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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中国化”不是选择题，更不是“西医化中国”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技之长专业委员会会长 在2020年新冠肺炎爆发的时候，虽然国家的卫生体制是“中西医并重”，救治方针是“中西医协作机制”，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中医与西医理念、方式、方法的严重冲突。 早期的前三版方案，中医没有被重视，基本依靠西医，很多人在等待检测“确诊”的时候，和“没有抗病毒药”的时候，门诊拥堵，病房“一床难求”，医院成了“疫情放大器”，而不是灭火器；中医药排不上用场，早期不能发挥作用；后来的西药紧急临床试验，要求“排他性”对照，也影响很多病人不能尽早服用中药。 这样的局面，不仅耽搁病人的治疗，也影响“中西医并重”卫生方针的落实，以及“中西医协作”救治模式的执行，是必须解决的大事情。需要以“西医中国化”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能原封不动执行西方标准的“诊疗指南”，对于中医的知识基本“不予理睬”，或者以“听不懂”、“不科学”而加以排斥，更不能像有些“中医黑”那样故意抹黑中医药。 “中国化”与“化中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西医传到中国已经一百多年，逐渐成为卫生领域的“主角”，不应该像是西方派来的医生那样，把“诊疗指南”翻译成中文就可以了，应该像上世纪50年代政府要求的那样，广泛开展“西医学习中医”活动，对于中医药知识、理念、治疗方法及其优点，从尊重和理解开始，逐步走向有机配合、协作，而不能我行我素进行排斥。 医学首先是人学，然后才是技术手段；人不是机器，也不是机器人。 人的思想感情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这是与生俱来不可选择的内容，也关系到人的健康维护、疾病治疗、康复过程的整个生命周期。 佛教的中国化，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逐渐改变了佛教很多内容，让佛教深刻地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避免了与中华文化的冲突，实现了儒释道大融合的盛唐时代。 中医与西医协作和融合，首先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互相渗透与包容。 东西方医学的差别，是因为它们指导理论的差异，决定了其技术方法、临床经验的不同。在交流之中，通过互相争鸣、碰撞，有可能会逐渐融合。 西方医学以“构成论”为指导，认为“结构决定功能”，主要研究明物质； 东方医学以“生成论”为基础，认为“生命自然天成”，有无相生，世界不存在“真空”，所以既研究明物质，也研究暗物质。 生成的生命有结构，生成论可以包容构成论，中医学术能包容西医技术方法，尽管目前看来西医很强大，在世界范围内普及程度很高，但是，从学术原理看，中医未来必将成为世界医学的“显学”，西医必将用中医的理论改造自己的体系。 第一部分、中医是道术并重的“自然生成之道”人的复杂性，来源于人体结构与功能的整体性，也与人体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心里属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起源于几千年之前的中医，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是一个重视“有无相生”的“生成论”的文化，其世界观根深蒂固。所以，中医既研究可见的明物质，也研究看不见的暗物质，及其复杂的相互关系，这与《河图》《洛书》的原理完全一样。 一、“生成论”源于河图、洛书河图洛书是中华文化的基因，阴阳五行术数之源泉，是先民智慧的结晶，其中富含着天地万物自然生成的大道理[1]。 《尚书·顾命》说：“河图在东序。”这是记载《河图》比较早的典籍[2]。 《管子·小臣》说：“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3]” 《周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上古的河图、洛书正如考古所见，只是图形，没有数字。二千年前传下来的数字的河图、洛书，虽然一个是10个数，一个是9个数，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天地万物的生成之道[4]。 《河图》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 所以一为水之生数，二为火之生数，三为木之生数，四为金之生数，五为土之生数；六为水之成数，七为火之成数，八为木之成数，九为金之成数，十为土之成数。 《洛书》把《河图》的“四面”扩展为“八方”，数字上由十个减少为九个（大道从简），成为“太乙九宫”、“九宫八风”之图，把阴阳邪（斜）正与人体的阴阳联系起来，也是人体内部充满“神机”的展示。 它既有时空的含义，也是人体“精气神”的立体结构之图，是充满生机的自然生成之图。水流西北，火就西南，木根向下，金镇其上，土运中央，一派生机昂然的景象。 万物有生数，当生之时方能生；万物有成数，能成之时方能成。所以，万物生存皆有其数。生在内，成在外；生的时候小，成的时候大。生的时候，要看其内部有没有生机；成的时候，要看环境允许不允许。 人体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这与万物一样，都是自然生成的。