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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瘟病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怎么回事
马京雪 发表于:2020-2-7 10:35:01 复制链接 发表新帖
阅读数:3605

编者按:近期,全国多个地区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各单位全力做好防控工作。结合当前形势,疫情现正处于防控关键期,防控工作刻不容缓。为进一步抓好对疫情的防控工作,提高全矿干部职工对疫情的认识和预防,邢东矿工会决定利用职工之家微信平台开设“职工健康大讲堂”,鼓舞我矿干部职工坚定信心,众志成城,共同努力战胜疫情。

本次讲堂刊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技之长委员会副秘书长、河北省健康养生文化产业促进会副主任张志文先生主讲的《世界瘟病史—冠状病毒肺炎是怎么回事》(一),让大家进一步认知疫情,战胜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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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瘟病史—冠状病毒肺炎是怎么回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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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张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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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技之长委员会
河北省健康养生文化产业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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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抗疫情
你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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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7 v+ ], L! h/ ~
       中医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百多次瘟疫大考验,中医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征服了瘟疫这匹无缰野马,使瘟疫始终未能在中华大地上泛滥,中医始终保护着华夏民族繁衍至今,使中国成为世界文明中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你能说中医不伟大吗!
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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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生命漫长的演化长河里,我们始终面临两大看不见的杀手--细菌和病毒,历史上统称瘟疫。

细菌是一种微小的生命体,而病毒是生命的破坏者。细菌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的一切物体当中,病毒只存在于生命体当中。细菌根本无法实现完全防控,主要靠药物治疗。病毒可以实现完全防控,主要靠隔离。再严重的病毒,哪怕恐怖如埃博拉病毒,只要防控隔离得力,就一定会将其彻底控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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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h5 K0 z  O6 Q& D- S1 Y2 N9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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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8日,武汉发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瘟疫通过一段时间准备迅速波及全国,让世人惊骇。

进入21世纪以来,在短短的十七年里,中国大地经历了两次让华夏民族惊恐的病毒传染病。一个是2003年的广州非典,一个是2019年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两次瘟疫都迅速波及全国,让世人惊骇。这两次瘟疫都是少数贪婪者吃野味造成的,可以说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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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是罪魁祸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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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是由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现代科学研究发现,蝙蝠是这些细菌、病毒的宿主,这些病毒包括埃博拉、马尔堡病毒,SARS、亨德拉病毒、尼帕病毒等等。当然也包括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于是,人类把矛头指向蝙蝠,实际上罪魁祸首是人类自己。

2003年,人们在在果子狸体内检测出SARS病毒,人们将果子狸当成“元凶”,后查出是蝙蝠把病毒传给果子狸,而果子狸经餐桌将病毒传染给人类。那么,真正有罪的是那些破坏共生界线,贪食野味的人。

我们必须得了解,这个地球不只是人类的,我们是和很多动植物一起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所谓的共同生活,是指各有各的区域和界线,或者我们可以理解成各自的生存空间。只要我们能保护好各种动植物的生存空间不被无限度的缩小或破坏,我们才可能维持一切的平衡。

35亿年中,地球共经历过五次物种大灭绝,但那五次都是轰轰烈的自然环境变化原因,主要是气候和地壳运动,属于不能适应外界自然环境突变而产生。包括距今6500万年前的那次自然灾难,灭绝了地球上90%以上的生物,而活下来,发展得最好的,只有蝙蝠。

蝙蝠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8800万年,与恐龙同时代,但恐龙灭绝了,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类,但蝙蝠幸存了下来。如今,在地球上有961种蝙蝠,他们是除了人类以外,地球上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的哺乳动物,他们遍布世界,却不为人所熟知。蝙蝠是四类,(昆虫、鸟雉、翼龙和蝙蝠)会飞的动物之一,而蝙蝠则是世界上唯一会飞的哺乳类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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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进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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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进化到今天,共有19科185属962种。我们要知道人类和蝙蝠及所有的动物一样,无论在人类的体内还是体外,都有微生物栖息着,在人身上微生物的数量超过人类细胞,在猪的消化道内,微生物多达500—1000种。蝙蝠从一开始,身体内外就有大量微生物与之共生,而这些微生物中包括了病毒,虽然这些病毒最初曾致死过部分蝙蝠,但后来的蝙蝠在遗传与变异的过程中与之产生了抗体,这种病毒也并没有消亡,却寄宿在了蝙蝠体内,谁都奈何不了谁,病毒的扩张受到了抑制,蝙蝠成了这种病毒的宿主,彼此相安无事。

病毒是一类比较原始的、有生命特征的、能够自我复制和严格在细胞内寄生的非细胞生物。因此,和所有的生物一样,病毒也有自己的基因,它可以复制、进化,并且依赖生物实体而存在,它的生命活动都在寄主的细胞内进行。

病毒并非完整的生命体,它无法独立繁殖、无法独自存活,只能利用宿主的细胞来完成自我复制。也就是说,病毒并非完整的生命体,和细菌完全不同。这些特性就决定了,病毒是可以被防控的。只要宿主之间实现隔离,避免直接或间接体液体屑交换接触就可以实现完全防控。病毒没法通过土壤、空气或水源,大范围自然生存和传播。事实上,离开宿主体液之后很短的时间内,病毒就会失活。

