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义谈“反中医思潮”（48）不小心，针刺麻醉蹦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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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中西医结合的成果举隅

在本书的第一版里，笔者曾经用“中西医结合功不可没”为标题，介绍中西医结合所取得的成果，但是，有学者不同意这样的提法。他们认为中西医结合的学术主张，阻碍了中医的发展，导致了中医的异化和衰退，应该“大胆告别中西医结合，走向中西医配合。”

笔者认为，中西医之间是可以结合的，但是目前只是技术性的结合，日后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在学术上的有机结合也是可能的。这就像我们说左右腿结合一样，它们的结合点不在脚上，也不在腿上，而是在腰部以上，或者在大脑里才能有机结合。当然，大脑也是分左右半球的交叉支配，不可能完整地成为一个点。这样看来成为一个点的结合，只能是“人之初’的受精卵了。人为的取消中西医的差别是不现实的，但并不是不能结合，结合不是取消，不是把左右腿、左右脚绑起来，而是两者有机结合，更有效地完成行走的任务。这比两个人走队列要整齐得多，也比“绑腿跳”“单腿蹦”强得多。

因此，笔者还是主张“中西医结合功不可没”，这里不可能把中西医结合的全部成果一一展示，只能是举例说明一些代表性的成就罢了。

针刺麻醉的时代意义

针灸是中医临床重要的治疗手段，中医理论的科学性一部分体现在指导针灸运用的正确性上。针灸也是现代西医“不曾想到”的“独门绝技”，它治疗疾病的原理既不同于手术，也不属于药物，完全属于“另类”。它之所以另类，虽然源于古老，更重要的就是“另一条治病途径”，它为何可以治疗疾病的秘密一旦揭开，将会带来治疗思想的革命。

针刺镇痛是针灸治疗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各种疼痛病证历来是针灸治疗的良好适应症。将针刺手术后镇痛扩展到手术中镇痛，产生了针刺麻醉技术，在肯定针刺麻醉效果的基础上，对针刺镇痛原理的深入研究，更新了现代神经生理学的某些认识。针刺麻醉技术的应用及其原理的阐释，是针灸中西医结合研究中取得的一颗硕果。而针灸对于人体生理机能的广泛影响，至今尚未了解，这是一个神秘而诱人的领域。

严格地说，手术就是用手治病的技术，不应该把手术作为动刀子的专利，逼得许多本来也是手术的治疗措施，另外取名字为“介入”，难道手术不是介入吗？正骨大师“罗有名”，每天让很多人扔了拐杖，拆了石膏，她做的不是手术吗？中医的许多手术，被当作手艺，似乎也没了价值，被淡化而自行消失了，这是一个错误认识造成的误区。

现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是谁敢切除的器官越大、越重要，敢换的器官越多，谁就越高明。难道，手术追求的就是这种境界？当然，还有一种追求，就是从有创到微创，这是一种进步。可是，中医的针灸，已经从微创走到了无创。

古人早就有用针石治疗疾病的先例，河北省藁城市台西村的早期商代遗址中，有的墓葬出土了占卜用的甲骨。而有一座墓葬出土了一个石质的砭镰，放在一个漆制的盒子里，作为随葬品放置在死者的头边，它被珍重的程度可想而知。中国中医科学院马继兴教授考证后认为，这个石质的碥镰就是碥石，是现在看到的中医最早的医疗工具①。由于它显然不是一般的生产工具，那么，拥有这件医疗器具的死者，他是一名专职的医生吗？如果是是巫师，那么他的身边为什么不陪葬占卜的工具，而这只把这件医疗工具放在漆盒里，陪葬在头边呢？

原来，这是中医早期治病的“砭镰”，用来刺脓包、放血、通血脉的，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手术工具”。

针灸作为无创手术，至今仍然有不可取代的优势。比如，现代的手术有疼痛、出血、感染等三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三大问题，又把很多对人体有害的化学药物使用在人身上。而针灸不但不出血、不感染，而且把手术必然的疼痛，转化为止痛，这是何等智慧！

然而，这么好的手术，这么好的治疗技术，也有人反对，也有人攻击。

针灸治疗各种疼痛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现存中医书籍中未见关于针麻的记载。中医传统的麻醉方法是药物麻醉，华佗“麻沸散”的失传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大憾事。

