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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感热病学说的现代创新 中医的外感热病学说，一直处于发展创新的过程之中。解放前许多中医学家运用中医热病理论，指导传染性、感染性疾病的诊治，都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其中既有实践方面的发展，也有理论上的进步。上海祝味菊善用附子，章次公以强心之药济危困，朱良春先生以瘟病表里和解丹和三黄丸治疗登革热，办震旦医院治疗霍乱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建国之后，中医曾经处于被歧视、被限制的境地，毛泽东、共产党和政府纠正了错误的中医政策之后，很快就出现了中医发展的大好局面，中医治疗乙脑的良好效果，震惊了世界。 郭可明创造乙脑治疗奇迹流行性乙型脑炎是一种由蚊子传播的烈性传染病，叮咬过病人或病畜的的蚊虫再叮咬健康人时，将一种嗜神经性病毒染入体内，使大脑神经系统受到侵害，出现高热、剧烈头痛、呕吐、意识障碍、抽搐等，病况与日俱增，经过10天左右，轻者向愈，重者丧生，存活者中将有7-20 %的人留下精神失常、失语、痴呆、偏瘫、智力减退等后遗症。 建国初期，人民政府把防治各种传染病作为卫生工作的重点之一，一方面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一方面积极组织有关的科学研究工作。著名医学科学家钟惠兰、储福棠、微生物学家黄祯祥等，都在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临床研究或病因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乙脑”疫苗的研制成功，为进一步开展试验研究和临床预防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发现该病的地区来看，仍略有扩展趋势。人民群众特别是小儿，仍未解除这种可怕的威胁。防止流行性‘乙型’脑炎的危害，就成为我国医药卫生问题上一大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流行性乙型脑炎是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规定的22种传染病之一。一旦发现这种病例，一般公立医院、私人开业医师以及普通群众，都必须立即报告卫生行政机关，把患者送入传染病治疗机构进行专门的隔离治疗，同时对发病所在地进行严格消毒，以防蔓延。 然而，专门隔离治疗的效果并非令人满意，北京中央人民医院西医专家高崇基指出：“西医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疗，没有针对病原的特效药物，只是面对这种严重的病状施用一般的对症疗法，高热就用冰枕，头部敷冰袋，温水或酒精擦澡，冰水灌肠，发汗药或退烧药物，但是这些处置对脑炎的高热并不能使之有效的降低；抽风就给镇痉药物，严重的病人也不能终止发作；对脑炎病人的昏迷，根本无办法解救，只能针对呼吸和循环衰竭给予输氧和兴奋呼吸或循环之药物；防止并发症可给予抗生素类药物，以及安装胃管鼻饲输入饮食水分和服药，其他则系护理方面防止褥疮，尿便处理------总之西医对脑炎的治疗不是主动的根本治疗，而是侧面的治标的方法，并不能达到所期的效果，很多的重病人仍不免遭到死亡的侵袭，血浆疗法及免疫血清疗法，虽可降低一些病死率，但从治疗观点上仍难使人满意。” 以发热为重要特征的外感病，几千年来一直是历代中医学家研究的重点课题，《内经》中的“热病”、《伤寒论》中的“伤寒”、《瘟疫论》中的“瘟疫”、《温热论》、《温病条辨》中的“温病”等，都包含了多种急性传染病，虽然中医古籍中不曾有“流行性乙型脑炎”的记载，但书中对“暑温”、“暑风”、“伏暑”、“暑厥”等病的描述，与“乙脑”的发病季节和临床表现极为相似，中医温热病里所说的暑温，虽然不能指定就是流行性乙型脑炎，但至少流行性乙型脑炎应该包括在中医的暑温之中。中医治疗温病的丰富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但是这一点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中医师们听到“乙脑”这种从未听说过的烈性传染病，也不敢用治疗温病的传统方法进行治疗，只是在党的中西医结合方针得到初步落实后，中医被请进公立医院，才有机会在西医明确诊断和配合治疗的情况下，征服“乙脑”这种烈性传染病，从而大显了自己的身手。 卫生部部长助理郭子化在1956年中华医学会第十届会员代表大会上介绍说：“1952年8月济南市山东省立医院曾有6例流行性乙型脑炎由中医治愈，但当时并未引起各方面的注意。而有组织有领导的在中西医密切配合下由中医主治流行性乙型脑炎则是在1954年毛主席对中医工作指示后从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首先开始的” 1954年石家庄市传染病院中医治疗“乙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石家庄市开业中医郭可明，于1954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放弃私人诊所，进入石家庄市传染病院参加工作。