古老的《河图》《洛书》把天地阴阳相生、相成的道理，通过数字表达出来。 不仅有生命的物质可以“整体生成”，就是没有生命的金木水火土的“五行”，也是天地阴阳互相配合、自然生成的。天地气交，紧密配合，化生万物。天生的，地来成；地生的，天来成。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说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阴旦、阳旦的六组方剂是把人体与天地时空联系在一起，综合调理，是“六合之正精，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5]” 天地富含阴阳，大德养育生命。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周而复始，四季轮回，变化不停。天覆地载，孕育无穷。万物繁茂，草药丛生。草根树皮，各有脾性。 细胞是生命的起源，细胞就意味着秩序，意味着内外有别、内外相关，细胞膜是沟通细胞内外的界面，里边接受外界的信息，外边的刺激影响里边的代谢合成分解，内外相关，完整一体。 因此，人的皮肤，不是肤浅的一层皮，而是沟通人体与天地万物联系不可逾越的通路。 二、五行学说是“天人合一”的哲学西方的哲学四元素学说，印度佛教的四大学说，都没有“金”。因为自然界没有可以“金曰从革”当做工具使用的“金”，金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也是人类改造世界必不可少工具。就是说，“金曰从革”，社会革命需要金，建设也需要金。可以说，没有金属文明，就不会有文明世界。 中华文化把“金”的巨大价值，体现在五行的哲学体系里，构建了“多元共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体系”，这是一个伟大的创造[6]。但是，长期以来一直不被人们所了解，没有认识到它的伟大价值，甚至有人诟病、抹黑“五行学说”。 所谓五行，是古人总结的一套学说，主要用来说明万事万物的互相联系、互相资生、互相制约，达到生态平衡。是一个善于解决多因素平衡、和谐、共存的学问，是很可贵的理论方法[7]。 五行的具体内容，不能简单地从物质结构来理解，而应该从“时空整体”的角度看世界，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以及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的关系，是金木水火土五大系统之间存在的相生、相克的复杂关系。 所谓相生，就是五大系统之间，都有“我生者”和“生我者”。比如，土生金，是说大地矿脉里含有金属，经过冶炼就能产生金属；金生水，是说金属的工具可以凿井挖渠，开掘水源，所以叫金生水；水生木，是说草木的生长，都必须靠水的滋润，没有水，就不会有草木的生长；木生火，是说草木可以燃烧变成火，这是古人经常做的事情，火是人类征服的第一个自然力；火生土，是说火热的阳光能够温暖土壤，使土壤充满生机，冬天的土地所以不能生长草木，就是因为没有火力，所以没有生机。 “我生者”是我的“子”，就好象是自己的孩子一样。“生我者”是我的“母”，就好象是自己的母亲。五行之中的每一个要素，都有生我者的“母”，也都有我生者的“子”。五行构成了生生不息的一个生物圈，一个彼此依存的生态系统。五个要素因此都是“亲戚”，是一个充满爱的体系，是互相资助的关系。但是，世界万物不仅需要互相资助的“相生”，还需要“相克”，也就是互相克制、互相制约的力量，才能建立平等和谐的体系。 所谓相克，就是相互制约。比如，土克水，就是土壤的堤坝可以制约水的流向，所谓“水来土挡”就是这个道理；水克火，用水来灭火，现代人都知道，但是古人知道这个道理，也许要摸索很久；火克金，烈火把矿石里的金属冶炼出来，应当是在古人掌握了制陶技术之后逐渐发现的，当然，用火锻造金属制造各种器具、工具，更是伟大的创举；金克木，是说金属的工具可以砍伐树木，可以收割农作物，可以造舟车、木器家具；木克土，是说草木的生长，可以改变土壤结构，使土地疏松而不板结，成为生机昂然的土地。 五行之间，是人类劳动参与其间的动态变化过程，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丽图画。 五行之中每一行都不能缺少，缺少了一行，这个体系就不存在了；那一个要素也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会影响其他几个要素，其他几个要素就要发生响应的变化，通过相克和相生的作用，以便恢复系统的平衡。 尤其值得提出来的是，五行之中的水火木土都可以是自然物质，金却不是自然物质，而是人类劳动成果；五行之间的生和克，都必须有人类的劳动参与才能实现，没有人类活动的参与，五行不能成立，也不能“行”起来。 考古学证实，在金属被冶炼出来之前，只能是石器时代，大量金属工具的出现，才是五行学说产生的物质基础。 也就是说“土生金”，是人类通过冶炼矿石，然后才产生了铜铁白银，金属的产生是人类劳动的成果；“金克木”，也是人类的劳动过程，用金属的工具收割，用金属的工具加工木器；“火克金”的过程，就是人类冶炼金属的过程，也是人类打造金属器皿的过程；“金生水”的过程，也是人类挖井修渠，开掘水源的过程。 因此我们说，没有人类的创造，五行就建立不了，只能是木火土水四类物质元素；没有人类劳动的参与，即使有了五类物质，也不能“行”起来，而只好属于“五物”、“五元素”学说。所谓“五行”，就是五种物质元素，在人类劳动的参与下，运动起来，“行起来”，变化起来。 五行学说在中医学里的应用非常广泛，比如天的五气，地的五味，就和人体的五脏有着密切的关系。 五行学说的体系里，每一行都是平等的。在整个五行的体系里，体现的是和谐的，平衡的，动态的。