典型肺炎（SARS）研究》、中医古籍出版社、2003、6月、第一版。（一）（二）册之中收录了大量的专家论述，内容十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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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16-7-27 15:39:49

中医学形成流派的历史，已经十分久远了。黄帝与岐伯坐明堂讨论医理、针灸的传说，象征着医学理论的起源；神农尝百草识医药的神话故事，演义着中医《本草》药物的滥觞；伊尹制汤液煎中药，开始探索方剂的配伍；扁鹊名闻天下，行医四方，开创中医临床各科。各医学流派在西汉年间虽然已经开始融合，但是刘向、李柱国校正医药书籍之时，仍然把医学分为医经、经方、神仙、房中四大流派，可见医学的传承在汉代依然“家法分明”。
邓铁涛教授论述伤寒与温病学说，经常是由源及流地探讨其形成与发展的脉络，阐发其独到的学术特长。他1955年在《中医杂志》上撰述论文《温病学说的发生与成长》，其中说：“医学到了汉代，张仲景做了一次重大而全面的总结，写成《伤寒论》，把疾病的变化法则总结成六经，从六经证候中去辨别治法，后人根据伤寒的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去处理流行性疾病，确实解决问题，而且经过王叔和的整理和介绍，《千金要方》《外台秘要》辑录了伤寒方论，再加上成无己等注释伤寒之后，《伤寒论》大行于世，成为治疗准则，其理论为汉之后历代医家所师法，张仲景被推崇为医圣 ”。然而，根据历史唯物的观点和临床医学的实际情况来看，温病学说继承并发展了伤寒学派的经验，他们都是中医学术的精华所在，不应当互相排斥，聚讼纷纭，而应当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发扬。此说得到海内同道的赞同，认为其“发展论”的观点，立论高远。此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致使寒温之争炉烟渐息，寒温统一之声超越了论争。
邓铁涛教授在《〈伤寒论〉之渊源》的文章里认为，“汉初医学之主流分医经与经方两大学派，而张仲景之学则集合两大学派而继承之。两派之学经过世代相传有所筛选，到了张仲景，通过自己的实践，撰用了医经派的《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的理论及经方派的《胎胪药录》与《平脉辨证》的经验而编写成《伤寒杂病论》 ”。邓老认为“《伤寒例》应是仲景之原作”，是《伤寒论》的总论性的著作，也是仲景对于前人理论著作的发挥之作。如果只抓住其中的“今搜采仲景旧论”几个字，借“错简”之口删去之，“这刚好把《伤寒杂病论》之‘论’字抛弃，退回到有方无论之古代去了 ”。仲景著作“突出一个论字，把理法方药贯穿起来，形成辨证论治的体系，为我国临床医学奠定良好的基础，仲景之功甚伟！”张仲景的学说源于理论，着重于临床实践，他对于扁鹊的医学成就极为敬佩，甚至到了“每览”而“慨叹”的程度，也说明了他钟情临床医疗实践的巨大热情，誓愿救民于水火的殷切爱心。
邓铁涛教授在《伤寒与温病》一文中说，张仲景发展了《素问•热论》的六经辨证学说，加入了表里虚实寒热的丰富内容，其成就是巨大的。但是，医学不能一成不变，历代医家在推崇伤寒学说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治法方药，弥补了仲景学说的不足。
由于六经辨证体系完整，后世的学术见解很难加入其中，辛凉解表、开窍、息风、透疹、消斑、育阴、解毒等治法方药，不仅难以在六经体系里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营分、血分阶段的常见证候，也很难在六经体系里取得显著的地位。因此才有了温病学派的“另起炉灶”。当然，温病学家在强调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的时候，也难以把伤寒六经辨证的丰富内容俱收囊中，不能完全取而代之。
邓老说：“温病学说是仲景学说的发展，大大补充了仲景的《伤寒论》，两者结合起来才成为比较完整的外感热病学说，分开则均有所偏，各有所不足 ”。“过去多认为伤寒与温病犹如水火之不同，两种辨证方法是不能统一的。其实《难经》说‘伤寒有五’，已经把温病归属于伤寒，张仲景继承《素问•热论》及《难经》之精神而作《伤寒论》。所以《伤寒论》中有‘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为风温’等有关温病的论述。但是由于时代所限，仲景之论确实详于伤寒而略于温热，温热病的辨证论治确为后世温病学家之所长。过去两派论争不息，实际上他们各有所长，所以把两派之所长，首先结合临床实际，在外感病的范围，从辨证上加以统一，实属必要 ”。
