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彤：关于中医生死的思考（上篇、下篇）

曹东义 · 发表于：2019-11-30 18:08:51

张晓彤：关于中医生死的思考（上篇）[color=rgba(0, 0, 0, 0.3)]张晓彤 [url=]合欢解郁[/url] [color=rgba(0, 0, 0, 0.3)]昨天

本世纪初，张晓彤的名字才渐为中医圈内人熟知。他的名气，却非源自他是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的儿子，而是源自近些年来他以民间中医从业者身份，时时为中医药发展奔走疾呼发出的响亮声音。

谈这个题目，不是哗众取宠，只是想讲几句真话。可能这几句真话，未必有人爱听。但无论如何，真话讲出来，心里比较舒服。另外，就是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谈中医，或许对搞中医的人有些启发。

中医还能否活下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许，大家听完我的报告后，会得出各自的结论。

一、什么是活，什么是死？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作为一个人，心不跳就死了。现在被西方科学搅得有点乱，什么脑死亡，这个死亡，那个死亡的。最近有个传说，说一个卖蛇的人，把蛇头砍下来，20分钟以后蛇头跳起来咬伤了人。这怎么解释呢？死活真的很难判断吗？

什么是活，什么是死？中医在这个问题上更乱。其实，中医的生命与人的生命是一样的，人若心不跳，神不在，就死了，因为心主神明。人死的概念和活的概念同他的学历有关系吗？没有；同他的地位有关系吗？没有；同他的历史有关吗？没有；同他的贡献有关系吗？没有；与他的钱财有关系吗？也没有。如果与这些有关系的话，那么秦始皇今天肯定还在，他有钱、有权、有势、有地位，是不是？他心不跳、神不在，他秦始皇也得走。

那么中医的心是什么，什么是中医的心跳？很多同志讲中医死不了，有悠久的历史，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做了无数的好事，造福中华民族，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会死呢。现在还有人用实例来说明，我国有多少中医人才、多少中医大学、每年培养多少毕业生，在多少个国家开展了中医，中医怎么能死呢？

我认为中医的死或活的关键问题并不在这里。在与中医老专家探讨中，发现中医的命、中医的心跳只在于两个字“民意”，有民意则存，无民意则亡。中医若心不跳了，则必死无疑。

现在中医的心还跳不跳？最近，中医药报上有个调查说，九成的人都相信中医；电视台的调查也是这个结论，八、九成的人都相信中医。

什么叫相信中医？后面还有一个数据，有了病找中医看的只有20％左右，中医药报上登的是27％。如果你相信某个人，就是有事不找他，这是真的相信他吗？当然不是。其实，调查的随意性是很大的。中医这么好，那么好，就是病来了不找中医，这是真的相信吗？

而且这27％去看中医的人，看的是什么中医呢？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中医院，中药的使用率不到50％，使用中医的手段来治疗不到50％；如果20％再乘以50％的话，是多少？这与“相信中医”的比例恰恰相反，得出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也就是说90％的人不相信中医。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

作为中医工作者，首先的一条就是要看清中医今天所处的地位，所面临的局面，别像阿Q似的，不能面对现实。在面对中医的死或活的问题上，中医生存的依据是什么，心跳是什么？值得深思。历史上，中医从来没有出现过今天这种局面：老百姓开始不相信中医了。这在中医发展史上是空前的。

为什么几千年来中医不断发展？为什么近百年屡遭废黜却屹然不倒？原因在于中医有疗效，中医能治病，在于有相当一部分老中医在临床上有相当大的影响，老百姓相信中医。现在老百姓在医院里碰到的，有多一半都是只会写论文、只会答题而不会看病的假专家、假大夫，其疗效之差，直接影响了中医在百姓心中的形象，必然使不相信中医者越来越多。

其实，现在社会上反对中医的人，都不懂中医吗？真的没认识到中医的优势吗？当然不是。他们真的就以为一个马兜铃酸事件能把西医、西药的毒副作用顶回去吗？他们不至于无知到这种地步吧，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反应停导致畸形儿，四环素牙、链霉素耳聋、激素导致股骨头坏死……如要细数西药的毒副作用，简直不胜枚举。美国自己都承认医源性疾病和药源性疾病已上升到导致死亡原因的第三位。反对中医的人明明知道这些，为什么还装傻。在于有“机”可乘。这个机是什么，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医工作者深思。

目前有水平的中医人才已经很少了，如北京市加流动人口有1500万，真正在临床上有相当经验的有好疗效的中医还有多少？不过几十人而已。

湖北中医药学会会长李今庸老先生不久前来北京，我问他：“湖北好的中医还有多少？”他说：“还有几十个吧”。我说您的标准是不是太高了？我说三条标准：第一条能用望闻问切诊断，第二条能辨证处方，第三条在临床上有一定疗效，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基本上还算个中医，有多少？李老说有200多人。

湖北省有6000多万人口啊！二三十万人中才有一名中医。刚解放的时候全国至少有50万中医，今天有多少，佘部长前年答记者问说是24万人，包括助理医师；去年说是27万人。如果按照我刚才提到的三条标准来看，刚解放时不到这三条标准的话，根本就不能称其为中医，无法在社会上生存立足。

按这三条标准来衡量今天的中医，还有多少？没有人去统计，只能估计，有人估计不超过3万人，我估计不超过1万，还有人估计不超过3000人。可是，中国人口是从5亿“减少”到13亿！中医是从50万人“发展到”3万人。这在中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二、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医目前这种局面？

我与费老（费开扬）探讨过这个问题，费老讲了一句话：“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导致中医目前这种局面的，不是外因，而是内因。不是因为先长了虫，我们的米面不能吃了，而是先腐了，才生虫。中医腐在哪里？那么多年都没有腐，唯独现在腐了？党中央讲“中西医并重”，就想起腐来了？邓小平讲中医不能丢，就想起腐来了？我们简直无法相信，但事实就是这样。

中医腐在哪里？我认为腐在走上了一条西化的不归之路。中医的西化表现在医、教、研、药的各个方面。

先看医疗。“SARS”来了，开的是抗病毒的方子，说其中一味药——贯仲是抗病毒的。全世界有众多专家、最先进的设备、花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没有研究出抗病毒的药来。嘿，中医却先出来了。

这是中医吗？中医治“SARS”是这个原理吗？当然不是。中医什么时候说过中药可以抗菌杀毒？中医就是调节人体内的条件，调节阴阳、表里、寒热、虚实。通过人体内的平衡，使病菌、病毒无法在体内生存和繁殖。

什么时候中药造成过病毒变异？没有。为什么？中药不杀病毒，只是调整条件达到和平共处。中医西化的例子太多了，某中医权威说中医是多靶点的，这听起来多好，中药一下可以把所有的病都治好。这还是中医理论吗？中医讲究的是病机，就一个靶点，“夫百病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针对病机，一枪中的。

什么“西医诊断、中医治疗”，现在满天下都这么喊，真对吗？上次我在中医大学讲课，我说你把大礼堂全部摆满世界上最先进的仪器，你来测张三、李四谁生气了？这测得出来吗？不能。但中医一号脉不就知道了吗？可是到了今天中医自己也喊起“西医诊断、中医治疗”来了，中医西化到了自己不相信自己的地步，自己开始刨自己的根了。

在教育上呢？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报告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每年毕业多少学生，具体数字不清楚，但我知道一个数字，每年中医院校毕业的95％学生不从事中医，而转行干其他的。在剩下的5％中有90％作为医药代表。（编者按：该数据有待商榷，也可能是文字整理的问题）

从1980年恢复高考以来，当时北京中医药大学（当时称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学生分数线是最高的，到今天20多年了，这批学生中出了几个中医大家？可见这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教育的问题。

彭佩云同志讲过，我们中医高等教育几十年来基本上是失败的。我完全同意这个判断。中医教育失败在哪里？听听中医院校的校长怎样谈中医发展的方向：要有两个接轨，第一要与国际接轨，第二要与市场经济接轨。就这两条肯定培养不出真正的中医人才。

现在中医大学本硕连读7年，上了四年了还没有见过《黄帝内经》。我父亲崔月犁在世的时候对中医教育的判断仍然准确：中医大学培养的学生是“两个中专生”。现代中医就是这么教育的，也是这么西化的。李今庸老先生有一个判断就是：“培养中医掘墓人”。现在喊中医西化的、现代化的、标准化的人都是中医的毕业生，都是中医圈里的人在折腾，外面就一两人而已。

在科研上呢？解放以来，国家也投了不少钱，但绝大多数“科研”都是属于追踪西医，验明中医，搞中药成份提取，没有几个真正按中医的理论搞研究的。就像陆广莘教授说的，是“研究中医”，而不是中医科研。

几十年来，不仅见不到如金元四大家似的继往开来者，也没见到如吴鞠通、叶天士、薛生白、王梦英那样依中医理论研究温病式的科学创新者。都在那里喊与时俱进，实际上却是“与西俱进”，在人家的碗里讨饭吃。

药就更不用说了。凡是在第一线的大夫都有深切的体会，从审到批、管，哪个不是用篮球的规则来裁判足球啊。一天到晚都在弄中药的有效成分，谁说中药治病是有效成分在起作用？中药的四气五味哪去了？这些科学的理论体系被活活地砍掉了。药监局对中药的管理全部西化，没有一点中医的色彩。从药品管理法出台，前后出台了187个管理条例，用的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办法来扼杀中药。

邓老（邓铁涛）对中医药的西化归纳为“自我从属”。就是从属于西方、从属于洋人。跟在洋人后面，邯郸学步，别人的没学会，自己原来的也忘了，最后只好爬着回家。我看这是对我们中医走上西化不归之路的最形象、最贴切的比喻。

除中医自身西化外，还有两大势力推动中医西化。

第一个帮你的是西方国家，西方拿出大笔的钱来宣传中医的西化，只有中医中药灭亡了，西药才能成为霸主。不断地制造事端，如马兜铃酸事件、大黄事件，等等。中医用药有自己的规律和理论，讲得十分清楚和精确，凭什么中医用药得听西方的，符合西方的标准呢？在人体生命科学高峰上，中医已经攀登到半山腰了，而西医还才到山脚。他们非但不虚心向我们学习，反倒要把我们也拉下去，这不是霸权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西化的政策。从公布实施《职业医师法》短短几年查出了13万，占中医人数50％的“假”中医，我们就真的有这么多的假中医吗？没有。这是政策使然啊。几十年行医就是考不取的老中医大夫被取消行医资格、被抄家。除了政府承认的外，有几个人能同时符合师承条例那四条标准？这是用法规断了师徒传承之路。

在价格政策方面，以针灸为例，在中国扎一次，原来5毛，现在5块，这是何等的低啊？看看美国多少、德国多少？中医接骨，痛苦小，疗效高，却百十元，西医手术，动辄上千。这种政策导向，想要人来学中医，实在是太难了。这么多的老大夫为什么自己的子女不学中医？人家子女说您治的病人不少于几十万人了，从医几十年了，您有什么呢？要车没有，要房也没有，要钱更没有了，有什么？您穷了一辈子，还让我们也跟着再穷一辈子？中医发展的阻力，谁来蹚开、谁来作主、谁来让中医先富起来？没有。中医不能先富起来，凭啥让年轻人来学中医？这明摆着要断中医的根嘛！就是让你没人，看你怎么发展！

