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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谈“反中医思潮”(51)宫外孕治得好,活血化瘀获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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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1 20:23: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宫外孕治疗前景广阔
尽管中医妇科奠基于春秋末的扁鹊时代,《妇人良方》形成于宋代,历史上中医妇产科学成就辉煌。但是,对于宫外孕的中医治疗,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只能开始于中西医结合之后。中西医结合治疗宫外孕的临床探索,是很有代表性的成果,提到这个成果就不能不说于载畿教授。
于载截,1920年9月生,山东省青岛市人。194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随后留校攻读研究生,任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等职。1949年12月来到山西医学院妇产科工作。数十年来一直从事妇产科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特别在中西医结合治疗宫外孕、宫颈糜烂、予宫出血病等方面积不了丰富经验,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中西医结合非手术疗法治疗宫外孕早于1966年即通过部级成果鉴定,1970年被列为国家级22项科研成果之一,1971年2月6日受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全国解放后,于载畿发现山西妇女患病由于历史条件所致,患盆腔炎症者较多,宫外孕的发病率也较高,而且多合并不孕。宫外孕是妇产科急腹症之一,过去均采用手术方法治疗,似乎是一条不可破解的定律。但是,于载畿在临床实践中常遇到一些宫外孕患者,由于惧怕手术,或希望保留输卵管,以便增加再次妊娠的机会,提出能不能不开刀的要求。因当时没有别的更安全有效方法可供选择,一些患者万般无奈地含泪上了手术台,个别患者竟拒绝手术治疗,含恨离开了医院。也有一些边远地区的患者,尽管病情已稳定,但因手术条件所限,往返运送,使病情加重甚至死亡。
于载畿因此设想,能不能用非手术方法治疗?但是因为要冒很大的风险,始终突不破手术治疗的框框。
毛主席和中央有关组织西医学习中医,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等一系列指示发表后,她开始考虑能否用中医中药解决不开刀的问题。机会总是为有准备的人提供的,1957年于载畿和山西省名老中医李翰卿老师同期在党校学习,开始探讨合作治疗宫外孕的问题。
李翰卿先生(1892~1972),山西省灵丘县人,著名中医专家,他的笔记和著作手稿现藏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据说资料笔记等总凡277册(其中包括1960年《伤寒论一百一十二方临床使用经验》的手稿,由于体例、字数所限,这部分内容以“精要”的形式出现,全书留待日后出版)。应当说明的是,这些资料仅是李翰卿当年为完成其“病证方药医学体系”而搜集的全部资料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资料在文革中散失了、文革末期原基本理论研究室贾得道主任责成陈重光先生专职整理李翰卿遗稿,历十余年,稿成盈尺,然未能出版,事亦中辍,实为遗憾。需要说明的是,陈重光先生对当时所能征集到的李翰卿资料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类编号,这是占有和驾驭资料的基础性工作,对维护李翰卿现有资料的完整和条理性起别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
宫外孕是西医名称,中医古书中无此病名,老中医李翰卿尽管行医几十年,见过许多产后出血、腹痛的病人,也不了解什么是宫外孕。他经过于载畿的介绍,了解了有关宫外孕的病史、症状、体征后,李翰卿回忆起来曾经治疗过类似症候的患者。但是靠回忆的诊断是否确切,是不是现在西医所说的宫外孕,只有通过实践双方共同检查患者,才能取得统一认识。
至此之后,只要有宫外孕患者入院,于载畿即请李翰卿来,中西医各自用自己的传统手段进行询问和检查,同时李翰卿和于载畿等西医一起观看宫外孕手术。当李翰卿看到患者腹腔内有大量游动性血液和血肿包块,以及粗大而破溃的输卵管和零碎的胎盘胚胎组织时,李翰卿不禁“啊”了一声,他说:“宫外孕原来是这样的,我要回去思索思索,想办法来治疗这种病”。
