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一直想写我的爷爷余云岫，但觉得很难下笔。祖父在医药学史上，是位备受争议的人物。我本来并不懂医药学，但也知道围绕西医与国医（也就是中医）之间的争论早已超出学术研究的范畴，变成民生、政治，甚至个人意气、造谣诬陷等说不清的纠缠、争斗和喧哗了。在波澜壮阔的十九、二十世纪的历史画卷上突显一个思想裸赤的中国人的歌哭经历、他无畏艰难忧国忧民的人格、对科学和民主的忘我追求，或可补我中华这色彩斑斓的巨幅画卷上的一个小小的空白。 乱世的探索与追寻 我的祖父余岩，号百之，字云岫，1879年10月28日，诞生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县蟹浦镇余严村。这是傍海的一个渔村，浩瀚险浪平涛中获取的鱼、虾、蟹、鳗、泥螺形成了村中老少独特的饮食生活习惯。 我相信祖父所在的家庭对他性格的形成是产生一定影响的。我的曾祖父余觉先是个奇特的人。在章太炎先生所撰写的《余觉先先生墓志铭》一文中，称我曾祖父“奇侠任恤人也”“独高迈轻财，信然诺”。当然这样的文体会有褒美的动机，但大师落笔，诚笃为人的品格不会丢吧。先生寥寥数笔，就把我曾祖父那独具个性的人生际遇勾勒得清晰明白。曾祖父出身商家，继承了祖上颇为丰厚的遗产，在宁波有商铺数家。他在家中排行第四，到他主持分家时，把新房分给了诸昆弟，自己取简陋的旧屋三间。曾祖父对经商似乎是十分厌烦的，凡有来贷货借钱的，也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皆与之，未尝书符券”，也就是统统答应，也不留字据。“以是家落终不悔”。每每喝了酒，“则为剑舞或击几案为节以歌，任达如此”。 祖父6岁入乡塾读书，14岁丧父，家境陷入窘困。曾祖母刘氏慈仁豪爽“好施舍，数为人排难”。但巧妇亦难为无米之炊。祖父天资聪慧，嗜学不倦。且兴趣广泛，能吹箫弹琴，会拉小提琴；还喜爱绘画，尤善铁梅。兄弟姐妹五人，他排行居长。按说，他是没有经济条件入学堂读书的，但祖父不仅聪慧，且俊朗英姿，乡中父老爱怜其才，还获得了表兄刘崇照的倾力资助。祖父在20岁上下就中了秀才，而且是榜首。作为士子，他那时候有忠君报国的思想是并不奇怪的，但当时处于风雨飘摇的晚清王朝日趋衰败、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日趋严重，社会环境十分险恶。他曾天真地上书朝廷，说对义和团要辨识其中的奸邪之徒云云。当时狡诈的慈禧太后正想利用义和团来抑制列强对华“瓜分豆剖”的势头，这样的折子上去肯定会闯祸的。其时，刘崇照为江苏盐城县知县。恰好府衙有一位师爷看到了折子，且知道写折子的是刘崇照的表弟。师爷跟刘崇照平素交好，就把折子袖藏于腕腋，偷了出来。这一年正好有府试在杭州举行，师爷找到刘崇照，力陈这折子所议的得失利害，万不可上递，否则，恐招大祸。俩人还商议，要劝说祖父放弃杭州府的科考。刘崇照认为祖父好义清鲠，年轻且意气蓬勃，不适宜官场污浊的环境。那时候祖父受魏源及洋务派诸思潮影响，认定“学以致用”的方向，把兴趣转向了数理化一类的新知识，也感到自己跟旧官场的不适宜，就同意了表兄及那位师爷的意见。1901年，祖父就读南浔浔溪公学，当时的校长是杜亚泉，名誉校长是蔡元培。1903年祖父赴上海，被聘为澄衷学堂教员。次年，受刘崇照之召，主办镇海贵驷桥宝善学堂。1905年，经过考试选拔，祖父由镇海鲲池书院保送，成为浙江省7名获选公费派赴日本留学的学生之一。祖父读书、考官费出国等费用开销一直受到表兄刘崇照的资助，还有四位父老乡绅也在经济上给予了帮助。祖父曾嘱咐儿孙要把这四家当作恩人，铭记在心，伺机报答。1908年，祖父入大阪医科大学预科学习，课余编成《普通物理学讲义》，交上海文明书局出版。1910年，课余撰成《物理学》教科书，仍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1月，祖父参加了留日医学生组织的“赤十字队”（即“红十字”，日文为“赤十字”）归国参加革命军的救护工作。