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1月2日是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崔月犁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医药事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领导人，其开拓道路的魄力和远见卓识令人敬仰。本报特约崔月犁之子张晓平撰写此文，通过回忆崔月犁生前为中国卫生健康包括中医药事业做出的光辉业绩缅怀之。
纪念崔月犁同志百年诞辰
诸国本
刀山炼狱百塑身，民生大计展胸襟。
义肝直舒古燕赵，豪气曾赴莽昆仑。
医道中西持并重，世事左右论公平。
衡阳雁归无消息，登高遥看夕照明。
按：在纪念崔月犁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诸国本写下以上诗作，深切缅怀。崔月犁出生于燕赵大地（祖籍河北深县），1937年6月参加革命，1982年至1987年在任卫生部部长期间大力发展中医，通过召开衡阳会议等一系列措施，作出了突出贡献。
2020年1月2日是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1920—1998）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崔月犁是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贡献的优秀统战者，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医药事业发展有突出业绩的领导人。当年他为培养人才开拓道路的魄力和远见卓识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整顿高等医学教育
1977年，全中国恢复高考制度。1978年6月，时任卫生部部长江一真给崔月犁安排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负责高等医学教育。从1978年到1982年，崔月犁一直致力于恢复高等医学教育的教学秩序，探索适合中国的医学教育体制之路。
整顿领导班子，恢复教学秩序 崔月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领导班子，恢复教学秩序。1977年高考恢复后，第一批大学生入学才几个月，老师还没来得及编制课程，只得仓促上马，教材和设备只能凑合用60年代的。“文革”十年中，中国的医学院校没有培养出一名正规的毕业生和教学骨干。崔月犁是雷厉风行的人，到1979年底，他领导部下为卫生部所属的15所院校5000多人平反，包括“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纠正错划右派，同时完成了评定和晋升教授、副教授和讲师的工作。1979年12月，崔月犁在广州主持了“文革”后第一次部属高等医药院校工作会议。上任后他几乎跑遍了全国部属医药院校，对各院校的领导班子了如指掌。崔月犁用人不搞宗派，唯一标准就是看有没有能力和愿望推进学院（校）的各项工作。他提出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必要调整，充实符合条件的中青年干部队伍，增加熟悉业务的干部，让他们有职有权；在学院里建立党委领导下的院长分工负责制，健全校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为了能落实出人才的目标，他提出的要求是：把培养重点业务骨干的年龄提前到30到45岁；允许学院（校）灵活执行部颁的教学计划，允许自编教材和选修课；医药院校领导要教育职工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说空话，不提过高要求，实事求是地提出1980年的任务。
为医药高校松绑放权 1980年6月，崔月犁主持召开了全国高等医学教育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完成了整顿的第二件事——为医药高校松绑放权。当时全国有一百多所医药院校，包括部属、地方及军队院校。由于中国管理体制的特殊性，医学教育同时也归教育部管理，其对教师资格、课程设置、考试、毕业文凭及学位的认可有“生杀大权”。为此，除了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负责人参会外，崔月犁还邀请了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厅（局）长和高教局负责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总后卫生部代表共两百多人参会。会议中崔月犁听到了医学院校面临的实际困难：第一是“婆婆”多，包括教育口、卫生口和所在地区的领导，谁都有权管，可谁都不给解决问题；第二是院校既无财权也无人权，购买设备和招收新人十分掣肘；第三是很多医学专科院校是“半截子”医学院，缺少临床实习环节。这些实际问题使崔月犁看到：现行体制已经成为医学院校发展的障碍，其制造出不断的“扯皮”和随之而来的低效率，而体制背后则是各部门的本位主义和既得利益的支撑。会议通过的《关于高等医学院校领导体制与学校自主权的意见》，第一次给了医学院校专业确定、毕业生分配、教材、国际交流以及人员编制调整的决定权。最令院（校）长们兴奋的是，文件还授予院校一定的财权，下拨经费可以“预算包干，结余留用”，工作和劳务所得的外汇经批准后也可以留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把权力下放给医学院校。
