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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牵连陈寅恪先生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1.jpg 陈寅恪像 陈寅恪（1890-1969）先生是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江西义宁（今 修水县）人。他本来与中西医之争没有关系，方舟子却发现他的一篇文章可以利用，就借着他的声名来招摇。我们必须分清有关是非，免得误会了陈先生。 陈先生是著名诗人 陈三立之子，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之孙。光绪二十八年（1902），12岁的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 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 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文的能力，尤以 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 王国维、 梁启超、 赵元任等人为导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文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关怀，先后被选为 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任中山大学教授。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本来不应该卷入中医存废之争，但是“有好事者”不让他安宁，在方舟子的网站上贴出来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国学大师批中医》，方舟子在出版《批评中医》的时候，就把陈寅恪先生牵扯进来了。我们也不得不就此有关事项加以分析，以还历史本来面目。 署名“半池清水”的“好事者”，给方舟子写信，他（她？）说：“方先生：在下一直关注新语丝关于中医问题的讨论，对于维护中医者打着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反对批判中医的言行也深不以为然。许多批判中医的近代名人，如俞樾、鲁迅（被引用得最多）等人，关于中医的言论都是批判中医的思想武器。但鲁迅等新文化人士对中医的批判，可能被指为‘来就是一伙的’，对维护中医者缺乏说服力。因此想到了一位特殊人物：陈寅恪先生。陈先生的文化立场毫无疑问是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甚至被称为‘中国文化的守护神’，而且陈先生出身于中医世家，三世为医。这样一位深爱中国文化的国学大师（与之相较，现在的所谓‘国学大师’，不知算什么东东），恰恰不信中医，而且陈先生对中医的评价，才真正体现出了大师的真知卓见和思想深度。为避免让人指为断章取义，现将陈寅恪先生《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第一节《吾家先世中医之学》全部抄入附录（仅仅将原繁体字改为简体，并将著作名称加上书名号。如果理解陈先生的文言时，发生‘《论语》中所有的女=汝’这类的‘新解’，那所谓的热爱中国文化就非常可疑了。）并附管见，以求教于主张维护中医之人士。” 这位自称“半池清水”的网人，看来读过不少书，暗中为方舟子观敌嘹阵，可能是个“高参”，但是他既然不肯以真名实姓露面，也许他不愿意介入这场关系到中医命运的斗争之中，但是他的立场、观点未必正确。 放下“半池清水”不表，我们且看陈寅恪先生是怎样论说中医的。 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第一节《吾家先世中医之学》云：“吾家素寒贱，先祖始入邑庠，故寅恪非姚逃虚所谓读书种子者。” 陈寅恪先生自报家门说出身“寒贱”，实在是自谦之词。根据刘斌《人物传记·寂寞陈寅恪》所云，陈家的历史很悠久，宋代已经发迹。陈家迁往义宁的先人叫陈腾远。他在乾隆五十八年，也就是1793年，指挥长子陈克绳在义宁建成了一座大屋，这就是我们今天仍能看到的、保存完好的陈寅恪故居，竹塅陈家大屋，至今已有210余年的历史。