在长期的进化和变异过程中,蝙蝠有着强大的DNA损伤修复能力,有着高水平的本底固有免疫系统。这样一来,在它身上能长期存在的病毒,都均非平常之辈,但这样的高手在它身上仍然潜伏着有100多种病毒。而每一种,对另外一种生物来说,都有可能是致命的。

蝙蝠在地球上存在了8800多万年之久,猎食范围极为复杂,有鱼、青蛙、昆虫,甚至吸食动物血液;猎食区域极为广阔、遍布世界各地,猎食历史极为久远,长达8000万年,因此它们有机会把全世界的很多病毒都集于一身,成为地球上名副其实的毒王。

更多的时候,病毒的传播会是通过食物链的方式进行。比如,捕食蝙蝠的动物。主要有猴子、果子狸、狐猴、浣熊、负鼠、猫、鸟类、猛禽、蛇等等,其中鸟类和蛇是主要的捕食者。它们吃了毒王蝙蝠,身上就携带了各种剧毒。

这些菌群的存在可抑制某些致病性较强的细菌的繁殖,但当人的机体免疫力降低时,人与微生物之间的平衡关系被破坏时,就会引起某些的疾病。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就是在特定条件下,免疫力低下的人吃了带有蝙蝠宿体的新型冠状病毒的野味,比如蛇或其它野生动物,在自己身上寄生,快速繁殖而发病的。

卫生组织对2012年出现的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的调查显示,该病毒可能源自蝙蝠,先传给骆驼,再由骆驼传给人类。

大众只关注纯野生偷猎问题,而不关注现在大量养殖的原野生动物的话,那么病毒很快还会卷土重来。

其实在华南海鲜市场内销售的“野生动物”品类当中,有很多都是人工养殖的原野生动物。这些被大批量人工饲养的原野生动物,才是最有可能的病毒变异传染源头和特定中间宿主。

新型冠状病毒就是靠变异来实现跨种群传播的。一些其他生物携带的原生病毒由于未知的原因(自然演化或者人工干预,注意不是人工制造而是人工干预)发生了基因突变,使之具备了跨种群感染力。这次爆发的新冠病毒就是通过一处S-蛋白变异与人ACE2互作的分子机制,来感染人的呼吸道上皮细胞的。 如果没有这一处变异,夸张点说,人们就是拿这个病毒来泡澡,也不会被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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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部分内容选摘自曹东义、张志文编写的《中医从哪里来——国医寻源》。图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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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京雪 发表于 2020-2-7 10:36:05 | 阅读全部
本帖最后由 马京雪 于 2020-2-7 10:40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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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瘟病史—冠状病毒肺炎是怎么回事(二)[url=]冀中股份邢东矿职工之家[/url] [color=rgba(0, 0, 0, 0.298)]4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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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期,全国多个地区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各单位全力做好防控工作。结合当前形势,疫情现正处于防控关键期,防控工作刻不容缓。为进一步抓好对疫情的防控工作,提高全矿干部职工对疫情的认识和预防,邢东矿工会决定利用职工之家微信平台开设“健康知识大讲堂”,鼓舞我矿干部职工坚定信心,众志成城,共同努力战胜疫情。

本次讲堂刊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技之长委员会副秘书长、河北省健康养生文化产业促进会副主任张志文先生主讲的“世界瘟病史—冠状病毒肺炎是怎么回事”(二),让大家进一步认知疫情,战胜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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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瘟病史—冠状病毒肺炎是怎么回事
(二)
主讲人:张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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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技之长委员会
河北省健康养生文化产业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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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抗疫情
你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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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无论是非典还是新冠状病毒肺炎,所有的治疗方案,包括中医药方案都不是灭杀病毒本身,而是想办法激活和强化人体自身免疫系统。用中医术语讲就是利用人体本来就存在的排异功能和自我修复功能,用中药去帮助人体通过汗、吐、泄法排除进入人体的一切异物,用中药提升人生命的自愈能力,恢复人体自身的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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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一场冠状病毒肺炎速决战

2019年12月8日武汉发现首例冠状肺炎病毒,到2月2日24时的50多天里,国家卫生健康委收到31个省(区、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7205例,其中重症病例2296例,累计死亡病例361例,累计治愈出院475例。现有疑似病例21558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89583人,当日解除医学观察10055人,现有152700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而且相当一部分人遍布全国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国家进入“抗击疫情战争”状态, 农历正月初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听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汇报,对疫情防控特别是患者治疗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决定,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党中央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导组,推动有关地方全面加强防控一线工作!

1月26日李克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进一步部署疫情防控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把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主动作为、特事特办,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采取更果断、更有力有序、更科学周密举措,有效遏制疫情蔓延!

