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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热闹帮西医的周作人 周作人（1885～1967）生于光绪十年（甲申）腊月初一，也就是1885年1月16日出生于浙江绍兴，是 鲁迅的二弟。他们二人的政治观点和为人处世的方式尽管不同，但都是很有成就的文学家，对于中医的态度也大同小异。大家公认周作人是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原名櫆寿，又名奎缓，字星杓，自号启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常以“雨”与“风”一起构成散文的“基本意象”。 他1903年进 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改名为周作人，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06年7月到日本攻读海军技术，后改学外国语。此间与 羽太信子(1888-1962)结婚。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视学、绍兴县教育会会长、省立五中教员。1917年任 北京大学文科教授。 周作人“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 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清隽幽雅。 据说1927年4月 李大钊被杀害后，他曾保护李大钊之子李葆华避居自家一个月之久。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周作人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曾出任伪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1946年被以汉奸文人的罪行提起公诉，1949年初获释。建国后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 周作人被带上法庭 周作人于1929年5月，在上海由北新书局出版散文集《永日集》，其中收录了一篇文章，叫做《新旧医学斗争与复古》的文章，被方舟子看作一篇重要著作，收录在他的《批评中医》里。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周作人对于中医的态度，他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一部分文人对于中医的看法。 周作人说：“丙寅医学社发行周刊已有两年了，我于医学虽是外行，却是注意地旁观着，更关心地看守它的成长和发展。今年上海方面中西医争论起来了，江绍原先生根据了他的《迷信研究》的阵地也加到里边去，对于中医很有所攻击，这个我也觉得极有意思，远迢迢地望着，关心听那接触的消息。我为什么这样多事，难道真是‘有闲’到非管闲事不能过日么？这当然不是的。我于医学完全是个外行，既与西医无亲，亦与中医无仇，不想帮了那个来打那个，只是从我的立场来看我是十分重视西医的，因此我就衷心地期待它的发展，希望它的胜利。” 周作人在文章里提到的“丙寅医学社”成立于1926年，是以协和医学院青年教师与学生为主要成员的医学社团。从1926年到1949年，它参与创办了若干份医学刊物，进行现代医学宣传，唤起近代中国民众“卫生觉”。它的主要成员如陈志潜、朱季青（季青为其字，章赓为其名）、诸福棠、胡传揆、贾魁等等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成为中国近代医药卫生事业中的重要人物。应该说丙寅医学社在近代中国医药史上占据了较为重要的地位。但是，目前对它的研究是很不够的。 周作人提到的“今年上海方面中西医争论起来了”，是在余云岫废止中医案出台之前，那时中西医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反中医的提案出台之后，中医界在上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并以3月17日为“国医节”，举行了一系列的抗议、请愿活动，迫使南京政府宣布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通过的“废止中医案”无效。这是南京政府成立之后，影响全国的重要事件，这些事件自然也使周作人等文化名人，产生了具有震撼作用的心理反响。但是他们在那个时候，不能正确理解中医的求生存斗争的积极意义，反而把这个斗争看成为旧势力的反动、反扑。 周作人提到的江绍原（1898-1983），是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和比较宗教学家，祖籍安徽旌德，1898年生于北京。他青年时期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预科，不久即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求学，后因病回国。