李翰卿非常兴奋,他虽然行医多年,经验丰富,但过去治病,只是根据患者外部症状体征等临床表现,来进行辨证论治。现在他看到了疾病的内部情况,同时也意识到患者所表现的面色苍白、脉微欲绝、腹胀拒按等症状是由于大量内出血所致。中医理论与现代医学开始趋向结合。
他们考虑到,陈旧性宫外孕患者病情比较稳定,危险性较小,又因其腹盆腔内粘连较重,类似盆腔炎症,手术效果往往不够满意,于是决定以此类患者做为主攻对象。
1958年一位青年武打演员患宫外孕入院,曾休克过两次,入院时病情己稳定,腹腔内血液已凝成包块,医院准备按照常规给予手术治疗。但本人和她工作单位的负贡人怕手术后留下腹部刀痕,影响练功和参加演出,恳切要求最好不动手术用药物治疗。于载畿就把李翰卿请来,一起研究病情。
李翰卿认为,宫外孕常见到的一系列症状、体征有闭经、突发性剧烈腹痛、不规则阴道出血淋漓不断、血色暗红、腹腔内有血液或凝血块以及腹部拒按等.很据中医辨证是瘀血内停少腹、气机阻滞所致的少腹血瘀的实证,也就是下腹部瘀血病。
李翰卿的分析,与于载畿所学的中医理论相吻合,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当她听李翰卿先生说需用活血化瘀方法进行治疗时,于载畿感到惊奇和怀疑,她说:“明明是内出血严重的患者,怎么能再活血呢?”中西医的思维在此遇到了分歧,难以统一认识。为了尊重老中医,也为了慎重起见,于载畿请示了医院的领导,领导支持老中医的想法,并且指示在严密观察病情的配合下,做好手术和输血准备,采用李翰卿的方法进行治疗。
一个月过去了,激动人心的奇迹出现了,血肿包块完全被吸收。患者非常满意,身体健康,月经恢复,重返工作岗位。以后又用同样方法,治愈了许多此种类型的患者,均获得成功。事实鼓舞了于载畿和其他医务人员,坚定了她们走中西医结合道路的决心,也鼓舞了她们继续探索的勇气。
1961年一位教师患宫外孕入院,处于休克状态,血压80/55mmHg,叩诊满腹浊音。患者要求暂不手术,等其爱人从外地归来再定。她们按宫外孕手术前常规进行准备和处理,在等待期间,同时给予中药内服。患者情况却逐渐好转,第二天病情就稳定下来,继续治疗下去,最后用中西医结合非手术方法治愈了这位患者。更值得一说的是,该宫外孕患者一年后足月顺产一男孩。同年她因患急性阑尾炎在医院做手术,她们特意到手术室察看,发现患者腹腔内没有一点血液残迹,输卵管与周围组织也没有任何粘连,只是患病的输卵管上有一个米粒大的瘢痕。可见中药治疗急性宫外孕,也有很好的疗效。
尽管如此,用活血化瘀的方法治疗宫外孕,对大多数患者效果很好,但是对有些患者,效果不够显著,这是什么原因呢?于载畿和李翰卿经过仔细的临床观察,发现这类患者都有腹部膨胀,胃肠不通症状,中医叫这种症状为腑实证。这是因为腹腔内出血的刺激,使胃肠功能发生了障碍所致。单靠活血化瘀药物是不能同时治好这两种病的。
怎么办呢?李翰卿提出必须用攻下药疏通胃肠。开始于载畿她们觉得患者有大量内出血,用攻下药是不利的,甚至缓下药也不敢用,更不敢灌肠,怕引起再次破裂。患者便秘严重时,她们就用手指抠大便,但是这并不能决问题,下段粪便抠出来了,腑实证并不能解除。患者由于胃肠不通.腹痛加剧,烦躁不安,又能加重内出加。同时患者腹胀不能进食,营养得不到补充,药物也不能很好地被吸收和发挥作用。
能否不开刀,既能活血化瘀,又能疏通胃肠呢?她们从一个典型病例中得到了启示。
1962年,一位农民患宫外孕,病情十分严重,曾多次休克,经当地医院抢救后,送来治疗。当时患者已经5天没有大便,也不能排气,肚子胀得象鼓一样,听不到一点肠鸣音。患者的血红蛋白只有2.4克,配任何型的血液均发生凝集,无法输血,亦不敢动手术。经中西医共同研究,决定用攻补兼施着重疏通胃肠的方法进行治疗。也就是用药性猛烈的攻下药,疏通胃肠;用补气药,滋养患者极度虚弱的身体。患者服药几小时后,胃肠开始蠕动,第二天就排气,随后排出多量大便,腹胀、腹痛明显减轻,病情逐渐好转。接着用活血化瘀药物治疗宫外孕,患者腹腔内血液很快被吸收,40天后痊愈出院。
事实教育了她们,在非手术方法治疗宫外孕过程中,及时疏通胃肠解决腑实证具有重要的意义。后来又发现宫外孕腑实证的出现多在破裂后24小时左右,患者入院后,及早给予攻下药,可以预防腑实证的发生。这样,就使非手术疗法的范围不断扩大,使中西医结合的道路越走越宽广。临床上由选择性的治疗走向无选择性的治疗。
事情的发展有时候会出人意料,科学探索也非一帆风顺。1965年底,她们收治一位妊娠月份比较大,病情似乎比较平稳的宫外孕患者,入院后按照常规处理。然而患者突然发生剧烈腹痛,病情骤变,陷于严重休克状态,经抢救无效而死亡,此事给她们敲响了警钟。原来宫外孕患者不同于其他各种内出血所引起的急腹症患者,除了应该注意继续有活动性内出血,经积极抢救,休克不能纠正,必须立即施行手术这一共性间题外,还应注意滋养细胞继续发育、胚胎继续存活这一特殊性的问题。
