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东，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八届江苏省政协委员，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副主任委员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医养生康复学、康复医学、医史文献学，出版著作70余部，编著各类规划教材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获全国杰出青年中医金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奖项。
为迎接李时珍诞辰500周年，自去年12月开始，笔者全身心地投入到李时珍和《本草纲目》的研究之中。因史料不断增多，新的发现不断涌现，手下的笔便难以停止，最后竟写出了一本十几万字的书——《星耀千秋价值永存》。
随着对李时珍的研究不断深入，笔者首先的感受便是崇敬和感慨。在无数传世中医药古籍中，最为优秀的本草学著作当属《本草纲目》。
民国以前对李时珍和《本草纲目》的研究甚少。新中国成立以后，李时珍的名声和社会地位、国际影响力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和扩大，成为我国古代文化名人的杰出代表。李时珍与张仲景、孙思邈等中医大家一样，受到中医界的顶礼膜拜。但是，仔细研究史料后却发现，目前李时珍研究中还有诸多偏离历史真实之处。因此，笔者试图尽量还原一个真实的李时珍。
李时珍不是乡村医生
据清光绪《蕲州志》所绘城图，瓦屑坝位于蕲州城东500米。李时珍是一个城市人，是在城市文化的环境中成长的。
多数文献按照目前的行政区划，将李时珍定为“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瓦屑坝人”。 蕲州镇是现在的行政区划，李时珍生活的时代，蕲州的规格为“府”。历史上，蕲州的规格一直是在蕲春县之上，是蕲春县的上级单位。新中国成立后，蕲春县人民政府于1953年入驻漕河镇，至此，蕲州才真正“沦为”一个“镇”。由此可知，李时珍出生地并非字面上所表达的“镇”，而是一个不低于“地级市”的大城市。清光绪《蕲州志》记载：“自咸丰元年至光绪十年……大小男妇共三十四万七千六百七丁口。”可见，34万人口的城市肯定是一个大城市。
李时珍故居在蕲州瓦屑坝，当代学者并无异议，介绍李时珍里籍时写作“蕲州东门瓦屑坝”（或“瓦硝坝”）。瓦屑坝地名如今在蕲州镇已经消失。相关文献在介绍李时珍故居时，将其认作是一个小村庄“瓦屑坝村”，电影《李时珍》也是据此设定李时珍生活环境的，这是不准确的。将瓦屑坝想象成一个村庄，显然是顺着现代行政区划的逻辑：蕲州是“镇”，镇以下当然就是“村”了。但是，上文已经证明了李时珍时代的蕲州是个“大城市”，那么，将瓦屑坝说成“湖边村庄”，就是想当然了。
历史上的瓦屑坝，名声之大，超出想象。它原本是江西鄱阳县的一个地名，明初洪武年间，中国出现大规模的强制移民运动，史称“洪武大移民”。在这场运动中，有几个著名的移民集散地，如山西洪洞大槐树、江西鄱阳瓦屑坝、江苏南京柳树湾等。而江西瓦屑坝被认为是仅次于“大槐树”的第二大移民集散地。
蕲州白马渡是江西移民在鄂东的登陆点之一，留下定居的大批移民居住于此，依“地随人迁”的古制，再加上这里本来就是一座坝，所以也把这里叫作瓦屑坝。据清光绪《蕲州志》所绘城图，瓦屑坝位于蕲州城东500米，也就是说，瓦屑坝就在城门边上，根本不是什么山清水秀的湖边村庄。弄清这一点，就知道了李时珍是一个城市人，是在城市文化的环境中成长的。
