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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医不理解的人很多，胡适先生也是一位。 胡适（1891～1962）原名嗣糜、学名洪騂、字希疆，参加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胡适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中“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1月，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提出文学改良八事，强调以白话代替文言作正式的文学语言，为以新文学取代旧文学打开了缺口，被誉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的先锋”，一时享誉全国。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 安徽医科大学祖述宪在《中国科技史料》2001年第22卷第1期，发表了“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一文，文章对于胡适信任中医的说法，提出了不同见解，尽管这样的观点是胡适的弟子和亲戚在著作和文章里正式提出来的。祖先生说：“我们必须把上述作者的立论证据，仔细考察一番。这些作者说胡适相信中医，是根据中医陆仲安早年曾给胡适治病，特别是他1921年3月30日所作的‘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 1920年，胡适因为口渴、多饮、多尿等症状，被初步诊断为“糖尿病”。经西医治疗一段时间未见显效。李石曾向胡适推荐陆仲安，胡适考虑中医治病“无科学根据”，未予同意。后来马幼渔又作介绍，胡适才请陆仲安先生诊治。经过一段时间，胡适的病竟霍然而愈。一时之间，传为佳话。时任中华医学会会长的俞凤宾，对此事很关注，他在上海特地托人到北京找到胡适，抄出全部药方，不久就在丁福保主编的《中西医药杂志》上，刊出了1920年11月18日的药方。 当年，仲安先生屡次为著名文学家、画家林琴南及其家属诊治，林琴南为感谢陆先生，亲自画了一幅图画，展示儒雅中医正在研读经典，取名叫《秋室研经图》，送给陆仲安，并在图上题写了颂扬陆氏医术的文字。林琴南的题词是一篇桐城体的文言文，这篇古意盎然，文妙韵雅的佳作，后来录入《畏庐文录》中。陆仲安先生一直将此图珍藏于家。这次陆仲安为胡适治好了病，就将此图取出来，也请大名人胡适博士在图画上题字。胡适欣然命笔 [1]。两个主张不同的名人题字，就这样组合在一起了，很有些不同寻常的韵味。胡适写到： “林琴南先生的文学见解，我是不能完全赞同的，但我对陆仲安先生的佩服与感谢，却完全与林先生一样。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的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先生诊看，陆先生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去年幼渔的令弟隅卿患水鼓，肿至肚腹以上，西医已束手无法。后来头面都肿，两眼几不能睁开，他家里才去请陆先生去看，陆先生用参芪为主，逐渐增到参芪各十两，别的各味分量也不轻。不多日，肿渐消减，便溺里的蛋白质也没有了。不上百天，隅卿的病也好了，人也胖了。隅卿和我的病，颇引起西医的注意，现在已有人想把黄芪化验出来，看它的成分究竟是什么？何以有这样大的功效？如果化验的结果，能使世界的医学者渐渐了解中国医学药的真价值，这岂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吗？我看了林先生这幅‘秋室研经图’，心里想像将来的无数‘试验室研经图’，绘着许多医学者在化验室里，穿着漆布的围裙，拿着玻璃的管子，在那里做化学的分析，锅子里煮的中国药，桌子上翻开着：《本草》、《千金方》、《外台秘要》一类的古医书，我盼望陆先生和我都能看见这一日。胡适” 在五四运动过后不久，在很多人批判中医落后保守的时候，胡适先生的这篇短文，其意义是不同寻常的。尽管胡适开始的时候也是不相信中医的，但是他经过实践的检验，见证了中医的疗效，也客观地为大家留下了一段真实的史料，这是颇为难得的。尽管事后胡适先生对于中医的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但是胡适当时不但肯定了中医的疗效，而且希望将来能对中医进行“科学研究”，阐明其所以有效，或者发现中药里的有效成分，贡献于世界。胡先生当时没有见到的事情，今天正在实验室里如他所想象的那样普遍地开展着，只是研究思路、方法还不够先进，他所期望的“大贡献”还不多。 事过不久，根据出版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和《胡适的日记》记载，他在1922年11月15日左右，又生病了，而且这次的病情很象前年（即1920年的病）的病情，临床表现大致相同。所以，我们大致可以通过他自己这段时间的日记，来了解那次生病的情况。 胡适说：“病来了！十五（日）夜觉左脚酸痛，理书时竟不能久站；细看痛处在左脚踝骨里面，面上有点肿。睡时又觉两腿筋肉内酸痛。脚肿大像我前年起病时状况，故颇有点怕。11月16日：因脚肿，告假一天。11月17日：昨夜醒时口干，小便加多，也很像前年病中情况。出城访陆仲安，请他给我开一个方子。11月18日：病渐好，上课，办公。11月22日：上课。出城诊病，换一方，检药后，回家吃饭，已两点钟了。” 