教育上，潜心搞中医传统教育传承的人，会给你发医师证和毕业证吗？不给啊。山东搞中医少年班的试点，招初中生来学中医，中医药学得很好啊，毕业后很抢手，但当时经历了种种政策上的障碍，也没有继续办下来。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就没有人支持，办不下来？就是由于西化政策导致的。普及教育从来没有开设过中医的普及教育课。科研就不用说了，大批的科研经费用来弄中医的规范化，结果什么也不是。只是在用西医的东西来规范中医。

药上西化更盛，每年进口多少洋药？中国是中医药大国，有自己的中药标准，可是硬要用西药的标准来衡量它。我们应该自己拿出国际通行的中医药标准，应该是国际权威化。反应停通过了FDA，为什么？不就是钱多嘛。谁有钱，谁就说了算。只要有钱，好的说得天花乱坠，坏的也说成好的。

从1835年西药登陆中国以来，总共用过7000多种西药，但目前只有1000余种尚在临床上使用，其他6000多种被淘汰了，这都经过了西方科学的检验、双盲试验，还是被淘汰了，今天这个过程还在继续。中药使用了几千年了，有哪种中药被淘汰过？政策的西化太可怕了，这带给中医的是致命的伤害。

这里要着重讲讲中西医结合的问题。我原来觉得中西医结合多好，你看芭蕾舞演员与足球运动员结婚，生出来的儿子又漂亮又结实，多好啊。结果呢？让患者一考，临床疗效不行，为什么？这得从根上谈，中西医结合并不是学术的产物，而是毛泽东政治的产物。

毛泽东作为政治家讲得很清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了革命的成功，由此推之要把西方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相结合，就能产生中国新医学。

“文化大革命”中，老中医全部被送进牛棚，说是封建迷信。而中西医结合成了“中医发展的唯一道路”。“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是政治运动，这个口号就是典型的政治口号，与学术无关。

学术上中西医结合是没有理论基础的，拿出来的结果不是中医的就是西医的。这两种医学怎么结合，一个是还原分析，一个是整体演绎，二者没有共同的理论基础。理论上不能结合。

为什么偏要结合？这恐怕有其他的原因了，可能是中医太难学，可能是社会上西化倾向太严重，等等。……

早在1997年11月1号，我父亲崔月犁曾经给胡锦涛同志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中西医结合不但出不了重要成果，中医还很容易简单地被西医代替，中西医结合没有什么大的创新，中医反被消灭。”这是9年以前，就已经作出的判断。

当时医学三股力量，中西医结合号称有5万人，医院也挂上中西医结合的招牌，好招揽病人。实际上中西医结合的口号不能再提了，中医就是中医，西医就是西医。中医就是铁杆中医，西医就是铁杆西医。二者可以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共同发展。

费孝通老先生搞了一辈子的社会学，集一生的研究，最后总结了16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其实处理中西医结合的问题就是这样简单，不需要太复杂。为何要搞这么复杂，其目的就是要消灭中医。这是我的结论。

微信扫一扫，分享给好友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11-30 18:11:18

张晓彤：关于中医死活的思考（下篇）
张晓彤合欢解郁今天

三、中医还能活下去吗？

中医和人一样，一定会经历生长壮老已的过程，这是必然的。任何科学都不可能逃脱这个命运。中医应该什么时候消亡？我认为当生命科学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时，当出现一种能更贴近于生命科学规律，能更深刻地揭示生命现象时，中医会自然而然地被取代，这就是中医的寿终正寝。

但是，现在远不是这种情形，西方医学对生命的认识，远比中医要落后得多。中医科学尽管已历几千年，仍然充满生机，发展前景极为宽广，应该说是正当壮年。如果现在消亡，那是夭折，是令人痛心疾首的英年早逝。如今对中医的民意，已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空前衰落的民意，正是中医空前衰败的真实反映。

那么中医还能活下去吗？我认为要活下去，要改变断代30年的局面，至少要做到三条：

第一条，所有的中医要争当铁杆中医。中医就是中医，踏踏实实地下苦功，把中医的东西学到手就已经很好了。中医有的是本事，能够治疗各种急慢性疾病，铁杆中医是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的根本。有铁杆中医，就有中医疗效。提高中医疗效，恢复中医声誉，只有这一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当前局面使中医难以参加到大的传染病的治疗当中去。如果还不能把中医挽救起来，再遇到像“SARS”这种大的传染病的时候，还能拿什么来抵御它们呢？

第二条，政策全面调整，把政策中所有西化的地方全部删除，踏踏实实地发展中国文化和中医药，医教研药概莫能外。中医药的“现代化”、“标准化”、“规范化”实质都是西化，这些口号到了该收起来的时候了。“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这个口号应是当前中医政策遵循的总方针。

第三条，全民教育。在普及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普及中医药知识，让老百姓做一个成熟的就医者，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尽量减少医患信息不对称的差距，别盲目追随西医的诊断和治疗，更不会去找假医和骗子，做到有病不要乱投医。做好全民教育就能留住中医的根，有了老百姓的相信就有了中医的不断发展。

我想，中医是否还能活下去的问题大家已有自己的答案了。这三条达不到，我看中医是死定了。就是办到了，中医的复兴也要有三、五十年的努力。邓铁涛邓老说他们是“一代完人”，这代人一死，中医就完了。

前些日子焦树德焦老说，我原来以为我一死中医就完了，现在看来可能我比中医活得长些。老一代中医大家没有必要耸人听闻，这是他们的真实感受，也是他们的切肤之痛，在说这番话时，他们的心在流泪，在流血！让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再努一把力，救救中医吧！

谢谢大家耐心地听完了我的真话。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12-2 08:01:42

民间中医段平清

张晓形先生对中医的死活提出的三点看法，是为挽救中医文化五千年之历史存在，是走向灭亡还是振兴，这就必须要看当今政府的决策了。是去是留就在与我们政府的摆布上与下的执行概况。从建国以来，中医一值处摇摇欲坠，萎糜不振。土改时名老中医有的被**，**时中医出身论成份也将受到管制伤害。特别到现时各地一看，国家医院几乎中医已消失，实是可悲哀。而我们自学的民间医生，又是非法行医，虽有儿女，无人接替。我在家行医四十余年，曾是躲躲闪闪。我不解政策其意，过去是悬壸济世，现在是韭法行医。好在百姓患者关照，有人体贴说，你这样不培养**人，你老了以后怎么办，我回答说年青人不愿意学，没办法。以后有国家，而他们说国家医院没有中医。实际上相信中医之人也害怕中医失传。做为我们来说现已到日趋西下的时候了，国家承认是黑中医，非法的。可民众来寻我，不是我寻人。我曾治好的病人要他们千万不要在医院里不要说是我治好，以勉是与非，黑！黑！黑！实在是黑，黑中医的黑。
我们民间医生虽没有被培训过，现年老了，电脑手机又不会耍，就说手机报名就不知道手机填写。讲医学上的理论，虽是自学，也是祖国医学理论的继承人。治病没有理论就无法辩别疾病的真伪，望，问，闻，切，四诊为首功，风，寒，暑，湿，燥，火六淫，表，里，寒，热，虚，实，之八纲，喜，思，悲，忧，恐，惊，怒之七情，这些都是辩症之要点。人体之五脏六腑生理病理之分晰，用药寒热温凉之属性，在方剂的熟背，加减运用的变通，阴阳应象大论及五行学说都我们民间医生自学的少青年之功。对药物方剂的运用，寒热错杂证则阴阳平衡，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辛温辛凉随辩证而用。可想对这些基础理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年青苦心钻研本为上治君亲之疾，下解贫践之厄，中以保身长全。现只能为保全家安康和自身安全起见，若是国家不改变对中医的策略，中医将面对现实的消亡，现老百姓多少临难杂证，面对现代的高端科学的技术而无可耐何，仍有民间医生的存在，说明医院的医术太好了，才有民间医生的一戏之地。（张晓彤关于中医生死的思考一一合欢解郁公众号）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12-2 08:58:50