“乙脑”流行期间，他在石家庄市传染病院和石家庄市卫生局领导的支持下，开展了中医药治疗“乙脑”的工作。其治疗方法主要是解毒、清热、养阴，并忌发汗、忌泻下、忌利尿、忌用辛燥刺激等兴奋药、忌用冰袋冷敷等；所用方药则是以白虎汤为主，重要药物有石膏、全蝎、蜈蚣、犀角、羚羊角、安宫牛黄丸等，一般患者服药后都能在短期内退烧，1至2周痊愈出院，很少留有后遗症，半数以上属极重型病例的34例“乙脑”患者，经用中药治疗竟然全部获愈！ 这一消息在“乙脑”死亡率高达30—50%的当时，对整个医学界犹如一声惊雷！ 卫生部两派专家小心认定中央卫生部对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问题十分重视。从北京等7个城市选派了17名有多年在传染病院工作经验的西医到石家庄市传染病院进修学习，并于1955年春派遣工作组前往石家庄市调查1954年中医治疗“乙脑”的情况。“但由于调查组的某些同志思想不纯，在那富有政治意义和科学事实的面前，不是用积极的负责态度，从政策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出发，诚恳地搞清事实和协助解决问题，而是一味地挑剔这不是，那也不是，甚至提出‘是否是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怀疑’，来企图否定一切。”[1]最后这个调查组并没有得出可信的结论。 1955年8月，卫生部决定重新派遣视察组，实地考察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情况和当地举办的中医治疗“乙脑”训练班的教学效果。视察组由卫生部部长助理郭子化负责，由北京中央人民医院、北京医院、北京市儿童医院及卫生部抽调的2名中医和4名西医组成，他们8月17日抵达石家庄，通过座谈、访问、听汇报、临床观察等各种形式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视察组成员、北京中央人民医院西医高崇基回忆说：“我们看到了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里中医治疗的10名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病人，他（她）们都很安详地住在病房里，有的尚在恢复，有的已经开始练习活动了，他们都是非常高兴。但是当住院时的严重情况，由于高烧和神志昏迷的缘故，他们自己却是不知道的；家属们告诉我们说：‘来的时候已经不行了，任事不懂了，要不是到这里来治，人就算完了------’言际笑容满面，喜形于色，足够证明住院当时病人情况的危笃，和如今两种不同的心情了”。“有的同志怀疑到诊断是否正确的问题，和治疗效果是否肯定的问题，我们翻阅了1955年度中医治疗的病案（石市传染病院），并在临床观察了10例病人，访问了医院的工作人员及病人家属，以及治疗脑炎短期训练班学员们的座谈，我们有根据地说，在临床诊断上流行性乙型脑炎是确定的，中医治愈率的统计结果也是肯定的。首先石家庄是乙型脑炎的流行区，发病季节又与乙型脑炎相符合，年龄性别上又不专限于某些个别情况，症状表现及身体检查神经系统症状都和乙型脑炎相同；化验检查方面，血液、脑脊液检查及血清学检查，也不例外地都证实了乙型脑炎的诊断。”[2] 截至8月22日，1955年度石家庄市传染病院中医治疗的20例乙型脑炎中，治愈者17例（包括重型和极重型者9例，轻型者7例），死亡者3例（一例因并发中耳炎败血症未兼治而死亡，一例因治疗过晚而死，一例死因未明）。总结1954年34例、1955年20例“乙脑”病人，治愈率分别为100%和90%以上，“这样卓越的疗效，在近代医学中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疗效果上，无出其右者。”[3] 另外，北京预防医学科学研究工作者还前往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从4例“乙脑”死亡患者的脑组织中分离出4株“乙脑”病毒，诊断得以进一步确定。后来采用了取自高顺生脑组织的一株病毒进行培养，并以“高顺生”名字命名，一直被制备“乙脑”疫苗所应用。[4] 1955年9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召开扩大部务会议，听取视察组关于石家庄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疗效的视察工作汇报。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有苏联专家、在京的中西医学专家和北京各医院的负责人等。“会议确认了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显著疗效，并做出决定：卫生部责成凡是有流行性‘乙型’脑炎发生的地区的卫生部门及医院必须学习和推行这种疗法。”[5] 在1955年12月19日中医研究院成立典礼大会上，石家庄流行性乙型脑炎治疗小组同重庆市痔瘘医疗小组、唐山市气功疗法小组以及治疗血吸虫病药物“腹水草”的贡献者，一起受到卫生部的表扬，并接受了卫生部颁发的奖状和奖金。 