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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表彰中医研究成果 建国初期，在纠正了错误的中医政策之后，如何向世人展示中医药的科学性，如何让同行专家心里服气，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因此，卫生部很注意搜集这一类的信息，路志正先生在卫生部中医司技术指导科长期任职，经常外出调查研究，最先接触了很多中医的研究成果，也最早认定了一批成果。 表彰这些成果，意义是很重大的。第一批的表彰、嘉奖的成果，是在1955年12月19日的中医研究院成立大会上，有四项成果受到表彰。 李德全部长说：“自从去年7月刘委员长传达了毛主席对中医工作指示之后，一年多来全国各地在中西医团结合作的基础上，用中医方法治疗，对许多难于治疗的疾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并且有些中医把有效的秘方贡献出来，这对发扬祖国医药学，保障人民健康，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应当给予应得的鼓励。卫生部对其成绩优越者，特先奖励一批，此外，还有许多中医和西医在发扬祖国医药事业上有成绩的，今后还要继续奖励。现在第一批授奖的是：一、石家庄市流行性乙型脑炎治疗组：石家庄市乙型脑炎治疗组是在卫生局局长袁以群同志坚决贯彻‘团结中西医’的政策，亲自掌握，具体组织领导下，由中医师郭可明大夫负责主治，在石家庄市传染病院用中医方法治疗乙型脑炎，从去年和今年治疗的五十三个病例来观察，其治疗效果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今年在辽宁、福建、四川、湖北、北京及唐山市等地，推广了这个治疗经验，也都获得同样良好的效果，这于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发挥中医的力量和作用上均具有很大意义。卫生部决定一次奖给石家庄乙型脑炎治疗组人民币一万元；授予石家庄市传染病院奖旗一面；对于大力支持这一工作的石家庄市卫生局给予奖状并通报表扬。 [1]” 那么，这个经验是如何取得的呢？ 郭可明治乙脑意义重大反对中医的人士，强加给中医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是说中医从来不进步，也没有找到进步的方法。这完全是对于中医的误解与攻击，自古以来中医学一直以它特有的方式发展着，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创新的脚步。我们在这里就以郭可明先生为例，看一看中医在诊治传染性、感染性疾病过程之中的发展与创新，阐述中医对中国和世界人民卫生事业已经做出的贡献，以及将来巨大的潜在价值。 中医学治疗传染病的历史有几千年，有着丰富的理论指导知识，和行之有效的技术、经验，而且是不断探索，逐渐发展、成熟的过程，是一个以“热病”“伤寒”“瘟疫”“温病”等不同学派构成的学术体系。 中医传染病学知识体系，贡献给世界最靓丽的成果，就是免疫思想哺育的免疫技术。人痘疫苗的发明，属于中医学的原始创新，英国琴纳经过吸收、再创新，改良为接种牛痘，法国巴斯德推广到更广阔的领域。中医为人类战胜传染病，开创了道路。 几千年的经验，大多没有得到“科学验证”，难以被世人承认。 建国初期，卫生行政部门对于中医实行了错误的政策，使中医受到歧视、限制，影响了中医事业的发展。毛泽东于1954年初期，开始纠正错误的中医政策，号召西医学习中医，让中医进医院参加工作。但是，很多人对于中医的科学性，是有很深怀疑的，对于中医能够否有效地治疗疾病，也是不信任的。他们认为中医学里没有提过细菌病毒，如何能够治疗传染病？ 1954年石家庄市传染病院中医治疗“乙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对于毛泽东提倡重视中医的政策，是一个有力的支撑，也是中医界在西医面前拿到的第一份“治疗有效”的证明书。在这个意义上说，是郭可明先生带领着中医，走进了科学的殿堂,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郭可明（1902-1968），字大德，河北省正定县东仰陵村人。他出身于中医世家，祖父擅长内科，父亲既擅长内科，也精于外科。郭可明14岁从父学医，20岁在家乡应诊，30岁时他来到石门（今省城石家庄），开设了“碧云堂药房”，于内、外、妇、儿各科均有独到之处。郭可明于1954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放弃私人诊所，进入石家庄市传染病院参加工作。 1954年，石家庄洪水泛滥，灾后乙型脑炎暴发流行，死亡严重。在西医没有特效疗法的情况下，石家庄市卫生局紧急组织以郭可明为主治大夫的乙型脑炎科研治疗小组，小组由7个人组成。郭可明系统运用中医温病学理论，使用白虎汤和清瘟败毒饮、安宫牛黄丸等，重用生石膏，治疗乙型脑炎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1954年，治疗小组一共收治了31例乙型脑炎患者，无一例死亡。1955年的治疗也获得了90%以上的治愈率。 当时西医对于乙脑的治疗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比如，北京中央人民医院西医专家高崇基曾经说过：“西医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疗，没有针对病原的特效药物，只是面对这种严重的病状施用一般的对症疗法，高热就用冰枕，头部敷冰袋，温水或酒精擦澡，冰水灌肠，发汗药或退烧药物。但是，这些处置对脑炎的高热，并不能使之有效的降低；抽风就给镇痉药物，严重的病人也不能终止发作；对脑炎病人的昏迷，根本无办法解救，只能针对呼吸和循环衰竭给予输氧和兴奋呼吸或循环之药物；防止并发症可给予抗生药物，以及安装胃管鼻饲输入饮食水分和服药，其他则系护理方面防止褥疮，尿便处理------总之，西医对脑炎的治疗，不是主动的根本治疗，而是侧面的治标的方法，并不能达到所期望的效果。很多的重病人，仍不免遭到死亡的侵袭，血浆疗法及免疫血清疗法，虽可降低一些病死率，但从治疗观点上仍难使人满意。” [2]郭可明以白求恩为榜样，对工作更是兢兢业业。每逢乙型脑炎流行的季节，看到病人发高烧、昏迷、严重抽搐，他就会一连几个月，昼夜在病房抢救病人，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眼睛熬红了，人累瘦了，而无数的危重病人却得救了。其治疗方法主要是解毒、清热、养阴，并忌发汗、忌泻下、忌利尿、忌用辛燥刺激等兴奋药、忌用冰袋冷敷等；所用方药则是以白虎汤为主，重要药物有石膏、全蝎、蜈蚣、犀角、羚羊角、安宫牛黄丸等，一般患者服药后都能在短期内退烧，1至2周痊愈出院，很少留有后遗症，半数以上属极重型病例的34例“乙脑”患者，经用中药治疗竟然全部获愈！ 这一消息在“乙脑”死亡率高达30—50%的当时，对整个医学界犹如一声惊雷！ 中央卫生部对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问题十分重视。路志正先生说：“当时中医司刚成立，看到这个上报的材料之后，卫生部非常重视，就组成了3个人的调查组，到石家庄市去调查。这个调查组，有我，还有朱颜和汪思益两位同志。朱颜原来是一个中医，后来因为觉得做一个中医很受气，就考了医学院，改学西医，毕业之后到协和医院工作，研究药理很有成绩。因为他研究的主要是中药，所以后来又把他调到中医研究院来工作了。汪思益是一个西医，当时是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外科研究所的所长。我们三人奉命到石家庄去调查。” 当时的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位于桥西区师范街，占地面积并不大。当时医院的条件不是很好，在一个院子里，有60张病床，病历记录也不太完整。路志正先生介绍说：“书写的病历资料也不是那么规规矩矩，有用中医治疗的，也有用西医治疗的，还有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比如，有的患者用了青霉素，我当时学习过西医知识，知道虽然用了青霉素，对于乙脑病毒是没有疗效的，因此，就认定中医治疗起了主要作用。” 