由针刺治疗一般慢性疼痛，推想到治疗手术后疼痛，再进一步推想到预防手术中疼痛而创立针刺麻醉技术，是新中国卫生工作者的伟大巧思，也是中西医结合的一项成果。1958年，受针刺治疗扁桃体摘除术后咽部疼痛的启发，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最先用针麻成功地施行了扁桃体摘除术。随后，西安市第四医院、运城地区人民医院、长沙市人民医院等单位也进行了针麻手术的尝试，分别在针麻下完成了拔牙术、白内障手术、疝修补术、阑尾切除术等①。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的《中国针刺麻醉发展史》一书记述：“针刺这一古老的治疗方法，究竟是谁最早把它正式用于手术麻醉的呢？尹惠珠，一位年轻的住院医师……”1958年8月30日上海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医生尹惠珠和她的同事们发现，当扁桃体摘除术后的病人饮食发生疼痛时，针灸医生给予针刺两侧合谷穴之后，竟然即刻止痛，且能顺利进食。这件事引起尹惠珠浓厚的兴趣，她想既然针刺止痛效果这么好，是否可以来个术前针刺防手术痛？也就是说以针刺是否可以代替药物麻醉呢？这是一个十分大胆的想法。为了不致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尹惠珠选择一个星期天，首次为一名叫沈纪根的患者进行针刺麻醉。她在病人的双侧合谷穴分别扎了一根针。在没有注入任何麻醉药的情况下，当她用手术器械触碰肿大的扁桃体时，病人并不感到明显的疼痛与不适，随后顺利地进行切开、分离和摘除。整个过程中病人仅有轻度恶心和局部少量出血。这意味着尹惠珠取得了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例针刺麻醉的成功。

这一天是1958年8月30日。同年9月5日《解放日报》以“中医针灸妙用无穷，代替止痛药两针见分晓”为题，公开报道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采用针灸代替药物麻醉，摘除13例扁桃体获得成功的消息，并附照片两张。为了证实针刺麻醉效果的可靠性，尹惠珠和她的同事们将8月30日至9月18日所观察的47例病人，作了总结。表明以针刺代替药物麻醉的手术成功率为80％，这种方法是可行的。这一成果后来尹惠珠以《针刺代替麻醉为临床麻醉开辟了新的道路》为题公开发表，这是我国以论文形式发表的第一篇针刺麻醉的文章。

尹惠珠在扁桃体手术时用针灸来镇痛的灵感又是怎样触发的呢？上海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张建中，在2006年4月2日的《新民晚报》上讲述了这个故事②。张建中此前曾担任过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上海市卫生局办公室主任。他说：众所周知，195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当时的卫生系统领导要求医务人员“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用大协作精神搞好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这是当时的大环境。耳鼻喉科主任李继孝，中医科主任黄羡明的友情，也使他们在针刺镇痛和麻醉这件事上“走到一起来了”。两位主任同在一个食堂吃饭、同乘一辆班车上下班，既熟悉又互相尊重。当时医院还在外白渡桥北侧，食堂在北楼底楼，分内外两个餐厅。内餐厅供科主任和专家用餐，科主任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常常就在餐桌上进行。有一天午餐时，李主任突然向黄主任发问：“用药物麻醉作扁桃体摘除手术的病人，术后出现咽喉疼痛和吞咽不利的症状，能不能用针灸解决病人术后的痛苦呢？”黄主任略作思考，以自己以往临床上较丰富的针刺止痛的经验，回答道：“应该可以解决”。

医学上任何假设都要通过实践来验证。第二天，李继孝邀请黄羡明到五官科病房会诊，通过对几位疼痛较严重的病人的口腔检查，他们的诊断结论为手术创伤引起的炎症，试验方案决定按照针刺止痛的方法取穴针刺。当时即对症针治了四五位病人。下午去随访，发现效果很好，病人疼痛明显减轻，情绪也安定多了。由此李主任决定针刺止痛成为五官科的治疗常规，科内的医生都要学会针灸方法和技能。作为科里年轻的住院医师，尹惠珠心灵手巧，她的针灸止痛的技术很快就得心应手了。这为她完成首例针麻手术奠定了基础。

尹医生从临床上用针灸止痛取得效果后，开始思索探究这种针刺止痛效果是怎样实现的？有一天她遇到黄主任，两人就一起讨论，她提出针灸止痛效果如此好，是否有麻醉的作用。黄主任认为：“针刺止痛历来都用于病人发生疼痛之后，而麻醉一般作用在疼痛发生之前，这是有区别的。至于针刺止痛是否有麻醉的功用则不敢肯定”。

此事之后，黄羡明作为针灸专家也走上了探索之路。他查阅文献、结合临床经验，悟出心得：所谓麻醉，是用药物抑制痛觉。早在《后汉书·华佗传》中就有记载：“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因此，要让针刺起到麻醉作用，其关键不仅在取穴位，更要在针刺手法的继承上加以改进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于是他就从长时间持续运针的导气手法上进行试验，以使人体产生“抗痛”或“耐痛”的能力。他先在自己身上扎针体会感觉，采用运针前后皮肤测痛对比的方法，经多次测比，感受到确有抗痛和耐痛的作用。这样，黄羡明就基本上确定了“术前持续运针的导气针刺手法”，并尝试在临床上验证了。1958年8月28日(或29日)，尹惠珠医师在中医科找到黄主任，说：已选择好一例男病人，决定用针刺止痛代替药物麻醉作扁桃体摘除手术，并询问可否单用“合谷”穴位，采用什么针刺手法，留针多长时间？黄主任发表自己的意见后又追问了一句：“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尹医生说：“不要紧，可以局部改用浸润麻醉，病人不会有痛苦。”有了这样充分的准备，8月30日尹医生主持了第一例针麻手术(具体经过在张仁教授的文章中作了介绍)，创造了突破性的纪录。