大屋的建成让鲲池公陈腾远深感欣慰，他为之取名为“凤竹堂”。年逾八旬的他感叹道：“古人云安居乐业，今日我家堂屋落成，祖宗得有凭依矣！儿孙得有栖息矣！吾亦得以优游杖履矣！虽少壮勤劳，暮年创此一屋，愿亦慰矣！”，他所以取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他认为“凤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凤有仁德之征，竹有君子之节。我家子孙必仰凤凰之高风，慕劲竹之亮节，将我家祖上的美德发扬光大！” 陈寅恪说：“先曾祖以医术知名于乡村间，先祖先君遂亦通医学，为人疗病。寅恪少时亦尝浏览吾国医学古籍，知中医之理论方药，颇有由外域传入者。然不信中医，以为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若格于时代及地区，不得已而用之，则可。若矜夸以为国粹，驾于外国医学之上，则昧于吾国医学之历史，殆可谓数典忘祖欤？曾撰《三国志中印度故事》、《崔浩与寇谦之》及《元白诗笺证稿》第伍章《法曲篇》等文，略申鄙见，兹不赘论。《小戴记·曲礼》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先曾祖至先君，实为三世。然则寅恪不敢以中医治人病，岂不异哉？” 陈寅恪先生的这段议论，不符合历史事实。陈寅恪的曾祖陈规鋐，名伟琳，字琢如，号子润，是陈寅恪家族晚清崛起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与自己的父辈及祖父辈不同，陈伟琳从小得以接受良好的教育，虽无意出仕，但天资颖悟、禀赋卓异的他在学问素养上显然要较先辈好出许多，兼之推重王阳明，有心经世，游山玩水不忘“考览山川，核其户口，扼塞险易，以推知古今因革之宜，与其战守得失之数”，这一切都为这个家族丽日中天的陈宝箴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家庭环境的熏陶和支撑。所以他的医学生涯不是主业，而是古代大儒“寿亲养老”的一个“副产品”。 时间一晃就到了清朝末期，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降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天资聪颖的他，咸丰元年（1851）参加南昌乡试，此后不久，陈宝箴中了举人。他走上仕途之后，他的文才、韬略和办事能力，深为两湖总督曾国藩所赏识。他先后任浙江、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兵部侍郎。当时他与许仙屏号为“江西二雄”。1895年在湖南巡抚任内与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等办新政，开办时务学堂，设矿务、轮船、电报及制造公司，刊《湘学报》。受到湖南守旧派王先谦、叶德辉的攻讦。他是清末著名维新派骨干，地方督抚中惟一倾向维新变法的实权派风云人物。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1886年科举中进士，后任散馆编修、吏部主事。曾与 黄遵宪创办湖南时务学堂，深受 张之洞器重。陈三立为近代诗文名家， 同光体赣派代表人物，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 汪辟疆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推其为“及时雨宋江”，实即同光体诗坛祭酒,多数读者可能熟悉的是《 围城》中董斜川的评价：“陵谷山原”，原（陈散原）即陈三立。他1902年任三江师范学堂( 南京大学前身)总稽查，1904年底与缪荃孙、方履中一同奉 端方之命整顿三江课程，并就任三江总稽查。 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陈宝箴因保荐“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和刘光弟而被革职，“永不叙用”。陈三立也被加上“招引奸邪”的罪名，与父亲一起被清廷革职。父子在湖南的改革措施一一被废。至此，陈三立的所有政治抱负尽付流水。陈三立与父亲被革职后，罢归江西南昌，并在南昌西山筑室而居。父子二人虽自放山水间，但仍然不能俺饰心中的难言之痛，“往往深灯孤影，父子相语，仰屋欷歔而已”。