胡适因为这次的病“大像我前年起病时状况，故颇有点怕”，由此看来，前年的病不轻，而今年他一发病就按照以往的经验，不再到西医那里去检查、瞎折腾了，而是直接找到著名中医陆仲安，因为他知道“乱投医”没有好结果。陆先生不愧中医高手，只一服药下去，他的病就“渐好”，而且恢复了“上课”，也可以“办公”了。可见药证相符，效果不凡。而且是“可以重复”地验证了中医的疗效。胡适先生不愧是“少谈主义，多解决问题”的专家，务实的态度与普通大众并无二致。在这一点上，他比起梁启超后来的表现，可以说明智得多。 1925年，孙中山先生患肝癌，西医药治疗无效，鉴于陆仲安为胡适治病的名声，有人推荐让中医陆仲安去试试。但恐中山先生拒绝中医治疗，乃推举李石曾请胡适前去进言。一开始胡适托辞不就，后因众人挽救国父心切，他就前往孙中山的住处。据说，开始的时候中山先生婉拒，胡适劝他“不妨一试，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定。”这说明胡适先生对于中医怀有希望，对于陆仲安也是很信任的。但是，事过境迁，今天竟有人得出结论说，胡适先生碍于情面，劝孙中山让陆仲安诊病“不妨一试”，“这说明他对陆仲安并无信心”，得出这样的结论，完全是文章作者对于中医心存偏见，曲解历史。 当然，胡适先生对于中医的认识，也有一个反复过程，基本上是“肯定之否定”。也许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也许他根据科学西医后来的研究结论，认为肾炎和糖尿病是“终身疾病”，根本就“不可能完全治愈”，所以他很婉转地否定了中医的疗效。 1958年胡适在给余序洋的信中说：“其实我一生没有得过糖尿病，当然没有陆仲安治愈我的糖尿病的事。陆仲安是一位颇读古医方的中医，我同他相熟。曾见他治愈朋友的急性肾脏炎，药中黄芪四两，党参三两，白术八钱。（胡适原注：慢性肾脏炎是无法治的，急性肾脏炎，则西医也能治疗）。但我从没有听见陆仲安说他有治糖尿病的方子。造此谣言的中医，从不问我一声。也不问陆仲安，竟笔之于书，此事真使我愤怒！ [2]” 在胡适的眼里，陆仲安所以可以信任，就是因为他“颇读古医方”，猜想他的诊疗活动是否有中医理论指导，那是未必会的。尽管当年初步诊断胡适有“心脏病”、“肾脏炎”的人都是西医（因为不可能是中医陆仲安），尽管当时西医治不好肾脏炎，但是，30年之后谈论这件事情，胡适唯恐人们误解了他的意思，急忙在括弧里加上“慢性肾脏炎是无法治的，急性肾脏炎，则西医也能治疗。”此种做法，已无当年“实事求是”的精神，颇能令人深思。 1961年8月初三，他在《复沈某》的信中说：“有人传说我曾患慢性肾脏炎，为中药治好，——其实都不足信。大概慢性肾脏炎至今似尚未有特效药。在三十多年前（即1920年），我曾有小病，有一位学西医的朋友，疑是慢性肾脏炎，后来始知此友的诊断不确。如果我患的真是此病，我不会有三四十年的活动能力了。我并未患过此病。贵友说我有秘方可以治此症，此说全无根据。” 事过30年，当时于第三年复发时，令胡适感到“颇有点怕”的疾病，竟然被胡适先生轻描淡写地说成了“我曾有小病”。人在老年的时候，也许对于往事已经看得开了，也许记忆被岁月磨蚀的不再那么清晰，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经过“历史检验”，他对于中医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因为他身在台湾，也许看中医不再方便，也许台湾没有陆仲安那样的中医，台湾的西医也不是当年大陆的水平了。所以，胡适对于中医的态度有了转变。 1961年胡适的秘书胡颂平，为了编他的年谱，问他是否在1920年服过陆仲安的中药，他说：“陆仲安是我的朋友，偶曾吃过他的药；但我没有害过糖尿病，也没有吃过糖尿病的药。”胡适先生事后的回答，竟然有些“讳莫如深”的味道，果然是“好了伤疤忘了痛”。 中医很多人都遭遇过类似的“事件”，只要是你宣布治好了一个西医看来难于治愈的病人，不管这个病人是哪一家西医大医院曾经确诊的患者，人们立即就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当初的诊断有错误吧？怎么可能呢？”这是事到如今仍然常有的事情，我们也不必责怪一生主张说实话的胡适，为什么晚年会对中医的态度有所改变。教导别人是一回事，自己如何“慎终如始”又是一码事。 胡适对于中医的态度是暧昧的，前后也有所不同。更多的人则倾向于批判中医，有的人甚至达到了丁文江那样的丧失理性，把“喝酒吃肉骂中医”(丁文江的对联：“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当作一种消遣。但是，他们自己在现实生活里，因为不信中医，不让中医救治，也吃了许多苦头，或者为此而丧命，其得、其失，值得后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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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孟庆云、《研经图》题文颂国医——陆仲安治愈胡适“糖尿病”公案、《中国中医药报》、2006年8月10日。
" r$ I7 ~1 G2 g$ q$ Y/ Y9 ][2]转引自张效霞著《无知与偏见——中医存废百年之争》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年9 月第一版、2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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