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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先生也曾误说中医 在名人误说中医的队伍里，资格比较老的有严复、梁启超、胡适、丁文江等，他们误解中医、批评中医，我们不能说他们个人与中医有深仇大恨，而是他们以错误的世界观、科学观、技术观、价值观评价中医，造成了对于中医的错误认识。这是那个时代许多人思想上的共同错误，不是某个人的历史责任。 严复（1854－1921），原名传初、体乾，1854年出生于福州南台的中医世家，1866年考入福建船政学堂，改名严宗光，字又陵，1872年回国后改名严复，字几道。说起严复的身世，在当时投身“西学”的中国人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根据张伟《如此江山，如此人》介绍 [1]，严复父祖两代皆为乡间名医，父亲严振先有很深的国学造诣，人称“儒医”。他在台江苍霞洲开设医馆，虽然医术高明，被称为“严半仙”，但因为常悲悯地接济穷人，有时还替人代付药费等等，所以一直都囊中羞涩。严家与所有人一样，希望儿子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严复的曾祖父严焕然就中过举人，曾任松溪县学训导。严复七岁时入私塾开蒙，再加上父亲的辅导，打下了较好的学业基础。严复9岁时被父亲送到“宗彝书馆”里去开蒙。“宗彝书馆”的教师黄少岩在当时颇负盛名，不幸的是，严复入学第三年黄少岩就逝世了。第二年福州霍乱流行，他父亲严振先没日没夜地抢救患者，却不幸被传染上霍乱病，不治而亡。 少年严复先失恩师，后失严父，不但少年失怙，而且在经济上受到严重的威胁，学业难以为继。恰在此时，他听说船政学堂衣食住全由官家供给，每月还有四两纹银的补贴，正好补贴家用，便决定前去报名。严复的叔父严厚甫是个举人，严复母子请他作保。但仕途出身的叔父对新学堂没有半点好感，当即回绝了母子俩的请求。万般无奈之下，母子俩只能瞒着他私自填写了保结，但还是引来一场争吵。严复最终母子只得痛哭跪求，才算了事。福州船政学堂此次招生考试的试题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严复父亲去世不久，家中只有母亲含辛茹苦支持门户，严复在考试时面对试题触景生情，文章自然写得情文并茂，大得钦差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的赞赏。 1871年5月，严复与刘步蟾、林泰曾、叶祖珪、方伯谦等人完成在福州船政学堂的学业，被派往建威舰上实习。1877年3月31日，李凤苞、日意格率领严复等留学生及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禄，乘“济安”轮离开福州，经台湾海峡驶往香港,前往英国进修学习。当时驻节伦敦的是清廷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在严复的一生中，郭嵩焘对他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1878年2月2日是农历除夕，郭嵩焘在中国驻英公使馆设宴款待远道而来的学子，严复等六名学生出席了郭嵩焘举行的小型宴会。席间，郭嵩焘详细询问了学生在英国的学习情况。严复向郭嵩焘介绍了在军校学习的情况，尤其对于英国教官教授的通过掩体锻炼身心体魄的的方法赞不绝口。郭嵩焘在一旁聆听一边不住的点着头，暗自赞叹面前的这个年轻人日后定当是马群中的千里良驹。郭嵩焘听严复说过，中国留学生的体质比外国同学要差，若从根本上强健中国人的体魄，还应着重平时锻炼。严复还说：“中国切要之义有三：一曰除忌讳，二曰便人情，三曰专趋向。”严复还为郭嵩焘等人演示了摩擦生电和声光传递对比实验。 1879年，严复学成归国之时，郭嵩焘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保荐严复等六人”，但没有受到重视。不久，郭嵩焘受到副使刘锡鸿的弹劾回国，他的“三大罪状”，竟然是：游甲敦炮台时披洋人衣服，“即令冻死，也不当披”；见巴西国王时擅自起立，“堂堂大国，何致为小国主致敬”；在白金汉宫听音乐时“屡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刘锡鸿罗列的这三大“罪证”，在今人看来无一能够成立，但在当时的中国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世间舆论纷纷议论郭嵩焘“有失天朝体统”，“有二心于英国”。 1878年，郭嵩焘在一片诬陷声中愤而辞职，离开欧洲回国。英国《泰晤士报》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惋惜郭嵩焘的离去。严复亲自把这篇文章翻译成中文。这篇译文是严复翻译生涯的正式开始，被收录在《郭嵩焘日记》中。 严复归国后先在母校福州船政学堂担任教习；转年调任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其实，作为教师的严复，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能干，一位留美归国后的学生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指责严复的教学水平低劣：“那位在英国受教育的，像其他中国教习一样不知如何施教。他上课每次念一小段，使人一听见就感到恶心。数学应该是他的本行，但我们常发现他做几何及代数时也造成不必要的问题，他照书本一字字往下念”。 1889年，严复报捐同知衔，以知府选用升任水师学堂会办（副校长），翌年又以“选用道员”四品衔升任总办（校长），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才离开学校。因严复与李鸿章不合，不能参与机要，只得专心于讲学著述。严复也曾经两次在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又曾两次回原籍福建参加乡试，但始终没有获得科举功名，最后只得捐了个监生了事。