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医日趋边缘化和异化的局势，无论是主管中医的国家医政官员，还是中医政策的制定者和中医理论的研究者，都在呼吁中医理论创新。他们将中医目前处于颓势的主要原因归于中医学界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并认为中医理论之所以停滞不前，就是因为它没有象西医那样能够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而实现创新与发展，只要中医理论能够充分吸纳现代科技的成果而实现理论创新，就能够得到发展与振兴。源于科学主义的信念，他们对中医理论创新的呼声虽然一浪高似一浪，并且国家每年为此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中医理论没有实现预期的创新，中医队伍和临床阵地也急剧走向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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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我们不禁要问：中医真的在现阶段需要创新吗？如果需要创新，它在哪些方面能够进行创新？在西医和现代科技的创新示范下而产生的为了创新而创新的研究行为到底会给中医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本文拟就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地分析与探讨。
一、“中医需要创新”是时代精神的误导
中医学界以及国家医政管理部门不仅从科学主义的认知角度推动中医走向科学化，还根据创新的时代精神要求中医家利用现代科技不断地创新中医理论。然而，这种来源于现代科技的创新意识却严重误导了中医的发展方向，使得中医在现代社会偏离了走向独立自主的复兴道路。
“创新”一词最早是由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来的。他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列举了五种创新的情况：一是采用一种新的产品或一种产品的一种新的特性，即产品创新；二是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即工艺创新或生产技术创新；三是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即市场创新；四是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即材料创新；五是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即组织管理创新。[1]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是其用来解释经济增长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
这种经济学上的创新理论把科学技术作为一个要素纳入了经济发展领域，既而拉动了科学技术的创新，而科学技术创新也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经济不断地快速发展，也就必然需要中国的科学技术快速地发展。因此，科学技术创新成为了中国发展经济的主题，而创新也成为了时代精神，比如有前国家领导人就把创新推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创新在现代成为我国的国家意识之后，必然会以政策的形式强加在中医发展的路径上，然而就象科学的标准只能在科学的内部适用一样，源于现代科学的创新意识也只能在西方文化范围内适用，这是内在于其文化的重要特征。如果在不顾中医自身的文化特征的情况下把这种创新意识强行施加给中医，就会有害无益。
创新与增殖是科学理论演化的本质特征，这是由科学的文化特征所决定的。科学是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是在抽象的数学时空里通过物化的实验建构起来的精微的理念世界。科学理论的增殖是通过条件假设——建构物化的实验——形成抽象理论——条件假设——建构物化的实验——形成抽象理论……这么一个无限循环的过程来实现的，因此科学理论是在逻辑假设的基础上建构出来的。由于条件假设可以无限设置，这导致物化实验的建构不断地革新成为可能，继而为新理论的产生提供来源，而新理论的产生又不断地推动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进步又反过来推动物化实验建构的不断革新，这样科学理论和由其衍生的技术就进入不断地增殖的过程，表现出来的就是科技不断地处于创新状态的表象。
