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义：《瘟疫论译注》再版序言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0-3-7 08:59:13

本帖最后由曹东义于 2020-3-7 09:01 编辑

再版序言

2020年是农历庚子年，也是一个战灾之年。六十年一甲子，120年前的八国联军侵华，以及60年前的大饥荒，今年世界流行的瘟疫，都可以称之为“庚子灾年”。有灾不见灾，中华很豪迈。

春节前后，武汉爆发的瘟疫“新冠肺炎”，带给世人深刻的印象。时值春运期间，500万人离开武汉，奔向全国各地，一场看似难以避免的瘟疫即将全面爆发，但是疫情的发展，并没有顺着自然蔓延的趋势任性下去，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瘟疫流行。

科技界很快查清了病原微生物是新的冠状病毒，与2003年的SARS十分相似，并且在致病性方面有过之而不无不及。在国家最高领导的亲自部署和领导下，全国人民齐动员，社会各界同努力，中西医协同救治，很快就创造了举世震惊的“中国模式”。

当然，中国模式的瘟疫治疗，西医擅长隔离、消毒和流行病调查，缺乏有效抗病毒药物；中医药在预防、早期阻断转为重症、确诊后很快取得效果、康复期善于解决复杂问题、救治费用低廉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称奇的效果，甚至有外国专家感慨地说，假如自己感染了新冠肺炎，他希望能在中国治疗。

医随国运，换了人间。

历史上瘟疫流行的情况不是这样，《黄帝内经》记载的“五疫之至”，张仲景时代的伤寒流行，明末吴又可《瘟疫论》描述的情景，都是惨不忍睹的人间悲剧。

中医界在这一次应对新冠肺炎的时候，又一次把目光注视到《瘟疫论》，很多人从中吸取力量；当然，更多的人把张仲景的经方与明清温病学的经验结合起来，互相参照，辨证论治，各地推出了不同的处方。虽然药物组成不尽相同，但都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随证加减，而不是“一方治到底”的不加变通。

《瘟疫论》作为承接张仲景《伤寒论》，启迪明清温病学重要的学术著作，再一次受到人们的瞩目，是因为其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我在2003年非典瘟疫流行期间，三次上书国家有关部门提建议，于2004年1月在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中医外感热病学史》，得到邓铁涛先生、朱良春先生、路志正先生等中医前辈的鼓励。我的导师余瀛鳌先生是著名中医学家，导师组的伊广谦先生当时在出版社任职，他在2003年夏天接到我的书稿之时，进一步提出让我整理《瘟疫论》，并要求充分利用我的学术史知识，“详细解读”，写一本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注释传本。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我和妻子抄书、摘录，校对、打印，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完成了这本书的整理工作。当时，我还主持着国家局、河北省有关SARS和中医外感热病诊治规律研究的课题，赶上了这个好时机。因此，今天再度阅读当年的文稿，倍感亲切，也有些不胜沧桑的感觉。尽管才过去了16年，毕竟步入了进公园不要票的老年。

当然，令我不胜感慨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年龄，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今年在新瘟疫爆发的时候，中医界很多人的见解，仍然如2003年那样纠结，说法也存在众说纷纭的“百家争鸣”，让世人莫衷一是。

中医治疗瘟疫有非常值得称道的疗效，但是，如何向大众说明其道理？如何向世界展示其独特的学术内涵？这都需要认真地学习前人的经典论述。

因此，重新学习《瘟疫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理论自信促进疗效自强”必不可少的依据。

在这本书之中，有大量的研究性注释，后边附录了我和课题组有关同道的研究心得，一并提请杏林各位参考。近来，我和高徒、研究生一起研究的时候，还提出“病证结合，分级、分层诊疗”，以热病统寒温的思想，简单概括为“病像河流，证如舟，系列方药似码头”的“河舟码头学说”。我相信，只要大家有兴趣，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检索、参考。

科学研究没有终点，经典探索不会完结。《瘟疫论》的魅力，在一次又一次中医战胜瘟疫的斗争之中，展现了其独特的现实作用，与不可替代的未来价值。

借此次再版之机，略述感慨如上，请各位读者不吝赐正。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曹东义主任中医师

写于石家庄求石得玉书屋

20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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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0-3-7 09:03:42

前言
吴又可《温疫论》成书于公元1642年。一般认为吴又可是明代的医学家，但《明史》中并没有吴又可的传记，而《清史稿》却记载了他的事迹。《清史稿•艺术传•吴有性》云：“吴有性，字又可，江南吴县人。生于明季，居太湖中洞庭山。当崇祯辛巳岁（公元1641年），南北直隶、山东、浙江大疫，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有性推究病源，就所历验，著《温疫论》。谓伤寒自毫窍入，中于脉络，从表入里，故其传经有六，自阳至阴，以次而深。温疫自口鼻入，伏于膜原，其邪在不表不里之间。其传有九，或表或里，各自为病。有但表而不里者，有表而再表者，有但里而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有表里分传者，有表里分传而再分传者，有表胜于里者，有先表后里者，有先里后表者。其间有与伤寒相反十一事，又有变证兼证种种不同，并著论制方，一一辨别。古无温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其后有戴天章、余霖、刘奎皆以治温疫名。”《温疫论》不仅继承与发展了宋以前的伤寒学说、《素问》《灵枢》倡导的热病学说，而且发展了古代的疫病理论和开创了杂气致病学说，为清代温病学奠立了基础。吴又可倡导的疫气致病理论，最接近现代医学的微生物致病学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病原学说，至今仍有临床指导意义。在最近的中医药防治非典型肺炎（SARS）的战斗中，许多中医工作者就是使用《温疫论》的理论与方药，取得了良好的疗效，并建议将SARS的中医病名取名为肺痹疫、肺毒疫、肺湿疫。当我们打开网站的搜索引擎，输入吴又可或者《温疫论》的名称，立即就会有长长的相关记录提供给我们参考，这充分说明了《温疫论》的历史价值和巨大的现实生命力。