第一例手术成功后，李继孝主任当即打电话告诉黄主任，通报了这一喜讯。第二天在上班的班车上，李主任对黄说：“成功一例可能有它的偶然性。”黄同意这个观点并建议：“继续做更多病例，才能下成功与否的结论。”于是，在两位主任的领导下，当即于次日成立五官科和中医科合作的协作组，李继孝任组长、黄羡明任副组长。组员中五官科有赵锴副主任、尹惠珠住院医师，中医科有王济华医师。通过两个月的临床实践，协作组共完成了74例手术，成功率在74%左右，总结性文章发表在1959年1月出版的《上海中医药杂志》上。这是国际上“针刺麻醉”发表最早的报道。这里还有一个情况需要介绍，据黄羡明说，尹惠珠的首例手术成功后，他曾经向在西安电针研究所的一位朋友通报过消息。

西安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治医师孟庆禄，于1958年12月5日为申彩霞做扁桃体摘除手术，患者惧怕打针、动刀子，于是他们手术之前在患者双侧内关、太冲先扎上针，接上电，目的是镇静情绪，消除恐惧。在推注麻药之前，孟庆禄试着用手术钳子铗了一下扁桃体，不曾想患者毫无痛苦反应。于是他干脆不用药物，只在电针刺激下完成了扁桃体切除术，时间共用了20分钟。病人没有明显痛苦。这一消息在医院之内引起震动，耳鼻喉科、口腔科、妇科以及外科都纷纷开展电针麻醉。12月8日，该电针麻醉成功的消息，报向卫生部。卫生部于12月23日发电报祝贺，并希望他们进行系统总结研究，做出成绩①。

由此可见，西安的针刺麻醉，不是直接学自上海，不仅手法不同，穴位不同，而且起因也不同。此后的12月下旬武汉医学院的柯渊旋等，也应用电针麻醉切除扁桃体成功，并将结果发表在当年第四期《武汉医学院学报》上。当年，切扁桃体是一种流行的“时尚”，人们像扫垃圾一样对待扁桃体，据说这样做的“科学依据”是为了防止风湿和肾炎。

那是一个创造神话的时代！也是中医创新发展的“宽松政策”的时代，现在，这样的政策没有了，中医创新的源泉正在枯竭。朱良春先生在1954年曾经发现纪德胜、成云龙、陈照三个民间中医，把一个字不识的“蛇花子”变成了医生、国家干部，甚至推荐成了医学科学院的特约研究员，现在还有这样的事情吗？

《医师法》《药品管理法》，管死了中医，这种说法虽然乍听起来刺耳，其实是真实的。丸散膏丹远离了中医临床人员，中医创新的机制被窒息了，被不恰当的政策窒息了。

上海尹惠珠医师8月30日第一例针刺麻醉手术成功后，至9月4日止就已成功地为13位患者摘除了病变的扁桃体，于9月5日登报发布消息。这些消息对当时的医界同行们无疑是会有启发意义的。

张建中教授说，此后，协作组又做了更进一步的工作，进行了“合谷”、“内庭”穴位与其他穴位的不同针刺手法的效果对比研究，其结果也发表在《上海中医药杂志》上。如同科学研究的新成果、新突破往往要遭受曲折坎坷一样，当时医务界少数人对这一创新成果也持怀疑否定态度，认为“这种小手术不用麻醉也能做”，“针刺达到麻醉作用是不可能的”，等等。这或许也是卫生主管部门对此事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原因之一吧。后来西安的成果报告了卫生部，上海的成果取得于先而没能报告卫生部，卫生部的贺电当然就只发给西安了。然而，从一院到上海医务界的许多人，在当时简陋的科研、临床条件下，仍然积极投入到从针刺止痛到麻醉的试验探索活动中。一院普外科在任廷贵主任、李宝华副主任的主持下，采用针刺止痛作甲状腺次切除手术获得成功；眼科在号称“东方一只眼”的赵东生教授主持下，采用针刺止痛作视网膜剥离手术也获得很好的效果。自此以后，医学界就把“既不麻、又不醉”的针刺止痛定名为“针刺麻醉”，针刺麻醉遂成为科学之认定。

