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唯一保存至今的状元答卷，大学生看了都羞愧的低下头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8-4-10 08:49:29

中国历史上唯一保存至今的状元答卷，大学生看了都羞愧的低下头2018-03-28 历史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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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状元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不仅是古时候有状元，现如今也是有状元之说的，大家经常会在高考完看到说某某省的状元考了多少分之类的。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的状元和现在的含金量可不同，现在的状元多如牛毛，每个地区都有一个，但是在古代，状元纵观全国只有一个。关于古人的一切人们都很感兴趣，可惜只能通过文物或者史书来了解，只有清朝时期的人们留下了不少的资料，比如溥仪的声音和形象都已经通过技术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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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的试卷

在古时候，普通人想要翻身，想要走入上层社会，除了在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学习。学习的目的就是参加科举制。实际上在现如今，想要改变命运，如果家庭很普通，最好的途径也是学习。言归正传，历史上有人一旦考中状元，他的试卷不出意外绝对会公布。

字迹

每次公布之后全天下的读书人，都会前来观看，不仅是看，他们还会抢着抄录一份，除了看内容，最主要的一点是他们要模仿字迹。历史上曾有这个说法，皇帝选状元的时候，是非常重视试卷中的字迹的，他们模仿字迹是为了下次，能写出皇帝喜好的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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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相信这些都不是印刷的

目前中国有一份状元的答卷已经被曝光，纵观历史，只有这一份保存至今，想必有不少人都知道，这份答卷便是万历时期状元赵秉忠的。这份答卷是由其后人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其第十三代孙觉得自己无法妥善保管，因此选择捐给了青州博物馆，状元答卷得以曝光，同时也成了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赵秉忠答卷

赵秉忠在历史上颇有一番名气，根据记载此人从小便是出了名的神童，长大之后更是考中了状元，仕途也非常顺利，最高做到了礼部尚书。有趣的是，历史学家们一开始怀疑这份答卷是假的，自古以来状元答卷都是皇家收藏，原件不会流出。经过鉴定这份答卷确实真的，这就令人不解了，尤其是这份字迹，现在能写到这种程度的人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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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书生

如今有人总是宣扬读书无用论，实际上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读书是改变命运最轻松的捷径，历史上古人早就看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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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忠答卷可以发清晰版的吗: j. i4 Q. D0 e; p, C7 C q)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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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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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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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18-4-10 09:44:55

狗屁不通的“医古文”

原创 2018-04-09 张效霞药匣子周刊

狗屁不通的“医古文”
  提纲：
【课程名称不伦不类】
【课程内容反复变动】
【教学效果难如人意】
【成为学科天大笑话】
【中医课程亟须改革】
狗屁不通，通常是指文理不通的话语或文章。它是一句俗语，原为“狗皮不通”，因而是中性词，而不是贬义词。我是出于一个士人的良知，为了中医药事业更好地传承与发展，才写《狗屁不通的“医古文”》这篇文章的，不是对所谓“医古文界”的亵渎，更不是说中医学院不应开设古代汉语，所以如果所谓“医古文界”的大咖们看到这篇文章，请不要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以免伤了您的贵体！

课程名称不伦不类

1936年，成都儒医张骥（名先识，字城甫）与友人孙子方创办“汲古医塾”，以“存实求用”为办学宗旨，公开招生授课。所授课程中有《医古文选评》，这可能是“医古文”这一名称的最早出处[1]。但作为一门课程普遍开设，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任应秋先生在《〈医古文教研文荟〉序》中说：“医古文是中医教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建国以前无有也。”[2]
1956年，党和政府在东西南北四个区域分别成立了上海、成都、广州、北京四所中医学院。基于中医学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各种典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而对古代医家的理论知识和经验进行挖掘、整理，没有一定的古籍阅读能力是不行的，因此普遍开设古代汉语课程。因刚刚创办，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只能各中医院校自己编写。上海中医学院“自编教本《语文文选》”[3]。北京中医学院则将自编讲义命名为《医古文选》。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关于编写中医学院中医课程教学大纲和教材的意见》要求统一编写《医古文讲义》。1960年，卫生部在广州召开中医教材审查会议，上海中医学院袁昂和唐耀同志参加了会议，会上通过了上海中医学院主编的《医古文讲义》，并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作为“中医学院试用教材”（即“一版教材”）。

1962年9月下旬，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中医学院教学工作座谈会。在下发的《卫生部关于中医学院教学工作的几个问题和执行1962年修订的六年制中医专业教学计划的通知》中指出：“努力提高学生的古文水平，提高他们阅读古代医书的能力。这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加强古文课，适当增加古文课的时数，改进古文课的教学方法，注意开设古文课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掌握阅读古代医书的工具，而不是要求学生学很多诗、词、歌、赋。另一方面，在中医课程中，要有重点地选读一部分古代医书，通过教师讲解，既学医理，又学文理，既丰富中医课程的教学内容，又培养学生阅读古代医书的能力和习惯。”[4]并要求编写《古文讲义》（教材名称由《医古文讲义》改为《古文讲义》的原因，详见后面的叙述）。1963年10月至11月，卫生部在安徽合肥召开全国中医学院中医教材第二次修订会议，审订了上海中医学院主编的《古文讲义》，1964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作为“中医学院试用教材重订本”（即“二版教材”）。

1973年，上海中医学院编写《古文》，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作为“上海市大学教材”内部发行；北京中医学院则编写《语文及医古文讲义》，作为“工农兵大学生”教材使用。

根据1973年6月全国中医学院教育革命经验交流学习班协商确定，编写新一版教材。1974年12月，上海中医学院主编、其他十二所中医学院协编的《古文》编写完成，197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中医学院试用教材”（即“三版教材”）。

1978年，卫生部组织有关医药院校编写供全国高等医药院校中医专业使用的教材，上海中医学院与浙江中医学院共同主编《医古文》，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作为“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即“四版教材”）。1979年，福建中医学院编著了《医用古汉语》。1980年，北京中医学院编著了《医古文基础》，上海中医学院编著了《古代医学文选》。