《温疫论》对热病、伤寒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疫气”的提法来源甚古，甲骨文之中就有“疒役（疫）”的记载。《说文解字》云：“疫，民皆疾也。”说明疫病具有流行性的特征。《素问遗篇•刺法论》虽然晚出于宋代，但其中对疫病特征的描述却是非常经典的：“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古人对于流行性疾病的名称还有疫疠、时行、天性、时疫、疠气、寒疫、温疫等不同的说法，说的都是具有流行性特点的疾病，只有寒疫、温疫，点明了疫气的寒热属性。
《刺法论》云：“天地迭移，三年化疫。”论述自然气候的反常，可以引发人类的疫病流行，发为金木水火土气运偏盛的五种疫疠。《伤寒例》云：“从春分以后，至秋分节前，天有暴寒者，皆为时行寒疫也。”因为古人认为除了冬季的外感热病“皆伤寒之类”之外，而春夏秋的非时之寒，往往形成以“寒疫”为特点的外感热病流行，这是当时广义伤寒学说很有代表性的观点。
东汉末年，曹植在《说疫气》之中说：“建安二十二（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褥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文中“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也将疫气的病因指向伤寒，与仲景对病因的认识基本一致，但仲景称这类流行性的热病为伤寒或叫“寒疫”，曹植却叫它为疫气。
南宋郭雍发展了《素问》《伤寒例》的疫毒学说，他在《仲景伤寒补亡论》中说：“若夏暑成疫，秋温成疫，冬寒成疫，皆不得同治，各因其时而治之。况一岁之中长幼疾状相似者，即谓之疫也。如疟痢相似，咽喉病状相似，赤目相似，皆即疫也。皆非自取之，因时行之气而得之。”此说为吴又可的疫气、异气学说提供了借鉴。
吴又可《温疫论》说：“余初按诸家，咸谓春夏秋皆是温病，而伤寒必在冬时。然历年较之，温疫四时皆有，及究伤寒，每至严寒。”又说：“是以业医者所记所诵，连篇累牍，具系伤寒，及其临证，悉见温疫。求其真伤寒，百无一二。不知屠龙之艺虽成，而无所施，未免指鹿为马矣。”对于疫气的性质，吴又可说“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 他将前人的“五疫”学说，加以改造，认为疫气不限于五种，而是每一种热病都由不同的疫气所引发。他在《温疫论》的“杂气论”中说：“为病种种，难以枚举。大约病偏于一方，沿门合户，众人相同者，皆时行之气，即杂气为病也。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
吴又可关于不同疾病由不同病原“杂气”所引发的论述，最接近微生物致病学说，在这个意义上吴又可的“疫气说”可谓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病原学说。“气之不一”，“专发为某病”，不仅仅限于人类，更是吴又可“疫气学说”的一大贡献。吴又可所说的杂气或者疫气，并不是不可琢磨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所以他说：“夫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气即是物，物即是气。知气可以制物，则知物可以制气矣。夫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吴又可认为，病原的疫气是物质的，这种疫气尽管“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不符合中医药性学说中的四气五味，难于纳入传统的中医体系之中，却仍然可以用药物“制气”，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疫气只说明了疾病具有流行性，而“发热”却是各种流行性疾病的共有证候。所以古人除了用疫气学说解释流行性疾病之外，应用最多的就是“热病”的名称。《素问》《灵枢》在学术上继承了前人的成就，总结出热病的病因主要与伤于寒邪有关，因此主张“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虽然认为热病的病因是伤寒，但是在命名疾病的时候，却只重视病症之热，而对病因之寒没有给予突出的地位。故《素问》《灵枢》之中有“热论”“评热论”“刺热论”“热病篇”，却没有一篇是以“伤寒”命名的专论。这也反映了“热病”的称谓，在来源上更古朴，因为发热的证候，既可以是病人的自觉症状，也可以是被医生检测到的体征，所以古人早就有热病的名称。
至于为什么“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热病”，《素问》并没有回答。《外台秘要》卷一转引晋代的《范汪论》云：“黄帝问于歧伯曰：人伤于寒而得病，何以反更为热？歧伯曰：极阴变阳，寒盛则生热，热盛则生寒。诸病发热恶寒，脉浮洪者，便宜发汗。当发汗而其人适失血，及大下利，如之何？歧伯答曰：数少与桂枝汤，使体润，迮则汗才出。连日如此，自当解也。”这段论述不见于《素问》《灵枢》，范汪引自何处，抑或他假借黄帝与歧伯问答来阐发自己的医学主张，已不得而知。但其中歧伯“使用”桂枝汤治疗热病，应当是汉代之后的事。
人伤于寒而为热病的机理，唐代王冰已有新的解释。他说：“寒毒薄于肌肤，阳气不得散发，而内怫结，故伤寒者反为热病。”王冰这一创见，被北宋伤寒学家韩祗和所继承。他在《伤寒微旨论》中，大倡“伤寒乃郁阳为患”，解表发汗全不用仲景麻黄汤、桂枝汤等辛温方药，而是自制辛凉清解方药，与王冰的学说体现出学术上的先后继承关系。
“郁阳为热”的理论，充分说明伤于寒邪只是发热的诱因，发热是肌体的抗病反应；发热不是寒邪的属性，伤寒不是寒病而是热病。
寒邪致病的严重性和广泛性，是广义伤寒学说产生的理论基础。《伤寒例》云：“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冬寒气主杀藏，其产生疾病的严重性，自然不同于主生长的春夏季节，古人用“寒毒”来形容寒邪的性质，这是古人看重伤寒的主要原因。