为中医院校争取教授职称 崔月犁为高等医学教育做的第三件事是为一批名老中医争取到大学教授职称，得到教育部的承认，从此改变了中医没有教授的历史。自古以来，中医教育的主要方法是师带徒。西医传入中国后，在医学院校有教授头衔，但中医从来没有。卫生部也没有权力评教授，这些权力归属教育部。为了发挥名老中医特长和调动其积极性，崔月犁亲自和教育部协商要了一些教授职称名额，给了一些名老中医“教授”职称。从此，中医高等院校有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批中医教授。
没有围墙的大学也是大学
1982年，在高校教育改革的前提下，有志之士开始探索创办非公有制高校，在当时，这种大学被称为民办大学。崔月犁对北京的一所民办中医药大学——光明中医函授大学给予了支持。为了解决该校学生学历问题，他出面与教育部及其后身国家教委协商，无济于事。但他始终对高等教育学历的条条框框持有异议，管那种方式叫“一刀切”。他认为办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才，多种方式办学总得有人开头，质量会逐步提高。
1989年，光明中医函授大学在北京召开分校校长和辅导站站长会，崔月犁应邀出席。时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教育司司长傅世垣正在向与会者解释为什么学历不被国家教委承认，坐在台下的崔月犁突然打断了他，气冲冲地说道：“老傅，你和教委唱的是一个调子，别讲了！” 傅世垣在台上一怔，真是窘极了。会后，傅世垣静下心来，想到老领导崔月犁一直关心民办学校学历问题，便不再计较他的急脾气。从那以后，傅世垣更主动地和教委协商，大力推动各省、市、自治区开办中医专业自学考试，为学习中医的人员获得正式学历开辟了一条理想的渠道。5年后，傅世垣到崔月犁家拜访。一见面，崔月犁便拉着他的手说：“老傅，你这人脾气可真好。我几次批评你，让你下不来台，你都不在意，真是对不起你，错怪了你。”随后，崔月犁把傅世垣介绍给自己的夫人，热情地说：“我送你一本老徐的画册吧！”崔月犁去世后，傅世垣在纪念文章中写道：“老部长的这一举动，使我非常感动，他的真诚、坦荡、直率，更让我肃然起敬。”
1984年10月，在崔月犁支持下，又一所医学高等教育新型民办大学成立，即健康报振兴中医刊授学院（以下简称“刊院”）。崔月犁担任名誉校长，董建华、施奠邦、唐由之、焦树德、顾正华、杨甲三、费开扬等名老中医担任顾问。刊院参照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大专班设置课程，聘请副教授以上专家编写了14门中医课程教材和《中医刊授自学之友》等辅导材料，录制了25盒教学录音带。学生以自学为主，每天学习2小时，学制3年，共2250学时，每年的学费为26元。偏远地区学员可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听到刊院每周2次的中医讲座。刊院在全国各地设有十多个分院和面授辅导站，还设立了奖金和进修机会，对优秀学员以资鼓励。1988年刊院的第一届毕业生结业，3万毕业生中有80%来自基层。崔月犁应邀在毕业典礼上讲话：“全国中医学院每年只能招生七千人，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没有上百万的中医队伍，就谈不上发展中医。”“解决中医后继人才问题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正规院校培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腿；另一条腿就是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实行多途径办学，培养多层次人才，函授、刊授、带徒都是培养中医的有效方式。”到1994年，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已经培育出5万名中医专业人才，其中不少人通过了中医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获得了中医师资格证书。
办一所姓“农”的医学院
1982年，崔月犁升任卫生部部长。1985年2月21日，农历大年初二，他和卫生部的同志来到北京郊区顺义县（现顺义区）。顺义县卫生局领导听说崔部长来了，匆忙来到县委看望。谈到农村人才十分紧缺时，县卫生局局长王占鳌说：“您能不能让协和和北医为我们顺义办个大专班，我们花钱也愿意。去年分到顺义48名医学生，头天报到就问什么时候让他们回城，留不住哇！”崔月犁说：“农村卫生技术人员缺乏的问题不光你这儿有，北京各县有，全国也普遍存在。你这儿办个医专吧，为各县培养留得住的卫生人才。”
