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阅读《华佗传》时发现，无论是《三国志》的记载，还是《后汉书》的描述，都说“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每读至此，既有遗憾又有疑惑。遗憾的是，一部医书就此失传；疑惑的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尚且保留医书，为何华佗倾囊授予绝密医书却被拒绝。这是一部什么书，为何会让人如此忌惮？仅仅是因为狱吏没有担当，还是另有隐情？这些问题困扰了笔者很多年。
叹医书不传之憾
后来，笔者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以下简称《辅行诀》）中得到了诸多启示。《辅行诀》“卷首有三皇像，在三皇像四周为二十八宿和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神象。”据说此书是由陶弘景及其弟子编撰，保留了《汤液经》中60首方剂，书的前半部分按照脏腑虚实归类方剂治杂病，后半部分用青龙汤、白虎汤、朱雀汤、玄武汤、阴旦汤、阳旦汤等“六神方”治疗外感“天行热病”。
按照五行归类，人的脏腑也属于“四神像”所代表的时空，也就是春（东木肝）、夏（南火心）、秋（西金肺）、冬（北水肾），中间的长夏（中黄脾）不主时，却主管升降。《汤液经》中有大阴旦汤、小阴旦汤、阳旦汤、青龙汤、白虎汤、朱鸟汤、玄武汤，在形式上代表“六合正精”，说它们属于“神明之剂”毫不夸张。因此，陶弘景说：“阳旦者，升阳之方，以黄芪为主；阴旦者，扶阴之方，柴胡为主；青龙者，宣发之方，麻黄为主；白虎者，收重之方，石膏为主；朱鸟者，清滋之方，鸡子黄为主；玄武者，温渗之方，附子为主。此六方者，为六合之正精，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乃神明之剂也。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
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中有大小青龙汤、白虎汤、真武汤、阳旦汤，并不是集中论述，而是错杂、散在于六经文字之间，因此看不出它们属于“六合正精”。张仲景在《伤寒论》序言中说：“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却避而不谈对他最有借鉴意义的《汤液经》，同时改造“六合正精”，这是为什么呢？其中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原因。
析医书编写背景
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中说：“上古神农始尝草木而知百药。黄帝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脏六腑，外综经络血气色候，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性命，穷神极变，而针道生焉。其论至妙，雷公受业传之于后。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经方家著作《汤液经》是非常重要的经典著作，被历代医学家所传颂。皇甫谧又说：“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皇甫谧距离张仲景、王叔和生活的年代很近，他的话应该有较高的可信度。
陶弘景说：“经方有救诸劳损病方，亦有五首，然综观其要义，盖不外虚候方加减而已。录出以备修真之辅，拯人之危也。然其方意深妙，非俗浅所识。缘诸损候，藏气互乘，虚实杂错，药味寒热并行，补泻相参，先圣遗奥，出人意表。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其间增减，虽各擅其异，或致新效，似乱旧经，而其旨趣，仍方圆之于规矩也。”
《汤液经》作为经方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在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仍然十分流行，它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后来它竟然“人间蒸发”了，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来分析，尤其是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所造成的社会大动荡。
东汉末年，巨鹿郡（今河北省平乡县）的张角创立了一种新的宗教——太平道，为道教的分支之一。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阴阳五行、符箓咒语”为根本教法，信“中黄太乙”之道，“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汉灵帝熹平年间（172~177年），宦官和外戚政治斗争加剧，社会动荡不安，民众思想混乱。张角以符水咒说为民治病，发展徒众，十余年间教徒即达到数十万人。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张角扬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发动起义，史称“黄巾军起义”。
“中黄太乙”是太平道的教旨，作为黄巾军标志，“中黄”就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中黄土”之一。“太乙”也经常被写为“太一”或“泰一”，它是天帝、北斗的象征，也是“道”的化身。“中黄太乙”是道教信徒们，对于大自然和神灵世界最高、最神圣的寄托。
黄巾军起义之后，汉灵帝通过诏安，或者允许地方豪强拥有军队来维持政权。到了汉献帝时期，形成了袁术、袁绍、曹操、刘备、公孙瓒、孙策等割据混战的局面。经历几十年的漫长发展，就造成了分裂国家、摧毁政权的政治势力，东汉王朝被推翻，三国纷争的局面就这样形成了。这就是华佗蒙害、张仲景写书的时代背景。
揣医书不传之因
华佗送给狱卒的书，如果不是《汤液经》，也一定是和《辅行诀》一样，它在卷首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以及三皇的圣象，一看就像道教的经典，或者像图谶之类的禁书。因此，狱卒畏法，不敢接受。假如华佗交给狱卒的《活人书》没有图像，只有方药、案例、经验，狱卒很可能会千恩万谢、欢天喜地接受。华佗作为一个久经世故的老中医，不太可能私自传授禁书，也不可能明知法律禁止，还勉强“出书一卷”交给狱卒。
值得提出的是“出书一卷”，与“写书一卷”不一样，他拿出来的书，有可能是他游学的时候，接受自前人的著作，也有可能是事前早就写好了，打算“传道、解惑、授业”的医学著作。他烧了这部“可以活人”的宝书，的确是很令人惋惜的。
张仲景由于身份特殊，他在利用《汤液经》的时候，尽量避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在《伤寒杂病论》之中，把它们“打散揉碎”“再利用”，避免其与黄巾军以及其他道教首领有关的嫌疑，在书中的序言里只字不提《汤液经》，与这一段特殊的历史动荡有着密切的关系。说来也是巧合，无论是太平道、天师道还是“黑山贼”，他们的首领都姓张，“余宗族素多”的张仲景，学医于张伯祖，张氏家族是一个大家族，正在经受时代风潮的冲击，这也许就是张仲景不得不“坐堂行医”的幕后原因。（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院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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