胚胎继续存活的宫外孕,外形稳定,但会随时发生破裂,危险性很大,这是在非手术治疗宫外孕过程中发生意外的主要原因。特别是月份比较大的病例,一旦破裂,往往难以挽救。在正确总结了这一例教训后,她们克服了思想上的盲目乐观情绪,更加注意早期发现那些不适宜使用非手术疗法的个别宫外孕患者,并且还强调严重休克和胚胎存活者为必须手术的指征,以便提醒同道们的重视。从此,她们又应用这种疗法治愈了许多例各种类型的宫外孕患者,没有再发生类似事件[2]
1972年她们开始用天花粉针剂杀胚,治疗胚胎继续存活的宫外孕,多数患者取得了满意的疗效,减轻了患者的痛苦,缩短了疗程,使中西医结合治疗宫外孕的工作,又向前推进一步。
从1958年起,于载畿和李翰卿合作开展非手术方法治疗宫外孕工作,逐渐摸索出一套非手术方法的治疗规律和护理常规,确定了临床分型,固定了方剂和剂量,还提出了必须手术治疗的指征。到1988年已经用此种方法治愈各种类型官外孕1200余例,非手术率占同期官外孕患者的90%左右,从而改变了过去认为宫外孕必须手术的定论。
另外根据异病同治的原则,于载畿用宫外孕方剂加减,子宫周围炎、附件炎和盆腔结缔组织炎等慢性盆腔炎症也有显著疗效,对术后肠粘连、感染、血肿等效果亦好;对子宫出血、痛经、不孕症等也有一定疗效,这展示了扩大病种治疗的广阔前景,对近年来活血化瘀治则普遍而正确的运用起了启发作用。
活血化瘀研究获国家大奖
2003年2月20日上午,国家科技奖在京隆重颁发。在获奖的项目中,医药卫生类项目共有26项,占13.97%。由陈可冀、李连达两位院士领衔,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集体研究完成的“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是惟一荣获200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医药卫生项目,也是中医药研究领域在获得国家科技奖励上的历史性突破。
陈可冀教授1930年9月30日生,福建省福州市人;1954年毕业于福建医学院,中国中医研究院建院初期奉调来京;曾随名医冉雪峰、岳美中、赵锡武系统学习中医和临证多年,学而有成,融为一体;曾获北京市在职西医学习中医一等奖,为我国第一代中西医结合专家。
他在回顾科研历程时,总会提起最早提出将活血化瘀法运用于冠心病治疗的已故著名中医专家郭士魁老先生。他说,20世纪60年代以前,活血化瘀主要用于跌打损伤、妇科疾患等,在冠心病的治疗中应用较少。中医临床治疗冠心病最常应用的是宣痹通阳法,代表方剂是“栝楼薤白半夏汤”,但有的时候疗效并不十分理想。当时,以治疗心血管病见长的郭士魁每天要收治六七十名患者,在不断探索的临床用药过程中,他发现大剂量活血药可有效改善患者的心绞痛,因此,郭老开始尝试用活血化瘀中药治疗冠心病,果然取得了良好的疗效,从而创造性地将活血化瘀治法带入到冠心病的治疗领域。
  1960年,以陈可冀为首的西苑医院的课题组在郭老治疗经验的基础上,又通过大量的临床观察,率先提出冠心病的主要病机为“心血瘀阻、血脉不通”,倡导以活血化瘀法为主治疗冠心病。课题组首先在国内采用随机、双盲、双模拟、安慰剂对照的多中心临床研究方法,证实了活血化瘀方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疗效,研究结果发表在80年代初期《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上,得到当时国内心血管病权威专家的高度评价。此后,这种理论认识和治疗方法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广泛认可,并迅速在全国推广应用。
据不完全统计,自1982年以来,全国各地发表活血化瘀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论文有459篇,病例数6万余例,有效率达85%左右,疗效明显提高。活血化瘀已成为我国中医药界治疗冠心病的主要方法,在此基础上衍化而成的理气活血法、益气活血法、益气养阴活血法、化痰活血法等,使活血化瘀方法得到不断拓展,临床疗效进一步提高[3]
李连达,男,汉族,1934年出生于辽宁沈阳。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1956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在长期的科研医疗工作中,在中药药理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他在“自体骨髓干细胞经心导移植治疗冠心病的研究”中,首次将中药与干细胞移植合用治疗冠心病,优势互补,显著提高了疗效及干细胞移植成功率,为冠心病治疗开拓了新领域,解决了医学界心肌细胞不能再生的难题。在“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领域,他研制30种活血化瘀新药,提高了中药研究及新药研制水平,使活血化瘀成为我国中医治疗冠心病的主流治法,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他不遗余力地推动中药药理学学科的发展,建立了一些新的动物模型与实验方法,于1990年创建中药药效学评价标准及技术规范,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并成为国家标准,为继承发扬中医药学,促进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4]