我们知道西医理论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中的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的，随着自然科学理论的不断增殖与创新，也为西医源源不断地提供研究人体和疾病的新视域、手段和相应的仪器设备，这必然会有力地推动西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西医和科技所具备的这个理论特征显然为中医理论所不具备。中医基本理论框架是建立在中国固有文化中的气化论和阴阳五行理论的基础上，而气化论和阴阳五行理论是古人在经过千万年的天文和物候观测总结出来的自然变化规律。只要阴阳五行理论赖以存在的宇宙模型不发生变化，那么地表上的生物受其影响的规律也就不会发生改变。这就是为何阴阳五行理论在成型以后经历了几千年的应用和验证，始终没有发生变化。只要阴阳五行理论不发生改变，那么中医理论的基本框架就不会发生改变，而中医基本理论在其完善以后就会趋于稳定而不会发生革新。
从上可以看出，把来自于现代科技的创新意识用于指导中医基本理论的发展显然是缘木求鱼，得不到预期的结果。中医基本理论是建立在中国固有文化的基础上的，这就注定了中医基本理论不会随着西方文化中的科技的发展而走向创新。那种一味地强调中医理论要创新的政策和相关的战略规划显然是受了来自于现代科技的创新意识的误导，不遵循中医理论自身发展规律和文化特征是不可能给中医带来预期的创新。
二、中医理论创新与个性化诊疗特征
无论是中医理论创新还是科学理论创新，虽然都是人类的知识创新活动，但作为两种具有本质不同的元文化的体系的代表，各自的理论创新特征和规律也是完全不同的。要想指导中医理论创新，就应遵循中医理论创新的规律；而要遵循中医理论创新的规律，首先要清楚中医理论创新的规律是什么。下面我就详细地探讨中医理论创新的规律。
中医理论创新的特征和规律取决于中医理论的结构与特征。中医理论包括中医基本理论和中医临床理论，其中中医基本理论包括阴阳五行理论、气血津液理论、脏腑理论、经络理论、运气理论和药性理论等部分；中医临床理论包括伤寒学派、温病学派等理法方药都具备且能具体指导临床诊疗实践的中医理论。由此推断，中医理论创新应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中医基本理论创新，一类则是中医临床理论创新。这两种理论创新活动因各自的内容在中医理论知识体系中的结构层次不同而有着不同的特征和发生规律。
中医基本理论创新的可能性在今天已经不存在，因为那些基本理论在《黄帝内经》里就已经臻于完善，这是无以数计的上古医家历经两千余年对人体和疾病认识的高度总结，今人已经难以出其左右。中医的临床理论创新之路却在历史上一直进行着，这就是针对疾病在既有的中医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系统的诊疗方案，即中医家的个性化诊疗体系。我们知道中医家在临床治病时并不像西医那样能够按着公认的既定诊疗路径进行诊疗，他们虽然有着共同的中医基础理论，但是中医家必须依据自己所掌握的中医诊疗理论和既往的相关经验对患者进行个性化的辨证论治，为患者提出符合自己诊疗个性化特征的个体化治疗方案。中医家的诊疗个性化特征是决定其临床疗效的关键因素，而这个关键因素的有无却标志着中医家是否走向成熟。
中医家普遍具有的诊疗个性化特征是西医所不具备的，其特征就是中医家根据医疗实践形成的符合自己所能把握的理论思维的最有效的个人经验性治疗特征，包括属于个性化的诊断经验与技巧、病因病机辨证的独特角度、处方用药的偏好等内容。某位中医家自己创建的个性化诊疗体系如果在治疗某一类病证中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和卓越的疗效，就会被有效地传承下来形成一种学派，中医史上出现了众多的具有个性化诊疗特征的学派，比如伤寒学派、温病学派以及金元四大家中的易水学派、河间学派等。中医学派的形成往往能够提高在相应的诊疗领域里的疗效水平，同时能够培养出一批高水平的学术传人来，这就是中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中医在临床上的疗效就体现在中医家的诊疗个性化特征里，它内含了那些针对某些病症而具有的最有效的治疗路径。每一位中医家在走向成熟的时候，都会形成自己偏好的个性化诊疗特征，这是中医理论创新的关键所在。因此，我们不妨说成就每一位中医师都是一次创新，而每一次创新都几乎蕴含着针对某一类病症而形成的最佳的诊疗方案。中医的疗效水平在这种针对某一类病症而形成最佳诊疗方案的不断革新之中得到提高，中医也是因此而不断地得到进步与完善。
中医的发展与创新不是象科技那样去对其基本理论进行革新，而是要通过不断地培养合格的中医学生，让他们走向临床，在临床实践中根据自己的经验摸索出一条符合自己思维和个性的个性化诊疗路径，这是保证中医疗效不断得到提升的基础，也是保证中医永远常新的前提。
* J2 }( p5 d2 ]4 {/ w _3 V% g三、中医理论创新拯救不了中医的式微
中医在当今的时代已经趋于前所未有的衰败状态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通过对中医近半个世纪的衰败历程的分析和原因的探讨，多数人都能认识到其主要原因是在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用“以西律中”的管理体制和教育体制来发展中医而导致的。但是一部分已经被西化的中医界人士却把这个原因荒谬地归于中医理论自身，认为中医理论没有象西医那样不断地趋于快速的增殖过程中，而是守古尊经，不能创新，更不愿意创新，进而导致了中医的衰败。