《伤寒例》云：“九月十月，寒气尚微，为病则轻；十一月十二月，寒冽已严，为病则重；正月二月，寒渐将解，为病亦轻。此以冬时不调，适有伤寒之人，即为病也。”说明秋末至春初，长达近六个月的时间内，伤寒是主要的外感病。而且其它季节的另六个月之中，也常见到感受寒邪的外感病，所以《伤寒例》又说：“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时阳气尚弱，为寒所折，病热犹轻；五月六月，阳气已盛，为寒所折，病热则重；七月八月，阳气已衰，为寒所折，病热亦微。其病与温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四季都有伤寒，足见其为病的广泛性。
人们在患发热的疾病之时，往往可以追溯到近期遭受寒邪伤害的情况，而且在发热的初期常可见到“恶寒”的表现，很容易认识到发热的诱因是伤于寒。对于那些既不是处于寒冷季节、又没有恶寒症状的发热病人，古人也推测是与伤寒有关，只是把伤于寒的时间大大地向前推移到冬季，称其为“伏气伤寒”，或叫温病、暑病。故《伤寒例》云：冬季“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病，皆由冬时触寒所致，非时行之气也。” 此足以说明寒邪致病的严重性和广泛性。
《难经》五十八难，明确指出了“伤寒有五”，将热病与中风、温病、狭义伤寒、湿温一起，归属于广义伤寒之内，创立了广义伤寒学说。《难经•五十八难》云：“伤寒有几？其脉有变不？然：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此广义伤寒学说提出之后，深受后世医家的推崇，仲景、华佗都尊此学说，不再将发热为主证的疾病称为“热病”或“温病”，而是直接叫“伤寒”。这一学说既体现出《难经》“审因论治”的思想，也反映了《难经》作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试图区分外感热病的多样性，亦即在探讨外感热病共有的规律的同时，尽可能反映不同季节外感热病的特点。这一学术主张，在中医界一直影响了两千年。汉以后，《素问》《灵枢》大力论述的热病，完全被广义伤寒所代替，不再被学术界所重视，“热病”证治，几乎成了绝学。
《伤寒论•自序》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公元196-219年）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他在《伤寒例》（有关考证参见：曹东义的“论张仲景、王叔和与伤寒例”，《中华医史杂志》，1991，21（3）：141）中引《阴阳大论》之文云：“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张仲景因此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伤寒杂病论》，使《难经》提出的广义伤寒学说，完成了向临床的过渡。
由于现代医学的感染性和传染性疾病，大都属于中医的外感热病，它们至少有几十种之多，远远超过《难经》的“伤寒有五”学说。因此可以说：“伤寒岂止有五”？时隔不久，张仲景在他的《伤寒例》中就提出了多种外感皆属于伤寒，几乎就是“伤寒有十”。朱肱《南阳活人书》更进一步称广义伤寒有十二种病名。但在没有病原学诊断的古代，一般的人们甚至连医学家也不易搞清楚各种伤寒与温病的区别。晋代的葛洪《肘后方》云：“伤寒有数种，人不能别之。”梁朝陶弘景《补阙肘后百一方序》也云：“伤寒、中风，诊候最难分别，皆应取之于脉，岂凡庸能究？”东晋陈延之《小品方》曾经根据仲景《伤寒例》的有关论述，对葛洪的模糊认识进行了分析：“古今相传，称伤寒为难疗之疾，时行温疫是毒病之气，而论治者不判伤寒与时行温疫为疫气耳。云伤寒是雅士之辞，天行温疫是田舍间号耳，不说病之异同也。考之众经，其实殊矣。所宜不同，方说宜辨，是以略述其要。”
魏太医令王叔和《脉经•自序》云：“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故伤寒有承气之戒，呕哕发下焦之问。而遗文远旨，代寡能用，旧经秘述，奥而不售。遂令末学，昧于原本，互滋偏见，各逞己能，至微疴成膏肓之变，滞固绝振起之望。”仲景《伤寒论》到了唐代仍然难于被人们了解。《千金方》中有“江南诸师秘仲景方不传”的感慨，孙思邈又说：“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
仲景时代没有辛凉解表法（有关考证，参见曹东义等的“辛凉解表法的历史形成过程研究 ”，《河北中医药学报》 2000 ；15（4）：9）。《素问》认为“发表不远热”，汗法以温热药为主；《神农本草经》《汤液经》都以温热药解表；出土的汉代医简也用温热药解表，说明汉代以前从理论到实践对辛凉解表还缺乏认识。仲景对伤寒表证并未言“当辛温解表”，或“当散寒邪”，而只云“当解表”、“当发汗”。并且对麻黄汤、桂枝汤发汗解表十分谨慎，除严格限定适应证之外，还嘱以少量多次服用，取微似汗出，中病即止，不必尽剂；并且要温覆，啜热稀粥以助药力。其不肯多用热药，慎用辛温发汗若此，说明辛温解表药虽可用，又难以应用，稍有不慎即成误治，变为坏病。仲景还对误汗后变证详加论述，多达60余条，也说明了这一问题。
北宋韩祗和有感于辛温解表难用，在《伤寒微旨论》中提出“伤寒热病乃郁阳为患”之说，避开了伤寒热病病因上的“寒”字，从郁阳为热着眼，发汗解表全不用仲景麻黄汤、桂枝汤等辛温解表方药，而是按不同季节分别创制辛凉解表方药，其组成药物多为柴胡、薄荷、葛根、黄芩、知母、石膏、前胡等寒凉之品。其后庞安常《伤寒总病论》、朱肱《南阳活人书》继承其学术经验，而且改进为在春夏之时于仲景麻桂方中加入黄芩、葛根、知母、石膏等寒凉药物，实乃变辛温发汗之方成为辛凉解表之剂，使古方得以新用，后世多予遵从。金代刘完素《伤寒直格》阐发《素问》热病理论，认为伤寒就是热病，“六经传受，自浅至深，皆是热证”，“只能作热治，不能作寒医”。旗帜鲜明地自制辛凉清解方剂，被后世尊为寒凉派的开山，影响深远。
金元时期特别值得提出的外感热病学家是张子和，他在《儒门事亲》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辛凉解表法”，他说：“发汗亦有数种，世俗只知惟温热者可为汗药，岂知寒凉亦能汗也。”并列举了各种不同性味的发汗解表药物。此外，还有许多医家强调伤寒、温病，其证不同，治有别法，反对以麻桂方等辛温解表法普治一切外感热病。
明清温热病学家对辛凉解表方药更加重视，王安道《医经溯洄集》有感于用辛温解表法普治一切外感病易生弊端，愤而提出“呜呼！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也”。提出仲景方只能治疗冬季的伤寒，却不可以治疗春季温病、夏季暑病的观点。其后陶华《伤寒六书》也采前贤有关论述，认为不能用温热药治疗温病、暑病。吴又可著《温疫论》，专门阐发四季皆有温疫，反对以伤寒辛温解表法治疗温疫，这一特点，我们将在后面的正文中还会看到更为详细的论述。