说到中医药治疗心血管疾病获奖的事情,还有一个代表性成果,就是“通心络”的理论与新药开发。几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吴以岭教授,1965年,正在读高中的吴以岭与那个时代的很多有志青年一样,做着天真的大学梦,但“文革”的开始将这个梦无情地打碎了。为了不虚度时光,吴以岭向父亲提出自学中医的愿望。父亲吴世升是地方上很有名气的中医,对儿子的这种选择,他只留下了语重心长的几句话:为医要精求医术,切防庸医杀人不用刀;为医要崇尚医德,不分贵贱,一视同仁;为医要不断进取,学问与年龄俱进不息。在父亲的鼓励下,吴以岭开始如饥似渴地钻研古代医学书籍,还经常假装成病人,在乡里卫生院偷学大夫看病,并自修了西医和高等中医院校的全部教材。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他用一个月时间补习了所有高中课程,考上了河北医科大学中医系。上大学刚一年,几个老师觉得他知识扎实,又有多年学医的积累,就鼓励他报考研究生。当时的时间已经非常紧迫,难度可想而知。凭着多年的积累,他只用3个月的时间就补完了大学5年的课程,1979年9月被南京中医学院录取为首届硕士研究生。
1982年,从南京中医学院完成了硕士学位的吴以岭谢绝了导师的盛情挽留,回到了滋养他成长的燕赵故土。他想用自己的良知和多年积累的医学知识,像父亲当年一样悬壶济世,造福百姓。
他认为,血管即中医所说的经络,粗者为经脉,细者为络脉,络脉相当于现代医学中的小血管。活血化瘀,就是针对血液流通不畅、血液瘀滞进行的一种针对血液的治疗方法。瘀血阻滞在络脉,除了血液的黏稠凝聚外,还有血管本身的原因,如容易引起心肌梗死的血管痉挛。为什么治疗方法只针对促进血液的通畅,而没有针对血管本身的功能改善呢?一系列的疑问使一直专注于理论创新的吴以岭不断思考着正确的方向。他在1983年参加了全国冠脉痉挛综合症学术会议后,更是发现西医有关冠脉痉挛的学说与他一直进行的络脉研究不谋而合。当时他的工资只有60块钱,于是他斗胆向朋友一下借了6万元,自己做了300份的通心络胶囊免费送给病人服用。到1988年,他共回收了有效病例100例,并根据这100个有效病例发表了《中药通心络治疗冠心病、心绞痛100例》的学术论文,第一次将他的针对络病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
1993年正是吴以岭的创业初期,国家科委一位领导找到吴以岭,认为他的研究和发展思路是对的,而且是很有希望的,并让他带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到国家科委作汇报。经过国家科委领导和专家们的研究和肯定,根据络病理论而制成的通心络成为我国第一个治疗冠心病的中药国家项目。国家计委和科委共投入500万支持通心络。截至目前,国内外许多著名中西医专家对通心络课题进行专题研究,取得了大量科研成果,共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相关的研究证实,通心络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作用:第一是对血液的治疗作用。通心络可以降脂抗凝,改变血液流变学、抵制血小板聚集及血栓的形成,从而改善血液的黏稠凝聚状态。第二是对血管病变的治疗作用。能明显改善血管内皮功能障碍,稳定斑块,抑制动脉粥样硬化进程,有效缓解血管痉挛。第三是有效抑制心梗后的心室重构。第四是对微血管有显著保护作用,能明显保护急性心肌梗死晚期再灌注心肌微血管内皮功能和微血管的完整性[5]
通心络是众多中医药成果之中的一个,是一个亮丽的果实,不是唯一的成果,这样的事例说不完。这样的成果,既有中医传统理论的支撑,也有前人不断探索的尝试,更为后人昭示了前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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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于载畿、坚持走中西医结合道路,为发展我国妇产科学做出贡献(一)、中西医结合杂志、19888419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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