1917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作旁听生。“五四”运动时，他正在北京大学学习，他积极投入了这一爱国运动，参加了游行队伍，是冲入曹汝林住宅、火烧赵家楼而被逮捕入狱者之一。他与鲁迅等发起了《语丝》杂志。1920年去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比较宗教学，1922年在该校毕业后又在意林诺大学研究院哲学专业学习一年。192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1927年应鲁迅之邀去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院英吉利语言文学系主任、教授，兼任国文系课程。1927年“4·12”大屠杀后离穗去杭州，靠卖文度日。以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大学、北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上海中法孔德研究所、河南大学、西北大学等处任教、编纂或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山西大学英语系教授、中国科学出版社编审、商务印书馆编审等。1979年被聘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顾问，1983年被聘为中国民俗学会顾问。 江绍原是1927年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的主席（据1927年北京大学引《国立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概略》）。1927年到中山大学后开设了《迷信研究》课。他是30年代杭州民俗学会的发起者之一。1930年在北京大学开设《礼俗迷信之研究》课和《宗教史》课。周作人在给江绍原的《发须爪》写的序言中说：“绍原的研究于阐明好些中国礼教之迷信的起源，有益于学术以外，还能给予青年一种重大的暗示，养成明白的头脑，以反抗现代的复古的反动，有更为实际的功用。” 发、须、爪指人的头发、胡须、指甲。江绍原通过自己的研究，认为在古代先民的心理中，发、须、爪是极其尊贵的，是人体生命精华之所在。“发须爪有药物的功效”；发须爪被认为与本主有同感的关系，可以被用为本人的替代品；剪修指甲，应该慎重择日；死者的发须爪被认为有埋葬的必要，等等。通过这些研究，在当年中西医斗争的非常时期，也就具有了“扬西抑中”不同意义，周作人认为保护中医，就好像恢复古人对于胡须、毛发、指甲的信仰一样，是一种复古行为。 周作人尽管宣称他自己和鲁迅不一样，与中医无仇无怨，但是，对于打击中医的各种事件，“对于中医很有所攻击，这个我也觉得极有意思，远迢迢地望着，关心听那接触的消息”。在他的心里，扬西抑中的思想是很明确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周作人说：“为什么呢？老实地一句话，我所怕是复古的反动。现在的中国却正在这种反动潮流之中，中西医的争论即时新势力对于旧势力压迫之反抗的一种表现，所以它的成败是很可注意的。新势力的反抗当然发现于种种方面，唯关于政治经济道德各方面的几乎统以‘赤化’之名被压倒，尚未蒙‘准共党’之徽号，可以自由说话。倘若连这个都没有了，那时反动便已大告成功，实现了右倾派的理想世界，有力者与下名‘相安一时’，虽袁吴段张之盛事也要相形见绌了罢。因为这个缘故，中西医学这个名称实在是讲不通，应该称为新旧医学之争才对。世间常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什么东方文明高于西方文明，我总不能了解，我想文明总只有一个，因为人性只是一个，不过因为嗜好有偏至，所以现出好些大同小异的文化，结果还总是表示人性的同一趋向。” 周作人把中医看作是旧势力的代表，把西医当作新势力典型，中医求生存的斗争，被当作抵制新生事物，而一味保守的复古势力。他认为世界上的医学只有新旧的区别，不承认医学的道理有东西方的差异。当然，他主张的“文明总有一个”的观点不正确，既看不到中华文明的特殊性，也与他日后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欺压中华民族的时候，在伪政权甘心出任伪职不无关系。 周作人说：“我想世界也只有一个学问，一个艺术，但也有因闻道有后先之故，生出种种形相，实在是等级程度之不齐，并不是什么‘质’上面的分别。中医学不是中国所独有，西医学也不是西洋所得独有，医学本只是一个，这些原是这整个医学发展上的几个时期，有次序上的前后新旧，没有方法上的东西中外。据英国肯斯敦博士所著《医学史》（C.G.Cumstonj,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1926）说，医学发达有四个时期，即（1）本能的医学，（2）神学的医学，（3）玄学的医学与（4）科学的医学。现在所谓西医是科学的医学，而中国的‘国粹医’无论怎么看房总还是玄学的，其间当然还夹杂着不少的神学的分子。” 周作人这些观点不正确，世界不是只有一个学问，也不是只有一个艺术，芭蕾舞与京剧不同，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也不一样。