清代温病学家认为除了冬季的伤寒之外，四时皆有温热病，它们总称温病而不是总称伤寒或广义伤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其上焦篇云：“温病者，有风温、有温热、有温疫、有温毒、有暑温、有湿温、有秋燥、有冬温、有温疟。”吴鞠通所说的这九种温病，几乎囊括了仲景时代的所有外感热病。所不同的是，仲景《伤寒例》用广义伤寒来概括这九种温热病，而吴鞠通则用广义温病来概括。叶天士在《温热论》和《三时伏气外感篇》中，将春温、风温、暑温、湿温、秋燥等四时温热病，都归为广义温病之中，反映了叶天士的广义温病思想。
仲景时代的广义伤寒学说，由于辛温解表的缺陷，到了清代被迫退守于冬季的狭义伤寒，而温病学说由于吸收了辛凉解表，却由狭义的春季温病，逐渐扩展成可泛发于四季的广义温病。
外感热病学说发展到明朝末年，诚如吴又可所说：“余初按诸家，咸谓春夏秋皆是温病，而伤寒必在冬时。然历年较之，温疫四时皆有，及究伤寒，每至严寒。”由于各医学名家，大力倡导伤寒不可作寒医，或者提出不可用伤寒法治疗温病，甚至如王安道所说“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的观点，使《素问》《难经》《伤寒论》所创立的广义伤寒学说，逐渐退缩为狭义伤寒，辛温解表的路越走越窄，甚至影响了对仲景《伤寒论》的学习与研究。吴又可《温疫论•自序》说：“是以业医者所记所诵，连篇累牍，俱系伤寒，及其临证，悉见温疫。求其真伤寒，百无一二。不知屠龙之艺虽成，而无所施，未免指鹿为马矣。”
吴又可坚持“伤寒世间少有”的观点，把仲景学术看作是屠龙之技，这固然与长期以来历代医家主张的“辛温解表难用”有关，也与他有意架空仲景《伤寒论》有关。他说：“虽有头痛身疼，恶寒无汗发热，总似太阳证，至六七日失治，未尝传经，每用发散之剂，一汗而解，间有不药亦自解者，并未尝因失汗，以致发黄谵语，狂乱胎（苔）刺等证，此皆感冒肤浅之病，非真伤寒也。伤寒感冒，均系风寒，不无轻重之殊。究竟感冒居多，伤寒稀有。况温疫与伤寒，感受有霄壤之隔。今鹿马攸分，益见伤寒世所绝少。”其实仲景时代并无感冒与伤寒之分，无论其证候轻重，有无传经，只要是外感引起的发热恶寒，仲景都归于伤寒之中。吴又可将感冒之类的轻证伤寒，从伤寒中剔除出去，仲景《伤寒论》在吴又可时代似乎真的成了“屠龙之技”。其实并非如此，吴又可也不可能完全摆脱仲景《伤寒论》的影响。
我们说吴又可的疫气学说并未完全脱却仲景广义伤寒，不仅表现在《伤寒例》中已有疫气或时行、疠气属于伤寒的论述，而主要是指从临床方面温疫必须从伤寒借法。《素问•热论》虽然以六经论述热病，但是并没有表里的概念。仲景《伤寒论》非常注重对伤寒的表证、里证的划分，表里是仲景伤寒学说中的基本概念，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吴又可所说的“邪伏膜原”，虽然位于“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针经》所谓横连膜原是也”。这种必须以“表里”来定位疫病部位的学说，“半表半里”无论如何会让人看出仲景的影子。
吴又可云：“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传有九，此温疫紧要关节。奈何自古迄今，从未有发明者。仲景虽有《伤寒论》，然其法始自太阳，或传阳明，或传少阳，或三阳竟自传胃，盖为外感风寒而设。故其传法，与温疫自是迥别。”
吴又可论述温疫的传变时，虽然强调“疫有九传”，但是“九传”皆不离表里。《温疫论•统论疫有九传治法》云：“夫疫之传有九，然亦不出乎表里之间而已矣。所谓九传者，病人各得其一，非谓一病而有九传也。盖温疫之来，邪自口鼻而入，感于膜原，伏而未发者，不知不觉。已发之后，渐加发热，脉洪而数，此众人相同，宜达原饮疏之，继而邪气一离膜原，察其传变，众人不同者，以其表里各异耳：有但表而不里者，有但里而不表者，有表而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有表里分传者，有表里分传而再分传者，有表胜于里者，有里胜于表者，有先表而后里者，有先里而后表者，识此九传，其去病一也。”
既然温疫病邪可以从膜原传到表里，那么治疗也就应当解表或者清里，或者表里双解。《温疫论•传变不常》云：“疫邪为病，有从战汗而解者；有从自汗、盗汗、狂汗而解者；有无汗竟传入胃者；有自汗淋漓，热渴反甚，终得战汗方解者；有胃气壅郁，必因下，乃得战汗而解者；有表以汗解，里有余邪，不因他故，越三五日前证复发者；有发黄因下而愈者；有发黄因下而斑出者；有竟从发斑而愈者；有里证急，虽有斑，非下不愈者；此则传变不常，亦为常变也”。吴又可列举的温疫的种种变化，虽然纷繁复杂，却是温疫病经常出现的。温疫为什么有这么多变化，恐怕吴又可也不能给出正确的论断，所以他说：“传变不常，皆因人而使。”结合现代医学的知识，我们可以说这是因为“温疫”一词所包括的不是一种疾病，而是涵盖了众多的传染性疾病所致。众多的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分别有各自的发病过程和不同的病位，再加上病人的体质不同，所以就会出现纷纭复杂的传变状态和种种不同的治愈过程。
既然温疫也有表证和里证，那么它的治疗就与伤寒有某些相同或相通之处，尤其是伤寒的阳明证作为里证的代表，其清下二法常被借用于温疫病的治疗，事实上吴又可对仲景的三承气汤，运用得最为纯熟。《温疫论•辨明伤寒时疫》云：“子言伤寒与时疫有霄壤之隔，今用三承气、及桃仁承气、抵当、茵陈诸汤，皆伤寒方也，既用其方，必同其症，子何言之异也？”吴又可回答温疫为何借用伤寒方时说：“伤寒初起，以发表为先；时疫初起，以疏利为主。种种不同，其所同者，伤寒时疫，皆能传胃，至是同归于一，故用承气汤辈，导邪而出。要之，伤寒时疫，始异而终同也。”“但以驱逐为功，何论邪之同异也。”“推而广之，是知疫邪传胃，（与伤寒）治法无异也”。吴又可这些论述与王安道有许多相同之处，如《医经溯洄集•伤寒温病热病说》云：“伤寒与温病、热病，其攻里之法，若果是以寒除热，固不必求异；其发表之法，断不可不异也。”
从以上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吴又可对热病、伤寒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吴又可《温疫论》对温病学说的影响

