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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部长当年根据什么断疫情？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2006年1月，我主编的《中医群英战SARS》，由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全书50万字分“史实篇”与“反思篇”。站在全国的角度写非典的历史，我们就不能避开这样一个敏感的关键人物、卫生部长张文康。 在书籍出版之前，我在第三章“燎原北上”之中，专门列了一节，题目叫“张文康根据什么断疫情？”其中主要写了两个人，一个是张文康、一个是高强部长。 文稿写完之后，我很忐忑，不知道当事人如何看待这样的文字？ 因此，我就到北京，希望把书稿送给张文康部长看看。由于他不再担任部长了，也许由于不愿意成为焦点人物？或者，由于其他的原因，我没能见到张部长。我只好请人代转，事后不久他的秘书他来电话，转达了他的问候，并说，对这件事张部长不发表自己的看法。你希望怎么写，就怎么写吧！ 书籍出版后，我挂号寄给张文康部长，当然，也寄给了高强部长和其他领导，感谢他们带领我们走过非典，给了中医机会。 又过了几年，在一次孙涛局长主持的亚健康会议上，张文康先生上台讲话，会前大家很关切他的情况。他侃侃而谈，我记得他为了拉近与中医界的距离，大声说：“你们不要总喊我张部长、张部长，我看是张局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老局长。” 等他走下台，开幕式结束，我走到他跟前，问他：“张部长，您好！你还记得我寄给你一本书《中医群英战SARS》吗？” 张文康老部长看着我，略一沉思，然后说：“关于这件事，我可以用三个字回答你。” 我急忙问：“哪三个字啊？” 他握着我的手说：“你懂我！” 张文康为什么连任之后被免职？ 2003年3月两会之后，63岁的张文康部长，刚刚因为工作出色而连任了。可是，仅仅过了一个月，又因非典之战而免职。 “临阵换将”，向来为兵家之大忌；“朝令夕改”，也非智者之举措。是什么深层的原因导致了这一尴尬结果的必然出现呢？新政府贯彻“以人为本”的方针，亲民爱民，人民的健康事业关系到国家的大局，所以事情过去了两年，卫生部长一职仍由政治局委员、吴仪副总理兼任，真可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当初的临阵易将，实属不得已而为之。 2003年4月3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第二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记者会，新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由于汲取了广东的教训，有效地控制了输入病例以及由这些病例引起的少数病例，所以没有向社会扩散，在中国工作生活都是安全的。 这是中国卫生部第一次就非典型肺炎公开发表看法。笔者认为，张文康部长4月3日的答记者问和以后迅速发展的疫情导致了这件尴尬事件的不可避免，而张文康部长的疫情判断是这一切结果的原因。 那么，张文康部长根据什么材料、报告、“科学依据”做出的疫情判断呢？今天，让我们重新回到记者招待会的现场，再一次感受当时那不愉快的气氛，深思所以出现这种场面的原因。终于，我们发现是什么影响了张文康部长的判断，是什么决定了双方立场、观点的严重分歧。 据《中国中医药报》2003年4月18日刊登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就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答记者问》记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4月3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就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主持人王国庆说：“女士们、先生们，各位记者朋友，下午好。通常我们这儿的新闻发布会是在上午10点举行，今天改成下午3点。由此可见，今天的记者招待会有点特殊。今天记者招待会的主题是关于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各位也都关注到，最近有很多报道，而且还有一些不太负责任的传言，把北京说得很可怕（笔者注：2003年3月下旬，世界卫生组织将北京列为疫区，并发出旅游警告）。我们发布这个通知的时候，还担心大家来不了。今天来这么多记者，说明北京还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今天卫生部张文康部长专门到新闻发布厅来举行记者招待会，跟大家介绍情况，通过大家负责任地向国际报道中国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和张部长一起出席的还有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先生、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司长齐小秋先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先生。下面请张部长简要地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张文康说：“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很高兴有机会与各位见面。今天我向各位介绍一下我国对非典型肺炎的防治情况。中国大陆自2003年初发现非典型肺炎以来，截止到3月31日，共报告非典型肺炎1190例，其中广东省1153例、北京市12例、广西自治区11例、湖南省7例、山西省4例、四川省3例。已经治愈出院的934人，占总病例数的78.5%。其中广东911例、北京1例、广西8例、而湖南、山西、四川的所有病例全部治愈出院。在这次疫情中，共发生死亡病例46例，其中广东40例、北京3例、广西3例、山西、湖南、四川没有死亡病例。根据流行病学和临床特点的分析，本次的疫情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特征：（1）发病时间是在呼吸道传染病容易高发的冬、春季节。（2）临床上一般有持续发热、干咳，少部分病人出现呼吸困难，在症状和体征以及实验室检查上不同于典型肺炎。（3）以近距离呼吸道飞沫传播为主。（4）此病是可以预防和治愈的，绝大多数患者已经康复出院。此次非典型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非常关心，高度重视，多次专题研究，并做出指示，要求采取有力措施，控制疫情的蔓延。疫情发生后，卫生部对此高度重视，三位部领导先后分赴广东指导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并先后3次派出专家组赴广东协助开展防治工作，同时向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发出了《加强春季呼吸道传染病防治工作的通知》，召开专题会议，布置工作，积极主动地开展疫情监测和预防控制工作。疫情比较严重的广东省充分调集各方力量全力救治病人，确保每一位患者都能得到及时妥善的医疗救助，并开展了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诊断、现场取样、实验室检验、消毒与隔离工作，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经过中央和地方卫生部门的艰苦努力，现在发病人数明显减少，治愈人数显著增加，死亡人数有所减少，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病原的进一步研究查找工作也正在进行之中。正如大家看到的，现在中国大陆社会稳定，人们生活工作秩序正常。在此，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在座的各位，戴口罩、不戴口罩，我相信都是安全的。我先介绍这些，下面我和几位同事愿意回答大家的提问。在提问前，我想说说我个人的感想。以前的摄像机、照相机往往对着财政部长和央行的行长，很少对着卫生部部长。其实，卫生对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中国卫生部和我，愿意跟中外新闻界交朋友，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请大家提问。” 