此后，河北省卫生厅组织编写的《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治疗法》印行，郭可明也专门撰写了回答许多中医同道询问石膏用法诸问题的文章在《中医杂志》上发表[6]，先生还曾经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石家庄中医治疗“乙脑”的经验开始在全国“乙脑”流行地区推广。 蒲辅周再次创新依靠辨证1956年7月至8月初，北京市发现了少数流行性乙型脑炎患者，在西医诊断和输氧、注射青霉素预防并发症等必要措施的配合下，根据石家庄的经验直接以中医治疗，效果很好。 北京市儿童医院在此期间共收治“乙脑”患者25人，结果23人治愈。但是，8月5日以后，发病人数骤然增多，2/3以上患者为10岁以下儿童，病势比较急重。“有人忽视了随证施治的原则，生搬硬套石家庄市过去使用的成方来治，结果，治疗效果较差。有些患者服药后，高热不退，甚至病势加重，或产生腹泻症状。这时，某些人就对用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方法发生怀疑，说是‘石家庄经验不灵了’。对流行性‘乙型’脑炎又产生了束手无策之感”[7]。 在这种新的情况下，许多乙脑患者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同时，经卫生部先后两次派遣调查组才充分肯定了的石家庄中医治疗“乙脑”的经验也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卫生部和北京市卫生局了解了这一情况后，立即采取紧急措施，陆续调配了一批中、西医、药、护理人员，增强治疗力量。卫生部指示中医研究院抽调10余位经验丰富的中西医师组成治疗脑炎工作组，支援北京市的治疗工作。著名中医蒲辅周也参加了工作组的治疗和研究。 中医研究院脑炎工作组经过调查北京市传染病院和儿童医院8月5日以后治疗“乙脑”的情况，认为某些中医师没有注意到多数患者的病情有“偏湿”的现象，忽视了随证施治的原则，是使某些治疗不够顺利的重要原因。 中医研究院脑炎工作组对“乙脑”的中医辨证施治问题作了具体详细的分析，指出：“根据历代医家的大法，石家庄把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经验归纳为清热、解毒、养阴三个方策，随证施治，灵活处方，这个方法是正确的。这些方法，是以历代中医治‘温病’的方法为根据的。温病有不同的类型。流行性‘乙型’脑炎虽然病原相同，但因患者体质不同以及气温、季节等对患者影响的不同，患者的病变也有差异。其中有‘偏湿’、‘偏热’之分。‘偏湿’的即‘湿胜于热’的，病状的特征是高热无汗、渴不思饮、舌苔白腻或黄腻，脉象沉濡弦数，腹泻。‘偏热’即‘热胜于湿’，特征是高热有汗、大渴引饮、舌苔黄燥、脉浮滑洪大。对这两种病型，治疗步骤也应有不同。今年立秋前后，北京地区阴雨较多，天气湿热，这也影响到流行性‘乙型’脑炎患者，大多数患者有‘偏湿’的现象。而根据记录来看，石家庄过去一两年所治的流行性‘乙型’脑炎病例，‘偏热’的较多。因此，今年北京某些中医沿用石家庄的成方来治疗病情‘偏湿’的患者，过早地使用清凉苦寒药物，结果是‘湿遏热伏’，效果不好，甚至造成患者外闭内脱的现象。至于其中有一部分患者，初起时有脉浮洪、舌黄燥、高热有汗、大渴引饮等这些‘偏热’的现象，用清凉苦寒药来治疗，效果仍是很好的”。总之，并“不是‘石家庄经验灵不灵’的问题，而是运用这些经验得当不得当的问题”。工作组指出：“对北京市今年的流行性‘乙型’脑炎患者，必须认真研究病情的特点，随证施治。对‘偏湿’现象的患者，首先要服用宣解湿热和芳香透窍的药物（如鲜藿香、郁金、佩兰、香薷、川连、鲜荷叶等）”。[8] 工作组主要成员蒲辅周撰文指出：“两三年来，中医对于流行性乙型脑炎，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也能够掌握在治疗上的一些基本方法，即是了解了脑炎是一种热性病，属于中医温病的范畴，运用中医治疗温病的方法来治疗脑炎，就能够取得效果，从1954年起，石家庄传染病医院的中医师们所取得的经验和去年各地吸取这个经验的效果来看，都非常正确。但是，如果我们运用不得当，掌握不确实，任何好的经验都会发生毛病，因此我体会到：石家庄的经验，既然出于温病学，我们就不该不揣其本而啬其末的只在验方、效方上着眼，而是应该从温病学里面来研讨”。蒲辅周指出，明清两代温病学名家的温病学著作对流行性、传染性疾病的治疗树立了规范，当代中医遵循这些规范能够找出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途径，“但是不等于说已经具备了治疗脑炎的特效方或者已经有了特效药（这一点不是办不到，也正是我们所追求的，不过目前还不可能）。即以辛凉重剂的白虎汤而论，有它的适应证，也有它的禁忌证，一切方药都是如此，全在于用之得当与不得当。至于如何才是得当，就必须掌握中医治疗上的一些原则了，我们处理任何疾病，都离不开三因、四诊、八纲、八法，处理脑炎更应仔细，不如此不能认辨错综复杂的病情；不掌握病情，不能发挥治疗上的效果。中医治病的特点，是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做到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各种不同的气候环境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发病因素。