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医发展的历史性关键人物崔月犁先生

曹东义

崔月犁主席1982年4月任卫生部长以来一直坚定支持中华原创医学事业的发展。就任数日即风尘仆仆出席衡阳会议并作了重要的发言。发言中强调：“中西医两种不同理论体系并存是我国卫生事业的特点和优势。”“中医应走自身发展的道路。”“以西医的方法解释和改造中医不能称之为中医现代化。”发言中阐明了自己对气功的态度，他说：“有人说，气功他不相信。不相信可以，但他确有疗效。浙江出了气功杂志，销量很大。”1986年11月29日，崔月犁还专门就气功发展的问题，致信时任北京中医学院院长的高鹤亭同志。信中建议成立气功研究中心或医学气功研究发展中心。中心的任务是：1、成为人才培训基地；2、起示范作用；3、向国外派遣气功师，帮助各国发展气功事业；4、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5、建立基金会，以支持气功师也的持久发展。崔月犁主席对气功事业发展的高瞻远瞩，由此可见一斑。崔月犁对医学气功事业的帮助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许多从事气功科学研究工作者都经常得到他的实际支持和帮助。众所周知，冯理达教授是医学气功学的伟大奠基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极艰苦的条件下就已经完成一个又一个气功研究项目。当崔部长在了解到冯教授的艰苦实验条件之后，就主动的千方百计设法改善其条件，其中包括购置价格不菲的电子显微镜。

图1 崔月犁部长给中华气功进修学院的题词
除了科学研究外，崔月犁主席对气功事业的另一个关键：人才培养，极为重视。1988年以来，崔月犁不断关心“中华气功进修学院”成长就是明证。是年秋末，中华气功进修学院为成立四周年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崔部长百忙中不仅出席了发布会，认真听取了学院的汇报，而且亲自站台向媒体讲演国内外气功学术的现状和发展前景。对学员人才培训工作鼓励有加。1992年10月，中华气功进修学院成立八周年，此时，已经有五千余人在学院完成专业培训，其中近500名成为训练有素的导师。崔部长亲笔书写条幅赠予学院，题曰：“学海无涯，止于至善。中华气功进修学院成立八周年纪念”（图1），以资鼓励。
崔部长不仅一般地关心人才培训工作，而且细致到关心培训教材的编写质量。1995年，崔部长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通读了当时由中华气功进修学院编写的气功教材《中华气功学》，并对教材主编说：“你们的教材是经得起考验的，是唯物主义的。”使教材主编极为感动。中华气功进修学院是由几十位专家志愿者担纲的“草根”学院，一位现职的卫生部长不仅关心，而且细致到阅读其全部教材，实在不易。在特定语境下，“唯物主义”一

图2 崔月犁部长为承德国际养生文化节题词
言九鼎，份量极重，代表了政府当时对相关事业的积极态度。
1997年8月，“97’承德国际养生文化节暨首届中华养生学国际研讨会”隆重召开，崔月犁部长亲笔为大会写题词（见图2）“发展中华养生医学，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并担任养生文化节的顾问。学术年会隆重热烈，近500位嘉宾出席了大会，其中半数为外国朋友。四个月后崔月犁部长便与世长辞。
崔月犁主席是位传奇人物。他的前半生是位杰出的革命家，为保护北京古城不受破坏，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怀抱而出生入死；他的后半生是一位呵护中华原创医学文明的战士，为了这份人类共同遗产的永生而鞠躬尽瘁。他为人类留下的最伟大的遗产是在卫生部长任内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1条的修订。新条款规定了中华原创医学具有与西方医学同等的学术地位。这是新中国几代领导人政治智慧的结晶，她的存在将成为炎黄子孙捍卫和复兴中华文明的有力武器。（摘编自《纪念世界医学气功学会成立20年》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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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5-27 08:22:40

崔月犁，1920年生。原名张广印。河北省深县人，1937年6月参加革命，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4月任卫生部长、党组书记，兼任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8年1月22日在北京逝世。