张文康部长的轻松语气和负责任的介绍，并没有引起与会外国记者的好感，甚至激起了他们的“敌意”，提的问题完全不是在询问，而更像是在质问： UBI记者问：“在过去很多年，卫生部一直讲艾滋病是一个外国的疾病，但昨天您曾经作过这样的表示，尽管广东是首先报告有肺炎的状况，但是并没有科学证据表明它就是原发的地方。我想问，不管这个病的原发地在哪儿，找出病因加以治疗是否更重要呢？” 张文康部长回答说：“首先我要说的是，卫生部和我从来就没有说过爱滋病是外国的病。我是一个医生，我不会说这些外行话！其次，我要说明的是，非典型肺炎到目前为止，它确切的病原体还没有找到，或者说还没有得到各国科学家的公认。中国的科学家愿意跟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共同合作，寻求病原，这对于进一步做好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是相当有益的。”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的科学家”对于这一新发的疾病取名为“非典型肺炎”就错了，这一命名将中国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所谓“非典型肺炎”，是一种公认的最轻的肺炎，山西的于丽和她母亲就是靠这种认识才敢去广州的，后来卫生部和国家领导一再强调“非典型肺炎不可怕”，也都是靠了这一命名！ 而在越南的卡罗·乌尔巴尼2月28日接触这类患者，5天后的3月5日就向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这种新发的肺炎命名为“急性、严重呼吸困难综合征”，也就是SARS，属于目前为止最为严重的肺炎。 中国认为最轻，乌尔巴尼认为最重。 世界卫生组织于2003年3月15日，采纳了乌尔巴尼的建议将其命名为SARS，而不取中国科学家的命名，实际上已经分出了“准星”，有了是非标准。 这就象给瘟神定罪，世界上都已经公认SARS瘟神是一级谋杀罪，应当打入死牢；而中国领导一再说这个瘟神属于小偷小摸，是非典型肺炎。而且，2月18日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就宣布“衣原体是这次非典型肺炎的肇事元凶”，只要选择针对性强的抗生素，疗效很好。 在世界面前，在外国记者眼里，这种论调，说轻了是麻木、是不负责任；说重了，就是为瘟神开脱罪责、替瘟神袒护。这就是张部长与记者们不同的看问题的出发点，这就是他们分歧的根源！ 2500年之前，伟大的智者孔夫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诚哉，斯言！ 再说，“依靠科学战胜非典”，是我们的方针。只是，人们对于“科学”的期望值太高，一贯将“科学”理解为“正确”，理解为“真理”，不知道“科学”也会犯错误，也经常失败。 其实，所谓的“科学精神”，就是用今天的事实，否定昨天的结论；用明天的结论，否定今天的说法。科学经常处于一种探索状态，是不断发展的，所以“科学”常常在否定之否定之中。那种将“科学”视为“一贯正确”神话的人，是完全不正确的。 科学家不懈奋斗，结论未必正确 在记者招待会召开的时候，“中国的科学家”们正夜以继日地为攻克非典型肺炎的病原而不懈地奋斗着，他们的精神是值得人们敬佩的，他们的工作态度也是完全认真负责的。有《健康报》为证： 2003年4月7日的《健康报》发表了记者郑灵巧采写的通讯：“破译病因之谜”，文章记述说： 连月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多学科专家联手攻关，严格按照确定未知致病因子的步骤，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昼夜工作，初步解开了有关非典型肺炎的种种谜团，在非典型肺炎病原的确定方面取得重要进展。长期以来，医学上对于任何一起原因未明疫情致病原的确定都需要遵循3个原则：分离培养出病原；用分离培养出的病原与病人血清反应，见到阳性结果；以分离培养出的病原接种动物，观察到同样的病理改变。目前，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查找非典型肺炎病因的研究已完成了前两步。参与这一研究的强大的专家阵容涉及病原形态学、免疫学、细胞培养、血清学、病毒学、分子生物学等众多学科。其大量的研究，已为“新衣原体样因子”的致病说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专家们认为，他们所发现的新衣原体样因子很可能就是本次非典型肺炎暴发的病原，至少是其中最主要的病原。那么，对于这一中外瞩目的致病原，科学家又是怎么确定的呢？1月中旬，中国CDC接到广东疫情报告，很快派出了专家组，会同当地专家，赴发病地区现场核实疫情。专家们发现，这是一种与以往非典型肺炎都不相同的传染病，其传染性强，潜伏期短，密切接触后突然发病。专家们从现场带回了血清标本，开始了病因排除的系列试验。同样的试验也在广东省紧张进行。至2月份，细菌（尤其是肺鼠疫、炭疽、军团菌）钩端螺旋体、支原体、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流感病毒、麻疹病毒、肺炎衣原体、鹦鹉热衣原体、人流感病毒等病原体，被一一排除。2月8日春节刚过，中国CDC召开紧急会议，专题研究明显增加的非典型肺炎病例。9日，该中心专家组与卫生部领导再赴广东指导处理疫情。这次广东之行，专家们带回了两份非典型肺炎死亡病人的肺组织标本。为选择最佳研究方案，该中心多学科专家一同开会论证。2月15日下午，标本转到病毒病预防控制所首席科学家洪涛院士的实验室。拿到标本，洪涛和孙异临等助手彻夜工作，通过电子显微镜反复观看鉴别。2月18日，经对所拍摄的100多张电镜照片的仔细观察，洪涛惊呼：病人肺组织中存在大量的衣原体样颗粒！衣原体是一类严格的真核细胞内寄生的原核微生物，目前被划分到衣原体科，该科只有一个衣原体属。其中包括沙眼衣原体、肺炎衣原体、鹦鹉热衣原体和兽衣原体4个最主要的种。已知能引起人类发病的为前3个种，引发人肺炎的为肺炎衣原体和鹦鹉热衣原体。所观察到的衣原体样颗粒是不是已知的衣原体呢？洪涛院士的助手王健伟博士、段淑敏副主任技师等人在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倪安平教授、病理科陈杰教授和军事医科院端青研究员的帮助下，将患者肺组织进行切片或印片，分别用衣原体属特异性单克隆抗体，肺炎衣原体、鹦鹉热衣原体种特异性单克隆抗体，进行免疫组织化学和免疫荧光检测，结果全部阴性；将组织培养物用衣原体属特异性抗体进行检测，也为阴性。这表明，病人肺组织中的衣原体样因子与已知的衣原体都不相同，可能是一种新的衣原体样因子！作为病毒专家，对于发现新的病毒具有更浓厚的兴趣。然而接下来的研究，闯入他们眼帘的，仍然是“衣原体样因子”。3月1日，他们将一名病人尸解肺、肾组织标本进行电镜观察与鉴别，从中见到大量典型衣原体样颗粒及其包涵体，而未见其他典型病原的形态。3月3日，对另一名病人尸解肺、心、肝、脾、肾组织标本作电镜观察与鉴别，在肺、肝、脾、肾组织标本中，再次见到大量典型衣原体样颗粒及其包涵体，又未见其他典型病原的形态。4日，用病人尸解脾组织标本与6份患者恢复期血清进行免疫荧光检测，5份血清标本阳性，并且大量而密集的荧光聚集在细胞浆，从血清学方面首次证明了病人组织中存在本次暴发的病原。在细胞浆内发现荧光，使科学家们对于病原的搜寻工作缩小至病毒、衣原体等少数几类微生物，因为理论上只有这些微生物是在细胞内寄生的。进入3月中旬，病原体研究工作再度获得意义重大的突破。他们不仅分别从来自不同地区、医院并有着不同病程的全部5个尸解病例多脏器组织标本的观察中发现了典型的衣原体样包涵体、原生小体、中间体颗粒的存在，而且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尸解标本感染的组织培养细胞中存在大量衣原体样颗粒。其后，他们又在其他不同种类的培养细胞中观察到同样的结果，从而标志着组织培养的病原体已经获得，为进一步的病原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一直在组织指挥病原查找研究的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梁国栋研究员，连月来几次奔赴发病地区，两次在尸解现场采集标本。他告诉记者，该所5个攻关组的科技人员全力倾注到病原的查找中。每天，他们都有一次研究进展信息交流与讨论会，由所长阮力主持，每天都要上报一份研究情况的书面报告。对于衣原体样致病因子的诸多发现，境内外都有学者存有疑义。由于有学者怀疑禽流感为致病原，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专家们又赶赴病区，通过大量的血清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等实验，彻底排除了禽流感病毒和流感病毒为本次疫情的病因。