纵观中医的发展史，中医自身的发展在历史上一直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中医队伍的组织建设和规模的扩大，一个就是中医理论的创新和完善。前者是中医政策所主导的，而后者则是中医理论自身所蕴含的理论拓展，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自发进行，不是按照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那些西化的中医人士在以西医的发展为参照标准把更多的怨气撒在中医理论身上时，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中医理论在临床上的疗效并没有弱化（比如中医治疗现代艾滋病和SAS病毒引起的非典型肺炎等疾病就具有很好的疗效）而需要革新，倒是中医队伍的规模正在急剧减少，这才是中医真正需要解决的迫在眉睫的危机。因此那些西化的中医界人士把中医在当今的衰败归于中医理论不能创新和守旧的认识本身是非常狭隘和错误的。
现在不少人士用他们科学化的自我意识把中医衰败归咎于中医基本理论不能象西医或者科技那样日新月异，所以他们误认为只要能够推动中医理论的创新就能推动中医的发展，扭转现在的日益衰败的局面。因此，他们不断地利用现代科技和西医理论去进行中医理论创新。然而，进行中医创新实践的结果却与他们的预期恰恰相反，事实就是中医理论没有创新，而那些为中医理论创新所采用的现代科技因素却加剧了中医的衰败。这正是他们不明中医为何衰败所导致的。中医理论只是一种不能活动的理论，它要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形态表现出来才能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中医理论只有通过中医家群体才能发挥其相应的治疗保健的作用。因此，中医的兴衰也就是中医队伍的兴衰，而如何造就一支德艺双馨的中医家队伍就关系着中医的兴衰存亡。
那么如何才能造就一支德艺双馨的中医家队伍呢？这就要涉及到我们的中医教育和管理体制，而这两种体制最终又取决于相应的文化环境如何。在原来以儒家和道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固有文化环境里，中医主要是以民间中医的形态自发的存在着，其来源主要是靠师承和自学。中医就在中国固有文化环境之中，为那些千千万万的中医家所传承，并按着自身的发生规律演进。但是在近现代的西方文化环境里，中医就开始面临着诸多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例如：
1、中医在异质的文化环境里，缺少支撑其合理性存在和认识正当性的中
国固有文化背景。
2、受西化教育的影响，中医队伍普遍西化，导致整体疗效水平下降。
3、西化的中医院校教育培养不出合格的中医学生，而民间中医又被相关的法规所扼杀，导致中医队伍的数量严重萎缩，临床阵地丧失。
4、不受那些具有西化意识民众的信任，中医失去了一部分受众群体。
失去了中国固有文化的支撑，我们在科学主义时代精神的主导下，按着西医的教育和管理模式已经塑造不出一支德艺双馨的中医家队伍，这导致中医队伍的整体疗效水平下降，中医队伍和医疗阵地日益萎缩。
我们看正是这些外部的因素导致了中医的衰落，而不是中医理论自身的落后或者停滞。如果国家中医管理部门现在仍然不开始从这些导致中医衰落的根本原因去作手改变中医的衰败的现状，不去对现在足以导致中医异化性消亡的教育和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而是潜意识里仍然认为中医理论落后或者停滞不前，既而一味地强调要创新中医理论，那么这样的政策导向就会进一步误导人们的视线，让人们看不清当前中医教育和管理体制的失败，让中医学界继续在那些浪费国家资源的创新中进一步沉沦，中医的衰败也就会继续。
四、为了创新而创新对中医发展的消极影响
中医是用来治病的，有关中医的任何行为都应该指向救死扶伤的终极目标。中医理论经历过了近两千余年的临床实践和完善，其理论框架已经稳定和近于完备。虽然有艾滋病和“非典型肺炎”等新的疾病出现，但是中医在这些疾病面前并没有失去作用，而是突显了自己比西医更加有效的优势，在中医理论仍然有着确切的疗效和优势的情况下，我们今人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去把中医理论继承好，在临床上更好地为病人去解除疾患的痛苦，而不是持着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去砸烂这个永不会过失的中医理论框架，进行那些无任何意义的“创新”与“重构”。
如果我们仍然不顾中医区别于西医和现代科技的理论特征，用所谓的“创新”意识去作践中医，那么我们的这钟“为了创新而创新”的行为不断不会有任何有益于中医的结果，而且对中医的发展只能是贻害无穷。
第一，“为了创新而创新”，必然会产生“现代中医理论重构论”，导致中医主流学界抛弃和解构既有的中医理论，盲目地进行创新。