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陈宝箴在西山家中被慈禧秘密赐死，怀着巨大难言家国隐痛的陈三立从此以诗歌自娱，开始了诗人生涯。 陈宝箴1900年7月22日卒然去世，终年69岁。死因《清史稿》不书，其子陈三立《先府君行状》亦讳而不言。但有记载说：“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先严千总公（戴闳炯）率兵从江西巡抚松寿驰往西山靖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伏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至此，这位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最终也未能逃脱那拉氏的魔掌 [1]。 陈寅恪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自然比较早地可以了解到一些西医知识，在中西医的对比之中，对于中医理论的“认同性”，自然不同于他做官的父祖，也比他们更倾向于革新，甚至于革命。陈寅恪先生留学欧美，在十几个国家学习西方文化，尽管他后来以“研究国学”为最高追求，但是他对于中医的认识，尤其是对于中医理论的认识与评价，也不正确。他与父祖辈对待中医的区别，最主要的是没有运用中医药知识为人治病的亲身经历，所以他谈论中医学，就是一个“业余水平”的议论。 陈寅恪先生说：“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长女流求，虽业医，但所学者为西医。是孟子之言信矣。郭筠仙嵩焘《养知书屋文集》贰壹《陈府君墓碑铭》略云：陈琢如先生讳伟琳。祖鲲池由闽迁江西之义宁州，再传而生先生。考克绳，生子四人，先生其季也。先生以太淑人体羸多病，究心医家言，穷极《灵枢》、《素问》之精蕴，遂以能医名。病者踵门求治，望色切脉，施诊无倦。配李淑人。子三人：树年，某官；观瑞，殇；宝箴，{咸丰}辛亥举。” 这段记载，充分说明陈琢如、伟琳先生的医学实践，完全来源于《灵枢》《素问》的理论指导，他能够“病者踵门求治，望色切脉，施诊无倦”，决不是因为“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 接下来，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病例，也证实了他的爷爷、父亲的医学知识，都是有深厚理论基础的。陈寅恪先生说：“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乙未正月二十日’条云：晚访陈右铭，未见。灯后右铭来辞行，长谈。为余诊云，肝旺而虚名，肾皆不足。牛精汁、白术皆补脾要药，可常服。（自注：‘脉以表上十五杪得十九至，为平。余脉十八至，故知是虚’）。” 由此可见，陈宝箴先生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中医，他摸脉搏要看西洋表，但是那仅仅是计时间方便而已，所得的结论依然是“肝旺、肾虚”，而不是肝硬化、肾炎之类的西医名词。 陈寅恪先生说：“据此，中医之学乃吾家学，今转不信，世所谓不肖之子孙，岂寅恪之谓耶？” 在这个表述里，我们看不见他对中医的“批判”，他的态度与鲁迅、余云岫、周作人对中医的态度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陈寅恪先生说：“寅恪少时多病，大抵服用先祖、先君所处方药。自光绪二十六年庚子移家江宁，始得延西医治病。自后吾家渐不用中医。盖时势使然也。犹忆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先祖擢任直隶布政使，先君侍先祖母留寓武昌。先祖母事迹见马通伯丈（其昶）所撰《陈母黄夫人墓志铭》。一日忽见佣工携鱼翅一榼，酒一瓮并一纸封，启先祖母曰，此礼物皆谭抚台所赠者。纸封内有银票伍佰两，请查收。先祖母曰：‘银票万不敢受，鱼翅与酒可以敬领也。’佣工从命而去。谭抚台者，谭复生嗣同之父继洵，时任湖北巡抚。曾患疾甚剧，服用先祖所处方药，病遂痊愈。谭公夙知吾家境不丰，先祖又远任保定，恐有必需，特馈以重金。寅恪侍先祖母侧，时方五六岁，颇讶为人治病，尚得如此酬报。在童稚心中，固为前所未知，遂至今不忘也。” 这个病例说明，陈宝箴为人看病的确疗效很好，大有当年张仲景当长沙太守的时候，利用初一、十五的休息时间，“坐堂行医”一样，虽然公务在身，职位不低，却常常不忘以医济世、救人，这种“儒医”精神和医疗行为，是很高尚的举止，比起那些对于医学不甚了解，却到处辱骂中医，取消中医的所谓学者来，真有天壤之别。 