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方子进不了六经辨证体系，温病学家群起造反，欲与医圣试比高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0-3-26 17:56:48

好方子进不了六经辨证体系，温病学家群起造反，欲与医圣试比高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治疗名叫伤寒的传染病，主要是使用113方，
并且张仲景的时代，只有热药、温热药发汗解表的方子。
张仲景不用辛凉解表，不是他不想用辛凉解表，而是那个时代就没有辛凉解表的“思想”。《内经》说“发表不远热”。

辛凉解表的思想，是金元时期张子和在《儒门事亲》之中提出来的，到明清时期，逐渐上升为与辛温解表一样的法则。
严格地说，
张仲景从来没说过“辛温发汗”，也没有说过“辛温散寒”、“辛温解表”，他只说“当发汗”、“当解表”。
有人说伤寒必须辛温解表，不能辛凉解表；温病必须辛凉解表，不能辛温解表等等，
这都是对张仲景的误解，甚至是偷换概念，“犯上作乱”，要推翻张仲景的《伤寒论》。

后世创造了很多好方子，进不了张仲景六经体系，因此，就创造了一个“温病学”体系，就好像当年张仲景不能用《汤液经》六合辨证而发明了六经辨证那样，都是另立一派，用一套理论串联起丰富的治病方药。

造反的历史很长，首先是从王安道开始的。

王安道，名履，号畸叟，又号抱独山人，昆山（今江苏昆山）人，约生于公元1332年，明洪武四年（1371年）任秦府良医正，为元末明初著名的医学家。

《医经溯洄集》是王安道的医学论文集，集中反映出他的医学思想，尤其是他关于伤寒与温病关系的一系列论述，深受清代温病学家的好评，吴鞠通《温病条辨》认为，“晋唐以来诸名家”，对于“温病一证，诸贤悉未能透过此关，多所弥缝补救，皆未得其本真，心虽疑虑，未敢直断明确，其故皆由不能脱却《伤寒论》蓝本，其心以为推戴仲景，不知反晦仲景之法。至王安道始能脱却伤寒，辨证温病。惜其论之未详，立法未备。”温病之证，宋元之前皆统于伤寒之中，属于广义伤寒的一种特殊病证，历代医家都未能将温病独立出来，形成与伤寒不相上下的另一证治体系，只有王安道将仲景学说进行了重新评价，认定仲景《伤寒论》的“立法”本意，就是专为冬季狭义伤寒“立法”，其他三季的外感热病都不是《伤寒论》“管辖的范围”，必须另起炉灶，重新打造一个温病证治体系。

王安道《医经溯洄集》的“仲景立法考”云：“读仲景之书，当求其所以立法之意，苟得其所以立法之意，则知其书足以为万世法，而后人莫能加，莫能外矣。苟不得其所以立法之意，则疑信相杂，未免通此而碍彼也。呜呼！自仲景以来，发明其书者，不可以数计，然其所以立法之意，竟未闻有表彰而示人者，岂求之而不得之欤？将相循习而不求欤？抑有之而余未之见欤？[1]”

王安道推求仲景立法本意，本未可厚非，甚至应该加以赞扬，但他推求的结果却将《伤寒论》引向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夫伤于寒，有即病者焉，有不即病者焉。即病者，发于所感之时（冬季）：不即病者，过时而发于春、夏也。即病谓之伤寒，不既病谓之温与暑。”“呜呼！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也”。王安道的这一“论断”，使学仲景伤寒者，只有在冬季有可用之法，其他三季的温热病都不必用《伤寒论》方。即使是应用了《伤寒论》的方药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王安道也认为这只是出于偶然，是不可取得。故此他说：“今人虽以治伤寒法治温、暑，亦不过借用耳，非仲景立法之本意也。”“凡用药治病，既效之后，须要明其当然与偶然，能明其当然与偶然，则精微之地，安有不至者呼？惟其视偶然为当然，所以循非踵弊，莫之能悟，而病者不幸矣。”

对于韩祗和、庞安常、朱肱、刘河间等医学家，在仲景麻黄汤、桂枝汤中加入寒凉药，治疗春夏季节的温热病的做法，王安道也大为不满，他说：“韩祗和虽觉桂枝汤之难用，但谓今昔之世不同，然未悟仲景书，本为即病之伤寒设也。且其著《微旨》一书，又纯以温、暑作伤寒立论，而即病之伤寒，反不言及，此已是舍本徇末，全不窥仲景藩篱；”“至于刘守真出，亦以温暑作伤寒立论，而遗即病之伤寒，其所处辛凉解散之剂，固为昧者有中风伤寒错治之失而立，盖亦不无桂枝、麻黄难用之惑也。既惑于此，则无由悟夫仲景立桂枝、麻黄汤之有所主（表证），用桂枝、麻黄汤之有其时（在冬季）矣。故其《原病式》有曰：‘夏热用麻黄、桂枝之类热药发表，须加寒药，不然，则热甚发黄，或斑出矣’。此说出于庞安常，而朱奉议亦从而和之。殊不知仲景立麻黄汤、桂枝汤，本不欲用于夏热之时也。苟悟夫桂枝、麻黄汤本非治温、暑之剂，则群疑冰泮矣。”“夫欲加寒药于麻黄、桂枝汤之中，此乃不悟其所以然，故如此耳。若仲景为温、暑立方，必不如此，必别有法，但惜其遗佚不传，致使后人有多歧之患。”

仲景伤寒的立法本意，果真象王安道所说的只为冬季的狭义伤寒立法吗？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素问》的“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与《难经》“伤寒有五”，早已为广义伤寒学说奠立了基础。在本书第一章中，笔者已经指出，《伤寒例》中虽杂有后人字句，但原作出于仲景。仲景在《伤寒例》中，继承了《素问·热论》和《难经》的广义伤寒学说，阐明多种外感热病“皆伤寒之类也”，故在《伤寒论》六经病篇不再揭诸伤寒温病热病之名，而是据其不同证候表现，按六经辨证而施治法。因为有《伤寒例》关于十多种温热病皆属伤寒之论，则不难断定仲景之书是为广义伤寒设法，而不是为狭义伤寒立论。仲景《伤寒论》自序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这么高的发病率和致死率，理应是广义伤寒，而不是仅发于冬季的狭义伤寒或感冒。

仲景《伤寒论》六经病篇，惟以辨证论治为本，多不细分属何种外感温热病之证。论病之处往往冠以太阳、阳明、少阴等词（约有200余条），而较少提伤寒、中风、温病等名。其中云“伤寒”之处最多，但也未必是指狭义伤寒。如果将《伤寒论》中证候与现今温病学中证候相比较，不难看出二者在述证方面的共同点很多，如温病学所说的发热恶寒、壮热烦渴、躁扰不宁、神昏谵语、咳喘呕吐、下利黄疸、惊厥抽搐、斑疹吐衄等等，皆不出仲景书之外，也充分说明仲景《伤寒论》为广义伤寒立法。