谁也不能太过分，过分了就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化，就会造成不和谐，就会影响其他的物质因素，就会产生疾病。同样道理，五行之中也不允许出现“一行太弱”，一行太弱也会影响其他几行，也会出现不和谐，会出现失平衡，会产生一系列的变化，会出现疾病。 五行学说强调的就是整体、和谐、动态、平衡。这种“理想状态”的出现，需要多元世界互相制约，需要大智慧。何谓大智慧？“道法自然”，就是天地日月星辰运动，形成四时五行。 因此可以说，五行学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哲学思想，是善于解决复杂问题，构建和谐社会，提倡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础。是东方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的优秀思想，是解决世界复杂问题的理论法宝。 时间与空间是物质的存在形式，在以往的哲学里，时间与空间是分别计量的，好象两条可以任意交叉的线段，只要时间与空间一结合，就会产生不同的物质。因此，以往总是把时间与空间分开说，用不同的理论分别计量，分别标识。在五行学说里，借助人的作用，时间与空间容为了一体[8]。 天之五气，地之五味，本来是没有联系的东西，是互相隔离的，分别具有“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的十种物质要素，然而借助人的五脏六腑，天之五气，地之五味统一起来，一起形成人，一起供养人。 当然，天之五气与地之五味分离，也可以促成人的死亡。 东西南北中空间的五方，春夏秋冬时间的四季，在五行的指导下，通过人体的五脏六腑结合起来了。 第二部分，西方医学“结构决定功能”的局限性《圣经》是西方文化的元典，在“创世纪”的描述里，神造了一切，因此，不应该再研究人是从哪里来的，自然生成论在西方不被允许。布鲁诺宣扬哥白尼的“日心说”被烧死，伽利略被迫害，都是挑战了神造一切的观念， 天地自然生成的“生成论”，不容易出现在西方。因此，研究物质构成、研究现有物质的结构，是西方科技崛起的重要方法。 一、“构成论”是研究明物质的法宝构成论是研究明物质结构的科学，生成论是阐述生命成长的知识。 西方研究物质科学在近代取得长足进展，奉行的是还原论，是从研究物质结构着眼的，机械论也离不开构成论，因此，可以说“构成论”是西方的重要研究方法。1747年，法国朱里安·奥弗鲁·德·拉·梅特里在荷兰匿名发表的《人是机器》，是用构成论研究人体的代表作。 西医进入中国，对于中医冲击最大的是其人体解剖知识，以及关于病灶的解剖，震撼了中医界，1830年，王清任出版《医林改错》是这个冲击标志性的著作。此书出版之后，海内为之震动，并且导致中医逐渐丧失信心。 所谓西学东进，“赛先生”进中国，以及后来的四个现代化，基本上是还原论科学观（构成论）支撑的工业化。我国从废科举兴学校，到建立门类比较齐全的科学技术体系，中国走过了百年曲折道路。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加快引进、消化、吸收科学技术，已经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的经济大步前进，国家实力和地位空前提高。 但是以还原论方法（构成论）构建的工业文明，追求物质占有，无法实现全世界的共同富裕、和谐发展，甚至有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强权政治的弊端，不是可以全球共享的文明形态，势必会被信息、生态文明所取代。而信息、生态文明社会需要的科学观，是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不是还原论方法、机械唯物主义的宇宙观。 历史上，中医也有过“构成论”，研究过脏腑的结构，十二经脉、五官九窍也是构成论的知识范围，但是中医的“构成论”始终属于从属地位，占主流的一直是“生成论”。中医临床进步的轨迹，如果是沿着华佗外科手术（构成论）的道路前进，必然会非常重视解剖、止血、麻醉、局部抗感染，其手术刀不会生锈，麻沸散也不会轻易失传。然而，胆石症、肠梗阻、阑尾脓肿、腹内肿瘤等西方医学依靠手术治疗的疾病，张仲景大多可以通过非手术（生成论）解决，辨证论治方药体系的建立，丰富的内病外治理论与技术，使中医临床走了不依赖外科的道路，其安全有效的特点一直影响到现在，形成了中西医两大不同的体系。 也就是说，千百年以来，中医“自从懂了张仲景，临床不再学华佗”。 其实《医林改错》的成就，主要是在气血理论指导下的活血化瘀方药，但是其“为经典改错”，走解剖道路的发展方向是错误的，背离了几千年以来的中医“生成论”的特色，改弦更辙要实行“构成论”，造成了中医界信心动摇。 在中西医互相碰撞的早期，构成论的物质科学，压倒了生成论的生命理论，中医事业逐渐衰落。 科学作为人类认识自然与社会的系统知识，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有过去、现在、未来之别。广义的科学，包括自然、社会、意识领域的众多知识，而狭义的科学只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等经典的西方近代文艺复兴之后产生的自然科学。 但是，西医依靠的结构，是不稳定的生命结构；而且细胞核的“同质化”，也让结构决定功能的构成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否定意见。在系统科学新的视野下，大科学家钱学森先生说，医学发展的方向是中医，而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西医如何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中医如何现代化？