曹东义等专家建议本着放管服的精神做好中医药确有专长人员考核
中医药是我国原创的学术体系，长期以来套用西医的管理方法造成了中医事业的很多问题难以解决，确有专长人员的考核认定工作，是当前全国各个省市面临的突出难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技之长专委会很多会员都属于“中医确有专长人员”，曹东义会长等专家一两年来一直关注和关心着“确有专长人员”获得医师资格的问题。
他们建议说，这些民间中医都期盼着借《中医药法》的雨露滋润、各级领导的关心体贴，找到用武之地，实现“报国有门”的抱负。但是，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在很多省市都遇到了“始料未及”的问题：
一方面渴望获得资格的大量人员焦急等待；
另一方面有关管理人员担心做不好有关工作而不敢“越雷池一步”。
这个问题如同高悬的“堰塞湖”，蕴育着难以预料的风波，建国初期就有“前车之鉴”的深痛教训。
回看历史，展望未来，我们认为，应该本着“放管服”的精神，做好这项工作。
建国初期的《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严重削弱中医从业人员的信心，制约中医事业的发展，党和政府加以纠正，贯彻了正确的中医政策，大力开展西医学习中医、建中医研究院和中医学院、鼓励综合医院设立中医科等措施，保全了中医队伍，恢复了中医创新能力，出现了一批如针刺麻醉、小夹板治疗骨折、中医治疗乙脑、流性出血热等一大批成果。
中国实施多年的赤脚医生制度，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那个时代对于医生资格的管理比较粗犷，其经验主要是“谁使用，谁负责”。某个人是不是可以做医生，基本上属于厂长、村长说了算。
自从1999年实施《执业医师法》之后，对于西医的管理，提高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基本上可以与世界接轨了。但是，中医与西医是不同的学术体系，完全按照西医的模式管理中医，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突出表现为：在乡村镇以下最适合中医发展的地方（基层），很难见到中医的身影了，“进城看中医”是不该出现的问题却成了普遍的现实，而城里的“中医院不姓中”也是难以逆转的弊端。
2017年颁布实施的《中医药法》为中医复兴，带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历史机遇，一个“西医中国化，中医世界化”的新时代呼之欲出。但是，以疾病为中心的“老观念”，用解剖、物理化学为标准，来评价中医的“技术壁垒”一时难以消除，发展中医以助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不容易实现。
然而，《中医药法》实施的第一年，也就是2018年，各省关于民间中医转正的15号令考试的落地实施却遭遇了一些特别的情况，让民间中医和省级主管部门陷入了难题：
一方面是各省份大量民间中医人员对于如何获得考试资格的迷惘，依据初步统计，2018年全国累计有接近38万人报名中医医术专长考核，最终通过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终审核获得考试资格的人数不足2.5万人，有些省份（例如广东）考试资格终审通过率接近1%，创下公考的新低，造成大量的民间人员的不满和对中医药法的不解。
另一方面省级中医药有关管理人员担心大范围组织专长考试，一来不可能在短时间有那么大量考试筹备组织能力，二来如果那么多民间中医同时转正，也面临将来的监管难题，为了“防患于未然”，选择各种方式，例如考核医术渊源、审核专长技术的独特性等各种环节在资格审核环节提高难度，降低最终的可以进入考试环节的人数。
如果民间中医找不到门路，主管部门也很谨小慎微，那么中医药法中关于中医人才的松绑策略，就没有办法更加有效地落地，如何能让有能力的民间中医转正，更好的服务于基层的老百姓呢？
做到这一点，我们认为必须“解放思想，用中医学术引领，技术支撑，政策保障，种好实验田，收获百果园。”
我们认为，“确有专长”的“确有”就是一个以学术专长为基础，需要政府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认定的问题。由于属于考核，而不是考试，并且“会什么，报什么，考什么”，不是一张考卷可以解决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5-9个专家需要商量决定，没有学术引领是做不好的。但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进行认定也是很困难的事情。因此，我们建议本着“放管服”的有关精神“权力下放”，由县、区级中医主管部门组织申报、评价、使用、管理，省里负责指导政策落实、发证，专家资格审核，相关人员的最终备案的资格。
《中医药法》最初的草案，就是计划由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决定传统中医确有专长人员的资格授予问题。后来才升格到省级考核和发证，现在看来省里的专家很难在短时间里甄别有关人员的真实情况。
实施“县区主导考核，专家独立评价，省里备案发证”，不是降低标准，而是更容易了解有关人员的真实情况，属于“谁申报、谁使用、谁监管”，是真正的“一张蓝图绘到底”，对群众的健康确实负责任的做法。
考核专家，由县区在经过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认定的专家库里抽取或选取，以本地为主，也可以聘请异地专家参与考核。
这样一来，降低了考核成本，减轻了被考核人员不必要的开支，让真正了解他的人有发言权，让推荐他的两位中医师切实负起责任，做到“一举多得”。
“行业管理”在世界上是一个重要的方式，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成立“一技之长专委会”，其宗旨就是为有关“一技之长”、“确有专长”人员服务，替政府分忧。我们学会责无旁贷，愿意搭建桥梁，尽力做好有关工作。
关于“技术支撑”，我们认为 “没有一技之长，何来‘确有专长’？为了证明‘确有专长’，就需要一定技术支撑，要有实际操作演练，检验其是否具备相关资格。”
这样就需要各级医疗机构提供“试验田”，作为技术支撑平台，不是一张考卷定终身，也不象高考那样必须集中在几天内完成。考验、考核医疗技术，观察是否安全有效，是需要时间的。
考虑到确有专长人员获得行医资格之后，大多数人是在基层开展业务，很少进入大医院工作。他们的真才实学才，可以填补、提升基层国医堂、社区服务中心的中医服务能力与水平。因此，“试验田”可以设置在基层医疗机构之内，“确有专长”来于基层，用于基层，可以就近在申报区域内完成初级考核，而不用一起集中在省级有关部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可以防止走过场，也能检验其真实性，为大众健康负责。
我们可以期待，在《中医药法》等有关利好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经过有关中医药领导部门的组织领导，学术团体的学术引领，技术支撑平台与确有专长人员的深度合作，一个百花齐放，成果琳琅满目的“中医百果园”，就会盛放在各个地区。
各地的各级领导如果都能求真务实，破解发展之中的热点问题，所谓“难题”就不难解决。
以上建议，供各位领导参考；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技之长专委会会长曹东义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技之长专委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付永德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技之长专委会副会长张文安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技之长专委会副会长张俊青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技之长专委会副秘书长张培红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技之长专委会副秘书长戴韵峰
2019年11月16日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12-2 09:00:16

《中医近现代史话》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2010年，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目录

引言：从衰落到复兴 2
第一章 “末法时期”名人谈中医 5
俞樾因爱成恨废中医否中药 7
章太炎提倡国学否定五行 11
鲁迅当年隐姓埋名骂中医 18
余云岫“医学革命”灭中医 30
梁启超傅斯年等人瞧不起中医 43
章次公“难得高士”也挨批 58
朱良春因病得救传承中医 67
第二章、毛泽东系列措施救中医 73
余云岫“寿终正寝”真幸运 73
毛泽东撤职两位副部长惊天下 80
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学西” 90
中医进医院“袖里春秋”大家看 99
成立中医研究院科学殿堂说中医 105
成立中医学院优秀人才滚滚来 113
第三章卫生部表彰中医研究成果 119
郭可明治乙脑意义重大 119
气功兴衰沉浮值得深思 127
痔瘘牵扯着悠久的历史 136
腹水草改写“无奈小虫何” 140
卫生部未能表彰的众多成果 145
第四章、中西医结合的成果举隅 153
针刺麻醉的时代意义 153
中药研究的成就与困惑 158
急腹症研究领域广阔 171
小夹板治疗骨折的成就 174
宫外孕治疗前景广阔 176
活血化瘀研究获国家大奖 179
第五章、中医走出困境，奔向世界 182
结束文革成立中医管理局 182
针灸带领中医走遍全球 187
艾滋病防治挑战“鸡尾酒疗法” 190
中医战SRAS震惊世卫专家 194
中医的复兴与复杂性科学研究 198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12-2 09:03:07