如前所述，仲景《伤寒论》既然为广义伤寒立法，那么，《伤寒论》中的方药是否可以治疗各个季节的温热病呢？笔者认为，既然《伤寒论》的伤寒、中风表证可以被现代广义温病所包容，那么仲景必以麻黄汤、桂枝汤治疗有恶寒表证之“温病”；《伤寒论》既已为麻黄汤、桂枝汤严立忌宜，可知仲景必定不会用麻桂方治其所云“发热而渴不恶寒”之温病。那么，麻桂辛温发汗之剂，果真能够用来治疗现代温病吗？我认为是应该十分慎重的，但在有些情况下是可以应用的，尤其是在汉代以前没有辛凉解表法则和方药的情况下。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抹杀了前人取得的成就，也从根本上动摇了仲景《伤寒论》的价值。

首先，仲景《伤寒论》并未云麻桂方是辛温之剂，也未见仲景明言“当辛温发汗”，“当散寒邪”的论述。仲景对太阳表证，但云“当发汗”、“当解表”，凡温针、火劫取汗，皆视为误治。再看《伤寒论》对麻桂方的具体运用，也相当谨慎而法度森严。除阴虚血伤、酒客和阳虚证忌汗外，仲景还嘱人用药要以小剂量多次服用；并且要“温覆、啜热稀粥以助药力”，而不肯多用热药。所谓“取微似汗出”，“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等等，明确示人慎汗取效，不可孟浪从事的重要性。可见掌握麻桂之适度发汗不太容易，稍有不慎便为误治，或酿致“坏病”，此与“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的清解之剂的小柴胡汤的轻松用药法度，恰成明显对照。

临床用麻桂辛温解表为何不可浪投？盖伤寒为致病之因，发热是基本病变；恶寒为表象，发热是实质。辛温之“温”，有碍热病之“热”。

麻黄汤、桂枝汤既然不容易施用，仲景为何不予舍弃？首先，汗法是治疗外感表证的基本方法，而麻黄汤、桂枝汤可发汗解表。《素问》云：“体若潘炭，汗出而散。”叶天士也云：“在卫汗之可也。”当时对辛凉也能发汗解表还缺乏实践认识，故用辛温取汗。第二，麻桂辛温发汗虽用之不易掌握，但在严格掌握适应证、药量和煎服法的情况下，仍然可用之取得较好的疗效，而不致变成坏病。第三，《素问》云：“发表不远热”，这个理论来源于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在武威[2]和居延出土的汉简中[3]，存有二个较完整的治疗伤寒的方剂，均用乌喙、附子、细辛、桂、术等辛热、温燥之品。另据陶弘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式》所引伊尹《汤液经》的内容来看，其中就应用麻黄汤和桂枝汤治疗天行热病。总之，用热药治伤寒，或以辛温发汗，是当时风尚，由来已久。第四，外感热病表证阶段不可过用寒凉，否则寒凉使表闭不解，病也不去。叶天士《温热论》云：“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章虚谷注云：“邪在卫分，汗之宜辛平表散，不可用凉。清气热不可寒滞，反使邪不外达而内闭，则病重矣。”吴鞠通《温病条辨》用桂枝汤治有恶寒之温病，虽遭后世之讥，然其立论亦必有所据。

总之，辛温、辛凉发汗，皆取其辛散，过热过凉皆非其宜，然辛凉比辛温易施，少有变证。

王安道《医经溯洄集》“呜呼！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也”，并不是讨论仲景方是否可以治疗温热病的问题，而是坚决反对用仲景方治疗温热病。他用自己所谓的“仲景立法本意”，对前世伤寒学家一概否定，对当时人们灵活运用仲景伤寒方，辨治外感热病的经验也一概抹杀。他说：“决不可以伤寒六经病诸方通治也”，“春夏虽有恶风、恶寒表证，其桂枝、麻黄二汤，终难轻用，毋泥于‘发表不远热’之语也。”王安道能够大胆地否定《素问》“发表不远热”的理论，确有卓识，但他禁止春季夏季使用仲景麻黄汤、桂枝汤的做法，却将《伤寒论》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全盘否定，欲使仲景伤寒方只能用于冬季之内，从而其使用价值大打折扣。然而，仲景《伤寒论》不仅敢于冲破《素问·热论》“日传一经”的古训，而且开创出“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活法，王安道于此全未领会。仲景以“有是证则用是药”的辨证论治精神，用六经辨证普治一切外感病，他不受“日传一经”的束缚，当然《伤寒论》方也不会被王安道“季节病名”所困到，变成“委废太半”的古董，而被束之高阁。王安道云：“吁！使仲景之法，果遗祸于后人，《伤寒论》不作可也；使仲景之法，不遗祸于后人，《伤寒论》其可一日缺乎？”依王氏之推想，仲景伤寒方只可用于冬季即病之伤寒，春夏秋皆不可用，怎么还会有“《伤寒论》其可一日缺”之疑问呢？

王安道由于拘泥于季节对疾病的影响，认为环境对人的疾病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不仅反对春夏季节使用麻黄汤、桂枝汤等辛温解表方药，而且反对在冬季使用辛凉解表方药，他说：“彼冬时伤寒，用辛凉发表，而或效者，亦偶然也。”这充分说明他太过于拘泥季节对疾病的影响，而对辨证论治认识不足。

王安道的错误认识，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在孙思邈大力反对太医辈以诸冷物疗伤寒，“极与仲景本意相反”之后，宋元医家普遍使用辛凉或寒凉药物治疗外感热病，韩祗和发汗解表全不用仲景方药；庞安常、朱肱于春夏季节在麻黄汤、桂枝汤中加寒凉药，变辛温为辛凉；刘河间、张子和力主寒凉治伤寒。这些都使王安道觉得：“自近代先觉，不示伤寒、温、暑异治之端绪，但一以寒凉为主，而诸温热之剂，悉在所略，致使后之学者，视仲景书欲仗焉，而不敢以终决；欲弃焉，则犹以为立法之祖而莫能外；甚则待为文具，又甚则束之高阁，而谓其法宜于昔而不宜于今；由治乱动静之殊，治静属水，乱动属火，故其温热之药，不可用于今属火之时也。噫！斯言也，其果然耶否耶？但能明乎仲景本为即病者设法，则桂枝、麻黄自有所用，诸温热之剂，皆不可略矣。”

王安道在对仲景伤寒学术的全面理解上是很不够的，尤其错误的是他将麻黄汤、桂枝汤与仲景伤寒方等同看待，让人觉得仿佛仲景伤寒方只有麻桂二方。他说：“仲景曰：‘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观此，则知温病不当恶寒，而当渴；其恶寒而不渴者，非温病矣。仲景虽不言暑病，然暑病与温病同，但复过一时，而加重于温病耳，其不恶寒而渴，则无异也。”这样的认识十分正确，但是没有恶寒的温病、暑病，怎么会有表证呢？没有表证怎么会有使用麻黄汤、桂枝汤的指征呢？既然麻黄汤、桂枝汤与温病暑病没有关系；仲景《伤寒论》也不是仅有麻黄汤、桂枝汤二方，王安道怎么会得出：“呜呼！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的结论呢？