笔者认为，中西医的融合首先必须从“道”的层面打通，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术”的角度汇通。 但是，中西医之间的这些差别，在复杂性科学、系统论出现之前，在大规模中西医临床疗效对比没有出现的时候，人们是很难认识到的。甚至今天，仍然有人说“你把全中国的癌症都治好了也与本案无关”，这是只认西方标准，不管中医特色的“技术壁垒”、“西方科学霸权”。两次反中医思潮的出现，都与狭隘科学观看不见中医科学性有关系。中医优秀的原创特色，都落在西方还原论的目光之外。 二、“构成论”在生命微观领域的困境西方医学在还原论方法的指导下，打开人体进行解剖研究，从结构研究功能，数学、物理、化学等近代科学方法与知识，很自然地进入了西医学的体系之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是中医学所不具备的。 细胞是整体生成的，不是分步合成的。按照还原论的方法进行下去，到了细胞、基因水平，就出现了行不通的问题，因为，所有的细胞都具有相同的细胞核，也就是出现了生命结构的“同质化”，这就否定了“结构决定功能”的“构成论”。克隆技术的成功，宣告了西方医学所划分的全能干细胞、定向干细胞、体细胞的划分是相对的；不同细胞结构决定不同细胞功能。其原理受到了来自微观领域的挑战。 不同细胞，只是选择了整体功能的一个部分。共同的细胞核，说明所有的细胞，都可以变成“全能干细胞”，形成一个新的生命。 另外，生命的“结构”，还是一个“不稳定结构”。每个细胞，每时每刻都处于不停的分结合成状态，每个细胞维持生存和活力，一刻也离不开整体为它提供的内环境，一定的温湿度、酸碱度、渗透压、营养物质、生长因子、黏附因子等复杂的微环境，一旦发生改变，就会影响细胞的稳定性，或者出现变性坏死、细胞凋亡。 这种“不稳定的生命结构”，最适合“状态调控”，而不适合构成论的“机械修理”。以分子生物学方法进行治疗，有其清晰的作用靶点，代谢过程清晰，量效、构效关系明确，可重复性强，都是其优点。但是，化学分子在微观领域的存在是十分复杂的，不是单一的分子在起决定作用，而是形成了极为复杂的细胞因子网络，往往互相影响，彼此互相制约，需要的是调节，而不是祛除、移植某种分子。 以攻击靶点为出发点的单纯一种化学物质治疗，往往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很难求得生理功能的和谐平衡，对于人体自组织能力的干扰作用，可能大于治疗的帮助作用。因此，需要重新评价其远期影响，这也是循证医学崛起的一个原因。 三、病灶不是构成，是生成中医与西医分别抓住了不同的东西，西医看重病灶，把它当做“构成”来研究。中医依据生成论来辨识证候，认为所有异常结果，都是生成的结果，而不是原始构成因素[9]。 证候与病灶分别反映疾病的侧面，证候包容病灶，而不是病灶决定证候表现。比如，冠心病的纤维帽，看似属于很明确的“白箱病灶”，但是它是否稳定，是否发生“冠脉事件”，不仅与病灶形态有关，而且与饮食、情绪、气候、劳倦、感染、血脂、血糖等等都有关系，是一个随机发生的“黑箱控制”。 临床医生不能笼统地说，什么药是治疗冠心病的，而只能说选择的药物是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某个受体阻滞剂、激动剂等等，需要说出分子靶点的作用机制。也就是说，在具体治疗过程之中，病理解剖的“白箱病灶”已经太粗略了，病灶既不能精确地说明过去，也不能准确地预测未来，甚至不能精确地指导现在的治疗，因此说，“白箱病灶”诊断实际上只是一个笼统的黑箱。 中医的诊断尽管也是黑箱，但是，经过转化，我们看到中医理论指导下的辨证论治，正是紧紧抓住复杂微观变化的整体综合状态，而且通过反复实践的摸索概括，以中医理论贯穿起来的中药、针灸、按摩、拔罐、饮食、气功，都可以为帮助病人由疾病向健康转化服务，是理、法、方、药一气贯通的整体医学。它往往能够解决西医所解决不了的复杂病情，取得意想不到的临床疗效。 第三部分、道术并重、包容西医，中医才能复兴中医属于“道术并重”的医学体系，一百年来“重术轻道”，逐渐走进衰落难逃的怪圈；在面对西医的时候，如果只是“求同存异”，就容易“丢了自己”。只有坚持“道术并重”，与西医“求异存同”，彰显中医个性，并且“有容乃大”包容西医，才能逐渐走向复兴[10]。 一、“中医之道”有不同层次与不同表述（一）中医是整体生成之道 生成的生命，从无开始，“以无为本”；生成的生命有结构，与天地万物的环境因素紧密相关。 西医从研究人体现有结构开始，属于“结构决定功能”的构成论，也属于“以有为本”的学术体系，与环境的关系因为“看不到”而不紧密、不确定。 因此，中医的视野大，包容的内容多，有明物质，也包含大量的“暗物质”。 西医主要研究“明物质”，需要不断发现“暗物质”。 中医之道大，西医之道小，这是因为“生成”可以包容“构成”，中医可以包容西医。 （二）中医是形神一体之道 中医五脏是“五神脏”，主张“形神一体”，凡是有皮脉筋骨肉的地方，都与五脏有关，也就是形与神密不可分，是一体两面。 西医认为，人的精神与五脏无关，只和大脑皮层有关系，是神经系统的功能。所以，可以说中医是“形神一体之道”，西医属于“形神分离之道”。 （三）中医是“多元并存、整体和谐”之道 中医认为五脏之间的关系，与天地自然相应，其规律除了有阴阳之间的平衡关系之外，还有五行之间相互滋生，相互克制，生克制化的关系，不能一脏太过，一脏太弱，更不能去掉某个脏腑。 西医认为，脏腑之间虽然有联系，但是也可以分割，可以替代某个脏腑，整个或者部分切除某个脏腑，人体照样可以生存，不存在脏腑之间生克制化的关系。 （四）中医是“内外相关”之道 中医的诊查手段，依据内外相关的整体性原则，可以通过人体色脉气味，反应人体健康状况，不需要深入人体的内部去进行检查，因此，“内病外诊”属于中医独门绝技。 西医认为，人体外在的表现，都是肤浅的，虽然可以预示某些病变，但是并不可靠，需要深入到体内，看到具体结构的异常，或者见到血液、体液的异常，才能断定人体有病。 （五）中医是“内病外治”之道 中医很多治疗措施是通过在体表、肢体远端的施治，解决内在疾病的问题，比如针刺、艾灸、按摩拔罐、膏药熏洗等等，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即使是喝汤药，也是借用自然物质的气味声色，与内在的脏腑、气血津液、血脉经络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不用到里边去治疗。 西医认为，脏腑有病，必须改造其结构，或者改变其内在的理化性质，因此，经常使用外力，进入体内切割、纺织导管、支架、假体替代，也就是外科不属于外治，是“内病内治”理论指导下，直接作用捣病灶的技术原理。即使是内服药物，也需要作用到“细胞靶点”，需要分子机制，而不是“内病外治”。他们不懂“内病外治”，甚至反对“内病外治”，说这样做没有直接的事实依据。 （六）中医是“杂合以治”之道 中医的治疗措施之间，经常是多元并举，帮助患者自身恢复健康，可以，也应该形神兼备，衣食住行、内服外用相结合，充分发挥各种治疗措施的特点，“千方百计”、“活法巧治”是中医推崇的，绝对不是长期使用一种不变的方法，让人“终身服药”。即使是一味中药，也是复杂成分。 中医用象说明病症与药物的关系，而不是靠化学成分。西医大部分的治疗手段，都崇尚或主张单一性，因此，划分了内外科，还有更多的以器官为单位，甚至是以疾病为单位的科室和治疗单元。外科手术如此，一旦涉及其他科室，就需要会诊、再会诊；内服的药物，尽量用一个化学成分解决问题，这是最高标准，因为研究这个化学药物的时候，都要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在非常纯化的条件下，连老鼠都是同一种属，治疗过程不允许偏倚。 （七）中医是“用象代数”之道 自古以来，古人就了解到世间万物，都有数有象，是象与数的统一体，《河图》《洛书》《周易》《老子》之道，生命之学都是这样，都有数，是天地自然之数，也是“大衍之数”，分阴阳，有五行，讲生成[11]。 但是，这些数组合起来，构成象，表证事物。事物的变化，有数的变化，也有象的变化。数变是微观的，渐进的，象变是巨大的，也是剧烈的。比如，日积月累，有春夏秋冬“四象”之变化，铜壶滴漏，有昼夜阴阳之不同。数变的时候，象不一定变；象变了的时候，数一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立象尽意，是古人说明事物的基本方法。 《周易·系词》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孔夫子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素问·五运行大论》说：“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中医的脉诊，是脉象；中医的病证描述，辨证论治的寒热虚实，用药的四气五味，也都是用象来描述，不是用数，数被象涵盖起来，“隐而不显”了。 二、中医之术“杂合以治”活法巧治（一）“杂合以治”不是靶点给药，不是对抗治疗 在中医的经典《素问·异法方宜论》之中，黄帝与他的师父岐伯讨论医学问题，他问：“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 这个问题很高明，的确是中医治病技术的特色，也很不容易回答。 在这个提问之中，首先是很多医生，都面对的是同一个“病”，为什么会有“五花八门”的治疗方法？这么多技术手段，为什么不是“唯一正确”，却都不仅是有效，而且能“治愈”，这是为什么？这真是几千年中医临床治病特色的真实写照，都是名医，有的主张寒凉，有的主张温补；有的使用内服，有的使用外治；有的用药，有的不用药？ 岐伯的回答，充满智慧，有耐人寻味，他说：“地势使然也。”当然，地势不仅是方位的区别，还有时空的差异。 岐伯说：“故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东方这个地方，是“天地之所始生”，也是海上神仙、东方青龙出没的地方，每天的太阳升起于这里，每年的春天开始于这里，万物滋生，与东方、春天有关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最先了解和发明了砭石。砭石不仅是是治病的工具，也是人类治病最早的工具，石器时代不可能有“九针”。 岐伯讲完了东方，立即就谈到西方。 西方在古人的心目之中，一直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周穆王与西王母的传说，令很多人充满想象，老子出关之后，也是到西方去。 《山海经》的“大荒西经”，也有很多神奇之物。 岐伯说：“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西方属金，是“天地之所收引”的地方，也是太白金星的家乡，“鸣鼓收金”由来已久，西方也是秋天的象征，其地理位置决定这里多有砂石金玉，水土刚强，民众豪迈，体质强壮，生病多在体内，治疗多用药性猛烈之品，“毒药者亦从西方来”，这句谶语，与欧美发明化学制药污染环境虽然不同，但是都有相似之处。 古人有“秋后开刀问斩”的规定，或者“午时三刻”之后才能处死罪犯，也和西方对应“秋收”、“金气”有一定关系。 说过了东西（春秋），就到了南北(水火)。 大禹划九州，幽燕在北方。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北方的山水，与寒冬的属性相通。天气凛冽，蛰虫深藏，君子固密，才能避免寒邪的伤害。 岐伯说：“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 人们战胜寒冷，少不了艾灸，因此，北方寒冷之地，使用火烤、艾灸治疗疾病，也就很早被发明出来。能够生长在北方的艾草，自然也不同于南方。北方人的肌肤，比南方人致密，发汗的时候，所用的药力也不一样。 