1960年柳州结核病院介绍了12例针麻下肺切除手术的体会。随后上海裘德懋医师与党步平老大夫共同合作对针麻肺切除手术的穴位选择、针刺方法、适应症等方面进行了认真研究，至1963年完成了针麻肺切除术40余例，并在全国中医学术会议上做了汇报。北京结核病研究所对有效穴位进行了优选，仅用几根针或一针一穴，即完成了针麻肺切除术，并将气功术应用在术中以缓解病人的呼吸困难，亦使针麻操作程序得以简化。针麻肺切除手术的成功使针麻受到世人的瞩目，后来在针刺镇痛原理研究中取得重要成就的韩济生院士，正是在1965年参观了北京结核病研究所实行的针麻肺切除术之后，才决心投身于针麻原理研究的。

1966年2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针麻工作会议上，有6个单位报告了针麻研究的新进展，从此将针麻研究工作列为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这次会议对全国针麻工作的开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但1966年6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迫使正在迅速发展的针麻研究工作停顿下来。

1972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过问针麻的情况，并指示针刺麻醉光会做手术不行，还要讲出道理来。1972年以前，战备观念很强，有关针麻的应用和研究情况被当作科技秘密，只在国内相关的学术范围内进行了交流。1972年春《人民日报》关于针刺麻醉的首次公开报道，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经中央同意，随行的黑格将军参观了针麻手术，不禁惊叹“真是不可思议！”中国传统的针灸疗法与西医外科手术相结合的科技成果，在外交战线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后来有30余个国家先后派人前来参观学习针麻，国外一些科学家也投入了这项研究工作。

1973年冬，在卫生部长钱信忠主持下，在西安召开了全国针麻研究工作者会议。会议总结了以往的经验，制定了进一步开展针麻研究的方针，拟定了针麻效果的评定标准，并成立了颅脑、颌面口腔、耳鼻咽喉、甲状腺、肺切除、胃切除、输卵管结扎、剖腹产、子宫切除、阑尾切除、疝修补以及骨外科等多种具体手术的针麻协作组。会议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搞针麻应用和研究的群众运动。

针刺镇痛原理研究者通过大量人体和动物实验，对针刺的镇痛效应进行了证实。1972年韩济生等用两只家兔脑脊液交叉灌流的方法证明，针刺家兔足三里穴可引起脑内释放出某些具有镇痛作用的化学物质。接着对中枢5—羟色胺（5－HT）、中枢儿茶酚胺、中枢阿片样物质（OLS）等多种化学物质进行了研究。国内外的资料一致表明，中枢5－HT是传递针刺镇痛效果的重要的神经化学物质之一。中枢儿茶酚胺（包括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在针刺镇痛中的作用远比5－HT为复杂，一时难以彻底阐明。中枢阿片样物质（OLS）的种类很多，业已发现的主要是肽类物质。具有阿片样作用的肽已鉴定了20多种，总称为阿片肽。其代表性成员脑啡肽、强啡肽、内啡肽，都可作用于阿片受体发挥镇痛作用。

动物实验和人体观察结果还表明，电针能使脑内OLS含量增多，释放加速。如用药物阻止脑啡肽的降解，则可加强针刺镇痛。低频和高频电针释放出不同的阿片肽，而不同的阿片肽之间具有显著的协同作用。这一结果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交替使用低频和高频电针（使脑啡肽与强啡肽释放增加），可收到最大的镇痛效果。神经系统中并存着一些生理功能相反的化学物质，相互之间又保持着动态平衡；并且一种物质的持续作用可诱发出对抗其效应的对立物。与中枢阿片样物质（OLS）同时存在的中枢抗阿片物质（AOS）则起着对抗针刺镇痛的作用。从阴阳二气互相依存、对立统一的观点，或从生理学中负反馈的原理，以及内分泌物质的相互协调来看，阿片与抗阿片这一对矛盾将是今后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1]

针刺麻醉原理的研究，既建立在古老针灸的基础之上，又丰富了现代神经递质科学研究，可以说是一个中西医结合的成果，而中药原理的研究，对于现代药理学的挑战更为巨大。因为，以定性、定量为基本法则的药物研究，主要是研究单个化学成分的吸收代谢、生物效应的，而中药是富含着许多成分的药物，是多因素复合作用。因此，现代药理研究还不能完全揭示中医使用中药的秘密，尽管如此，中药的现代研究仍然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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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继兴、藁城台西十四号墓砭镰考、见《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6月第一版、197-203页。

①赵含森、游捷、张红编著《中西医结合发展历程》、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98-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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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见2006年4月2日的《新民晚报》：“针刺麻醉第一例”的幕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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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含森、游捷、张红编著《中西医结合发展历程》、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99页。

[1] 韩济生  针刺镇痛原理研究30年  中西医结合杂志  1988年特Ⅱ集（8）：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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