这个认定过程，也是一个去伪存真的科学分析过程。路志正说：“当时石家庄传染病医院治疗乙脑，一开始死亡率也很高，后来就降下来了。为什么病死率会降下来？我认为是因为中医的介入治疗起了作用。对于我这个分析，我们三个人的意见不一致，朱颜的态度模棱两可，认为有道理，但是并不肯定。汪思益认为，病死率的降低，主要是西医治疗措施的改进，而不是中医参与治疗的结果。” 调查组三个人三种意见，这个报告就很难写了。路志正说：“我一直坚持中医治疗起了主要作用，因为根据乙脑表现的症状，就是中医温病学暑温的症状。中医治疗暑温从汉唐时代就有记录，在金元时期有一定发展，最后在明清时期形成了温病学，有理论，也有很多有效方剂。老中医郭可明使用的方剂白虎汤，就是汉代张仲景《伤寒论》的一个著名经方，用这个方剂加减治疗高热，历代有记载，我也有过类似的临床经验。” 不同的人对于中医治疗结果的认识所以不同，也和每一个人是否有中医药治疗疾病的经验有关。路志正先生敢于坚持中医治疗乙脑有效，一方面是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一方面是根据现场调查的资料记载。他们回到了北京之后，到了卫生部中医司，见到了薛和舫司长，就把三个人的不同意见进行了汇报。薛司长听后，觉得路志正这个“少数人见解”很有价值，不能轻易放弃。因此，就又派了一个调查组前去调查。 当时卫生部中医司对于中医工作是很认真的，没有简单地采取否定，或者肯定的态度，这种精神今天看来还是很可贵的。第二次调查组到了石家庄传染病医院一看，情况就像汇报的那样。回来之后，大家继续争论，仍然下不了结论。没有办法，就组成了第三次调查组。这一次，是卫生部郭子化副部长亲自带队，他是当时主管中医工作的副部长。这第三次去调查，就定下来一个规范性的东西和方法，要求当地有关部门重新整理，把没有使用过西药的病例专门整理出来，以总结中医治疗到底有没有疗效。 卫生部从北京等7个城市选派了17名有多年在传染病院工作经验的西医到石家庄市传染病院进修学习。 1955年8月 17日抵达石家庄，通过座谈、访问、听汇报、临床观察等各种形式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截至8月22日，1955年度石家庄市传染病院中医治疗的20例乙型脑炎中，治愈者17例（包括重型和极重型者9例，轻型者8例），死亡者3例（一例因并发中耳炎败血症未兼治而死亡，一例因治疗过晚而死，一例死因未明）。总结1954年31例、1955年20例“乙脑”病人，治愈率分别为100%和90%以上，“这样卓越的疗效，在近代医学中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疗效果上，无出其右者。” [3] 1955年9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召开扩大部务会议，听取视察组关于石家庄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疗效的视察工作汇报。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有苏联专家、在京的中西医学专家和北京各医院的负责人等。“会议确认了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显著疗效，并做出决定：卫生部责成凡是有流行性‘乙型’脑炎发生的地区的卫生部门及医院必须学习和推行这种疗法。” [4] 在1955年12月19日中医研究院成立典礼大会上，石家庄流行性乙型脑炎治疗小组同重庆市痔瘘医疗小组、唐山市气功疗法小组以及治疗血吸虫病药物“腹水草”的贡献者，一起受到卫生部的表扬，并接受了卫生部颁发的奖状和奖金。 此后，河北省卫生厅组织编写的《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治疗法》印行，郭可明也专门撰写了回答许多中医同道询问石膏用法诸问题的文章在《中医杂志》上发表 [5]。 1955年夏季，一名在邮电部工作的苏联专家患了乙型脑炎，经过四个多月的治疗，病情未见好转，而且一度生命垂危。卫生部命郭可明赴京参与抢救，郭可明运用中医疗法，7天之后，这位苏联专家竟奇迹般地神志清醒过来，转危为安。郭可明的神奇疗法当即轰动全国。1956年3月5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接见了参加全国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的郭可明。当时卫生部长李德全介绍说：“这是石家庄传染病医院的郭可明大夫，石家庄的乙型脑炎和苏联专家的乙脑都是郭大夫治好的。”毛泽东主席握着郭可明的手说：“了不起啊！”郭可明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新华社记者拍下了这一难忘的情景。毛泽东接见郭可明的照片，至今还挂在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的长廊里，一直是医院的骄傲，也是令人们敬仰的一道风景。 推广石家庄经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1955年9月《健康报》发表社论“积极推行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经验”，文章指出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至少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左右的死亡，这个生动而又确凿事实，摆在人们的面前，总应该可以看到，它既有益于患者，也是医学科学上的一个重大成就。”因为还处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阶段，所以，还有很多人怀疑它的科学性。《社论》说：“我们不能等待‘科学化’了之后再来推行。”因此，要靠组织工作进行推广，文章表彰了石家庄市卫生局袁以群局长在发现这一经验过程中的贡献，“同时，保定市卫生局限制中医进入传染病院治疗该病，不顾河北省卫生厅的一再督促，采取消极抵抗态度，应该给予必要的批评。通过这一经验的总结，事实教育了广大医务工作者，应该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认识国家政策的正确性；认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必须彻底批判的重要性。”“推广这一经验，研究这一经验，是一件重要的任务。 [6]” 1956年之后，石家庄中医治疗“乙脑”的经验开始在全国“乙脑”流行地区推广。事情的发展，有时候令人难以预测。石家庄经验被认定之后，按说应该是大功告成了，可以大面积推广了。但是，中医的经验与西医药不同，应该辨证论治，因地制宜。否则就要走弯路，甚至会怀疑中医、否定中医。 路志正先生说：“在认定、表彰石家庄郭可明治疗乙脑经验的第二年，北京就出现了乙脑患者。我们当时那个紧张啊，那会儿可真是，你不是说中医治疗乙脑效果好吗？这一回，检验你的时候来了，大家都看着你呢，你不是调查了吗，这一回是首都啊，心里真是紧张啊！卫生部、中医司的领导都很紧张。因此，就组织专家，在儿童医院、传染病医院由西医诊断，中医进行治疗。” 实践是检验整理的标准。这可是来真的了，几乎是毁誉在此一举啊。1956年7月至8月初，北京市发现了少数流行性乙型脑炎患者，在西医的配合下，根据石家庄的经验径以中医治疗效果很好，北京市儿童医院在此期间共收治“乙脑”患者25人，结果23人治愈。但是，8月5日以后，发病人数骤然增多，多数患者为10岁以下儿童，病势比较急重。“有人忽视了随证施治的原则，生搬硬套石家庄市过去使用的成方来治，结果，治疗效果较差。有些患者服药后，高热不退，甚至病势加重，或产生腹泻症状。这时，某些人就对用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方法发生怀疑，说是‘石家庄经验不灵了’。对流行性‘乙型’脑炎又产生了束手无策之感” [7]。 在挫折面前，更能考验应变能力，也是现在说的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卫生部和北京市卫生局了解了这一情况后，立即采取紧急措施，陆续调配了一批中西医药护理人员，增强治疗力量。