崔月犁（1920~1998）。1943年3月被派往北平、天津地区从事地下党工作。在此期间，任北平学生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职员工作委员会书记。1948年曾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参与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1949年1月起，先后任彭真同志秘书、北京市委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北京市政协秘书长，并兼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秘书长。是中共八大候补代表，1958年后先后任北京市委卫生体育部部长，北京市副市长兼卫生体育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理事等职。 1975年后，历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卫生部副部长、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兼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全国中医学会会长，中国保卫儿童委员会副主席。
崔月犁与北平和谈
1948年，国共两党政治、军事的较量已到关键时刻。运筹帷幄的毛泽东部署平津战役“争取让中央军不战投降”。于是，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指示北平地下党接近“能跟傅作义说上话的人”，以影响及促成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和平起义。
时任学委秘书长的崔月犁分管上层高知统战工作。为策反傅作义，城工部部长刘仁指派28岁的崔月犁尽快联系“能跟傅作义说上话的人”。很快，崔月犁圈定三个主要人物：傅作义恩师、高参（中将总参议）刘厚同，傅作义女儿、地下党员傅冬菊，傅作义的副手、拜把子兄弟、副总司令邓宝珊。
1948年秋的一天，在伪高等法院院长吴煜恒办公室，28岁的崔月犁会晤66岁的刘厚同。崔月犁的公开身份是同仁医院的李大夫。学养深厚、见多识广的刘厚同会晤少年才俊“李大夫”后，感觉相见恨晚，尽管两人相差近40岁，但他仍与崔月犁结成忘年交。刘厚同约“李大夫”每周见两次面。刘厚同不负崔月犁厚望，隔三岔五劝傅早作和谈决断。
1949年元月7日和16日，傅作义两派代表与解放军平津前线领导人谈判。 1月21日，傅作义宣布接受共产党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放下武器并接受和平解放北平协议。 1月3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和谈后期，傅作义指派能为共产党接受的人物、副总司令邓宝珊进行和谈。
54岁的邓宝珊初见28岁的崔月犁，交谈中，崔月犁劝说：“以你和傅先生的交情，望奉劝他抓紧时间和谈，眼下时间不多了，争取为人民做点好事！ ”
崔月犁二见邓宝珊时，围攻北平的包围圈大幅缩小，城内炮声隆隆。此次邓宝珊直截了当地说：“你能不能通知你们军队先不要打，让我与傅先生深谈一次。”崔月犁坦诚交底，“我军已包围北平，傅先生的军队走不了啦，再不下决心就晚了。 ”
崔月犁第三次见邓宝珊，一见面，未开口，邓已笑意在先，“傅先生的问题解决了，他决定同共产党合作。 ”
1949年1月31日，崔月犁夫妇在前门箭楼上观看解放军进城。崔月犁的夫人徐书麟回忆说：“那天，我们一路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回的家。 ”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29岁的崔月犁作为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的秘书登上天安门城楼，因此他得以近距离目睹、耳闻了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挥帽高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人民万岁”。 [1]

崔月犁与中医
崔月犁参与宪法修订
崔月犁在任卫生部长期间，大力推广中医，使中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复兴，有效地缓解了医疗系统的压力。
崔月犁留下的最伟大的遗产是在卫生部长任内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1条的修订。新条款规定了中华原创医学具有与西方医学同等的学术地位，成为复兴中华文明的有力武器。这是新中国几代领导人政治智慧的结晶。
崔月犁与世界医学气功学会
1989年11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世界医学气功学会成立大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及原部长江一真、钱信忠等出席了开幕式（参看《世气会成立20周年纪念画册》）。崔月犁部长当选为世界医学气功学会首任主席，冯理达与其他5位国际同仁当选为副主席，当选秘书长高鹤亭主持了大会。大会公推德高望重的我国国家领导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担任名誉主席。习仲勋就中华文明、弘扬医学气功瑰宝发表重要讲话。廖汉生副委员长、费孝通副委员长也出席了大会。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5-27 08:28:24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届、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别于1954年9月、1975年1月、1978年3月和1982年12月先后制定、颁布了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0]
第一部
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
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是在对建国前夕由全国政协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进行修改的基础上制定的。宪法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的总任务，并把党所创建的基本制度和党所制定的基本方针和重要政策予以宪法化、条文化，为我国后来的民主建设与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第一部宪法除序言外，包括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旗、国徽、首都等4章106条。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附图：毛泽东在杭州起草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率领宪法起草小组到达杭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起草第一部宪法草案。他说：“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从党的主席到一般老百姓都要按照它做，将来我不当国家主席了，谁当也要按照它做，这个规矩要立好。”
在杭州的3个多月时间里，宪法起草小组从起草宪法草案到一次又一次的修改，一共完成了4稿，并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对于宪法草案的内容，毛泽东在《宪法草案初稿说明》中进行了总结：一是宪法草案从法律上保证实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二是宪法草案从法律上保证发展国家的民主化；三是宪法草案从法律上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四是宪法草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五是宪法草案的结构和文字力求简明，字数连序言不足1万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纪念邮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纪念邮票 [11]
1954年3月23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宪法草案的讨论。在吸收各地意见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修正稿）》。6月11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召开第七次会议，一致同意将它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标志着宪法起草工作胜利结束。6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2] 为此，1954年12月30日我国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两枚 [11]
第二部
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部宪法。这部宪法诞生于“文化大革命”后期，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以“四个存在”、“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基本路线”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为理论指导，是一部在特殊时期产生的宪法。如把“文革”产物“四大”写进宪法第十三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第二部宪法共4章30条。
第三部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部宪法。这部宪法把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定的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记载在序言中。这部宪法比1975年宪法有了重大变化，但仍然存在许多缺陷，它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第三部宪法共4章60条。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分别对这部宪法进行了修改。
第四部
1980年下半年，在叶剑英委员长直接主持下，我国开始对宪法进行大规模、全局性的修订。经过两年多的讨论、修改，并经过全民讨论，1982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部宪法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正式通过并颁布。第四部宪法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并吸收了国际经验，是一部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根本大法。它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的设置和职责范围、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等。其根本特点是，规定了我国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确定了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它规定，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部宪法分为序言和总纲，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国旗、国歌、国徽、首都四个部分，共4章138条。
现行宪法修缮
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全国人大分别于1988年4月、1993年3月、1999年3月、2004年3月对这部宪法逐步进行了修改、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对私营经济的地位、作用和国家对私营经济政策作了明确规定；对土地使用转让的问题作了补充规定。这是中国第一次采用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宪法。
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对原宪法作了9处修改，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坚持改革开放”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写入了宪法；将“国营经济”修改为“国有经济”；将“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修正案内容还涉及政协制度、县市级人民代表大会任期等。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再次通过宪法修正案，对原宪法作了6处修改，把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地位、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国家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作用等写进了宪法。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对原宪法作了修改。宪法修正案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增加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容，在统一战线的表述中增加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完善土地征用制度，进一步明确国家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完善对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增加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规定，增加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完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成的规定，作出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规定国家主席进行国事活动的职权，修改乡镇政权任期的规定，增加对国歌的规定等。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经投票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13]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现行宪法颁布以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在我们党治国理政实践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力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有力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有力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有力维护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实践证明，我国现行宪法是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是充分体现人民共同意志、充分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充分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好宪法，是推动国家发展进步、保证人民创造幸福生活、保障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好宪法，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法治保障。维护宪法尊严和权威，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的前提，也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3-15]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5-27 08:51:36