各人不同的秉赋体质，会产生各个不同的感受，若干不同的方药，供我们运用来分别处理。说来很复杂，其实很简单，能够掌握辨证施治的原则，就能够执简驭繁。根据病的表里虚实，来确定药的先后缓急，是一切治疗上的关键问题，吴鞠通说他的《温病条辨》：‘是书着眼处，全在认证无差，用药先后缓急得宜’。数十年来的临床工作，使我深刻地体会到：要做到认证无差，还需要不断地钻研和学习。”[9] 中医研究院脑炎工作组8月下旬在北京使用他们所说的方法治疗了一部分“乙脑”患者，效果显著，不少危重病人转危为安，有的患者最初连服大量石膏、犀角、羚羊角等寒凉药物，反而高烧不退，病势不减，而当及时改用宣化利湿、芳香透窍的药物后，病情则很快好转。他们的正确认识得到了实践证明。 中医研究院脑炎工作组的学术见解引起了北京市各医疗单位和卫生行政领导机关的高度重视，在工作中逐步被推广，引起了人们的进一步研究。从此中医界开始强调，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必须遵循“随证施治”的原则，不能按照“一方一病”的思路将某地的具体经验生搬硬套。 在1964年“乙脑”开始流行之际，《中医杂志》第7期连续发表了数篇介绍“乙脑”辨证治疗经验的文章，如“对流行性乙型脑炎发热、痉厥、昏迷的临床证治体会”、“辨证论治对兼湿类型乙型脑炎的治疗效果”、“参加流行性乙型脑炎治疗工作的点滴体会”等，表明经过几年的临床研究，中医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认识日益深刻，治疗经验不断丰富。如北京中医学校方和谦在文章中指出：“1955年石家庄治疗脑炎，发病偏于暑温证型者较多，而1956年北京市的发病又多夹湿邪，湿热为浊之患；去年我们参加本病治疗时，发现患者又偏于表邪闭郁，无汗喘促者为多，入院的危重患者，常先伤于肺气之化原（呈呼吸衰竭状态），而不同于前数年的心神内闭，内闭外脱症（心力衰竭状态），所以在医疗处理上就采取了透表达邪、清热解毒的治法，每收到预期效果。”[10] 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卓著疗效是举世公认的，这一成绩首先是中国传统医学的成绩。但是，这一成绩，是在西医的辅助治疗和科学护理的密切配合下取得的，如果不是请中医进医院工作，“乙脑”患者被收进专门治疗传染病的机构隔离治疗，中医则不可能有用武之地；散在的开业中医即使有机会在辨证施治原则指导下治疗“乙脑”，也不可能单独取得如此显著的疗效。正如重庆市第一中医院的“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治疗方案初稿”一文所说：“必须指出：（1）中医对脑炎的疗效为什么能有这样高？它是与西医的抢救（如输氧、鼻饲、强心等等）、正确的诊断、精密的观察、科学的护理分不开的；（2）获得这些成绩，并不是使我们可以自满，而是通过脑炎的治疗，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诚如四川卫生厅给我们指出的：‘通过这次中西医之间的合作，使工作得到顺利地进行，使该院中西医护人员深深的体会到只要依靠党的领导，遵照党的政策办事，治疗总以救人第一，不固执个人成见，取长补短，互相交流经验，这样不仅在中西医合作工作中能克服困难，同时为中西医共同整理祖国医学也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3）也诚如河北省卫生厅厅长段惠轩同志所指出的：‘介绍和研究中医治疗脑炎的经验，也并不是减轻西医治疗脑炎的责任。中医和西医应该团结起来，彼此学习、帮助和合作，共同做好脑炎的防治工作。”[11]所以，中医治疗“乙脑”经验的总结和推广是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这一点是必须予以强调的。 中医治疗“乙脑”的成功经验，对西医学习中医无疑是一极大的鼓舞。如吕维柏回忆说：“郭子化同志发表的石家庄中医治疗乙型脑炎成就的报告，给了我极大启示。这一报告治愈20例的事例，有‘清热、解毒、养阴’的中医理论，而且有权威性，是部长助理率领中西医视察组经实地调查后写出的，再加上听了石家庄市卫生局袁以群同志在中华医学会所作的学术报告，许多数字材料都使我认为这一结论是可信的。由此想到，中医学真的有这样高的疗效，哪有什么不值得学的呢？因而当领导上来动员我参加西学中班时，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12] 在中医治疗“乙脑”的临床研究工作中，突出地显现了依据西医诊断的“病”来肯定和总结中医疗效的方法与中医传统的辨证施治原则之间的矛盾，也从而显现了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后来的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 流行性出血热中医显神威流行性出血热是由病毒引起的一种传染性疾病。临床有发热、出血、低血压、肾脏损害等主要表现。鼠类（主要是黑线姬鼠）是流行性出血热的主要传染源，其传播途径可能是通过螨类传播。也就是螨类吸带有病毒的鼠血后，又吮吸人体血液，而导致病毒传播给人；也可能通过直接接触带毒鼠类的排泄物或吃了被带毒鼠类排泄物污染的食物或水而感染；如果吸入带毒鼠类的排泄物污染的尘埃，也会通过呼吸道感染。 