第二章、毛泽东系列措施救中医
中医学的发展，在近代是极为坎坷、曲折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及时干预，中医学的历史很有可能要重写，中医在现代的样子也不会是这样的。这既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的必然，很有必要认真研究。
写中医在建国后的变化，写中医的翻身史，另一个不能不说的人物就是余云岫。建国初期，余云岫的思想很有市场。他对中医的认识，影响了政府卫生部门对于具体中医政策的制定和贯彻，也影响了一部分人的命运，两个功勋卓著的卫生部副部长被撤职，也和余云岫思想影响有关系。
余云岫“寿终正寝”真幸运
1879年9月14日，余云岫生于浙江镇海，1954年1月3日死于上海，活了75岁，属于“寿终正寝”。署名“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医史学会”撰写的《余云岫先生传略和年谱》之中说：“1953年9月30日的上午，（余云岫）忽然发生肠阻塞病象，进入上海广慈医院治疗，至10月10日好转。11月16日忽又转剧，乃入怡和医院，继而改入同济大学附属医院治疗。虽经多方挽救终归无效，延至1月3日上午9时35分，他安详地长逝了！据病理解剖初步报告，最终死因是横行结肠上有溃疡并穿孔，并患初期癌瘤。”
把反对中医、取消中医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目标的余云岫，在大规模纠正和批判歧视、限制中医的错误之前，因病去世了，这对于他本人来说真是一种幸运。上海医史学会给他写的“盖棺定论”性的传略里，充溢着为他辩护的词语，维护了他所谓“医学革命”的做法，文章说：“他因热爱科学的医学，所以恨非科学的医学。因时代和环境关系，他当时只知单纯从科学观点去爱国，而忘了政治革命的重要。他爱科学的医学，而排斥非科学的医学，在非科学的医学中，如仍有科学的一面的话，他仍是热爱的。换句话说，他是批判它的缺点，发扬它的优点。这是他医学革命的思想根源。”
在上海医史学会的这篇文章里，中医学被巧妙地换成了“非科学的医学”，反对“非科学”的医学，就像是消灭反革命一样，在当时是一种天经地义的高尚之举。文章把余云岫“废医存药”的实际行动，巧妙打扮一番，就成了“批判它的缺点，发扬它的优点”。文章作者对于余云岫运用政治手段，以“废止旧医”为提案的做法，还嫌其不足，说他“只知单纯从科学观点去爱国，而忘了政治革命的重要”。这是不够“公平”的，余云岫一生从来也没有放弃过政治手段，他“革中医之命”，从来都是能用学术的就用学术的，能用政治的就用政治的，向来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文章的作者在这里这样说，显然是比余氏手段更高妙。
为了进一步替余云岫的所作所为，寻找历史的和国际惯例的支持，《传略》作者说：“先生所以提倡医学革命，当然还有客观环境的影响。他在日本习医学时，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国势蒸蒸日上，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日本的医学愿（原）属汉医系统。自维新后，废止‘汉医’，日本医学得到飞跃的进步，而并没有什么不便的地方。他以为中国也可以照样做。他一面又受汉学大师章炳麟（太炎）在日本讲学的影响。因汉学是‘循名责实’的，把他在日本所学的西洋医学，和早年他所学习过的中国原有医学两相对比，无疑地后者是相行见拙了。先生自叙学术次第也说：‘长习新医，服膺名理’，便是一个正确的证明。这样合并了几种可观的因素，便促成他的医学革命的工作。所以1914年，他在日本便着手写了《灵素商兑》了，1917年出版后，即震撼了整个的医界。然而《商兑》出版，虽震撼了整个医界，尤其是中医界，但也只有震撼而已，很少回声，这使先生非常失望。”
余云岫惹得麻烦已经够大的了，《传略》作者还嫌他搞的动静不够大，“只有震撼而已，很少回声，这使先生非常失望。”一个得意洋洋、志高意满的余云岫跃然纸上，真是一幅惟妙惟肖的写真图！
1949年全国解放了，希望依靠国民党政府“废止旧医”的余云岫，摇身一变，就把他当年的货色稍饰打扮，呈现给了新中国的人民政府。他认为国民党政府太无能，使他的政治抱负无法变成现实，他认为共产党是唯物主义的政党，一定可以实现他消灭中医的理想。因此，1949年上海解放不久，就在“上海中华医学会”的礼堂里，召开了规模不小的“改造中医”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人数不少，发言也很踊跃，会议的主旨是“要求理论必须与现实结合，学术必须和政治结合。根据学术立场，贡献意见，把共同讨论的总结，提供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处理中医的一个参考。[ 张光、拨开皮来看！新中医药、1957年7月号、2-6页。]”
庞京周在会上说：“处理中医的根本要图，我以为在座诸君宜向余云岫先生请教，而以他1929年向全国卫生会议的建议为依据最为妥善。”余云岫在1949年是上海医师公会理事长，他说：“我在1929年全国卫生会议上，早已提出废止中医的议案。我当时的办法是，不论中医的出身和学历如何，即使是还在私塾里的学徒，都把他们登记起来，以后不在再产生新的中医。”余云岫是反对中医的领袖人物，他的办法也很老到成熟。他说，按照我的办法做，“我计算，不过四十年光阴，大都可以把中医肃清。”这真是余云岫梦寐以求的理想，他所以在这个时候召开这次会议，是因为“相信中央人民政府，是以辨证唯物论为根底的，当然会依照科学来发展医学问题，所以我主张一刀两断。”要把中医问题彻底解决。
“改造中医”座谈会议形成了一本小册子，名字叫《改造中医基本方案》，其中为中医罗致的主要罪状是：“传统思想是反科学的、唯心的、主观的。”他们“对人民的健康，实在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农民的生命，大部分是由中医支配的，实在万分危险。”中医的存在“对于公医制度的推行，也是一个最大的阻力”，他们“搞坏了大众的思想，损害了大众的健康”，“是社会进步一个最大的障碍”，“他们的邪说不是尚迷信，就是反卫生。”他们认为，人民政府唯物，中医唯心；共产党讲科学，中医不但不科学，而且“反科学”；人民觉悟提高，中医依然“迷信”。他们通过这些“共识”，宣布了中医的“死刑”，因此，要帮助政府“改造中医”。
他们提出的“改造中医”的具体措施，主要是进行登记和考试。“中医登记，应该经过考试，予以甄别，合格的开业，不合格的淘汰。不过，考试的科目，也要有适当的选择，除了中医本身的科目以外，像生理、解剖、公共卫生等，也要列入试题。”这样一来，“合格的中医”就会大大减少。在登记中医的时候，不仅要限制城市与乡村的中医，不准他们“异地行医”，实行城乡之间“中医断流”，农村的不再提高，城市的自然淘汰。而且“对于目前中医学徒们的处理，也必须加以限制，已学满三年以上的，一律准予登记；只学到一两年的，应劝导改业；已开业中医的登记，至少要考国文，再宽些就无从放宽了。不过，限制中医产生，应当一刀两断，不许再有任何形式的养成教育了。”也就是说，所有的中医都要接受一次“考试洗礼”，让他们知道“前程已尽”，让希望学习中医的青年们“望而却步”，中医学势必会在不久的将来，彻底被清除掉。
参加座谈会的许多人，感慨地说：“当年（国民党时期），我要早照现在的主张，所谓中医问题，也就早不成问题了。[张光、拨开皮来看！新中医药、1957年7月号、2-6页。]”
座谈会的有些人，口口声声地说取消中医是为了发展科学，是为了捍卫农民的健康，在当时的旧中国广大农村缺医少药，恰巧是有中医的存在，才是解决农民卫生问题的重要力量。余云岫也知道，按照当时中国培养西医的能力，以及广大农村所需要的医生来推算，至少需要100年之后，才能解决问题。所以他极力推崇“改造中医”，把年轻的中医都改造成西医。
余云岫对共产党是很满意的，他说：“我把过去所经历过的政府和现在人民政府所措施的作一比较，我不能不跟共产党走。因共产党讲的话，做的事，无一不兑现，也无一不符合人民的利益。这样，我不跟共产党走跟谁走？”1950年5月，他被聘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备委员会华东分会的筹委。同时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编纂委员会特邀委员，每次开会，他都宁愿放弃自己门诊工作而到会。又因为他向来自称对于“中医问题”素有研究，所以，一说到中医，他就要发表意见。因此，1950年他被聘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的特邀代表。他带着《处理旧医实施步骤草案》出席了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余云岫还被邀请参加了中医组的讨论，以表示中西医之间已经有了团结的新气象，会议上许多代表对于中医的认识，与余云岫“不谋而合”，改造中医，使中医科学化的一片呼声，让余云岫颇为自得，因此，他发表了《团结》一文，介绍大会的情况。
1951年，已经73岁的余云岫，担任了上海市土产交流大会筹备委员会中医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中医进修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中央卫生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编纂委员会特邀委员等一系列重要职务。对于许多涉及中医政策的问题，余云岫的话语权，比一般中医人士要有力量得多，余云岫是颇为自得的。很多人，也乐于向他“请教中医问题”。
余云岫取消中医“志同道合”的老同事汪企张，写了一篇《介绍日本汉医现代化的前因后果》的“重要论文”，在1954年的《新中医药》第一二期连载，这是暗示中医命运如同日本汉医一样，要走向“现代化”“科学化”的道路。在文章发布之前，汪企张特意请余云岫、陆渊雷“惠赐评价”。何云鹤1952年在《新中医药》上发表《现代医学和中医的结合》一文，也注明“本文初稿，在研究和引证方面，经过余云岫先生的鉴阅和指导。同时也和陆渊雷先生交换意见，并承陆先生在文字方面有所指正。”
追随余云岫多年的江晦鸣，就没有余云岫那么幸运了。1955年2月4日，《健康报》发表了署名“朱健”的文章《批判王斌轻视歧视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公开的媒体上，拉开了批判中医被歧视错误政策的序幕。此后不久，《健康报》发表社论《积极参加批判王斌轻视中医的思想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潮，各种座谈会、批判文章，时常见于报端、杂志。在批判王斌歧视中医错误之后，江晦鸣在《中医杂志》1955年7月号上撰文《我在批判王斌的思想斗争中得到深刻的教育》，这是一篇很有代表性的论文，也是一篇深刻忏悔的反思文章。一个人能够在这样的时刻，写出这样的文章，真是幡然醒悟、痛彻肝肺、“反戈一击有功”的典型。因此，值得我们重视。
1949年时，江晦鸣与余云岫坐在一起，共同制定《处理旧医实施步骤草案》。其实早在1935年，江晦鸣曾经在《中华医学杂志》第7期上，发表过《存乎？废乎？》的文章，把中医称为“关门称帝的旧医学，早已为日本所捐弃，是中世纪时期的残骸，是因袭思想的枷锁，不适合现代人的需要。基于不守旧的态度，所以主张把它废除。”
江晦鸣对于中医科学化也是看不惯的，他说：“研究中医，不过是把中医打扮成科学化，充其量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花样，如同小脚女子放大脚，变成一个不中不西的医学，站立不稳的医学。”
余云岫为他的这一篇文章，写下了肯定的评语，进行推介：“阴阳五行，三部九候之缪，足以废旧医之理论而有余；治病求其本，用药如用兵二语，足以废旧医之治疗而有余；研究国药，试用成方，足以发扬国产药物而有余。”
从江晦鸣与余云岫的关系，以及他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江先生对于中医的成见是很深的。这种由来已久的反中医思想，竟然在在1954年之后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足以说明是某种灵魂深处的震撼促成的。他说：“我们必须以批判王斌消灭中医的思想为鉴，检查自己，投入战斗。如果以王斌消灭中医的思想为鉴来对照以下我们自己的思想，像我这样的中年人很多是有着类似王斌的观点的。”
江先生话锋一转，就很自然地说起了余云岫，他说：“余云岫先生还比王斌更早地高唱着所谓‘医学革命’的论调，就是为着消灭中医。30多年来受余云岫废止中医思想的影响的人很多，我就是当年直接受了余云岫废止中医的思想影响，后来一直以反对中医者自命。在我的心目中，并以余云岫为‘医学革命’的‘导师’。今天当着开展对王斌消灭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的时候，正如听到警钟一样，震彻了我的心弦，对我来说是一次具有无比深刻的教育意义的。”
震彻心弦的“警钟”，余云岫听不到了，他幸运地在此前“寿终正寝”了。江晦鸣先生当时是医学院的老师，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不但肩负着培养合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青年的责任，而且有可能把他对于中医的看法，传授给他的学生们。他说：“这样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不能设想，如果把自己丑恶的资产阶级思想隐藏起来，还能够取得自我改造的胜利和争取完成教育任务的胜利？正因为如此，我必须坚决地积极地投入这场思想战斗中，首先要自我检查”。[ 江晦鸣我在批判王斌的思想斗争中得到深刻的教育中医杂志 1955；1（7）：1-3
]
江先生的认识不仅是“识时务”的，而且是很深刻的。他在文章里说：“余云岫废止中医的思想，是王斌消灭中医的思想的同类型，同属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根本性质是完全一致的。其唯一的不同，就是余云岫废止中医的思想还没有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余云岫当年用科学为武器，消灭中医已经得心应手，自然不会想到再加一件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而且那个时候马克思也不是被执政党推崇的人物，引用他的理论有可能招来大祸。
江先生接着回忆了他参加1949年“改造中医座谈会”的情况，也提到余云岫带着《处理旧医实施步骤草案》到北京，“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多多少少受到一些批评，（他）便从而消极地偃旗息鼓，不谈旧调。但在很多人（原注：连我在内）的思想深处，对党的（中医）政策并无深刻体会。直到王斌消灭中医的思想，通过《东北卫生》杂志流传开来，在我就十分感到‘旧调新弹，不同凡响’，大有‘所见略同’之感。”
“余云岫废止中医的思想对我的影响表现在哪里呢？”江先生认为第一是“以非历史观点来对待祖国医学遗产”，推崇“全盘西化”；“把中医的全部理论当作玄学来看待，认为中医在实验上没有真凭‘实证’。正是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中的一股主流——‘实证论’导引我来否定中医的。贯穿‘实证论’观点的代表作，就是风靡一时的魏尔和细胞病理学。”实证论是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并不是我们关心的，我们知道“细胞病理学”的确是打倒中医理论的一件“利器”。