这一段考证还得出一个未经文献证实的史料，即李时珍祖上可能是外省移民。
李父的“莲幕”是何身份
“太医院莲幕”没有名分，能出入太医院，担任顾问、参谋之属。
李时珍父亲李言闻，字子郁，号月池，晚号藏六野人。蕲州名医，所著医书《四诊发明》收录《明史》，也是青史留名之人，另有多部医著亡佚。《本草纲目》多次介绍其事迹，对其崇重有加，强调其医术高超。
《本草纲目》中两次提到父亲“太医吏目”的头衔。在李时珍兄弟于隆庆壬申（1570）为父母所立墓碑上，碑文为“先考太医院莲幕李公月池”。“莲幕”作为身份并出现在墓碑上，这种情况比较少见。而李氏后人如此郑重地刻在墓碑上，则显得非常重视。“莲幕”一词，典出《南史》：南齐宰相王俭官高德重，时人把他的官署比作莲花池，入王俭幕府为“入莲幕”。后来，莲幕便作为僚属和幕宾的美称。李言闻的“太医院莲幕”应该就是这样的身份：虽然没有名分，却能够出入太医院，充当顾问、参谋之类的角色，可能是由荆王府之类的王公贵族推荐至太医院（荆王府自明英宗正统十年，自江西建昌迁至蕲州，雄踞蕲州198年，李家与王府颇多交集）。太医院应该确实接纳过李言闻，并且发生过学术上的交集，或者给过相应的荣典，否则，李时珍家族是不敢随便在墓碑上刻“太医院莲幕”字样的。
为何李时珍兄弟在父母墓碑上署“莲幕”，在《本草纲目》书上却写成“吏目”？这可能存在错讹或者以讹传讹。
这两个词读音极为相近，如果用湖北方言读出，则更加相似。“莲幕”是世人不熟悉的文人用语，而“吏目”一词，老百姓耳熟能详，所以“莲幕”错为“吏目”的情况是音讹所误，或者李氏借讹成真。这两个词在使用上有很大的区别：吏目有品秩，莲幕是美称，要在社会上提高身份，吏目为好。如果要提高文化品位，则莲幕为佳，因为莲幕不是一般的幕僚，而是大官身边的饱学名士；李氏在同时使用这两个词的时候，有着细微、谨慎而关键的区别。署“莲幕”时，为“太医院莲幕”。署“吏目”时，称“太医吏目”。如果李言闻在太医院任过吏目，这个“院”字是万万不可缺的。“太医”也可以作为对名医的尊称，不是太医院的人也可以称太医，这在明清两代非常常见；《本草纲目》的编著，参与者不仅李时珍一人，除了出版商胡承龙之外，还有11人，每人都有可能改动书中字句，也有可能校订者根据音讹的原理，将莲幕改为吏目，以便常人阅读。
李言闻是“莲幕”而非“吏目”的另一个证据，是明清诸多版本的史志上，李言闻都是列名于“孝友传”，而非“职官志”或“方技传”。
子虚乌有的太医院判
现存的四贤坊坊表文字违背历史事实。光绪三十一年重建的坊表文字来源于顾景星《李时珍传》。
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敕封文林郎四川蓬溪县知县”。对此，已有很多考证文章，说其是明代“文官封赠”制度的结果，即中央政府以推恩的方式，参照臣子们的官阶和功绩，将官爵或封号授予其父母、祖父母或曾祖父母。李时珍之子李建中得授四川蓬溪七品知县，可以封赠一代，父亲李时珍因此得封同样职衔。这在明朝是一个常识，而辨识实职和虚衔的关键，是李时珍头衔的前面有“敕封”二字，而李建中是实职，头衔的前面标有“阶”字。
在明末清初以来的所有地方志中，都有李时珍担任过“太医院院判”的记载。这些记载全都是承袭了顾景星《李时珍传》。顾传云：“（时珍）荐于朝，授太医院判，一岁告归，著《本草纲目》。”
这就带来了许多问题。首先，李氏家族非常重视名位声誉，按例敕封的“蓬溪知县”都要被用在著书署名、给皇上进表、墓碑碑文上，而太医院判是正六品京官，又是为朝廷甚至皇族服务的机构，其名声、地位要高出七品知县许多，为何弃而不用，反而用职衔较低的七品知县？李建元的《进表》是上奏皇上的文本，院判是朝廷命官，岂有不标明之理？其次，七品蓬溪县令是李建中援例向皇帝请赠而来，如果时珍当过六品太医院院判，则李建中根本没有必要向皇帝请赠较低的七品县令。