卫生部指示中医研究院抽调10余位经验丰富的中西医师组成治疗脑炎工作组，支援北京市的治疗工作。著名中医蒲辅周、儿科专家赵心波等，许多名老中医也参加进来了，就像擂台赛一样。 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中医也能够会诊，这在当时得到了验证。中医研究院脑炎工作组对“乙脑”的中医辨证施治问题作了具体详细的分析，指出：“根据历代医家的大法，石家庄把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经验归纳为清热、解毒、养阴三个方策，随证施治，灵活处方，这个方法是正确的。” 在肯定石家庄经验的基础上，大家又分析了北京地区的具体情况，认为北京当年立秋前后，阴雨较多，天气湿热，这使大多数患者有“偏湿”的现象。而根据记录来看，石家庄过去一两年所治的脑炎病例，“偏热”的较多。因此，今年的患者，过早地使用清凉苦寒药物，结果会造成“湿遏热伏”，不仅效果不好，甚至可能造成患者外闭内脱的现象。至于其中有一部分患者，初起时有脉浮洪、舌黄燥、高热有汗、大渴引饮等这些偏热的现象，用清凉苦寒药来治疗，效果仍是很好的。 也就是说，经过大家分析，并“不是‘石家庄经验灵不灵’的问题，而是运用这些经验得当不得当的问题”。工作组指出：“对北京市今年的流行性‘乙型’脑炎患者，必须认真研究病情的特点，随证施治。对‘偏湿’现象的患者，首先要服用宣解湿热和芳香透窍的药物（如鲜藿香、郁金、佩兰、香薷、川连、鲜荷叶等）”。 [8]古人说“三折肱为良医”，中医的许多经验就是这样，经过反复总结、验证，才得出来的。中医的可重复性，是有过历史经验教训，逐渐总结，慢慢积累出来的，非常可贵。“辨证论治”这个看似“轻松得来”的话语，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年的实践检验才能形成啊。 著名中医蒲辅周先生总结说：“两三年来，中医对于流行性乙型脑炎，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也能够掌握在治疗上的一些基本方法，即是了解了脑炎是一种热性病，属于中医温病的范畴，运用中医治疗温病的方法来治疗脑炎，就能够取得效果，从1954年起，石家庄传染病医院的中医师们所取得的经验和去年各地吸取这个经验的效果来看，都非常正确。但是，如果我们运用不得当，掌握不确实，任何好的经验都会发生毛病，因此我体会到：石家庄的经验，既然出于温病学，我们就不该不揣其本而啬其末的只在验方、效方上着眼，而是应该从温病学里面来研讨 [9]”。 事后的理论反思，对于提高认识，对于中医学的发展，都是很有必要的。现在，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可能与蒲辅周先生的认识不一样了。可能不是“从温病学里面来研讨”，而是去实验室里找依据了，忙着去找抗病毒的“有效”成分了。 蒲辅周先生完全是按照中医思维的故有特点，进行分析、总结，他深切地指出：“我们处理任何疾病，都离不开三因、四诊、八纲、八法，处理脑炎更应仔细，不如此就不能辨认错综复杂的病情；不掌握病情，就不能发挥治疗上的效果。中医治病的特点，是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做到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各种不同的气候环境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发病因素。各人不同的秉赋体质，会产生各个不同的感受，若干不同的方药，供我们运用来分别处理。说来很复杂，其实很简单，能够掌握辨证施治的原则，就能够执简驭繁。根据病的表里虚实，来确定药的先后缓急，是一切治疗上的关键问题，吴鞠通说他的《温病条辨》：‘是书着眼处，全在认证无差，用药先后缓急得宜’。数十年来的临床工作，使我深刻地体会到：要做到认证无差，还需要不断地钻研和学习。” 蒲辅周先生的话语，今天读来，更觉得亲切感人。也许现在的中医，在西医理论的影响下，已经迷失得太久了，需要像邓铁涛先生所说的“回归中医，做铁杆中医。”在蒲辅周先生的直接影响下，中医研究院脑炎工作组及时改用宣化利湿、芳香透窍的药物后，乙脑患者的病情则很快好转，中医治疗了49例乙脑，其中45例痊愈，而且没有后遗症。他们的正确认识得到了实践证明。 蒲辅周先生创立“乙脑”治疗八法：辛凉透邪、通阳利湿、清热解毒、逐秽通里、镇肝熄风、开窍豁痰、生津益胃、养阴清燥，亲自选定66个方剂。他认为“乙脑”虽属温病、温疫，然其变证，如热中转寒中，心肾阳虚，四肢厥冷者，亦要用“伤寒”回阳救逆法 [10]。蒲辅周先生这些经验，以及他治疗腺病毒肺炎的经验方，虽然“效果极好”。但是他的经验没有在全国推广，为什么？就是很多人认为，蒲老的那一套经验辨证施治变化莫测，20几个方子、五六个原则，他的经验谁都承认好，但是不好掌握，难于推广。其实，这还是理论素养不够，不会用中医思路解决问题。中医研究院脑炎工作组的学术见解，引起了北京市各医疗单位和卫生行政领导机关的高度重视，在工作中逐步被推广，引起了人们的进一步研究。从此中医界开始强调，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必须遵循“随证施治”的原则，不能按照“一方一病”的思路将某地的具体经验生搬硬套。 石家庄经验的意义，以及蒲辅周先生改良石家庄经验的智慧，恐怕将来我们还要反复探讨，重新认识。当年路志正先生敢于认定石家庄经验，以及后来蒲辅周先生的经验，还有中医治疗2003年SARS患者的经验，都说明了中医治疗，必须坚持辨证论治，必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不能千篇一律、生搬硬套。 以卫生部的名义编写的《中医临床经验资料汇编》，1956年10月编成的第一辑里，“对于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介绍”材料，就是系统介绍郭可明先生经验的。其中提到“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在确诊上和疗效上的肯定”不但介绍了郭可明治疗的理论依据和三个典型轻型、重型、极重型病例，而且还说1952年济南市山东省立医院有6例乙型脑炎，由中医治疗获得治愈，但是没有引起重视。石家庄经验推广之后，北京市1955年用中医方法治疗49例患者，死亡4例，治愈率为91.84%。辽宁省由中医治疗的患者150例，虽然2/3的患者为重型和极重型，治愈率仍然在96%以上。由此可见，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疗效可靠，石家庄经验也是真实可信的。 著名中医专家焦树德先生说，1957年“我们中医研究班部分同学，在北京中医医院实习。恰好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郭可明老大夫来北京中医医院脑炎病房参加指导工作。我荣幸地收到了郭老及其他各位老师们的教导。通过临床体验，使我对石家庄治疗脑炎的经验，有了比较进一步的认识。 [11]”他因此总结了31个脑炎病例的治疗经验，发表在1958年的《中医杂志》第4期上。 著名中医专家刘志明，也在1958年的《中医杂志》上，介绍他们治愈37例乙脑的经验。他说：“56年，中医研究院组成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队，驻浙江嘉兴市血防医院工作，当脑炎流行季节到来的期间，经研究院的批准，在当地党政领导的支持下，于血防医院成立脑炎专门病区，开展了中医治疗脑炎的工作。由于病区中西医和护理人员的密切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2]” 中医治疗乙脑经过实践检验，可重复性极强，因此，很过硬，也很难说明问题。甚至可以说，您最先认定的石家庄经验，为发展中医政策的正确性找到了最有力的事实支撑。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的退休主任医师曲锡萍、林宏益回忆说，他们当年曾经跟随随郭可明先生实习，学习他的治疗经验。