可见，1980年以前，所谓《医古文》的名称就有过多次改变，如《语文文选》、《医古文选》、《医古文讲义》、《古文讲义》、《古文》、《语文及医古文讲义》、《医古文》、《医用古汉语》、《医古文基础》、《古代医学文选》等。各中医学院教研室的名称也不统一，或称“语文教研室”，或称“古文教研室”，或称“古汉语教研室”，或称“医古文教研室”。
1980年7月，卫生部委托北京中医学院召开了“医古文”教学座谈会。十五所中医院校的“医古文”教师代表参加了会议。对“医古文”课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尽快提高“医古文”教学质量等问题，作了充分的讨论。一致指出为了继承、整理、提高学员古医籍阅读能力。“医古文”课是中医院校基础课的基础，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对这门课，领导要重视，教师要教好，学员要学好。并决定于1981年暑假筹建“医古文研究会”[5]。
1981年5月18日至5月25日，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医古文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次学术讨论会在安徽省黄山召开[6]。任应秋先生在成立大会上说：“医古文是中医学的基础，医古文课是中医学院基础课中的必修课。我在一九六二年七月与秦伯未、李重人、于道济、陈慎吾共同写给卫生部的‘对修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即文化大革命中轰动一时的‘五老上书’)中的第五项，强调中医学院的学生必须突破文字关，建议加强医古文课程，讲授一百篇左右的古文，六十篇左右的医古文。既有一般的古文，又有属于医药专业的古文，而且是针对着学习中医学的学生讲授的，故我建议仍沿用医古文名称，因在中医教育系统有其特殊意义。”[7]
与会代表对“医古文”学科的名称和学术地位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任应秋先生在“医古文研究会”成立暨首次学术谈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说：“大家曾对‘医古文’、‘古文’、‘古汉语’等名称有争论，这次会上没花多大力气就统一了，这是大家认识不断提高的表现。我同意今后我们统一地叫‘医古文’，这个名称体现了它的特殊性。”[8]
看来，直到1981年，对这门课程的名称，是叫“医古文”，还是“古文”，抑或是“古汉语”，是有争论的。在“医古文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为什么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统一称为“医古文”呢？揣测其原因，任应秋先生当时是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现中华中医药学会的最初名称）的副会长，又是“五老上书”的唯一健在者，位高则言重，既然任应秋先生主张叫做“医古文”，那么反对者的意见自然也就“销声匿迹”了。于是，“医古文”这个名称遂被“约定俗成”了下来。
1983年，任应秋先生在《〈医古文教研文荟序〉》中再次强调说：“我于一九六二年写给卫生部对修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中，便强调中医学院的学生必须要突破文字关，建议加强医古文课程的讲授，既要讲一般的古文，尤要从医籍中选出较好的文章来讲。医古文这门学科的名称不仅不宜改变，而且它在中医学教育中还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9]
“约定俗成”有两层意思：在创制语词之时，名与实之间没有绝对的联系，带有任意性；一旦制定语词用以标指特定事物，成了习惯之后，对于使用的人就有强制性了。
尽管“约定俗成”已久，但关于“医古文”名称的争论仍未歇息。1987年，安徽中医学院奉滨老师在《中医本科教育要突出中医特色和时代气息》一文中说：“目前，中医本科专业的《医古文》课程，包括历代医学文献、古代文学和哲学名著，古代汉语知识以及古代文化常识等内容，它应否定名为《医古文》，至今看法并未完全一致。”[10]
1988年，安徽中医学院章树林老师说：“我觉得，把旨在培养学生阅读古医籍能力的课程叫做‘医古文’是不妥当的，而应该称之为‘古代汉语’，教材的封面上可以加个副标题——‘中医专业用’，来和文科大学的《古代汉语》相区别。说‘医古文’这个名称欠妥当，主要理由有两条：第一，‘古文’不能准确地反映这门课的教学内容。‘古文’，通常可以理解为古典文学或古代的文章，不能包括文字、词汇、语法等内容，这些内容属于古代汉语的范畴；第二，中医的文献资料，就其语言的运用来说，并未形成独立的体系，和一般的‘古代汉语’并无质的区别，只是多一些专业词汇而已。如果仅仅根据其有较多的中医专业词汇就叫‘医古文’,显然没有必要。”[11]
1989年，当时任教于南京中医学院的张其成老师在《试论医古文的危机及对策》一文中说：“‘医古文’名称不伦不类。顾名思义，‘医古文’是指医学古籍文献、或医学古代文章，很难使人联想到‘研究中医古代文献语言规律的特点的学科’这样的意思，因而作为这门学科的名称是不适宜的。”[12]
2002年，安徽中医学院李滨老师说：“尽管中医药学典籍和文献资料的语言文化现象富有古代医药科技语言文化的传统特色，但它仍然隶属于古代汉语的固有范畴。就完善高等中医教育的学科和教材体系而言，基于医古文课程的全部教学内容，可否将《医古文》改称《古代汉语》，供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本科专业使用，希望能作为一项议题，进行研讨。”[13]
所谓《医古文》教材的第一版至第五版，都没有对“医古文”这门课程的内涵、外延等做出说明。1995年段逸山先生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医古文》最先对“什么是医古文”做出界定：“医古文是研究古代医著语言现象的一门科，是学习中医药类专业的基础课程。”甚至有人说：“医古文学科研究的核心内容是中医古籍中的语言文字现象和语言文字规律，语言文字研究是医古文专业研究不变的中心。”[14]
语言现象是存在于语言和语言运动中的能够被人的感官感受到的语言表现形态。研究语言现象、揭示语言规律的学科，就是语言学、写作语言学[15]。古代医著是用古代汉语写成的，究竟存在不存在迥异于普通古代汉语的“特殊语言现象”呢？
福建中医学院陈贻庭老师在《谈医古文学科的属性问题》一文中说：“比如曾经有过研究医古文‘特殊语法’的说法。这大概就与把‘医古文’当作一种独立的东西，一门独立的学科不无关系。如果我们意识到语法具有全民性、社会性，‘医古文’也是用古汉语写的，与其他古文语法不可能有两样，就不会有这种说法了。事实上，这么些年来，我们也还没有发现古医书中有什么特殊的语法现象。”[16]
1999年9月，段逸山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医药学高级丛书《医古文》的“撰写说明”中再次解释说：“顾名思义，医古文是含有医学（包括药学）内容的文言文。为了看懂这方面的文言文，还要学习一些与之密切相关的古代语言知识。因而医药学古文与相关的古代语言知识便是医古文的主要内容。这样说，有人便可能提出，既然含有医学内容的古文称为医古文，那么含有农学、法学等内容的古文就相应地可以叫做农古文、法古文了。这种类推之法似是而实非。因为古代的农学著作、法学著作等不能与医药学著作等量齐观。这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数量之多是中医药古籍的一大特色。《中国医籍通考》所收中医古籍就达九千余种……而古代农学或法学著作的数量便远逊于此。文辞之美是中医药古籍的另一重要特色。中医药著作与农学、法学等著作虽然同属于科技文体，而科技文体又以平白为要，但是由于下述两方面原因，致使中医药著作又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的科技文体，在平白之中寓含着熠熠生辉的光彩……基于上述两个原因，医古文的命名可谓是恰如其分。”
段老是令人敬仰的学者与前辈，但以中医药古籍文献“数量之多”、“文辞之美”作为“医古文”得以命名的缘由，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古代农学、天文学等学科的著作确实数量不多，但以明代《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为底本的《中华道藏》共收明代以前经书1526多种，5400余卷，约6000万字。近年来，正筹备将明《道藏》未收的道书，编纂出版《中华续道藏》，预估这些典籍数量至少应为明《道藏》的3～5倍，大约2～3亿字左右。如果将杨上善、孙思邈、王怀隐、刘完素等众多“道医”的医学著作也算作道家文献的话，则古代的道家文献至少有几千种之多，有的“文辞之美”可以达到作为经书来诵读的程度，按照“数量之多”、“文辞之美”是“医古文”之名得以成立的“逻辑”，那么现在的道教学院也应开设一门“道古文”。可事实上，从来没有听说过“道古文”的名称。正如福建中医学院陈贻庭老师所说：“古代医学文章的‘文’只是一种语言表达形式，一种载体，而不是一门学科，古文既可以用来表述医学的内容，也可以用来表述其他学科的内容。一篇医文，哪怕写得再有文采，也是属于医学范畴的东西。”[16]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无成。”也就是说，一切事物都要有一个好的名字，因为名字合理与否决定事物的成败。从逻辑学来说，任何一个概念都有其确定的内涵和外延，任何一个概念都只由于其自身同一而与其他概念相区别。“医古文”这一名称根本就不符合逻辑，作为大概念的“古文”是不能统属于“医”这一小概念的。
一门课程区别于其他课程的自身特性，才是该门课程的本质属性。作为一门课程，应当具有自身的基本概念、原理、方法，而用古文写成的医学文章的文字、语音、词汇、语法、修辞手段与其他古文基本相同，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将“医古文”作为一门课程名称的。
总之，所谓的“医古文”，就是“医用古文”的省称。倘以类比法说明，大抵相当于某些综合大学或文科大学的“古代汉语”课程[17]。说“医古文”这一课程名称“狗屁不通”，有点不太厚道；说“医古文”这一课程名称“不伦不类”，可谓恰如其分。

课程内容反复变动

1956年上海中医学院自编教材《语文文选》，“其中名医传和医论有七篇”[2]。云南中医学院在“开设医古文课程之初，尚无全国统一教材。由院党委派许子建任教研组长，苟香涛任副组长（随后许子建调任其他中医教职，由苟香涛接任医古文教研组长），又与教研组杨惠庵老先生三人共同合力，自选、自编、自讲，共选编了医古文二十篇。其选取文体，包括医论、医传以及有关医学的诗、歌、序言等五大类”[18]。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关于编写中医学院中医课程教学大纲和教材的意见》指出：“《医古文讲义》：（一）目的要求：本课程是中医教学中的一门普通课，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文言文的结构、语法、词汇等知识，培养其阅读古典医书的能力。（二）编写内容：搜辑文章，必须在有关中医学范围内选择，内容应以文为主，并照顾到文言语法和中医术语的适当比重。每篇文章应从文言语法、文章结构、中医术语各方面作必要的注解，文章的安排要由浅入深，亦可选用几篇文章适当地安排作业。”[19]
“一版教材”《医古文讲义》的“前言”指出：“医古文是中医学院一门新的课程。它的性质既有异于古典文学，也不同于古汉语概论，它是一门‘以文为主、兼顾医学’的基础课。”共收课文三十篇，按照时代先后编排。虽然规定课程内容“以文为主、兼顾医学”，但从所选文章题目来看，基本都是与医学有关的文章。

1962年，北京中医学院的第一批毕业生即将走上工作岗位，针对这些学生中医理论和临床能力欠缺的状况，7月16日，秦伯未、于道济、陈慎吾、任应秋、李重人五位老中医上书卫生部党组，提出修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建议。其中有一条就是强调中医学院要加强医古文课程，“‘医古文选’这门课，是为提高阅读中医古书的能力而设立的，其用意甚善（笔者注：前文说北京中医学院刚成立时开设的课程名称为《医古文选》，就是据此而来的）。惟时数太少，所选内容有局限性，而又没有要求精读背诵，因之达不到要求。我们意见，医古文选的内容须大大扩充，可选百篇左右的古文和六十篇左右的医古文，其中还要包括一部分音韵训诂常识，熟习和掌握一些词汇、音义等，同时要求学生课余写些毛笔字，以便养成书写端正的习惯。”[20]
“五老上书”，建议既讲“古文”，又讲“医古文”，因此1962年《卫生部关于中医学院教学工作的几个问题和执行1962年修订的六年制中医专业教学计划的通知》就将教材名称改为《古文讲义》，并指出：“古文是学习祖国医学文献的重要工具。古文教学应该大力加强。古文课应以文为主，由浅入深，讲解古文的结构、文法和词义等，适当选择有关古代医学文选，结合讲解。同时还应结合各门课程，加强中医古代医籍的讲授和解释，既讲医理，又讲文理，以及采取其他方面的措施来提高学生的古文水平和阅读古代医籍的能力。”
“二版教材”《古文讲义》的“前言”指出：“中医学院的古文课是一门具有工具性质的基础课。”共选注历代古文作品九十篇，为“一版教材”的三倍。将全部课文分为上中下三编：先秦两汉文列入上编，选文以《左传》《战国策》《论语》《孟子》及《史记》为主；中编包括自魏晋以下的历代名家作品，以唐宋文为重点；下编是医学古文，选文以一般理论文为主，并以清代名医作品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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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版教材”《古文》，分“课文、基础知识和附录三个部分。课文选收在历史上和祖国医学发展过程中，曾经起过一定进步作用，对今天有所借鉴的作品，共四十篇。其中又分普通古文、医学古文。普通古文以法家著作为主，同时选取歌颂奴隶造反、农民起义、抵御外来侵略等作品，共十五篇。医学古文，内容包括医药学家传记、医书序文、医学论文以及医案、医话等，共二十五篇。基础知识部分，分工具书、汉字、词义和语法……附录中的词类表、词组分类表、句子结构成分表，试图较简明地说明必要的语法知识，作为语法部分的补充；古汉语常用词选释，意在帮助学员掌握一定数量的常用词，增强阅读古籍的能力。”