现有证据来证明李时珍具有太医院判名号的，是蕲州当地为纪念李时珍建立的四贤坊，坊表刻有“明赠中宪大夫李建木、李建中，明赠太医院判李时珍，明授山西副使李树初”。各种资料均认为该四贤坊初立于明天启甲子年（1624），后损毁，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重立。不少专家认为，它还是与明朝的“封赠”制度有关，是请赠得来的虚衔，即其孙李树初被授山西副使（正四品）后，按他父亲李建中的最后官职“云南永昌通判”（正六品）为其祖父李时珍请赠正太医院院判（正六品）。《白茅堂集·李时珍传》，历年《蕲州志》《黄州府志》都误判为李时珍曾授院判之职，并误传至今。
首先，史实有误，据《李树初墓志铭》记载，李树初任山西副史是在魏忠贤被诛杀（1627）之后，明代规定就任3年后才能“考满封赠”，也就是1630年以后才能向朝廷申请，李时珍等四人1624年根本不可能获得赠衔，当然也不可能立这个“四贤坊表”。即便天启四年确实建立了四贤坊，上面的文字也不可能是那样的。
其次，明代四品官只能请赠上一代，只有二品三品级别的官，才可以为祖父请赠。有专家认为，李树初是以他父亲，也就是以李时珍之子李建中的任官云南永昌府同知（正六品）的资质来为李时珍请赠的。这一解释破绽太多。首先，李树初不可能代父向朝廷请赠，这不符合明制。即便朝廷“推恩”而允许，那也要以李建中的资质为条件。李建中于万历十五年（1587）被擢升为永昌同知后，即“以亲老谢归”，并未上任。所以，他只能以七品县令的身份，而不能用六品同知的身份来为父亲申请六品赠衔的。此外，《明太祖实录》等文献明确规定，父、祖、曾祖封赠，俱照子孙现职，“封赠三代，一如见爵”。因为儿子是蓬溪知县，李时珍也只能得授与儿子同样的文林郎蓬溪知县的敕封，怎么可能以六品“永昌同知”而获赠毫不相关的“太医院判”？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在明代官场就会成为丑闻。获赠与子孙不一样的官职，只有一种情况下才能出现，那就是被赠者自己也在当官，而且官阶比请赠的儿子、孙子的官阶高，才有可能在原职基础上升一阶。而这种情况在李时珍身上是不存在的。
那么，现存的四贤坊坊表文字“明赠中宪大夫李建木、李建中，明赠太医院判李时珍，明授山西副使李树初”就存在严重问题，因为它违背了历史事实。因此，我们可以判定，天启四年建成的四贤坊，上面的文字根本就不是这样的，而现存四贤坊坊表文字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重建时重新撰写的，根本不可能是明代天启年间的文字。现有史料称“光绪碑碑文据天启时翻刻”的说法没有根据。
早已损毁的四贤坊上面到底刻了哪些文字？仍可从有关史料中找到蛛丝马迹。
光绪《蕲州志》记载：“六朝文献，两镇干城。在东门外，为知县李时珍、同知李建中、副使李建木、兵备李树初建。”这是一则保留天启四贤坊信息的文字。因为此时还没有重建四贤坊（光绪《蕲州志》1882年，光绪重建四贤坊1905年）。因此，它一定是沿袭了前代地方志的早期史料。而且坊表文字根本就没有“明赠太医院判李时珍”字样，如果天启年间的坊表上有此文字，在中国古代崇尚社会等级的伦理惯性下，是不可能标注“知县”而舍弃“院判”的。
由此可见，光绪三十一年重建的坊表不可能是据明代天启年的坊表翻刻的。这些文字的来源，应该是根据顾景星《李时珍传》中“荐于朝，授太医院判，一岁告归”的记述而来。