据介绍，3月下旬以来，各攻关组的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其中最主要的突破是，毕胜利研究员等专家血清学的系列研究，印证了所分离病原与病人血清有对应关系，印证了细胞培养的病原与尸解病人肺组织中的病原是一致的。他们在急性期和恢复期病人血清中均检测到人体可耐受剂量100倍的耐热内毒素，这一重要发现将为最终确定病原提供重要依据。最初，攻关组的专家们设立了一个假说：如果死亡病人与存活病人为同一个致病原的话，那么存活病人的血清中就应当有这个病原的抗体。如今，这个假说已基本从免疫学和血清学的结果中得到了确认。令记者感叹的是，夜幕中实验室那通明的灯光。4月4日21时，记者来到洪涛院士实验室，实验室的工作仍然在进行。在这里，记者看到了洪涛院士从本次疫发现场拍回的许许多多图片资料。对于这一令人生畏的急性呼吸系统的传染病，如此近距离接触，难道没想过自身的安全吗？洪涛说，不到现场，怎么能获得这么多资料？王健伟博士对记者说，在病原学的研究中，我们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疾病流行的现场，没有离开对病人临床病症的观察。疾病控制第一线的同志，流行病学、临床学同行们的献身精神和出色工作不但为我们寻找和印证病原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也给了我们很多线索。使我们的病原学研究获益并不断取得进展。最近，世界卫生组织为应对多国多地区暴发的严重的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建立了有关这类疾病的全球实验室网络、流行病学网络及临床网络。从网络下载的德国法兰克福某实验室传出的电镜照片上，洪涛院士看到，在不同的标本中有与他们所见相同的衣原体结构。令专家们特别关注的一个现象是，近来对于非典型肺炎病原学的研究出现了复杂的局面。继香港学者的禽流感一说被否定后，副黏液病毒的致病说也基本被否定。而冠状病毒为非典型肺炎致病原一说，现呼声较高。不久前，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李德新研究员等专家也通过PCR技术，从病人肺、脾中扩增到国外报告的冠状病毒样基因序列，而攻关组对于5名死于次此非典型肺炎病人的多器官检测，一直未能分离到包括冠状病毒在内的任何典型病毒，他们正在继续进行大量的组织切片观察和免疫电镜研究，以期发现其他病原的蛛丝马迹。洪涛院士说，越是面对我们有利的证据，越要怀疑它的缺陷，不能先入为主，一定要始终把它当作未知病原加以寻找和排除，而不能表现出主观的偏向性。目前还很难排除其他病原，尤其是冠状病毒和衣原体的同时感染或相继感染的可能。目前，各攻关组对致病原进一步的确认研究仍在进行中。 事到如今，我们可以不避讳地说，科学家的辛苦是一回事，“科学结论”是否正确是另外一回事。 科学探索为什么会有失败？ 刘畅在2003年5月23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刊出了“科学探索会有失败”的文章，记述洪涛院士回首衣原体与冠状病毒之争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判断失误。这是一篇发人深思的文章，它让人们以一种“平常心”来看待科学，因为“科学”的任务是探索，是发现未知，出现失败、错误的“科学结论”是经常会有的事情。“科学不等于正确”，科学更不是绝对真理，不能把“科学”当成神，当成一种宗教来崇拜。“五·四”之后，科学这个“赛先生”与作为自由化身的“德先生”，在中国被当作神灵，一直被崇拜到如今，而且一切传统的文化、传统的科学都成了四旧的代名词，受到人们不公正的待遇。中医学，这个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至今仍然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中医学，还一再被许多人认为“不科学”！ 现在让我们翻开2003年6月2日的《健康报》，看看这段转载的“科学探索会有失败”的文章，看看科学家是怎样认识科学、怎样评价科学研究的，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最先认定“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为衣原体”的科学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学首席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今天对记者说，自己一生中遇到很多挫折，作为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上遭遇的大多是失败，很少遇到成功。为此，他告诫身边的学人，不要气馁，遇到挫折、批评，仍要继续走下去。洪涛从事医学病毒学研究40年，曾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病毒病理和生物医学超微结构实验室，在成人腹泻轮状病毒和出血热病毒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世界领先成果。今年2月7日开始，他投入非典型肺炎病毒的研究，随后，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到非典型肺炎病人的尸检肺标本上有衣原体，并于2月18日向社会公布了这一研究成果。回顾当时的情景，洪涛说，自己曾要求媒体宣布他的发现时“要留有20%的余地”，但实际发布时“余地还是留小了”。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权威媒体迅速报道：“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这从此成为官方认为“非典不可怕”、“已经得到控制”的一份“医学证明”。因为如果该病的病原体确是衣原体的话，患者只需服用红霉素等已有的普通药物即有特效。衣原体肺炎一般呈散发性，即零零星星地发生，流行的可能性不大，衣原体肺炎的死亡率也不高。但稍后，香港一家研究机构宣布，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是副黏液病毒。3月25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宣布，非典病原体是来自猪的冠状病毒。随后，世界上多个实验室纷纷宣布找到了冠状病毒。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经过全球科研人员的通力合作，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虽然洪涛院士的结论曾获得官方认可，但由于他仅仅观察了几个病例，就确认衣原体为非典型肺炎的衣原体，广东医疗界人士对此并不认可。钟南山院士就坚决认为：“不可能！”他们根据自己的临床实践，判断其病原体应是一种特殊的病毒，所以他们并没有按照衣原体方案进行治疗。洪涛说，冠状病毒是非典型肺炎的元凶，通过基因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他推测，他观察的非典患者，由于发病后免疫力下降，引发了衣原体继发感染。当时，通过电子显微镜，没看到冠状病毒，而分离到了衣原体。他承认电子显微镜的观察结论有局限性，为“一孔之见”。但是，在几位非典病人的标本试验中，衣原体是客观发现，自己“没有造假”。他说，对于此次挫折，别人有怨言、提出批评是应该的，非典型肺炎在中国报告较早，但病毒、疫苗研究却落后于国外，确实值得思考。洪涛说，这里有一个学风问题，“很多医学研究者情绪浮躁，包括我们自己。”为此，洪涛常常提醒自己：“不要有浮躁情绪，要冷静！”洪涛院士介绍，目前，对非典型肺炎的研究还在继续，联合感染、继发感染也在研究之列。为此，同样分离出过衣原体的一家德国科研机构要求合作，继续对非典的衣原体感染进行合作研究。目前，对于非典疫苗研究有一些夸大的说法，比如几个月就会成功等等。洪涛认为，疫苗研究难以速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他希望科学界实事求是，向社会讲清真实情况。洪涛介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不过一年多，中央投资6亿元，但新的研究所正在建设中，预计2008年建成，显然远水难解近渴，非典医学研究难以借力。在德国、美国订购的设备，由于非典时期运输不便，几个月还没有运到。目前，中国还没有一个适合作动物模型试验的实验室，还缺少超速离心机等价值昂贵的医学研究设备。