自此,在中国大地上,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抗瘟疫的人民战争开始了,但没有那么惊恐。

因为这种病毒无法在空气、土壤或水源里自行存活,被感染的途径就是通过上呼吸道的粘膜飞沫溅入和皮肤接触传播。所谓空气传播,不过是通过飞沫传播而已。飞沫的传播是有极限的,它只能威胁到几米附近的人。因此只需要佩戴口罩,防止接触就可以实现完全防护(只有暴露在大量带毒飞沫环境中的一线救护人员才需要护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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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与冠状病毒肺炎

2013年,在SARS过后十年时,研究表明SARS病毒传播源头是中华菊头蝠。

2020年1月23日,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发表文章报道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指出该病毒与一种蝙蝠中的冠状病毒的序列一致性高达96%。专家认为,新冠肺炎病毒来自野生动物。

1月26日,在疫情刚刚得到科学技术确认的短短几天内,源发疫情城市就已经有500万人参与到了全国性的交通流动环节当中,这是2003年非典时期所没有面临的新情况。

2003年的时候,北京才两条地铁,全国没有高铁,航班较少。当年中国经济并不好,GDP还不如日本。全国的机场、铁路、地铁、高速公路等设施十分紧张,春运期间更是一票难求,地铁人也不多,甚至还可以使用月票。所以,当年人群流动不如今天迅速、密集和庞大成为了隔绝非典的有效屏障之一。今天,高铁、高速四通八达,现代超大城市公交繁忙,地铁拥挤,千万级人口大城市如今每天的自身交通运力都在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人次。这也是本次感染者变多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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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新型冠状病毒的毒性要比非典弱很多,致死率明显降低,不需要动用大剂量激素救命,但是传染性比非典要强很多。 非典的致死率是10%左右,90%的感染者可以自愈。这次的新型肺炎毒性更弱,自愈率只会更高。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没有特效药,基本都靠人体免疫系统自愈。

我在《中医从哪里来》一书中反复强调,中医治病是提高自身的自愈力。这就是中医抗病毒治瘟疫的内因所在。

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致死性比非典要弱,但感染性比非典要强。面对这种空气传播式病毒,最好的办法就是隔离,只要人和人之间距离较远,或者有隔离物,让飞沫无机可乘,那我们就是安全的。不出门,不上班,不上学更不聚会,奉旨赖床,即便非得出门必须带上口罩,回来立即洗手,就安全多了。东方时空2020年2月1日报道说有一个单位30人围着圆桌开会,11人被传染,面对面讲话是有风险的。可见,空间有限,空气不流通,人员流动大(如电梯、饭堂、车内)的公共场所是高危场所。所以最好是啥都不干在家待着,就是你目前能给社会做的最大贡献。

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发病时间为2--14天,最长的潜伏了2个星期才发病,比当年非典足足长了一倍。冠状病毒的高传染性,长潜伏期,虽然致死率低,但这次的疫情控制,其实比上次非典更棘手。

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公开发文称:控制武汉新冠病毒感染的主体战役应该在1个月内结束,2个月内进入尾声。两周后,社会将重归秩序与繁荣。保持恐惧,但不要恐慌。两周后算一算,正好是正月15,过完了元宵节,我们会迎来一个全新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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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病毒肺炎如何治疗

无论是非典还是新冠,所有的治疗方案,包括中医药方案都不是灭杀病毒本身,而是想办法激活和强化人体自身免疫系统。

鉴于2003年非典的的经验,这次对于新冠病毒医治,国家反复强调中西医结合,尤其要发挥中医的作用,死亡率会很低!

对于病毒,西医采用的激免疗法,是通过注射激素和蛋白的方式在短时间内提升人体抵抗力,换句话说就是往人体内送进去一大群宣传干事给人体免疫细胞呐喊助威、旁观鼓劲。这种方式有时成功,有时不成功。有的人效果明显,有的人效果一般。尤其是激素一旦超量,后遗症让人终身受难。

中医是利用人体自身的排异功能和自我修复能力,用中药去帮助人体通过汗、吐、泄法排出进入人体的异物或人体自身产生的异物;用中药提升人生命的自然治愈能力,恢复人体自身的健康状态。对此,《黄帝内经》明确指出人的自愈力和免疫力与道德修养密切相关,“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中医讲究轻重缓急,越是年老危重病人,越注意讲究用药量,从最关键的地方下手,先保住元气(保障生命体征的基本活力),在抑制住病毒肆虐的同时,逐步增强病人自身的抵御能力,随着身体能力的增强,再相应加大驱除病魔的力度,最终达到痊愈。

五千年中华民族历史,就是一部完整的“抗击瘟疫史”——前有《内经》、《伤寒》,后有《局方》、《温病》,诞生了葛根汤、小柴胡汤、藿香正气汤、五味消毒饮等千古名方;加上当代医学发展,新型药物和疫苗正在抓紧推出——可以说,坚韧不拔的中华民族,从来就没怵过任何灾难,何况一小虫乎?所以,毛主席当年说——“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南京中医药大学黄煌教授认为:清代医学著作《医宗金鉴》上有一段话:“六气之邪,感人虽同,人受之而生病各异,何也?盖以人之形有厚薄,气有盛衰, 脏有寒热, 所受之邪,每从其人之胜气而化,故生病各异也。是以或从虚化,或从实化,或从寒化,或从热化。譬诸水火, 水盛则火灭, 火盛则水耗。”这就提示中医治病必须强调个体化用药。