从未进过太医院大门
李时珍“荐于朝”是楚王府推荐他任奉祠正职务，而不是太医院判。
上文已经完全否定了太医院判说，但多数专家仍然认为时珍在太医院工作过，只是品级较低而已。这种看法仍然没有摆脱顾景星《李时珍传》“荐于朝”产生的影响，认为“荐于朝”就一定要在京城工作。
如果对明代的王府任官制度有较深的了解，就会知道，“荐于朝”不等于进太医院。李时珍根本就没有进过一天太医院，这是明代王府官制度所决定的。
太祖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十分重视封藩，为了辅佐、教育、保卫藩王，王府也要设立各种机构，配备各种职位，俨然一个地方小朝廷。洪武十三年以后，形成了沿袭整个明朝“洪武定制”——包括文官、武官、宦官的王府官员系统。其中便有“奉祠正”一职，李时珍在楚王府担任的正是奉祠正这个职务。
王府各类官员都必须由中央政府任命，这是中央政府控制藩王、防止培植个人势力，消除叛乱谋反隐患的手段之一。因此，李时珍的正八品奉祠正也要“荐于朝”，由朝廷任命。
笔者发现一则史料，足以证明楚王府将李时珍“荐于朝”就是推荐他任奉祠正职务，而不是太医院判。《钦定续文献通考·选举考·方技》记述：“时以医举者，惠帝时戴思恭，成祖时盛寅、吴讷，孝宗时吴杰，世宗时许绅，庆历间李时珍……时珍官楚王府奉祠正。”明代有六位以医生身份“荐于朝”。
明代的“王府官不得外调”制度规定：王府内所有任官，终生概不能再任朝廷其他官员。这是因为燕王朱棣通过靖难兵变推翻建文帝政权而篡位成功，汉王朱高煦久谋兵变意图叛乱，都是依靠王府武官与内使的势力。明英宗时，为了铲除诸王叛乱的社会基础，干脆实行了“王府官不得外调”的制度。在这种严格规定下，李时珍既然当上了奉祠正，那就不可能再到太医院任职，哪怕是九品吏目也不行，只能在楚王府“株守终身”。这也证明了“荐于朝”，荐的就是“楚王府奉祠正”。楚王不可能为一个八品小官去做违制之事（即先聘为奉祠正，再向朝廷举荐）。
“太医院判”不成立，“低级职务”也不成立，那么，顾景星“一年告归”的说法也就是想当然的乌有之词。
笔者认为，有关李时珍的任职履历，一切应当以《本草纲目》（含《进<本草纲目>疏》）为准。此书是李时珍临终之际刻成，一生成就盖棺论定，李氏对书中署名谨慎有加，对请封之职亦一丝不苟，李建元进疏更不敢遗漏错列父亲官职，否则对父亲不孝，对皇上有欺君之罪。因此，“明楚府奉祠敕封文林郎蓬溪知县蕲州李时珍东璧”就是李时珍确凿无疑的所有身份。
顾景星传记瑕瑜参半
在李时珍研究中，明代顾景星的《白茅堂集·李时珍传》是最权威的文本。自该传记刊行之后，各种地方志、正史、医书、人物传，都是以顾传为蓝本，或节录，或缩写，所述内容均无出其右，直至今日影响如旧。传记共895字，其中535字抄录自《进表》，剩下的360字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博学、友善、仁爱、智慧的李时珍。其中“时珍生，白鹿入室，紫芝产庭”，是古代中国典型的拔高和神话伟人的手段之一，但凡名人生平，总会夸大甚至编造出不平凡的异象来。因此，白鹿入室之类是不足为凭的。诸如“授太医院判”，则是不实之词。除此之外，《李时珍传》还有误记之处，如《本草纲目》进京后，顾景星用确切无误的口气写道：“命礼部誊写，分两京、各省刊行。”康熙《蕲州志》更是发挥称：“命礼部誊写十五部，发行京省刊行。”迄今为止，没有一丝迹象证实该抄本的存在。
