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高中毕业，时值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市分别成立中医学院并开始招生，按照当时全国统一高考计划，我报名应试，幸运地被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简称“北中医”）录取，历经6年寒窗苦读，于1962年顺利毕业。这两张照片，分别记录了1956年北中医开学典礼及第一届学生上课时的场景。睹物思人，忆及往事，仍觉那是一段流金岁月。
1956年，时任卫生部部长助理郭子化在北京中医学院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
北中医第一届学生在简陋的教室里上课。
“我就是要学中医”
1956年是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顺利召开的一年，是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一年，也是北中医正式成立并开始招生的一年。时值第一个国家五年计划，百废待举，青年学生大都争先恐后地报考工科类院校，以求将来为祖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我们高中百余人毕业，有四个人报考医药学专业，只有我一人报考了中医。
我学中医的真正原因，一是我母亲因外伤感染破伤风被庸医误治而早逝；二是我自己患了面神经麻痹，东奔西跑治疗了一年却毫无进展，乃下决心要学医。那时并没有更多的雄心壮志，只是觉得学医能治病，不仅自己方便，还能救人助人。至于为什么选择学中医而非西医，大概与小时候家门口挂着的乡人赠送给曾祖父的“佩德神医”匾额以及常去隔壁中药铺认中药等经历有关，潜移默化中更相信中医。
谁知中医专业要到五一以后才能知晓可否报考，我只好耐心等待。但内心也有矛盾，同班同学都已报名，甚至规划着自己的未来，我却没有着落，不免有点焦躁，但要报考中医专业的决心未曾动摇。五一刚过，可以正式报名的通知下达，我立马把中医学填报为第一志愿。经过全国统一高考，我终于被北中医录取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我接到北中医录取通知书时，我的高中班主任陈唯窦老师操着标准的东北口音，十分不解地打趣道：“王世民考上汉医（中医）啦！要去学汉医了。”是的，我就是要去学中医，这是我内心的坚定回应。
北中医初创环境艰难
1956年9月1日的北京，艳阳高照，我兴高采烈地到北中医报到。迎接我的正是先期报到的陈连起同学，他把我领到了北京东城区北门仓胡同里的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也就是北中医最初的办学地点。
9月3日下午，就在这个小楼的底层门庭里举行了北京中医学院成立暨开学典礼，时任卫生部部长助理郭子化、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等出席典礼并讲话。当时的典礼很简单，只有刚入学的新生一百余人和几位老师，简单的讲话后便正式开启了我们的大学生活。在相当简陋的环境条件下，开始了我们读书论道的日子。
由于学校的成立和招生都很仓促，所以建校最初只能借住在北门仓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那是一个共享的五层小楼，五层属于当时的《中苏友好报》社，四层以下才属于北中医。一层是厨房、食堂和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的门诊部，二三层是学生宿舍和教室，三层是老师们的办公室。120多个学生分别住在三四间大房间里，真可谓朝夕相处，当时的条件就是这般简陋，所以有人自嘲“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虽然当时办学条件差，但生活还算便利。食堂的饭菜花样不少，也很可口，卫生也搞得干净，楼里24小时有热水供应，冬天宿舍里也还暖和，吃饭、上课都不用出楼。
建校之初条件难能令人满意，最初只有四位中医老师，即张志纯、方鸣谦、栾志仁、刘渡舟。除张志纯外，其他三位都是在京开业行医，都未从事过中医教学工作，又没有现成的教材，老师们只能自己编写，然后刻版油印成单篇的讲义，上课前发到学生手里。当时也没有大的教室，只得分成甲、乙两个小班上课，同一时间两位老师分别给两个班讲同一门课。