王安道“伤寒温病热病说”云：“伤寒即发于天令寒冷之时，而寒邪在表，闭其腠理，故非辛甘温之剂，不足以散之，此仲景桂枝、麻黄等汤之所以必用也；温病、热病后发于天令暄热之时，怫热自内而达于外，郁其腠理，无寒在表，故非辛凉或苦寒或酸苦之剂，不足以解之，此仲景桂枝、麻黄等汤，独治外者之所以不可用，而后人所处水解散、大黄汤、千金汤、防风通圣散之类，兼治内外者之所以可用也。”仲景何时说过：“非辛甘温之剂不足以散之”？“仲景桂枝麻黄等汤”是仲景伤寒方的全部吗？仲景只有“独治外者”而没有“兼治内外”的方剂吗？“怫热自内达外”之时，用栀子豉汤、竹叶石膏汤、葛根芩连汤、小柴胡汤、大柴胡汤、白虎汤、大小承气汤等加减治疗，能完全无效乎？恐王氏不敢下此断言。但王氏仍狡辩说：“虽然（尽管这样），伤寒与温病、热病，其攻里之法，若果是以寒除热，故不必求异；其发表之法，断不可不异也。”

明代医家陶华《伤寒琐言·辨张仲景〈伤寒论〉》云：“尝读刘守真书云：‘伤寒无阴证，人伤于寒则为热病。热病乃汗病也，造化汗病者皆阳气也。遍考《内经》《灵枢》诸篇，寒证、阴证乃杂病也，叔和误入之耳。’守真高明之士，亦私淑仲景者，而议论之异者何也？曰：虽守真之明达，盖亦因《伤寒论》以桂枝、麻黄通治温暑之误，而有是说。故（守真）叮咛云：‘天温、温热之时，用桂枝汤，必加凉药于其中，免致黄生斑出之患。’若知此汤，自与冬时即病之伤寒设，不与过时之温暑设，则无此论矣。”陶华此论虽出于对刘完素学说的不同看法，但“此（麻桂汤）汤，自与冬时即病之伤寒设，不与过时之温暑设”的论断，恰巧切中王安道“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法”谬说的要害。故云麻黄、桂枝汤不可以治温暑是可以的，而云仲景方不为不即病之温暑设却是讲不通的。

仲景之前没有辛凉解表法，以桂枝麻黄等性温之剂解表，难用而可以用，故法度森严，稍有误治即成变证，此正是仲景《伤寒论》的难能之处，恰如仲景所言“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王安道“伤寒与温病、热病，其攻里之法，若果是以寒除热，故不必求异”之说出，其所立“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的论断，也就不攻自破了。但是，人们一般不会注意王安道的自相矛盾，而是只记住了他所说的“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甚至明代和清代温病学兴起和成熟之后，温病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完全不取仲景“不恶寒而渴”的定义，而是认为温病初期都有恶寒表证；已不仅仅局限于春季，而是可以泛发于四时，也就是“温病”一词所包括的病症，已经完全与广义伤寒没有区别之后，王安道的“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法”的影响，还没有“呜呼”，仍然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认识，使仲景伤寒方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

王安道云：“余每见世人治温热病，虽误攻其里，亦无大害，误发其表，变不可言，此足以明其热之自内达外矣”。王氏不遗余力地反对用温热药治疗外感热病，大力提倡寒凉疗法，与刘河间、张子和寒凉攻下有异曲同工之妙。从韩祗和发汗解表全不用仲景方，到庞安常、朱肱在仲景麻黄桂枝汤中加寒凉药物，再到刘河间主张伤寒六经传受从始至终都是热证，都反映出辛温解表难用的思想。王安道：“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法”的提出，迫使仲景伤寒方在春夏季节无人敢用，虽矫枉过正，但也向人们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辛温解表难用，辛凉解表易施。以辛凉清解为代表的温病学派，在这时已经呼之欲出了。

王安道对仲景三阴病的认识，也有不足。他说：“夫仲景之书，三阴经寒证，居热证十之七八。彼不即病之温、暑，但一于热耳，何由而为寒哉？”不错，仲景三阴证之中，除了寒热错杂、急下存阴的病证之外，多为虚寒证。这些虚寒证，有许多是属于四肢逆冷、脉微欲绝、吐利不止、真寒假热、阴阳格拒的“三阴死证”。这些“三阴死证”，既可以由三阳的实热证，失治误治而深入三阴，也可以因为其人素体阳虚，而由外寒直中三阴，成为三阴死证。结合现代医学知识可以认为，三阴病除了一小部分病症与其脏腑经络病变有关之外，大部分死证都是外感热病后期休克期、休克前期的危重病症。现代医学实验也充分证明，四逆汤、当归四逆汤、独参汤等，都有较好的改善微循环、抗休克作用。王安道说：“不即病之温、暑，但一于热”，不会出现寒证，是不对的。温病、暑病的危重阶段都会出现阴阳离绝的三阴死证。且不说夏秋季节的急性胃肠炎、中毒性菌痢、霍乱等会出现吐利不止的三阴证，春夏季节的脑膜炎、脑炎、肺炎、白喉、猩红热、肺鼠疫、流行性出血热等能致人死亡的急性传染性疾病的后期，都可能因为高热、脱水、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紊乱、菌血症、毒血症、败血症等，而出现面色苍白、口唇青制紫、脉微欲绝的休克前期症状，进一步发展，就会阴阳离绝，休克而死。仲景所说的“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或许与此正同。

仲景《伤寒论》的三阴死证，反映了外感热病后期极其危重的证候，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有利于中医急救和抗休克疗法的不断提高，是前人留给我们的极为宝贵的遗产，决不能因为其证候涉及阴证，就将其从外感热病之中除去，恰恰相反，外感热病之中或者外感热病的后期阶段，出现了三阴死证，我们决不能拂袖而去，或者为逃避责任而让病家“另请高明”。敢于正视外感热病过程之中出现的三阴死证，这正是仲景敢于面对临床实际求实精神的体现；能够认识热病过程之中，由阳证转阴证，并能总结出有效的治疗方法，这正是仲景弥补《素问》热病不足之处的突出贡献。

明清温病学重视外感热病过程之中的营血证候，比如神昏谵语、斑疹透露、出血失血，或者热邪深入下焦而出现的引动肝风、夜热早凉等等。应当说这些证候，虽然很重，但还没有达到阴损及阳，阴阳离绝，气息衰微的最后阶段。仲景伤寒学术中的三阴死证，远比温病之中的营血证要危重得多。某些以斑疹为主要特征的热病，如风疹、麻疹、其病情往往不重，将斑疹作为营血证的指证，值得重新思考。

王安道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另一学术主张，就是较早地提出了仲景《伤寒论》错简学说。王安道“伤寒三百九十七法辨”云：“夫《伤寒论》仲景之所作也，至叔和时已多散落，虽叔和搜采成书，终不能复其旧，然则今之所传者，非全书也，明矣。”王安道此论并不是讨论仲景《伤寒论》的版本和校勘问题，而主要是为其“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法”学说张目。虽然在王氏之前，庞安常、朱肱也曾补充温病治法，郭壅甚至将他的著作命名为《仲景伤寒补亡论》，但他们都未曾提出仲景伤寒学说只为即病伤寒设。