邓老基于这样的认识，从30多年之前就开始着手统一伤寒与温病学说的工作。如何统一呢？这的确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他说，伤寒温病“如何统一？过去有几种方案，或以六经为统一纲目，或以卫气营血为统一纲目，或以表里寒热虚实为统一纲目。建国以来，属于外感病的各种传染病的中医辨证论治成果报道不少，其中大多数是以温病学说辨证论治而取得的。重庆中医研究所对2931例内科热病进行了辨证论治规律的探讨，发现在2391例病例中，使用卫气营血辨证者1896例，占79.29%；适用六经辨证者170例，占7.11%；适用脏腑辨证者325例，占13.6%。这两千余例患者应用三种辨证各有特点：适用脏腑辨证之病例多属在杂病基础上的继发感染；适用六经辨证之病例，皆属三阳证，而三阳证中，又以少阳证占多数；属传染病者，仅有8个病种，实为传染病种的少数，多数传染病适用温病辨证。陕西省中医药研究所总结了657例钩端螺旋体病的辨证论治的经验，他们是按温病的湿温、暑温、伏暑、温燥、温黄、温毒、暑痉等辨证论治的。其他如乙型脑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等临床报道亦绝大多数以温病学说辨证论治 ”。
邓老在《外感发热病辨证刍议》提出了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统一，从病因看统一，从病机看统一，从辨证看统一，从实践看统一，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分析。其中说：“我们把伤寒与温病学说经过研究，使之统一起来，名之为‘外感病学’，作为第一点，可先把其辨证统一起来”。邓老拟订了外感发热统一辨证提纲，收录在《邓铁涛医集》和他主编的《实用中医诊断学》之中。
邓老后来又提出将伤寒与温病，逐渐融合为外感热病的宏伟理论构想。主张以热病理论来统一伤寒与温病学说，的确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伤寒与温病学派的关系，就好象分别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两大家族，各自长幼有序，有自己的起居空间，自成体系；相对来说，由于房间太小，或者外来的客人太多，很难安排在一起长久居住生活。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另外建一座大房子，用上原来的各种材料，把房间加大，让伤寒温病学派都能住进来，围坐在一起，共同研究外感热病的诊治规律；摆上原来的家具、摆设，让各个学派还都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都能找到自己得力的武器，发挥各自的特长。尤其是，各学派集中在一起，互相观摩，相互借鉴，互相取长补短，就一定会扬长避短，更显神威。
热病是很古老的称谓，它以发热的主要证候命名疾病，可谓抓住了疾病最主要、最关键的特征。由于发热既可以是病人的主观感觉，也可以是医生的客观依据。在证候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推求病因，即所谓“审证求因”；甚至可以根据推求的病因，再进一步更细致地命名疾病；也可以在证候的基础上，进行辨证立法，据法选方用药，也就是所谓的“辨证论治”。
由此可见，证候的“发热”，是中医进行临床思维的出发点，“辨证论治”直接解决临床问题，远比建立在“思辨”基础上再“审因论治”，更准确、更可靠。因为，病因是人们推求的结果。
病因既然属于“推求”，属于人们的认识，就必然会随着人们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而深入，由此产生分歧、矛盾、论争，也势所难免。现在，“归朴返真”，再一次“回到证候”，用热病名称下的“辨证论治”统一我们的认识，用热病深化我们的探索，用热病聚拢我们的经验，用热病凝聚我们的智慧，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出超越古人的见解。
让伤寒学家、瘟疫学家、温病学家围坐在一起，共同研究如何战胜SARS，如何控制禽流感，如何治疗爱滋病，如何对付瘟神的各种挑战。统一的“外感热病学”正是大派用场的好时候，也是中华大医大显神威扬名世界的无上法宝。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6-7-27 15:40:39

对史前时代热病知识的猜想
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0-前377）在《古代医学论》中说：“我相信人体内没有什么性质比冷和热难以把握了。”他介绍的42例患者之中，很少提到治疗，只有三例说到了灌肠和坐药，还处在经验积累时期。