流行性出血热按照1981年全国流行性出血热防治科研座谈会的7项标准：①流行病学资料；②感染中毒症状；③毛细血管中毒症状；④渗出体征；⑤肾脏损害；⑥血象；⑦典型经过，结合本地及邻县流行性情况与发病季节，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等，进行诊断。 有的中医认为其病因是感受瘟邪疫毒致病，进而酿生热毒、瘀毒、水毒，“三毒”几乎贯穿于病变的整个过程，发热、低血压休克期以热毒、瘀毒为主；少尿期以瘀毒、水毒为主；多尿、恢复期则为正气亏虚，余毒未清为主。因此，治疗时应当辨证论治，主要以清瘟解毒类方药加减。也可以根据现代药理研究，选用具有抗出血热病毒作用的特异性药物，以加强针对性；同时根据各个病期的不同病理特点，辨证采用相应治疗大法，结合具体病情，有主次地综合应用。 我们在互联网进行检索“中医治疗流行性出血热”，可以检索到大量的论文资料，大多都是几十例患者的临床治疗总结报道。有的设有对照组，有的则是单纯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临床统计资料。 邓铁涛先生在《论中医防治非典》这一篇文章中说：“1956年石家庄流行乙型脑炎，师仲景法用白虎汤疗效超世界水平，并不因为中医无微生物学说而束手无策。1957年北京乙脑流行，白虎汤效果不明显，蒲辅周用温病之法，疗效又达90%。1958年广州流行乙型脑炎，我曾参加救治，为暑热伏湿之证，凡舌苔转厚者必不死，暑湿得外达故也，统计中医之疗效亦达90%，且无后遗症。上世纪六十年代广东麻疹流行，番禺等地麻疹肺炎死婴不少，我校医疗队所到之乡村，用透疹清热之法，死亡病例便被制止。广州上世纪六十年代亦曾流行流感。用吴又可法‘达原饮’又收到良好的效果。国家七五攻关科研项目‘流行性出血热之研究’，亦显示了中医在治疗急性热性传染病的成果：南京周仲英研究组治疗1127例流行性出血热，中医药组治疗812例，病死率为1.11%；西医药对照组治疗315例，病死率为5.08%（P<0.01），明显优于对照组。江西万有生研究组治疗413例，中医药组273例，病死率为3.7%；西医药对照组140例，病死率为10.7%（p<0.01）；疗效优于对照组。由于时、地、人等有关条件不同，周氏、万氏的辨证论治完全不同，周氏治疗以清气凉营为主，万氏则以治湿毒法为主。此病西医同辨为病毒性疾病。按西医理论，病原相同，治法必同；但中医治疗如果两者对换，则很难取得良好的效果。所以病原体只能作为中医辨证论治的根据之一，诊治的关键在于辨证论治。” 周仲瑛，男，1928年生，汉族，江苏如东县人。家世业医，幼承庭训，随父周筱斋教授学习中医，曾就读于上海中国医学院（中医师进修班），1947年毕业后，悬壶桑梓。1955年入南京中医进修学校（南京中医学院前身）进修，次年毕业，留附属医院工作，历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讲师、副教授、副主任医师、内科教研室主任、副院长等职。1983年～1991年任南京中医学院（现南京中医药大学）院长、兼任中医系主任。现任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周教授长期从事中医内科医疗、教学、科研工作，尤其在疑难急症和心肺疾病方面有深厚的研究和造诣。在临床实践基础上，坚持科研工作，以应用研究为主，后从事心、肺、肝、肾等多系统病种的临床研究。近10余年来主持国家级、部级、省级课题22项，其中国家级课题4项、部级课题4项。目前已完成14项，获省级以上奖8项，如“中医药治疗流行性出血热的临床和实验研究”1988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医药治疗病毒性高热的临床和实验研究”1994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共创研新药16种，用于所治急难症，明显提高了疗效，部分成果已转向新药研制，转让给药厂4种，取得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流行性出血热肆虐整个欧亚大陆，其中我国是发病最多、流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除青海省外，无一幸免。在当年举国恐慌、人人为之色变的情况下，周仲瑛教授身先士卒，深入疫区，通过对上千例出血热患者的治疗摸索，率先在国内提出该病“病理中心在气营”的全新论点，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三毒”(热毒、瘀毒、水毒)学说；同时针对该病不同病期及主症特点，制定相应的治法和系列专方，充分发挥了中医辨治急重症的优势，使野鼠型出血热患者病死率从当时的7.66%，降至1.11%；特别是对死亡率最高的出血热少尿期急性肾衰病人，通过采用泻下通瘀、滋阴利水方药，使病死率降为4%，明显优于西医对照组的22%，为应用中医中药早日控制出血热的流行进行了富有成效地探索。本项研究1988年获国家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并送往前苏联代表我国出血热中医治疗最高水平进行国际交流，同时被国家科委和国家经贸部选入1979～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科技成果项目。 