王安道“张仲景伤寒立法考”云：“夫叔和之增入者，辨脉、平脉与可汗、可下等诸篇而已，其六经病篇，必非叔和所能赞词也。但厥阴经中下利呕哕诸条，却是叔和因其有厥逆而附，遂并无厥逆而同类者，亦附之耳。”王安道第一次提出了王叔和在仲景《伤寒论》中增加了自己的一些内容，为后世批评王叔和开了先例。然而，王安道的结论只能出于推测，其实并无版本校勘方面的证据。他说：“仲景盖言古人之所未言，大有功于古人者，虽欲偏废可乎？叔和搜采仲景旧论之散落者以成书，功莫大矣，但惜其既以自己之说，混于仲景所言之中，又以杂脉杂病，纷纭并载于卷首，故使玉石不分，主客相乱。若先备仲景之言，而次附己说，明书其名，则不致惑于后人，而累仲景矣。昔汉儒收拾残编断简于秦火之余，加以传注，后之议者，谓其功过相等，叔和其亦未免于后人之议欤！”真可谓“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王安道议王叔和之非，我们却在论述王安道的偏颇之处。

王安道谈到他对改编仲景《伤寒论》的构想，他说：“余尝欲编类其书，以《伤寒例》居前，而六经病次之，相类病又次之，诊察、治法、治禁、治误、病解、未解等又次之，其杂脉杂病与伤寒有所关者，采以附焉。其与伤寒无相关者，皆删去。如此，庶几法度纯一，而玉石有分，主客不乱矣。然有志未暇，姑叙此，以俟他日[4]。”王安道这一设想虽然很“理想”，但未必是仲景伤寒著作的原貌，甚至会比被王叔和“窜乱”过的《伤寒论》离仲景本意更远。明代方有执、清代喻嘉言都宗王安道之说，删改仲景《伤寒论》更“干净彻底”，把源出于仲景的《伤寒例》也一并删掉了，成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所谓“洁本《伤寒论》”。明清伤寒学家都根据自己掌握的“仲景心法”，纷纷著书立说，虽繁荣了仲景学术，却形成了“一家一个仲景，一人一本伤寒”的混乱局面。王安道首创仲景《伤寒论》“错简论”，引发明清几百年的大论争，其“发凡起例之功”不可不表。

王安道的确对仲景《伤寒论》下过一番研究功夫，对前人成说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学术观点，比如他对宋代林亿等提出的仲景《伤寒论》“三百九十七法”的质疑，就很有见地。他说：“余自童时，习闻此言，以为伤寒治法，如此之详且备也。及考之成无已注本，则所谓三百九十七法者，茫然不知所在，于是询诸医流，亦不过熟诵此句而已，欲其条分缕析，以实其数，则未遇其人。遂乃反覆而推寻之，以有论有方诸条数之，则不及其数；以有论有方、有论无方诸条通数之，则过其数。除《辨脉法》、《平脉法》，并《伤寒例》，及《可汗不可汗》、《可吐不可吐》、《可下不可下》诸篇外，止以六经病篇中，有论有方、有论无方诸条数之，则亦不及其数；以六经病篇，及痉湿暍、霍乱、阴阳易差后劳复病篇中，有论有方、有论无方诸条数之，则亦过其数；至以六经病，痉湿暍、霍乱、阴阳易差后劳复篇，有论有方诸条数之，则又太少矣，竟不能决。欲以此句视为后人无据之言而不从，则疑其或有所据，而或出仲景、叔和而弗敢废；欲尊信而必从之，则又多方求合而莫之遂。”王氏因此反复考证，终于得出结论，他认为所谓仲景伤寒三百九十七法之说是不可信的。他说：“余由是屏去其说，但即论之本文，寝食与俱，以紬绎之，一旦豁然，始悟其所计之数，于理不通，而非仲景、叔和之说矣。”“若以法言，则仲景一书无非法也，岂独有方者然后为法哉！且如论证论脉，与夫谆谆教戒，而使人按之以为望、闻、问、切之准则者，其可谓之法乎？其不可谓之法乎？”

我们在肯定王安道不盲从前人，考证所谓“三百九十七法”的成绩的同时，对他“张仲景伤寒立法考”的偏颇之处进行论证，也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

[1] 王履著《医经溯洄集》、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15

[2]武威汉代医简整理小组、《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75、1

[3] 罗福颐、“祖国最古的医方”、《文物》、1956、6、4

[4]王履著《医经溯洄集》、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23

造反的第二个人，是吴又可，以及他的《瘟疫论》

吴又可，名有性，字又可，姑苏（今江苏苏州）人，明朝末年医学家，他的医学著作《瘟疫论》，著成于崇祯壬午（公元1642）年。他提出外感热病的“疠（疫）气学说”，指出这种致病疫气“由口鼻而入”；在病位方面，疫气由“邪伏膜原”然后分传表里，治疗上善用清下二法，为温病学的建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从而使其在热病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外感热病学说发展到明朝末年，诚如吴又可所说“余初按诸家，咸谓春夏秋皆是温病，而伤寒必在冬时。然历年较之，温疫四时皆有，及究伤寒，每至严寒。”由于各医学名家，大力倡导伤寒不可作寒医，或者提出不可用伤寒法治疗温病，甚至如王安道所说“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为不即病之温暑设”的观点，使《素问》《难经》《伤寒论》所创立的广义伤寒学说，逐渐退缩为狭义伤寒，辛温解表的路越走越窄，甚至影响了对仲景《伤寒论》的学习与研究。吴又可《瘟疫论·自序》说：“是以业医者所记所诵，连篇累牍，具系伤寒，及其临证，悉见瘟疫。求其真伤寒，百无一二。不知屠龙之艺虽成，而无所施，未免指鹿为马矣。”

仲景《伤寒论》所论述的伤寒病，真象吴又可所说的那样越来越少了吗？笔者认为其实不然。《素问》“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把发热为主症的所有病证，都归类为与感受寒邪有关的一类疾病；《难经》更明确提出“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仲景《伤寒例》又将温毒、温疟、风温、温疫、时行等纳入广义伤寒的范畴之内，使伤寒所包罗的外感病种空前丰富。这与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所说的伤寒病的危害之大之深，是完全一致的。然而时隔不久，曹植在《说疫气》之中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褥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可以说，导致仲景家族人员大量死亡的原因是伤寒，十余年之后曹植所说的疫气流行，也是伤寒的一种。但对同一种病症，《素问》称作热病，仲景名为伤寒，曹植叫作疫气，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不是因为其致病因素不同，而是着眼点各异所造成的。也就是说，《素问》注重外感病的发热主证，《难经》、仲景重视探讨外感病的致病因素，曹植看重外感病的流行性危害。一物而三象，并非三种不同病症。正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常患而不知，将外感病或流行病的原因归于鬼神。

吴又可坚持“伤寒世间少有”的观点，把仲景学术看作是屠龙之技，这固然与长期以来历代医家主张的“辛温解表难用”有关，也与他有意架空仲景《伤寒论》有关。他说：“虽有头痛身疼，恶寒无汗发热，总似太阳证，至六七日失治，未尝传经，每用发散之剂，一汗而解，间有不药亦自解者，并未尝因失汗，以致发黄谵语，狂乱胎（苔）刺等证，此皆感冒肤浅之病，非真伤寒也。伤寒感冒，均系风寒，不无轻重之殊。究竟感冒居多，伤寒稀有。况瘟疫与伤寒，感受有霄壤之隔。今鹿马攸分，益见伤寒世所绝少。”其实仲景时代并无感冒与伤寒之分，无论其证候轻重，有无传经，只要是外感引起的发热恶寒，仲景都归于伤寒之中。吴又可将感冒之类的轻证伤寒，从伤寒中剔除出去，仲景《伤寒论》在吴又可时代似乎真的成了“屠龙之技”，其实并非如此，吴又可并未能跳出仲景《伤寒论》之外。