那么，中医学在那个时代，对于外感热病是怎样认识的呢？
外感热病包括了以发热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大类疾病，它们伴随着人类进化的历史已经走过几百万年的时空，而人类对于外感热病的认识也经历了非常久远的过程。追溯古人对于外感热病的认识，从蒙昧的上古到产生语言、形成词汇，再到逐渐认识健康与疾病的不同状态，已经不知走过了多少万年。由于没有文字记录，被人们称为史前时期，只是传说和所积累经验的口碑流传，后来聪明的古人为了传承文明，发明了“结绳记事”，绳索上大大小小的疙瘩记载下一个个历史事件，大的事件疙瘩也要大得多，小的疙瘩就代表了相对次要的事件。
瘟疫的流行不但会造成部族里大多数成员的患病，甚至会因为一场瘟疫而夺去许多人的生命，其残酷的程度远远超过雷电洪水对人类的伤害，甚至可以超过战争的摧残。因为每一场瘟疫的到来与离去几乎是无迹可寻，是难于认识的，人们最早把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归于鬼神的降灾。人们通过祈祷、祭祀活动希望早日结束瘟疫的流行，也是很自然的。
随着社会的缓慢进步，人们对于新出现的病症就产生了推测，它是否属于瘟疫，是否将要流行，以及王侯是否会患瘟疫，患瘟疫的王公贵族或者重要亲人是否会平安康复等都存有疑问，迫切地希望找到答案。这些疑问，问天天不言，问地地不说，通过巫术占卜预测吉凶就被古人广泛采用了。与其说这是一种迷信活动，还不如说是在迷信外衣掩盖下的求索思考，其中关于疾病的记载，对于疾病分类的认识，就成了最早的医学经验积累的见证。
甲骨文对于疫和热病的认识
最早可信的对外感疾病的认识，只能远溯到文字记载的初期，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大量出土，使我们能够看到3、4千年之前古人的认识。殷商甲骨文之中对于疾病的记载，多是很笼统的描述，比如“疾身”、“疾首”、“疾腹”、“疾目”、“疾齿”等等，很少提到内在脏腑的疾病。即使这很笼统的描述，也不是零散、偶见的记载，已经成为了体系，甚至可以说已经构成了“殷商医学体系”。甲骨文对于传染病的记载多写作“役”，或者叫做“疾役”，已经发现的就有十几处以上。其中不仅有“疾疫”的描述，而且有“御疫”的记载，用祭祀的方法消灾除疫是一项重要的活动。
由于许多人同时发病，像一场上天降下的灾难，所以古人早就对于瘟疫有了认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疫，民皆疾也”。罗振玉《殷墟书契后编》下册，第三十七片之五还有这样的卜辞：“杞侯热，弗其祸凡（风）有疾？”说明古人不仅认识到了热病，而且已经把热病的原因推演到是由于“祸风”所引发。“祸风”一词在甲骨文之中反复出现，已经是很普遍的认识。“祸风”就是后世的“伤风”，属于外感风邪引起的疾病，所以“祸风”与“有疾”经常出现在同一条卜辞之中。由此可见，《素问》《灵枢》认为“风为百病之长”，其学术渊源是与古人的认识有着继承关系的。
张仲景说：“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张仲景的这种认识，也源于古人的有关学说。他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外感病的发病学说。他说：“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客气邪风，中人多死，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张仲景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把外因与内因结合起来考虑，尤其突出了内因在发病过程中的作用，即使是外邪入里，也是“为内所因”。“不遗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此与《素问》“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完全一致。
温少峰、袁庭栋所著《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认为：“‘祸风有疾’即重感冒之事，据《殷墟卜辞综类》所搜集的卜辞材料，记‘祸风有疾’而系时者，仅此四例。四例系时均在一月、十二月。盖冬季天寒，风雪侵人，最易伤风感冒也。”因此说，在殷商时代，古人已经把外感风寒作为疾病的诱因，并且已经把“杞侯热”与“祸风有疾”联系在了一起。《素问•热论》所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的认识，也与殷商时期古人的认识有关。中医外感热病学说的起源的历史是十分久远的。
春秋时代的外感热病学说