周教授认为流行性出血热主要表现为卫气营血的传变经过，并见三焦、六经形证，因此他既综合温病、伤寒等各家学说，针对出血热各个病期的病理特点，制订相应的治法和方药，并通过实践提出其“病理中心在气营”的新论点。创研具有清气凉营作用的新药，使疗效得到显著的提高；对某些感染性高热重症有卫气营血传变者，主张到气就可气营两清，阻断病情发展，邪热入里者应早予通利，从而明显提高了病毒性高热重症的疗效；对厥脱证（休克）的研究提出“气滞血瘀、正虚欲脱”为其基本病理特点，从而首创气血同治，行气活血与扶正固脱合法，其创制的辨证系列注射剂，已列为国家新药开发项目；对急性肾功能衰竭的研究提出“三毒”（热毒、血毒、水毒）学说，认为“瘀热水结、阴津耗伤”是其病机、病证特点，确立泻下通瘀、滋阴生津治法，研制成泻下通瘀合剂，疗效明显高于西药对照组。在科研中重视应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较为系统的实验研究，阐明其理论实质及药物的作用机理，从而对中医理论有所创新和发展，也有助于提高中医药学术水平和临床应急能力。 万友生教授是全国著名中医学家。江西省新建县人。1917年生，行医执教60年，曾任卫生部全国卫生科学研究委员会中医专门委员会委员，江西中医学院内科、伤寒温病、热病教研室主任，江西省中医药研究所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等职，现任江西中医学院内科教授、主任医师，是全国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名老中医。 万教授治学严谨，研究中医内科临床证治规律数十年，学术上主张把伤寒学说和温病学说、外感热病和内伤热病统一起来，提出一整套比较完整的热病辩证论治体系。他认为我国流行性出血热病的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证明：某些地区多见瘟疫的温热病毒证，采用清热解毒法的寒凉方药，疗效卓著，死亡率极低；某些地区多见瘟疫的湿热病毒证，当用祛湿清热解毒法的温清并用的方药取效，若误投以清热解毒法的寒凉方药，不但无效，反致冰伏其邪，加重病情。尤其是呈现寒疫的风寒病毒证和寒湿病毒证，当用祛风散寒燥湿解毒的温热方药取效，若反投以清热解毒法的寒凉方药，那就有如雪上加霜，势必促致病情的危亡。这可从我省“七五”攻关时的流行性出血热病临床研究中获得证明(详见《中医杂志》1999年第10期)。 万教授说，试以清热解毒治法的研究为例说明，西体中用的结合者认为，清热解毒治法的清瘟败毒饮等方具有抗病原微生物等作用，能弥补西医学的不足，对急性传染病(尤其是病毒性的)有良好的疗效，因而被广泛地应用于临床。但由于只辨病，不辨证，所以有时有效，有时无效，甚至恶化病情。因为中医诊治急性传染病虽然也注重解毒(中医所谓病毒包括西医所谓滤过性病毒和细菌等在内)，但中体西用的结合者认为其解毒是辩证的，即应针对不同的病毒，采取不同的解毒方法，如风寒病毒证之用荆防败毒散等方温散以解毒；风温病毒证之用普济消毒饮等方清散以解毒；湿热病毒证之用甘露消毒丹等方祛湿清热以解毒；温热病毒证之用清瘟败毒饮等方清热以解毒等等，这些辩证解毒方剂，虽都含有抗病原微生物等作用，但并非着眼于某一特定病原体的原因疗法，而是着眼于病人整体的辩证疗法。必须指出，属于清热解毒法的清瘟败毒饮等方，只对瘟疫的温热病毒证有良效，而不适宜于湿热(尤其是湿偏重的)病毒证；只有辩证使用，才能有利无弊。 由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上述两种中西医结合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着眼于病原个体的只辨病不辨证的原因疗法；后者着眼于病人整体的既辨病更辨证的辩证疗法。因此，现今通行的西体中用的中西医结合，虽能弥补西医学的不足，从而丰富、发展西医学，但不符合发展中医学的要求。而只有中体西用的中西医结合，才是符合发展中医学的要求，也才是符合真正的中医现代化的要求。 万教授的分析是细致的，是指导人们如何看待中医治疗的指导思想，以及如何解释中医临床有效性的机理。 杨麦青先生以伤寒法治疗流行性出血热，按结胸证论治取得了很好的疗效。杨先生1928年l0生，吉林省长白县人，主任医师，中西医结合专业。1945年入哈尔滨医科大学，1946年人中国医科大学。1956年开始学习中医。1959年1月沈阳麻疹大流行，病死率甚高，临危受命，被调人沈阳第一医院，频见小儿夭折，病家哀号，单纯西医药已束手无策。因与沈阳著名伤寒家陈会心老师用伤寒方抢救麻疹肺炎心血管型而力挽危亡，使病死率急骤下降，受到辽宁省卫生厅、沈阳市卫生局表扬。1950年冬在中国医科大学临床儿科，用伤寒法救治小儿重型肺炎疗效显著。从临床实践出发，写出“脏腑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健康报》1963年3月8日发表，并就麻疹、肺炎、菌痢、肝炎、婴幼儿腹泻、再障、白血病等病种写出应用伤寒法诊治论文和“关于《伤寒论》传经和六经的假说”，颇得学术界赞同。1983年9月在沈阳传染病院组织东北三省有关研究人员用伤寒法治疗流行性出血热，获理想疗效。 笔者认为，对于中医原创性的外感热病理论，人们试图用西医能够理解的免疫与抗病毒细菌来解释，尽管这样做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一旦成为“固定的说法”或者成为“不过如此”之后，或者进一步“追问”这种作用的基本物质，就容易带来中医辨治理论的退化与萎缩，带来简单化、庸俗化。 