八二宪法
我国当前现行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八二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八二宪法
1982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部宪法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正式通过并颁布。 [6] 并根据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7] 、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8]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9]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进行了修正、 [10]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经投票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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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鼓励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街道组织举办各种医疗卫生设施，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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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条，就是“中西医并重”的卫生政策依据，也是衡阳会议确定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长期并存，独立发展方针的法律认可。
此前“创建我国新医学、新药学”曾经被当做“唯一道路”。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5-27 14:37:0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锁定
同义词共同纲领一般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且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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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条　提倡国民体育。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和健康。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5-27 14:38:04

背景
1949年秋，中国人民经过了—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胜利。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已经土崩瓦解，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革命即将获得全国性胜利。革命胜利后将要建立—个什么样的国家，如何把革命胜利的成果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并且规定建国后的大政方针，作为全国人民共同遵循的准则，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把革命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这就迫切需要制定—部具有根本法性质的文件。但在当时大陆还未全部解放，战争尚在进行；反革命势力还很猖獗，各项社会改革尚未开展；社会秩序还不够安定；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尚未恢复；人民群众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尚未达到应有的水平；因此，还不能立即召开由普选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且制定一部完善的正式宪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国外华侨等各方面的代表635人，组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共同纲领》除序言外，分为总纲、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共7章60条。它肯定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宣告了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统治的结束和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它确认“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它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为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宣布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进行土地改革；并且规定了新中国的各项基本政策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由于它所规定的是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及各项基本政策，并且由于它是由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因此，尽管它还不是一部正式的宪法，但不管从内容上还是从法律效力上看都具有国家宪法的特征，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它是建国初期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前进的政治基础和战斗纲领，对于巩固人民政权，加强革命法制，维护人民民主权利，以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起着指导作用。它的许多基本原则在制定1954年宪法时都得到了确认和进一步发展，因而在我国宪政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内容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序言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已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宣告结束。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而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代替那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纲领，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必须负责将人民解放进行到底，解放中国全部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依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https://baike.baidu.com/ite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7789983?fromtitle=共同纲领&fromid=5785246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6-5 19:00:39

崔月犁：中医应该走自身发展的道路 | 崔月犁同志逝世20周年纪念日
李致重北京平心堂中医门诊部 2018-01-23

崔月犁同志逝世于1998年1月22日，距今已整整20年。在人生大舞台上，有的人经得起远看，而且历史愈久远，他的价值则愈显著。崔月犁同志就是这么一个人。在他去世前十余年间，我们交流较多。他逝世纪念日的临近，令我魂牵梦绕，长夜难眠。

崔月犁同志本姓张，“崔月犁”这个名字是他早年步入革命岁月时自己改的，取意于“东风催晓月，大地待春犁”。他的老伴徐书麟常说：“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深深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是一个只知道拉犁，不知道惜命的老黄牛。”

崔月犁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出生入死。建国初期夙兴夜寐，为北京的重建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经历了8年铁窗生涯，而革命气节毫不动摇。经常与他交往的人都知道：他生性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刚直不阿、坚贞不屈，他做事高瞻远瞩、雷厉风行、大刀阔斧、敢做敢当，他做人诚恳率真、谦和平易、患难可共、死生可托。这些话都验证在他生前最喜爱的一副对联上：“立身无愧于天地，志趋不忘为人民”。

1978年，他奉命到卫生部主管中医工作，从此中医事业就成了他的毕生职责。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果断作出了“振兴中医”“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决策。他对中医兴衰这一事关人民防病治病的大业，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1987年退休后，他更加关注中医药学术团体，整天记挂的全是中医振兴的大问题，诸如发扬中医特色、培养中医临床人才、继承传统师带徒、中医教育改革、中医科研、中医解决百姓医疗难题、中医走向世界等。直到1998年1月22日，他为心里只有人民的自己，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也为中医的后来人，留下了充满正能量的革命精神。