“四版教材”《医古文》，“内容包括文选、古汉语基础和附录三个部分。文选部分，主要选收在祖国医学发展史上有过较大影响的医药学家作品，共四十篇。体裁有医药学家传记、医著序文、医学论文以及医案、医话等……古汉语基础知识部分，择要阐述关于汉字、词义、语法、古书句读、古书注释和工具书使用等方面的基础理论和一般常识，帮助学生增进阅读古医籍的能力。附录部分，选释古汉语常用词近400个，供学生查阅参考，帮助他们解决阅读中碰到的一些单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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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5月18日，任应秋先生在“医古文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说：“教材内容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一般古文，重点选秦汉以前史论诸子的文章，便于给学习中医古典著作打基础。唐宋以后的文章可以略少一些。其次是医学论文，究竟应选多少，可随师资不同的医学知识水平而定，应该多选医学理论性较强的文章，过于接近临床的可以不选，以免增加教学的困难。两种文章的比例，以一般古文多于医学论文为宜。一九六二年‘五老上书’提出的比例是，一般古文一百篇，医学论文六十篇，可供参考。两种文章都可以适当加些注释，惟留给学生练习用的，便不注释，甚至不断句，不标点。又其次是语文基础知识，包括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语法等。不要求过于高深，具备基本知识，能够运用有关这方面的工具书就行了，语法更不宜多。”[21]
1981年5月24日，任应秋先生在“医古文研究会”成立暨首次学术谈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又说：“课程内容，基本上包括一般古文、医古文、古汉语基础三部分，三者比例，是否可以考虑一般古文要多些，医古文略少一些，因为中医院校的《伤寒论》《金匮》《内经》等都具备医古文的性质……鉴于医古文教师不接触临床，所选医学方面文章，不要选与临床太接近的，以免教学困难，医古文是基础课，基础理论多选些。‘五老上书’提出一般古文选一百篇，医古文六十篇，二百多小时。其次是语文基础知识，包括文字、语音、校勘、语法、训诂等知识，尤以文字、语音、训诂较重要，语法尽量少讲些。我就不懂语法，从前老师不教语法，只让我们熟读文章，从专业看，还是文字、语音、训诂重要。”[22]
为了提高教材质量，促进高等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发展，卫生部于1982年10月在南京召开了全国高等中医院校中医药教材编审会议。首次成立了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编审委员会，组成32门学科教材编审小组。1984年6月，以上海中医学院段逸山为主编、浙江中医学院赵辉贤为副主编的《医古文》，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作为“高等医药院校教材”（即“五版教材”）。
“五版教材”《医古文》的“编写说明”指出：“分上下两编。上编为文选，收录医学古文六十篇，普通古文三十篇，计九十篇……下编为古汉语基础知识，内容包括工具书、汉字、词汇、语法、句读、训诂、语译、修辞、古代文化常识等九章，既有基础理论，又有一般常识，以帮助学生提高阅读古医书的能力。书后附有简繁字对照表、异体字整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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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所谓“医古文”教材的内容，自中医学院成立之初，就存在着分歧。这从上海中医学院自编教材称为《语文文选》、北京中医学院自编讲义名为《医学文选》，即可见一斑。“一版教材”虽然名义上是“以文为主、兼顾医学”，但所选文章，医学论文之外的所谓“普通古文”，也都是古代文人的一些涉医篇章。“二版教材”与“三版教材”既有普通古文，也有医学古文，并改名为《古文讲义》《古文》，可谓名副其实。“四版教材”全部是医学古文，“五版教材”则又改为既有普通古文，也有医学古文，并都称之为《医古文》，这引起了一些逻辑思维严密的学者的非议。
“目前一些《医古文》教材，医多文少，变象成为中基课，不讲古汉语语法，结果‘药不对证’，达不到教学目的，我认为应突出一个‘文’字，才能打下牢实的古文基础。”[23]
“顾名思义，所谓‘医古文’，当是专论医理的古文。可是现行的教材却选编大量与医毫无关系或与医关系甚微的篇文，引用大量纯文学性的例句，患了‘实证’；与此相反，真正阐述医理的古文、例句则又选编很少，患了‘虚证’；此外，还有误训医经之例，患了‘正虚邪实证’。因此，必须‘补虚泻实’、‘扶正祛邪’。不然，‘医古文’不但不能名副其实，而且不能切合实用。”[24]
福建中医学院95级外台生戴特晖在《我们希望的〈医古文〉》一文中说：“现行教材文选一共有九十篇，九章基础知识，整本教材总共有三百八十一页。但是我们一学年只教近四十篇文章，根本不去学与中医无关的文章，如《老子三章》《李将军列传》等。可是这些文选竟然占有三十多篇。到底这些文章在《医古文》中占有什么地位呢？教材书面明明用黑字标着《医古文》，而医古文当是医学的古文，那么医学的古文怎么会包括孔子、老子等这些古代思想学家的文章呢？”[25]
1995年6月，以上海中医学院段逸山教授为主编，北京中医学院钱超尘教授、山东中医学院邵冠勇教授为副主编的《医古文》，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作为“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即“六版教材”）。只选医药古文，不选普通古文。
可见，所谓《医古文》教材的内容，“从开始的‘以文为主、兼顾医学’的文选，到全部是医学古文；从开始全部是文选，到后来再增加了古汉语基础知识以及附录的繁简字表和异体字整理表；从开始学生只着重掌握字词句的用法、古汉语基础知识，到增加阅读实践训练，再到大幅增加文意理解训练和相应的基础知识”[26]。自“三版教材增加的基础知识，则与“古代汉语”大体一致，包括汉字、词汇、语法、句读、修辞等常识，只不过用例兼选中医古籍中的一些语言材料而已。
总之，所谓《医古文》教材的内容，一会是医学古文，一会是普通古文与医学古文，从这种反复无常的变动可以看出，即使教材的编写者自己心里也“发虚”——《医古文》这一名称实在是太“名不正，言不顺”了。

教学效果难以如意

中医学院开设古代汉语课程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具备顺利阅读中医药古籍的能力，为毕业后钻研古代医籍扫除文理上的各种障碍，以便提高医疗水平与学术素养。而教材是教师授课的根据，亦是学生学习的范本，因此教材内容必须与教学目的要求相适应，才能保证教学质量。但所谓的“医古文”教材选录了大量与医学有关的文章，甚至全部是医学古文，而任课教师，几乎都是文科出身；课程开设一般在大学一年级，由此导致了教师无法讲授、学生无法学习的尴尬局面。
对此，任应秋先生早就认识到了。他在《〈医古文教研文荟序〉》中说：“《素问》《灵枢》两书中的好文章，确非唐宋诸家所可比拟，而两书的医学内容，又是中医学基础理论之所从出。学习它的目的固然是在汲取其医学理论的知识，不过它毕竟是秦汉以前的文字，教师不仅要运用训诂、音韵、校雠、文法种种手段来讲解，而且还要透过医学知识进行分析，才可使学者能听懂、能吸收、能掌握，也就是由文学而入于医学。因此，对教医古文教师的要求，是比教一般文章的要高，即是既要精于文理，又要通于医学，必须二者俱备，才能胜任愉快。所以我说医古文是一门新兴学科，它的‘新’就表现在这里。对于这门新兴学科的教学，在建国初期是存在相当大的难度的。”[27]
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专业的刘振民先生，1959年“分配到北京中医学院担任医古文教学工作，不能说完全不对口，但教材内容全部是古医籍序跋和医学传记，对此不仅从未有过接触，而且对中医名词术语、中医理论茫然无知，在自身的知识领域中，属于‘盲点’与‘空白’。”[28]
成都中医学院郑孝昌先生在《医古文教学管窥》一文中说：“（“四版教材”）选的《金疮肠断候》《论风毒脚气》《按摩》《桂枝汤方论》《论吐下霍乱属于热》《内外伤辨惑》《跌扑闪挫源流》《手法总论》《接骨论治》等课文，是只能看成中医临床各科的技术资料而不能看成医古文的，把这样的技术资料选作范文来讲是考老师的。语文教师既讲不好医，也讲不好文，想两者都讲好，结果是两者都讲不好。”[29]
湖北中医学院李裕老师说：“医古文的任课教师，几乎都是文科出身，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对中医业务不可能有很深的修养，因此在讲授这类课文时，难免会产生某些因难，特别是有关中医药理论或具体临床实践方而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作品的年代并不十分久远，语言文字方面相对说来比较浅易，这样，教师在课堂上真正可讲的东西反而不多，其结果是，教师不能扬长避短，学生不能补其所缺，教与学都发挥不出应有的积极性，必然影响效果。”[30]
重庆中医学校罗荣汉老师说：“既然《医古文》是基础课，又以‘文’命名，自然应该以‘文’为主径，引导学生为学好中医经典打好基础。但目前的《医古文》教材，不少篇章‘医’多‘文’少，加之部分教师出身中医‘科班’，于是，在一些院校，《医古文》课成了变相的《中医基础》课或临床课。有的教师虽也讲点古汉语语法，但囿于教材、学时，往往也难以着眼基础，加强实际练习。因而，结果都是‘药不对症’，劳而功微，达不到开设此课的主要目的。鄙意以为，《大纲》既已明确此课‘以文为主’，教材的文选、附录和教师的教学就都应该突出一个‘文’字，而基础知识即应循此铺垫、加固。”[31]
福建中医学院陈贻庭老师说：“对‘文医兼顾’，应该有一个准确的理解。对医古文教师来讲，‘兼顾’指的是应该具备点中医学知识，因为缺乏这种知识的话，医书自然难读下去，更遑论研究它了。但‘兼顾’不应该理解成既教文也教医；既研究文，也研究医。”[16]
所谓的“医古文”课程一般在大学一年级新生中开设，多数学生对基础理论及临床课程尚不了解，如“六版教材”的文选有“《黄帝内经》两篇，《素问》注文四则，《素问》校诂四则等，文选内容不太切近教学实际。它对于刚入学不久，对医理没有什么太多接触的低年级的学生，无疑是难了；而对学过《内经》等经典著作的高年级的学生，似乎又有点无的放矢”[32]。“精读的课文有《黄帝内经》两篇、《素问》注文四则、病机论等。象这类文章医学理论较深，供三、四级学生来读是可以的，而对医药知识一无所知的新生来讲，显然是接受不了的。”[33]
山西省名老中医贾得道先生说：“近年来在中医院校中开设了一门所谓‘医古文’的课程，内容主要是选编一些医学著作的序文或者是医学方面的片段论文，主观上可能是使学生既学了古文，又学了中医，一石二鸟，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实际上，这样安排效果未必真好。因为第一，古文是一种古代通用的语言工具，并没有因学科不同而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因此没有什么天文古文、地理古文、历史古文、哲学古文等等，所以医古文的提法本事就是‘名不正，言不顺’。第二，所谓医古文，不过是选一些与医学有关的古文。我们从教与学的角度来考虑一下：从教师方面来看，懂古文的未必懂医学，懂医学的未必精古文，不论古文家或医学家对这门课程是肯定教不好的，而两者都通的教师，不但现在找不到，恐怕将来也未必有；从学生的方面来看，医古文开课在先，医学课开课在后，对医古文中涉及的医学问题，在没有基本医学知识以前是不可能完全理解的。如果硬钻下去，势必影响了古文的学习，结果不但不能一石二鸟，恐怕是一只鸟也打不住的。所以我们学古文，还是老老实实地只学古文的好！”[34]