《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公元前541年秦国的医和在论述疾病的时候，就提到“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徴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五声、五色、五味的提法也见于老子的《道德经》，虽然不是五行学说指导下对万物的划分，也许这种以“五”为单位的归类方法，会对五行学说的起源与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几乎所有的数字都包含着“整体观念”，比如“一”代表着整体，也可以是太极、道、混沌的化身，代表整个自然界。“二”代表天与地、阴和阳，代表着对立面的统一与依存，世界无非是由天地阴阳所组成的。“三”代表多数，代表对立面中间的调和与裁决，所以古人说“叁者参也”；又说天地人是宇宙的三宝，万物皆由天地人所产生、创造，《老子》说“三生万物”。“四”代表四季、四方，也是整个天地时空。“五”代表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也代表人们日常使用的万物“五才”。“六”指六合，上下前后左右是一个整体。“七”代表七耀，即五大行星加日月，人体的七窍也代表整体的五官。“八”代表八方，四正四隅是一个整体。“九”代表九州、九河、九派，指的都是整个中国。“十”是全面、整个、十足、百分之百，因此有十全十美之说。因此，除了三心二意、七上八下等两个数字连用比较表示不定之外，每一个数字都包含着整体观，就是三心二意、七上八下之中的单个数也有整体的含义。这些议论离题远了些，却并不是完全无关的。
医和而对疾病进行归纳，按六气太过划分为六类，也就是“淫生六疾”，这是现存最早按病因对疾病分类的方法，既突破了殷商甲骨文按发病部位命名疾病的原始医学记录，也与《周礼•医师》把治病的医生分成疾医、食医、疡医、兽医的医学分科方法不同。古人认为，自然界的“六气”是人体生理活动所依赖的基本物质，不能缺少，也不能太过，太过了就属于致病的邪气，就叫做“六淫”，淫就是过盛。“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阴气太盛产生的寒性疾病，与阳气太过产生的热性疾病的划分，说明在春秋时期的医和时代，已经有了热性疾病的概念，有利于热病学说的创立与成熟。只是与《素问•热论》关于热病的成因不同，没《素问》说：“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仓公在公元前176年回答汉文帝的诏问时，提供的原始病例记录《诊籍》中，就记载了一例完整的外感热病的病例：齐中御府长信患病，是由于在冬季落入水中，感寒而病“身热如炎”，病名确定为“热病气”。仓公根据古《脉法》“热病阴阳交者死”的理论进行判断，长信的热病不属于“阴阳交”，是可以治愈的热病。他通过使用汤液火剂，服药后使病人出汗的“发汗”方法，驱逐了病人身体里的热气，使病人体温恢复正常，三剂而愈。这说明在汉代初年，中医的外感热病学说，不仅理论上已经比较成熟，而且具有了比较成熟的治疗方法，已经远离了巫祝祛邪的原始方法。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6-7-27 15:40:43

对史前时代热病知识的猜想
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0-前377）在《古代医学论》中说：“我相信人体内没有什么性质比冷和热难以把握了。”他介绍的42例患者之中，很少提到治疗，只有三例说到了灌肠和坐药，还处在经验积累时期。
那么，中医学在那个时代，对于外感热病是怎样认识的呢？
外感热病包括了以发热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大类疾病，它们伴随着人类进化的历史已经走过几百万年的时空，而人类对于外感热病的认识也经历了非常久远的过程。追溯古人对于外感热病的认识，从蒙昧的上古到产生语言、形成词汇，再到逐渐认识健康与疾病的不同状态，已经不知走过了多少万年。由于没有文字记录，被人们称为史前时期，只是传说和所积累经验的口碑流传，后来聪明的古人为了传承文明，发明了“结绳记事”，绳索上大大小小的疙瘩记载下一个个历史事件，大的事件疙瘩也要大得多，小的疙瘩就代表了相对次要的事件。
瘟疫的流行不但会造成部族里大多数成员的患病，甚至会因为一场瘟疫而夺去许多人的生命，其残酷的程度远远超过雷电洪水对人类的伤害，甚至可以超过战争的摧残。因为每一场瘟疫的到来与离去几乎是无迹可寻，是难于认识的，人们最早把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归于鬼神的降灾。人们通过祈祷、祭祀活动希望早日结束瘟疫的流行，也是很自然的。