都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临床表现可能是不一致的,愈合转归也不可能一致。如何针对个体化用药?这就是需要遵循“有是证,用是方”的原则,有麻黄汤证就要用麻黄汤,出现白虎汤证,就要用白虎汤。前人留下的许多经方方证,就是处理许多临床复杂问题总结出的模式,是个体化治疗的经验结晶。

千百年来沿用至今的好方多的是,比如小柴胡汤、麻黄汤、大青龙汤、葛根汤、麻黄附子细辛汤、麻杏石甘汤、防风通圣散、甘露消毒丹、清瘟败毒饮、藿香正气散等,有的是汤剂,需要中医师配制,有的是中成药,药店有售。按传统经验,在治疗发热性疾病中,汤药疗效更好。

如果是疾病的极期,在生死存亡之际,中医也有相应的对证方药,如清热的白虎汤,攻下的大承气汤、回阳的四逆汤、凉血的牛角地黄汤、清热解毒的清瘟败毒饮、芳香开窍的安宫牛黄丸等等这些方及其应用经验都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临床经验,可以利用。就是看临床医生能不能用,会用不会用,敢用不敢用了。

在2003年抗击非典时,中医泰斗邓铁涛在广州中医院进行了中医个体化治疗临床实践,获得巨大的成功。

今日的冠状病毒肺炎,应快速建立中医医院,实施中医个体化治疗方案。

一定能获得当年邓铁涛抗非典“患者零死亡、零转院、且无1例医务人员或患者家属发生院内感染,无一后遗症” 的伟大成果

以上部分内容选摘自曹东义、张志文编写的《中医从哪里来——国医寻源》。图来源于网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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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尹荣君
编辑| 胡雅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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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京雪 发表于 2020-2-7 11:31:21 | 阅读全部
​世界瘟病史—历史上的瘟疫(三)[url=]冀中股份邢东矿职工之家[/url] [color=rgba(0, 0, 0, 0.298)]今天9 h6 `2 f: i2 F  u: B) b% ~+ \

编者按:近期,全国多个地区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各单位全力做好防控工作。结合当前形势,疫情现正处于防控关键期,防控工作刻不容缓。为进一步抓好对疫情的防控工作,提高全矿干部职工对疫情的认识和预防,邢东矿工会决定利用职工之家微信平台开设“职工健康大讲堂”,鼓舞我矿干部职工坚定信心,众志成城,共同努力战胜疫情。

本次讲堂刊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技之长委员会副秘书长、河北省健康养生文化产业促进会副主任张志文先生主讲的“世界瘟病史—历史上的瘟疫”(三),让大家进一步认知疫情,战胜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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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瘟病史—历史上的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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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技之长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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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抗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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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不妨翻开史册,《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国先后发生过321次疫病流行,由于中医的有效预防和治疗,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中国目前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将文化主体延续下来的国家,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如同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全球鼠疫那样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这与中医在历史上对瘟疫的成功控制有关。

对此,伟人毛泽东在1954年说:“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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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死病让欧洲胆寒

西方在短短的几百年里,也就是从公元1300年前后一直到15世纪中后叶,鼠疫,黑死病、麻风和梅毒等疾病的危害,使世界各地灾难不断,其灾难之严重,持续时间之久,让许多人陷入了绝望,其中在欧洲蔓延的黑死病所造成的危害最为惨烈,有5000万欧洲人丧生。

灾难始于1347年10月,一艘载有黑死病细菌老鼠的船只,从克里米亚半岛来到了西西里岛,该岛迅速被瘟疫笼罩,死者无数。

1348年初黑死病蔓延到了威尼斯和热那亚,随即扩至整个意大利。富裕的大城市佛罗伦萨受灾最为严重,城里的95000人死掉了55000人,一半之多。

街道上尸体堆积如山。在海上许多船只因为水手接二连三的死亡,而成为无人驾驶的“鬼船”

我们必须清楚,人一旦感染黑死病,长则五六日,短则半日,患者就一命呜呼。因此当时的欧洲街头上,人走着走着就突然倒地死亡的场景屡见不鲜,鼠疫在恐慌的加持下给患者、社会以生理和心理的攻击。黑死病能以极快的速度摧毁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战斗能力和战斗意志。传说中战无不胜的蒙古大军,在面对黑死病时也是匆匆撤军。

整个十四世纪,在西方世界里,大部分人口密度较高的城市,死亡率都在50%以上。当代挪威奥斯陆大学的一位历史学家说,1347年欧洲有8000万人,6年后变成了3000万人。

当时许多人将这场瘟疫视为“上帝对人间罪人的惩罚”,是“没有药可以克服或减轻的疾病”。黑死病席卷了欧洲,整整夺走了几千万人的生命,欧洲人口因此锐减三分之一。即便是经历过战场惨烈程度堪称“绞肉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人口也才失去5%。而黑死病(鼠疫)在欧洲泛滥300年2亿人丧生,可见当时黑死病的感染率和致死率有多么恐怖。