他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医学家，评论中西医不是从临床实际情况出发，深入比较、研究，然后再得出结论，而是不问学理，不容声辩地把中医学判定为陈旧的、玄虚的、神秘的东西，甚至被判定为粗糙和“野蛮”。 周作人说：“遗留的‘蛮风’在西洋也有，如德国玛格奴思博士在《医学上的迷信》中所引，十九世纪的英国还有蔼提太太（Mrs.Eddy）之提倡‘基督教科学’，道威牧师（Rev.J.A.Dowie）之‘锡安的基督公教会’，都主张信仰治疗，但这都不是医生，只是善男信女的热心肠罢了。中国则有科学训练的医生反要算是例外，成千上万的中医实在不是现代意义的医生，全然是行医的玄学家。什么辰州祝由科，灵子术的灵学家，国民精神养成所，这是原始社会的巫师行径，是再早一个时代的东西，不必说了，就是最纯正的中医学说也都是玄学的说法，倘若真是说得特别，即使荒唐古怪，也总还是够得上说是独有，可以标榜一个国字而名之曰‘国术’！但是不幸某一时期之医学的玄学说法却是世上普通的事，‘以天地五运六气配人身五藏六腑’与西洋中古之以七曜十二宫配人身各器官，阴阳湿燥之说与病源体液说（Humoral'ism）等，药物之形色数的意义与表征说（Theory ofSignature），根本上是一致，这种例不必等我外行人来多举，只要请去查世界及中国医学史就可看到很多。” 周作人把西医说成是“科学训练的医生”，而中医大多等同于巫师，即使是“最纯正”的中医，也被他打成“都是玄学的说法”。在他看来，中医的理论，比如“以天地五运六气配人身五藏六腑”，是完全不可信的、不着边际的东拉西扯，只有西医的解剖实证才是可以信赖的科学医学。他甚至把中国古代的“阴阳”，也算到西方“阴阳燥湿”里去了，就好像现在西医也用“阴性、阳性”一样，好像西方自古也有阴阳学说，这完全是一种糊涂观念。当然，在他是为了给西洋古人“摸黑”，在现在看来实在是给西洋人“添彩”了。马克思的辩证法来于黑格尔，而黑格尔的辩证法从哪里来的？在西洋的哲学里，我们还找不到与阴阳学说相当水平的古代辩证法。 周作人说：“江绍原先生著《血与天癸》第一章说，‘唯理的医学系统在人类历史中是出生得很晚，生长得很慢的。’在它未曾出生，未曾生长之前，这种玄学的医学统治全世界实在是无可免而且也当然的，因为解剖学生理学还没有发达，病例学说也就多有错误，而且人总喜欢知道一切，不肯存疑，于是对于不知的事物只好用空想去造出虚构的解说，结果自然走到玄学里去了。但是，在哈威（Harvey）发现血液循环以后，医学界起了一个大革命，科学的医学终于成立，玄学的医学称为前时期的遗物，它的命运是已经规定要被‘赫伏奥变’的了。” 周作人在80年前的这些论述，与方舟子今天的观点如出一辙，完全没有改变，甚至字句的表述也是一样的，难怪方舟子要把他引为知己，把他的文章收录在自己的书里，真是“同气相求”，古今“英雄”所见略同了。 周作人说：“这样看来，中国的医学原不是什么固有的国粹，只是世界的医学的发达上某一时期的产物，在现在是已经过去，正如哥白尼以后的天圆地方说，不能称之曰‘中’与西去对抗，只可称之曰旧医学，才与事实相和。论理，旧时代的遗物不应该再会得势，然而现在中国却正相反，不但得势，而且还出手反攻，有压倒新的科学的医学之形势；这是什么缘故呢？简明的解说是，（一）旧医生的生存竞争，（二）群众的保守心理。这两个固然是主要的原因，但此外还有一个更普通重大的原动力，——这便是现在社会上复古的反动的潮流。近两三年来北京在段张治下，厉行复古的工作，一切颇著成效，而旧医之勃兴亦其一端，我每走过旧刑部街看见什么中国医药学校的章士钊所写的匾额，总不禁想到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象征。现在各方面的复古已多成功了，政治道德上凡新的都就是左的赤的，可以归入刑事范围处分之，只有医学上的新势力还没有什么名义可以抑制它，所以尚在反抗，这就是新旧医学斗争的现象。这最后一支孤军的命运如何，很可令人注意。我虽不是医生的同行，但与他们实在是休戚相关，因为我最怕复古的反动，所以希望新医学的胜利，保留一点新势力的声明。民国十七年八月三十日，于北平市。” 1917年开始，余云岫在上海不断向中医发难，周作人作为他的留日同学，尽管没有加以支持，也把中医在上海的求生存斗争看作反动势力的反扑。这使远在北京的周作人牵肠挂肚，为了推行西医，取消中医而摇旗呐喊，这也许就是那时很特别的一种现象。当然，1926年，梁启超因为尿血，被协和医院错误地切掉一个肾脏，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医、西医看法的争论，周作人虽然没有参加论战，也在事后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以便遥相呼应。他为了鼓励西医传入，甚至不遗余力地说西医就像“赤化”的“准共党”那样，代表着先进。10年之后的傅斯年在《论所谓国医》里，却把中医比作“匪患”、“外患”，两种比喻尽管互相矛盾，但是“扶西抑中”的思想是一致的。而且他们有意无意地把中西医之间的矛盾，一定要扯进政治权利的斗争里，使这一问题复杂化了。 % N( w-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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