崔月犁同志生前常说：“没有中医学术的发展，就不会有中医事业的兴旺。中医的医、教、研要突出中医特点，发挥中医优势，如果把中医学搞得不中不西，那还叫什么中医事业。”他在1997年召开的中华中医药学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语重心长地指出：“这次大会集中了全国中医界很多知名专家、人才，为保证中医药事业健康快速发展打下了基础。要进一步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和决策水平，要重视中医软科学研究与开发。使中医在为世界人民服务的同时，也为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贡献。”这一番话，为中医事业勾画出一个以中医科学为生产力的，从国内到国际的发展蓝图。至今20年过去了，这一语重心长的嘱托，依然是指引我们锐意改革、努力奋斗的目标。1998年1月4日，他在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急症分会成立大会上满含深情地说：“中医急症学术和事业的未来靠年轻一代的努力。你们要发扬老一代中医急症专家的拼搏精神，学深、学透中医理论，决不能浅尝辄止，半途而废。”这几句话，竟成为他生前留给全国中医学者最后的寄语。

崔月犁同志生前常说：“我主张中西医结合，但不赞成中医西化”。1995年3月，他在谈到我所写的《中西医结合定义的研究》一文时，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当时他诙谐地对我说：“这个观点是我从工作实践中概括出来的，你从理论上把它讲透彻了，这也叫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吧！”他还认真地说了一大段话：“毛泽东同志对待中西医两者的关系，核心是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首先从实践入手，提高临床疗效，共同服务于病人。至于说创造统一的新医学体系，那是医学发展的长远目标，到底多长多远，只能说我们不知道。以中西医结合作为唯一的医学体系，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往后什么时候会实现，我们不知道。但是今天说已经形成了中西医结合的医学体系，那就不是事实了。现在中医学术发展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保持特色，发扬优势。中医学术完全振兴了，中西医结合才有一个可靠的基础。”我说：“我给中西医结合下的定义，其实是中西医配合的意思。”他说：“这一点，从你的论文一眼就看出来了。中西医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相互配合嘛！50年代卫生工作方针称‘团结中西医’，80年代国家宪法写的是‘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90年代我国卫生工作总方针是‘中西医并重’。按照国家这些法规、方针，中西医两种医学之间的关系只能是配合，完全不包含中西医合二而一的意思呀！”我反问他：“那为什么当初不写成中西医配合，而要留下空子给人钻呢？”他大声笑着说：“50年代那时候，社会上结合的说法多了去了，脑体结合、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等等。这些结合是什么意思，谁不明白呢？知道中西医并没有合二而一，不就得了吗？反正我已经让学会机关把你的《定义》转发给各省级中医药学会讨论了。如果有可能争论起来，你的观点以及相关‘说文解字’的问题，由你负责回答吧！”接着他又问：“你还研究过哪些定义？”我说到了《论中医学的定义》《证、证、症、候的沿革和证候定义的研究》《中医走向世界的若干理论问题》以及辨证论治、中药等。他鼓励说：“我知道你们前三届研究生的底子都厚，这些苦差事是你们念书人干的。回头你把这些论文都拿给我看看。”那是我与他交流比较多的一次。他讲起话来总是那么准确、干脆、利落、率真，每每想起来，就不由得感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崔月犁同志对中医西化越来越忧心忡忡。他在《主持卫生工作》中指出：“有些人在指导思想上不明确，不是在发展中医和发展西医过程中进行中西医合作，而是直接以西医代替中医。嘴上承认中医是科学的，实际心里认为中医是落后的，不知不觉地把中医消灭了。”1997年他看了《中医药走向世界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后打电话给我，很激动地说道：“不少中医专家对我说，你是第一位从中医核心概念的定义入手，来研究中医基础理论问题的人。大家认为你所作的定义是准确的、科学的。比如你在文中的三个小标题（指‘接轨乎，无轨可接’；‘改轨也，自毁其轨’；‘铺轨者，任重道远’）既形象又准确。中医学的轨，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而形成的中医基础理论与辨证论治。这是中医的灵魂和生命线，是中医特色和优势所在。为什么要找到国外，和人家的西医接轨呢？这不是打着接轨的旗号搞西化吗？这是将中医毁于萧墙之内的历史大错呀！”过了一会儿他又打电话给我，拿起听筒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要是再年轻十岁就好了。”良久，才听到他轻轻放下电话的声音。我懂得他的心，如果他尚在管理岗位，他是不会放任“改轨也，自毁其轨”的问题继续蔓延的。1997年他在《中医沉思录》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医应该走自身发展的道路，中医机构应该突出中医特色。如果形形色色削弱中医的做法不改变，或在漂亮的口号下使中医很快地西化，那就重复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消灭中医的悲剧”。这些警世之言，值得每一个有传统文化责任心的中国人而不仅是中医人时刻铭记在心。

崔月犁同志生前常说，教育是发展中医的关键。他最诙谐的说法是，不要“挂着梅兰芳的牌子，唱着朱逢博的调子”。1982年4月的“衡阳会议”上，他在谈到中医教育的任务时指出：“中医要振兴，要发展，关键是人才。要解决中医后继乏人、后继乏术，就一定要把中医教育搞好，培养有过硬本颇的中医。不要弄成中不中、西不西，两个半瓶子醋。”谈到中医教育目标时，他说：“中医学院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合格的中医师。”谈到中西课程安排的原则时，他强调：“应当按照中医的理论体系从事教学，要在系统掌握好中医理论的基础上，适当学一些西医知识。”后来他在《中医沉思录》中，专门讨论了“中医师带徒是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的重要途径”。1990年举办首届“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时，他特地打电话建议我主管的《中国医药学报》配合这一工作，搞几年“有奖征文活动”来促进学术继承人作好学术总结，提升继承工作的效果。