成为学科天大笑话

1981年5月18日，任应秋先生在“医古文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说：“医古文师资，一向是来源于普通高等院校中文系的毕业主……但是这支队伍多数已经是中年以上的人了，如何使这支既能文又能医的师资队伍不断壮大，不要再像当前中医队伍那样，面临着既乏人又乏术的危险。建议研究会应该作一个培养医古文师资队伍的具体规划。初步考虑分做两个方面：一是对现有青年教师的进修提高，一是接纳新的力量……关于接纳新的力量，最好的办法，还是以招收医古文研究生比较理想。明年可以招收五年制的本科应届毕业生，对研究生的教学，可以配合中医学教师进行，对古文水平的要求，不要低于师资高级进修班，特别还要注重中医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必须要把古文学与中医学在研究生的身上统一起来，如果只教古文学不教中医学，就失去了医古文研究生的意义。究竟是由各兄弟院校分别招，还是办研究生班？我看都可以，惟必须在师资条件许可下来进行，也就是说要在具有承担指导医古文研究生的‘梯队’条件下来进行。”[35]
1981年5月24日，任应秋先生在“医古文研究会”成立暨首次学术谈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又说：“要培养新生力量，建议招医古文研究生，是办班还是个别带，可根据实际条件来考虑，学制应以三年为宜，考虑成熟了向上面反应后，争取明年招生（因为八二年有五年制本科生毕业）。对研究生的具体培养，应不低于我们前面所说的对中年教师的提高的要求。换句话说，我们新培养的研究生，一定要是医文合一的教师，不能再是医与文分家了。通过带研究生，医学文学都兼顾起来，这样的新生力量，比我们现在承担医古文教学要顺利得多，质量可能会高一些。我们积极地作准备和向上面反映。”[36]
1981年6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组成名单》，医学评议组共45人，其中有王玉川、方药中、邝安堃、任应秋、陈可冀、罗元恺、尚天裕、金寿山、凌一揆9位中医（含中西医结合）专家[37]。任应秋先生是医学科学评议组中医组召集人，自己有招收“医古文研究生”的打算和想法，自然很容易获得通过，于是1983年上海中医学院率先培养“医古文硕士研究生”。现在，不仅有“医古文硕士研究生”，而且有“医古文博士研究生”，更有“医古文博士后”。
1984年5月，“医古文研究会”和上海中医学院联合创办《医古文知识》（2006年1月更名为《中医药文化》）杂志，主要发表医古文教材及教学法探讨、医用古汉语及中医文献、医史研究、医学文评析、医药学资料钩沉、有关医药学的文化知识、医古文教学与研究等方面的文章。
“至此，一个学科的3个要素，全职教席、专业学会、专业期刊全部具备，一个成熟的学科正式形成。”[38]但这只是一门学科成熟的外部标志，判断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有两个方面：一是内在标志，即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有明确的学科主题或者说研究对象以及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一是外在标志，即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要进入大学课程、有学位授予点、有全国性的研究组织以及有学术期刊。只有同时满足内外两个条件，才算是成熟的学科。
一门学科成熟的内在标志至少有这三个方面。第一，独立、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第二，反映这一研究对象的系列核心概念、范畴的厘定。第三，全面科学地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及规律。所谓的“医古文”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应当具备这三个方面的条件，否则就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正如福建中医学院陈贻庭老师所说：“近年来，不断听到有些同志说，‘医古文’是一门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理由是它文医结合，横跨文医两学科等等。这种提法新颖，用意也是好的，但值得讨论。因为这不仅是一个提法的问题,，实际上反映了对‘医古文’属性的认识，而这又直接关系到我们教学、科研中的许多问题。比如有同志提出医古文课要‘文医兼顾’，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大约就源于把‘医古文’当作边缘学科。‘医古文’究竟是不是边缘学科呢？我们认为不好这样说。边缘学科一般是指两个以上学科互相渗透交融而产生的新学科，是两个以上学科的结合物。大家知道，‘医古文’研究的对象虽然是古医书，但它只是研究古医书的语言文字问题（如果更广些，也可以包括文体等），并不研究其中的医学问题，后者是医学家们的事。正如古汉语学者们研究《左传》或《庄子》之类的古书，只是把它们作为先秦语言材料来研究，而并不探讨其中的历史问题或哲学问题一样，后者是历史学家、哲学家们的事。假如因为‘医古文’研究的是古医书，就把它说成是文与医的边缘学科，那么古汉语学者们研究《左传》《庄子》之类的古书，不是也要称作什么边缘学科了吗……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除了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外，更重要的标志是要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乃至专用的名词术语等等，而这一切显然‘医古文’都不具备。我们研究古医书的语言文字，用的都是古汉语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术语。从语言的角度看，古医书除了一些专有的名词术语外，基本上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这就决定了‘医古文’研究不可能成为古汉语研究以外的一门独立学科。”[16]
一种学科理论若未达到对本领域对象的规律性认识，未形成若干基本规律的原理阐述，未能建构起以反映规律为内容的框架，它的成立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概念系统、没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没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的所谓“医古文”，竟然成为一门学科，难道不是天大笑话的吗！

中医课程亟须改革

所谓的《医古文》，就其本身的内容来看，说到底，就是《古代汉语》，是一门汉语语言学课程。因此，中医学院应该在本科生中开设《古代汉语》课程，文选内容全部是普通古文，讲授文字、词汇、音韵、语法、修辞等知识。
有的人担心，将所谓的“医古文”改为“古代汉语”，还能达到让学生具备阅读、研究中医药古籍能力的目的吗？对此，福建中医学院陈贻庭老师说：“通过学习普通古文来掌握古汉语的语言文字知识，同样可以达到读懂古医书的目的。古人读书识字自四书五经起，而后入于医门读医书，照样能通，正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曾对刚入学的一些古汉语基础较好的学生作过测试，拿些浅近的古医文如医案、医话让他们释译，除少数专用名词术语外，他们基本上也能读懂，这也很能说明问题。由此看来，教材选普通古文是合适的。”[16]安徽中医学院章树林老师也说：“中医著作上的文章，就语言的运用而言，既没有多少特殊性，其水平又不及古代语言大师的典范作品高；读懂了这些典范作品，又具备一定的中医知识，掌握一些专业词汇，再去读中医书就没有什么困难了。”[11]总之，用古代文字语言写成的中医药古籍不是玄妙莫测的天书，只要扎扎实实地打好古代汉语基础，再通过中医专业的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学生是能够基本上读懂中医药古籍的。
当前的中医大学生，不仅文言文水平普遍下降，甚至不少人阅读、书写现代汉语的能力也不敢恭维。学生的文字基础十分薄弱，句读不清、错字连篇、语病丛生的现象，令人触目惊心。根据当前中医院校学生的语文实际情况和培养目标的需要，在加强《古代汉语》教学的同时，还应增加近现代汉语的教学，增强学生语文修养，提高阅读、欣赏和写作能力。
此外，目录、版本、校勘、训诂、丛书、类书、辨伪、辑佚等内容，属于文献学的范畴，中医院校的本科生也应开设《古典文献学》这门课程。
总之，中医院校本科生应普遍开设《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典文献学》三门课程，并将其作为中医专业基础课中的基础课，必修课中的必修课。如此以来，既可以培养中医本科毕业生阅读和整理古代医籍的能力，也可以为提高中医临床病案和科研论文的写作能力打下坚实的语言文字修养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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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扬
作文好好说，怎么学了“标题党”有骂声，动粗，不是好的文风！
允许一个词有“模糊概念”。科学一词，对中医药学，有人说“不科学”，对吗？不对，为是什么？简言之，中医学自古就分科，而且博大精深，有东西可学。何祚庥斥中医是“伪科学”，不能以一个失败的例子来恶毒攻击。中医药学的贡献，是为人类的繁衍，经过与巫师的卓绝斗争获胜的，怎么是伪科学呢。“医古文”，这一词允许有它的模糊概念，学了有关中医药的古文，读懂弄懂，而且有所发挥，就是医古文作为一门学科的贡献，不学，读不懂，也就不能成为中医来看病。中国革命大多靠游击战争最终取得胜利，国民党说共产党不上规矩，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论断至今都还是可以用给特朗普的。所以，作一门学问，从效果来看，这个角度，文中已有涉及，我是赞同的！
昨天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8-4-10 09:45:10