难能可贵的是，江先生终于看到了魏尔和细胞病理学的缺点，这一认识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意义。他说：“威尔和的细胞病理学说的观点，就是孤立的就细胞结构的这个机械结构来分析病态的组织，把人的生命归根到细胞，把一切疾病归结于细胞的聚集和改变，把病的位置只固定在由细胞构成的器官上面。如果只能这样，则疾病只能是细胞的病变，而细胞又只能从细胞产生，生命也只能由细胞开始，在细胞之前是没有生命的。”
说到细胞，因为中医的字典里没有这个名词，所以中医谈论疾病的资格就被取消了。江先生此前曾经很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细胞概念的“关门称帝”的中医，不能是科学的。
由于从解剖、细菌、细胞来衡量中医，让中医稳稳地坐在“不科学的席位”上，就可以对中医进行指责和批判了。江先生说：“解放后，我接受到党的教育，我还在想不通，为什么政府还要迁就‘落后的’、‘过了时的’中医？为什么没有‘科学’的眼光，不把中药和中医分别开来对待，研究有前途的中药，淘汰‘无希望’的中医？”因此，解放之后就犯下了“以不科学的‘科学’态度，来笼统的否定中医，菲薄和排斥中医，并分割中医中药”的错误。
并且，“由这些理论出发，最后竟下了个具体实践办法的结论：‘无条件登记，保障终身营业，足以维持中医饭碗而有余’。我们就是以这样的逻辑而狂妄的要消灭中医的。一直到解放以后，我还认为解决中医的不二法门：就是‘第一步先登记，尺度不妨稍宽；第二布再教育，淘汰不妨稍严。就这样由登记到甄别，由限制到消灭，既照顾群众需要，也照顾中医出路。’这就符合余云岫的‘一刀两断’的主张了。其步骤和方向与王斌的主张也好像是一致的。”
江晦鸣的批判反省文章，宣告了余云岫时代的终结，而此后“遥承余云岫衣钵”者，尽管在2006年也弄出来一些沉渣泛起的反中医思潮，其结果则是来得急散得快，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引起了中央领导对于中医更加重视，反中医事件成了“民族虚无主义最后的哀鸣”。笔者对于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在《捍卫中医》一书里有详细的记载，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值得指出的是，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许多学术之争也演变成了政治斗争，一些历史上的反中医人士，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甚至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也受到了“扩大化”之害，这些情况余云岫都没有遇到，真是幸运之至。
1957年的《中医杂志》从第8期开始，连续几期刊登“反右斗争”的报道。比如第8期的前边，首先刊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的文章《永远跟随着共产党走》，文章说：“右派分子们，我要警告你们：‘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们应该及时猛醒，不要自绝于人民。”后边的文章，接着就是“首都医药界展开反右斗争”的系列文章，大幅标题刊登着“北京医学院、中华医学理事会分别开会揭穿金宝善向党进攻的恶毒阴谋”；“北京中医学会集会揭露章伯钧、李健生等反党活动反对医药界政治野心家金宝善”。
《中医杂志》1957年第9期，刊登有这样的文章：《健康报社论：粉碎右派分子的阴谋》；《揭露农工民主党的右派分子在北京市中医医院的反动活动》；《章伯钧恶毒爪牙，中医界无赖恶棍陈苏生反动透顶在中医界猖狂活动》。第10期刊登着《人民日报社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脱离政治——从卫生界的反右派斗争谈起》；《北京中医学会再次集会批判右派分子龙伯坚》。第11期刊登着《彻底打垮右派分子龙伯坚向党的进攻》；《彻底粉碎龙伯坚向党进攻的阴谋》。第12期刊登着《驳斥金宝善“中医有疗效不是科学”的谬论》；《我是怎样学习中医的——兼驳右派分子们的荒谬论调》。
政治斗争的风云，吹到了学术领域，一些历史陈迹也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是当时的一种特色。比如金宝善、龙伯坚的境遇，就很有代表性。
金宝善(1893～1984)，男，汉族，浙江省绍兴市人，公共卫生学家。1911年赴日本千叶医学专科学校、东京帝国大学留学。1919年回国后，在中央防疫处研究制出了多种疫苗、抗菌素、免疫血清，是我国生物制品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同时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军医学校讲授传染病学和防疫学。1926年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修，获医学硕士学位。历任国民政府中央防疫处处长、卫生署署长、卫生部次长等职。1934年至1941年连任两届中华医学会会长。曾多次代表国民政府出席世界卫生会议，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发起人之一。1948年应聘任联合国救济总署儿童急救基金会医务总顾问。新中国建立后，于1950年回国，在卫生部参事室工作。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1954年到北京医学院任公共卫生系主任兼保健组织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同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兼任中国红十字会、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卫生杂志》主编。
尽管他为新中国的公共卫生教育事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但是他在一些问题上的发言，可能存在问题。他于1956年作为政协委员，视察了山西、河北省的卫生情况，回到北京之后，在全国政协、中华医学会、九三学社先后多次谈论视察的情况，并谈到了一些建议[ 龚志贤、揭露金宝善的阴谋、《中医杂志》、1955、1（8）399。]。在1957年反右斗争之中，由于这些言论，他被说成是右派。当然，一个人的认识水平有高低，对于中医的看法也不尽一致。但是在反右斗争扩大化的特殊时期，人们对于他在国民党时期在卫生部长期任职的“历史旧账”，也“旧账新算”，加上他当时的一些不当言论，使他较早地成了一个“大右派”。
金宝善说：“1954年党对中医工作的指示是矫枉过正了[ 章次公、彻底粉碎金宝善向党进攻的阴谋、《中医杂志》、1955、1（8）399。]” 。他说：“全国中医有30-40万人，数量上是很大的，不能一笔抹杀。过去王斌、贺诚对中医是操之过急，矫枉不能过正，但今天应该是纠正的时候了”。他在石家庄市视察中医治疗乙脑的时候，曾经说“我不能同意有疗效就是科学的说法，乙型脑炎有90%以上的疗效，也似乎言之过早。[ 秦伯未、揭穿金宝善污蔑中医的阴谋、《中医杂志》、1955、1（8）398。]”他还说：“祖国医学有它的精华这是肯定的。应做为文化遗产来研究，但不能做为现代医学来接受。[ 董德懋、金宝善攻击党的中医政策用心恶毒、《中医杂志》、1955、1（8）400。]”
金宝善在中医问题上的观点不正确，这是肯定的。但是尽管还有其他原因，把他的学术见解上的不当作为政治问题来看，使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却是历史的过错。但是金宝善先生并没有倒下，他利用掌握的多种外语，坚持收集、翻译卫生科技情报资料，开办医学英语、日语讲习班，帮助青年教师提高外语水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当选为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被任命为北京医学院卫生系名誉主任。主要译著有：《世界卫生年鉴》、《查阅医学外文期刊的经验简介》、《中华民国卫生史料》、《医学百科全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分卷一中国近代卫生事业》。88岁高龄时，他还抱病主编了《英汉预防医学名词词汇》[ http://www.bjmu.edu.cn/200411/article/2006-07/14275.htm
]。
龙伯坚（1900－1983）中医学家。原名毓莹，号伯坚。长沙府攸县人，龙璋之子。1916年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1923年毕业，先后任湘军军医处处长、长沙仁术医院医师、湖南肺病疗养院院长等。1931年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获公共卫生硕士学位。1933年回国，任湖南省卫生处处长等职。1949年参与湖南和平解放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医研究所所长、一级研究员。
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后，龙伯坚任湖南省临时政府卫生处处长。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是，龙伯坚先生在“五四运动”时，以龙毓莹的名字，与毛泽东先后主编过《新湖南》期刊，由于它与建国初期中共湖南省委创办的《新湖南报》名称相同，龙伯坚曾就此致信毛泽东，希望毛泽东题写刊名。毛泽东收到信件之后回了一封信。
“伯坚先生：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大示收到读悉。吾兄参加革命，从事卫生工作，极为欣慰。《新湖南报》名是湖南同志们起的，与从前报名偶合，引起你的高兴，我亦与有荣幸。旧词无足取，不必重写。尚望努力工作，为民服务。顺颂大安!毛泽东、一九五○年三月十四日[ http://www.mao1893.net/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336]”
从这份根据手稿刊印的信件来看，龙伯坚与毛泽东是比较熟悉的。1955年，中医研究院成立之后，龙伯坚主持中医研究工作，他在1957年1月19日、25日《健康报》上，连载发表了“中医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文，论述了研究中医的方法和步骤问题，引发了一场不同观点的学术争鸣。
他说：“中医研究工作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临床的研究，中药的研究，医学史的研究。在这三项研究中，中药的研究、医学史的研究是比较容易的，有苏联的先进经验可以学习，有全世界的旧路可以参考，只有临床研究比较困难些。临床研究应当有三个步骤：找线索、肯定疗效和找理论根据来说明治疗机制。凡是研究工作都是一个未知数，如同在大海里摸鱼一样，首先必须找到线索。如果没能找到线索，可能处处扑空，也可能没能找到鱼而摸到石头。”
龙先生的观点遭到中医界强烈地反对，他们认为这是抛弃中医理论的研究方法，也是余云岫“废医存药”论的翻版，他把中医当作研究对象，而不是依靠、发展对象，还是歧视、轻视中医的表现。后来随着反右斗争的形势发展，这场本来是学术之争的争鸣，逐渐上升为政治斗争，龙伯坚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右派，而且说他国民党时期在湖南卫生厅工作期间就排斥、打击中医。
刘笑春先生的文章“龙伯坚父子半个世纪心血《黄帝内经集解》正式出版”介绍说，1957年龙伯坚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心理和工作均受到了一定打击；1962年发生了轻度中风，时年63岁。为防止再度中风或患其他心血管病，他将尚未完成的《黄帝内经集解》草稿全部寄给了在湘雅二医院工作的儿子龙式昭医师。当时，龙伯坚并没有向儿子详细介绍这部书稿的基本情况。幸好“文化革命”中总算逃过了抄没的厄运。1978年，龙伯坚先生的冤案得以平反后，《黄帝内经集解》书记稿又被送还到北京龙老的住所。这时，伯坚先生已是79岁的老人了，且因视网膜脱离而双目失明，已不能继续完成书稿了。中国医学科学院领导对此十分重视，随即将其在长沙工作的儿子找来协助工作，后来得到了国家的部分资助、天津科技出版社筹措了部分费用出版了这部著作。但是，编著者不仅没有得稿酬，龙式昭先生还自费交了3万元，才算得以出版发行。这是湘雅医学院两代老校友龙伯坚父子花费半个世纪发掘祖国医学遗产，为人类奉献的一项伟大文明成果，可喜可贺。2004年5月，龙式昭校友已将《黄帝内经集解》一册作为向母校90华诞的献礼，捐赠给了校史展览馆。[ http://www.csuxy.com/uploadfile/200632392057340.doc
]
龙伯坚所写的《黄帝内经概论》出版之后，他曾经把这部著作寄给了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1981年3月17日，李约瑟先生收到之后，给龙先生来了回信。
“亲爱的龙伯坚博士：你可以确信，我们对你不是完全不了解，因为我们已采用你的《现存本草书录》多年了，并得到很大益处。我们也采用了你的很多论文。现在我们非常感谢你送给我们一部《黄帝内经概论》，它对我们图书馆的书架将是有价值的补充。当然，我们完全同意西方把重点放在《希波克拉底全集》的重要性上，把它作为整个欧洲医学的基础。但在我们的书和论文中，把《黄帝内经》与《希氏全集》进行比较，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们称《黄帝内经》为‘中国的希氏全集’。我们把《素问》作为公元前二世纪的著作，把《灵枢》作为公元前一世纪的著作，那么希腊的《希氏全集》就会比它们早一到两世纪。当然，《内经》总结了积累约五百年的临床经验。总而言之，我们相信这样的比较是正确的。真巧，你也了解安纽斯福斯。他好像是第一个用药典的字作书名的人，但他的真正重要贡献是产生了一部希氏全集的词汇索引——即一部词句和术语的词典。这部他称为Occnomia Hippocratis 的书在1588年出版。我不太清楚对《黄帝内经》是否已有人作了同类的工作，如果做了，它将是极有用的，我们非常希望了解它。如果你有机会来我们国家，我们希望你一定来参观我们这个图书馆。那时我们将‘铺红地毯’欢迎您！同样，我希望我们将在今年或明年再来中国，届时我们一定来向您表示我们的敬意。热情地问候您，并感谢您的来信。李约瑟、1981年3月17日。[ http://www.csuxy.com/uploadfile/200632392057340.doc]”
金宝善与龙伯坚都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任过卫生部门的官职，反右斗争扩大化的时候，都受到过不公正待遇。但是，他们都坚强地走了过来，为共和国的卫生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尤其值得敬仰的是龙伯坚先生，他没有因为挫折改变研究中医的初衷，终于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就。
看到这些材料，笔者想到了余云岫先生，假如他再多活一些时候，在1954年之后，或者在1957年反右扩大化的时候，他受到的冲击可能更大，他能挺得住吗？他能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吗？因此，我们说他的寿终正寝，真是很幸运的。