陈寅恪说：“又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先祖寓南昌，一日褚孙侍侧，闲话旧事，略言昔年自京师返义宁乡居，先曾祖母告之曰，前患咳嗽，适门外有以人参求售者，购服之即痊。先祖诧曰：‘吾家素贫，人参价贵，售者肯以贱价出卖，此必非真人参，乃荠苨也。盖荠苨似人参，而能治咳嗽之病。本草所载甚名。（见《本草纲目》壹贰‘荠苨’条。）特世人未尝注意及之耳。’寅恪自是知有《本草》之书，时先母所卧疾，案头常置《本草纲目》节本一部，取便翻阅。寅恪即检荠苨一药，果与先祖之言符应。是后见有旧刻医药诸书，皆略加披阅，但一知半解，不以此等书中所言为人处方治病，唯藉作考证古史之资料，如论《胡臭与狐臭》一文，即是其例也。” 陈宝箴先生不但医学理论、医疗技术上乘，而且知道地道药材，也知道商人、庸医卖假药的骗子们的拙劣伎俩，这样既知医又知药的“全面手”，今天已经属于凤毛麟角了，当时的中医们大多都能够针药并施，医药同修，完全不是“医药分家”，各自执业。古今医家孰优孰劣，如何管理才有利于中医成才，还需要再做论定。 建国之后，陈寅恪眼睛几乎失明，他所研究的内容也不是医学，从这段叙述来看，应该是他比较早期的作品，他的用意也不是“半池清水”所说的“批判中医”，倒很像是表彰祖先以中医学济世活人的业绩。 毫无疑问，陈寅恪的曾祖陈伟琳、琢如先生没有做官，靠看病行医维持家庭的生活，并培养了陈宝箴这样一个“学而优则仕”的一代名人，中医学对于陈家，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一项工作。 陈寅恪没有继承家传，成为一个职业医生，而是研究历史和国学，他年幼的时候认为，很多医药知识是从“海外”传入的，这的确是历史事实。中医药在向外传播的同时，也不断吸收外来的理论与药物，但不简单的“兼收并蓄”，而是以我为主，同化和吸收与自己体系相容的知识，是一个海纳百川、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 陈寅恪与他的祖先不同，他的祖先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信封中医，实行中医，救世济民，并在救世济民的过程之中，做了官，走上了仕途之路，行的是“大道”。陈寅恪少年时代，西医已经传入，有钱、有权的上层人物，就医的时候有了选择的余地，就像基督教传进来之后，很多佛教信徒改信基督教一样，很多中医信徒“不信中医”了。当然，有的人是从外表上比较出来的，就如大文人徐志摩发表的《我们病了怎么办》的文章所说：“我们对外国人，尤其是对西医的信仰，是无边际的。中国大夫其实是太难了，开口是玄学，闭口也还是玄学，什么脾气侵肺，肺气侵肝，肝气侵肾，肾气又回侵脾，有谁听得惯这一套废话？冲他们那寸把长乌木镶边的指甲，鸦片烟带牙污的口气，就不能叫你放心，不说信任！同样穿洋服的大夫们够多漂亮，说话够多有把握，什么病就是什么病，该吃黄丸子的就不该吃黑丸子，这够多干脆，单冲他们那身上收拾的干净，脸上表情的镇定与威权，病人就觉得爽气得多！” 徐先生的文章，尽管是从医生的外表谈起，是“衣帽取人”，并不可取。然而他一提到中医的理论，就立即“七窍生烟”气不打一处来，这是那个时代的一大特色。大诗人是留洋归国的大“海归”，瞧不起中国的中医，也在“情理之中”。 陈寅恪先生尽管没有具体说中医什么地方“不科学“，但是他一句“以为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基本上也是与徐志摩一样，认为中医理论是玄虚无凭的。这是他的偏见，他的祖上三代行医，未必会同意他的这一观点。他受时代局限，有这样的不正确认识不足为怪。但是，并不能说陈寅恪先生就是反对中医的，他没有表现出要消灭中医的意思，说他“国学大师陈寅恪反中医”，是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 陈寅恪先生尽管不是医生，但是他经常浏览医学书籍，“是后见有旧刻医药诸书，皆略加披阅，但一知半解，不以此等书中所言为人处方治病，唯藉作考证古史之资料，如论《胡臭与狐臭》一文，即是其例也。” 术业有专攻，人各有志，人也各有主见，这是难于统一的。 , l% k- x) Z"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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