他们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内江地区，在当地用郭可明先生的中医药方法加推注甘露醇治疗乙脑，曾经成功地抢救40多例昏迷的乙脑患者，无一人死亡。他们说，许多小患者醒过来之后，还带着鼻饲管就要吃的，张开的嘴巴里满舌黑苔。他们后来在70年代末调到华北油田职工医院，当时医院收治的乙脑，第一例虽然经过党委书记全院动员，组织西医的最强力量抢救，还是死亡了；后来又来了第二例昏迷的乙脑患者，又没有抢救过来。在中医科工作的曲锡萍、林宏益接过了这个难题，用他们学会的郭可明经验，连续抢救成功了几例乙脑昏迷患者，一时间中医名声大震，传为佳话。 石家庄治疗乙脑的经验，既为党的中医政策做了注脚，也用事实教育了许多西医、西学中的医务工作者。 北京中央人民医院西医专家高崇基说：“我是一个医务工作者，离开了学校以后的临床工作也十多年了，由于过去所受的教育和资产阶级思想，使自己存在着对祖国医学的宗派主义，轻视和歧视中医，既不研究中医的书籍，也没有看清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可以说是不懂中医，不了解中医，当然给中医在整个医疗范围内的评价，就不难想象了。具体的在临床实际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轻视和歧视中医的行动，也是不可胜数了。解放后政府号召医务工作要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医疗为辅，团结中西医的政策，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但在实际上，我们对中国医学的认识上，仍有相当的距离。党和毛主席再次的指出了发扬祖国医学，而且主要关键在于西医必须学好中医，一年来的期间，既未能系统的深入的学习，又未能及时总结经验，而且在团结中西医方面，也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并不是真的在学术和工作上，做到彼此配合，这样下去则对贯彻党和政府的对待中医政策的问题上，将是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 [13]”他参加1955年8月的实地考察之后，事实教育了他，改变了他对中医的态度。他在文章里经常提到“中医老师们”、“诸位老师们”，当然，他称之为“老师”，是因为他觉得其中有科学的丰富内涵，而不是出于客套，更不是违心地“按政策办”。 高先生的思想是很有代表性的，这种思想倾向的扭转，必须靠事实说话，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就是这个道理。其实，中医治疗脑炎的事实，不仅教育了中国的医务工作者，而且使掌握先进技术的“苏联老大哥”，对此也心服口服。在我们整个国家“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的时候，中医学术经验却“逆向流动”，输出到苏联境内，成了他们“引进”的“新宠”，这怎么能不被共和国的领导人感到由衷的欣慰呢？ 《健康报》记者朱锡罃报道说，1955年9月2日，卫生部部务会议正在举行，大家一起讨论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治疗乙脑的经验。“会议进行中，青年医师曾昭耆激动地讲述着他曾亲眼目睹的一个神话般的故事。有一个晚上，人们都已经睡熟，但是，在某医院里的一个病房里，医师和护士们都很焦急地守护着一位苏联友人。一眼看去，他脸部红赤，也有些发绀，两眼迷蒙地闭着，神志已经昏迷了，他的手足一阵阵地抽搐着，头部强直，身体也已经开始往后挺仰，右手右脚也已瘫痪，大小便早已失禁，脉搏微弱，体温是摄氏四十一点一度，呼吸已经变成断断续续的潮式呼吸。该院的医师们为这危重的友人，想尽了一切办法，试用了青霉素、链霉素、土霉素、等各种药物和血浆疗法，却没见效。 [14]” 通过记者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到苏联友人的病情已经十分危重，医务人员的焦急情况可想而知。这时，他们想起了中医，这也是在这前后经常的做法，西医治疗不效的患者，往往邀请中医会诊，这是建国后中西医团结合作的一种特色，是当年孙中山所享受不到的一种优厚待遇。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医院领导上给请来了四个中医。他们细心地观察了病人，也认为病情严重，必须立刻抢救。经过仔细研究协商，他们按照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治疗流行脑炎的办法，开始了治疗。当时，病人已经不能服药了，由西医帮助用鼻饲法灌下去。半夜服药，第二日清早病人的体温就下降了。接着服第二服、三服，第三天上午，病人体温趋于正常了，眼也睁开了，头也可以动了。当天下午服了第五次药后，就能说话，自己要下地大小便，已经瘫痪的右侧上下肢也开始活动了-----一位我们亲爱的国际友人脱了了危险，全院的人们都兴奋极了。惊险的一页过去了，大部西医和护士都为这个惊人的疗效折服了，他们开始尊重和信服中医了。” 卫生部长李德全，在1957年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而写的文章里，号召大家“学习苏联的先进工作经验，更好地建设我国卫生事业。”她在文章里，举了很多苏联专家帮助中国的事迹，比如消灭鼠疫、防治血吸虫病等，并且曾有120多位苏联医学专家在北京苏联红十字会医院进行工作，救治了许多中国病人。苏联的卫生保健制度，重视预防疾病的精神，也给新中国的卫生事业以深刻的启示。建国后5年里，新中国也派了十个代表团，37名专家前往苏联交流学习。“苏联对我国中医医学极为重视。苏联保健部部长科夫里金娜同志在访问我国期间，曾参观了中医医疗和研究机构，并表示说：‘我对中医研究工作是没有任何怀疑的，我知道中医中药对我们保健工作是重要的，我已经提出要派专家来学习。’去年来我国考察针灸的三位苏联专家回国后，已在临床上应用针灸疗法。苏联奥德蕯和斯大林诺的两位医生到中国访问后，带回去一批治疗痔病的中药，并按照中医介绍给他们的方法为病人治疗。苏联医生还从我国要去中医治疗百日咳、麻疹、白喉等疾病的方剂，进行研究。不久以前，苏联还邀请我国中医专家去苏联会诊。 [15]” 苏联专家对于中医的气功也很有兴趣，他们在疗养院里开展气功治病，还希望扩大交流，只是政治风云突变，很多事情的历史也就改变了。 气功兴衰沉浮值得深思气功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只是当时的称呼不叫“气功”。历史记载中的导引、按跷、行气、吐纳、辟谷等等，都与现在的气功有关。 最早流传下来的“行气玉佩铭”，记载了战国时期的情况，是用玉石雕刻的艺术品。原刻于十二面圆柱形玉佩上。现藏天津历史博物馆。 有人说，把这个玉器当作“玉佩”其实并不恰当，此器实为一个“杖首”。玉器的基质为青玉，有灰黑色晕斑。十二面棱柱体，高5.2厘米，宽3.4厘米。中空但未穿顶，用来套在杖上，顶部为圆形平面，一面下部有一孔与内腹相通，棱面经抛光。在十二面中，每面自上而下阴文篆刻三字，有重文符号，共计四十五字，记述了“行气”的要领，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有关气功的最早记录，也是中国古代医学理论较早的文献记载。 铭文说：“行气，深（吞）则蓄，蓄则神（伸），神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明（萌），明则长，长则复，复则天。天兀（机）舂（冲）在上，地兀舂在下。顺则生，逆则死。”不同的版本的介绍材料，文字不尽相同，大体上出入不太多。那么，这段文字表达的是什么含义呢？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释其文为：“这是深呼吸的一个回合。吸气深入则多其量，使它往下伸，往下伸则定而固；然后呼出，如草木之萌芽，往上长，与深入时的径路相反而退进，退到绝顶。这样天机便朝上动，地机便朝下动。顺此行之则生，逆此行之则死。” 值得指出的是，古人把气体的吸入、呼出这种极为平常的生理现象，刻在一件玉器上，毕竟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而是为了说明一个不寻常锻炼方法。假如没有深邃的内涵，玉器的主人就不会花那么大的代价去做它。