离开日本前饯别诸友人时赋诗道：“一身归国知悲愤，万死投艰在倔强；少别群公休怅怅，男儿事业本沙场。”一行人先抵达上海，旋即随革命军入南京。当时，陕西革命军在战斗中死伤甚众。于是祖父等一行人奔赴陕西，途中遇盗匪将他们绑架了。这消息不知怎么就传到了宁波乡里。亲友们忧心忡忡，七嘴八舌，刚强的曾祖母刘氏独言：“吾子以义拯人，若有天道，必不死。”（笔者注：见章炳麟《余觉先先生墓志铭》）后祖父果然获释。一行人旋抵西安，为军民救护5个月。1913年春，祖父再赴日本大阪医科大学继续学业，1916年毕业。回国后担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翌年冬辞职。1918年自立诊所，悬壶济世，同时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1926年，上海医师公会成立，祖父被推为首会长。 挥之不去的“废止中医案” “废止中医案”是我祖父一生中躲不开的话题。他是个有抱负的医学家，自少年立志一直到他瞑目逝世都一腔热血，心怀家国的忧患。之所以跟民国以来的政权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因为他厌恶官场的污浊与糜烂，洁身自好。祖父出国前就具备坚实的国学根底，对传统的中医学典籍早有所浸濡。他的性格“素不好世俗之所好”，弃科举之途后，接触西方自然科学数理化等新知识，这是与“四书”“五经”完全不同的新的知识天地，是另一种观察世界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这激发了祖父巨大的学习兴趣。待到日本，研读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物学、细菌学等课程后，他的思想更有了根本变化。在1917年出版《灵素商兑》对《黄帝内经》（笔者注：《黄帝内经》包括《灵枢》与《素问》；商兑，商榷）进行了批判。之后打出医学革命的旗帜，先后在报刊展开与杜亚泉先生、恽铁樵先生的笔墨论争。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在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祖父作为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提出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就在这一年，蒋介石与桂系军阀开战。军阀雄踞一方的乱象并未终结；国民党内部争夺中央权力的斗争也日趋尖锐激烈。所以祖父的议案难免成为政客权力角逐的工具。 祖父为了他认定的科学和真理是奋不顾身的。在他看来，医者是仁术，关系天下诸多苍生的性命与健康。千年传下来的中医有精华闪烁，也肯定存在糟粕。“五四”运动之后，对传统医事“庸医杀人”的方面，鲁迅先生曾痛加陈说，蔡元培、胡适等也都持此观点。据胡适日记，1929年12月15日晚，胡适与我祖父一起吃饭，饭桌上谈及中医问题，胡适先生有如此记载：“余先生批评中医最有力，他亦承认旧时验方有研究之价值。”所以，祖父提出的议案是时机、性格、个人职业良心、抱负、追求等多因素的集合。他不知这会得罪一大批的中医从业者吗？不，他知道。他在议案的前头，特地提出了中医出路安排的诸多办法。当中医从业者游行、请愿、哄闹喧腾之时，祖父成了“出头之鸟”，被蒋介石一伙政客狠狠地戏弄了一把。这是他始料未及的。有时，我心头不免荡起这样的念头，祖父此举难道不是有点唐·吉诃德的味道吗？ 为民族大义坚拒褚民谊 祖父归国后最初在上海劳合路忆鑫里开业行医，后迁山西北路422号。日本侵华的“八一三事变”后，祖父一家搬到法租界福煦路（延安中路）念吾新村9号避乱。但还是有些旧时的相识和日本人找来，请他出任伪职。均被祖父称病推辞。祖父还接到过一封完全空白的信，内有几颗子弹以示恐吓。褚民谊是汪伪政权的重要台柱之一，曾任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也有学医的经历，也提议过废止中医。