狗屁不通的“医古文”

原创 2018-04-09 张效霞药匣子周刊

狗屁不通的“医古文”
  提纲：
【课程名称不伦不类】
【课程内容反复变动】
【教学效果难如人意】
【成为学科天大笑话】
【中医课程亟须改革】
狗屁不通，通常是指文理不通的话语或文章。它是一句俗语，原为“狗皮不通”，因而是中性词，而不是贬义词。我是出于一个士人的良知，为了中医药事业更好地传承与发展，才写《狗屁不通的“医古文”》这篇文章的，不是对所谓“医古文界”的亵渎，更不是说中医学院不应开设古代汉语，所以如果所谓“医古文界”的大咖们看到这篇文章，请不要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以免伤了您的贵体！

课程名称不伦不类

1936年，成都儒医张骥（名先识，字城甫）与友人孙子方创办“汲古医塾”，以“存实求用”为办学宗旨，公开招生授课。所授课程中有《医古文选评》，这可能是“医古文”这一名称的最早出处[1]。但作为一门课程普遍开设，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任应秋先生在《〈医古文教研文荟〉序》中说：“医古文是中医教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建国以前无有也。”[2]
1956年，党和政府在东西南北四个区域分别成立了上海、成都、广州、北京四所中医学院。基于中医学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各种典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而对古代医家的理论知识和经验进行挖掘、整理，没有一定的古籍阅读能力是不行的，因此普遍开设古代汉语课程。因刚刚创办，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只能各中医院校自己编写。上海中医学院“自编教本《语文文选》”[3]。北京中医学院则将自编讲义命名为《医古文选》。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关于编写中医学院中医课程教学大纲和教材的意见》要求统一编写《医古文讲义》。1960年，卫生部在广州召开中医教材审查会议，上海中医学院袁昂和唐耀同志参加了会议，会上通过了上海中医学院主编的《医古文讲义》，并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作为“中医学院试用教材”（即“一版教材”）。

1962年9月下旬，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中医学院教学工作座谈会。在下发的《卫生部关于中医学院教学工作的几个问题和执行1962年修订的六年制中医专业教学计划的通知》中指出：“努力提高学生的古文水平，提高他们阅读古代医书的能力。这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加强古文课，适当增加古文课的时数，改进古文课的教学方法，注意开设古文课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掌握阅读古代医书的工具，而不是要求学生学很多诗、词、歌、赋。另一方面，在中医课程中，要有重点地选读一部分古代医书，通过教师讲解，既学医理，又学文理，既丰富中医课程的教学内容，又培养学生阅读古代医书的能力和习惯。”[4]并要求编写《古文讲义》（教材名称由《医古文讲义》改为《古文讲义》的原因，详见后面的叙述）。1963年10月至11月，卫生部在安徽合肥召开全国中医学院中医教材第二次修订会议，审订了上海中医学院主编的《古文讲义》，1964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作为“中医学院试用教材重订本”（即“二版教材”）。

1973年，上海中医学院编写《古文》，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作为“上海市大学教材”内部发行；北京中医学院则编写《语文及医古文讲义》，作为“工农兵大学生”教材使用。

根据1973年6月全国中医学院教育革命经验交流学习班协商确定，编写新一版教材。1974年12月，上海中医学院主编、其他十二所中医学院协编的《古文》编写完成，197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中医学院试用教材”（即“三版教材”）。

1978年，卫生部组织有关医药院校编写供全国高等医药院校中医专业使用的教材，上海中医学院与浙江中医学院共同主编《医古文》，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作为“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即“四版教材”）。1979年，福建中医学院编著了《医用古汉语》。1980年，北京中医学院编著了《医古文基础》，上海中医学院编著了《古代医学文选》。

可见，1980年以前，所谓《医古文》的名称就有过多次改变，如《语文文选》、《医古文选》、《医古文讲义》、《古文讲义》、《古文》、《语文及医古文讲义》、《医古文》、《医用古汉语》、《医古文基础》、《古代医学文选》等。各中医学院教研室的名称也不统一，或称“语文教研室”，或称“古文教研室”，或称“古汉语教研室”，或称“医古文教研室”。
1980年7月，卫生部委托北京中医学院召开了“医古文”教学座谈会。十五所中医院校的“医古文”教师代表参加了会议。对“医古文”课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尽快提高“医古文”教学质量等问题，作了充分的讨论。一致指出为了继承、整理、提高学员古医籍阅读能力。“医古文”课是中医院校基础课的基础，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对这门课，领导要重视，教师要教好，学员要学好。并决定于1981年暑假筹建“医古文研究会”[5]。
1981年5月18日至5月25日，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医古文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次学术讨论会在安徽省黄山召开[6]。任应秋先生在成立大会上说：“医古文是中医学的基础，医古文课是中医学院基础课中的必修课。我在一九六二年七月与秦伯未、李重人、于道济、陈慎吾共同写给卫生部的‘对修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即文化大革命中轰动一时的‘五老上书’)中的第五项，强调中医学院的学生必须突破文字关，建议加强医古文课程，讲授一百篇左右的古文，六十篇左右的医古文。既有一般的古文，又有属于医药专业的古文，而且是针对着学习中医学的学生讲授的，故我建议仍沿用医古文名称，因在中医教育系统有其特殊意义。”[7]
与会代表对“医古文”学科的名称和学术地位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任应秋先生在“医古文研究会”成立暨首次学术谈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说：“大家曾对‘医古文’、‘古文’、‘古汉语’等名称有争论，这次会上没花多大力气就统一了，这是大家认识不断提高的表现。我同意今后我们统一地叫‘医古文’，这个名称体现了它的特殊性。”[8]
看来，直到1981年，对这门课程的名称，是叫“医古文”，还是“古文”，抑或是“古汉语”，是有争论的。在“医古文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为什么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统一称为“医古文”呢？揣测其原因，任应秋先生当时是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现中华中医药学会的最初名称）的副会长，又是“五老上书”的唯一健在者，位高则言重，既然任应秋先生主张叫做“医古文”，那么反对者的意见自然也就“销声匿迹”了。于是，“医古文”这个名称遂被“约定俗成”了下来。
1983年，任应秋先生在《〈医古文教研文荟序〉》中再次强调说：“我于一九六二年写给卫生部对修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中，便强调中医学院的学生必须要突破文字关，建议加强医古文课程的讲授，既要讲一般的古文，尤要从医籍中选出较好的文章来讲。医古文这门学科的名称不仅不宜改变，而且它在中医学教育中还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9]
“约定俗成”有两层意思：在创制语词之时，名与实之间没有绝对的联系，带有任意性；一旦制定语词用以标指特定事物，成了习惯之后，对于使用的人就有强制性了。
尽管“约定俗成”已久，但关于“医古文”名称的争论仍未歇息。1987年，安徽中医学院奉滨老师在《中医本科教育要突出中医特色和时代气息》一文中说：“目前，中医本科专业的《医古文》课程，包括历代医学文献、古代文学和哲学名著，古代汉语知识以及古代文化常识等内容，它应否定名为《医古文》，至今看法并未完全一致。”[10]
1988年，安徽中医学院章树林老师说：“我觉得，把旨在培养学生阅读古医籍能力的课程叫做‘医古文’是不妥当的，而应该称之为‘古代汉语’，教材的封面上可以加个副标题——‘中医专业用’，来和文科大学的《古代汉语》相区别。说‘医古文’这个名称欠妥当，主要理由有两条：第一，‘古文’不能准确地反映这门课的教学内容。‘古文’，通常可以理解为古典文学或古代的文章，不能包括文字、词汇、语法等内容，这些内容属于古代汉语的范畴；第二，中医的文献资料，就其语言的运用来说，并未形成独立的体系，和一般的‘古代汉语’并无质的区别，只是多一些专业词汇而已。如果仅仅根据其有较多的中医专业词汇就叫‘医古文’,显然没有必要。”[11]
1989年，当时任教于南京中医学院的张其成老师在《试论医古文的危机及对策》一文中说：“‘医古文’名称不伦不类。顾名思义，‘医古文’是指医学古籍文献、或医学古代文章，很难使人联想到‘研究中医古代文献语言规律的特点的学科’这样的意思，因而作为这门学科的名称是不适宜的。”[12]
2002年，安徽中医学院李滨老师说：“尽管中医药学典籍和文献资料的语言文化现象富有古代医药科技语言文化的传统特色，但它仍然隶属于古代汉语的固有范畴。就完善高等中医教育的学科和教材体系而言，基于医古文课程的全部教学内容，可否将《医古文》改称《古代汉语》，供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本科专业使用，希望能作为一项议题，进行研讨。”[13]
所谓《医古文》教材的第一版至第五版，都没有对“医古文”这门课程的内涵、外延等做出说明。1995年段逸山先生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医古文》最先对“什么是医古文”做出界定：“医古文是研究古代医著语言现象的一门科，是学习中医药类专业的基础课程。”甚至有人说：“医古文学科研究的核心内容是中医古籍中的语言文字现象和语言文字规律，语言文字研究是医古文专业研究不变的中心。”[14]
语言现象是存在于语言和语言运动中的能够被人的感官感受到的语言表现形态。研究语言现象、揭示语言规律的学科，就是语言学、写作语言学[15]。古代医著是用古代汉语写成的，究竟存在不存在迥异于普通古代汉语的“特殊语言现象”呢？
福建中医学院陈贻庭老师在《谈医古文学科的属性问题》一文中说：“比如曾经有过研究医古文‘特殊语法’的说法。这大概就与把‘医古文’当作一种独立的东西，一门独立的学科不无关系。如果我们意识到语法具有全民性、社会性，‘医古文’也是用古汉语写的，与其他古文语法不可能有两样，就不会有这种说法了。事实上，这么些年来，我们也还没有发现古医书中有什么特殊的语法现象。”[16]
1999年9月，段逸山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医药学高级丛书《医古文》的“撰写说明”中再次解释说：“顾名思义，医古文是含有医学（包括药学）内容的文言文。为了看懂这方面的文言文，还要学习一些与之密切相关的古代语言知识。因而医药学古文与相关的古代语言知识便是医古文的主要内容。这样说，有人便可能提出，既然含有医学内容的古文称为医古文，那么含有农学、法学等内容的古文就相应地可以叫做农古文、法古文了。这种类推之法似是而实非。因为古代的农学著作、法学著作等不能与医药学著作等量齐观。这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数量之多是中医药古籍的一大特色。《中国医籍通考》所收中医古籍就达九千余种……而古代农学或法学著作的数量便远逊于此。文辞之美是中医药古籍的另一重要特色。中医药著作与农学、法学等著作虽然同属于科技文体，而科技文体又以平白为要，但是由于下述两方面原因，致使中医药著作又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的科技文体，在平白之中寓含着熠熠生辉的光彩……基于上述两个原因，医古文的命名可谓是恰如其分。”
段老是令人敬仰的学者与前辈，但以中医药古籍文献“数量之多”、“文辞之美”作为“医古文”得以命名的缘由，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古代农学、天文学等学科的著作确实数量不多，但以明代《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为底本的《中华道藏》共收明代以前经书1526多种，5400余卷，约6000万字。近年来，正筹备将明《道藏》未收的道书，编纂出版《中华续道藏》，预估这些典籍数量至少应为明《道藏》的3～5倍，大约2～3亿字左右。如果将杨上善、孙思邈、王怀隐、刘完素等众多“道医”的医学著作也算作道家文献的话，则古代的道家文献至少有几千种之多，有的“文辞之美”可以达到作为经书来诵读的程度，按照“数量之多”、“文辞之美”是“医古文”之名得以成立的“逻辑”，那么现在的道教学院也应开设一门“道古文”。可事实上，从来没有听说过“道古文”的名称。正如福建中医学院陈贻庭老师所说：“古代医学文章的‘文’只是一种语言表达形式，一种载体，而不是一门学科，古文既可以用来表述医学的内容，也可以用来表述其他学科的内容。一篇医文，哪怕写得再有文采，也是属于医学范畴的东西。”[16]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无成。”也就是说，一切事物都要有一个好的名字，因为名字合理与否决定事物的成败。从逻辑学来说，任何一个概念都有其确定的内涵和外延，任何一个概念都只由于其自身同一而与其他概念相区别。“医古文”这一名称根本就不符合逻辑，作为大概念的“古文”是不能统属于“医”这一小概念的。
一门课程区别于其他课程的自身特性，才是该门课程的本质属性。作为一门课程，应当具有自身的基本概念、原理、方法，而用古文写成的医学文章的文字、语音、词汇、语法、修辞手段与其他古文基本相同，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将“医古文”作为一门课程名称的。
总之，所谓的“医古文”，就是“医用古文”的省称。倘以类比法说明，大抵相当于某些综合大学或文科大学的“古代汉语”课程[17]。说“医古文”这一课程名称“狗屁不通”，有点不太厚道；说“医古文”这一课程名称“不伦不类”，可谓恰如其分。