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严复受到极大震动，决心致力于译述以警世。1896年夏，严复翻译了英国人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天演论》。严复的译文虽是文言，却琅琅上口，颇吸引人。而他撰写的按语是关于国家民族危亡的振聋发聩的呐喊，就像沉重的警钟在十九世纪末，于中日甲午战争中遭到失败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戊戌变法前后，严复在《直报》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主张变法维新、宣扬资产阶级民主的文章。 1897年，严复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向封闭落后的国人介绍国内外情况，宣传变法维新思想。1898年9月，因该报报道了戊戌政变的详情，对死难烈士深表敬意，被清政府勒令停办。1897-8年 ，严复在伦敦会见了避难伦敦的孙中山。孙、严二人一个强调革命救国、一个主张教育救国，但殊途同归，都为中华富强。比严复年轻11岁的孙中山说：“君为思想家，我是实行家。异途同归，致祖国于富强！”1902年，严复赴京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1905年，在上海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次年任该校第二任校长，不久去安庆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1907年离职。1908年起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篡。1909年，被清政府授予文科进士，次年授海军部协都统，后任资政院议员。辛亥革命爆发后，与严复私交甚笃的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遂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校长、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等职。1920年，严复回到福州养病，次年病死于福州。他弥留之际立遗嘱说：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不可叛；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这也是严复一生思想的总结。 严复出生在那个时代，见到的是西洋先进的机械和仪器，他的世界观、方法论，也必定是还原论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在这样的观点指导下，就不可能认同与辩证唯物主义相一致的阴阳五行思想。他在讲演的时候，就曾经说：“金胜木耶？以巨木撞击一粒锡，孰胜之邪？！” 他把五行学说里的“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以及“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的生克理论简单化、机械化，理解为机械作用，所以他说五行的“生克学说”是错误的。他论述说：“中国隆古之人，已分一切物为五行也。五行曰金、木、水、火、土。意欲以此尽物。则试问空气应归何类？或曰空气动则为风，应作属木。《易·巽》为木，而亦为风。则吾实不解气之与木，有何相类之处？又矿质金石相伴，血肉角骨，自为一部。凡此皆将何属？且使火而可为行，则电又何为而不可？若谓原行不收杂质，则五者之中，其三四者皆杂质也。是故如此分物，的成呓语。中国人不通物理，五行实为厉阶。”严复把五行学说看成是混乱思维、虚造臆想的东西，这种看法代表了那个时代知识阶层对于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 古人把五行代表世界万物，以五行说明万物之间的复杂关系。毫无疑问，世间万物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资助、互相制约的，也就是万物之间，有生、有克。生就是互相资助，克就是相互抑制。金木水火土的五行之间，相生的关系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五行相克的顺序是：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生我者，为我母；我生者，是我子。”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组成了五个要素循环上升的闭合圆环，是一个“有回路”的、多元共存、平衡制约、和谐有序的系统，古人称之为五行体系。 五行之中的金，是人类劳动的成果。没有人类的冶炼劳动，矿石里的金属就提炼不出来，就不会有“土生金”；没有人类的创造劳动，也不会有“火克金”，无法制作金属工具、器皿。金属工具是人类冶炼矿石、创造性劳动的成果。人类在没有掌握“土生金”、“火克金”之前，只能是石器时代。“金曰从革”，一切革命性的措施，都是由人类来完成的。金为何能克木？因为金属的工具被人掌握了。如果，只有金属工具，没有人，金能克木吗？如果没有金属工具，没有人掌握金属工具，怎能开掘水源？人类挖井、修渠，所以金能生水。金生水、金克木、土生金、火克金的过程，都是人类劳动的过程。因此说，五行学说是“以人为本”的哲学，它很好地解决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互相依存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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