岐伯不愧是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的大学问家。他认为南方不仅热，属火，有利于万物长养，但是由于开泄太过，经常损失精液气血，所以容易得病。治疗应该使用针刺。 岐伯说：“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 东西南北，相当于春夏秋冬，有不同的万物“四象”，也是寒热温凉四气，也能概括不同的疾病属性。 岐伯说：“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蹻，故导引按蹻者，亦从中央出也。” 中央属土，万物籁土壤而生存，古老的《河图》《洛书》，都把土放在中央，《国语》说：“土与金木水火杂而成万物”，也就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这是“生数”，生数加上“五”，就是“成数”。 因此，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 中央属土，生数为五，非常重要，是中医的生成之道，最早的表述。正因为，四方虽然各自“雄踞一方”，但是必须经过中央土，生成之学才能建立。 “杂合以治”的道理，竟然如此深奥！ 岐伯说：“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 （二）辨证论治富含着“活法巧治”的智慧 辨证论治这个词语虽然出现的比较晚，但是它的神髓早就化生于张仲景的“随证治之”。这个学说背后的深刻原因，是立足于疾病状态的不断变化，外感病有六经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别，内伤病也因为饮食起居情志变化而起伏，随着日月阴阳运转而不同。辨证论治不是“分型治疗”，辨证的过程，就是运用医学理论的过程，“候之所始，道之所生”。 论治的过程，也是医患交流，调动既往知识、经验的过程，不是在西医病名底下，分型对号，一直不变的分型治疗。 证是随时可以变化的，有规律可循，立足于“以无为本”，疾病的“有”，来源于“无”；病人找医生，就是因为不在“无病”，有了痛苦，希望借助于医生消除痛苦；医生的立一个病证，就是为了消除这个病证，而不是为了诊断清楚它是什么。 有病的原因，多是“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虚处留邪，久瘀成毒，影响气血运行，脏腑功能发挥，就出现了各种病证。“扶正祛邪”，以人为本，千方百计，活法巧治，是中医智慧的体现。 无论是内服外用，饮食起居，各种治疗方法，只要有利于患者恢复健康，都可以发挥作用，不局限于某种方法，更不必“终身服药”。 （三）施治于外，神应于中，是中医的独门绝技 中医根据《河图》《洛书》的“生成”原理，认为天地万物都是自然生成的，有表里，有内外，有生有成，每一个生命，都随着天地时空的变化而改变[12]。 因此，生命是一个整体，自然生成，内在的脏腑，与外在的皮脉筋骨肉，四肢百骸，五官九窍息息相关，与天地四时阴阳的消长密不可分，一旦人体由有序转为无序，气血运行，升降出入背离了常态，就会产生疾病。 治疗疾病，无需深入体内切割，更不需要靶点一一对应，在体表使用恰当的方法，在远离脏腑的四肢针刺拔罐、艾灸按摩，膏药贴敷，都有利于人体恢复有序，重返健康，即使是癌症、类风湿、各种增生，也可以通过这些“不起眼”的“内病外治”，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西方医学重视结构，忽略人体内在卫生资源的巨大作用，把健康的主宰依附于外力的干预，因此，不当检查、过度治疗，在所难免。由于西方医学没有“内外相关”的思想体系，不能在外边解决内里的问题，所以才需要“手术”解决，因此，“外科手术”，绝大多数不是外治，而是“内病内治”指导下的具体体现。 很多所谓必须“终身服用”的化学制剂，是大自然的异物，也是生命的异物，生产的时候污染环境，吃进去污染身体。 看上去好似垃圾的草根树皮，经过神农尝百草，变成了低碳环保的治疗药物。化毒为药，变废为宝，需要借助中医的大智慧，否则，用化学成分看中药，用分子靶点说中医，就会走上否定中医的错误路上去。 （四）身心同调是中医的特色 中医认为，五脏是五神脏，“形神一体”，不可分离，而不是把精神归结为大脑皮层。因此，中医治五脏，就是治精神[13]。 《素问·举痛论》说：“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 气机郁结，所产生的病证很多，心病需要心药医。 喜伤心，悲伤肺，怒伤肝，优思伤脾，惊恐伤肾，也就是说六淫太过，伤人四肢，皮毛肌肉血脉筋骨，而七情太过直接伤脏腑。所以，中医治疗不能“唯物质论”，不能只说化学成分的无知对抗，而必须注重患者精神的调理。 （五）药食并用，寓药于食 中药的起源，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很多中药的发现，与古人寻找食物有关系。 中医对于药食同源的应用，历史很悠久，经验很多，方法十分丰富。《神农本草经》的三品分类，就是用上品药，如人参、甘草、地黄、大枣等“主养命以应天，无毒，久服不伤人”；中品药，如百合、当归、龙眼、黄连、麻黄、白芷、黄芩等“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下品药，如大黄、乌头、甘遂、巴豆等“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14]” 《神农本草经》的告诫，来自于长期的实践观察，是千百人、千万人的经验积累，值得我们重视。 上品无毒的药物养命，久服轻身益气延年，对于适合的人，可以和食品一样，或者加在食品里，长期服用，有益而无害。 中品养性，有毒无毒，可以调理身体，不可久服。 下品有毒，用来治疗疾病，需要辨证论治，不应该随意食用。 