课程内容反复变动

1956年上海中医学院自编教材《语文文选》，“其中名医传和医论有七篇”[2]。云南中医学院在“开设医古文课程之初，尚无全国统一教材。由院党委派许子建任教研组长，苟香涛任副组长（随后许子建调任其他中医教职，由苟香涛接任医古文教研组长），又与教研组杨惠庵老先生三人共同合力，自选、自编、自讲，共选编了医古文二十篇。其选取文体，包括医论、医传以及有关医学的诗、歌、序言等五大类”[18]。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关于编写中医学院中医课程教学大纲和教材的意见》指出：“《医古文讲义》：（一）目的要求：本课程是中医教学中的一门普通课，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文言文的结构、语法、词汇等知识，培养其阅读古典医书的能力。（二）编写内容：搜辑文章，必须在有关中医学范围内选择，内容应以文为主，并照顾到文言语法和中医术语的适当比重。每篇文章应从文言语法、文章结构、中医术语各方面作必要的注解，文章的安排要由浅入深，亦可选用几篇文章适当地安排作业。”[19]
“一版教材”《医古文讲义》的“前言”指出：“医古文是中医学院一门新的课程。它的性质既有异于古典文学，也不同于古汉语概论，它是一门‘以文为主、兼顾医学’的基础课。”共收课文三十篇，按照时代先后编排。虽然规定课程内容“以文为主、兼顾医学”，但从所选文章题目来看，基本都是与医学有关的文章。

1962年，北京中医学院的第一批毕业生即将走上工作岗位，针对这些学生中医理论和临床能力欠缺的状况，7月16日，秦伯未、于道济、陈慎吾、任应秋、李重人五位老中医上书卫生部党组，提出修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建议。其中有一条就是强调中医学院要加强医古文课程，“‘医古文选’这门课，是为提高阅读中医古书的能力而设立的，其用意甚善（笔者注：前文说北京中医学院刚成立时开设的课程名称为《医古文选》，就是据此而来的）。惟时数太少，所选内容有局限性，而又没有要求精读背诵，因之达不到要求。我们意见，医古文选的内容须大大扩充，可选百篇左右的古文和六十篇左右的医古文，其中还要包括一部分音韵训诂常识，熟习和掌握一些词汇、音义等，同时要求学生课余写些毛笔字，以便养成书写端正的习惯。”[20]
“五老上书”，建议既讲“古文”，又讲“医古文”，因此1962年《卫生部关于中医学院教学工作的几个问题和执行1962年修订的六年制中医专业教学计划的通知》就将教材名称改为《古文讲义》，并指出：“古文是学习祖国医学文献的重要工具。古文教学应该大力加强。古文课应以文为主，由浅入深，讲解古文的结构、文法和词义等，适当选择有关古代医学文选，结合讲解。同时还应结合各门课程，加强中医古代医籍的讲授和解释，既讲医理，又讲文理，以及采取其他方面的措施来提高学生的古文水平和阅读古代医籍的能力。”
“二版教材”《古文讲义》的“前言”指出：“中医学院的古文课是一门具有工具性质的基础课。”共选注历代古文作品九十篇，为“一版教材”的三倍。将全部课文分为上中下三编：先秦两汉文列入上编，选文以《左传》《战国策》《论语》《孟子》及《史记》为主；中编包括自魏晋以下的历代名家作品，以唐宋文为重点；下编是医学古文，选文以一般理论文为主，并以清代名医作品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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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版教材”《古文》，分“课文、基础知识和附录三个部分。课文选收在历史上和祖国医学发展过程中，曾经起过一定进步作用，对今天有所借鉴的作品，共四十篇。其中又分普通古文、医学古文。普通古文以法家著作为主，同时选取歌颂奴隶造反、农民起义、抵御外来侵略等作品，共十五篇。医学古文，内容包括医药学家传记、医书序文、医学论文以及医案、医话等，共二十五篇。基础知识部分，分工具书、汉字、词义和语法……附录中的词类表、词组分类表、句子结构成分表，试图较简明地说明必要的语法知识，作为语法部分的补充；古汉语常用词选释，意在帮助学员掌握一定数量的常用词，增强阅读古籍的能力。”