一些媒体质疑，非典时期，医学研究成果将影响临床实践，人命关天，风险加大，医学研究是否允许“出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学界人士告诉记者，科学家的本职就是从事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是一个从谬误走向真理的过程，而不必为公共卫生决策负责。科研没有止境，今天认为对的，明天可能就是错的，应该对科学家多一分宽容。 在疫情如火的紧急时刻，在全国人民急切期待的眼神里，一大群顶尖的科学家，在科学的设计方案指导下，在最适宜搞科学研究的地方，用科学的仪器进行研究，用认真的科学态度分析，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应当叫什么结论呢？起码不是随意的、伪科学的，也决不是凭空的臆测、毫无根据的虚妄空谈，而只能是地地道道的“科学结论”！“科学结论”也会不正确，也可能是错误的，这一点在我们过去的思想上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接受的！长期以来，我们赋予“科学”以太多的神秘色彩，“赛先生”是我们顶礼膜拜的对象，成了我们的教主。什么东西，只要被认为不是科学的，就大有必须改正，或者淘汰的必要。“科学”从一种手段、一种精神、一种知识体系，逐渐异化，成了无所不能、有求必应的菩萨；成了代表正确、代表真理的形容词。人们不允许“科学”出错误，一切的“科学实验”必须得出正确的结果，必须具有先进性、创新性、独特性，等等，在这种高期望值之下，在这种不现实的虚幻之中，促成了一桩桩的学术腐败，养成了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正应了“不是棒杀而是捧杀”、“举得越高，摔得越重” 的那句老话。这种不正确的“科学观”是十分有害的。人不能超越历史、不能避免时代的局限，也不能永远正确。 李恩教授说，农药滴滴涕的发明，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后来因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而被禁止生产；人们用化学合成的方法，造出了7000多种化学药品，由于各种原因已经有6000种被淘汰了。这些被淘汰的化学药物，哪一个不是当初的科学成果呢？如果科学是正确、先进的代名词，甚至可以等同于真理，哪科学怎么还需要发展？为什么科学还需要不断进步？ 中医学在本世纪受到了太多的不公正待遇，所以说到“科学”，难免“意不平”，也许离题太远了。 张文康新闻发布会现场的尴尬 中央电视台记者问：“有两个问题请教张部长。第一个问题，中国政府对于台湾就非典型肺炎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态度是什么样的？第二，祖国大陆方面是否准备协助台湾地区进行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 张文康答：“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血浓于水。中央政府和祖国人民十分关心台湾同胞的健康和福祉。对于近期台湾出现非典型肺炎的疫情我们十分关注，我们愿意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并愿意跟有关国际组织合作，共同为台湾同胞提供必要的协助。同时，也愿意与台湾有关的医学专家共商对策，共同探讨预防和治疗非典型肺炎的方法。两岸卫生系统的交流渠道是畅通的，信息的交流也是方便的，不存在所谓台湾无法取得相关信息的问题。每年两岸医学专家的交流达到几百次，几千次。所以，台湾当局声称台湾同胞的健康受到漠视，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当务之急是两岸加强合作，关心民众的疾苦，共同采取措施，有效地控制疫情。我们希望台湾当局领导人不要再节外生枝，别有用心地散布一些没有根据、不负责任地说法，甚至打着所谓人权的幌子，图谋以非典型肺炎疫情为由，为台湾挤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世界卫生组织造势。这是不明智的，也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的提问，把问题由国际引向了国内，台海与大陆虽然同宗同祖、同一种语言文化，但由于某些历史与现实的原因、由于种种阻隔，既不能实现统一，交流也那么困难。美国一致希望我们不战不和，日本甚至扬言，如果台湾脱离大陆，他们将给予台湾大量的金钱，并由他们出钱建立导弹防御系统！曾经积贫积弱的祖国，一直在经受着不公正的待遇。但愿这样的情况不会继续得太久。 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问：“事实上，最初病例在三四个月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为什么这一段时间中国媒体上的相关报道非常少？为什么等了那么久才从官方层面上对这个信息进行发布？” 张文康答：“对于这个问题，最初的病例确实是可以追溯到三四个月以前，但因为非典型肺炎是一种新的疾病，是一种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的疾病，一开始我们对它还没有认识。只是到了2003年的年初，我们认识到这种疾病跟以往的非典型肺炎不相同，有比较强的传染力。这样，中央派出了专家组协助广东的专家，一起研究这个疾病。经过研究以后，我们才对这个疾病的发病规律、治疗和预防逐步地加深了认识。所以在广东最早报道的病例是在11月中旬，这个病例是回顾性的病例，就是说等我们明确了诊断标准之后回过来想，这个人得的可能就是非典型肺炎。由于非典型肺炎不是我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法定传染病，因此要建立新的疫情报告方法和规范，还要收集疫情、分析疫情，这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这种疫情在我们国家只有少数的省份发现，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应该由地方来公布，所以广东省和广州市分别在2月初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了疫情和处理情况。在2月上中旬之交，我们向全国通报了广东的疫情。以后，我们根据疫情的发展以及中国自己的国情，决定每个月通报一次疫情。考虑到世界卫生组织希望每个国家能够每天报告，我们决定从4月1号开始，每天向WHO报告疫情。因此我们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的有关法律，适时地报告疫情。而且根据WHO的要求，根据国际惯例，我们将每天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疫情。” 王国庆说：“刚才记者提问说媒体没有报道，我知道今天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请广东省新闻办公室提供了一个数据，从今年2月初到现在，广东的各种媒体有关非典型肺炎的报道、有关文章有500多篇，如果记者感兴趣，我们可以请广东省新闻办公室给你们提供文章的目录。” 疫情报告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鼠疫、霍乱被称为01、02的年代，确实是出于保密与防止引起人们恐慌的需要，因为有的时候恐慌比疫情本身的危害更大。英国当时出现了风牛病，人们哄传有几万例之多，后来经过核实不过是几十例。当然，事实的真相被人们认识清楚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在中国政府换届的时候，这个问题处理起来就更有某些不确定因素，真实应了“无巧不成书”的老话，也反映出中国应急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两会召开的时候，广东代表就提出健全国家应急机制的议案，实在是非典带给人们的新认识。可惜这认识还没有转化为现实，SARS疫情就迅猛地扩展开了，的确有点“措手不及”。 法国记者问：“刚才您讲的这个情况有一点我觉得费解，因为您刚才提到现在非典型肺炎已经得到控制，但是您又有讲疫情问题上还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和调查。现在，每天不同的国家，在加拿大、法国都有人死于这个疾病，您不觉得这样有点矛盾吗？” 张文康答：“我说的是有效控制，没有说有效消灭，彻底消灭。而且我说的是在中国大陆有效控制，没有说在世界各地有效控制和完全消灭。