在还没有纸的战国时代，能够刻在玉器上的文章，肯定隐含着古人自认为很高深的机理。 1975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导引图》，墓主人把导引吐纳的形体动作，作为墓葬的重要随葬品，也是看重这种养生措施的一种表现。张良学在西汉王朝建立后，功成身退练习“辟谷”，也和重视导引、行气有关。因此，《行气玉佩铭》记载的内容，应该是最早的关于内气炼养的方法。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和《素问·移精变气》记载了古代气功“导引”的一些内容，《诸病原候论》记载了许多疾病的导引方法。都属于古代中医利用气功治疗疾病的一些资料。气功修炼过程之中，所说的“丹田”，据说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炼丹有关，因为内服“五石散”（寒食散）容易中毒，因此，气行过程之中体内发热的一些部位就被拟定为“内丹”。内丹兴起，外丹衰落。 笔者谈论这些内容，实在是一个外行人的言论。只是笔者非常关心建国初期，在1955年12月19日中医研究院成立典礼大会上，唐山市气功疗法小组与石家庄流行性乙型脑炎治疗小组、重庆市痔瘘医疗小组、以及治疗血吸虫病药物“腹水草”的贡献者，一起受到卫生部的表扬，并接受了卫生部颁发的奖状和奖金。可见气功治疗的功效一定非同小可。 表彰令说：“唐山气功疗法小组：唐山市气功疗法小组是由刘贵珍同志及西医师王树彬等组成，气功疗法是我国民族医学中特有的一种导引治疗方法，首先是由刘贵珍同志本身经练气功治愈胃溃疡后，乃于一九四九年就开始运用气功疗法为人治病，一九五四年经唐山市党政支持，在河北省工会联合会第二工人疗养院设立了气功疗养所，进行分期试点，对消化性溃疡、神经衰弱、及胃下垂、便秘等肠胃疾患，治疗成绩很好，肯定气功疗法在医疗预防上有很大功效。这对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及发掘民族医疗方法上，做出了新的贡献。卫生部决定一次奖给气功疗法小组人民币三千元，并对积极支持这个小组的唐山市卫生局给予奖状并通报表扬。” 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取得这些成果的呢？表彰令里提到的刘贵珍，是怎样一个人呢？“气功”这一名词是怎样来的呢？ 李春才《医用静功学》一书说：“气功这个名称，是原抗战根据地冀南区卫生局局长黄月庭先生确定的。黄先生是真正的权威人士，因此，特邀请黄老谈谈气功命名的前前后后，以晓世间。 [16]” 黄月庭先生说：“鄙人叫黄月庭，离休之后久居河北省保定市。气功界许多朋友们时常来信，认为很有必要将气功一词的原意向社会再做一次解释。‘气功’一词，目前成了群众性的普通语汇和医药卫生人员的专用术语，并已纳入《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气功学卷》，流行国外，引起各国医学界的关注。关于‘气功’这个名词的真正来由及其含义，鲜为人知，议论纷芸，溯其渊源，还得以当代气功名家刘贵珍先生学练内功治病时期谈起。话说，抗日战争的胜利，群情振奋，举国欢庆。刘贵珍先生从天津敌占区返回了老解放区自己的故乡参加了革命，在南宫县商业局任职，从而摆脱了学徒的困境，走向新生活。一九四七年冬，刘氏的胃溃疡宿疾复发，体温高烧，大口咯血，虽经当地专区人民医院抢救脱险，但根治乏术。” 刘贵珍先生的病，在那个时代是很严重的，除了手术之外，就是静养。由于当时手术条件很差，静养往往是大多数人的选择。1948年，经冀南行政公署民政处长冯英批准，刘贵珍拜民间医人刘渡舟为师，学习“内功”，以治疗自己的病。同刘先生一起前去用“内功”治疗疾病的人，还有宁南县县长李魁华，他患有肺结核。 刘渡舟是河北省威县南寺庄的农民，淳朴敦厚，寡静少言，是“内功”创始人郝湘武的第五世传人，用“内功”治疗疾病在当地很有影响，求医者蔓延冀鲁交界十几个县的农村，门庭若市。经他治疗百日之后，李、刘二人的疾病痊愈，体重增加三、四十斤，精神奕奕，无不称奇。为了进一步观察“内功”效果和总结经验，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组，对病人进行试治。组长由黄月庭兼任，冀南四专区人民医院副院长李浚川和干部疗养所所长赵景春二人分别任副组长。还配备有王湛禹、黄天民、温强州、贾朴斋、高立检等几位医生。 黄月庭老先生介绍说，“刘贵珍此时调来干疗所当秘书，做为研究组的一位成员，负责内功技术指导。患者的生活方式，按照刘渡舟传统性的老规矩，一日做五次功，吃五餐饭；每天细粮、鸡蛋、牛肉、蔬菜各1斤，满足供应，不得有误。百日期满，疗效果真显著，众无异言。但是，在为这种治疗方法命名的过程中，却是争论不休，各持己见，难以统一。” 实践是检验整理的标准，在实践之中有了很好的疗效，就有了可以推广的价值。对于它的名称问题，有所争议也是正常的。可以是追根溯源式的“遵古”命名，也可以突出“创新性”而另起一个时髦的称谓，这种做法是屡见不鲜的。把这样的自我锻炼为主的养生治病方式命名为“气功”，在那个时代的确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出来的“新词”。 黄老先生介绍说，有些西医认为，饮食这么好，牛肉、鸡蛋都是高蛋白，每天超出消耗量的摄取，增加了体重，增加了抗病能力和免疫力，完全是食物营养的作用，否定练功的效果。因此，他们主张命名为“营养疗法”，或是“食物疗法”。也有些人讽刺地说，可以叫做“填鸭育肥法”。有些中医认为，食物营养只能是辅助的作用，主要是呼吸吐纳、调理气息和培育真气，主张取用祖国医学文献中原有的名称“纳气导引”。有人根据“内功”方法中有些秘传口诀，令人难解，如其中的“自己静坐佛堂、龙盘爪、真对真、半点不差毫分”，“八卦仙衣盘龙绣、意到西天庆千秋”。他们认为似是祝由科，可命名为“祝由疗法”。也有人认为，默念词句可起精神暗示作用，应该命名为“精神疗法”，或是“心理疗法”。几次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的争论是何等激烈，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得根据，实在不好取舍。看来只有跳出争鸣，另辟蹊径，再选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称谓。 最后，黄月庭先生以研究组组长的身份做了这样的结论：“疗效大家无分歧意见；呼吸、吐纳的作用大家有共性认识。中医认为，吐纳有调补元气的作用，真气充沛，疾病自愈；西医认为，深呼吸可获取充分的氧气，体内气体交换取得改善。我认为，‘内功’与祖国医学中‘气化论’的学说相吻合，气为血之帅，气行血自行，‘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些可能是‘内功’起治疗作用的主要因素。‘气功’一词，概括性强，比较名正言顺。可优先考虑运用”。黄先生在中医理论的基础上，融汇古今，终于起出来一个好名字，逐渐被大家接受，流传开来，成了一个很响亮的名字，一个充满中医特色，为世人乐于传送的名称。可以说，“气功”是此后一直到现在，很有“影响力”的“著名中医词汇”。 1949年3月，冀南区召开的卫生行政工作会议上，第一次公开而正式地使用了“气功”这个名称。在这次会议上，干部疗养所所长赵景春作了《气功治疗慢性病的总结报告》；第四专区人民医院副院长李浚川做了《气功治疗的临床观察报告》。 这次会议是黄月庭先生主持的，冯英处长也出席了会议。黄月庭以卫生局局长的身份，向大会正式宣布了“气功”这个名称。约定俗成，沿用至今。 1953年，河北省保定干部疗养院增设了一个气功科，刘贵珍调任气功科主任。对于他的治疗方法，河北省卫生厅段慧轩副厅长命名为“气功疗法”。 1957年，河北省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刘贵珍著《气功疗法实践》。 当然，有学者考证，晋朝道士许逊著《宗教净明录》中有“气功阐微”之词。 隋唐时期，气功二字也有《运用成太清调气经》：“服气功余暇，取静室无人处散发脱衣”。《延陵启修养大略》；“此言无可救者，只谓气功已晚，自我之事不及矣”。《中山玉匾服气经》：“气功妙篇，气术之道略同”。1934年杭州祥林医院出版的董浩先生著《肺瘫病特殊疗养法——气功疗法》，等等。由此看来，前人虽然有使用“气功”一词的一些记载，但是没有流传开，影响不大。 