吴又可云：“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传有九，此瘟疫紧要关节。奈何自古迄今，从未有发明者。仲景虽有《伤寒论》，然其法始自太阳，或传阳明，或传少阳，或三阳竟自传胃，盖为外感风寒而设。故其传法，与瘟疫自是迥别。[1]”吴又可的疫气学说，有可能受仲景《伤寒例》伤寒“若更感异气，变为他病”，“不加异气者，至七日太阳病衰”，以及有关“时行疫气”学说的影响，提出了他自己的疫气学说。当然，吴又可的疫气学说，更可能受到《素问》遗篇《刺法论》影响。

《刺法论》云：“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气出于脑，即室先想心如日。欲将入于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右行于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气自肾而出，北行于下，化作水；次想黄气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作土。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以入于疫室。”《素问》遗篇《刺法论》，晚出于唐朝王冰之后，学术价值不高，比如其中提到“鬼神外干，是致夭亡”的鬼魂可因人体虚而致人死亡的说法；大谈“黑尸鬼”“青尸鬼”“赤尸鬼”“黄尸鬼”可以“吸人神魂，致暴亡”的迷信说法，这与历代中医名家的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是完全不相容的。比如《左传》所载，在春秋时期的医和就提出六气致病学说，并指出晋公之疾属于“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扁鹊也将信巫不信医，归为六不治之一。《素问》之中也提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仲景对那些“降志屈节，钦望巫祝”的做法，也给予尖锐批评。曹植《说疫气》也耻笑了那些“以为疫者鬼神所作”的人。尽管《素问》遗篇《刺法论》存在着诸多瑕疵，然而其中的“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以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著名论断，成为千古绝唱，广为传诵。吴又可继承其合理内核，提出他的疫气学说，也是善于发扬前人学术的楷模。

吴又可将前人的“五疫”学说，加以改造，认为疫气不限于五种，而是每一种热病都由不同的疫气所引发。他在《瘟疫论》的“杂气论”中说：“为病种种，难以枚举。大约病偏于一方，沿门合户，众人相同者，皆时行之气，即杂气为病也。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盖当时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某经络，专发为某病，故众人之病相同，是知气之不一，非关脏腑经络或为之证也。夫病不可以年岁四时为拘，盖非五运六气所印定者，是知气之所至无时也；或发于城市，或发于村落，他处截然无有，是知气之所著无方也。疫气者，亦杂气中之一，但有甚于他气，故为病颇重，因名之厉气。虽有多寡不同，然无岁不有。”

吴又可关于不同疾病，由不同病原“杂气”所引发的论述，最接近微生物致病学说，在这个意义上说吴又可的“疫气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病原学说。“气之不一”，“专发为某病”，不仅仅限于人类，更是吴又可“疫气学说”的一大贡献。他说：“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知其气各异，故谓之杂气。”

吴又可所说的杂气或者疫气，并不是不可琢磨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所以他说：“夫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气即是物，物即是气。知气可以制物，则知物可以制气矣。夫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吴又可认为，病原的疫气是物质的，这种疫气尽管“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不符合中医药性学说中的四气五味，难于纳入传统的中医体系之中，却仍然可以用药物“制气”，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吴又可《瘟疫论·论气盛衰》云：“其年疫气盛行，所患皆重，最能传染，即童辈皆知为疫。至于微疫反觉无有，盖毒气钟厚也。其年疫气衰少，闾里所患者，不过几人，且不能传染，时师皆以伤寒为名。不知者固不言疫，知者亦不便言疫，然则何以知其为疫？盖其脉证与盛行之年所患之证，纤悉相同。至于用药取效，毫无差别。是以知瘟疫四时皆有，常年不断，但有多寡轻重耳。”吴又可通过临床观察总结，认为不但“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的多数人患同一种病，属于疫气所致，此后少数人或者个别人，只要所患的疾病与以往疫气流行时“病状相似”，也应当诊为瘟疫病。这种不论流行大小，完全按病症论治的做法，符合中医辨证论治的精神，也为人们认识瘟疫战胜瘟疫奠立了基础。

我们说吴又可的疫气学说并未完全脱却仲景广义伤寒，不仅表现在《伤寒例》中已有疫气或时行属于伤寒的论述，而主要是指从临床方面瘟疫必须从伤寒借法。《素问·热论》虽然以六经论述热病，但是并没有表里的概念。仲景《伤寒论》非常注重对伤寒的表里证的划分，表里是仲景伤寒学说中的基本概念，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吴又可所说的“邪伏膜原”，虽然位于“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针经》所谓横连膜原是也”。这种必须以表里来定位的学说，“半表半里”无论如何会让人看出仲景的影子。

吴又可论述瘟疫的传变时，虽然强调“疫有九传”，但是“九传”皆不离表里。《瘟疫论·统论疫有九传治法》云：“夫疫之传有九，然亦不出乎表里之间而已矣。所谓九传者，病人各得其一，非谓一病而有九传也。盖瘟疫之来，邪自口鼻而入，感于膜原，伏而未发者，不知不觉。已发之后，渐加发热，脉洪而数，此众人相同，宜达原饮疏之，继而邪气一离膜原，察其传变，众人不同者，以其表里各异耳：有但表而不里者，有但里而不表者，有表而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有表里分传者，有表里分传而再分传者，有表胜于里者，有里胜于表者，有先表而后里者，有先里而后表者，识此九传，其去病一也。”

既然瘟疫病可以从膜原传到表里，那么治疗也就应当解表或者清里，或者表里双解。《瘟疫论·传变不常》云：“疫邪为病，有从战汗而解者；有从自汗、盗汗、狂汗而解者；有无汗竟传入胃者；有自汗淋漓，热渴反甚，终得战汗方解者；有胃气壅郁，必因下，乃得战汗而解者；有表以汗解，里有余邪，不因他故，越三五日前证复发者；有发黄因下而愈者；有发黄因下而斑出者；有竟从发斑而愈者；有里证急，虽有斑，非下不愈者；此则传变不常，亦为常变也”。吴又可列举的瘟疫的种种变化，虽然纷繁复杂，却是瘟疫病经常出现的。瘟疫为什么有这么多变化，恐怕吴又可也不能给出正确的论断，所以他说：“传变不常，皆因人而使。”结合现代医学的知识，我们可以说这是因为“瘟疫”一词所包括的不是一种疾病，而是涵盖了众多的疾病所致。众多的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分别有各自的发病过程和不同的病位，再加上病人的体质不同，所以就会出现纷纭复杂的传变状态和种种不同的治愈过程。

既然瘟疫也有表证和里证，那么它的治疗就与伤寒也会有某些相同之处，尤其是伤寒的阳明证作为里证的代表，其清下二法就会被借用于瘟疫病的治疗，事实上吴又可对仲景三承气汤，运用得最为纯熟。《瘟疫论·辨明伤寒时疫》云：“子言伤寒与时疫有霄壤之隔，今用三承气、及桃仁承气、抵当、茵陈诸汤，皆伤寒方也，既用其方，必同其症，子何言之异也？”吴又可回答瘟疫为何借用伤寒方时说：“伤寒初起，以发表为先；时疫初起，以疏利为主。种种不同，其所同者，伤寒时疫，皆能传胃，至是同归于一，故用承气汤辈，导邪而出。要之，伤寒时疫，始异而终同也。”“但以驱逐为功，何论邪之同异也。”“推而广之，是知疫邪传胃，（与伤寒）治法无异也”。吴又可这些论述与王安道有许多相同之处，如《医经溯洄集·伤寒温病热病说》云：“伤寒与温病、热病，其攻里之法，若果是以寒除热，固不必求异；其发表之法，断不可不异也。”