此人最“狗血”的一桩事是，在任“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主任时，偷盗了孙中山先生的肝脏，把它浸泡在一只装有福尔马林的瓶子里，秘藏起来。褚民谊曾写信邀祖父担任（日伪）上海同仁医学院中方校董，亦被祖父称病拒绝。事关民族大义，祖父深知世道险恶，一贯谨慎。他把回复的信件也抄录了下来与褚的三封来信一并保存。据我二叔说，祖父那时每天接诊若干病人后，便藏身于小小格子间，在一堆中医典籍中撰稿思考。一日，章太炎夫人汤影观（汤国梨，字志莹，号影观）女士来访，见此情景，写了首打油诗：“斗室堪容膝，红炉小可嘉。君有回春手，稚子画龙蛇。”画出了祖父的“隐”和“藏”的状况。《古代疾病名候疏义》成书，耗时凡15年。 祖父和我们一家子 祖父跟鲁迅先生、钱玄同先生一样都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而祖父对章太炎先生的追随更紧迫，求教论诘的走动更频繁。因为太炎先生不仅博学多识，而且三代为医。于是才有了我父母的婚姻。我父亲叫余本年，为长子，娶了太炎夫人汤影观女士的养女沈平（即我母亲）为妻。论血缘，汤影观女士是我亲姥姥的姐姐。母亲称呼影观女士为“亲爸（读qīn bà）”。已故的山东大学教授王仲荦是我姑父，他给我的来信将这称呼写作“亲伯”。这大约是乌镇这个地方的语言习惯吧？父母于1930年结婚。章太炎先生送了对联：“上医有经，黄帝不妨求素女；良冶之子，莫邪今已配干将”。母亲怀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九一八事变”后北平、上海群情鼎沸，母亲不顾身孕奔走于抗日的宣传活动。在这里，我不得不赘述几句。当时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唱诗班，实际上被共产党的一位地下党员当作了抗日宣传活动的掩护。请愿、游行、贴标语，唱革命歌曲上街头、登舞台表演，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成员都参加，相当活跃。祖父对母亲的这些活动并不阻拦。我妈在世时笑着跟我说过，作为新媳妇，大少奶奶整天在外头疯，引来了亲友们的善意劝阻，也引起了族中老派长辈的非议。我妈怀孕后不久，我那个未出生的姐姐夭折，这些议论就传到了祖父的耳朵里。祖父的态度是孩子没了还可以要，以后怀孩子了一定要小心、注意；平寿（母亲小名，影观女士这样叫，祖父也这样叫。母亲还未过门时，祖父就在太炎先生家多次见过她，可以说是早就稔熟，习惯了如此称呼）纾难救国没有什么错嘛。为此，他专门向一些亲友表达过。1932年1月28日，国民政府第十九路军跟日寇在上海闸北交战，影观女士组织了一个战地救护所，由她亲自操持。母亲拖着虚弱的身子也去帮忙。1932年9月底，我大哥出生，祖父为他取名曰：忾，为同仇敌忾的意思；1933年10月，我二哥出生，祖父为他取名曰：干，为跟侵略者干到底的意思。1937年，我父亲东吴大学毕业，适逢“七七事变”爆发，父亲由学校介绍到贵州省省立高中任教。 我1940年出生在距上海山遥水远的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而我祖父则蜗居在上海的法租界。那是个烽火连天的时代，在我出生的前二年（1938年）祖父写了六首《六十感怀》的诗，抄写给了影观女士，其一道：“飞车突骑任纵横，蓟北江南遍敌营。老去频挥忧国泪，创深怕听控弦声。蹱门多病思良药，避地潜居愧幸生。蚌鹬势成真失计，白头何日见升平。”可隐约看到，祖父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持批评意见的。我出生时，祖父他老人家正一边以热切的目光关注着战局的风云变幻，一边埋头在医典经书中编写《古代疾病名候疏义》。我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第一次见到祖父的。父亲母亲带着我的两个哥哥、我和妹妹，一家六口，从重庆登船，在波险浪急的长江顺流而下到达南京，再乘火车到上海。