西药大多属于人工合成的化学制品，需要作用于细胞的“分子靶点”，它们大多属于大自然的异物，也是人体的异物，因此，生产的时候难免污染环境；吃进身体，难免污染身体，绝对不应该当做食物来对待。 （六）医养结合，养重于治 生命不能创造，只能保养。因此养生是每个人一生的课题，不得病比治病重要，让人不得病的措施，不是经常体检，也不是依靠“医保”，而是挖掘“内在的卫生资源”，向内求，维护人体的正气，“不妄作劳”，“心安而不惧”，“德全不危”，有饮食起居养生，有顺时养生，有运动养生等，中医有很多方法。 养生不是吃药，有的时候吃药辅助一下，不能把吃药作为养生不可缺少的东西。一个人可以经常“被帮助”，但是不能经常“被拯救”。中医是我来帮助你的医学。 养生的重要法则，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是“主明下安，以此养生则寿”，养心为上。 如果只相信大仪器，高精密仪器，经常“从头到脚”检查，就会误入医学丛林，吃尽“过度检查、过度医疗”的苦头。 我们正处于“被医保”的时代，不要为了“报销费用”而“享受医疗”，要养生保健才能维护健康。养生保健不是“营养说了算”，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因人、因时、因地制宜，而不是迷信偏方。 三、创新发展提升中医地位中医药在国家自主创新中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已经引起政府高度的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医发展的政策，中医有了彰显个性的保障。 工业文明的标志是机械化、自动化，因此，人们崇尚硬技术。 硬技术把西医包装起来，各种为了发现病灶、发现攻击靶点的设备，富丽堂皇让人目眩，看上去就很“科学”，而中医连一个听诊器、体温计也不用，让人觉得中医没有技术，因此也就不科学。 但是，请不要忘记，西医的设备虽然很堂皇而贵重，但是，它们只是为西医发现疾病服务的，是西医“认识疾病的成本”，不仅代价昂贵，也可能会带来损伤。这些检查结果，很难纳入中医的知识体系之中，只能做事后说明和参照，而不能做“事前指导”。因为，用事前指导西医诊疗的检查结果，来指导中医诊治疾病，就可能使中医迷失方向，失去自我，失去功能。 比如，预防传染病流行的时候，大家都服汤药。有人问：“你这汤药是根据什么开的？有何作用？” 有崇尚中医现代化的人说：“我这中药汤液，可以提高免疫力，可以抗病毒。”这种解释目前很盛行，但是，经不住进一步考问：“你抗的什么病毒？新出现的病毒，你以前治疗过吗？有数据吗？” 中医的有效性，即使有了临床资料的数据，还要进一步接受考问：“你用什么抗病毒？为什么是复方，而不是一味药？为什么是一味药，而不是一种成分？为什么是天然的，而不是人工合成的？”如此一来，中医的方药之中似乎大多是不必要的药物，大有“搭车卖药”、“捆绑销售”的嫌疑。 中药提高免疫力，面临相同的，或者更多的考问。按照还原论的方法，有效的应该只是一个化学分子，中药汤剂最好马上停止使用。因为，“临时组合的方剂”，既没有有效性的数据，也没有安全性的数据，更没有大规模循证试验的数据。“完全不合法”的结论，不用药检部门检查就可以“根据常识”进行认定。因此，反中医人士说“有充足理由告别中医中药”，取消中医中药。这都是用还原论方法衡量中医药得出来的必然结论，对中医发展是十分有害的。发展中医事业必须破除这种“技术壁垒”和“理论桎梏”。 中医生成论的精准是“状态控制” 中医不做仪器检查如何认识人体的健康与疾病状态？中医依据的是“认识论的反映论”，然后总结摸索出来一整套“整体识别系统”。 中医认为，在诊治过程之中，病人为本，医生是标。 人体生命是自生成的，并且“贵有自知之明”，每时每刻都在“自检、自测”，会形成判断，然后上升为概念，通过语言表述出来，这就是主诉，就是证候。 中医经过长期临床实践，总结出来一整套发现病人信息（证候），接受病人信息（证候）的方法，就是依据中医理论的四诊；判定病人证候，处理病人证候，帮助病人消除证候的理论方法，这就是辨证论治的理法方药。它们就是中医的“软技术”。 中医历来看重四诊、辨证论治的理法方药。施行四诊的过程，也是运用中医理论的过程，一边诊察患者的信息，一边与既往的理论认识、医疗经验相参照，不断交流，重复验证，就能得出清晰、精准的判断。当然，这种清晰、精准的判断只能是寒热虚实的清晰、精准，而不是物理化学的清晰、精准。 中医靠着这种寒热虚实的清晰、精准，就能借鉴以往的理论经验，选择合适的方药，或者参用其他外治的综合治疗措施，帮助患者从不健康状态转向健康状态。 中医的四诊、辨证论治的软技术，运用成本低，而学习过程长成本高，不是短时间可以熟练运用的。因此，有“久诊识证”，“久治知药”之说。面对同一个病人，老中医和新毕业的博士的诊治水平是不一样的。 中医学既有科学理论，也有诊疗技术，更有治病经验，三位一体，缺一不可。而且，虽然理论知识主要在学校里学习，而在临床运用这些理论知识的时候，往往还要进一步验证和更深入地学习，中医的理论与临床实践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要不断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以至于无穷。”其间的联系一旦割断，知识就不能深化，中医的“软技术”就会退化、僵化、异化，甚至消失。 现今，许多中医人过于迷信西医的硬技术，而逐渐放弃了自己的软技术，已经退化为只知道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扶正祛邪（或叫抗病毒、提高免疫力）等几个简单的术语。既不能识证、辨证，更不能活法、巧治了，已经是异化（西化）的中医了。 中医学术的萎缩，导致治疗水平下降，与其应当达到和可能达到的水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因此，应该回归中医“原创思维”，坚持中医的自主意识，坚持按中医自身规律发展中医，而不是按人们的期待，或者按西医的要求、按物理化学的标准发展中医。