辛温解表难用，历代医家早已有过很多论述；伤寒的清下治法，至今仍被广泛运用，吴又可看重仲景三承气，温病四大家也不否认清下治法的科学性。清下治法也是仲景伤寒治法中，应用最广、疗效最为确切的治法。

吴又可所概括的瘟疫与伤寒的区别，也为后世温病学家所借鉴。吴又可除认为瘟疫与伤寒感受的病原不同之外，还提出：“伤寒投剂，一汗而解；时疫发散，虽汗不解。伤寒不传染于人，时疫能传染于人。伤寒之邪，自毫窍而入；时疫之邪，自口鼻入。伤寒感而即发，时宜感久后发。伤寒汗解在前，时疫汗解在后。伤寒投剂，可使立汗；时疫汗解，俟其内溃，汗出自然，不可以期。伤寒解以发汗，时疫解以战汗。伤寒发斑病笃，时疫发斑病衰。伤寒感邪在经，以经传经；时疫感邪在内，内溢于经，经不自传。伤寒感发甚暴，时疫多有淹缠，二三日，或渐加重，或淹缠五六日，忽然加重。伤寒初起，以发表为先；时疫初起，以疏利为主。种种不同，其所同者，伤寒时疫皆能传胃，至是同归于一。”

值得提出的是，吴又可所说的伤寒与时疫的区别，都是人为划线，生割硬砍，难以成立。比如，仲景并没有说过伤寒都能“一汗而解”，发汗后不解的患者大有人在；仲景《伤寒例》认为，寒邪“最为杀厉之气”，从未说过“伤寒不传染于人”；仲景只说过伤寒起自太阳，并未说不可以从口鼻进入。王海藏《此事难知》就已经指出，寒邪属于无形之气，可以从口鼻进入人体，并以仲景麻黄汤证中有无汗而喘，桂枝汤有鼻鸣干呕，麻黄、杏仁皆肺经药物为证；伤寒病未必“可使立汗”；伤寒发汗后不能病愈者，《伤寒论》中有多处论述；伤寒后不能即病，至春发为温病，不必全是“感邪在经”；“里气外发”，也非疫气独有。凡此种种，都不是区别伤寒瘟疫的特有证候，它们本来论述的就是同一类疾病。现今中医院校的伤寒与温病的教材，用发热和恶寒的轻与重、渴与不渴、鼻流清涕与浊涕等来区别，也是同样讲不通的。

[1] 吴又可著《瘟疫论》、见《中国医学大成》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年10月、第四册、温病分册、27

造反的第三个人是吴鞠通，以及他的《温病条辨》

关于温病的名称，清代温病学家认为除了冬季的伤寒之外，四时皆有热病，它们总称温病而不是总称伤寒或广义伤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其上焦篇云：“温病者，有风温、有温热、有温疫、有温毒、有暑温、有湿温、有秋燥、有冬温、有温疟。”吴鞠通所说的这九种温病，几乎囊括了仲景时代的所有外感热病。所不同的是：仲景《伤寒例》用广义伤寒来概括这九种温热病，而吴鞠通则用广义温病来概括。叶天士在《温热论》和《三时伏气外感篇》中，将春温、风温、暑温、湿温、秋燥等四时温热病，都归为广义温病之中，反映了叶天士的广义温病思想[1]。

吴鞠通云：“此九条（温病），见于王叔和《伤寒例》中居多，叔和又牵引《难经》之文以神其说。按时（代）推病，实有是证，叔和治病时，亦实遇是证。但叔和不能别立治法，而叙于《伤寒例》中，实属蒙混，以《伤寒论》为外感之妙法，遂将一切外感，悉收入《伤寒例》中，而悉以治伤寒之法治之。”

吴鞠通承认仲景时代也有他说的几种温病，其区别只是他用温病的治疗方法进行治疗，而仲景、叔和却是用伤寒的方法进行治疗的。他的这一观点，与叶天士《温热论》所说如出一辙。

叶天士《温热论》云：温病“辨卫气营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也。”其实，事实上仲景伤寒与后世温病的区别，并不是象叶天士所说的那样水火不容。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与仲景伤寒的六经辨证大致相似，都是表述外感热病由表入里、自轻而重的发展规律。所不同的是它们的治疗方法，尤其是表证的治疗方法表现为辛温与辛凉。当然，这种区别的形成，经历了一千多年的不懈探索。

吴鞠通提出温病的三焦辨证方法，认为温病之邪由上而下，从肺心所居的上焦，逐渐发展到脾胃所居的中焦，最后深入到肝肾所在的下焦。他说：“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他的这一论点，曾受到王孟英、叶霖等温病学家的激烈批评。

王孟英云：“嘻！岂其（吴鞠通）未读《内经》耶。伏气为病，自内而发，惟冬春风温、夏暍、秋燥，皆始于上焦。若此等界限不清，而强欲划界以限病，未免动手即错矣。夫温热犯三焦者，非谓病必上焦始，而渐及于中下也。伏气自内而发，则病起于下者有之；胃为藏垢纳污之所，湿温疫毒，病起于中者有之；暑邪挟湿者，亦犯中焦；又暑属火，而心为火藏，同气相求，邪极易犯，虽始上焦，亦不能必其在手太阴一经也”。

叶霖（叶子雨）也云：“此节言‘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赅第一节之九种温病，皆当从手太阴治。真属医道罪人。姑不论温疫、温毒、温疟、湿温等证，伏气各有不同，即春日温热，冬至之后之阳热伏藏少阴，岂手太阴上焦表药可治？所以必主以葱豉汤者，豆豉能起发肾气，俾少阴伏邪从皮毛汗解，由肾达肺，非翘、薄、芥、桔清肃上焦所能解。然而豆豉虽能起发肾中伏邪，非假葱之力升提，童子小便之咸降，上下分消，不中为功。鞠通不能明伏气为何气，加豆豉于银翘散中，其实无用。近世不明制方之义，用葱豉而不用童便，云畏其补阴，更有用豉而去葱，谓是上焦表剂者，此等不识医理，妄自立方之庸工，皆鞠通有以教之也。”

由上述两位医家的论述可见，外感热病种类繁多，其发病之时或由外发，或由内起；或起于中焦，或出于下焦。若想用六经辨证或三焦辨证，限定它们的发病过程，或者限定它们的传变途径，都是很难的，临床上也是未必如此变化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预测的外感病的发展趋势，大多数都遵循从表入里、由轻而重，或自上而下的总的趋势，这只是一个很粗略的规律，任何企图强化或神化这种变化规律的做法，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够全面的缺陷。

吴鞠通在中焦篇，进一步提出了“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始上焦，终下焦”的说法，遭到王士雄更为猛烈的抨击。