随着社会的缓慢进步，人们对于新出现的病症就产生了推测，它是否属于瘟疫，是否将要流行，以及王侯是否会患瘟疫，患瘟疫的王公贵族或者重要亲人是否会平安康复等都存有疑问，迫切地希望找到答案。这些疑问，问天天不言，问地地不说，通过巫术占卜预测吉凶就被古人广泛采用了。与其说这是一种迷信活动，还不如说是在迷信外衣掩盖下的求索思考，其中关于疾病的记载，对于疾病分类的认识，就成了最早的医学经验积累的见证。
甲骨文对于疫和热病的认识
最早可信的对外感疾病的认识，只能远溯到文字记载的初期，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大量出土，使我们能够看到3、4千年之前古人的认识。殷商甲骨文之中对于疾病的记载，多是很笼统的描述，比如“疾身”、“疾首”、“疾腹”、“疾目”、“疾齿”等等，很少提到内在脏腑的疾病。即使这很笼统的描述，也不是零散、偶见的记载，已经成为了体系，甚至可以说已经构成了“殷商医学体系”。甲骨文对于传染病的记载多写作“役”，或者叫做“疾役”，已经发现的就有十几处以上。其中不仅有“疾疫”的描述，而且有“御疫”的记载，用祭祀的方法消灾除疫是一项重要的活动。
由于许多人同时发病，像一场上天降下的灾难，所以古人早就对于瘟疫有了认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疫，民皆疾也”。罗振玉《殷墟书契后编》下册，第三十七片之五还有这样的卜辞：“杞侯热，弗其祸凡（风）有疾？”说明古人不仅认识到了热病，而且已经把热病的原因推演到是由于“祸风”所引发。“祸风”一词在甲骨文之中反复出现，已经是很普遍的认识。“祸风”就是后世的“伤风”，属于外感风邪引起的疾病，所以“祸风”与“有疾”经常出现在同一条卜辞之中。由此可见，《素问》《灵枢》认为“风为百病之长”，其学术渊源是与古人的认识有着继承关系的。
张仲景说：“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张仲景的这种认识，也源于古人的有关学说。他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外感病的发病学说。他说：“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客气邪风，中人多死，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张仲景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把外因与内因结合起来考虑，尤其突出了内因在发病过程中的作用，即使是外邪入里，也是“为内所因”。“不遗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此与《素问》“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完全一致。
温少峰、袁庭栋所著《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认为：“‘祸风有疾’即重感冒之事，据《殷墟卜辞综类》所搜集的卜辞材料，记‘祸风有疾’而系时者，仅此四例。四例系时均在一月、十二月。盖冬季天寒，风雪侵人，最易伤风感冒也。”因此说，在殷商时代，古人已经把外感风寒作为疾病的诱因，并且已经把“杞侯热”与“祸风有疾”联系在了一起。《素问•热论》所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的认识，也与殷商时期古人的认识有关。中医外感热病学说的起源的历史是十分久远的。
春秋时代的外感热病学说
《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公元前541年秦国的医和在论述疾病的时候，就提到“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徴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五声、五色、五味的提法也见于老子的《道德经》，虽然不是五行学说指导下对万物的划分，也许这种以“五”为单位的归类方法，会对五行学说的起源与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几乎所有的数字都包含着“整体观念”，比如“一”代表着整体，也可以是太极、道、混沌的化身，代表整个自然界。“二”代表天与地、阴和阳，代表着对立面的统一与依存，世界无非是由天地阴阳所组成的。“三”代表多数，代表对立面中间的调和与裁决，所以古人说“叁者参也”；又说天地人是宇宙的三宝，万物皆由天地人所产生、创造，《老子》说“三生万物”。“四”代表四季、四方，也是整个天地时空。“五”代表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也代表人们日常使用的万物“五才”。“六”指六合，上下前后左右是一个整体。“七”代表七耀，即五大行星加日月，人体的七窍也代表整体的五官。“八”代表八方，四正四隅是一个整体。“九”代表九州、九河、九派，指的都是整个中国。“十”是全面、整个、十足、百分之百，因此有十全十美之说。因此，除了三心二意、七上八下等两个数字连用比较表示不定之外，每一个数字都包含着整体观，就是三心二意、七上八下之中的单个数也有整体的含义。这些议论离题远了些，却并不是完全无关的。