吴又可对外感热病的病因学说，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为后世温病学说大变仲景伤寒病因学说提供了借鉴。王安道虽有感于仲景麻黄汤、桂枝汤的辛温解表方法难以应用，不便直接否定仲景解表法则，却提出了“呜呼！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也”。试图从治疗方法上限制辛温解表的应用，而吴又可却从外感病的病因着眼，与仲景伤寒学说分道扬镳，另起炉灶。
吴又可《温疫论•原病》云：“病疫之由，昔以为非其时而有其气。------余论则不然，夫寒热温凉，乃四时之常，因风雨阴晴，稍为损益，假令秋热必多晴，春寒因多雨，较之，亦天地之常事，未必多疫也。”吴氏彻底摆脱了《素问》以来的传统六淫病因学说。《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灵枢•百病始生篇》云：“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吴氏不采六淫致病学说，也不以伤寒温病命名外感热病，而是开创出疫气致病的病因学说。他说：“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厉气。（厉气）在岁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时有盛衰。此气之来也，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温疫论•杂气论》中说：“刘河间作《病原式》，盖视五运六气，百病皆原于风、寒、暑、湿、燥、火，谓无出此六气为病，而不知杂气为病，更多于六气为病者百倍，良以六气有限，现在可测，杂气无穷，茫然不可测也。专务六气，焉能包括天下之病欤？”
吴又可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对这种疫气，限于当时科学技术的条件，他不可能见到真正的致病微生物，但他天才地猜到了这一类物质的存在，并指出它们之间的不同。他在《温疫论•杂气论》中说：“然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人恶得而知其气，又恶得而知其气之不一也？是气也，其来无时，其著无力，众人有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其为病也，或时众人发颐，或时众人头面浮肿，俗名大头瘟是也。或时众人咽痛，或时声嘶，俗名为虾蟆瘟是也。或时众人疟利，或为痹气，或为痘疮，或为斑疹，或为疮疥疔肿，或时众人赤目肿痛，或时众人呕血暴亡，俗名为瓜瓤瘟、探头瘟是也。或时众人瘿痎，俗名为疙瘩瘟是也。为病种种，难以枚举。大约病偏于一方，沿门合户，众人相同者，皆时行之气，即杂气为病也。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盖当时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某经络，专发为某病，故众人之病相同，是知气之不一。”今天我们赶上了科技昌明的新时代，知道了，甚至看见了吴又可所不可能看见的这些传染性、感染性疾病的病原物质，是致病微生物，是病毒和细菌，但是我们却仍是“视而不见”，仍然在伤于寒与感于温热的“审证求因”之中打转，陷于寒温论争之中而不能自拔，这实在是一种历史的悲哀，实在对不住吴又可，对不住他天才的发现。
毫无疑问，吴又可的勇气，鼓舞了清代的温病学家，他们不仅吸取了外感邪气“从口鼻而入”的观点，而且也大胆地提出了外感热病的不同传变规律的新学说，终于建立起与六经不同的另外的辨证体系，丰富了外感热病的治疗方法。
《温疫论•论气盛衰》还把外感热病的流行与散发进行了区别，也颇可称为真知灼见，其中云：“其年疫气盛行，所患皆重，最能传染，即童辈皆知为疫。至于微疫反觉无有，盖毒气钟厚也。其年疫气衰少，闾里所患者，不过几人，且不能传染，时师皆以伤寒为名。不知者固不言疫，知者亦不便言疫，然则何以知其为疫？盖其脉证与盛行之年所患之证，纤悉相同。至于用药取效，毫无差别。是以知温疫四时皆有，常年不断，但有多寡轻重耳。”吴又可通过临床观察总结，认为不但“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的多数人患同一种病，属于疫气所致，此后少数人或者个别人，只要所患的疾病与以往疫气流行时“病状相似”，也应当诊为温疫病。这种不论流行大小，完全按病症论治的做法，符合中医辨证论治的精神，也为人们认识温疫战胜温疫奠立了基础。
吴又可所概括的温疫与伤寒的区别，也为后世温病学家所借鉴。吴又可除认为温疫与伤寒感受的病原不同之外，还提出：“伤寒投剂，一汗而解；时疫发散，虽汗不解。伤寒不传染于人，时疫能传染于人。伤寒之邪，自毫窍而入；时疫之邪，自口鼻入。伤寒感而即发，时疫感久后发。伤寒汗解在前，时疫汗解在后。伤寒投剂，可使立汗；时疫汗解，俟其内溃，汗出自然，不可以期。伤寒解以发汗，时疫解以战汗。伤寒发斑病笃，时疫发斑病衰。伤寒感邪在经，以经传经；时疫感邪在内，内溢于经，经不自传。伤寒感发甚暴，时疫多有淹缠，二三日，或渐加重，或淹缠五六日，忽然加重。伤寒初起，以发表为先；时疫初起，以疏利为主。种种不同，其所同者，伤寒时疫皆能传胃，至是同归于一。”
吴又可所说的这些温疫与伤寒的区别，大部分被清代的温病学家所继承和发展，促进了中医外感热病学说的进步。然而值得提出的是，吴又可所说的伤寒与时疫的区别，都是人为划线，生割硬砍，难以成立。比如，仲景并没有说过伤寒都能“一汗而解”，发汗后不解的患者大有人在；仲景《伤寒例》认为，寒邪“最为杀厉之气”，从未说过“伤寒不传染于人”；仲景只说过伤寒起自太阳，并未说不可以从口鼻进入。王海藏《此事难知》就已经指出，寒邪属于无形之气，可以从口鼻进入人体，并以仲景麻黄汤证中有无汗而喘，桂枝汤有鼻鸣干呕，麻黄、杏仁皆肺经药物为证；伤寒病未必“可使立汗”；伤寒发汗后不能病愈者，《伤寒论》中有多处论述；伤寒后不能即病，至春发为温病，不必全是“感邪在经”；“里气外发”，也非疫气独有。凡此种种，都不是区别伤寒温疫的特有证候，它们本来论述的就是同一类疾病。现今中医院校的伤寒与温病的教材，用发热和恶寒的轻与重、渴与不渴、鼻流清涕与浊涕等来区别，也是同样讲不通的。
自从叶天士提出温病的卫气营血辨证，吴鞠通倡导温病按上中下三焦辨证的学说之后，温病学说就与仲景的伤寒六经辨证学说分道扬镳，成为外感热病辨证的一套新体系，被广大医学家所接受，并很快被应用到临床治疗之中，使外感热病的诊治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当然，温病学说的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也有不完善之处，受到后世医家的批评，甚至被伤寒学家诋毁，也不足为怪。