“四版教材”《医古文》，“内容包括文选、古汉语基础和附录三个部分。文选部分，主要选收在祖国医学发展史上有过较大影响的医药学家作品，共四十篇。体裁有医药学家传记、医著序文、医学论文以及医案、医话等……古汉语基础知识部分，择要阐述关于汉字、词义、语法、古书句读、古书注释和工具书使用等方面的基础理论和一般常识，帮助学生增进阅读古医籍的能力。附录部分，选释古汉语常用词近400个，供学生查阅参考，帮助他们解决阅读中碰到的一些单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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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5月18日，任应秋先生在“医古文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说：“教材内容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一般古文，重点选秦汉以前史论诸子的文章，便于给学习中医古典著作打基础。唐宋以后的文章可以略少一些。其次是医学论文，究竟应选多少，可随师资不同的医学知识水平而定，应该多选医学理论性较强的文章，过于接近临床的可以不选，以免增加教学的困难。两种文章的比例，以一般古文多于医学论文为宜。一九六二年‘五老上书’提出的比例是，一般古文一百篇，医学论文六十篇，可供参考。两种文章都可以适当加些注释，惟留给学生练习用的，便不注释，甚至不断句，不标点。又其次是语文基础知识，包括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语法等。不要求过于高深，具备基本知识，能够运用有关这方面的工具书就行了，语法更不宜多。”[21]
1981年5月24日，任应秋先生在“医古文研究会”成立暨首次学术谈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又说：“课程内容，基本上包括一般古文、医古文、古汉语基础三部分，三者比例，是否可以考虑一般古文要多些，医古文略少一些，因为中医院校的《伤寒论》《金匮》《内经》等都具备医古文的性质……鉴于医古文教师不接触临床，所选医学方面文章，不要选与临床太接近的，以免教学困难，医古文是基础课，基础理论多选些。‘五老上书’提出一般古文选一百篇，医古文六十篇，二百多小时。其次是语文基础知识，包括文字、语音、校勘、语法、训诂等知识，尤以文字、语音、训诂较重要，语法尽量少讲些。我就不懂语法，从前老师不教语法，只让我们熟读文章，从专业看，还是文字、语音、训诂重要。”[22]
为了提高教材质量，促进高等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发展，卫生部于1982年10月在南京召开了全国高等中医院校中医药教材编审会议。首次成立了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编审委员会，组成32门学科教材编审小组。1984年6月，以上海中医学院段逸山为主编、浙江中医学院赵辉贤为副主编的《医古文》，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作为“高等医药院校教材”（即“五版教材”）。
“五版教材”《医古文》的“编写说明”指出：“分上下两编。上编为文选，收录医学古文六十篇，普通古文三十篇，计九十篇……下编为古汉语基础知识，内容包括工具书、汉字、词汇、语法、句读、训诂、语译、修辞、古代文化常识等九章，既有基础理论，又有一般常识，以帮助学生提高阅读古医书的能力。书后附有简繁字对照表、异体字整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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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所谓“医古文”教材的内容，自中医学院成立之初，就存在着分歧。这从上海中医学院自编教材称为《语文文选》、北京中医学院自编讲义名为《医学文选》，即可见一斑。“一版教材”虽然名义上是“以文为主、兼顾医学”，但所选文章，医学论文之外的所谓“普通古文”，也都是古代文人的一些涉医篇章。“二版教材”与“三版教材”既有普通古文，也有医学古文，并改名为《古文讲义》《古文》，可谓名副其实。“四版教材”全部是医学古文，“五版教材”则又改为既有普通古文，也有医学古文，并都称之为《医古文》，这引起了一些逻辑思维严密的学者的非议。
“目前一些《医古文》教材，医多文少，变象成为中基课，不讲古汉语语法，结果‘药不对证’，达不到教学目的，我认为应突出一个‘文’字，才能打下牢实的古文基础。”[23]
“顾名思义，所谓‘医古文’，当是专论医理的古文。可是现行的教材却选编大量与医毫无关系或与医关系甚微的篇文，引用大量纯文学性的例句，患了‘实证’；与此相反，真正阐述医理的古文、例句则又选编很少，患了‘虚证’；此外，还有误训医经之例，患了‘正虚邪实证’。因此，必须‘补虚泻实’、‘扶正祛邪’。不然，‘医古文’不但不能名副其实，而且不能切合实用。”[24]
福建中医学院95级外台生戴特晖在《我们希望的〈医古文〉》一文中说：“现行教材文选一共有九十篇，九章基础知识，整本教材总共有三百八十一页。但是我们一学年只教近四十篇文章，根本不去学与中医无关的文章，如《老子三章》《李将军列传》等。可是这些文选竟然占有三十多篇。到底这些文章在《医古文》中占有什么地位呢？教材书面明明用黑字标着《医古文》，而医古文当是医学的古文，那么医学的古文怎么会包括孔子、老子等这些古代思想学家的文章呢？”[25]
1995年6月，以上海中医学院段逸山教授为主编，北京中医学院钱超尘教授、山东中医学院邵冠勇教授为副主编的《医古文》，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作为“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即“六版教材”）。只选医药古文，不选普通古文。
可见，所谓《医古文》教材的内容，“从开始的‘以文为主、兼顾医学’的文选，到全部是医学古文；从开始全部是文选，到后来再增加了古汉语基础知识以及附录的繁简字表和异体字整理表；从开始学生只着重掌握字词句的用法、古汉语基础知识，到增加阅读实践训练，再到大幅增加文意理解训练和相应的基础知识”[26]。自“三版教材增加的基础知识，则与“古代汉语”大体一致，包括汉字、词汇、语法、句读、修辞等常识，只不过用例兼选中医古籍中的一些语言材料而已。
总之，所谓《医古文》教材的内容，一会是医学古文，一会是普通古文与医学古文，从这种反复无常的变动可以看出，即使教材的编写者自己心里也“发虚”——《医古文》这一名称实在是太“名不正，言不顺”了。

教学效果难以如意

中医学院开设古代汉语课程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具备顺利阅读中医药古籍的能力，为毕业后钻研古代医籍扫除文理上的各种障碍，以便提高医疗水平与学术素养。而教材是教师授课的根据，亦是学生学习的范本，因此教材内容必须与教学目的要求相适应，才能保证教学质量。但所谓的“医古文”教材选录了大量与医学有关的文章，甚至全部是医学古文，而任课教师，几乎都是文科出身；课程开设一般在大学一年级，由此导致了教师无法讲授、学生无法学习的尴尬局面。
对此，任应秋先生早就认识到了。他在《〈医古文教研文荟序〉》中说：“《素问》《灵枢》两书中的好文章，确非唐宋诸家所可比拟，而两书的医学内容，又是中医学基础理论之所从出。学习它的目的固然是在汲取其医学理论的知识，不过它毕竟是秦汉以前的文字，教师不仅要运用训诂、音韵、校雠、文法种种手段来讲解，而且还要透过医学知识进行分析，才可使学者能听懂、能吸收、能掌握，也就是由文学而入于医学。因此，对教医古文教师的要求，是比教一般文章的要高，即是既要精于文理，又要通于医学，必须二者俱备，才能胜任愉快。所以我说医古文是一门新兴学科，它的‘新’就表现在这里。对于这门新兴学科的教学，在建国初期是存在相当大的难度的。”[27]
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专业的刘振民先生，1959年“分配到北京中医学院担任医古文教学工作，不能说完全不对口，但教材内容全部是古医籍序跋和医学传记，对此不仅从未有过接触，而且对中医名词术语、中医理论茫然无知，在自身的知识领域中，属于‘盲点’与‘空白’。”[28]
成都中医学院郑孝昌先生在《医古文教学管窥》一文中说：“（“四版教材”）选的《金疮肠断候》《论风毒脚气》《按摩》《桂枝汤方论》《论吐下霍乱属于热》《内外伤辨惑》《跌扑闪挫源流》《手法总论》《接骨论治》等课文，是只能看成中医临床各科的技术资料而不能看成医古文的，把这样的技术资料选作范文来讲是考老师的。语文教师既讲不好医，也讲不好文，想两者都讲好，结果是两者都讲不好。”[29]
湖北中医学院李裕老师说：“医古文的任课教师，几乎都是文科出身，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对中医业务不可能有很深的修养，因此在讲授这类课文时，难免会产生某些因难，特别是有关中医药理论或具体临床实践方而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作品的年代并不十分久远，语言文字方面相对说来比较浅易，这样，教师在课堂上真正可讲的东西反而不多，其结果是，教师不能扬长避短，学生不能补其所缺，教与学都发挥不出应有的积极性，必然影响效果。”[30]
重庆中医学校罗荣汉老师说：“既然《医古文》是基础课，又以‘文’命名，自然应该以‘文’为主径，引导学生为学好中医经典打好基础。但目前的《医古文》教材，不少篇章‘医’多‘文’少，加之部分教师出身中医‘科班’，于是，在一些院校，《医古文》课成了变相的《中医基础》课或临床课。有的教师虽也讲点古汉语语法，但囿于教材、学时，往往也难以着眼基础，加强实际练习。因而，结果都是‘药不对症’，劳而功微，达不到开设此课的主要目的。鄙意以为，《大纲》既已明确此课‘以文为主’，教材的文选、附录和教师的教学就都应该突出一个‘文’字，而基础知识即应循此铺垫、加固。”[31]
福建中医学院陈贻庭老师说：“对‘文医兼顾’，应该有一个准确的理解。对医古文教师来讲，‘兼顾’指的是应该具备点中医学知识，因为缺乏这种知识的话，医书自然难读下去，更遑论研究它了。但‘兼顾’不应该理解成既教文也教医；既研究文，也研究医。”[16]
所谓的“医古文”课程一般在大学一年级新生中开设，多数学生对基础理论及临床课程尚不了解，如“六版教材”的文选有“《黄帝内经》两篇，《素问》注文四则，《素问》校诂四则等，文选内容不太切近教学实际。它对于刚入学不久，对医理没有什么太多接触的低年级的学生，无疑是难了；而对学过《内经》等经典著作的高年级的学生，似乎又有点无的放矢”[32]。“精读的课文有《黄帝内经》两篇、《素问》注文四则、病机论等。象这类文章医学理论较深，供三、四级学生来读是可以的，而对医药知识一无所知的新生来讲，显然是接受不了的。”[33]
山西省名老中医贾得道先生说：“近年来在中医院校中开设了一门所谓‘医古文’的课程，内容主要是选编一些医学著作的序文或者是医学方面的片段论文，主观上可能是使学生既学了古文，又学了中医，一石二鸟，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实际上，这样安排效果未必真好。因为第一，古文是一种古代通用的语言工具，并没有因学科不同而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因此没有什么天文古文、地理古文、历史古文、哲学古文等等，所以医古文的提法本事就是‘名不正，言不顺’。第二，所谓医古文，不过是选一些与医学有关的古文。我们从教与学的角度来考虑一下：从教师方面来看，懂古文的未必懂医学，懂医学的未必精古文，不论古文家或医学家对这门课程是肯定教不好的，而两者都通的教师，不但现在找不到，恐怕将来也未必有；从学生的方面来看，医古文开课在先，医学课开课在后，对医古文中涉及的医学问题，在没有基本医学知识以前是不可能完全理解的。如果硬钻下去，势必影响了古文的学习，结果不但不能一石二鸟，恐怕是一只鸟也打不住的。所以我们学古文，还是老老实实地只学古文的好！”[34]