黄月庭先生说，“气功”一词，是在当时客观条件下的一种产物，没有什么史料依据。战争年代与现在的环境根本不同，气功史料没有，更无从查对。近些年来，大家查阅古文资料，偶见气功同语的记载，这只可以解释为是“新、旧巧合”，不足为怪。 气功疗法被卫生部表扬之后，为推行这一疗法做了最好的宣传，使很多人接触到这样一种养生治病的方法。 在1956年12月由卫生部主编的《中医临床经验资料汇编·第一辑》里，刘贵珍先生介绍了“在实验研究中的中医气功疗法 [17]”，其中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气功的“操作方法”，分“内养功”、“强壮功”。并分别介绍练功时的姿势、呼吸、默念字句限制、意守丹田的具体方法。还介绍了气功的适应症、以及六个病例资料。文章的后边，附表（一）介绍了唐山市气功疗养所使用使用气功疗法治疗的83例病人的“统计表”，除了刘贵珍主任之外，参加人员还有医师王树彬、王伯俊、医士程忠禄。附表（二）介绍开滦煤矿疗养院用气功疗法治疗的150例病人的情况，参加人员有医务院长孙荫芳、治疗医师沈文标。附表（三）介绍唐山市工人疗养院用气功疗法治疗的55例病人的情况，参加人员有医务院长陈崇寿、治疗医师毕汉卿。 上海市气功疗养所，于1958年在《中医杂志》第10期上，刊登“发扬祖国医学，开展气功疗法研究”的文章。文章介绍了他们在1957年7月到1958年7月，一年里所治疗的641例慢性肠胃病患者的情况，其中疗程结束的有41个病人，“症状全部有好转”，并且有22个人症状完全消失。经X射线检查的24个患者之中，有5个患者痊愈，13人好转，6个人看不出变化。他们认为，“气功疗法和经络学说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气功疗法离不开经络学说的指导，凡是练气功的人，大都有过‘气’在经络上走动的感觉。本所一年来所收的病人，在练功中大都在身体上某些部分有过热、冷、痒、麻、酸、胀等感觉。 [18]” 笔者有幸在网络世界里，结识了河北省医疗气功医院专家委员会专家张天戈先生，如今70多岁的张先生，早年亲身参加了北戴河气功疗养院的很多工作，被人称为气功疗养院的“四大天王”之首。他见证了气功兴衰，也多次出国交流气功科学。因此，通过他的描述，了解到当年许多感人的事迹。 张先生介绍说，早在1898年，清朝政府正式批准宣布北戴河为避暑区后，中外名流、富商大贾、各国传教士大量涌入，购地筑屋兴建别墅，到1949年，共建成各式别墅700余栋，北戴河成为中国四大别墅区之一。这里既有民国时期高官政要的别墅，也有20世纪初驻华使节居住过的地方，还有近代名人留下的痕迹。建筑风格以英国维多利亚式为主，也有罗马式、哥特式、拜占庭式、东洋式等。北戴河气功疗养院坐落在东山的东经路198号，一个大院里。这是一个漫坡形，北高南底有二百多亩地的大院心（坡度约10-16度），北门是正门，只有门框没有门。南门是松林，只有二尺半高的围墙，也没有门。北门里的两侧是两个大果园，疗养楼周围种植着各种花卉，办公楼两侧特别是南侧，松柏参天，各种鸟儿啼鸣飞舞，羊肠小道四通八达，可谓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张先生把这里叫做梦中“桃花源”，只不过是现代化的桃花源。 1955年以前，中央领导同志，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泊渠、董必武等等同志，每年都在这个疗养院休息办公，只是一个院里有两套工作人员，各不相扰的工作。因为建国初期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没有疗养院，为了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中央决定原地址留给中央一分院、二分院，另拨款给河北省干部疗养院建新楼，地点在北戴河任何地方选择，所以这个疗养院选择了一块儿海滨东山东经路靠海的风水宝地。1955年开工，1956年三座大楼建成，六月开院，接待政府十四级以上的国家干部，工厂、企业的十四级不予接待，就是不对外。但知名人士、教授、作家、名医、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记者、画家也可以住这个疗养院。 张先生就见到过来这里疗养的林伯渠、沈均儒、何香凝（廖承志母亲、大画家）、蔡廷楷（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抗日民族英雄）、周恩来的弟弟、邓垦（邓小平的弟弟）、侯宝林、曹建培（李大钊学生新疆师范学院院长、我的病人）、胡华、王前（刘少奇前妻）、艾思奇、王丹一、杨献珍、施今墨（十大名医之一）、任诗吟（诗人、作家）、沙可夫（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张万科（董存瑞的班长）……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这个疗养院有100个床位。但是，卫生部每年必须控制30个床位。为了让病人更好的练功，院内保持安静极了。夏、秋季还组织人去粘知了鸟，不让它鸣叫。练功时间，院内不能走汽车和大声喧哗。不像现在扩大到一千床位，搞成了乱哄哄的大杂院，高级领导人、知名人士很少再来光顾。 那时的工作人员并不多，只有40多个职工，而且没有临时工。但是，每年暑期卫生部和卫生厅，都派医疗专家住在院里，协助做好保健医疗工作。张天戈先生被安排在医务科任医务干事工作，医务科主任是李岩教授，东北南满医科大学毕业，与同仁医院余怡倜教授是同学。和我想象的一样，我的工作非常清闲，也非常舒服。 1956年开展的气功疗法，主要是内养功、强壮功、保健功；传统的有：八段锦、易筋经、太极拳、太极剑等。以传统的功法为主，太极拳等是配合静功的主要动功。由刘贵珍副院长主持业务工作，并主教气功疗法（刘贵珍同志在1956年由河北省任命副院长，以后提升院长）。他是内养功第六代传人，主讲内养功法。刘贵珍的老师内养功第五代传人，刘渡舟老先生也在这个院里作高级顾问。但是，张先生到北戴河一个多月也没有见过刘贵珍是什么样，据说是在北京为中央领导人教功治病。刘贵珍先生当时正患慢性肝炎，并在北京确诊为早期肝硬化。过去因为患肺结核、胃溃疡、神经衰弱而用气功治好了他自己的病，以后又拜刘渡舟为师，故此，因病得艺，一生以气功为业了！ [19]张天戈先生在《试论中国医疗健身“气功热”的社会文化背景与预测》一文里，对于气功在我国的兴衰，做了比较好的概括。他说：“中国医疗气功发展已经有五千年的历程。众所周知，医疗气功得到科学的发展，却是在建国后的五十年代。至今已经过去四十多个春秋，在中国的大地上，没有哪一个治疗方法能像气功疗法那样，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程度。但是，医疗气功的发展之路却又是曲折的、艰难的，灾难重重。” 张天戈说，气功热最早产生于1955年--1965年。对于其产生的原因，他归纳出十几条原因，分别是： 1、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了发展中医的政策，毛泽东同志提出制定对中医工作的“四大方针”； 2、当时国情决定。解放初期医疗卫生条件极差，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医疗、保健需要。帝国主义又对中国进行封锁，缺医少药情况极其严重。大多数老百姓有病不能住进医院治疗，所以符合简、便、验、廉的中医疗法、民间疗法、草医草药被重视起来，如中药、针灸、推拿、气功、拔罐、挑治、验方、单方等等，得到了空前推广与发展； 3、气功疗法的疗效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最早河北省卫生厅与保定、唐山等地行政部门，开始对气功进行临床试验工作。1954、1955两年的试验，特别是1955年的临床疗效达到百分之百，汇报给中央卫生部领导后，再一次指示进行重复试验，确保疗效可靠，以便向全国推广； 4、1955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同志，在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开院典礼上颁发了对《中医中药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气功疗法》等三项奖励、奖状和奖金（气功疗法的奖金是3000元）； 5、中央领导同志为气功疗法题词表示支持，如原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同志的题词：“气功疗法，人人可行，不化钱不费事，可以却病，可以强身，可以全生，可以延年。”