面对中医教育脱离目标的问题，1994年1月22日崔月犁同志主持召开“中医药发展战略讨论会”。会上不少老一辈中医专家对中医教育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如“研究生毕业论文必须是实验研究性课题，没有突出中医的学术”“中医教育要着眼培养一批中医基础理论过硬，临床辨证论治能力强，与老中医相似的原样人才”，并建议“重点研究教育问题，研究人才问题。组织各方面专家对照中医药教育目标，就教学大纲、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问题认真研究。必要时选择一两所中医学院进行解剖，促进中医教育按照培养高级中医人才的目标，尽快进行调整改革”。会后，他亲自审定了我们起草的会议纪要，分送给相关部门，并将会议纪要收录在《中医沉思录》之中，以供往后参考。从这一会议的组织安排，足以看到崔为犁同志对中医教育调整改革的良苦用心。

崔月犁同志在一生中的最后两年，是带病为中医而拼搏的。1997年5月，在他的建议下，由国家中医药管理与中华中医药学会联合召开了全国“中医基础理研究讨论”会议。与会代表不足30人，他一言不发地听了两天会议发言。会议中间休息时他走到我身后，弯下腰对我说了三个字：“放开讲。”1997年6月他打电话找我，一见面便说：“我打算编一部书，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医事业与学术的发展做一些回顾，希望启发大家对中医事业的历史、现状、未来进行一次冷静的总结与思考，使人们从中分辨出一条比较清晰的路子来，免得以后再走弯路。”这就是由他担任主编的《中医沉思录》第一卷。1997年9月中华中医药学会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他将该书八百余册赠送给所有与会代表及来宾。1997年12月20日我去看望他时，他叮嘱我不要发表任何赞扬《中医沉思录》的书评和报道，临走时托我帮他邮寄一大捆《中医沉思录》赠给好友、同事和领导。1998年1月8日他自筹经费，启动了“中医古籍名著编译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1998年1月21他写给我一封信，信未及发出，他不幸于1月22日一早骤然逝世。噩耗传来，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模糊间只有两句话：一句是陶铸的“心底无私天地宽”，一句是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

2018年1月22日，是崔月犁同志逝世20周年的纪念日。我可以向他说的，只有一句话：“复兴中医，我一直在路上。”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6-5 19:26:04

【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报道】崔月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擎旗者
时间：2018-09-19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3版　作者：张晓平
　　编者按：在中医药发展史上，崔月犁这个名字值得铭记。1979年到1987年，他主持全国中医药工作长达八年，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医药事业的风云激荡，提出“振兴中医”口号，推动中医快速发展。退休后，他仍为中医药工作奔走呼吁,为中医药发展殚精竭虑。值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崔月犁之女张晓平深情回忆了父亲与中医药之间的情缘。

崔月犁和老中医交谈。

1992年，为祝贺衡阳会议召开十周年崔月犁题写的字。

初识中医这个医学可以用“伟大”来形容

　　1979年4月，原卫生部部长江一真离任后，把管理中医的任务留给了崔月犁。

　　崔月犁是西医出身，在北京市委工作时主要负责管理西医工作。可以说，他从未学过也未接触过中医药。但他的党性让他能以认真的态度完成任何一项党交给的任务。因此，从崔月犁接手中医的第一天起，他便开始下功夫了解中医、中西医结合、中西医之争、中医发展中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调研这些问题，他的足迹遍及全国。他不仅考察了中医医院、中医学院和少数民族医院，还广泛结交中医界的朋友，包括名老中医、西学中大夫、中医管理干部和中医软科学的研究人员。

　　在深入了解中医之后，他深深地爱上了中医。崔月犁说，这个医学完全可以用“伟大”来形容，“我认为只有两样东西是中国人对世界最伟大的贡献，会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长期存在，一个是中餐，一个是中医。”

　　但在对外访问中，崔月犁看到许多国家的传统医学被废除，他深感痛心。

　　1979年5月15至30日，崔月犁率中医学会代表团一行5人参加了第31届东洋医学会学术总会。会后还参观了医学教育、科研、医院等有关单位。当时，日本医学会会长武田对他说：“你们中国有传统医学，我们已经没有了。”日本从明治维新（1868年）伊始，通过立法和自然淘汰的方法，只用了30年的时间就基本废止了汉医。

　　除了日本，崔月犁在对其他国家考察中，也参观了解当地的传统医学。他的考察结论是：美国和欧洲基本上没有完整的传统医学；非洲也没有；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传统医学主要在农村；南美和印第安人的传统医有很多迷信和“跳大神”的成分，并没有理论体系；比来比去，世界上只有中国保留了比较完整的传统医学。吸取这些国家的教训，崔月犁认为中国必须重视中医。