在苦难面前,欧洲人开始反省,随后的“文艺复兴”,欧洲人开始对人体的结构和功能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尤其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以后,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西方医学得到空前的发展。病原体免疫研究和化学药物合成得到飞速的发展。尤其是14世纪文艺复兴之后,西方医学沿着“疾病越来越变得比患者更重要”,医家第一而不是患者第一的思路发展。西方医学偏离了人的整体状态,而把疾病的原因集中在细菌和病毒方面,药也开始沿着某一种药治某一种疾病的方向研发。

今天的西方医学,不但遍布世界范围,就是在中国也是一支独大,“西医中国化”已成为不争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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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晚清时期的黑死病

中国大规模出现黑死病(鼠疫)是1911年。

辛亥革命前夕,一场关乎民族兴亡的危机随着西伯利亚的寒流窜入中国东北三省,行将就木的大清王朝处理好了,还能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处理不好,中华民族就将面临亡种的危险。

力挽狂澜的人叫做伍连德,马来西亚归国华侨,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头衔。

学成受邀归国,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在这危难之际,愿意且有能力挑起重担的人,唯他一人尔。

伍连德发现此次在东北肆虐的“黑死病”是“肺鼠疫”,靠飞沫传染,完全跟法国的“专家”结论相反。法国的“专家”把“黑死病”的那一套经验拿来,认为只要把老鼠剿灭,就能够阻止黑死病的传染。

伍连德却要求将患病者隔离,健康者在接触病患的时候需要带口罩。好在清廷在咨询过外使后,知道伍连德剑桥大学博士的分量,选择了伍连德的处理方案。人员隔离后,传染者仍然有增无减。伍连德想到了尸体,因东北天寒地冻,尸体无法掩埋,停放的尸体成了传染源。

烧尸,伍连德再次挑战中国人”入土为安“的传统。当地官员考虑烧尸可能会引发哗变,在伍连德极力倡导下,总督锡良的支持下,赶紧上报清廷。清廷回复:烧!

大年三十,在伍连德的指挥下,瘟疫中死者的尸体被集中起来火化,很多尸体甚至是在棺材中扒出来的都被火化了,尸体整整烧了三天,几天后,东北三省的瘟疫死亡人数逐渐下降。

既然肺鼠疫可以人传人,那就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对人员流动进行必要管制。政府从长春调集1160名士兵,对哈尔滨疫区进行严格的封锁和交通管制,疫区被分成红黄蓝白四个区域,每个区的居民佩戴同色证章,只能在本区活动。

为了避免疫情持续扩散,从1911年1月开始,东北境内铁路陆续停驶。1月13日,帝国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凡经过旅客,均需停留五天观察。1月15日,陆军部加派军队,阻止入关客货。1月21日,又下令断绝京津交通。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每日报送的死亡人数超过200,傅家甸居民死者超过四分之一。但在三管齐下的策略之下,形势开始逆转。

伍连德认为,易感人群包括疫区附近居民,特别是其中抵抗力低下的老幼居民,也包括在一线与病患频繁接触的医护人员和警察。他要求医护与军警严格佩戴口罩。帝国工业基础孱(chan)弱,口罩库存很快告罄(qing)。他因地制宜,发明了一种纱布口罩,双层棉纱夹一块吸水药棉,称为“伍氏口罩”。

1月31日,傅家甸疫区死亡人数掉头向下。2月20日,所有采取防疫措施的疫区,死亡人数均开始下降。

3月1日,哈尔滨首先实现了零死亡。到四月,鼠疫终于彻底扑灭。事后统计,这次鼠疫长达6个月,死亡人数超过六万,相当于东北1400万人的0.4%左右,不可谓不惨痛。但相比起事之初人们的估测,包括外国学界与媒体的估测,又是个巨大的成就。

欧洲在经过黑死病之后,经过150年的时间才缓过来。而中国在这内忧外患的局面下,根本没有可能有150年的时间来修养生息。伍连德只用了六个月,就阻止了鼠疫的蔓延。

伍连德能顺利战胜鼠疫,和总督锡良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锡良虚心接纳伍连德的意见,在吉林等地组建防疫总局,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卫生防疫行政体制。 锡良是一个缩影,折射了那个衰老腐朽的帝国机体中,生命力顽强存在的那一小部分。对于在瘟疫中冲在前方的防疫人员,锡良上奏朝廷,为防疫人员照军营异常劳绩褒奖,其病故者,依阵亡例优恤。当时定下的标准,医生殉职可以得到抚恤银1万两。清代一品大员年俸仅180两,对比之下可知分量。

在东北鼠疫被扑灭的1911年4月,在朝廷和总督锡良治下东北行政系统的支持下,万国鼠疫研究会在沈阳成立。

这是中国本土举办的第一次现代学术会议。伍连德当选为主席,为积贫积弱的帝国,赢得了最初也是最后的国际学术声誉。尽管伍连德未写进教科书,但今日国人给他的评价是“国士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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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2003年非典