后来许多中央领导和著名人士为气功工作做指示或题词，如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就对气功工作曾亲自过问，并批示关心河北省北戴河气功疗养院的建设（见“刘少奇与气功”一文）； 6、各地建立了以气功为主的医疗专业机构。如河北省北戴河气功疗养院、唐山气功疗养院、保定干部疗养院气功科、上海气功疗养所等几百家，北京中医学院最早在1956年就开了气功医疗课程； 7、气功疗法、养生、健身等著作问世，古书再版，开展各种气功医疗培训班、开天劈地的全国首届气功学术交流会，于1959年9月在北戴河召开； 8、气功临床、气功基础研究取得初步成果，国际友好人士来华访问、交流气功学术问题。前苏联卫生部、体育部两位副部长来北戴河、上海进行学术访问； 9、中国各地建立了许多气功医疗机构、气功科、气功室等等，到了1959年，全国已有200多家医疗单位开展了气功疗法； 10、气功走向国际舞台。在五十年代我院已与前苏联、保加利亚、印度、日本、法国等建立了民间学术交流。以前苏联和日本（国务院、卫生部特别允许与没有外交关系的日本交流）交流为多。1956、1957、1958、1959年，每年都有前苏联考察团来参观访问、学术交流，如前苏联针灸考察团、前苏联医学考察团（列宁山等医院）、前苏联卫生部、体育部联合考察团（两个副部长来北戴河考察）等； 11、发达国家开始寻求无副作用的方法和药物。中医针灸热之后对气功勿药疗法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展对此疗法的研究，如前苏联的黑海克里木南岸日光（自然、理疗）疗养院等几个疗养院，开始用气功疗法（他们称为呼吸运动）治疗神经衰弱、肺结核、肝炎等病人，并且取得很好的疗效。 12、1959年，建国十年大庆时，在保定召开首届全国中医中药展览会上特别开了一个气功疗法展室。当时，秦皇岛市卫生局局长朱江同志指示，要我去送的展览牌。气功展牌大部由防疫站宣传科扬喜科长制做。克里木南岸疗养区开展气功情况、练功照片、交流文件有一个专门展牌展示； 13、初步的科研成果引起医疗单位及相关学科专家的注意，并开始参与气功的基础理论研究。还有一部分人文化素质较高，生活又安定，他们寻找一种精神享受，有的对气功发生了兴趣。 14、在文革前郭沫若著《奴隶制时代》中，考证了战国时代的“行气玉佩铭”铭文，是最早的“气功导引文物”。后期，考古学家唐兰教授，发表了对马王堆导引图考证的文章。 张天戈先生介绍说，曾经对于中医气功疗法表示关怀的中央领导同志，往往是非常关心与支持这项事业的。有的题词、写文章、批条子，如：刘少奇、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彭真、蔡畅、李德全、李书城、王任重、谷牧、叶季壮、朱德、彭德怀、陈毅、刘伯承、叶剑英、贺龙、徐向前、聂荣臻、罗荣桓、林彪（10个元帅）、……林铁、刘子厚、李德、裴仰山、徐运北、程玉林、王光美、邓垦、丁华、段慧轩、杨成武、杨勇、；还有一些知名人士如：宋庆龄、何香凝、蔡挺锴、方石珊、王光美、沙可夫院长（中央戏剧学院）、任诗吟、曹建培、郭兰英、张瑞芳……真是一言难尽，不能一一列出。 张天戈先生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把气功作为一种“封、资、修”的文化遭到摧残、破坏。搞气功的人员遭到批斗、游街示众、遣返农村、判刑改造等。张先生也未能幸免，被批斗，被改造，他虽然曾经与妻子一起商量，打算全家自杀，但是，他终于走过了灾难，奔向了新生。1979年，气功得到平反，1980年11月，河北省北戴河气功疗养院也落实政策，挂牌对外开放，接收全国和国际病人来院用气功治疗。但是，此时的气功发展势头又太快了，宣传导向、记者炒作，使气功发展偏离了科学轨道，因而造成了以后极度混乱的局面，给气功事业的发展带来阻力甚至灾难。 “气功事业”的成功，不仅使缺医少药的人们找到了一种确实可行的、相对简单的、自己可以操造的治病养生方法，而且使一些人看到了“商机”，看到了有利可图，甚至培养了一部分“野心家”。他们在充分利用气功吸纳人们的钱财之后，还看到了可以把“气功”，变成“气功教”，把信众当作自己可以操作的政治筹码，把“气功”作为自己走向政坛，成为“当代神仙”的一条门路。因此，在中医理论启迪下，迅速成长的“气功健身”方法，逐渐被异化，被利用，成了某些人的“摇钱树”，成了培育“气功大师”的温床。 张天戈先生说，不可否认，在开放、搞活和“商潮意识”冲击下，由于过去中国是佛教大国，有少数的人发生了“信仰危机”，再由于宣传媒体的炒作，这些人误把气功当作一种“气功宗教”来信仰。因为在历代的宗教，特别是道教文献中都有类似气功的记载。或者也可以说是宗教利用了气功方法，同时宗教又保护了气功的流传。这对于不了解中医文化，又不了解中国宗教知识的人们来说，最容易受误导。 “在九十年代后显露出来的，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气功。利用气功搞骗钱活动；利用气功搞封建迷信活动；利用气功组织搞邪教活动，并与国内外反华势力勾结，搞政治阴谋反华。这些人把气功的名声弄坏了，他们利用邪教组织在积极争夺气功爱好者，利用现代的通信工具、媒体和出版物，宣传荒诞的歪理学说以蛊惑人心，暗藏杀机。愚昧和‘善良的人们’容易上当受骗，中毒轻者，搞的走火入魔，中毒深者，走向不归路（有的是犯罪之路）。” 1995年--1999年是气功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其中标志性的事件主要有： 1、浙江莫干山中医会议召开并提出气功问题,吕炳奎局长主持会议； 2、1979年中央领导人接见气功汇报团并观看气功表演（误导开始）； 3、1980年11月7日（8日向全国报道）北戴河气功疗养院落实政策恢复名称，恢复全国医疗气功师资班并招生； 4、1981年，中国中医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吕炳奎局长任会长(在保定)； 5、1983年，1984年承办全国医疗气功师资班成功； 6、1986年，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国防科工委张震寰将军任理事长，李之楠、肖松任学会秘书长（在北京）； 7、1988年，世界医学气功学会在北京成立卫生部崔月犁部长任会长； 8、《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气功卷》编写出版，钱信忠部长任《医学百科全书》大主编，林雅谷为《气功分卷》主编，我和马济人、王卜雄、王若水、刘贵珍、柴宏寿等任编委，张文江、沈再文任编委秘书； 9、《气功》、《气功与科学》、《中华气功》、《中国气功》、《东方气功》、《气功与体育》等杂志公开出版（90年代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又出版了《中国气功科学》杂志）；此外有几个内部出版发行的气功杂志，如：贵州的《气功杂志》、湖南的《大众气功》、湖北的《气功天地》、辽宁的《气功纵横》…… 10、1986年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张震寰将军任理事长，钱学森教授任名誉理事长，在成立大会上钱学森、赵朴初等名人做了大会发言； 11、上海气功科学研究所建立（未能恢复气功疗养所名称和床位）； 12、气功医疗、健身书籍大量出版，气功古代经典文献大量重印； 13、从事气功科学研究的单位越来越多，特别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科研工作者也加入了气功科研队伍，科研成果和发表科研论文也越来越多。 张天戈先生说，众所周知，轰轰烈烈的“医疗气功事业”却毁在“法轮功”邪教的骗子们手中。这次气功事业受到的挫折和深度，超过“文革”期间的劫难。“即便中央表态支持医疗气功，再次振兴至少也要五年以后（甚至五十年以后）了。” 尽管如此，医疗气功工作者还是以各种机会，为医疗气功的再度辉煌而不懈奋斗着，他们甚至逐渐走出国门，在欧美、日本多次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为医疗气功的逐步规范化而努力。 