接手中医药被厕所旁边的“中医科”刺痛

　　崔月犁接手领导中医药工作时，正值“文革”刚刚结束，十年动乱使中医药工作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文革”前，全国共有371所县以上的中医医院，到了1979年，只剩下了171所。很多以老中医撑门面的中医医院和中医科垮台，大批集体所有制的中医医院被拆毁。现存的100多所中医医院中，西医占主导地位。

　　在考察某地一所中医医院时，崔月犁竟看到医院里面还挂着“中医科”的科室牌子。而在综合医院里，中医和中医科的地位也普遍低于其他科室。崔月犁曾经形象地说，走到医院的楼道里，不用打听，用鼻子一闻就能找到中医科，哪里有厕所，旁边就是中医科。

　　这些事情深深刺痛了崔月犁，他看到了中医被纳入西医管理轨道的严峻现实。除了中医医院的数量锐减，中医教育在“文革”中也受到严重破坏。全国中医职称专业技术人员只剩下三十四万人，占总人口的0.34‰，远远低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中低级技术人员，高级职称的人员比例很小。

　　崔月犁算了一笔账，全国现有26所中医高等院校和30所中等院校每年的毕业生总数是8000人左右，如果不计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专业技术人员减员率，按现有的培养速度，恢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医规模，至少需要70年。

　　在调查中他还了解到制约中医发展的瓶颈有两个：一是长期以来用“科学化、现代化”改造中医，忽视了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二是用于中医事业发展的资金少之又少，卫生部每年30多亿元的事业经费，中医拨款只占1.5亿，不到十分之一。可以说，中医药发展面临的问题十分严峻。

衡阳会议亮剑直指中医问题

　　1982年4月的湘江畔，烟雨茫茫，一座小城衡阳迎来了几百名远方的来客，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加“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的人们。

　　新中国成立33年以来，卫生部第一次召开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药院校建设工作会议。受邀参加会议的人多数是 “文革”后重新出来工作的中医界的干部和名老中医。他们中间有崔月犁接任中医工作后认识的朋友，也有很多素未谋面的中医人。

　　就在会议召开之前，如何对待中医，卫生部门仍然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派意见认为：“声光化电奔前走，何必破车拉老牛，现在这个时代提倡中医等于倒退。”中医界则大声疾呼：“中医千百年来取得的疗效就是实践检验过的真理。”尖锐质问的人也大有人在：“中医医院是姓中还是姓西？中医医院里是中医学当家还是西医学当家？”

　　会议代表们对中医的现状和发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根据代表们的意见，崔月犁在会议结束前讲了话。

　　这个讲话稿根据崔月犁的意见由《健康报》社中医部主任邢思邵反复修改，最后确定题目为《我们要在中医事业上有所作为》。题目道出了崔月犁的决心，这决心下得不容易。

　　卫生部的一些老同志曾好心劝他：中医工作不好抓，内部分歧大，弄不好还涉及政策问题；卫生部在历史上有前车之鉴，最稳妥的做法是抓一抓就可以了，不抓最稳妥。崔月犁知道这件事麻烦多，也知道那些规劝者的好意，但是，他选择有作为。

　　他对这些干部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为官一任，就要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办些实事，绝不能因为是禁区，更不能因为怕丢乌纱帽而贻误整个事业的发展，否则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怎么能贯彻好？”

　　崔月犁拿着讲稿，走上了讲台。崔月犁的报告里既没有“形势一片大好”的虚话，也没有“中医问题尚待研究”之类的官话。他的讲话方式带着特有的魄力和实事求是，很多和他共过事的干部说，只有崔月犁才敢这样说、这样做。

　　报告的第一部分，他明确指出中医工作的障碍来自干部。他说：“我们卫生行政部门是有重西轻中的思想和做法的，重视西医是对的，但轻视中医、限制中医不对，应当改正。”

　　针对某些人把中医贬低为不科学和带有封建色彩的学派，崔月犁针锋相对地提出要“高举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学的旗帜，高举继承祖国优秀科学文化遗产的伟大旗帜，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定不移地把这项事业办下去。”

　　在讲话中，崔月犁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医的唯一出路，是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他指出：抹杀中医特色是一种‘左’的思想，要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反对走中医西化的路，中医医院在诊断、急救、治疗、护理和营养方面要真正反映中医的特色。

　　崔月犁的讲话并不长，不到五千字，报告凝聚了三年来他对中医工作的调查和思考，内容涵盖中医办院方向、中医经费、人才培养、医药结合、中医教育、中西医结合以及行政管理等问题，句句掷地有声。

　　讲到中医被西化的现象时，崔月犁说，中医西化“类似剧院外边挂的牌子是梅兰芳，里边唱的调子是朱逢博。”这段幽默而形象的比喻，后来成为批评中医被西化的经典句子，被广泛引用。

　　“在中医事业上有所作为”并不是中央给他下的硬任务，那是他自己主动放在肩上的担子，敢干、敢挑担子是他的风格。与会者群情激昂，掌声达数分钟之久。

　　代表们激动地说：中医得救了！第二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转载了崔月犁的讲话摘要。从这天起，卫生部支持中医的鲜明立场传遍大江南北。这次会议后来对中医发展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会议提出的方针和原则被众多的中医人传颂，中医开口必谈衡阳，于是，“衡阳会议”成了大家习惯的说法，衡阳会议的精神凝聚了整个中医队伍。