毛泽东撤职两位副部长惊天下
1954年前后，毛泽东为例纠正歧视、限制中医的政策错误，先后撤消了两位卫生部副部长的职务。一石激起千层浪，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取消中医思潮，得到了有效遏制。治顽疾需要猛药，撤销卫生部两位副部长，把医治历史错误的板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12-2 09:04:31

毛泽东撤职两位副部长惊天下
1954年前后，毛泽东为例纠正歧视、限制中医的政策错误，先后撤消了两位卫生部副部长的职务。一石激起千层浪，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取消中医思潮，得到了有效遏制。治顽疾需要猛药，撤销卫生部两位副部长，把医治历史错误的板子，打在功勋卓著的革命老干部身上，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是如何发生的呢？
在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之后，卫生部连续出台了几个有关中医管理的文件, 对当时中医命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1951年5月1日，卫生部发布《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1951年11月30日，卫生部发布《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1951年12月27日，卫生部发布《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和中医进修班的规定》；1952年10月4日，卫生部发布《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这些文件都先后得到贯彻落实。
这一系列的管理规定，其主要精神就是让中医进修西医知识，然后严格考试淘汰，两者互相结合，促使年轻的中医改行，成为西医的助手；让年老的中医学习西医知识，学不会的取消行医资格。这样一来，全国可以“依法行医”的中医数量就大大地减少了，因不合格而被取消的中医达90%左右。
这一系列的规定与1936年国民党政府公布的《中医条例》相比，新中国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对中医师资格的规定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如关于学历的规定，对中医函授教育、传统的师徒授受、父子相传的教育方式一概不予承认，只有在私立或公立3至4年制中医学校毕业者，才发给中医师证书。而当时的中医界，尤其是分布于广大农村的几十万中医中，具有这种正规学历者为数极少。新出台的《条例》尽管还承认国民党政府颁发的中医师证书，但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1936年公布的《中医条例》基本上没能实行，取得中医师证书者自然寥寥无几。
《条例》规定，本条例公布前，经省、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机关考试及格，发给中医师证书者，可以承认其中医师资格。那么，各地是怎样进行中医师考试的呢？
根据后来披露的资料显示，“1949年东北医务人员考试总结”统计表记载，参加中医师考试者共有2347人，合格者仅173人，不足10%；其中参加中医外科考试者128人，合格者仅8人；参加中药士考试者902人，合格者仅121人[ 邓广仁、从东北卫生部的某些档案中看王斌思想的危害、中医杂志、1955、1（1）、3-4.原载《健康报》387号。]。
为什么中医师考试的合格率这样低呢？因为组织考试的基本原则是这样规定的：“对中医师试题主张以科学立场出题，推翻五运六气老一套”，也就是从科学化出发，要用科学知识要求中医师“达标”。那么，怎样才是达标呢？“中医师、中医外科、中药士等出题，大都是选用与近现代医学相吻合者为标准，故于解题时，须说明答题态度，不可用五运六气，妄谈空论”，比如说中医认为人体的两个肾脏，“左为肾，右为命门”，只要这样回答问题，就是错误的。并且规定“凡年逾六十岁以上，或技术恶劣，及有影响医疗工作之疾病者”不准参加考试。这样一来，又把一些中医排斥在可以参加考试之外。
1953年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登记审查的结果，合格的中医只有1万4千多人。中医水平较高的天津市，参加考试的530多个中医只有55个合格，及格率在10左右。这样考试的结果，全国中医开业人数骤减，中医队伍锐减。也就是说，余云岫当年希望消灭中医，需要40年的时间，建国后不到4年就取消了90%的中医从业人员，这样的速度实在是惊人的。
西医学习中医的专家张亭栋先生说：“1950年我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工作。当时的卫生工作正受着主张消灭封建医（指中医）的影响，派了很多工作组深入到东北各市、县，对中医进行考试和改造，经考试合格者为‘限地医’，否则吊销开业执照。这对广大的中医来说，确是一场灾难。吊销开业执照就是宣告失业，或转业另谋生路。行医几十年再重新另找谋生之路谈何容易！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另操他行，要从头学起，在农村唯一的出路就是务农。所谓‘限地医’的含意，就是只能在进行过考试的地方当医生，到另外一个地方就不是医生了，并且再不准带徒弟。政策决定了中医的前途是暗淡的。为什么大多数的中医考试不及格而被取缔呢？因为考题都是西医内容，对中医来讲当然是强人所难了。我还记得有这样一道题，‘试述肾脏的功能’，结果答卷是‘左者为肾、右为命门……’，判卷的人是西医，这道题当然就是零分。考试不及格就要封门闭店，这是命令，必须照办，我是命令的执行者[ 张亭栋：“立志在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上前进”、《中西医结合杂志》1986年特集、182-186]。”
当时按照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精神，举办了许多中医进修学校，这本来是提高中医业务的一项措施，但是其课程设置并不是突出中医知识，而是以西医的基础医学为主，包括解剖、生理、病理、医史、药理、细菌、寄生虫学；还有一些属于预防医学的知识，包括公共卫生、传染病学；关系到诊治疾病的临床诊疗技术培训，也是西医的内、外科、急救学、组织疗法；还要学习一些社会科学知识，包括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义论、时事报告等。其中一些学校开设的针灸疗法，还属于中医的范围，其他课程基本没有中医的内容。不难看出，这是为中医补习西医课的进修教育，而不是提高中医自身知识的进修教育。很多年轻人学西医知识之后，就摇身一变改行成了西医；年老的中医人员学不会那些西医知识，通不过考试，就被取消资格，失业在家，有的人甚至想不开，寻了短见。
虽然无论从当时防病灭病的卫生工作实际需要而言，还是从医学发展的长远规划而言，号召中医学习基本的西医理论与技术都是必要的。但如果不同时建立传授中医理论和技术的官方教育机构，对民间师徒授受和父子相传的教育方式又不予承认，那就意味着中医成了“无后”的行业。
中医进修后，一般都放弃私人业务，参加联合诊所，或者到政府卫生组织为人治病。如北京中医进修学校先后毕业7班，有132名学员由政府分配到河北、陕西、山西、绥远、山东、浙江、辽西、天津等省市及其他县区基层卫生组织而参加工作。到1953年的时候，北京郊区、矿区原来的医药空白区，已由经过进修的中医组成了42个联合诊所，解决了当地缺医少药问题。又如西康省中医进修毕业学员104名，除一人因病未分配工作外，其余均吸收参加了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53年全国已有1万1千多处由中西医参加的联合诊所，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尤其在农村的疾病预防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为中医进修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许多教师提出了改进意见。如无锡中医进修班许济弘老师，他虽然是主讲肠胃传染病学的西医教师，却建议说：“无锡中医进修班所采教本，大多是北京中医进修学校所编的，内容完全是科学化的新说，这原是很正确的，不过药理学和诊断学也全盘西化，对于经专家证明的一部分有效中国方药，以及中医独擅的舌苔学等，都摒而不论，这种偏向，非特有违‘中医科学化不是西医化’的进修宗旨，抑且中医进修后，仍名中医，治病时，仍需应用中国方药（不过可以参用西药罢了），而在进修课程中，竟无中医学或科学中医方剂学，岂非和实践相脱节吗？所以我建议医政当局，应将一部分中医进修教材中，兼采有科学价值的中医方药或治疗（尤以药物学为甚），以利过渡时期的人民需要。”
中医进修学校或进修班所从事的教育，因为不是“产生新中医”的教育，而是以西医基础理论和技术改造现有中医的教育。著名中医专家任应秋先生对这种教育提出了异议。他解放初任重庆市第一中医进修班教师，他指出现有中医的素质是很低的：“这样低下的文化水平的中医，就连所谓‘不科学’的那一套中医理论都极其浅薄而幼稚。因此，欲使其参加校或班的进修，实有先予补习旧的理论知识的必要，尤其是关于中医的临床治疗的理论知识，应先给予充分的补习，例如中医在临床方面之所以能灵活运用方药，解决问题，全凭着对病人有机整体的综合分析是否正确来决定。------但是由于一般中医文化水平的低下，具有掌握这种认识疾病的体系概念的技能，为数并不多。而这种体系概念，实为中医临床治疗的最低要求，这也就是中医的原有基础。若此最低的原有基础而不具，便无从进修提高，像这样的中医在进修教育里，可能是西医既不懂，中医也不懂，白费时间，无所获益。”
任应秋先生发表在《北京中医》杂志上的《我对中医进修教育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一文说：“中医通过进修以后，在预防工作方面获得一些成就，是不是便等于丰富了中医医学，而提高了中医的临床治疗经验，逐步进入更科学化？可说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相反的，在个别进修教育过程中，还存在有‘中医西医化’的倾向。有的甚至把在进修中的中医们的思想弄得一团糟，比较有中医学基础的，被‘不科学’三个字吓退了，而发生动摇；中医学基础较薄弱的，便‘尽弃所学而学焉’，干脆摇身一变而为‘西医’，即被一般叫作新江湖医生。这种新江湖医生，他们无论私人开业或参加联合诊所，信手处方便是醋柳酸、辛可芬、乙酰氧乙本胺等，甚至随手便使用青霉素、链霉素一类抗生素药，中药的处方，只字不提了[ 任应秋：“我对中医进修教育几点不成熟的意见”、《北京中医》1954、3、25]。”这种现象绝非只发生在四川，在全国各地也是很普遍的。
中医西化的原因除了教育引导不当之外，中医内部多数人自认了余云岫的观点，以为中医理论已经“陈腐”，由此而产生了悲观情绪和没落意识。某著名中医教授在“中医科学化”错误思潮影响下，于1953年撰著《中医学术研究讲稿》，其中充满了对中医理论按西医标准进行评判和改造的论点，他说：“五脏六腑之分，全无意义，予以废除，亦无碍于中医之发展”。他对中医的呼吸理论、脉搏机制也完全按西医的解剖生理为是非标准进行批判。笔者在这里翻开这些陈年旧帐，并不是要追究谁的历史责任，而是用以揭示当年中医学没落到了什么地步，只是为进入“末法时期”的中医学感到悲哀！因为从王清任《医林改错》用解剖实证的方式，作为评判中医脏腑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开始，就为后世否定中医的脏腑理论留下了伏笔，这位著名中医专家的错误认识可谓渊源有自。
总之，新的中医不再产生，原有的中医要接受学术改造，不接受改造的或改造不好的则被淘汰，这是大力推行《中医师暂行条例》和积极倡办中医进修学校或进修班，“双管齐下”期在速成的必然结果。这些措施使广大的中医陷于被轻视、歧视的境地，使中医事业受到严重的排挤和限制，甚至面临着被消灭。在这样的情况下，“团结新老中西医”的卫生方针势必不能被很好地执行，中医学术也不会有什么发展。
纠正歧视、限制中医错误的契机，完全出于人们的意料，几乎是一个意外，是毛泽东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三反五反”的“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毛泽东主席看了白学光写的一篇反映军委卫生部官僚主义作风问题的报告后，联想到其他政府部门或许也有类似的情形，于是，1953年4月3日就白学光的报告写了如下批示：
“周恩来、习仲勋、胡乔木、彭德怀、黄克诚、贺成各同志：白学光同志这个报告，深刻的揭露了军委卫生部的领导方面所犯的极端严重的官僚主义，根据白学光的报告看来，军委卫生部对全军卫生工作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领导，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须立刻着手解决，提议（1）请彭、黄主持，在军例会上讨论一次，邀军委卫生部部长、副部长及白学光同志到会，决定解决方案，付诸施行。（2）政府卫生部与军委卫生部的部长、副部长不要兼任，另物色适宜的同志充任军委卫生部的部长、副部长。以上请彭、黄酌办。因为白学光的揭露，使我想到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是否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有多大差别，我怀疑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可能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同样是一塌糊涂，既看不到政治领导，也看不见认真的业务和技术领导，只是没有白学光这样一个人做出这样有条有理有根据的揭露，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请习、乔参考白学光的报告，严肃的检查一次政府卫生部的工作，看和军委卫生部好得多少？并对存在的问题决定方案，付诸施行。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除军委卫生部外，可能还有别的部门，请你们在此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撕破面皮，将这些彻底整垮，改换面目，建立真正能工作的机关。毛泽东。1953年4月3日[天津医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毛泽东同志论医药卫生工作内部发行 1960：16-17
]。”
毛泽东这个批示犹如一声春雷，震破了笼罩在中医界上空的沉闷空气，今天读来仍令人振奋不已。
那么，这个打报告白雪光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写一个报告给毛泽东？
白学光，1914年出生，1934年参加革命，1935年入党，革命经历非常丰富。他在地下革命、军事政治、新闻宣传、科技管理、党务工作等多个岗位上，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曾任苏鲁豫边区书记、济南市、兰州市市委书记，《大众日报》、《解放军报》报社社长，第四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军委卫生部主任、国防部五院副院长，中科院华东分院党组书记、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党委书记，1984年离休、副部级待遇。2008年5月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95岁的白老先生仍然捐款5000元关爱灾区。
2005年，白学光先生在92岁高龄的时候，仍以高昂的革命精神，为人们作了题为《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着眼，从提高党员素质着手，搞好党的先进性教育》的党课报告。
《军队医疗事业的奠基人贺诚》的作者王龙，对于白学光当年给毛泽东告“御状”这件事很有意见。他在文章里以醒目的文字写到：“一份夸大其词的报告，一次历时二十年的蒙冤，贺诚受到全面批判。”
他说，正当贺诚（1902——1992年）壮心不已地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操劳时，厄运不期而至了。1953年初，军委决定在军委卫生部设立政治部。《八一》杂志社社长白学光调任政治部主任。白学光到任后，到军委卫生部一些直属单位跑了一圈，走马观花看到一些现象，诸如浪费、医疗事故和工作人员不安心等，便动手写了一份卫生部领导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的报告。武断指出：“卫生部领导忙于直属单位的行政事务，对全军的卫生业务以及直属单位的业务工作缺乏指导，甚至根本就没有指导。”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各个部门都不同程度存在一些问题，其改进需要一个过程。但白学光不顾客观形势，把一般性质的问题说得危言耸听，为党中央和毛主席提供了一份严重失真的材料。毛主席看了由总政转来的这份报告，十分生气。他历来痛恨官僚主义作风，指出：从白学光的报告看，军委卫生部无领导、无政治，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毛泽东对这位他当年手下的红军卫生部长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批评军委卫生部犯有“极其严重的官僚主义”，必须立即着手解决。接到毛主席的批示，贺诚立即部署了对自己工作的检查，卫生部也广泛开展了揭露官僚主义的运动。同年七月，中央军委召开会议，研究了毛主席的批示和卫生部的报告，决定改变贺诚兼职过多的情况，不再兼任军委卫生部长。贺诚写出了诚恳的检讨：“在胜利形势下，妄想百废俱兴，急于求成，而没有考虑到主观力量和客观要求的结合。”他的问题，事实上只是工作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他也主动承担了相应的责任。然而事情远非人们想像的这样简单。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以一场偶然的对俞平伯和“新红学”的批判为契机，全国进行思想文化战线总动员，强调在各个学术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一场迅速波及全国范围的思想文化领域批判运动，由学术领域扩大到政治领域，并很快延伸、扩展到其他许多领域。在医药卫生界，贺诚记录在案的“前科”、“排斥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自然是在劫难逃了！1955年，以不落实毛主席指示、不重视中医问题为发端，对贺诚的全面批判开始了，在“三反五反”中揭发出来的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也强加在了他身上。不过焦点还是集中在贺诚“压制中医、敌视祖国医学遗产”上。一九五五年，贺诚受到登报点名批判，被撤销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职务；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多后，一九五八年初，贺诚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一九六三年被迫离休；一九六六年八月，邱会作私立专案，亲自部署揪斗贺诚；一九六八年三月，在遭受了无数次揪斗后，对贺诚的批斗再次升级，以“里通外国”的罪名抄了他的家；不久，被赶出军事科学院；在此过程中，许多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自身也面临重重危机的情况下，依然挺身而出，为老战友贺诚作证洗刷罪名[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72/64915/5767301.html]。
王龙先生的叙述，是站在为贺诚先生立传的角度写的，有根据，也有观点。我们是站在毛泽东救中医的角度来写这一段历史，我们收集了许多不同的资料。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文委党组于1953年检查了卫生部的工作，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文委副主任钱俊瑞先生(1908—1985)，他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学家，也是一个老革命。