旅途疲劳加上天气严寒，当晚崔月犁在顺义就病倒了。晚上发烧，夜不能寐，他便起来提笔写了一封信，信写给了当时的北京市市长：“今日到顺义县，了解到在首都郊县对人才的需要也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如不加快培养，在农民群众生活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势必越来越被动，使农民不能就近就医。”为此，崔月犁郑重建议：“在远郊县成立一所医学专科学校，专门为农村培养留得住的大专医学人才，以解决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农村对医学人才的急切需求。”由于崔月犁和北京市市长的参与，4个月后，北京市计委、市文教办公室和市高教局批准成立北京医学专科学校（简称“北京医专”）。
1986年，北京医专进入了紧张的建设阶段。北京医专的建设让崔月犁看到了为农村培养人才的可行之路。崔月犁认为，当前医学教育要采取灵活多样、适合农村特点的政策和措施，加快培训和提高农村卫生人员的步伐，打开人才通向农村的路子；有条件的省、市要逐步建立医学专科学校，为本地区和基层培养人才，全国的1300多所卫校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农村初级卫生人员和乡村医生。
1987年4月，即将建成的北京医专还没开始招生，崔月犁就从卫生部部长位置离任了。同年9月，崔月犁收到了邀请：北京医专将于9月16日举行首届开学典礼。崔月犁是这所学校的倡导者和筹划者，从建校申请立项、筹款、教师来源，无不亲自协调。那天崔月犁赶往顺义，他的到来更给开学典礼增添了喜庆气氛。出席典礼的还有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韩伯平——当年崔月犁的战友，这天他和崔月犁为了北京农民来到同一所学校。典礼上崔月犁对来自远郊区县的120名学子讲了话。看着这些年轻的脸，崔月犁殷切地说：“你们是学校招收的第一批从农村来的孩子，希望你们刻苦学习，全面成才，3年后报效家乡，为京郊卫生事业奉献自己的才智。”
北京医专是中国第一所以培养农村医生为明确目标的医学院，也是崔月犁为农村培养卫生人才的“实验田”。北京医专成立后，崔月犁几乎每年去顺义视察。北京医专不负崔月犁所望，到2001年已经开办了六个专业，累计为北京农村和基层培养了2800名毕业生，成为北京远郊县医学人才的主要输送者，它的最大成功是培养出的人才留在了农村。
崔月犁去世3年后，北京医专撰文回忆了崔月犁和这所学校的故事：“创建一所学校是不容易的，实践一个有利于人民的思路是需要坚定信念的。北京医专发展的历史，就是我们从崔月犁部长身上学习他实事求是、心系人民高尚品质的历史。我们的事业越发展，我们就越怀念这位可敬可亲的老人。”如今，北京医专改名为首都医科大学燕京医学院，而首都医科大学前身——北京第二医学院正是崔月犁1959年专门为北京市民筹建的。
中医教育要培养一代名医
在中医教育方面，崔月犁主要抓了两方面工作，一是纠正现有高等中医学院对学生的培养方向，目标是培养出真正的中医；二是把中医传统的师承教育重新纳入中医教育体系，传承民间中医的绝技。
1978年，全国中医职称专业技术人员只剩下34万人，其中大部分是中低级技术人员，高级职称人员比例很小。崔月犁说他算了一笔账，全国现有26所中医高等院校和30所中等院校每年的毕业生总数是七八千人左右，如果不计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专业技术人员减员率，按现有的培养速度，恢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医规模，至少需要70年。除了数量严重缩减，崔月犁还发现，中医学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掌握中西医两套本领”作为培养大学毕业生的目标。崔月犁认为这是中医教育中最大的误区。
1982年4月，崔月犁主持了“衡阳会议”，这是卫生部成立以来首次召开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药院校建设工作会议。此次会议的最大贡献是坚定地提出中医的发展方向和前途是保持中医特色。“衡阳会议”后，高等中医院校大大增加了传统中医理论和临床课时。不久后，在江苏镇江召开的全国高等医学专科教育座谈会上，崔月犁坦率地说：“办中医教育，我们已经积累了20多年的经验，但目前存在的问题仍然比较多。很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现行的高等中医教育培养不出多少名中医来。过去的许多名中医，都是通过师带徒教育方式成长起来的，我们现行的参照西医高等院校的教育方式，却培养不出多少名中医，这就是一个大问题。”接着他讲到河南中医学院（现河南中医药大学）的尝试，该院用前两年半学习中医理论，后两年半将学生分配给各位名老中医个别传带，完成5年学习后才发给毕业证书。讲了这个例子后，崔月犁问道：“也许这个办法能够更好地保证质量？为了提高高等中医教育的质量，大家还可以探索其他路子。”从他的话中，能看出当年他在高等中医教育中动了很多脑筋，目的则是为了培养出好苗子，为一代名医打下基础。
