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适对于中医的态度是暧昧的，前后也有所不同。更多的人则倾向于批判中医，有的人甚至达到了丁文江那样的丧失理性，把“喝酒吃肉骂中医”(丁文江的对联：“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当作一种消遣。但是，他们自己在现实生活里，因为不信中医，不让中医救治，也吃了许多苦头，或者为此而丧命，其得、其失，值得后人深思。 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1902年负笈日本，1904年转赴英国。起初他在英国东部一个叫斯堡尔丁的乡镇中学就读二年，1906年考入剑桥大学。由于财力不济，半年后辍学，赴欧洲大陆游历。1908年到格拉斯哥，头一年在一所“专科学校”选课，学年结束时拟入伦敦大学医科，但应试未能遂愿，乃入格拉斯哥大学。他先主修动物学，副科为地质学，最后一年攻读的主科为地质学，副科为地理学，1911年从该校“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毕业”，同年4月乘船离开英国，取道西贡回国。5月10日抵达云南劳开，在云、贵、湘等地旅行历时二个多月，经武汉、上海返回到家乡。1913年，丁文江就任民国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次年，北京大学地质门因招不到学生而停办，他借那里的图书、标本，由工商部举办了一个地质研究班，后称研究所，我国地质界初创时期的领导人物许多均出自此门。他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对于中医有偏见的代表人物。 台湾张起钧著《儒林逸话》，其中有《丁文江拒医丧命》一文，说：“丁先生终身不看中医，…… 好象要看中医，就失去了科学家的品格一样，不料这一点，后来竟成了送命的原因，原来他在二十四（五？）年到湖南去踏勘地质，突然病倒，病本不严重。但他在穷乡僻壤，不仅没有医院，也没有西医，大家只好给他请中医诊治了，不料他抵死不要，因此竟尔送了命。医药本是救命的方法，而他竟为了方法，不惜送命，可谓本末倒置。人家有殉道的、殉国的、殉教的，丁先生这算殉的什么呢？” 伊广谦先生撰文认为，台湾学者张起钧对于丁文江病死原委的论述，发人深思 [1]。文章说，丁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但他对中医一直存有偏见。他终生不看中医，却不幸偏偏因此送命。祖述宪先生撰写了《关于丁文江之死及其不信中医》一文，对事件的具体经过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丁文江不信中医在此前，而不是导致他死亡的1936年。 胡适在《实用人生》中，收录了他纪念丁文江的一篇文章“丁在君这个人”，为我们了解丁文江提供了一些材料。文章说：“在君从小不喜欢吃海味，所以他一生不吃鱼翅鲍鱼海参。我常笑问他：这有什么科学的根据？他说不出来，但他终不破戒。但是他有一次在贵州内地旅行，到了一处地方，他和他的跟人都病倒了。本地没有西医，在君是绝对不信中医的，所以他无论如何不肯请中医诊治，他打电报到贵阳去请西医，必须等贵阳的医生赶到了他才肯吃药。医生还没有赶到，他的跟人已病死了，人都劝在君先服中药，他终不肯破戒。我知道他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借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 丁文江是一个坚决不信任中医的人，他不信任中医的原因，不是根据自己的经历，而是因为他所受的西化教育。 胡适先生对于丁文江西化得这样彻底，也是自愧弗如的。胡适说：“我常说，在君是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是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在这一点根本立场上，眼中人物真没有一个人能比上他。这也许是因为他十五岁就出洋，很早就受了英国 人生活习惯的影响的缘故。他的生活最有规则：睡眠必须八小时，起居饮食最讲究卫生，在外面饭馆里吃饭必须用开水洗杯筷；他不喝酒，常用酒来洗筷子；夏天家中吃无皮的水果，必须在滚水里浸二十秒钟。他最恨奢侈，但他最注重生活的舒适和休息的重要，差不多每年总要寻一个歇夏的地方，很费事的布置他全家去避暑；这是大半为他的多病的夫人安排的，但 自己也必须去住一个月以上；他的弟弟，侄儿，内侄女，都往往同去，有时还邀 朋友去同住。他绝对服从医生的劝告：他早年有脚痒病，医生说赤脚最有效，他就终身穿有多孔的皮鞋，在家常赤脚，在熟朋友家中也常脱袜子，光着脚谈天，所以他自称‘赤脚大仙’。他吸 雪前烟有二十年了，前年他脚指有点发麻，医生劝他戒烟，他立刻就戒烟绝了。这种生活习惯都是科学化的习惯；别人偶一为之，不久就感觉不方便，或怕人讥笑，就抛弃了。在君终身奉行，从不顾社会的骇怪。他的立身行己，也都是科学化的，代表欧化的最高层。” 在胡适先生的描述里，我们知道了丁文江“他不喝酒，常用酒来洗筷子”。但是，他的对联“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看来说的也不是他自己干的勾当，而是一些社会“闲散人等”所为。这就更可怕了。难道社会上，真有这样一股反中医的势力存在吗？是什么人敢于这样如此大胆，竟敢玷污一个为了中华民族的健康事业，而辛勤奋斗的社会职业呢？ 丁文江先生是一个特殊的人，他只有皮肤外表没有办法换成欧式的之外，在思想、灵魂深处，已经完全自觉地按照西方标准去做了。当然，作为一个科学家，作为一个普通人，他也有许多令人可爱的地方。 胡适说：“在君的为人是最可敬爱，最可亲爱的。他的奇怪的眼光，他的虬起的德国威廉皇帝式的胡子，都使 小孩子和 女人见了害怕。他对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的上边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怪可嫌的！