中医学界在西医理论不断地创新的示范下，不管中医基本理论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在有效地指导中医临床实践的事实，毫无根据地认为既有的理论已经过失，需要丢弃中医基本理论框架，进行现代中医理论的重构。比如在中医学界有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我们要解构阴阳五行理论，把中医基本理论建立在现代科技之上，然后再进行重构。”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中医基本理论是在阴阳五行理论被用于解释人体生理病理之后才形成的，阴阳五行理论是中医认识人体的元理论框架，它决定着气血津液理论、脏腑理论、经络理论、药性理论以及运气理论的基本内容。现代人如果解构阴阳五行理论，那么整个的中医基本理论就会被摧毁。此外阴阳五行理论并不象科学理论那样是在假设的基础上建构出来的，它是中国古人通过对天文与物候的千万年以来精准的观察总结出来的，它的正确性是以深厚的天文背景做支撑的。只要古人观察的天文背景在现代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阴阳五行理论就是正确的，更是不可解构的。
其次，每一种元文化理论都只能衍生出符合自身文化特征的医学理论，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在现代科技基础上衍生出的医学体系就是以还原论意识和抽象的逻辑思维为根本特征的西医理论体系，西医理论框架本是与现代科技的理论框架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我们要想彻底解构中医理论，然后将其建立在现代科技的基础上，其结果就是必然重走西医理论建构的老路，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建构出西医理论来，这显然是一种自毁中医且没有丝毫意义的重复性劳动。
第二，“为了创新而创新”，必然会产生“现代科技引进论”，导致中医学界盲目地认为中医要发展就必须把现代科技引入中医理论中来。
只要稍加考察就不难发现这种“引进论”只是“画蛇添足”的愚蠢行为，它不顾两种理论融合需要具有内在同质性的要求，本着科学主义的时代精神，将与中医理论具有本质差别的现代科技强行引进中医，使得中医相对于西医的诊疗优势被大大地削弱，并导致中医学界理论思维的混乱和西化。
首先，“引进论”在技术层面，就是要把西医诊断设备与仪器引进中医的四诊中来，其引进依据就是：西医诊断设备与仪器是现代科技的成果，西医能用的，中医也应该能用。事实上，这是一种没有经过任何思索的错误的依据。从理论上讲，西医与现代科技是同源的，具有理论的内在逻辑一致性。那些现代科技设备与仪器之所以能为西医在诊断过程中所使用，就是这些设备与仪器的设计原理是与西医理论同质的，而且其检测的指标是固属于西医诊断理论范畴的。中医理论与西医和现代科技具有本质的不同，这些诊断仪器检测的对象以及指标都不属于中医理论范畴，既然没有任何内在的逻辑一致性，那么中医家如何能够将这些西医诊断设备与仪器检测的指标纳入中医理论中进行思考？从伦理角度上讲，中医辨证依赖的是四诊，既然四诊能为中医家辨证收集足够的症状信息，那么再要用西医的诊断设备与仪器检查一遍，岂不是多余，并且徒增病人的经济负担？
其次，“引进论”在理论层面要引进西医的研究方法，这种观点目前已经成为中医学界的主流，推动着众多的中医家进入抽象孤立的实验室里去用西医理论阐释和改造中医理论。西医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仍然是还原性的建构试验，这是理性地研究解构人体而获得的次级形态的抽象单元实体的方法。中医研究的对象是原生整体层面的人体，使用的方法也是唯象的观法比类的研究方法。既然研究的对象和思维都有着本质性的差异，西医的研究方法如何能用在中医对象的研究之中？
无论是技术层面的还是理论层面的，“引进论”都是力图在把两种本质不同的理论强行地融合在一起。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不仅中医理论没有得到应有的创新与发展，还会导致中医队伍出现严重的西化与思维上的混乱。中医学界在科学主义时代精神的左右下糊涂行事，政府的某些医政管理部门也是如此。为了创新而创新，去实现预期的中医理论大发展，国家每年都会拨出大量的资金去大力支持所谓的“中医创新”项目和课题，使得广大中医家长期浸淫在各种西医生理、病理以及药理实验室里，不仅推动了中医队伍的异化和疗效水平的整体降低，而且也浪费了广大纳税人的钱财。
我衷心希望医政管理部门和中医学界要切实地反思近百年来造成中医日趋衰败的原因，改革现有的教育、研究和管理体制，壮大中医队伍，拓宽中医的临床阵地，回到中医固有的发生规律和中医家队伍的组织建设上来，以便能够有效地提高中医临床疗效，推动中医在新的历史时期走向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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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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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理论[color=rgba(0, 0, 0, 0.5)]作者：（美）熊彼特 著，郭武军，吕阳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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