林中鹏《维护中国原创医学生存空间，抢救防治传染病科学遗产》一文说，中国原创医学对防治各种传染病的研究和贡献远不止于此。建国以来的半个世纪中屡建奇功，1953、1956、1959先后于河北、广东、北京大规模、长时间流行暴发的乙型脑炎；1988-1992发生于江浙、江西等地的流行性出血热，就是其中之一：前者，中医治疗具有死亡率低、后遗症少的优势；后者，更明确判明经中医治疗的患者，其死亡率仅为对照西医组的1/4,相差极为悬殊。中国原创医学对流行性传染病的防治贡献还可远溯自东汉以来的1800余年。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医均有杰出表现，各项成就有史可稽。这些成就表明中国原创医学关于流行性传染病的研究并非无足轻重的“经验”，而是极可宝贵的、独立的科学知识系统。 所谓中国原创医学，是指以东方文明“整体论”为基础的医学知识体系。与建立在西方文明还原论为基础的西方医学不同。由于西方科学300年来的强势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还原论”作为“科学性”判据的审判庭：凡符合“还原论”者即为“科学”，否则即为不科学。从此，作为弱势学术群体，包括中医在内的中国原创医学都被判定为“不科学”而失去公正的评价。加强对中国原创医学关于流行传染病防治的科学遗产的抢救还有更急迫的战略原因： 由于人类行为的干扰，新病毒出现的频度越来越高：50年前，大约5年才出现一种新病毒；30年前则为3年；最近10年则又缩短为一年半。长此以往，相信不远的将来，每年会有两种以上新病毒同时出现的几率将大大增加。届时，二元甚至三元病毒复合传染、流行的可能性不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单纯依靠还原论医学能负担起抗击的重任吗？众所周知，西方医学是指拮抗医学，擅长针对性治疗。就目前所知对付病毒性传染病疫苗是最有效的方法。然而，以SARS为例，流行期结束后将近一年，才将29729个基因解读清楚；两年后的今天，疫苗的研究尚未达到实用水平。至于诊断学，确诊的速度和精度仍然有待提高。因此诊断仍然要依靠“临床诊断”。然而，临床诊断确诊的精度令人担心。我国卫生部曾公布SARS死亡人数为425人，随后又修正为399人，也就是说此26人是误诊。香港上报WHO最后一批死亡者21人中，就有15人尸体解剖后认定并非死于SARS。SARS的临床诊断可信度可见一斑。 相形之下，作为以整体论为核心的中国原创医学并不需要了解入侵病毒结构的详细信息，只需“辩证”即可。之所以如此不同，是因为西方医学的目的是治疗人所得的“病”，而东方医学关心的是得病的“人”。后者认为虽然入侵者为病毒，但受影响的却是“人”的整体。中医的所谓“辩证”，就是“辩正”，是要辨别病毒侵入人体后人的自组织能力正常状况的偏离。所谓的“施治”也完全不同于西医，只需将偏离的人体状态调整至常态即可。至于“杀”病毒，人体自组织能力只要得到正常的呵护，一般都能胜任。由于中国原创医学在对付入侵病毒时，只需“辩证”正确，因此不必担心是二元、三元乃至多元复合传染时所带来的困扰。诊断学虽不如还原论医学“精密”，却大体准确；治疗学虽然没有采取杀病毒的“针对性”措施，却保护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组织能力。 目前，中国原创医学在对抗急性传染病的成就，尚不能为基于还原论为基础的西方医学所认可，但是，从整体论的角度看，中医的科学道理是能讲清楚的。最近，一位WTO的官员在评介印度洋大海啸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时说，2003年的SARS造成的损失远比前者大得多。没有人去作这样的估计：如果中医不是在2003年5月8日被允许介入抗击SARS，这场灾难性的经济损失，还会扩大到甚么样的程度。 我们没有必要因为有人不承认整体论的科学价值而延缓对中医原创医学防治急性流行性传染病的科学遗产的继承和发扬。1953年成功抗击河北乙脑流行的老中医已经仙逝了，他的业绩曾连续三次以“没有科学根据”为由被封杀；1959年乙脑在北京地区流行时领衔首都中医奋力抗击的名老中医蒲辅周同样也已仙逝，他留下的珍贵医案也被人认为“学不会”而被刁难，他所治疗的167个病例因为用了多达98个不同处方组合而至今仍被某些还原论医家在公开场合作为“反面教材”嘲笑、揶揄。打响抗击SARS中医第一枪的广州邓铁涛先生也已90高龄。他的成功出击使慌乱的人群迅速地冷静下来。和邓先生一样为抗击SARS骑着自行车四处奔走的温病专家刘仕昌先生更高寿91。然而当800专家浩浩荡荡云集广州“总结”SARS经验时，却假装不知道他们的存在。1988~1992期间领衔江西和南京中医奋战于扑灭流行性出血热（鼠疫）并取得出色成就的两位泰斗级人物万有生和周仲瑛先生如今也都在85岁以上高龄。他们的学识，他们的珍贵经验不抢救、不推广更待何时。时不我待啊！ 既然我们尚不能“证明”中国原创医学治疗SARS是“无效”的，也不能证明中国原创医学对其他流行性传染病的临床研究是“无效”的，那么就没有理由封杀中国原创医学对流行性传染病研究所取得的科学成就；两条腿走路总比一条腿好。在中国，中西医学应该有同等的发展机会。这是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重要起点。 