外感热病是一大类病症，它包括了现代医学所说的大部分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比如感冒、扁桃体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性乙型脑炎、细菌性和病毒性肺炎、白喉、猩红热、脊髓灰质炎、麻疹、天花、水痘、病毒性肝炎、痢疾、肠炎、阑尾炎、胆囊炎、胸膜炎、流行性出血热、鼠疫、霍乱、疟疾、斑疹伤寒、肠伤寒、黑热病、以及刚刚流行过的非典（SARS）等等，这么多的病症，除了都有发热症状之外，不仅临床表现各不相同，其发展变化与转归及其治疗，都是不尽相同的。古人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一一细加区别。另一方面，他们每一个人当时遇到的疾病流行的病种和病情表现可能互不相同，只能根据自己所见到的情况，分析它们病理过程之中所表现出的共性，总结出一套或几套辨治规律。那么，这种“共性规律”必然会有这种或那种缺陷，不能深入指导到每个疾病的具体细节，而临证的医疗过程应当是非常个体化的。现代医学所说的某个传染病，在不同的人的身上，因为体质强弱、精神状态、发病季节、有无合并症等不同条件，其表现也是千差万别的，不可一概而论，更不用说将众多外感病归纳在一起论述了，其复杂性是可想而知的。
伤寒的六经辨证、温病的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都反映了外感热病由表入里，由轻而重的发展变化过程，有其合理的因素。但它们又有所区别，六经辨证重在经络，大多数病症集中在“足三阳”的太阳、少阳、阳明阶段，属于腑的病症。中医学认为，六腑“传化物而不藏”，外感热病传播到极盛的阳明阶段，治疗时除了可以用白虎汤清泄里热之外，如果热邪深结在里，出现便秘腹胀神昏时，可以用三承气汤泻下攻逐在里之瘀热，往往能使病情得到迅速缓解，是其学说的长处，吴又可、叶天士、吴鞠通等都学习张仲景的承气汤法。“三阴死证”，多属于外感热病最后阶段的表现，仲景回阳救逆方药有其独特之处。
伤寒与温病，都是古人研究、概括的以发热为突出证候的疾病，它们的病因怎么能够会有伤于寒邪和感于温热的截然相反的区别呢？笔者认为，外感热病的寒温病因说，是古今医学家在认识上存在着差别所造成的，不能作为区分伤寒与温病的依据。《素问》热病、仲景伤寒、吴又可疫气，其实是一物而三象，不是三类不同的病症，是古人在认识取向上的不同侧重点造成的。也就是说，《素问》重视外感热病的发热症状，仲景重视外感热病的得病原因，吴又可看重外感热病的流行性危害，因此才有了三种不同的名称。
张凤逵《伤暑全书》将夏季的温热病，称为暑病；吴又可《温疫论》把流行的温热病，称为温疫；清代温病四大家，把一切温热病概括为四时温病。他们对温热病的命名，都反映了温热病的一个或几个方面，我们切不可因为其不同的名称，而将它们说成是不同的疾病。当然，每个古代医学家个人的医学经历有限，也不可能见到现代医学所说的各种传染病的全部，他们总结的规律也难适用于一切传染病；另外，同一种温热病在发病季节上的不同，病人体质各异，可以导致其在证候表现方面有很大区别，可以有风热、温热、湿热等不同表现形式。
首先，按照中医“审证求因”的要求，仲景说的伤寒与后世温病学所说的温病，在证候上是难于区分的。就以《伤寒论》麻黄汤、桂枝汤为例，虽然它们作为辛温解表的代表方剂，但并不象《温病学教材》《伤寒论教材》所说的那样，只适用于“发热轻恶寒重”的外感热病。麻黄汤的适应症中有“无汗而喘”，在发热恶寒的基础上见到呼吸急促、喘鸣气憋，这显然是外寒束表、肺的气机不利的表现，其热势显然不轻，经麻黄汤发汗平喘、开闭解表，就能达到“体若燔炭，汗出而散”的效果。桂枝汤的适应症之中有“鼻鸣干呕”，也属于邪热闭肺、肺气不利，所以才会出现“鼻鸣干呕”。因此说，即使是辛温解表重剂的麻黄汤、桂枝汤，它们所对应的证候也决不只是“恶寒重、发热轻”。
麻黄汤、桂枝汤的脉象，也不仅仅是“脉浮紧”、“脉浮缓”，麻黄汤、桂枝汤都可以见浮数之脉，甚至可以有洪大之脉，而热病过程中见到数脉、洪脉，都是内热炽盛的象征。比如第57条云：“伤寒发汗，已解，半日许复烦，脉浮数者，可更发汗，宜桂枝汤。”25条云：“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者，与桂枝汤如前法”。52条云：“脉浮而数者，可发汗，宜麻黄汤”。因此可以说，麻黄汤、桂枝汤证在脉象上，也存在着内热的征候。桂枝汤之恶风，属于“见风才恶”，在程度上比温病之“恶寒轻”还要轻。由此可见，仲景所说的伤寒表证阶段，其热势并不比后世温病学的上焦卫分证低，恰如《素问》所言伤寒热病“体若燔炭，汗出而散”；广义伤寒恶风寒的程度，也不一定比后世温病学所说的温病的恶风寒的程度重。
如上所述，在临床上很难区分伤寒表证与温病的卫分证，那么，入里化热之后，进入到里热炽盛的阳明阶段，或是气分热盛阶段，都会出现高热不退、口渴引饮、面红目赤、小便短数、大便秘结、脉搏洪大，就更难以区分伤寒的阳明病与温病的气分病了。《医经溯洄集•伤寒温病热病说》云：“伤寒与温病、热病，其攻里之法，若果是以寒除热，固不必求异；其发表之法，断不可不异也。” 《温疫论•辨明伤寒时疫》云：“子言伤寒与时疫有霄壤之隔，今用三承气、及桃仁承气、抵当、茵陈诸汤，皆伤寒方也，既用其方，必同其症，子何言之异也？”吴又可回答温疫为何借用伤寒方时说：“伤寒初起，以发表为先；时疫初起，以疏利为主。种种不同，其所同者，伤寒时疫，皆能传胃，至是同归于一，故用承气汤辈，导邪而出。要之，伤寒时疫，始异而终同也。”“但以驱逐为功，何论邪之同异也。”“推而广之，是知疫邪传胃，（与伤寒）治法无异也”。吴又可这些论述与王安道有许多相同之处。
既然广义伤寒与现代温病，在表证与里证两方面的证候表现都不好分别，那么，它们的病因也不应当犹如水火一样寒温有别。伤寒太阳表证化热入里之后，寒热往来、壮热烦渴、日哺潮热、大便秘结、吐泻不止、下利无度、神昏谵语、胸腹疼痛、咳喘痰饮、斑疹吐衄、尿血便血、惊厥抽搐、阴阳格拒外亡等等，这些证候温病学也一样拥有，并无二致。因此，通过“审证求因”，并不能区分伤寒与温病。其实“审证求因”，是为“审因论治”服务的，也就是说“审因”是为了更好的“论治”，解释病因并不是目的，有利于治疗才是中医推求病因的意义所在。
现代医学的微生物致病的病因学说，使我们认识到，局限于伤寒或者感温，并不能真正地阐明外感热病的起病原因，只有利于解析证的不同类型，以便进行治疗。所以中医的寒温病因学说，只是中医外感热病治疗的一种指导思想，不是“真正的病因”。真正的病因，应当强调“毒”的侵袭性，“疫”的流行性。毒疫之气才是中医外感热病的真正致病因素。“毒”之气可以偏寒，“毒”之气也可以偏热。《伤寒例》云：“寒毒藏于肌肤”，“四时之气皆能为病，而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热毒引起的热病，古人也早有所认识，《伤寒例》中就有“冬温之毒”和“温疫”、“温毒”的名称，在近现代温病学的著作中，“温热毒邪”更是连篇累牍，经常提到。可见“毒”只是致病力强，有别于一般的四时之气和六淫之邪，它所引发的热病有别于一般不发热的疾病，成为传染性或感染性疾病的真正病因。因此我们相信，在现在中西医结合的条件下，中医传统的外感温热病的寒温病因学说，在临床治疗上完全可以互补。将中医的外感热病病因归为“毒疫之气”，既能与西医的微生物致病理论一致，又不违背传统的中医外感学说，吴又可的疫气说也能被包容进来，也有利于平息寒温论争。