医和而对疾病进行归纳，按六气太过划分为六类，也就是“淫生六疾”，这是现存最早按病因对疾病分类的方法，既突破了殷商甲骨文按发病部位命名疾病的原始医学记录，也与《周礼•医师》把治病的医生分成疾医、食医、疡医、兽医的医学分科方法不同。古人认为，自然界的“六气”是人体生理活动所依赖的基本物质，不能缺少，也不能太过，太过了就属于致病的邪气，就叫做“六淫”，淫就是过盛。“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阴气太盛产生的寒性疾病，与阳气太过产生的热性疾病的划分，说明在春秋时期的医和时代，已经有了热性疾病的概念，有利于热病学说的创立与成熟。只是与《素问•热论》关于热病的成因不同，没《素问》说：“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仓公在公元前176年回答汉文帝的诏问时，提供的原始病例记录《诊籍》中，就记载了一例完整的外感热病的病例：齐中御府长信患病，是由于在冬季落入水中，感寒而病“身热如炎”，病名确定为“热病气”。仓公根据古《脉法》“热病阴阳交者死”的理论进行判断，长信的热病不属于“阴阳交”，是可以治愈的热病。他通过使用汤液火剂，服药后使病人出汗的“发汗”方法，驱逐了病人身体里的热气，使病人体温恢复正常，三剂而愈。这说明在汉代初年，中医的外感热病学说，不仅理论上已经比较成熟，而且具有了比较成熟的治疗方法，已经远离了巫祝祛邪的原始方法。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6-7-27 15:41:33

出土脉经对于热病的论述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下葬于公元前168年的早期医学著作《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通过比较研究，学术界一致认为这是比《素问》《灵枢》成书更早的古医籍，其理论更古朴、原始。书中记载了不少外感热病的证候，分散记载于手足三阴三阳的经脉之中，没有单独形成外感热病辨证的理论体系，其治疗措施，多为“灸某某脉”。
《足臂十一脉灸经》足太阳脉的病证脊痛、项痛、颜寒、鼻衄；足少阳脉的胁痛、耳聋；足阳明脉的鼻衄、数热汗出、大腿肌肉消瘦；足少阴病的足热、烦心、数渴、牧牧嗜卧；足太阴脉的腹痛、腹胀、不嗜食、善噫；足厥阴脉的嗜饮、跗肿等都与外感热病的证候有关，也与后世的六经辨证内容有关。手三阴三阳经的证候很少，这一特点影响到后世的六经辨证，人们只是用“足经长手经短，足经可以概括手经”来解释，而不了解这种学术特征继承自前面的时代。
在足厥阴脉之后，还有一段论述死症的文字，与外感热病也应当有关。其中提到：“皆有此五病者，又烦心，死。三阴之病乱，不过十日死。循脉如三人参舂，不过三日死。脉绝如食顷，不过三日死。烦心，又腹胀，死。不得卧，又烦心，死。溏泻恒出，死。三阴病杂以阳病，可治。阳病背如流汤，死。阳病折骨绝筋而无阴病，不死。”这些死症证候，不出现在外感热病过程之中的时候，有死亡的危险；如果继发于外感热病过程之中，就会更加危险。“阳病”应当是热病，背部因为发热而大汗出，而且像流汤一样，必然会大汗亡阳，或者亡阴，所以是死证。汤者，热水也。热病忌大汗，这一观点在张仲景的《伤寒论》里仍然有记载，即使是表证阶段，发汗退热，汗出也要“不可如水流漓”，否则“病必不除”。
《阴阳十一脉灸经》所记载的证候更为丰富，足巨（太）阳脉补充了疟、痔；足少阳补充了振寒、汗出、疟；足阳明补充了洒洒恶寒、恶人与火、易惊悸、发狂、厥逆、鼻衄等与外感热病有关的证候，而且肩脉之中补充了咽痛、候痹；耳脉之中补充了耳痛目痛、嗌肿耳聋；齿脉之中补充了齿痛、目黄、口干等与外感热病有关的证候。还说“大（太）阴脉，是胃脉也”，它不正常就会产生向上走心的病，使人腹胀、善噫，食欲呕，得到大便与排气就可舒缓。与《足臂十一脉灸经》不同，《阴阳十一脉灸经》不是在足厥阴脉下列死证，而是在足太阴脉下列了几个死证：“心烦，死。心痛与腹胀，死。不能食，不能卧，强吹（欠），三者同则死。溏泻，死。水与闭同则死”。在足厥阴脉下补出了咽干、热中；足少阴脉下补出喝喝而喘、目盲无所见、心悸、咳则有血、咽干咽痛、瘅、咳嗽上气等与外感热病有关的证候。臂巨阴脉的胸痛、脘痛、心痛；臂少阴脉的心痛、咽渴欲饮等证候，也比《足臂十一脉灸经》的证候丰富得多。