贾谦先生在《中医战略》（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2007年1月第一版）的著作中指出： 人们通常认为，中医只能治疗慢性病、老年病。其实，中医是在治疗传染病中发展起来的。东汉建安年间伤寒病大流行，张仲景总结临床经验，提出了《伤寒论》，有效制止了伤寒传播，从此奠定了中医诊断和治疗的理论基础。明永乐到崇祯年间多次大疫，吴又可的《瘟疫论》和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形成和完善了温病学说，中华民族在制服传染病上又进了一大步。近几十年来，中医在一些重大疾病的防治作用也十分显著。1956年石家庄流行乙型脑炎，师仲景法用白虎汤，疗效超过世界水平；1958年广州流行乙型脑炎，邓铁涛教授参加救治，统计中医之疗效亦达90%，且无后遗症；60年代广东麻疹流行，死婴不少，广东中医学院医疗队用透疹清热之法，所到之乡村死亡病例便被制止。20世纪90年代，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对1988年上海以中医药为主治疗乙肝重叠甲肝与1983－1988年美国本土西医药治疗同类疾病的死亡率进行了统计对比，结果为“0.05%∶11.7%”，亦即中美的死亡率之比是“1∶234”。SARS防治期间，中医作用已为世界卫生组织承认并高度评价。在艾滋病治疗方面，我们课题组的调研结果表明，中医药的疗效远大于西医药，而且治疗费用也远远低于西医药。 我国艾滋病的问题还相当严重，中医药的防治优势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如果艾滋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有可能产生惊人的经济损失。我国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若以艾滋病病人平均死亡年龄为35岁和中国人劳动年龄至60岁及每人每年创造社会财富约1.5万元人民币计算，平均因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减少创造社会财富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约37万元人民币。按专家估计，目前我国艾滋病感染者已达84万人，则全国因艾滋病病毒感染增加的医疗费用和经济损失将达3108亿元人民币。如果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2010年，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达到1000万人左右，随之而来的经济损失可达4600亿至7700亿元人民币。这是从艾滋病患者的治疗费用上来看的，可谓艾滋病对宏观经济的直接影响。 邓铁涛教授在《正确认识中医》一文之中指出：“上世纪六十年代，天津市传染病院院长学了中医之后，某地发现白喉开始流行，急需白喉血清，向他求助。他估计该地要接种血清的量，集中半个中国的存货都不够用。他便运用所学，继承中医治白喉之法，用养阴清肺汤，并拆方减成只用四味药，制成水剂，发往该地，把白喉的流行制止了。每一病例治疗成本才1.5元，且能免除今后再用血清时有血清反应之弊。这是一个继承与创新的好例子。但这样的优秀成果，没有人继续再加以研究发扬，多可惜啊!为什么被冷置呢?我看因为不是外国人发明的，国内的某些专家会给你以阻力而不是动力。‘重西轻中’这一顽疾若得不到根治，中医的创造发明与推广——难矣！” 中医在SARS新瘟疫爆发的时候，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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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报》社论 积极推行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经验 转自中医杂志 195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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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又当年亲经此事的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老中医吴蔚先生口述。 8 Z" F, u* V5 c, F#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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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e+ R) w, x! C) D[12] 吕维柏坚持中西医结合为继承发扬中医学而努力 中西医结合杂志 1986；特刊：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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