《温疫论》的版本体系与研究著作

吴又可《温疫论》，成书于明朝末年的崇祯壬午，即公元1642年。书只两卷，实际上是一个论文集，共收载了吴又可关于温疫的论文87篇。该书刊行之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研究它和为之补注的著作不断涌现。现存清以前《温疫论》的刻本40余种，其中清朝初年到康熙年间，就有9种不同书商的刻本，而且自公元1769年之后，在日本刊刻的版本就有7种之多。另外，乾隆年间洪天锡（吉人）为之补注的《补注温疫论》四卷，也一再重印，多达十余个版本。首刊于清同治年间郑重光补注的《温疫论补注》，也有十几个版本。孔毓礼、龚绍林评议的《医门普度温疫论》，也有多个版本传世。《中国医学大成》还收载了年希尧评注的《温疫论》。
清朝初年的名医喻嘉言对于《温疫论》的研究，把温疫学说向前发展了一大步，提出了著名的三焦辨治温疫病的学说，为吴鞠通《温病条辨》三焦辨证开了先河；同时喻嘉言创造性地提出了以解毒法治疗三焦温疫的论断，至今仍有临床实际指导意义。他说：“仲景书详于治伤寒，略于治温暑，以法度俱错出于治伤寒中耳。后人未解义例，故春温一症，漫无成法可师，而况触冒寒邪之病少，感发温气之病多。寒病之伤人什之三，温病之伤人什之七，古今典缺，莫此为大。” 喻嘉言这种温病多于伤寒的观点，来源于吴又可。他虽然借鉴了《温疫论》温疫之气从口鼻而入的主张，但对吴又可的疫气学说又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他说：“有谓疫邪无形象、声臭、定时、定方可言，是以一岁之中，长幼莫不病此，至病伤寒者，百无一二；治法，非疏里，则表不透；非战汗，则病不解。愈摹愈远，究竟所指之疫，乃为伤寒、伤温、伤暑热之正病。疏里，则下早可知；战汗，则失表可知；只足自呈败阙耳！”
喻嘉言从仲景《伤寒论•评脉篇》受到启发，提出了温疫的三焦辨证学说。他说：“昌幸微窥仲景一斑，其《平脉篇》中云：‘寸口脉阴阳俱紧者，法当清邪中于上焦，浊邪中于下焦。清邪中上，名曰洁也；浊邪中下，名曰浑也。阴中于邪，必内栗也。’凡二百六十九字，阐发奥理，全非伤寒中所有事，乃论疫邪从入之门，变病之总。所谓赤文绿字，开天辟地之宝符，人自不识耳！”他从这些文字之中，体会出了深刻的“微言大义”，经过进一步发挥，阐发出三焦辨证学说，他说：“篇中大意，谓人之鼻气通于天，故阳中雾露之邪者为清邪，从鼻息而上入于阳。入则发热、头痛、项强颈挛，正与俗称大头瘟、蛤蟆瘟之说符也；人之口气通于地，故阴中水土之邪者为饮食浊味，从口舌而下入于阴。入则其人必先内栗、足膝逆冷、便溺妄出、清便下重、脐筑湫痛，正与俗称绞肠瘟、软脚瘟之说符也。然从鼻从口所入之邪，必先注中焦，依次分布上下。故中焦受邪，因而不治；中焦不治，则胃中为浊，营卫不通，血凝不流，其酿变即现中焦，俗称瓜瓤瘟、疙瘩瘟等证，则又阳毒痈脓，阴毒遍身青紫之类也。此三焦定位之邪也。”
喻嘉言所说的三焦辨证，虽然是对温疫而言，但对整个温热病也都是适用的。他区分伤寒与温疫的不同传变过程时说：“伤寒之邪，先行身之背，次行身之前，次行身之侧，由外廓而入；温疫之邪，则直行中道，流布三焦。”喻嘉言所说的身之背、身之前、身之侧，是伤寒邪气由太阳依次传变，到阳明，再到少阳。而温疫之邪，从口鼻而入，弥散三焦，形成一横一纵之势，为后世温病学提供了三焦辨证的雏形。
喻嘉言根据温疫三焦传变的情况，制定了相应的治疗原则，他说：“（温疫）治法，未病前，预饮芳香正气药，则邪不能入，此为上也；邪既入，急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营卫既通，乘势追拔，勿使潜滋。详订诸方，载《春温方》后。”喻嘉言在这里提出了未病先防的具体措施，符合《素问》“治未病”的思想，也是唐代之前饮“屠苏酒”避瘟措施的延续，更是“预防为主”的先声。特别是他提出的三焦温疫，在治疗时都要“兼以解毒”的主张，为后世温病学在治疗法则上重视清热解毒，开了先河。他所整理的《春温方》，大多是吸收的《伤寒论》的方剂，可以说，喻嘉言是清朝初年之前将仲景伤寒学说与后世温病学说联系起来的唯一一个医学家。
当然，喻嘉言也受他所处的历史时代限制，不能没有遗憾地解决温热病的治疗问题。他甚至还保留了那个时代的一些迷信说法，比如他曾经认为疫气的流行，与鬼魅邪秽有关，所以曾经使用过驱妖镇邪的方法。他在《详论温疫，以破大惑》的结尾处，为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乡绅万吉人，茔葬五雷惊蛇之地，触动土瘟；壮者病疫，少者病痘，一夕暴死五人。余令于茔北，掘井二丈，投猪首、馒头、蒸饭，促引土气下收，旋封其井，即得安全无损。此余偶试杨、曾之秘，非心得也。范文正公守饶，冬温，吏请祷雪。公取薄冰置座，嘿坐良久，瑞雪满空，顷深三尺，蟊贼疫鬼，何地潜踪耶！可见先儒退藏于密，借凝冰为影草，已摄大地于清冷之渊矣，讵非法王手眼乎？”在没有科学手段阐明温疫病原物质的时代，人们对于温疫的病因有过许多学说，其中既有科学的猜想，也有许多迷信荒诞的说法。所以，虽然喻嘉言说得绘声绘色，我们却不能不质疑于其间。
清初喻嘉言对温疫的论述，对后世也有很深的影响，林起龙（即林北海）曾于1675年撰著《喻嘉言〈温疫论〉序》，介绍喻嘉言的温疫学说。成书于公元1679年的周扬俊的《温热暑疫全书》，也转载了喻嘉言的温疫学说。周扬俊认为：“凡病伤寒最重，温热尤烈。伤寒仅在一时，温、热、暑、疫，每发三季，为时既久，病者益多。苟不明其源，溯流不得清也；不辨其类，疗治不得当也。则温、热、暑、疫，皆热证也。”他觉得历代对于温热暑疫病的治疗，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简直是“燎原之下，竟乏清凉一滴”。他在《温热暑疫全书•自序》中历数了王叔和之后，众多医家的无当：“自晋以来，疑鬼疑蜮，陋沿无已。如崔文行解温，用白术、乌头、细辛、桔梗四味。更加附子，名老君神明散；更加萤火，名务成子萤火丸。热药相投，以火济火，谁其辨诸？”朱肱袭用“圣散子，仍用温热”。张洁古、云歧子、赵嗣真、巢元方、庞安常、李思训、王好古、刘河间、方有执等医家，都被他点名批评。他所赞成的只有仲景、东垣、张凤逵、吴又可、喻嘉言五人。
周扬俊对于喻嘉言关于温疫的论述，大加赞赏，尤其是对喻嘉言所提出的三焦辨证，评价甚高。他说：“后世治疫之法，未有定见。如嘉言‘上焦如雾，升逐解毒；中焦如沤，疏逐解毒；下焦如渎，决逐解毒。俟其营卫既通，乘势追拔，勿使潜滋暗长于未尽之时。’此固不易之论也。”但进一步深入研究，则发现喻嘉言的学说，来源于吴又可的《温疫论》。因此周扬俊《温热暑疫全书》关于温疫部分的论述，较多地继承了吴又可的学说。
戴天章，字麟郊，号北山，上元（今江苏江宁）人，清代名医。他对吴又可的《温疫论》十分推崇，有感于“时贤有未见，而不用其法；或虽见其书，而不能信”，甚至有的医家，“口诵其书，啧啧称道，而对症施方，仍多不用其法。口则曰此时症也，而手则仍用伤寒之方，拘伤寒之方者，比比皆然。愚揣其情，必非知而不用也，知其名而未得其辨症之法耳。”他因此在1722年撰成《广温疫论》，从气、色、舌、神、脉几方面，论述温疫与伤寒的不同。此后《广温疫论》被人翻刻时，又被改名为《温疫明辨》。二书名字虽异，内容却完全相同。
戴天章关于温疫病的发病与传变的学说，深受吴又可的影响，他说：“温疫传经，与风寒不同。风寒从表入里，故必从太阳而阳明，而少阳，而入胃。若温疫则邪从中道而出表入里，惟视人何经本气之强弱为传变。故吴又可曰：疫邪有先表后里者，有先里后表者，有但表不里者，有但里不表者，有表胜于里者，有里胜于表者，有表而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有表里分传者，此为九传。”
关于表里证的划分，吴又可并没有具体述说，戴天章提出了他自己的划分标准，他说：“愚按所谓表者，发热恶寒，头痛头眩，项强背痛，腰痛，腿膝足胫酸痛，自汗无汗，及头肿面肿，耳目赤肿，项肿，发斑发疹，皆是。所谓里者，渴呕胸满，腹满腹痛，胁满胁痛，大便不通，大便泄泻，小便黄赤涩痛，及烦躁谵妄，沉昏舌燥，舌卷舌强，口咽赤烂皆是。”戴天章将发黄、斑疹、面肿等也算作表证的指征，与后世温病学有明显的区别，反映出戴天章的温热病学说还不够成熟。
著成于公元1784年的杨栗山著《伤寒温疫条辨》6卷，既继承了吴又可的疫气学说，也吸收了喻嘉言的解毒治法，其书中以升降散为代表的15首治疗温病的方剂，对后世影响很大。1785年的刘奎著《松峰说疫》，广集前人治疗温疫的方药，以及刮痧治法，倡导八法统治温疫，自成一家。1794年余师愚著成的《疫疹一得》，因善用石膏，创制“清瘟败毒饮”而称誉医林。所有这些温病学著作的大量涌现，都受吴又可《温疫论》的影响。
本书对《温疫论》的整理，原文部分以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张以增校订的葆真堂刻本为底本，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刘方舟校梓积秀堂藏版为主校本，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石楷等参校的金陵长庆堂刻本和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许永康校阅的会德堂刻本为参校本，并参考郑重光《温疫论补注》本和曹炳章编《中国医学大成》本《瘟疫论》。“注释”则参考年希尧、孔毓礼、龚绍林、郑重光等历代注家的注解；“语译”以直译白话为主，力求通俗实用。“评注”除吸收原清代医家的注解之外，主要结合历代外感病的学说，给以历史性的定位。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0-3-7 09:02:48