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初上课的时候教室没有桌椅，每人发个小马扎当座椅，双膝当桌子。就这样开始了中医的学习，时间不长，大家意见就多起来了。因为我们这个年级的学生来自“三北”（华北、东北、西北）的不同生源背景，有高中毕业的，还有不少“调干生”。据说当年高校的招生额度大于当年的高中毕业生人数，因此为了举国发展的大好形势，招生计划就有了“调干生”，即准许抽调部分卫生界的青年干部以及中专卫校毕业的青年中医报考（不参加全国高考，单独考试）。我们班123人中有调干生30人，卫校毕业生17人，青年中医6人，合计53人，占总人数近一半。
调干生一般年纪较大，有的已成家立业，甚至带着上幼儿园的小孩来学习，真是够辛苦的。入学不到一年，部分调干生感觉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小楼里条件太差了，很多问题有待解决，要求改善的呼声甚高，当时的院领导也无能为力。后来才知道其中有几位同学联名上书党中央、国务院、卫生部，随之而来的是听到拟迁校于南京，还要成立“执委会”等消息。学校也确实宣布准备迁往南京，给我们做过“动员”。据说此事闹大了，周总理亲自过问和处理后指示“立即复课，就地建学”，如是大家才安下心来。
很快北中医校址的选择以及教师、行政领导等聘选任命等很多问题被一一提上日程并付诸行动。随即相应的指示便下达了，首先将紧靠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西侧的小院划归了北中医，以解燃眉之急。这个院子虽然不大，但有几栋旧房子，北中医有了属于自己的房产。继之就在这个小院盖了大教室，修缮了一些办公室和教工宿舍，也为1957级新生的入学做好了准备。
乔迁新址建校区
大约在1957年底或1958年初，有关部门商定，将中国人民大学海运仓校区转让给北中医，北中医将其基建用地钱款拨给中国人民大学。就这样，北中医落脚到海运仓了。
海运仓校区不仅面积较大，还有一个大操场和足球场，当时这在北京城区内高校里是少有的。据说这个大院在新中国成立前是朝阳大学的旧址，原有的建筑多种多样，有仓库、小四合院，还有漂亮的小灰楼，以及后来中国人民大学时期的红砖五层学生宿舍。在大院的西南角有两栋学生宿舍，坐西向东，一个是平房，一个是二层小楼，内部结构都一样。宿舍房屋的布局很特别，水泥地面，每层分成若干个单元，呈六角形蜂窝状，每个“蜂窝”由六个房间组成，冬季在“蜂窝”的中间放个大铁炉子取暖，每室住6人。平房和楼房我都住过，房内没有卫生间。我一直在这里住到毕业，现在这些房子早已被拆除。
北中医迁入海运仓校区后，先后大兴土木，不仅有了新的教学楼、实验室，原先的食堂、学生宿舍等也焕然一新。1959年国庆节，一栋12层的大白楼拔地而起，成为东直门内的标志性建筑。大约从1958年起，苏联及朝鲜、越南等地留学生也来到这个大院，专门研读中医、中药和针灸学等专业。“文化大革命”后，北中医才搬迁到和平里原河北北京师范学院的旧址，即今日的北三环东路11号。而海运仓的大院现在则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和北中医东直门医院的所在地了。
大体上与此同时，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的王玉川、董建华、程莘农、颜正华、杨甲三、印会河、王绵之、汪幼人、刘弼臣、程士德、王子瑜、许润三、施汉章、姜揖君、孙华士、戈敬恒、席与民、王德林、黄廷佐、金起凤、濮秉铨、周汶、陈佑邦等老师被调入北中医。同时还将卫生部名老中医顾问秦伯未调到学院任教，并相继聘请任应秋、宋向元、余无言、陈慎吾、钱达根、谢海洲、马龙伯、宋孝志等名老中医作为相关学科的带头人或兼职教师，为北中医中医基础与临床各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后来随着黄开云、黄世燮、祝谌予、于道济等人的调入和任职，北中医的党政领导，特别是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得到很大提升。卫生部还相继从沈阳医学院（以下简称“沈医”，现中国医科大学）调来了西医基础课和普通基础课老师，包括巩固本、刘国隆、邱树华等。就连生物课的课本、生物标本以及解剖用的“大体”，都是由沈医支援的。应该说沈医在西医教学方面对北中医贡献最大，这是我们北中医人不应忘怀的。
此外，北中医还先后分两批从浙江杭州护校、四川万县护校调入护士约50人，从北京市和卫生部直属医学院调进不少知名中医和西学中的老师，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四川医学院（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第二军医大学的部分老师也被调入北中医。到1960年，北中医基本建成医药并举、学科完善、中西兼顾的师资队伍。