“振兴中医” 谋求中央财政支持

　　当年，崔月犁并不知道他主持的“衡阳会议”对中医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他只是想为继承和发展中医做些事情而已。他提出 “振兴中医”的响亮口号，以鼓舞中医界的同志，并用他特有的“言必信，行必果”的办事风格，开始了振兴中医之旅。

　　就像崔月犁预料的，中医工作是一件很麻烦的工作。最麻烦的一件事是恢复中医的“庙”——中医医院。

　　经过“文革”十年，中医的“庙”大部分已经名存实亡。集体所有制的中医医院的名老中医被当成封建社会的遗老遗少遣送老家，随着他们的被遣散，大部分中医医院垮台了。

　　侥幸生存下来的170所中医医院中，绝大部分是西医当家。振兴中医的第一项工作便是把中医的“庙”重新搭建起来。搭“庙”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纠正现存中医医院的办院方向，把它们办成名副其实的中医医院；另一方面是建设更多的中医医院。为了纠正中医医院的办院方向，对现有的医院领导班子也必须做适当调整。这是崔月犁遇到的第一个困难，也是最棘手的问题。

　　本来，中医医院里应该是中医药人员当家，就如西医医院无可厚非的是西医当家一样。可是，时间拉回到三十年前，对医院领导班子的结构调整十分不易。调整触及了已经在中医医院领导岗位上多年、但并不适合领导中医的非中医人员的切身利益。“中医‘挤位子’”和“排斥中西医结合”之说也由此而起。那顶“排斥中西医结合”的帽子一旦扣下来，就再也没能摘下来。

　　崔月犁在这些“帽子”面前，从来没屈服，崔月犁在不同场合一再重申，他支持中西医结合，但是坚决反对用西医的方法改造中医。

　　对于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之间的争论，崔月犁特别强调“学术争论要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展开争鸣。”他说：“做中医工作，一要有志气，二要有骨气，是成绩大家珍惜，是问题不要回避，有些地方中医工作没有搞好，就不要老唱赞歌。”

　　在恢复和建立全国的中医医院同时，崔月犁花了更大的力量解放老中医。用崔月犁的话说，光有“庙”不行，还得把各路“神爷”请回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教育的主要方法是师带徒，中医从来没有教授头衔，不能进正规大学。卫生部没有权力评教授，这些权力归属教育部。为了发挥名老中医的特长和积极性，崔月犁和教育部协商，要了一些教授名额，用这些名额给全国的名中医封了教授，从此，中医有了第一批老中医教授。有了教授的头衔，才有相应的工资待遇，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到中医药大学来授课。

　　搭起了“庙”，请回了“神爷”，办事情还要有资金。当时，要求各省市地方财政支持中医几乎没有希望，崔月犁决定到国务院去要钱。

　　（78）56号文件是崔月犁的“尚方宝剑”。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崔月犁汇报了中医的现状，关于中医的数据都在他的脑子里，他提出国家应该对中医建设增加专项拨款，他要2亿元人民币。这个数让当时的财政部负责人十分为难，他说，拿不出这么多钱，给你6000万吧。崔月犁说，6000万太少了，能做什么事？两人各持己见，最后国务院总理拍板，同意给崔月犁1个亿。

　　1个亿在当年是个什么概念呢？根据1982年财政部长王丙乾在第五会议上所作的“关于1982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3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那时中国的年度财政收入约为1100多亿元。全国的卫生经费只有30亿元。在国家很穷的条件下，从国务院能争取到1亿元的中医经费非常不容易。

　　拿着国家的拨款1个亿，崔月犁找到部分省领导。他对省领导说，你看我这里有一笔中医专项款，如果你省里出1块钱，我就给你同样数量的钱。省里很高兴，有了省里的承诺，崔月犁对市（县）领导说，如果你们出一块钱，省里和部里各出一块钱，市（县）领导也觉得划得来。

　　这样，崔月犁用申请到的1个亿的资金调动了地方财政的2个亿，除了用于县以上中医医院的建设，其中一部分资金用在了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建设上。

　　在推动中医立法和争取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医的支持方面，崔月犁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1982年，他收到了彭真写的信，彭真要他好好抓中医。之后，彭真又派时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汉斌来和崔月犁专门商讨从法律上保护中医的问题。经过人大的讨论， “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被正式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总纲中的第二十一条中。从此，中医的“庙”和西医的“堂”一样，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1985年，国家计委拨出5亿元用于改建扩建医学院校附属医院，崔月犁指示从中拿出1.5亿元给中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加强中医实习基地的建设。

春蚕到死丝方尽退休后仍为中医药工作奔走

　　1987年，崔月犁退休了。除了参加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活动，他参与最多的活动都与中医有关，凡是在北京召开的有关中医的会议，崔月犁尽量都参加。

　　崔月犁对中医发展的关切还出于世界市场竞争的紧迫感。1989年，世界医学气功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崔月犁当选为第一届世界医学气功学会主席，直到1995年，崔月犁离职后仍然担任主席。他认为主席的位置非中国莫属，他当仁不让。“为什么我现在还当着世界医学气功学会的主席？主要就是和外国人竞争，气功是中国的国宝，我们不能像景泰蓝一样把它给丢掉了。”崔月犁认为，如果中国的中医不奋发向前，日医、韩医占领世界市场，并不是危言耸听。