《温疫论译注》
曹东义  杜省乾
2004年9月，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
目  录
前  言 5
《温疫论》对热病、伤寒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5
吴又可《温疫论》对温病学说的影响 11
《温疫论》的版本体系与研究著作 15
吴又可自序 17
年希尧序 18
上卷 19
原病 19
温疫初起 30
传变不常 36
急证急攻 38
表里分传 40
热邪散漫 41
内壅不汗 43
下后脉浮 45
下后脉复沉 46
邪气复聚 47
下后身反热 48
下后脉反数 49
因证数攻 50
病愈结存 53
下格 54
注意逐邪勿拘结粪 55
蓄血 60
发黄 65
邪在胸膈 66
辨明伤寒时疫 67
发斑战汗合论 72
战汗 74
自汗 76
盗汗 78
狂汗 80
发斑 81
数下亡阴 83
解后宜养阴忌投参术 84
用参宜忌有前利后害之不同 87
下后间服缓剂 91
下后反痞 92
下后反呕 94
夺液无汗 95
补泻兼施 97
药烦 101
停药 102
虚烦似狂 103
神虚谵语 105
夺气不语 106
老少异治论 107
妄投破气药论 108
妄投补剂论 111
妄投寒凉药论 112
大便 117
小便 121
前后虚实 123
脉厥 125
脉证不应 126
体厥 128
乘除 131
下卷 135
杂气论 135
论气盛衰 139
论气所伤不同 141
蛔厥 143
呃逆 144
似表非表似里非里 145
论食 148
论饮 149
损复 150
标本 152
行邪伏邪之别 153
应下诸证 155
舌白苔，渐变黄苔 155
舌黑苔 156
舌裂 157
白砂苔 158
唇燥裂，唇焦色，唇口皮起，口臭，鼻孔如烟煤 159
口燥渴 159
潮热，谵语 160
头胀痛 161
小便闭 162
大便闭，转屎气极臭 162
发狂 164
应补诸证 164
论阴证世间罕有 165
论阳证似阴 167
舍病治弊 168
舍病治药 169
论轻疫误治每成痼疾 170
肢体浮肿 172
服寒剂反热 174
知一 176
四损不可正治 179
劳复、食复、自复 181
感冒兼疫 183
疟疫兼证 184
温疟 185
疫痢兼证 186
妇人时疫 188
妊娠时疫 189
小儿时疫 191
主客交 194
调理法 197
统论疫有九传治法 198
正名 205
《伤寒例》正误 207
诸家温疫正误 221
附  录 232
一、SARS的中医病因应当如何求 232
疫气只说明热病的流行性 233
伤于寒只是热病的诱因 234
温热邪气说源于辛温解表方的难用 235
毒疫之气共同构成热病病因 237
二、 SARS按什么规律传变 239
六经分证及其演变 239
传经现象的不同学说 241
吴又可论疫有九传 242
卫气营血和三焦传变 243
三、SARS应如何治疗 246
《素问》汗泄两法治热病 247
华佗“六部三法”治伤寒 247
仲景未谋辛凉解表面 248
都说辛温解表难用 249
达原饮试图直达膜原 251
辛凉解表催生温病学派 252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0-3-7 09:04:34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我看了一下，我还有电子版，应该可以用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文件]

郑蓉:
这是您之前电子版吧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对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你看怎么方便，就怎么利用吧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我写一篇再版序言，加上这一次瘟疫新冠肺炎的一些事情，以便适应当下的情况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你看如何？

郑蓉:
这样更好。我发您的是出版后又经过校对的。

郑蓉:
与时俱进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好的，我尽快把再版序言发给你

郑蓉:
辛苦您了！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应该的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文件]

郑蓉:
收到，谢谢您！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祝您一切顺利，早日出版，送给我一些书

郑蓉:
没有问题。您需要多少册书？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看看稿费的情况，用稿费购买吧，估计需要百十册左右

郑蓉:
给您300册书抵稿费不知是否合适？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也可以

郑蓉:
谢谢您的支持。前几天我和梁峻老师一起做了一本《疫病史鉴》，即将出版，书中重点推荐了《瘟疫论》，所以也想尽快推出您的这本。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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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我发一个帖子，在网上预热一下

郑蓉: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0-6-6 15:18:21

曹东义发表于 2020-3-7 09:047 [& b9 c. r6 R$ |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K1 N& X& y6 M: @% ^: @
我看了一下，我还有电子版，应该可以用

书出来了，今天看来，还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