考虑到在中国内地还是有少数的病例发生，也考虑到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有新的病例发生，也考虑到在世界上还有十多个国家有病例发生。因此，中国愿意介绍自己的经验，包括自己的教训，也愿意跟世界各国共同合作来对付非典型肺炎，造福于世界人民的健康。 德国记者问：“过去的几个星期，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讲得非常少，让我们感到很多东西不大了解。但是您刚才又讲，现在在中国旅游是安全的。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发布一个警告，就是让大家不要去香港和华南地区。您刚才事实上是邀请大家到这些地方去。您能不能给我们澄清一下，现在那些游客和商人可以去香港和华南地区吗？” 张文康答：“我们跟世界卫生组织（WHO）在非典型肺炎上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中国局部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而且也积累了治疗和预防方面的宝贵经验。我相信世界卫生组织会按照客观实际来决定自己的对策和建议，比如WHO现在就取消了把北京列为疫区的建议。我想WHO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WHO的专家正在北京工作，他们会向WHO报告在北京是否安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广东是疫情地的理由，是因为他们不清楚广东疫情处理的情况。现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已经到了广东，已经开始了我们第二阶段的合作。我想，在WHO的专家清楚地了解了广东的情况以后，WHO会考虑他们的建议。我顺便告诉大家，WHO的专家今天上午就到了广东。” 中国日报记者问：“有境外媒体报道说中国公布的数字表明，中国的疫情特别是广东的疫情正在迅速蔓延，您对此有何评价？” 张文康答：“我想，他们这样说是没有根据的。根据广东省卫生厅的报告，3月份，也就是3月1号到3月31号，整个广东省共发生非典型肺炎361例，比2月份下降了47.5%。其中3月上旬发病145例，中旬128例，下旬88例。3月份治愈出院的有507例，比2月份增加了133例。3月份死亡9例，比2月份减少18例。从4月份开始，病例数还在继续下降。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作出这个结论的。” 荷兰记者问：“我想问的是关于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问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2月份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要求派专家到广东进行实地考察。您刚才也跟我们讲了，中国政府派出不少专家到广东去进行考察。我想广东也是接待了不少这样的实地考察疫情的专家团组。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要等那么长时间才能够到广东去考察呢？” 张文康答：“我们跟世界卫生组织一直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在非典型肺炎方面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确实，世界卫生组织在2月份向我们提出了要求到中国来考察非典型肺炎的问题，我们在2月底和3月初就接待了WHO的专家到北京来考察。从2月下旬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就先后派出了3批专家组到北京来，对我国在非典型肺炎的临床诊断、治疗、流行病学等方面所做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了解，与我国专家就有关技术问题进行了认真的交流和讨论。WHO的专家组对我国防治非典型肺炎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对中国的专家所做研究工作表示赞赏，并且进一步建议开展在临床、流行病学和病因学等方面进行合作。中国方面是采取了积极的态度的。我记得来的第一、第二批专家基本上都是流感方面的专家，是我主动要求第三批专家组要包括更多学科的专家到中国来，便于我们更广泛地进行研究和合作。我们双方商定，我们的合作是分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在北京，然后根据合作的需要，可以考虑到广东。现在第一个阶段在北京已经顺利地完成了。从今天开始，他们就在广东开始工作。WHO欢迎中国加入WHO为非典型肺炎建立的全球的病毒学的网络、流行病学的网络和临床学的网络。我明确表示，中国将把自己的网络跟国际网络结合起来。我还向WHO西太区主任提出我的建议，在中国的香港召开各个国家的专家研讨会，总结前一个阶段的研究工作，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建议。很高兴的是，我这个建议得到了西太区主任的赞成。这个会议很快就会召开。” 外国记者提问转向疾控中心主任 外国记者问：“李先生，根据刚才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来，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广东非典型肺炎的疫情得到了很大的控制，病例已经减少了很多。我想问你们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 李立明答：“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中央和广东的专家一起合作，尽快地发现了本病的临床学和流行病学特点，针对这些特点采取针对性的防、治等措施，所以取得了今天这样的一些成果。最近我们在中国CDC网站上公布了一些建议的防治方案，第一是针对流行病学的特点，也就是发病的特殊人群、传播的途径，按照呼吸传染病的综合防治特点，开展针对性的预防。第二，就是加强医院内的防护，防止医院内的感染。这些是针对防护的一些措施。第三，是加强对医护人员的培训，让他们了解这次的非典型肺炎临床的特殊特征，有针对性地开展治疗和防御。” 张文康答：“经过这几个月，中央和广东有关专家的共同努力，就像我刚才说的，积累了宝贵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的经验。包括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的标准、非典型肺炎病例和疑似病例推荐方案和出院诊断参考标准、医院消毒隔离工作指南、病人住所及公共场所的消毒办法、社区综合性的预防措施等等。我们已经把它汇编成册，而且已提供给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希望英文版尽快出来。” 新加坡记者问：“最近几个星期在北京已经开始有了非典型肺炎的病例。昨天您在中央电视台上被问到这样一个基本性的问题，就是非典型肺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这对于公众宣传这方面的知识是非常有用的。北京为什么没有吸取广东的教训，让公众认识、了解这个疾病？您刚才说，现在这个病已经有了防治的办法，已经可以治愈。您是指用药治愈还是用人的本身防疫系统来抵抗这个病，达到治疗的目的呢？” 张文康答：“关于北京的病例，我要说明的是北京的病例不是原发的病例。就是说外地的病人得了这个病到北京来求医，结果在北京诊断为非典型肺炎。陪他来北京的父母以及亲属，有几位也得了病。也有刚开始没有得到明确诊断的时候，个别的接诊医生也有几个得病。北京市卫生局汲取了广东省的经验和教训，很快把病人以及由这个病人传染的病人，还没有症状表现的那些接触者，都采取了适当的隔离治疗措施。北京还接受过从香港到北京来的病人，正是因为香港及时给我们通报了病情，所以一到北京，我们就把他隔离治疗。所以我们说，北京由于汲取了广东的教训，有效地控制了输入病例以及由这些病例引起的少数病例，所以没有向社会扩散。非典型肺炎由于病原没有明确，因此，现在还没有针对性的或者说特效的药物来治疗这个病。但是，根据广东的经验，我们采取积极的对症治疗和增加病人免疫力的治疗，病人是可以治愈的，事实上，现在绝大多数病人已经治愈出院。根据广东的经验，中西医结合的疗效比较好。” 不知道张部长对于北京输入病例的管理情况，是来自于哪里的报告和估计，实际情况的确并不象张部长说的那样好，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极深刻的教训的。