　　1997年，为了对中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予以科学、冷静的总结和思考，崔月犁要求李致重和诸国本协助他，把20年来在中医事业发展、理论研究、战略思考方面的好观点、好文章，收集、整理后交给他整理成书。这本书就是崔月犁担任主编的《中医沉思录》第一卷。

　　李致重告诉崔月犁有专家打算写书评，向学术界推荐这本书。崔月犁听后说：“不要在报刊上发表赞扬的书评。我们不讲我们好，也不要别人称赞。观点、论证摆出来，还怕群众不认识？我希望把各方面的不同观点都摆出来，让大家分析，有什么不好呢？”

　　1998年1月8日，崔月犁自筹资金重启了“中医古籍名著编译丛书”的出版工作。这套丛书是为了把中医经典古籍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他组织了一百多名专家，分为四个小组，把四部医学经典译成白话文。《黄帝内经·素问》、《黄帝内经·灵枢》、《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辩》等医经译注率先出版，一共发行了5000册。

　　崔月犁本想把它们再译成英、法、德、日文，因为资金问题，只好作罢。到了1998年1月，崔月犁重新获得经费资助，于是立即召集编译人员开会，布置继续编译白话中医古籍丛书事项。

　　这是他主持的最后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距他去世只有14天。

　　1998年1月20日，大寒。这一天，崔月犁给李致重写了一封信，信里写的是如何正确对待中医发展中的不同见解。第二天，崔月犁参加了北京市政协的会议。回到家后，他在那封尚未发出的信封上加了一句话：“《中医沉思录》再给我一些。”

　　1月22日，大寒刚过，北京的严冬无情地送走了这位老人：崔月犁骤然逝世。放在书桌上未发出的信成了他的绝笔。李致重后来看到这封信时说：“信读之让人心碎。”

　　由于崔月犁对中医的杰出贡献，他深受广大中医人的爱戴。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很多中医界人士到场。四大名医施今墨的得意弟子董德茂是坐着轮椅来和他告别。提起崔月犁，董德茂老泪纵横，不无遗憾地说：“中医的这杆大旗是他扛着，他不该走啊。”

　　与其他人的告别仪式不同的是，那天没有人戴白花。崔月犁生前不喜欢凄惨的白花和悲切的场面，他喜欢赤诚、炽烈的红玫瑰。2月10日，为他送行的是一色火红的玫瑰。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诸国本用这样的文字评价崔月犁：“在人生的大舞台上，有的人只能近看，尽管一时看起来相当耀眼，但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有的人经得起远看，他离历史越加久远，他的价值也愈益凸显。不管今后中医药在国际国内如何发展，遇到什么样的艰难曲折，成败利钝，都会有人联想起崔月犁的名字。这，就是不朽!”

　　崔月犁走了，他给中医留下的，是热爱中医的凝聚力和意味深长的警示：不要让日本消灭汉医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本报记者徐婧整理）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6-5 19:27:06

《中西医结合杂志》 1986年02期收藏 | 投稿 | 手机打开
卫生部崔月犁部长在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二大”会上的讲话
崔月犁
【摘要】：正各位代表,各位同志: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今天就要闭幕了,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很成功,这主要由于过去我们的中西医结合工作做出了成绩,对这次大会又作了充分准备工作,我们应当向在两个大会之间在中西医结合工作上做出成绩的各位专家同志们,及为这次大会进行筹备工作的同志们,大会的各位工作人员同志们表示感谢。大会以后,我们更应当在既有的工作成绩基础上,把工作做得更好,这需要靠在座的各位代表及一万余名会员的共同努力,我们现在的形势很好,一些单位的工作条件也是不错的,只要我们按照党
【作者单位】：卫生部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6-6 16:06:06

李源:
习近平主席提出：“我们既要从精神领域层面去解决对中医药概念的认识问题，还要从制度层面去解决中医药传承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而对中医学的科学定位，正是“对中医药概念的认识”上首当其冲的学术问题。

李源:
《人民日报》指出：在全面复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在广开思路，广开言路，广开才路的前提下，动员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文、哲学、科学与中医药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到中医学西医化的总结、反思、讨论中来。通过思想的碰撞，使中医学进入复兴、创新、发展快车道。

李源:
尤其是《人民日报》报道说：动员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文、哲学、科学与中医药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到“中医学西医化”的总结、反思、讨论中来。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李源（李有缘）13001452733 ，中医学习西医，需要很深的定力，才能不被同化，否则，就陷入“自我从属”，被西医同化和改造了。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这就是我总结的“求同存异，丢了自己”，典型的是1830年出版的《医林改错》，那是用西医解剖学为标准，要为中医的经典改错，结果越改越错，这还是小事；
关键是，评价标准改变了，中医的“主体”不见了，信心没有了，事业衰退了。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中医是“生成论”的世界观，不能按照西医“构成论”来评价，更不能用“构成论”来改造，否则就是不归路。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生成的生命有结构，所以，生成可以包容构成。
但是，这个包容，不是简单的收购，而是超越，全面超越。
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都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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