瘟神,是指那些能够使人类产生疾病的细菌、病毒。长期以来,它们同人类作对,经常使人们大批大批地发热、病倒,不少人倒下之后再也没能站起来。其危害之大、给人们心灵的打击之强烈,远远超过豺狼虎豹、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它带给人的恐怖,甚至超过了残酷、血腥的战争。因为它来去无踪无影,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嗅之不觉其味,神秘莫测,变幻无常,威力无边,或消村灭寨,或使“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它曾使罗马帝国毁灭、印加帝国灭亡,在小小寰球上,一次次上演着“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人间悲剧。

细菌和病毒比人类的历史要长久得多。人类只占有地球的部分空间,而细菌病毒占满了整个海陆空。不仅水里、空气里有,而且人体的表面、各个毛孔、眼耳鼻舌、前后二阴,几乎没有它们不在的地方,而且不同细菌之间还划分了势力范围,完全按比例取得利益,平衡不容打破。

瘟神总是乘人之危,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在人们不小心而过度劳累、受凉、淋雨、饥饿、外伤等虚弱的时候,侵犯人体,在人的身体里、血液里、细胞里不加节制地繁殖、复制,必欲将受到它侵犯的生命致之死地而后快。瘟神是害群之马,它们大多使用由细菌与病毒组成的无声无形、无色无味的神秘武器。

中国从汉代到民国,论述瘟疫类之病的书籍多达千余部,毫无疑问,外感热病学说是中医学中最为系统的临床治疗体系,是中医学中最为壮观的学术流派。外感热病学史是一部伤寒与温病学说互相论争的历史,也是一部在论争中不断发展丰富的历史。《中国疫病史鉴》记载,从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国先后发生过321次疫病大流行,由于中医的有效预防和治疗,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如同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全球鼠疫那样一次瘟疫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中国目前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与中医在历史上对瘟疫控制的成功有关。

然而,时光飞逝,换了人间。经历过2003年“非典”的每一个中国人,在经历者的脑海里已打上永不磨灭的印象,当年的2月初,瘟疫先后从广东的11个地市向内地蔓延,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非典不但入京,而且很多省市都进入预警状态,给国人的心理打击是很大的。

4月2日,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人们注意到,会议研究了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这意味着要以国家之力抗击非典。 4月2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说,非典型肺炎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为此,国家拨出29亿用于抗击非典工作。

4月26日,温家宝总理宣布任命吴仪兼任卫生部长。这个曾经在中美世贸谈判中赢得了“铁娘子”称号的副总理,“受命于危难之时”。 在国务院的领导下,经过各级政府和中西医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在此后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就有效控制了疫情,5月22日北京中小学开始复课。

2003年的非典,波及32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内地是重灾区。全球累计临床报告病例8421例,其中中国内地5328例,占63%;全球死亡病例784例,以华人为主,其中中国内地340例,占44%。再次值得提及的,接受中医治疗的病人没有后遗症,医护人员和患者亲属接受中医预防的实现了零感染;而接受西医治疗的病人有的出现肺部纤维化和股骨头坏死症,有的医护人员被感染。而且西医治疗费用远远高于中医治疗费用。

人们清醒的记着,以中医泰斗邓铁涛领衔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中医急诊科隔离病区为治疗主体,以中医为主治疗SARS患者60余例,全部治愈出院,无一例死亡,平均退烧时间3天,且医护人员和患者亲属无一人感染,实现“零死亡、零转院、医护人员和患者亲属零感染 ”,远优于西医疗法,更优于美欧香港,令世界卫生组织惊叹。中医个体疗法再次向世界证实,不管病毒如何变异,传统中医仍然有效,治愈率100%,而且没有任何付作用,更没有后遗症。

《黄帝内经》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也就是说高明的医生,不是等到疾病已经形成之后才开始治疗,而是在疾病早期,病灶还没有形成之前,就进行治疗。在防止瘟疫方面,古人除了隔离外,在疫区支起大锅煎中药,人人喝药,尤其是哪些亲密接触者必须喝中药预防,把瘟疫消灭在萌芽状态,这也是邓铁涛抗非典时在中医院推广的“治未病”方法。在邓老看来,凡与病人接触,以及疫区的人,都应该喝中药预防,这是快速控制疫情扩散的关键,也是最经济的办法。所以才实现医护人员和患者亲属的零感染。

但是,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人没有认识到中医药的真正价值。邓铁涛教授把中医比做“和氏璧”,一生奔走呼吁,几次上书中央领导,无非是想让人们认识中医药的珍贵价值。他坚信中医药是中华文化的精粹,代表了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必将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再次腾飞。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他都将成为人类文明的精髓,继续为呵护人类健康做出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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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给后人的思考

几千年过去了,黑死病消亡了吗?没有!只是在抗生素出现后,使得绝大多数细菌感染者都可以被有效治疗,尤其是疫苗的普及,使得很多传染病无法在地球上像欧洲黑死病那样再次上演。

但是,对于瘟疫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根据疾控中心数据显示,仅在2019年1月份,我国的流感病毒就造成了143人死亡。由于中医的存在,加之疫苗的普及,我国历次流感的死亡率都是很低的 !而流感病毒在美国仅2019年一个月内就造成了1300万人感染,6600人死亡,疫苗在美国没有得到普及,更没有中药。