否则，就不会出现日后极严重的疫情扩散。客观地说，一方面我们对于SRAS的严重危害性还认识不足，措施还不够有力。不久之后将非典纳入《传染病防治法》管理，建立定点医疗，加强流调，隔离密切接触者等系列措施的出台，才逐渐弥补了这方面的漏洞。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问：“如果卫生部能够早一些把有关这个病的信息告诉香港卫生部门，香港卫生部门是不是能够更好地防治这个疾病？这样可以救死扶伤。有一个问题问王主任，您刚才说从2月初以来，广东大小媒体对此病有500多篇报道。据我了解的数据来看，2月中旬以前报道并不是很多，也就是50次报道。您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2月中旬以来，广东媒体对非典型肺炎报道的次数？” 张文康答：“实际上，中国卫生部通过各种途径向香港特区政府的卫生当局介绍了广东防治非典型肺炎的一些做法和经验。我们也发现，香港卫生当局也采取了比较得力的措施。但是我认为，这样一个不知病因的传染病，可能会有自己的发展过程。按照中国广东的经验，可能有三个星期左右的高发阶段，然后由于采取了适当的措施以后，逐渐下降。我们祝愿，也相信香港能够尽早地控制疫情的发展。而且我们跟香港方面进一步研究了在防治非典型肺炎方面的合作。我借到香港接受荣誉学位的机会，跟董特首见了面，我们双方确认，将在流行病学、临床学和病原学方面进一步进行合作。董特首建议，香港跟广东进行合作，我们也表示同意，现在在工作层面上正在商讨合作的方式。” 王国庆答：“我们双方在遵守《基本法》的前提下，加强交流合作。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请广东省新闻办给你提供一个目录。” 问题升级，矛盾加深 加拿大电视台记者问：“中国应该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隐瞒非典型肺炎确切发病人数的政府，现在您又说，到中国来是安全的，您怎样让别人相信您把真实的情况都告诉大家了呢？” 张文康答：“我刚才说了，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国情，以及中国有关的法律，适时地向公众，向国际报告了我们的疫情。而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从4月1号开始，每天要向他们报告疫情。这位先生似乎没有参加上半时的新闻发布会。对不起。” 关于这一点，今天看来，确实不存在隐瞒疫情的问题。也没有必要象美国那样为了发动伊拉克战争，而故意制造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所谓“敌情”。中国也不会象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对中国境内释放细菌武器那样制造生物武器，我们自己遭受了瘟神制造的疫情灾害，我们有什么必要隐瞒呢？我们已经承认了北京有SARS患者，在1300万人口的北京，有10多个病人与有100多个病人有多大区别呢？如何发布疫情，它的数字统计是否准确，完全是一个国家的内政，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时候，凭什么认定“中国应该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隐瞒非典型肺炎确切发病人数的政府”？ 新上任的高强部长，继续答记者问 2003年4月20日，高强常务副部长答记者问的时候，还有外国记者抓住这个话题不放： 外国记者说：“两个星期前，有中方官员表示，北京现在是安全的。您认为现在北京的疫情到底是什么样子？您刚才也解释了为什么前几天给出的数字有一定的局限性。我想知道北京或者说中国的卫生体系方面存在哪些不足，使得真实的情况没有足够地公布给大家？同时我也想问为什么中国在发布信息方面会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呢？” 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说：“SARS是人类至今还没有完全认识的疾病，还没有特别有效的治疗方法和控制的措施，而且它的传染性非常强，任何地方的安全我想都是相对的。某一个地方今天没有SARS病例，如果控制不好，明天就有可能出现。上一次发布会曾经有官员讲北京是安全的我认为是根据当时北京的情况来讲的这个观点。因为当时中国疫情主要的发生地在广东，北京疫情是控制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范围内。但是最近，北京疫情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家从刚才公布的数字可以看出，北京的病例在逐步增加。这反映了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中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主要问题就在于，北京现在已有的医疗机构分别属于很多部门来管理。既有北京市管理的医院，也有卫生部管理的医院，还有军队管理的医院和其他方面管理的医院。这种医疗机构分散管理的体制就造成了医院之间信息沟通不畅，不能够准确的掌握疫情情况，也不能够采取非常有效的隔离和防止扩散的措施。我不认为我刚才公布的数字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经过了一段时间认真负责紧张的工作，我们摸清了北京实际的疫情情况，如实地向大家公布了数字。我们现在已经制定了比较严密的防止扩散的措施，现在的问题是要监督、检查、落实这些措施。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北京疫情防治的情况会有很大的变化。” 荷兰记者也对中国的失误很感兴趣，紧追不舍地问：“为什么说卫生部指导不利？能不能再详细地谈一谈？” 高强说：“卫生部是中国政府主管卫生的一个职能部门，具体负责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的重任。在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中，它也肩负着非常繁重的任务，要负责制定诊断的标准，组织广大医疗队伍进行救治，对各地的工作进行指导，对各地的疫情进行核查，确保疫情如实上报，等等。在这次非典型肺炎的防治过程中，卫生部和全国卫生系统的广大卫生工作者尽了很大力量，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广大医务工作者，战斗在抢救患者的第一线，承担着很大的风险，这种精神是很可贵的。但是，我们的工作中也确实存在一些缺陷和薄弱环节。我刚才给大家指出了一些问题，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改进我们的工作，使我们今后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能够更加有效。各地的疫情报告制度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由于大家对SARS不了解，所以开始时疫情报告制度并不很完善。像广东这些地方疾病发生比较早，疫情报告制度很健全，基础工作比较好；而像北京这些地方在疫情的报告收集方面存在着一些缺陷。而卫生部对北京市的防治工作指导检查也不够有力，也是我们工作的问题。” 2003年6月9日，《健康报》刊登记者孟庆普的报道：“阻击战中的‘突击队’——北京疾控系统抗击非典记事”。文章说，4月20日是北京非典防治的转折点。曾光教授说，前一阶段由于信息不畅等原因，防疫人员难有作为；后一阶段，“他们依靠踏实的流行病学调查、较高的疫情分析水平以及将防控关口前移等一系列的工作，出色完成了阻击非典的任务。”4月21日，市委书记刘淇、代市长王岐山到北京市疾病控制中心检查工作，指出该中心网络系统尚有缺陷。当天下午，市疾控中心召集有关区县疾控中心、铁路防疫站、武警防疫队、总后防疫队和有关医院领导开会，共同研究关于建立北京地区非典疫情报告直痛网的问题。4月22日直痛网建成并试运营，25个专门报告点，每天通过网络及时汇总，从而解决了此前北京市各级医院分属不同部门管理，致使信息收集和汇总不统一、不准确的问题。4月24日，北京成立了防治非典联合工作小组，下设医疗、流行病学追踪、信息、物资保障四个小组；初步构建了“三网”：坚强有力的领导体制网络、畅通准确的信息网络、严密的隔离防治网络。以此为基点，非典流调工作全面展开。疾控中心4部传真机、8部电话响个不停，传送着来自京城各地的疫情信息，防疫人员在电脑上绘制分析图表；2500人组成的流调防病队伍，往往是刚完成了一处流调，顾不上休息又向另一处目标出发了。 