1949年1月北平解放，钱俊瑞任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不久主持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又以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的身份，出席在巴黎和布拉格召开的世界和平代表大会；接着被派为中共代表团副团长，出席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后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1952年底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1954年10月改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并任政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这时，他先后发表《学习和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思想》、《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等文章，系统阐述党的教育方针和文艺政策。同时，他还长期担任中苏友好协会总干事、秘书长，为增进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了大量工作。文化大革命中钱俊瑞遭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被关押达8年之久。1975年5月获释。1978年，他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主持制订《1978至1985年全国世界经济学发展规划草案》，筹建世界经济资料中心；发起建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被推选为会长[ http://www.huishan.gov.cn:8081/tourism/mingren/3184.htm]。
毛泽东听了中央文委的汇报后，对卫生部门歧视、限制中医的错误给予了严厉的斥责，指出这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1954年春天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纠正卫生部门的错误。1954年6月毛泽东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中医界听到毛泽东的指示极为兴奋，他们联想到蒋介石当年对于请愿的中医代表，多次耍两面派，忽明忽暗地支持取消中医，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中医的命运。而现在却完全不同了，国家最高领导毛泽东不但亲自过问中医问题，而且对于阻碍中医事业的错误政策，大刀阔斧地予以割除。因此大家额手相庆，高兴地说：“现在中医可真正得到解放了。”纷纷表示，一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好好的为人民服务。
早在1953年底召开的“全国第三届卫生行政会议”上，就开始纠正错误中医政策了，后来事情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公开批判王斌对中医的错误认识，再进一步撤销他的卫生部副部长职务，是一个不断加深的过程，也是把一项政策错误的历史旧账算在一个人身上。今天看来这是不太公平的，因为王斌不仅是一个老革命，他对于中医的认识也是个人观点问题。当然，在他管辖的范围里，他也“很认真负责”地贯彻了他的错误主张，限制了中医的发展，对于不少中医的生存也造成了困难，给中医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中医界对于他把中医当成封建医的所谓“马列主义观点”，是非常痛恨的。
1954年2月25日政务院第206次政务会议批准的《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决议》，在总结卫生部过去4年来的工作情况时，对于在党的领导下，在苏联专家和广大医务人员共同努力下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同时指出：“我们对中医常常片面强调他们的缺点，没有看到中医是我国宝贵民族文化遗产之一，在广大人民中有很大作用，因而产生轻视和歧视的现象。”指出“以上缺点和错误说明我们卫生部门的领导工作中，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的是政治领导薄弱[ 见《新中医药》1954年、5（8）、233-237页。]。”
为了纠正歧视中医的错误，《决议》强调必须采取下列措施，以加强中医工作，充分发挥中医的作用：
（一）在各级卫生人员中，普遍进行关于团结中医政策的教育，坚决克服忽视和歧视中医的偏向；
（二）各级卫生机关应酌情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建立和加强管理中医的机构。各大区、省（市）均应在最近期间召开一次中医代表会议，听取其意见，改进中医工作；
（三）保证中医的正常开业。中央卫生部原已公布的“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和“中医师暂行条例”，要求过高，不切实际，应行修改。联合诊所中，并行实行按技术、劳力取酬的工资制度，其内部成员的关系不能视为劳资关系；
（四）中医进修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进修内容应交流中医临床经验，同时学一些必要的西医基础医学知识和政治知识；
（五）对成药管理应制订妥善办法；
（六）举办中医药研究所，扩大针灸研究工作，举办针灸训练班。为防止中医经验的失传，对全国各地有经验的年老中医，应用通讯和访问等办法，把他们的经验记录下来，鼓励他们传授。在西医中指定有研究能力的人研究中医学，吸取其合理部分；
（七）健全中医团体，加强领导。改进和提高中医药刊物。
上述各项措施既重申了党的正确中医政策的重要作用，也体现了毛泽东主席对改进中医工作的具体指示精神。毛泽东主席的批评与指示，1954年6月29日由刘少奇主席对卫生部进行了传达。
后来，卫生部纠正歧视中医错误，变成了批判王斌个人的错误言行。
王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与贺诚既是四川老乡，也是革命战友，而且都是从东北卫生部先后来到中央卫生部任副部长的。当然，贺诚比王斌大7岁，参加革命也早得多。王斌是从“白军”张辉赞那里被俘虏、转变过来的医务人员。
贺诚在1925年入党，1926年贺诚领导学生运动，被校长汤尔和（后任日伪教育总长，当了汉奸）忌恨，他大骂贺诚等学生“不尊师长、不守校规”，甚至恼羞成怒地威胁说有“乱党”背后指使，必加严惩。后来果然不许他毕业，经与陈毅彻夜长谈，到广州参加革命。起义失败后，来到上海，开“达生医院”掩护党中央的地下工作。医院里的所谓“传染病房”，就是当时党中央举行例会和政治局同志接头的掩护机关，医院的主人便是化名贺雨生的贺诚。在除掉变节的叛徒之后，贺诚受周恩来直接派遣，来到江西苏区，一直担任红军卫生部门的最高领导。陈毅腿里的子弹，也是他在长征开始前亲自取出来的。长征路上，周恩来患阿米巴肝脓肿，高烧昏迷几乎不救，是他和王斌等四、五位医生一起会诊，并且由王斌和另一位从“白军”张辉赞军队里转化过来的军医李治（他日后也成了共和国的将军），一起治愈的。对于周恩来的正确治疗，主要依靠的就是外科军医王斌的准确诊断。
王斌与贺诚就是这样的“革命加同志式”的关系。在红军到达延安的时候，1936年贺诚护送王稼祥到苏联疗养，至解放战争时期贺诚才辗转回到国内。王斌在抗日期间就担任了非常重要的卫生领导工作，并且对于周恩来在延安骑马受伤落下残疾，他还深感遗憾。建国后，贺诚很赏识王斌的工作成绩，所以把他举荐到中央卫生部工作。
有资料介绍说，王斌(1909～1992年)是四川兴文县人，著名外科专家、也是医学教育家。少年时去成都求学，1932年毕业于成都医学专科学校。1933年赴井冈山，被俘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曾任红一军团医院医生，中央军委卫生学校教育主任，中央军委卫生学校校长兼保健医生，陕北延安卫生学校校长等职。抗日战争期中，任18集团军卫生部医务主任、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国医科大学校长。“是我军正规医学院校教育创始人之一”，也是“新中国卫生事业的优秀领导者和主要创始人之一”。1950年，任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国医科大学校长，领导和担任了抗美援朝前线广大伤病员的救治任务。其后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并曾任内蒙古医学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http://baike.baidu.com/view/17394.htm]。
所以要批判王斌，是因为他在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兼东北卫生部部长的时候，于1950年在《东北卫生》第1卷第9期上发表“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一定的医药卫生组织形式与思想作风”一文,文中将中医说成是“封建医学”，中医是“主观观念论”，“只能在农民面前起到精神上有医生治疗的安慰作用”。他主张将中医训练改造之后，改称“医助”。他因为政治理论水平高，才能写出来这样“高水平”的文章，被一些人当作“马列观点”看中医，因此广为流传。1951年8月上海市卫生局就将王斌的文章，列为“医务工作者学习资料”广为散发，使广大中医师认为自己毫无前途而意志日趋消沉。许多青年中医在上海市卫生局号召他们参加市政建设时，被分派担任了“助手”。上海某医学院还接收了大批中医成立内科专修班，以实行促使中医“改业”。
《健康报》还发表了“认真进行中医政策的学习”的社论，推动运动不断深入开展。《社论》说，1954年“党和人民彻底地揭露了这种错误的严重性及其思想根源，指出卫生部门轻视党的中医政策的行为，是严重的方针性的错误，是卑鄙的资产阶级宗派主义思想表现，党和人民的这种批评，是一针见血的、正确的，使我们大吃一惊，恍然大悟。这种鞭策，对于我们是一种有益的教诲，使我们认识到，不坚决地向那种歧视中医的错误思想作斗争，中医政策就不能真正贯彻实现。[见《新中医药》1955年、第六卷、第1期、1-2页]”
《新中医药》杂志，在1955年第一期上，刊登了“华东暨上海市中医代表会议”期间，60位中医代表各自的发言摘要，由此可见贯彻中医政策的号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发动起了捍卫中医科学性的风潮。
1954年2月4日，《健康报》发表了署名朱莹的文章“批判王斌在中医问题上的错误思想”，并发表了社论：《积极参加批判王斌轻视中医的思想斗争》[ 见《新中医药》1955年、第六卷、第四期、1-2页。]，《社论》说：“在我们报纸上公开地展开这么一次思想批判，还是第一次。这反映了卫生部门的思想工作，在党的领导下获得的胜利，也反映着1955年之始全国卫生工作胜利的开端。全国卫生工作同志应该特别重视和关心，并积极参加这一运动。”《社论》强调，不能认为党中央做了关于中医工作的决定之后，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许多人在对于过去中医工作上所犯的错误，是方针性的错误，是极端恶劣的、卑鄙的资产阶级思想心里的表现，还不能深刻认识，还不能服气。有些人还有声有迹地边打侧敲；有的人虽然‘声’消了，‘迹’匿了，而思想上还没有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自党中央三令五申之后，中医工作算有了‘起色’，但是，许多工作中新的、变相的轻视歧视言论和做法还在发生，他们，消极地对待党的政策。有的中医工作形式上建立了，但还不能迅速推进。这是轻视的‘根’的问题。由此也可以想见，阳奉阴违、形式主义、‘抬起来打’的新问题，就将可能在新的情况下发生，而且正在发生。因此，这一批判运动的任务，要解决思想的问题，所以这一批判是十分重要的。”
《社论》文章回顾了轻视中医的历史，尤其是在政策上的轻视中医，“是根本性的错误”。王斌的错误在于“他创造了消灭中医的理论”。
《健康报》的社论揭开了批判王斌错误认识中医的序幕，一些中医杂志进行了转载，批判文章时见报端、杂志。1955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有关情况的综合报道。一时间，捍卫中医的呼声响遍全国。
1955年，上海名医张赞臣在《健康报》发表了《要肃清王斌歧视中医的思想必须追朔历史根源》一文，文章追朔了余云岫等人歧视、攻击中医的历史，认为歧视与限制中医，是一股由来已久的邪风，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文章还说：“我个人过去虽然参加过中医（反废止）斗争工作，为保存祖国医学遗产尽过一份力量，但在解放以后就没有坚持下去。对于卫生当局歧视中医、违反中医政策的措施，我也敢怒而不敢言，没有能及时揭发出来，并且对中医工作产生了消极观念。现在卫生部门逐步在纠正过去的偏差，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我感到无限的兴奋和无比的惭愧。今后一定认真学习政策文件，学习马列主义，要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肃清自己的错误思想，纠正自己的错误行动，并进一步学习巴甫洛夫学说，更好地为中医工作而努力，为祖国卫生建设事业而努力！”张赞臣先生的文章，是一篇具有代表意义的论文。
邓广仁也在《健康报》上，发表了《从东北卫生部的某些档案中看王斌思想的危害》一文，以大量数字说明，限制中医政策给中医事业造成的损失是很严重的[ 见《中医杂志》1955年、第8期、3-4页。]。这场批判斗争愈演愈烈，至1957年的时候，王斌的错误已经被“拔高”成“反动言行”了[ 何高民、批判王斌违抗中医政策的反动言行、中医杂志、1957、12期、619-620页。]，他也就“顺理成章”地被打成了右派。
贺诚于1955年11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检查我在卫生工作中的错误思想》一文。可见这场批判斗争的烈火，已经烧到了他的脚下。贺诚诚恳地说：“我单从形式上去看中医技术，只看到中医的落后和不科学部分，忽视了中医的医疗效果和在人民保健事业中的巨大作用。”“我认为，中医的前途将是：由城到乡，由乡走向自然淘汰。”“由于没有坚持党的团结中西医的政策，而是在许多方面带有宗派主义的情绪，就表现出看不起中医、不尊重中医，不愿了解中医的长处，甚至夸大了中医的某些弱点，抹煞一切。过去卫生部所公布的管理、考试和进修办法，以及其他不适当的措施，正是宗派主义态度的具体表现，起了破坏团结中医政策的作用，使中医继续处在被轻视和被排挤的地位，这是非常错误的。”“1953年，卫生部公布的对于中医的条例、办法和规定，业已先后开始实施，就有从各个角度来的批评意见反映到卫生部。正当的态度应当是虚心地考虑批评意见，承认错误，仔细研究改正错误的办法。而我当时却认为‘中医问题有什么了不起？’便把许多正确的批评意见顶回去了。更为严重的是，1954年冬党中央、毛主席指出中医工作犯有方针性错误的文字指示下达后，我曾经错误地认为自己在中医问题上的主张同中央基本一致，如果错了，不会是方针性的错误，也只是执行中的偏差，或下级的错误，甚至继续寻找根据，坚持中医‘落后’和‘不科学’的见解。在这种不正确的思想指导下，自然就不会立即地、主动地进行对王斌对待中医的错误思想的批判，更不会虚心地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实际工作也就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引见张效霞、无知与偏见——中医存废百年之争、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230-234页。]”
贺诚副部长的检查是深刻的，也是沉痛的，他甚至真诚地把自己内心里的“活思想”也交代了出来，他说：“把中医问题只视为技术问题，自以为自己懂，党未必清楚。”然而，有人并不认可。12月2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任小风的文章：《批判贺诚同志在对待中医政策上的错误》。文中认为，贺诚检讨得不够深刻：贺诚同志对于余云岫的备加赞扬，使鄙视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受到莫大的鼓舞，这是不能隐讳的事实。解放后数年来，余云岫等变本加厉，大肆活动，公开出版诬蔑中医的书籍，印发消灭中医“方案”，未受到卫生部门的任何干涉。所以余云岫之流兴高采烈地说：“可见我们历来主张和所走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所以医学革命在现阶段一定能获得最后胜利，是绝无疑问的；四十年来的医学革命，从今以后，应该是由理论转向实践的阶段了。”因此，文章说：“贺诚同志的思想究竟对于什么人有利，为什么人所拥护，是十分明显的。”
贺诚副部长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的党组书记和副部长被免去了。但是，对于他的历史功绩，党和政府并没有轻视，1958年，在他担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的时候，他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将军衔。文革期间他受到冲击，历史问题“老调重弹”是不可避免的，很多老中医在这个时候也被迫害，石家庄用中医药治疗乙型脑炎经验的创立者郭可明，就被迫害致死；朱良春先生尽管谨尊师命“三缄其口”，也被关了起来。这样的辛酸往事不胜枚举。
相比之下，贺诚副部长是幸运的，他的骨头很硬，他于1972年，在太原市北郊的干休所里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求工作。您在缔造红军初期，曾以急切心情要求中央派医生到红军工作……我愉快地接受了中央派我去您领导下的红军工作的任务。您曾指示我，大量培养红色医生，要争取俘虏医生留红军工作。我都做了。从而基本上改变了极端缺乏医生的局面。您的指示，成为战争年代留下来的良好卫生传统之一。这是我的过去。今天，我们缺乏卫生干部的情况同战争年代相比，有很大好转，但没有根本性变化……而我呢，作为一个医生，却在长期无工作可作的情况下过生活。这使我沉痛地感到，自己的处境不如战争年代的俘虏医生。那时，他们要走，主席要我们留；今天，我要留，却有人硬要我走。”
贺诚的信，唤起了毛泽东难忘的回忆。毛泽东看到一个铮铮铁骨的老革命，在自己的晚年仍然壮心不已地说：“主席，我写这封信的心情是沉重而又激动的。但我对前途的展望是乐观的。我的未来，会死在工作岗位上，而不是死在太原北郊的总后干休所。这是肯定了的。”
毛主席读完了这封长达四千余言的信，提笔批示：“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予工作。”随后，周总理、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同志都先后作了批示，为贺诚的工作安排作了部署。1974年底，中央考虑国务院组成人选时，周恩来总理确定贺诚担任卫生部长，由于江青等人的干扰也未实现。1975年，贺诚女儿给邓小平写信，邓小平把情况回报给毛泽东。毛泽东把他在1972年批过的信调过来，重读一遍，写下了一个更为明确的批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见王龙、军队医疗事业的奠基人贺诚。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72/64915/5767301.html]”
贺诚、王斌作为具体的个人，有功有过，需要正确评价。中医药事业如果摆脱近代以来的不幸命运，就必须有一个扭转乾坤的巨大力量进行推动，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永远值得纪念。在这个扭转的变革之中，或许难免要伤害到一些人的利益，是一件“祸福依存”难于避免的事情，也是一个复杂事情的复杂过程，真是一言难尽。