王孟英云：“（吴鞠通）自注云：‘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失治，则传中焦。始上焦，终下焦’。嘻！是鞠通排定路径，必欲温热病导其道而行也。有是理乎？！彼犯肺之邪，若不外解，原以下传于胃为顺，故往往上焦未罢已及中焦。惟其不能下行为顺，是以内陷膻中为逆传。章虚谷亦昧此义，乃云火本克金，而肺邪反传于包络，故曰逆。夫从所胜来者为微邪，胡可反以为逆？岂二公皆未读《难经》耶！其不始于上焦者，更无论矣。”[2]

关于温病的发病季节和发病方式，宋代朱肱、郭壅已有春季新感温病之论，清代温病学也继承前人新感温病学说，并认为四季皆有新感温病。

叶天士《温热论》云：“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如犀角、玄参、羚羊角等物，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胶、赤芍等物。否则前后不循缓急之法，虑其动手便错，反致慌张矣。”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叶天士所说的卫分证，就是需要发汗解表的表证，也就是张仲景所说的太阳病，只是治疗方法上有所不同，表现为辛温与辛凉的区别，这也是清以前前医家反复指明了的观点。叶天士云：“盖伤寒之邪留恋在表，然后化热入里；温邪则热变最速，未传心包，邪尚在肺，肺主气其合皮毛，故云在表。”在叶天士的眼里，伤寒与温病都是由表入里，其传变过程是相同的；而不是仲景所说的伤寒与温病，一为由表入里，一为由里出表。叶天士认为“温邪则热变最速”，需要“热变”的温邪，与能够“化热”的寒邪，都存在需要入里、升温化热的问题，只是升得速度有所不同罢了；而不是仲景所说的伤寒之邪，初病在表，然后化热入里，温病之邪，早已在体内蛰伏多时，发作之际就壮热烦渴，无须发汗解表。

叶天士云：“在表初用辛凉轻剂，”轻清解表，的确是温病学的代表思想，吴鞠通将其概括为：“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如前所述，经过宋金元明历代医家的检验，辛温解表难用的问题，已逐渐被人们所公认，辛凉解表从创立之后日益深入人心[3]。在清代，医家治疗外感热病，弃辛温用辛凉已成定局。然而，最为著名的温病学家吴鞠通，却在他的《温病条辨》之中，将桂枝汤列为第一方，招致后人十分猛烈地批评。

吴鞠通云：“太阴风温、温热、温疫、冬温，初起恶寒者，桂枝汤主之。”王孟英批评说：“夫鞠通既宗叶氏，当详考叶氏论案以立言。如《指南·温热门》第三案云：‘温邪上受，内入乎肺，肺主周身之气，气窒不化，外寒似战栗，其温邪内郁必从热化’；《指南·风温门》第五案云：‘风温入肺，气不肯降，形寒内热，乃郁之象，’用药皆是辛凉轻剂。至《幼科要略》，论三时伏气外感，尤为详备。于春温证，因外邪引动伏热者，必先辛凉以解新邪，自注用葱豉汤。垂训昭然，何甘违悖。意欲绍述仲圣乎？则祖上之门楣，不可夸为自已之阀阅也。在泾先生云：‘温病伏寒变热，少阴之精已被劫夺，虽有新旧合邪，不可更用桂枝汤助热而绝其本也。’岂吴氏皆未之闻乎？”

吴鞠通用桂枝汤治疗有恶寒表证的温病，应当是来自于临床经验，而不会是单纯的尊崇仲景。这就给我们以下启示：有恶寒表证的外感热病，可以用辛温解表，以取暂时之效；如果否认辛温解表具有实用性，就全盘否定了仲景《伤寒论》的历史功绩；从温病可以暂用辛温解表取效，可以认为有恶寒表证的温病，与仲景所说的伤寒是一类相同的病症；广义温病既然多数从恶寒表证起病，那么，广义温病所包括的病症，实际上是向仲景所说的广义伤寒进行回归。温病学家这样因其实，而易其名的做法，实在是怕获离经叛道的罪名，又不得不面对临床实际的委曲求全的“变法”。

吴鞠通不仅用辛温解表的桂枝汤，治疗有恶寒表证的温病，而且认为仲景所说的温病“发热而渴，不恶寒”，未必皆然。

吴鞠通说：“仲景所云（温病）不恶风寒者，非全不恶风寒也。其先亦恶风寒，迨既热之后，乃不恶风寒耳。古文质简，且对太阳中风热时，亦恶风寒言之，故不暇详耳。”

吴鞠通这样直接否定仲景关于温病初起“不恶风寒”的观点，实际上是不承认温病有里热外发的类型，不承认伏气温病学说。看不到温病概念的变迁，就无法正确理解仲景《伤寒论》的贡献，既无法正确理解仲景是如何治疗广义伤寒的，也无法理解仲景是怎样治疗温病的。

叶子雨（叶霖）云：“窥鞠通立言之意，以仲景原文，但恶热不恶寒而渴者，名曰温病。而用桂枝，则仲景是自矛盾。渠所立之银翘散，又引《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更著仲景用桂枝之汤，不达经旨，却又处处为仲景原用桂枝不错，深文曲意，不斥仲景之非，乃大斥仲景之非也。世之观此书者，有不谓鞠通学识远驾乎仲景以上者几希，售奸欺世，莫此为极！或言用桂枝治温，本出喻嘉言之荒谬，鞠通沿袭其讹，若然何以首节又讥西昌不能脱却伤寒圈子，其不以西昌为然可证。诛心之论，讵容代原？嗟乎，仲景伤寒原文，桂枝之禁谨严，而叔和有‘桂枝下咽。阳盛则毙’之戒。但温病内藏伏热，由里达外，故发热不恶寒。若因外寒抑遏，用麻黄以石膏监制尚可，若误与桂枝，未有不死者。”叶子雨言辞虽然激烈，却颇能阐明仲景《伤寒论》中关于伤寒与温病的关系，又能切中吴鞠通错误观点的要害。

[1] 曹东义、贾春生：“温病概念、古今不同”《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1、1、64-66

[2]见《中国医学大成》（四）温病分册、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年10月、767-890