记者纠缠艾滋病，张文康继续艰难应对 外国记者问：“我想提一下艾滋病的问题，几个月以前我们听到一位姓齐的医生介绍了有关艾滋病的情况，他提到，中国很需要西方在预防和治疗艾滋病方面给中国更多的帮助，因为这个病毕竟是从西方输入到中国来的。现在中国在输入非典型肺炎，中国有没有对其他国家给予帮助呢？而且这样的帮助是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还是双边的渠道进行帮助？中国是怎么样跟其他政府介绍有关的信息和防治的有关情况？第二，很多跨国公司，包括英特尔已经取消了在中国的活动，他们也认为现在到中国来不是特别安全。您是不是说这些人说的都是错的？您是不是认为在中国旅游或者说在中国走动，或者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安全的还是仅仅在北京是安全的？因为现在不断的有单位在发出这样的警告，叫人不要到中国来旅行。” 张文康答：“中国发现了艾滋病，当然说最早的病例可能是从西方或者某个国家到中国旅游或者工作的人员，或者说是中国的有些病人在云南或者在广西这样的边境地区在交流的时候传染上艾滋病，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是某个国家向我们输出了艾滋病。同样，中国广东是最早发现和最早报告非典型肺炎的地区，但这并不意味着广东向哪些地方输出了疾病。美国最早发现和报告了艾滋病，可是我们也不认为是美国输出了艾滋病。现在的问题是让全世界共同努力，尽早地发现这个病原体，发现了病原体以后，可以更有效地治疗病人，可以更有效地知道这个病原体究竟在哪儿，究竟分布在哪里，让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有效地预防和治疗非典型肺炎。关于旅游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我在这儿以部长的名义说，中国局部地区已经有效地控制了非典型肺炎的疫情，而且也积累了比较宝贵的预防和治疗的经验。在中国，中国人民包括广东人民的生活、生产的秩序是正常的。因此，到中国来工作、旅游、开会等等也是安全的。而且我们将根据以往所取得的经验，进一步做好各种预防工作，保护来华旅游、开会或者工作的人员的身体健康。大家都是在北京工作的，北京怎么样，我想各位都很清楚，也建议大家到广州去看看。我刚从广州回来。我声明，我没有接受航空公司的要求来给他们做推销机票的宣传。至于一些公司做出了不到中国旅游或不到中国开会的决定，我希望他们听了我们的介绍以后，重新考虑他们的决定。据我所知，从昨天我向中国的公众发表讲话以后，有些人已经改变了主意，当然我们不强迫他们改变决定。” 对于未知的领域，我们应当永远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或者是畏敬的态度，而不应当轻易地断言如何如何。像张骞通西域一样，带上自己的丝织品；像郑和下西洋一样，装上我们的瓷器，去交流、去沟通，而不要像西方列强一样、像海盗一样，只用火药说话，去进攻印地安人、占他们的土地；贩卖非洲奴隶，掳掠中国劳工；向中国输出鸦片，掠夺中国的白银、焚烧中国的圆明园。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之中，西方列强至今也没有给予我们平等的待遇，歧视与遏止中国的各种论调，一直在西方有很大的市场。曾几何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关于动物进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正确观点，被西方列强用做消灭“劣等民族”的根据，演化成“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了引发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思想基础。 再说艾滋病的问题，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夕，《燕赵晚报》2004年12月15日李秀琴报道：“副作用可致命隐瞒真相，骗穷国防艾滋草荐人命，白宫被卫生部蒙了一回”。文章说，奈韦拉平是一种抗逆转录病毒的药物，早在1990年就在美国市场上投入使用。由于有很大的副作用，对于长期服用的患者有可能致命。2002年，美国卫生部获知这一情况之后，并没有停止这一药物的生产，而仍然作为他们向乌干达输送的“帮助物资”。美国卫生部传染病研究员克利福德·拉宁博士说，事情确实比他们预料的要严重，其中的一个副作用就是，病人服用了这种药物之后，可能对此类的药物产生耐药性，病人病情恶化之后将无药可救。拉宁说，卫生部的官员在2002年春天就获知这一情况，但是当布什政府向非洲推广的药物第一个就是奈韦拉平时，他们选择了沉默。此后给非洲送去了他们生产的大量的奈拉韦平，到2004年底，已经有几十万母婴服用过这种药。白宫发言人特伦特·达夫说：“布什总统的本意是好的，他只是想阻止非洲地区的艾滋病的进一步扩散，这就是他当初所有的想法。” 《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12月13日，刊登记者海霞的文章：“赞比亚有一个治疗艾滋病的中医专家”，文章介绍说，河南中医学院毕业的七七级毕业生田圣勋，在赞比亚开业行医十几年，治疗过大量的艾滋病病人，深受当地患者的好评，是上至赞比亚总统，下至普通老百姓的好朋友。2000年10月田圣勋作为总统的陪同人员，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格外引人注目。他熟悉艾滋病的诊治，并且研究开发出了独特的中药制剂。为了“一定要用科学的数据证明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功效，田圣勋用田氏免疫激发剂治疗了非洲南部国家赞比亚、纳米比亚、博茨瓦纳、津巴布韦、扎伊尔、坦桑尼亚、莫桑比克，以及欧洲、美国、新西兰的3000多名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发现其不仅能改善临床症状，临床疗效确切，而且经国内外多家医院检测，其对病毒载量、CD4细胞数量都有影响。该药在赞比亚被卫生部批准为‘特许药品’并颁发了‘药品进口许可证’。此后，田圣勋信心大增，他决心对其做进一步的临床疗效、毒理和机理研究，拿出科学准确的实验数据来。田氏免疫激发剂除了继续在赞比亚等国临床使用外，2000年经河南省卫生厅批准，用该药在新蔡县对146例艾滋病病人临床观察2个月，临床改善率最低39.1%，最高82.6%。此后，河南省卫生厅用该药对重点地区千余例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进行免费治疗，也取得了满意的临床疗效，且无明显的毒副作用，无明显的停药后的反弹现象，病人免疫细胞数量可稳定在一定的理想水平。在临床疗效确切的基础上，田圣勋委托英国VIROGEN等新药研发公司、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微生物实验室等一些科研机构对该药进行药理分析，证实该药具有抗HIV作用。2003年，田圣勋又委托美国马里兰州生物模拟公司进行实验，结果再次表明，该药所含成分不仅表现出中等以上的抗HIV活性，而且安全指数符合药品安全使用的国际标准，即无明显毒副作用。田圣勋在美国华盛顿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美国马里兰州生物模拟公司的实验结果，给该药为什么能改善艾滋病患者临床症状提供了理论上的解释。在英国、日本、美国等相关实验室证实其有较强的抑制HIV活性作用后，2003年11月，德国弗莱堡大学病毒研究院发现，该药的提取物中，有能阻止HIV由融合到进入CD4受体免疫细胞和阻止融合CD4免疫细胞CCR5辅助受体的‘抑制物’，从而保护了人体正常的免疫细胞系统不受HIV病毒侵害。在电子显微镜下，可以看到HIV病毒经该药作用，在进入免疫细胞之前即崩解死亡，同时该药对人体细胞没有细胞毒作用。现在，田圣勋正在进行相关的动物实验，用更加准确详实的实验数据证实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功效。” 按说田圣勋所做的工作是客观、科学的，并且都是在当今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科技大国做的实验，其可信度都相当令人信服，在当代医学界也应当受到重视。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人们不相信中国人会有如此的成果，更不相信中医药能有这种作用。“为了做这些实验研究，田圣勋自己先后花费了20余万美元。这对于在非洲行医、药价低廉、收费不高的他来说，实属不易。为了观察和实验，他来回奔走在世界各地。