今天只能说人类的科技进步,暂时战胜了细菌。但这种战胜并非永恒的。细菌也在进化,对于人类的抗生素,很多细菌都产生了耐药性,甚至出现了耐药性很强的超级细菌,人类对付细菌的抗生素用量也在越来越大。 科技的进步永远跟不上超级细菌的进化!因为细菌繁殖一代仅需要30分钟,而人类研发抗菌药需要3~5年甚至更长时间。

人们粗略统计,从1835年到今天,西医在临床上累计用过了7000多种化学合成药,时至今日临床上仍在用的不到1000种,其他6000多种哪去了?因为毒副作用、抗药性等原因都被淘汰掉了。所以,大多数西药是短命的,当一种西药出现抗药性就淘汰掉,再研发一种新的来替代。

中医不会去直接杀死这些致病微生物,不管你是超级细菌还是什么变异病毒,中医只需要用艾灸、针灸、推拿按摩或中草药的药性来改变这些微生物生存环境,让人体这个环境不再潮湿、不再高热、不再干燥,这些微生物自然就无法生存下去了,自然就离开了,而且不会再来,这就是中医的智慧。

而且中药体系从《神农本草经》开始,历经《本草别录》《本草纲目》《中国药学大辞典》《中华本草》等,几千年来,不断总结中华民族传统药学成就,草药也从365味发展到今天的8980味,并安全地为人类治病救人所用,没有一种在人体中出现抗药性,这便是中药的生命力,何况一个中药复方可以用上几千年,永远不产生耐药性。

屠呦呦团队研究了六百多个古代中药药方,终于注意到了东晋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的“青蒿方”,并因此发现和提取出青蒿素,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中国大陆迄今唯一的科学类诺贝尔奖得主。

青蒿素治疗疟疾原虫很厉害,但很快就产生了抗药性,逼得再进行抗青蒿素原虫的研究。但不管什么时候,只要饮用青蒿绞汁都有效。“药之精则有毒,食之精则有害”,是人类对这一现象的最好解读。中草药单味药是复合物,复方更是复合物,现在科技还远远研究不透它。中医中药的神奇,我们古人在医学上的智慧,越来越让世人醒悟。

古老的中国中医药文化,几千年来呵护着中华民族的延续和发展,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医学的许多经验,都是古人用无数生命为代价,逐渐摸索出来的;她是经历了几千年数亿中国人验证的、成熟的看待人体和疾病的智慧、视角、思维和方法;她是人类文明中东方文明为人类所做的巨大贡献;她是中华民族在医学智慧上的结晶。在医学智慧方面我们今天不但没能超越她,而且她还代表着世界未来文明的发展方向。