因为，异化中医，只能导致中医的退化，而不会促进中医的发展，尽管有人称之为“现代化”。 “医随国运”告别文化自卑 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以追求真理为己任，“朝闻道夕死可也”是一个光荣传统，“格物致知”喜欢探索“所以然”的历史很悠久。但是，在还原论方法盛行的时代，在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唯一价值观的时代，是没有能力解释中医理论的时代，因此，人们在崇尚西方工业文明的时代，轻易地把中医理论判定为“玄虚之学”。所以，“五四”前后，一大批文化精英，尽管他们传统文化的底蕴很深厚，但是，他们起来反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医学作为中华文化哺育的东方科学技术，也被一起否决、抛弃。 国学随着鸦片战争的失利而遭受了质疑，1908年，留法青年“新世纪派”倡导废除汉字，国医也成了“东亚病夫”的替罪羊。国学、汉字、国医，是近代史上命运相连的“岁寒三友”，如今都迎来了复兴的“天时地利人和”。 梁启超、严复、傅斯年、陈独秀、鲁迅等，都有过反对中医的言论。知识分子反对中医，促使一般民众在思想上不认同中医，甚至远离中医，希望取消中医。这是发生在中国人趴着看世界的时候，当然，那个时代也是一部分外国人主张“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时代。 医随国运，在新兴科学观正在崛起的时期，有的人看不到科学观、技术观的变化，看不到中医有效性的背后蕴藏着丰厚的科学原理，依然按着狭隘的科学观、技术观看中医。因此，只能看到中医不科学、不进步，其实是他们不进步，思想仍然停留在五四时期，他们反中医的理由竟然还是五四时期的陈词滥调。这充分说明现代反中医人士思想上的贫瘠是何等严重。他们用错误的方法研究中医，用错误的方法评价中医，污损了中医的社会形象，侵害了中医的权益，是非常错误的行为，甚至是触犯法律的行为。 他们一贯推崇西方，而西方的医疗危机难以化解；欧美国家在不断引进中医药知识和技术，美国政府不断加大对于中医药的研究力度，FDA也正式认同中医药是具有完整体系的医学，而不是反中医人士所说的“土医”、“另类医学”。 70年前，中国发起成立的世界卫生组织（WHO），是世界上先进医学的代表组织，健康概念打上了深深的中国烙印，人们重视中医药在全球医疗保健之中的重要作用，几十年之前就建立了十几个“传统医学合作中心”，很多中心分布在我国。 全球100多个国家与中国政府签定有关合作中医药的协议，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势头很猛。国家五大发展理念，与中医完全一致；一带一路战略，让中医药走向计界的步子更加坚定。在“健康中国”、“美丽中国”的发展梦之中，中医药具有不可替代的五大优势。 世界是一个整体，关于世界的学问也应该是一个整体，由于人的认识能力有缺陷，才分成了不同的学科（科学）[15]。 中医之所以代表医学未来发展的方向，是因为“生成”的生命有结构，因此，生成论可以包容构成论，状态可以包容形态，多元并存的治疗方法，可以包容单一靶点的还原论方法。因此，中医与西医可以在“道”的层面融合，相互包容，容易为完整的学术体系。 2019、4、1初稿 2020、3、10修改 参考文献 [1] 蔡旭. 河图洛书与中医脏象[J]. 安徽中医学报，1997，1（1）:10-11. [2]陈恩林：《河图洛书时代考辨》《史学集刊》1991年第1期。 [3]王卡：《河图洛书探源》《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2期。 [4] 清·江永.河洛精蕴.冯雷益，整理[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14-249. [5]张大昌，钱超尘．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M］．北京: 学苑出版社，2008:415． [6]曹东义. 五行八卦与四元素学说探析[J].中华医史杂志，2006，36（4）:239-240. [7] 孙广仁.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 [8] 董光璧.中国科学传统的特征及其现代意义[J].科学新闻,2002(1):3. [9] 曹东义. 中医重视生成论，西医依靠构成论[N]. 中国中医药报， 2008-2-18（3）. [10] 曹东义.中医近现代史话[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0. [11] 邢玉瑞.中医象思维的概念[J].中医杂志,2014,55(10):811-814. [12] 张相鹏，曹东义.基于河图洛书的中医内外相关学说探讨[J].河北 中医学报，2018，33（4）：10-11. [13] 李萌，卢红蓉，于智敏.“形治”“神治”探析[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7,23（4）:447-448. [14] 胡俊媛，段练，董艳，等. 从“药食同源”谈到“医厨同道”[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8,33(1):42-46. [15] 曹东义.邓铁涛未来医学思想探析[J].中医药通报,2007,5(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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