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脉书》，下葬年代和书籍内容与马王堆汉墓医书十分接近，而且保存更为完好，外感热病的内容也更丰富，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张家山《脉书》的内容可分为三大部分，前面的内容相当于殷商甲骨文对于疾病的认识，对疾病在身体的不同部位的证候和相应的疾病名称进行了介绍，似一篇“疾病总论”；中间的内容相当于马王堆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后面的内容相当于马王堆帛书《脉法》和《阴阳脉死候》。在《脉书》的“疾病总论”部分，描述了外感热病的证候，称其为“火疢”，而不叫热病。《脉书》说：疾病“在身，炙痛以行身，为火疢。火疢，赤气也。”赤气就是火热之气。许慎《说文解字》云：“疢，热疾”。《脉书》还说：“头身痛，汗不出而渴，为温。身寒热，渴，四节痛，为疟。”因此可以看出，名为“火疢”的热病，其突出的证候是全身的发热而且疼痛。温病则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不出汗而且口渴。张仲景《伤寒论》对于温病和伤寒的认识，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疟病，是外感热病的一个特殊类型。《脉书》少阳脉的“其所产病”有“为十二病，及温”。
出土的古灸经，其对于外感热病虽然没有专篇论，也未见到“六经辨证”的记载，但是，其把热病与杂病的证候，都在经脉病证之中论述，已经为《素问•热论》用六经辨证外感热病，奠立了基础。
古灸经对于外感病证候的治疗措施，都是“灸某某脉”。笔者认为，“灸某某脉”的前身，应当来源于古人的烤火发汗治热病。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6-7-27 15:42:02

皮肤进化与烤火发汗方法
“烤火发汗”治疗热病的起源，应当十分久远，甚至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追溯到古人开始用火的时候；或者可以追溯到古猿变成人的“由毛虫变裸虫”的进化过程。因为人类与其他的动物有别，身体毛发很少，被称为“裸虫”，这是漫长进化的结果。
在猿人时期，其皮肤的角化层较厚，全身密布着保暖的密毛，而汗腺远不如现代人发达。严健民《中国医学起源新论》认为，随着猿人的直立行走，用手劳动的日渐增多，要求身体的肌肉、血液循环和皮肤汗腺等器官，产生相应的变化。笔者认为，烈日炎炎的时候，古人也必须为食物而奔忙，他们扑杀的动物几乎都比人类善于奔跑，为了获取食物，古人经常奔跑。出汗散热成为必须的、保持健康的保证；而寒冷的时候，人类又不能冬眠，也必须为生存而奔波。聪明的古人学会了穴居、烤火、穿兽皮树叶，靠密毛厚皮保暖似乎已经不太必要。“用进废退”的结果，使人的皮肤变薄，浓密的粗毛大部分退化，而与体温调节有关的汗腺、皮脂腺却发达起来了。吴汝康《人类发展史》说：“一个人有二百到五百余万条汗腺，这是任何猿、猴所不及的”。
皮肤与汗腺的进化，是人类由相对变温的古猿，变成相对恒温的新人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医汗法起源、用发汗方法治疗外感热病的基础。也就是说，没有古人皮肤与汗腺的进化，发汗治病是不可能的。
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是古人经常会患的疾病。这些疾病开始的时候，都可以有程度不同的怕冷恶寒、身体发热的现象。恶寒轻微的时候，也许不会有什么特殊的表现，但是当严重恶寒怕冷，或者出现寒战的时候，病人必然会蜷缩成一团，有衣物就要加厚衣物，有火源必然会靠近火源，以减轻恶寒的痛苦。在烤火减轻恶寒痛苦的时候，有的人就会皮肤出汗，而汗出之后发热就会消退，身体自然轻松舒适。即所谓“体若燔炭，汗出而散。”这种现象积累多了之后，就形成了经验，进一步可以口耳相传，长期流传下来。
因此我们认为，用烤火来发汗的方法，可以出现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而服汤药的发汗方法，只能出现在陶器和青铜器出现之后，甚至必须在人们普遍用器皿烹煮食物、将熬汤作为日常饮食之后，才会发明汤液治病、药物发汗。我们不可想象在还没有陶器的时代，人们已经发明了汤液治病。人们把用汤液治病的发明权，判给了“以饮食要汤”的伊尹，称商朝的宰相伊尹著成了《汤液经法》，发明了汤药，这是很合乎历史情节的推理。
在华佗的有关论述和张仲景的《伤寒论》里，火灸发汗的做法还可以见到，由于烤火或者火灸发汗不易掌握，容易造成过度发汗，形成继发的“变证”、“坏病”，也由于有了服用汤药发汗的成熟方法，所以，张仲景把这种治疗方法称为“火逆”、“火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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