以上部分内容选摘自曹东义、张志文编写的《中医从哪里来——国医寻源》。
图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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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尹荣君
编辑| 胡雅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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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京雪 发表于 2020-2-24 10:07:21 | 阅读全部
旧事文摘:中国古代依法促进多措并举防疫抗疫[color=rgba(0, 0, 0, 0.298)]北京日报 [url=]旧事不沧桑[/url] [color=rgba(0, 0, 0, 0.298)]3天前+ J9 J- w% i4 Z+ b/ {8 Z
    《本草图经》,简称《咽经》,又名《图经本草》,是一部承前启后的药物学巨著,是宋朝最完善最科学的医药书。书中绘制了大量的药物图形,加以文字说明,准确地记载了各种药物的产地、形态、性质、用途、采集季节、炼制方法、鉴别方法与配伍、禁忌等,图文并茂,使用准确方便,开了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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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宏治
    在人类与自然界的斗争之中,与疾病的斗争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国是文明发达较早的国家之一,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有与疾病斗争的经验,除了医药学的发展外,国家采取法律措施,利用整个社会的资源,有组织地与暴发性的传染病进行斗争也是我国古代战胜流行性疾病的重要方法。
    古代统治者很早就已注重使用法律手段来防治疫病
    据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统计,我国在两周时期,仅有一次疫病流行的记载,秦汉时期13次,三国两晋时期17次,南北朝时期17次,隋唐五代时期17次,两宋金元时期32次,明代64次,清朝74次,民国6次。以上仅为见于正史的记载,用挂一漏万来形容,恐不为过,局部性的疫情,多不见史载。
    由于疫病发生的频繁,古代统治者很早就已注重使用法律手段来防治疫病。例如,我国的法律很早就有了保护环境资源,保护环境卫生的规定。《逸周书·大聚解》载周公说:“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韩非子·内储说上》载:“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有人认为这是禁止向街道倾倒垃圾的规定,用重刑惩治破坏环境的行为。西周时,治国的指导思想是“明德慎罚”,强调“德治”,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礼记·月令》将人与环境的关系全部纳入礼法范畴,秦将其中一些内容编入《田律》。又据《法律答问》可知,秦朝已有专门安置麻风病人的隔离机构,称为“疠迁所”;而《封诊式》则有专门诊断鉴定麻风病的“爰书”。汉代承用秦律,这些规定依然有效。综上所述,秦汉以前基本上是采取保护环境资源和环境卫生的方式,来防止疫病的发生和蔓延。
    东汉末年连续的瘟疫,使执政者认识到,仅仅靠预防,不能对已然发生的疫病有所作为,还须进一步加强对疾病的治疗和救济。对老年人、妇女、儿童进行救济,并适当减免百姓赋税,这是救灾的重要手段。为防止瘟疫的扩散,晋代立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说明当时已有对病人及其家属进行隔离的意识,以致在穆帝永和末年(约公元356年),因疫情严重而出现了“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宫朝奉,“王者宫省空矣”的状况。皇帝派御医,上门为患病的大臣视疾诊疗,并赐以药物。地方百姓染病,诏郡县备医药救治,甚至连监狱里的囚犯有病也要给医药。
    关于医院,早在春秋时,齐国管仲为残疾人和染有疾病的人设立专门的馆舍收养之。南北朝受外来佛教思想的影响,始为“贫病不能自立者”设立医院性质的医疗机构,称为“馆舍”。北魏世宗永平三年(公元510年),颁诏:“敕太常于闲敞之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处。严敕医署,分师疗治。”这是国家管理的医院性质的机构。此外,较大的佛寺也办“悲田养病院”,收治无家可归的病人和老人。武则天时,设专使管理。又有病坊收管病人,国家出本钱,以利息给养之,并派专使设专门机构管理之。宋代以后,病坊制度继续沿用,并且形式更加多样化:安济坊,是佛教寺院开办的,为贫困百姓治病疗疾;养济院,为外来人员患病治疗;福田院,设于京师四郊,专门收养孤、寡、老、病之人;漏泽园,安葬贫困死者及无主尸骨,等等。
    在对待疾病的问题上,医学与巫术总是在斗争的,由于时代和科学水平的限制,二者不免有交叉。古代医学中虽不乏迷信的成分,但因中国古代的正统学说是儒学,而儒学的鼻祖孔子就不迷信“怪、力、乱、神”,因而中国的医学教育也基本上是在儒学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尤其是隋朝实行科举制后,中央设太医署,隶属于太常寺,主管医政管理和医学教育,使巫术的存在就更加有限。唐代虽承隋制,但将给皇室治病的业务归入殿中省的尚药局,太医署成为专门的医学教育部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院。其分科有四: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禁师,皆以博士为教师,此外还有药物学的采药师,学制为九年,在校生有数百人之多,甚至日本、朝鲜的留学生也在此学医。医学教育的发展,对医学医药知识的普及起着重要的作用,进而对于突发性流行病的预防与治疗具有重大意义。地方长官不信鬼神,不听巫术,能断然采取正确措施,使瘟疫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中国古代统治者重视以法律手段防治疫病流行
    据历史研究发现,中国古代统治者重视以法律手段防治疫病流行,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注意环境保护,对山林、湖泊、田野等自然资源,以立法的方式,施行保护性开发利用,不能竭泽而渔。如“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占固山野陂湖之利者,杖六十”;对于破坏环境卫生的行为,也要惩处,主管者没有禁止,与之同罪,“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主司不禁,与同罪”。
    其次,国家直接对医药行业实行强制性管理。晋代已有《医疾令》,唐代进一步发展完善。又如汉代诞生的《神农本草经》,因辗转传抄、增修,经南北朝后,已较混乱。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由宰相领衔,尚药局与太医署共同编纂了《新修本草》,后世又称为《唐本草》,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药典,分为目录、本草正文、图、图经四部分,载药850种,对药品实行国家管制。后图与图经散失,宋朝仁宗时又组织全国150多个州郡,将各地所产的药物,绘制成图,连同标本送京,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由政府组织绘制的药物图谱,称为《本草图经》。医学教育除设立教学机构外,国家对学制、教材、教学方式、考试方式等都有具体细致的规定。
    再者,对于突发的瘟疫,国家已有一套较为成熟的应付办法。如太医署每年都要根据时令准备药物,对伤寒、疟疾及金疮之药,必须有充足的备用品,以备不时之需。军队出征及重大工程项目之处,五百人以上,太常寺委派医师一名随队出行。这些都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所以每有疫情,政府的措施是较快的,局部疫情由地方官直接处理,“郡县给医药”;若涉及的区域较大,则朝廷派朝官出使,视察疫情,派人送医、送药。对于传染病,国家要求采取隔离措施,在京师者,疫情严重时,可以“废朝”。
    最后,当疫情发展到严重影响人们生产、生活时,国家就要采取进一步措施,如减免赋税,减轻徭役,发放赈灾的救济粮款,对死伤损失重大的家庭,给予特殊的补助,如老年人、妇女、儿童往往补贴更多一些。在重大的灾害发生时,国家还要颁布大赦令,对严重犯罪者,减轻刑罚,一般犯罪者则可免罚,这也是让劳动力回到生产领域的措施。同时国家要停止一些重大工程,以减轻民众负担。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古代社会是专制社会,存在着阶级压迫,尽管国家有着相当成熟的法律制度,但官吏的腐败是这个制度的痼疾,好的法律措施,未必就能处处得到认真的执行,贪官污吏往往利用自然灾害,牟取私利,发国难财,使本来应该限制在很小范围内的灾害扩大成为全局性的重大灾害。这也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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