崔月犁特别强调要培养名医，他说：“各省市都有一批名医，他们是怎样成为名医的，名中医是怎样成长起来的，我们没有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因而这件事总落实不了。大家说中医后继乏人，实际上是‘乏名医’这部分人。这要下一番功夫，进行调查，总结出培养名中医的办法来。” “要培养出一批名中医，就要选好对象，进行重点培养。就是要在40多岁的这批人员中，选择立志于中医事业、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同志，给他们解决学习和工作条件。……对这些人的培养，数量多少和质量高低关系到中医今后的发展。”
为了培养一代名医，崔月犁非常重视临床实习基地——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建设。1985年，国家计委拨出5亿元用于改建、扩建医学院校附属医院。按惯例做法，拨款会全部用于西医院校，可这次崔月犁指示从中拿出1.5亿元给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加强中医实习基地的建设。当年受益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上海、成都、南京的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现在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
崔月犁抓的第二项工作是把中医传统的师带徒纳入中医教育体系。他认为，中医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通过家传、师承来传承的手艺，很多名医出自中医世家，从少儿识字起就开始接受中医启蒙教育，中医的特点是需要长期的临床实践才能融会贯通。崔月犁认为，历史形成的中医师带徒的传承模式不仅因为其与当时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也因为中医这门学科实践性强，尤其是某些专科和一技之长的绝招，经验和手法更适合于口传心授。因此中医师带徒的学习办法并非一时的权宜之计和应急之策，应该从长计议。
“衡阳会议”后，中医师带徒政策开始落实，崔月犁也陆续参加了一些名老中医的收徒仪式。但真正大规模提倡师带徒是在他卸任后才实现的。1990年10月2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中医拜师大会——全国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拜师大会，其规格之高，史无前例，有500名中医药专家喜得高徒。这是专门为抢救老中医药专家的独到经验和技法而设立的国家专项工程。崔月犁也参加了大会，1982年他提出的恢复中医师徒传承培养人才的主张终于得到重视。
为了抢救和继承中医药绝技，1985年崔月犁会同吕炳奎等中医干部共同发起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崔月犁任协会名誉理事长。他告诉协会同志，民间中医药有很多好东西，中医药伟大宝库之“宝”有很多分散在民间，历史上的一些名医大都来自民间，因此“要眼睛向下，在发掘整理民间中医药方面狠下功夫。”几年后，协会发展了5000多名会员，每年举办多次民间中医药学术交流会。只要无特殊原因，崔月犁必定参加该协会的理事会议。对待中医内部不同学派之争，崔月犁用了京剧来说明学术之争的作用，他说：“中医也有各种派，跟京剧一样，四大名旦就是四派，那并不妨碍剧种本身，而且各有特色。”
1979年5月，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中医代表大会，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现为中华中医药学会）宣布成立。大会选举崔月犁为会长、吕炳奎等13人为副会长。从1979年到1997年，崔月犁连任两届会长。尽管他本人并不是中医，但他对中医的热爱、领导能力和凝聚力得到了整个中医界深深的信任，因此这会长一当就当了19年。中华中医药学会后来成为把中医各派团结起来的全国性学术团体，陆续成立了内科、儿科、眼科、外科、骨伤科、耳鼻喉科、中药等分会。崔月犁在中医学术活动中随时结交朋友，他对学会的同志说：“没有中医药学术的发展，就不会有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我们各级学会，都要认真注意发现人才，培养尖子，要把这项工作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张晓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