流金岁月师恩难忘
前已述及北中医建学之初条件简陋，加上深奥难懂的中医名词术语如阴阳五行、五脏六腑、气血津液，还有半表半里证用小柴胡汤等知识点，使我们这些没有医学基础的“高中生”听得昏头昏脑。后来通过小组讨论，有中医基础和临床经验的同学给我们详加解说，彼此之间反复讨论、交流，还真的受益匪浅。
张志纯老师讲课很生动，他说自己学中医是“自钻”的，可能没有得到多少师传，但研究深入，真有所得，并可用简洁语言讲解通透。张老师个子不高，留着小胡子，衣冠整洁，上课时穿着白大衣笔直地站在讲台上，声音略嘶哑，但句句入耳。他将《伤寒论》中的方证编成顺口溜，让人念一遍就记住了，临床还有助于辨证选方遣药，如“大陷胸汤大结胸，推胸至腹满急痛，硝黄甘遂实热证”“小陷胸汤小结胸，黄连半夏瓜蒌容”，张老师常常用手在胸前比画着背诵。
张老师对中药也有独特的见解，提出中药的“五行三素”论，并坚信若干年后也会被人们认识和接受。此言确实如此，他讲的这个观点大体上就是现在人们热议的“药象学”研究，就我所知仅《中国中医药报》从2006年到2009年至少有七篇文章是有关此论的研究报道。
讲伤寒课的还有鼎鼎大名的刘渡舟老师。刘老师讲课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讲得非常生动活泼，多能结合临床实践。我能得到刘老师真正耳提面命的教诲，那是毕业后的事了。1962年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山西省中医研究所（现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翌年暑假，刘老师带领10余位北中医的同学来我院进行毕业实习。限于当时的条件，刘老师和我们基本上是同吃同住，差不多有一年的光景，我也因此再次受到了刘老师的亲炙。
刘老师研究《伤寒论》有真功夫，深入奥堂，确有所得，特别是对书中方剂的分析别有见地。他给我讲旋覆花代赭石汤，强调其方证病机是“中虚胃寒”，而方中代赭石性寒，用量不宜大，不然反伤胃气，同时生姜的用量要大一些才对。为了记住这个特点，我就编了个顺口溜——“旋覆代赭人参草，重用生姜温胃好”。我在临床用苏子降气汤治疗老年人大便困难证属“气秘”者，也得到了刘老师的指点。
还有我根据秦伯未老师的思路写了一篇小文叫《黄芪建中汤治疗溃疡病临证一得》，在该文的讨论中没有指出该方的基础方桂枝汤的深层蕴意，刘老亲笔修改，并加上对基础方桂枝汤的深层阐释，他说：“桂枝汤的调和营卫是在调和脾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此推论桂枝汤的调和营卫乃其末，调和脾胃是其本，发汗解肌是其末，鼓舞中气使谷精内充，揆度阴阳的运行是其本。”这不仅道出了桂枝汤治疗太阳病表虚证的真谛，也补充了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功专温中补虚、缓急止痛的本质所在。再如我1964年发表在《山西医学杂志》上的处女作——《侍师医话》一文，也是由刘老师亲自改过的。刘老师教书育人，提掖后学，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
我在北京学习期间还有院外的指导老师，是毕业实习时的北京同仁医院中医科带教老师，分别是科主任陆石如和孔嗣伯、吴兆祥三位先生。
孔嗣伯是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孔伯华的哲嗣，自幼聪明好学，15岁随父学医，又先后师从肖龙友等名家，尽得真传，同样也因善用石膏而名扬京城。我侍诊于孔嗣伯老师门下将近一年，他专注于解惑、授业、传道以及提携后学的精神使我终生难忘。在我毕业实习将要结束时，孔老师赠《四部备要》一部给我，还特意将孔伯华先生尚未刊行的手著《藏象发挥》一书中《命门辨》一章亲手用毛笔抄录，装订成册并题词赠予我，供我写毕业论文时参考。这抄本被我视为“传家宝”，迄今仍珍藏在书柜中。
西医基础课老师的恩德也是不能忘怀的。我记得当时上生物学课时没有课本，任课的张瑞林老师写信向沈医的同学借用教科书，解了燃眉之急；无机化学老师曹治权利用周末带我补做滴定实验；组织胚胎学老师贲长恩与我交往甚多，在我毕业后多年仍耐心帮助我解决科研中遇到的难题，在我研究生毕业时又不远千里来为我主持答辩，参会者无不敬佩，我更是感激不尽。
在这里我们还应感谢的是1956年刚入学北中医时负责为我们安排教务等事宜的陈彤云老师，她不计名利地付出更值得我们思念和感谢。（国医大师 王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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