那么，顾景星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错误呢？众所周知，传记撰写于李时珍去世60年后。其间，蕲州城频遭涂炭，成为瓦砾场、虎狼窝。顾景星逃回江苏昆山老家避难八年。劫后余生，顾景星于1651年返回蕲春，衣食无着，只能结茅为庐，垒石为桌。当蕲州城开始复苏，李时珍的重孙李具庆拜托顾景星为其父祖四人作传。浩劫之下，李氏家史点滴不存，只能根据李具庆口述以及“余儿时闻先生轶事”的零星记忆才写出360字，其中以讹传讹自然难免。
李时珍研究正谬点滴心得
李时珍并不厌恶科举。现代人常将现代价值观强加于古人。淡泊名利，厌恶科举，痛恨官场，钟情医药，是现代李时珍形象的基调。从现有史料看，李时珍家族从来不排斥官场，甚至非常看重官职。如李言闻“博洽经史”，有一个科考梦，五十多岁还要“补岁贡生”，死后墓碑刻“太医院莲幕”这样似官非官的职位。李时珍“三试于乡不售”，念念在兹，请封蓬溪知县官爵。李建中中举后连考六次，终与进士无缘，只得以举人身份出仕河南光山县教谕。直到其孙李树初，才为李氏家族圆了科举梦，中举后一年即中进士，后官至四品，这就是当时的价值观，完全符合儒家经世致用的观点。
《本草纲目》金陵版已经成为一个版本系统。在既往的研究中，从未有人将金陵本冠以“系统”。但是，近年来新发现的摄元堂本、制锦堂本，虽然都是同一母版所印，但都并非金陵版原貌，有剜改、有换名，只能算是金陵版的兄弟姐妹，可以称之为“金陵本系统”。日后或有类似的新发现，则有所归宿。
王世贞赠诗是戏谑和嘲笑。李时珍第一次求王世贞作序，王世贞并没有答应，相反，还写了一首意境曲折的诗赠送给李时珍。有人认为是对李时珍的褒奖和称赞，也有人认为是对李时珍的嘲笑和讽刺。笔者分析史实和典故认为，王世贞这首诗明明白白就是在戏谑和嘲笑李时珍。
所谓李时珍诗作多为伪作。除了已经证实的诗作外，社会上流传的十一首诗均不是时珍所作。尤其是《述志》，完全是为了图解“厌恶科举”而伪作。
李时珍的民间传说不能作为信史。笔者对所有李时珍民间传说进行考证后认为：一是神人套路；二是移花接木，即将前代或他人的传说移植于李时珍，如“滴血开棺”是扁鹊、华佗、孙思邈，“神医治病断奇案”见于唐代神探狄仁杰，将不同的神医故事嫁接到李时珍身上，是为了盛赞李时珍医术高超，在故事中满足百姓的精神寄托；三是寄托理想，如惩治贪官等。
李时珍传说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神化的李时珍；二是平民化的李时珍。前者崇高，后者实在。崇高，使百姓在仰慕中产生保护神般的安全感；实在，使人们在生活中获得叔伯兄般的亲近感。同时，活泼生动的传说故事便于民众口头传播，扩大了李时珍声誉的传扬。
《本草纲目》从民国时期开始，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载体，成为中国文化自信的底蕴。从王吉民和伍连德著《中国医学史》展示中国形象，到抗战期间用来激发国人抗日心理，再到弘扬国粹反对废止中医，《本草纲目》一直充当着号角、旗帜的作用。
《本草纲目》物种分类法是对《尔雅》的传承和发展。科学家一致认为《本草纲目》的物种分类法是当时最先进的，是“古代最完美的分类法”。过去认为，这是李时珍的发明，很少研究其由来。经考证，李时珍是在《周礼》的五类分法、《尔雅》的六类分法基础上所进行的发展和突破，是有源之水。
篇幅所限，笔者对李时珍和《本草纲目》的研究所得无法全部介绍，上文所据的大量引文、图片也无法一一列出。其中观点，或有待商榷之处。更因学识有限，挂一漏万，难以完全真实还原李时珍“平民的生态，伟人的史绩”。不足之处，以待来者。（王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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