[3] 曹东义、王文智、贾春生“辛凉解表法的历史形成过程研究《河北中医药学报》2000、4、9

微信扫一扫，分享给好友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0-3-26 18:01:28

《中医群英战SARS》

——SARS与中医外感热病诊治规范研究

曹东义主编

2005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

顾问审阅：邓铁涛、任继学、朱良春、李经纬、
余瀛鳌、贾  谦、李  浩、李  恩
序       3
名家点评       4
引言       10
史实篇       12
序幕：瘟神与人类的战争       13
第一章：瘟神偷袭广东       18
瘟神发难十面埋伏起烽烟       18
吕玉波说最难忘怀属当初       26
广东经验促成中医介入       31
第二章：高高挺立的中医       39
中医的一段屈辱历史       40
禁用词语大笔一挥救中医       46
邓铁涛论正确看待中医       52
为中医完整体系而守侯       58
向中央为中医参与请战       62
可资借鉴的石家庄经验       70
第三章：燎原北上       76
疫情如火考验疾控能力       76
张文康根据什么断疫情       93
新一届政府的快速反应       113
第四章：奋起反击       123
中医药进军主战场       123
紧急启动中医科研       132
中医群英献方献策       144
挺起胸膛保卫心脏       215
第五章：胜利会师       222
三军会战小汤山       222
流调与出师香港       230
中医会师京东宾馆       239
收获香山科学会议       268
反思篇       277
第一章：SARS过去，中医收获了什么       277
展示了中医界群英荟萃时代形象       278
再次突显中医热病辨证治疗特色       280
收获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科学精神       282
蕴育外感热病理论寒温统一的突破       287
第二章：SARS促使伤寒温病统一       290
《素问》热病是最古雅的名称       291
广义伤寒学说的历史价值       292
温病概念广义狭义的演变       293
寒温论争的关键在于解表       294
统一热病学说是我们的任务       295
第三章：SARS的中医病因如何求       297
疫气只说明热病的流行性       297
伤于寒只是热病的诱因       298
温热邪气说源于辛温方难用       299
毒疫之气共同构成热病病因       301
第四章：SARS按什么规律传变       303
张仲景六经分证及其演变       303
后世论传经现象的不同学说       305
明代吴又可论疫有九种传变       306
温病学派卫气营血和三焦传变       307
第五章：阳郁为热是热病的共同病机       310
外感热病包含的病种多而复杂       310
伤寒与温病是病种还是证候之差       311
郁阳为热是伤寒温病的共同病机       313
炎症反应是热病共同的病理基础       314
中医治疗热病主要靠宣泻郁热       315
第六章：SARS应如何辨证       316
万友生八纲统寒温       316
杨麦青以伤寒统温病       317
邓铁涛寒温统一辨证       318
试说五级病证诊治体系       320
第七章：SARS应如何治疗       324
《素问》汗泄两法治热病       325
华佗“六部三法”治伤寒       325
仲景未谋辛凉解表面       326
历代都说辛温解表难用       327
达原饮试图直达膜原       328
辛凉解表催生温病学派       330

主编：曹东义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0-3-26 17:57:28

《中医外感热病学史》
曹东义著
2004年1月
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

目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汉代以前的外感热病学说 3
第一节  《素问》《灵枢》伤寒只云热病 4
第二节  《难经》“伤寒有五”的广义学说 13
第三节  《伤寒例》与“伤寒有十” 17
第四节《伤寒论》如何处理伤寒与温病 23
第五节  华佗的伤寒“六部传变”学说 29
第二章  晋唐时期的寒温论争 33
第一节王叔和与外感热病 33
第二节  《肘后方》与《小品方》的争论 37
第三节  孙思邈与外感热病学说 39
第四节  《外台》《医心方》按病日列方 43
第五节  《诸病源候论》演绎温病 46
第三章  宋元温病概念的演化与争鸣 48
第一节韩祗和解表不用仲景方 50
第二节  庞安常辛温发汗加凉药 52
第三节  朱肱等探讨六经实质 55
第四节  郭雍认为发于春季皆温病 59
第五节  刘河间、张子和创论辛凉解表 61
第六节许叔微、尚从善八纲辨伤寒 62
第七节  王好古对外感热病的贡献 64
第四章  寒温论争引发金元医学争鸣 66
第一节  金元之前详于外感略于杂病 67
第二节  河间从外邪立论治多寒凉祛邪 70
第三节  易水创论内伤杂病功在补益 73
第四节　后世遥承易水创肾命水火之论 80
第五章  错简与补亡论下的寒温论争 83
第一节  王安道在寒温论争中的地位 84
第二节陶华论温病不可作寒医 90
第三节吴又可著成《瘟疫论》 93
第四节  方有执、喻嘉言以错简改《伤寒》 97
第五节  柯韵伯将《伤寒论》引向杂病证治 102
第六章  现代广义温病向广义伤寒回归 104
第一节  明末清初温病学说勃兴并发 105
第二节  清代温病不取仲景定义 111
第三节  寒温论争的关键在于解表 115
第四节  伤于寒与感于温病因说的优劣 118
第五节  热病证治的进步与寒温学说互补 122
第七章  中西医结合背景下的外感热病学说 125
第一节  中西医论争下的外感热病学说 125
第二节  中西医团结时期的外感热病学说 128
第三节  中西医结合时期的外感热病学说 134
第四节缚住“瘟神”之后 145
附：试论中医基本理论内核的合理性 150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0-3-26 17:58:51

《温疫论译注》
曹东义  杜省乾
2004年9月，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
目  录
前  言       5
《温疫论》对热病、伤寒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5
吴又可《温疫论》对温病学说的影响       11
《温疫论》的版本体系与研究著作       15
吴又可自序       17
年希尧序       18
上卷       19
原病       19
温疫初起       30
传变不常       36
急证急攻       38
表里分传       40
热邪散漫       41
内壅不汗       43
下后脉浮       45
下后脉复沉       46
邪气复聚       47
下后身反热       48
下后脉反数       49
因证数攻       50
病愈结存       53
下格       54
注意逐邪勿拘结粪       55
蓄血       60
发黄       65
邪在胸膈       66
辨明伤寒时疫       67
发斑战汗合论       72
战汗       74
自汗       76
盗汗       78
狂汗       80
发斑       81
数下亡阴       83
解后宜养阴忌投参术       84
用参宜忌有前利后害之不同       87
下后间服缓剂       91
下后反痞       92
下后反呕       94
夺液无汗       95
补泻兼施       97
药烦       101
停药       102
虚烦似狂       103
神虚谵语       105
夺气不语       106
老少异治论       107
妄投破气药论       108
妄投补剂论       111
妄投寒凉药论       112
大便       117
小便       121
前后虚实       123
脉厥       125
脉证不应       126
体厥       128
乘除       131
下卷       135
杂气论       135
论气盛衰       139
论气所伤不同       141
蛔厥       143
呃逆       144
似表非表似里非里       145
论食       148
论饮       149
损复       150
标本       152
行邪伏邪之别       153
应下诸证       155
舌白苔，渐变黄苔       155
舌黑苔       156
舌裂       157
白砂苔       158
唇燥裂，唇焦色，唇口皮起，口臭，鼻孔如烟煤       159
口燥渴       159
潮热，谵语       160
头胀痛       161
小便闭       162
大便闭，转屎气极臭       162
发狂       164
应补诸证       164
论阴证世间罕有       165
论阳证似阴       167
舍病治弊       168
舍病治药       169
论轻疫误治每成痼疾       170
肢体浮肿       172
服寒剂反热       174
知一       176
四损不可正治       179
劳复、食复、自复       181
感冒兼疫       183
疟疫兼证       184
温疟       185
疫痢兼证       186
妇人时疫       188
妊娠时疫       189
小儿时疫       191
主客交       194
调理法       197
统论疫有九传治法       198
正名       205
《伤寒例》正误       207
诸家温疫正误       221
附  录       232
一、SARS的中医病因应当如何求       232
疫气只说明热病的流行性       233
伤于寒只是热病的诱因       234
温热邪气说源于辛温解表方的难用       235
毒疫之气共同构成热病病因       237
二、 SARS按什么规律传变       239
六经分证及其演变       239
传经现象的不同学说       241
吴又可论疫有九传       242
卫气营血和三焦传变       243
三、SARS应如何治疗       246
《素问》汗泄两法治热病       247
华佗“六部三法”治伤寒       247
仲景未谋辛凉解表面       248
都说辛温解表难用       249
达原饮试图直达膜原       251
辛凉解表催生温病学派       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