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学西”
建国后，为了推行“中医科学化”而大力开办中医进修班，让中医学习西医，其思想根源在于当时普遍认为西医是科学医，中医则不够科学。为了纠正歧视中医的错误政策，毛泽东提出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再是中医学习西医。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之中，中医属于旧学，而西医属于新学，让西医学习中医，就等于让科班出身或者留洋归来的西医，拜拉抽屉跟师学艺出身的郎中为师，这样做不仅属于奢望，几乎是一个天方夜谭，没有行政力量的推动是不可想象的。
反中医人士汪企张，在建国前的《新医与社会》杂志138期上，曾经撰文《想和旧医赌一赌》，其中说：“请旧医界将这温热温毒放在我们身上，煽动一动肝风，叫他内外交攻起来，发出头痛、项痛、拘挛、神昏等各种症状，证明本证（原注：流行性疼症）是温热温毒病原。一面由我们新医界将我们培养的流行性脑脊膜炎菌用法叫他侵入你们的体内，看他是不是发出同样的症状，这才叫真凭实据。”汪先生崇尚日本取消汉医的做法，他把西医细菌学说的长处拿来，与中医的热病病因相比较，可谓别出心裁；他的“人体试验”想法，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河北中健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出

美国的“世界中医药大学”，2024中医科学前

李伯聪《扁鹊与扁鹊学派研究》曹东义《神医

河北中健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出

美国的“世界中医药大学”，2024中医科学前

李伯聪《扁鹊与扁鹊学派研究》曹东义《神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