成为学科天大笑话

1981年5月18日，任应秋先生在“医古文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说：“医古文师资，一向是来源于普通高等院校中文系的毕业主……但是这支队伍多数已经是中年以上的人了，如何使这支既能文又能医的师资队伍不断壮大，不要再像当前中医队伍那样，面临着既乏人又乏术的危险。建议研究会应该作一个培养医古文师资队伍的具体规划。初步考虑分做两个方面：一是对现有青年教师的进修提高，一是接纳新的力量……关于接纳新的力量，最好的办法，还是以招收医古文研究生比较理想。明年可以招收五年制的本科应届毕业生，对研究生的教学，可以配合中医学教师进行，对古文水平的要求，不要低于师资高级进修班，特别还要注重中医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必须要把古文学与中医学在研究生的身上统一起来，如果只教古文学不教中医学，就失去了医古文研究生的意义。究竟是由各兄弟院校分别招，还是办研究生班？我看都可以，惟必须在师资条件许可下来进行，也就是说要在具有承担指导医古文研究生的‘梯队’条件下来进行。”[35]
1981年5月24日，任应秋先生在“医古文研究会”成立暨首次学术谈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又说：“要培养新生力量，建议招医古文研究生，是办班还是个别带，可根据实际条件来考虑，学制应以三年为宜，考虑成熟了向上面反应后，争取明年招生（因为八二年有五年制本科生毕业）。对研究生的具体培养，应不低于我们前面所说的对中年教师的提高的要求。换句话说，我们新培养的研究生，一定要是医文合一的教师，不能再是医与文分家了。通过带研究生，医学文学都兼顾起来，这样的新生力量，比我们现在承担医古文教学要顺利得多，质量可能会高一些。我们积极地作准备和向上面反映。”[36]
1981年6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组成名单》，医学评议组共45人，其中有王玉川、方药中、邝安堃、任应秋、陈可冀、罗元恺、尚天裕、金寿山、凌一揆9位中医（含中西医结合）专家[37]。任应秋先生是医学科学评议组中医组召集人，自己有招收“医古文研究生”的打算和想法，自然很容易获得通过，于是1983年上海中医学院率先培养“医古文硕士研究生”。现在，不仅有“医古文硕士研究生”，而且有“医古文博士研究生”，更有“医古文博士后”。
1984年5月，“医古文研究会”和上海中医学院联合创办《医古文知识》（2006年1月更名为《中医药文化》）杂志，主要发表医古文教材及教学法探讨、医用古汉语及中医文献、医史研究、医学文评析、医药学资料钩沉、有关医药学的文化知识、医古文教学与研究等方面的文章。
“至此，一个学科的3个要素，全职教席、专业学会、专业期刊全部具备，一个成熟的学科正式形成。”[38]但这只是一门学科成熟的外部标志，判断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有两个方面：一是内在标志，即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有明确的学科主题或者说研究对象以及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一是外在标志，即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要进入大学课程、有学位授予点、有全国性的研究组织以及有学术期刊。只有同时满足内外两个条件，才算是成熟的学科。
一门学科成熟的内在标志至少有这三个方面。第一，独立、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第二，反映这一研究对象的系列核心概念、范畴的厘定。第三，全面科学地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及规律。所谓的“医古文”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应当具备这三个方面的条件，否则就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正如福建中医学院陈贻庭老师所说：“近年来，不断听到有些同志说，‘医古文’是一门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理由是它文医结合，横跨文医两学科等等。这种提法新颖，用意也是好的，但值得讨论。因为这不仅是一个提法的问题,，实际上反映了对‘医古文’属性的认识，而这又直接关系到我们教学、科研中的许多问题。比如有同志提出医古文课要‘文医兼顾’，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大约就源于把‘医古文’当作边缘学科。‘医古文’究竟是不是边缘学科呢？我们认为不好这样说。边缘学科一般是指两个以上学科互相渗透交融而产生的新学科，是两个以上学科的结合物。大家知道，‘医古文’研究的对象虽然是古医书，但它只是研究古医书的语言文字问题（如果更广些，也可以包括文体等），并不研究其中的医学问题，后者是医学家们的事。正如古汉语学者们研究《左传》或《庄子》之类的古书，只是把它们作为先秦语言材料来研究，而并不探讨其中的历史问题或哲学问题一样，后者是历史学家、哲学家们的事。假如因为‘医古文’研究的是古医书，就把它说成是文与医的边缘学科，那么古汉语学者们研究《左传》《庄子》之类的古书，不是也要称作什么边缘学科了吗……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除了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外，更重要的标志是要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乃至专用的名词术语等等，而这一切显然‘医古文’都不具备。我们研究古医书的语言文字，用的都是古汉语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术语。从语言的角度看，古医书除了一些专有的名词术语外，基本上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这就决定了‘医古文’研究不可能成为古汉语研究以外的一门独立学科。”[16]
一种学科理论若未达到对本领域对象的规律性认识，未形成若干基本规律的原理阐述，未能建构起以反映规律为内容的框架，它的成立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概念系统、没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没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的所谓“医古文”，竟然成为一门学科，难道不是天大笑话的吗！

中医课程亟须改革

所谓的《医古文》，就其本身的内容来看，说到底，就是《古代汉语》，是一门汉语语言学课程。因此，中医学院应该在本科生中开设《古代汉语》课程，文选内容全部是普通古文，讲授文字、词汇、音韵、语法、修辞等知识。
有的人担心，将所谓的“医古文”改为“古代汉语”，还能达到让学生具备阅读、研究中医药古籍能力的目的吗？对此，福建中医学院陈贻庭老师说：“通过学习普通古文来掌握古汉语的语言文字知识，同样可以达到读懂古医书的目的。古人读书识字自四书五经起，而后入于医门读医书，照样能通，正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曾对刚入学的一些古汉语基础较好的学生作过测试，拿些浅近的古医文如医案、医话让他们释译，除少数专用名词术语外，他们基本上也能读懂，这也很能说明问题。由此看来，教材选普通古文是合适的。”[16]安徽中医学院章树林老师也说：“中医著作上的文章，就语言的运用而言，既没有多少特殊性，其水平又不及古代语言大师的典范作品高；读懂了这些典范作品，又具备一定的中医知识，掌握一些专业词汇，再去读中医书就没有什么困难了。”[11]总之，用古代文字语言写成的中医药古籍不是玄妙莫测的天书，只要扎扎实实地打好古代汉语基础，再通过中医专业的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学生是能够基本上读懂中医药古籍的。
当前的中医大学生，不仅文言文水平普遍下降，甚至不少人阅读、书写现代汉语的能力也不敢恭维。学生的文字基础十分薄弱，句读不清、错字连篇、语病丛生的现象，令人触目惊心。根据当前中医院校学生的语文实际情况和培养目标的需要，在加强《古代汉语》教学的同时，还应增加近现代汉语的教学，增强学生语文修养，提高阅读、欣赏和写作能力。
此外，目录、版本、校勘、训诂、丛书、类书、辨伪、辑佚等内容，属于文献学的范畴，中医院校的本科生也应开设《古典文献学》这门课程。
总之，中医院校本科生应普遍开设《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典文献学》三门课程，并将其作为中医专业基础课中的基础课，必修课中的必修课。如此以来，既可以培养中医本科毕业生阅读和整理古代医籍的能力，也可以为提高中医临床病案和科研论文的写作能力打下坚实的语言文字修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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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扬
作文好好说，怎么学了“标题党”有骂声，动粗，不是好的文风！
允许一个词有“模糊概念”。科学一词，对中医药学，有人说“不科学”，对吗？不对，为是什么？简言之，中医学自古就分科，而且博大精深，有东西可学。何祚庥斥中医是“伪科学”，不能以一个失败的例子来恶毒攻击。中医药学的贡献，是为人类的繁衍，经过与巫师的卓绝斗争获胜的，怎么是伪科学呢。“医古文”，这一词允许有它的模糊概念，学了有关中医药的古文，读懂弄懂，而且有所发挥，就是医古文作为一门学科的贡献，不学，读不懂，也就不能成为中医来看病。中国革命大多靠游击战争最终取得胜利，国民党说共产党不上规矩，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论断至今都还是可以用给特朗普的。所以，作一门学问，从效果来看，这个角度，文中已有涉及，我是赞同的！
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