田圣勋说，我为了扩大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影响，多次参加国际艾滋病会议，把自己的治疗体会和实验结果讲给一些外国专家和医药企业，可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中医药能治疗艾滋病，或者出于商业利益等而压制回避，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是炎黄子孙，我进行的临床实践和相关科学实验证实了中医药治疗艾滋病有可靠显著的疗效，我一定要把这件事进行下去，将其研究开发成治疗艾滋病的新药，为人类制服艾滋病做出贡献。” 可以说，田圣勋的成就是喜人的，而这喜人的背后也充满了隐忧。有些人，在看不到“实验数据”的时候，说中医不科学；在有了实验数据的时候，又说中医的数据不可靠，不管这数据是出于国内还是出于国外。所以说，阐明一个道理是一回事，让人接受这个道理又是一回事。在西方，为了为了维护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正确性，赫胥黎自称是达尔文的一条咬狗，四处宣扬、辩论，并撰成了《伦理学与进化论》一书，阐发人类社会只适用伦理学，而动物界才适用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可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还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硬掣进人类社会领域，说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论断”，为他们的侵略目的辩护。邓铁涛教授说：“资本主义的制度下的大药厂是不会支持能根治疾病的药物的”，这的确是非常有见识的见解，可是，为了不锋芒毕露，《中国中医药报》在刊登邓教授这篇文章时，竟然删去了这一句话，而《健康报》在发表这篇《中医与未来医学》时却没有删去，这也令人想到我们不少中医的脊梁还不够挺直。“让田圣勋高兴的是，2004年国家科技部863重大科研课题，已经将他与河南中医学院合作的田氏免疫激发剂（更名为爱可扶正片）治疗艾滋病研究正式立题，计划2005年底完成临床实验前的所有工作。田圣勋对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充满信心，记者在北京采访他的时候，他正在申请有关专利。他告诉记者：‘许多人不相信中医药能够有抗HIV活性，认为只能提高免疫功能。其实中医药在治疗HIV感染和艾滋病上，可能突破几个重大难题，有望成为HIV阻止剂、免疫增强剂，并无明显的毒副作用、无抗药性和耐药性。我们用中医药治疗艾滋病，不但要有信心，还要坚持科学的态度、用科学的方法。下一步我们还要做大量的工作，用事实和数据证实中医药的疗效，任重而道远啊！’” 记者紧追不舍，张文康断袖割袍 日本产经新闻记者问：“您刚才介绍给我们说较早的时候，中国卫生部门经过各种途径向香港卫生部门提供了信息。但实际上，结果已经如此，疫情已经蔓延到世界各国，而且世界各地有千人感染了这个病。中央政府向香港作通报的方式或者说香港方面听到中国内地方面的情况，没有采取适当的方法来预防，责任是哪一方面的？” 张文康答：“首先我要说的是，中国的内地，特别是广东，和香港特区确实发生了非典型肺炎，而一些外国和其他的地区发生一些病例，有些人是到过中国的内地和香港。但是也有些病人既没有到过内地，也没有到过香港，他也发病了。因此，我们不能说中国或者香港把疾病输出去了。第二，所谓非典型肺炎，是一个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准确病原的疑难疾病。中国，特别是广东是经过了比较长的时期，甚至经历了比较大的痛苦才总结了诊断、治疗、预防非典型肺炎的经验。我认为，在香港，或者在任何一个地区要掌握预防、治疗非典型肺炎的经验，并不是少数几个卫生官员了解就能够做到的，它需要得到全体民众、全体医护人员，包括那些病人的了解和配合，才能够比较有效地控制非典型肺炎的发生和发展。” 王国庆说：“今天的记者会就到这里，谢谢各位记者。” 今天，我们可以毫无畏惧地说，即使是中国将SARS“输出”出去了，也完全是无意的，是不具备任何责任的。这与日本当年在中国传播鼠疫、霍乱，制造细菌武器，残忍地进行人体试验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也不是美国为了遏止伊朗，向伊拉克出口化学武器、在南联盟、阿富汗、海湾战争期间大量使用含有放射性物质的贫油弹，也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邓铁涛教授在《中医与未来医学》中说：治疗一个非典患者，“抢救一个垂危病人，十分艰辛，但打死一个人，只要手指一扣扳机！要实现未来医学的美好愿望，我们该怎么办呢？战争与医学，杀人与救人，永远相伴吗？人类这个万物之灵，总会觉醒的。解除人类痛苦的曙光出现在东方。”记者们不去关心伊拉克的战火为什么这么不可遏止地燃烧着，不去关心有多少平民正无谓地死于人为的战争，不去考问美英的领导人，却在这里大兴问罪之举，我们不妨幽默地抗议一句：记者先生、女士，您这样发问是在诱导我的当事人，您有证据吗？！ 西方很推崇人的自由，在法律上主张无罪假定，也就是在没有证据证明嫌疑犯是罪犯的时候，他就是无罪的，“疑罪从无”，这的确是保障人们享有自由的好法律。但这仅仅适用于国内，他们在国外却实行“有罪假定”，也就是在不能证明你清白的时候，你就是有罪的。这一点，在阿富汗、在伊拉克我们看得更清楚。这完全是不信任人，甚至不把人当作人看待，一点也不符合“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如果，“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怎么能有虐囚事件？怎么能把阿富汗的“战俘”关在古巴的美军基地关塔那摩？因为只要踏上了美国的国土，就得按美国人的标准对待他们，那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了？谁能象我们那样优待战俘，在本国老百姓还不能吃饱的时候，战俘们却象个贵族？在延安的100多名日军战俘，每人每月5元津贴，与毛泽东、朱德一样的标准。仁义的中国人，仁义的中医！ 说到无罪假定的先进性，我们不能不对《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说几句话，在医疗纠纷之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比照《消费者权益保障法》执行。这是在玩法律，是要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吗？诚然，患者对于医院来说属于弱者，应当同情，应当支持他们。但是医疗过程，也是一个医生、医学探索未知的过程，如果未来的道路上布满陷阱，随时都会把医生、医院陷进去，他们在进行医疗活动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不是要帮助患者，减轻他们的痛苦、减轻他们的负担，而是时刻要保全证据、保护医生、医院自身的不被起诉、起诉了不至于输官司，把每一个患者都当作潜在的诉讼对象，做许多不必要的“证据检查”，开大量的“高水平消费”的药物，虽然不违法，这是在保护消费者、保护患者的利益吗？患者是为了到医院消费高水平的药物吗？中医学历来倡导医生与病人是密切配合的标本关系，而且病人为本，医生为标，“标本不得，其气不服”，疾病就治不好。主张医生要做救死扶伤的“苍生大医”，怎么就适用有罪假定的倒举证呢？这样一部促使患者不信任医生医院、使医学发展受限制、医患关系恶化、玩法律的《处理办法》，张部长您为什么让它通过呢？河北医科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李恩教授多次说：我敢断言，这将是共和国历史上寿命最短的一部法规！因为它阻碍医学发展、不能真正从根本上保护患者的利益。还有，张部长，你做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局长，在您的任期里，不知道您是否为了取消按西药的标准评价中药做过工作？这可是一件大事啊！老先生们都呼吁了很久了，为什么还是一直按管理西药的标准管中药呢？“按芭蕾舞的标准评价京剧”，这样下去将会窒息中医学的创新，会导致中医药事业的衰退！ 痛定思痛，不断反思是人类进步的基础；关起门来，反复抚摩曾经的疤痕，我们的教训是什么？ 笔者认为，将SARS定名为非典型肺炎和将冠状病毒误认为衣原体是我们认识偏差、判断失误的主要因素。 另外，不可轻视的是信息沟通方面的堵塞、疫情通报方面的不明朗，是人们恐慌和应对失策的重要因素。 20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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