我曾对他说：‘从前史书上说阮籍能作青白眼，我向来不懂得；自从认得了你，我方明白了“白眼对人”是怎样一回事！’他听了大笑。其实同他熟了，我们都只觉得他是一个最和蔼慈祥的人。他自己没有儿女，所以他最喜欢小 孩子，最爱同小孩子玩，有时候他伏在地上作马给他们骑。他对朋友最热心，待朋友如同自己的弟兄儿女一样。” 这样一个有爱心的人，为什么对于同样是“仁心仁术”的中医，有如此深的成见？有如此大的仇恨？ 丁文江就是这样一个崇尚新潮的人，他的朋友傅斯年却说他“真是一位理学大儒”。这当然不是丁文江所期待的赞扬，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绝妙的讽刺，或者就属于谩骂。因此，胡适先生说：“在君如果死而有知，他读了这句赞语定要大生气的！他幼年时代也曾读过宋明理学书，但他早年出洋以后，最得力的是达尔文、赫胥黎一流科学家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训练。”丁文江自己早就脱胎换骨了，尽管早年读过儒学著作，死后岂能再称为“理学大儒”？丁文江假如真的地下有知，一定认为这简直就是骂他。 丁文江在著名的“科玄论战”中曾说：“科学……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甚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单简，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 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的透彻，又岂是枯坐谈禅妄言玄理的人所能梦见？（见《努力》第四十九期，《玄学与科学》）” 胡适认为：“这一段很美的 文字，最可以代表在君理想中的科学训练的人生观。他最不相信中国有所谓‘精神 文明’，更不佩服张君励先生说的‘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 文明’”。在1923年 4月，丁文江发起与张君励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他主张“科学万能”，他说：“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 就是这样一个推崇“科学万能”的科学家，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遭遇到了“极不科学的救治”： 丁文江于1935年12月2日夜自南京抵长沙，视察粤汉铁路沿线的煤矿和学校；5、6日登衡山勘测，7日赴谭家山勘矿，走下斜深170公尺的矿井，“热到衣服全湿了，出到洞口，天气极冷，……那天就伤风了”。8日至衡阳，当晚住在粤汉路株韶段路局宾馆。“室甚小，装有壁炉，生煤火”；晚9时，“丁先生入室后，即将窗门严闭，服珂达令安眠药一片，即熄灯就寝”。次晨发现他呼吸急促、昏迷不醒，遂请路局的陈医生诊治。诊断为煤气中毒，为他注射“强心及呼吸刺激剂”，并且“医生三人轮流施行人工呼吸，历五小时半，未见清醒”，乃于午后送入衡阳的仁济医院救治。9日夜，长沙湘雅医院内科主任杨济时医师前去衡阳会诊，检查发现病人仍昏迷、面色紫红、呼吸深促、瞳孔反应甚微；口腔置有扩张器，下门牙已去二；并且有“四肢痉挛，尤以右侧为甚，右踝呈阵挛反应”。治疗给予静脉注射葡萄糖液，同时肛门注射大量水分。11日凌晨清醒过来，病情好转。12日杨医师暂时离去，由中央医院戚寿南、粤汉路局陈宜诚和仁济医院包乐第（美国人）等医师诊视。14日，杨济时再次诊察时，发现左前胸乳头外侧肿起，约银元大小，扪之剧痛，因此于15日转往湘雅医院。此后病情曾一度好转，但23日出现高热、胸痛加剧，左胸穿刺出淡红色脓液，诊断为脓胸。是晚乃延请湘雅外科主任顾仁(P. Greene) 医师诊视，抽出大量脓液。24日右上肢痉挛加剧、失语和大小便失禁；27日“神志不甚清晰”。28日由顾仁施行手术，发现第5肋骨骨折，吸出脓液，放置引流管；涂片和培养发现肺炎双球菌。29、30日热退；此时协和医院外科主任娄克思（H. Loucks）医师飞抵长沙会诊，根据临床表现，认为除煤气中毒、脓胸外，尚有脑血管出血或血栓形成征象。此后病情逐渐恶化，于1936年1月5日下午5时30分逝世。遗体解剖发现脑部血管硬化、脑中枢淤斑出血。 胡适先生评论说：“衡阳医生的糊涂鲁莽，长沙的医生忽略，都是我们信仰新医学的人应该牢牢记着的教训。这个教训是我们信仰、提倡新医学的人应该作更大的努力，不但要注意设备的最新最完善，特别要注意医学校的教育和训练，要更严格的训练医学生，更加深他们的科学态度与习惯，要加强他们的责任心与一丝一毫不可忽略苟且的科学精神。——仅仅信仰西医是不够的！” 胡适先生的评论尽管“不客气”了一些，那个时候的医学可能根本不像信仰他的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就如同鲁迅当年对于中医治疗他父亲的疾病效果不满意一样，西医也经常遇到非常棘手的问题。鲁迅在《父亲的病》里写到：“中西的思想确乎有一点不同。听说中国的孝子们，一到将要‘罪孽深重祸延父母’的时候，就买几斤人参，煎汤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几天气，即使半天也好。我的一位教医学的先生却教给我医生的职务道：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但这先生自然是西医。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
T* z- h& g5 L9 X4 _& X
[1]伊广谦．丁文江之死与约翰获救．健康报 1995年8月18日
/ v9 }; E; z4 T9 a
! t7 \( `5 |- D& i! x6 w& E o }/ c1 } H
3 E) p/ b5 k/ M%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