张天戈先生说：“为什么现在要再次提出对健身气功的名词进行谨慎的学术论证和规范呢？这个问题是时代的需要，是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需要，也是发展的必然，虽然这项工作极为复杂而艰难。” 在五十年代初，对是否要用“气功”这个名词，曾多次进行小范围学术讨论。那时也考虑到过去的宗教也利用过气功，有人提出最好不用气功之词，搞不好与宗教分不清，会有麻烦。与江湖卖艺的、练武的气功也分不清，给推广气功疗法会带来不利影响。当时，也有人提出，气功源于古代吐纳术、导引按跷术、内丹术等，与宗教无何关系，而且练功的方法、操作内容与吐纳、导引、内丹术相同，可以用“导引按跷”、“吐纳”、“内丹术”等。如果用吐纳、导引、内丹这几个名词，推广起来也不为大多数人所了解。虽然《辞海》、《词源》、字典里，查不到“气功”这个词，但是，中国老百姓都知道气功一词是和练呼吸运动有关（五、六十年代向国外介绍气功疗法时，都翻译成“呼吸运动”容易为外国友人理解），所以认为叫气功疗法好，容易推广。在刘贵珍著《气功疗法实践》出书之前，也曾想用“医疗保健法”这个名词。 在讨论中，一位高级领导人说了一句话：“气功就是一个方法、一个拐棍，它本身没有阶级性，谁用都可以。就同枪杆子一样，拿在蒋介石手里，就打共产党。拿在人民手里，就打反动派。问题在于解释气功的理论是什么。”在五十年代，这句话给了人们很大启示，也指出了发展方向。医疗气功的指导理论究竟要走那条路？曾经展开了长时期的讨论。在那时，有代表性的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医疗气功是中医的治疗方法，当然，它的指导理论应该是中医的基本理论；另一种观点认为，医疗气功必须走完全西化道路，应以巴甫洛夫学说为指导理论（条件反射、正、负诱导学说）。当然，在那个年代向苏联一面倒，巴氏学说在中国盛行一时。由于巴氏学说只能解释练功中的一部分现象，不能解释所有现象。 张先生说：“最后，又不得不回到用中医基础理论，去解释练功的各种反应、疗效、偏差等机理。但是，我们也发现，用中医理论解释医疗气功现象、机理，同样存在着不足。所以到六十年代又走向了中西医结合之路。那时用的是西医的病历、西医的病名（其实就是中西结合病历），再附上气功专用的练功处方、病程日志、练功反应等观察纪录，作为补充。” 对于气功称谓的不同表述，是与命名者的指导理论有关系的。有的使用中医名词，有古代内丹术的名词，也有现代医学的名词如：气功疗法、呼吸运动、医疗体育、气功疗程、气功疗效、气功临床综合症、练功综合症、练功精神障碍、练功诱发精神病、三调、四调、五调、调膳；导引、按跷、静坐、真气运行、走火入魔、泄丹、药膳、调息、练功出偏、练功偏差…。其中也掺杂一些儒、释、道、武术名词，如：静坐、筑基、守窍、气沉丹田、周天、执着、走火、泄丹、入魔、入幻、出阳神、五通等等。 在气功分类问题上，也是新的门派林立，此乃气功界混乱的又一个原因，增加了管理上的困难。如：医家气功、道家气功、佛家气功、儒家气功、民间气功、武家气功，健身气功、表演气功、体育气功、书法气功、音乐气功、垂钓气功…干脆有的就叫“宗教气功”。这就是概念不规范而引起的。又如：“周天功”这一个名词，古代就没有统一过，给后代人的继承、学习，增加了很多的麻烦。我们的古人，有的是写作水平不高，他们写的书让人费解。我们的古人也有缺乏道德的，他们故意把气功锻炼写不清楚，关键地方用些代名词让你去猜，不想让子孙学会“成仙”，而让你去“走火入魔”。故此，“吸取精华，去其糟粕”，弘扬优良传统文化是气功界当前迫切的任务。 张先生说，历代流传下来的周天功名称就有三十来个，如：周天功、返还功、炼丹、内丹术、内功、内丹功、筑基功、小周天、大周天、子午周天、卯酉周天、取坎填离、任督交流、水火既济、河车运转、地仙剑侠修炼法、六字诀、女丹功、坤道功、玉液炼丹、神仙功、童子功、真气运行…，如果我们医疗气功界，各吹个的号，各唱个的调，试想我们的气功科研能否进行下去吗？同行认可吗，国家认可吗？我们在进行周天功临床实验时，在功法名称上讨论了几次，最后确定用“周天功”这个名词。在学术上可以百家争鸣，而在科学规范问题上，又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名称，才能进行交流，有利提高。 在研究医疗气功名词统一的同时，对每一个名词的含义（定义、概念、内容）也要确定下来，有的名词可以留下作为历史研究参考，有的名词可以废除不用，特别是有迷信、封建和不健康味道的以及所谓的“气功大师”杜撰的怪诞词汇，必须请除。 比如周天功，这个名词可以概括内丹术的主要内容，包含了它的来源、历史演变、流派与分支、操作步骤、应用方法、锻炼目的、实用对象（适应症）、注意事项、问题处理等。在研讨中会把周天功的其他20多个名词，也同时得到理顺。比如，返还功可以留作副题，大、小周天是锻炼中的不同步骤、不同层次。而取坎填离、水火即济、任督交流、子午周天、卯酉周天等，又是练功过程和不同层次，也是练功中不同层次的不同体验（感觉）。 真气运行，实则是任督交流，也是周天功的初级功法（小周天）的一个过程。它是以练功过程和自身体验命名的，符合中医理论，这个词比较符合中医科学。但是，如果几个月、几年都练真气运行，也会出偏差，个别的可能出现“气”乱串等精神障碍。 张先生说：“阳光三现、出阳神、五通、六通等不宜提倡，因为这些词有的是练功中，出现的生理、心理变化。由于时代和科学发展的限制，他们解释不了这些现象，就用‘神’来解释，带有迷信色彩，但可以由科研工作者去研究，澄清是非。而小搬运、大搬运无论是真、是假，都与医疗、健身无关，不是我们研究的范畴。男女双修，更不宜在当前社会上提倡，搞不好就是流氓犯罪的教唆犯。需要说明一点，就是在气功医疗、气功教学、气功科研、气功宣传等工作中，必须与宗教组织、宗教修持法、宗教理论，分清、分开。医疗气功在这次受到的挫折中，应该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在十几年前，我写了一篇佛教里没有气功（标题《巨赞大师谈气功--怀念巨赞大师圆寂五周年》），介绍采访中国佛学会副会长巨赞大师谈话内容。在谈话中，巨赞大师说：‘我们不承认佛教里有气功，只能说佛教的修持方法中，有的类似气功，但不是气功。佛教的修持很复杂，气功就比较简单。气功与佛学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就像你们医学会不研究佛学、不磕头、不念经、不烧香一样。我们修持是为了死后不下地狱，或者下一辈子再托成人或者得道成佛，这是唯心的。你们是研究治病救人的科学，是医学科学，是唯物的。否则我们两家都会混乱，因为我们各自的目的不同。’后来，有位医生写了一篇《从佛教没有气功谈起》的文章，不同意我的观点。认为气功是佛教里固有的方法。这个问题以后在学术上可以继续百家争鸣，如果在学术上理清了各自定义、概念、范围、目的，邪教就无孔可入了。” 张天戈先生认为，要使医疗气功健康、科学、规范的发展下去，必须从现在起进行医疗气功名词的规范化讨论，虽然这项工作已经做晚了。上海气功科学研究所先走了一步，2000年编写出版了一本《简明气功辞典》，为下一步医疗气功名词的规范化，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在研讨之后，我们可以再编写一些工具书，提供给从事医疗气功工作的人员、教学人员、科研人员，以及医疗气功的锻炼者、爱好者阅读。 笔者认为，无论经历多少磨难，中医的气功疗法还会重新崛起。尽管有人很反感中医的“气”，说“只要一提‘气’，我肚子里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什么是‘气’？谁能说明白？”我认为，尽管不容易说清楚什么是气，但是中医离不开气。不说气血，不谈精气神，不说肾气、心气、肺气、脾气、肝气，这样的医生还是中医吗？没有“气”的医学，还是中医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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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1 20: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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