浮上脑海的影像一幕又一幕是模糊的。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我产生的幻觉？似乎我家一到上海，母亲便急切地引着大哥、二哥、我和妹妹去见祖父，我的心情是有点怯生生的，逃难千里之外数年又复归来的一家，是不是都有点凄惶？有点蓬头垢面？母亲牵着我到祖父诊室的门口等着，走廊里拥挤着等候的病人，门开着，祖父穿着白大褂，投过来的一瞥，眼神是怪怪的，是我后来见到父亲老迈时几次投射到我身上的那种忧郁的慈爱盈盈闪烁的目光。这样的目光在记忆里如同镌刻在玉石上的字和画，是擦拭不掉的。他并没有起身，只吩咐了母亲几句话，母亲便匆匆将我等牵走了。后来在聚拥着众多亲友的餐厅大约又见了一次。他摸过我的脸和手吗？真的记不得了。这之后我家搬到南京。 到1948年的年底，在上海解放前夕，我们全家又回到上海。这年中，父亲所在的南京盐务总局指派父亲为台湾盐务局巡视专员，父亲跑到上海询问祖父意见，祖父说，解放军过江是必然的，可以说指日可待。祖父深恶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腐败，说：你决不能去台湾，过去你恐怕就回不来啦。南京盐务总局又给了两条出路，一是拿一笔遣散费回家，二是调浙江省盐务局当技师。当时父亲选择了后一条，去杭州是只身前往的。由于物价飞涨，他的工资已养不活全家六口。大哥、二哥只好留在上海，寄住在祖父家。而母亲、我和妹妹住我亲外公家。 1949年上海解放，祖父已届古稀之年，他对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充满了信任和期望，重新焕发了惊人的活力。只看看他先后兼任的职务吧：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土产交流大会筹备委员会中医专门委员会委员、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卫生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编纂委员会特邀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会联合会委员、上海市卫生局中医进修委员会委员和成药审查委员会委员。要知道，祖父只是个私人开业的医生，他开门行医是全家人吃饭开销的经济收入来源。尽管他年事已高，身子实已患着多种慢性疾病（如糖尿病），可他东跑西颠，开会、讲课，热情之高，家人拦也拦不住。1950年8月，祖父作为特邀代表往北京出席了全国卫生会议，并列为主席团成员，祖父很兴奋，觉得自己走上了一条献身报国的光明道路。会中，在宾馆就写了《团结》一文，刊登于《医药世界》杂志，文中说“第一是向工农兵服务”。此时，朝鲜半岛战火爆发，抗美援朝运动在国内展开。祖父返回上海即向上海医务工作者协会、上海医师公会所属的抗美援朝委员会率先呈递了申请去朝鲜参加志愿军前线战地救护治疗工作的表格。有关领导没有答应。他又鼓励跟着他在上海读高中的长孙、次孙，也就是我的大哥余忾、二哥余干参军上前线。那时，父亲在浙江盐务局工作，母亲、我和妹妹都在杭州。母亲闻讯，心痛万分。我记得，母亲去上海送别大哥、二哥，我和妹妹要上学，恐怕也为节约开支吧，没让去。那年，我11岁。我从小敏感，记得母亲去沪的前一天晚上的辗转难眠，竟把这种痛也传给了少年的我。对此事，母亲有深深的痛和自责，她是希望读高三的大哥、读高二的二哥将来去上大学的。 1953年，祖父受命去中医研究所工作，但因9月发现癌症，行李都捆好了，却未能成行。1954年1月3日辞世。遗嘱把遗体捐赠作医疗解剖之用。开追悼会时，因我和妹妹在杭州，我们俩人未能参加。大哥、二哥在部队，也没有参加。是的，我的祖父余云岫，一生我只见过他两次。 图① 祖父余云岫。 图② 祖父余云岫与祖母刘月寿。 图③ 章太炎先生与汤影观女士。 图④ 褚民谊给祖父余云岫的信1。 图⑤ 章太炎为作者曾祖父余觉先撰写的墓志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