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曹东义 于 2016-8-4 10:03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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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6 J% k, Z( ^$ n, H( \; z* N《外台》《医心方》按病日列方 《外台秘要》是唐代王焘所编著,成书于公元752年。他曾供职于国家的图书馆(弘文馆)20余年,因为“幼多疾病,长好医术”,又受当时“不明医术者,不得为孝子”思想的影响,于是广泛搜集唐以前医药方书,“凡古方纂得五六十家,新撰者向数千百卷,皆研其总领,核其指归,”历经十余载,集成医方四十卷,名曰《外台秘要方》。其中,共有一千一百零四门,各门之中往往首先征引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或各医家的有关论述,先叙述其病理机制,再分别列述历代著名医家的治疗方剂。由于王焘的引文都注明出处,“各题名号,使后之学者,皆知所出,此其所长(宋代孙兆语)。”成为集大成的医学著作。 《外台秘要》中所反映出的唐代之前的外感伤寒热病学说,被称之为“伤寒八家”,其实其中共有九家,即有:《阴阳大论》、王叔和曰、华佗曰、陈廪丘云、范汪论、《九卷》云、《小品》论曰、《千金》论曰、《经心录》论曰,共九家论述。 九家论述之中,“王叔和曰、华佗曰、《九卷》云、《小品》论曰、《千金》论曰”的内容,已经见于前面相应各节。“陈廪丘云”记述了张苗用烧地发汗的特殊治疗方法。“范汪论”却保留了一段关于“黄帝与歧伯”的佚文,其真伪颇为难辨,其文云:“黄帝问于歧伯曰:人伤于寒而得病,何以反更为热?歧伯曰:极阴变阳,寒盛则生热,热盛则生寒。诸病发热恶寒,脉浮洪者,便宜发汗。当发汗而其人适失血,及大下利,如之何?歧伯答曰:数少与桂枝汤,使体润漐漐汗才出,连日如此,自当愈也。” 范汪的这一段“黄帝与歧伯”论答,不见于今本《素问》《灵枢》,是其引自《黄帝内经》?《黄帝外经》?还是其另有所本的“古先道遗传”?或是他假借黄帝歧伯之名而创立新说?笔者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桂枝汤”是由仲景依据古方改名而来。 皇甫谧《甲乙经·序》说:“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汉书·艺文志》所载“伊尹《汤液经》”,虽然早已失传,但是敦煌卷子陶弘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却引用了《汤液经》。陶弘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云:“《汤液经》法,方亦三百六十首,上品上药,为服食补益方者百二十首;中品中药,为疗疾祛邪之方亦百二十首;下品毒药,为杀、辟邪、痈疽等方亦百二十首。凡共三百六十首也。”陶氏又云:“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玑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所谓六神方,指的是青龙、朱乌、白虎、玄武、阳旦、阴旦。这六神方又各有大小二方,即大小青龙、大小朱乌、大小白虎、大小玄武、大小阳旦、大小阴旦。小阳旦就是《伤寒论》中的桂枝汤,大阳旦汤即《金匮要略》中的黄芪建中汤,小阴旦汤就是《伤寒论》中的黄芩汤再加大枣十二枚,大阴旦汤就是《伤寒论》中的小柴胡汤,大小青龙汤仍以原名出现于《伤寒论》中,小白虎汤即《伤寒论》中的白虎汤,大白虎汤就是《伤寒论》中的白虎汤加麦冬、半夏、竹叶,小朱乌汤即是《伤寒论》中的黄连阿胶鸡子黄汤,小玄武汤即是《伤寒论》中的真武汤,大玄武汤就是《伤寒论》中的真武汤再加人参、甘草、芍药。 对于仲景改变《汤液经》原方的名称的原因,陶弘景认为:“此六方者,为六合之正精,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乃神明之剂也。张玑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但以某药名之,亦推主为识之义耳 [1]。” 张仲景在博采众方之时,将被道家神化了的有效方剂,去掉其神彩“以某药名之,”反映出他的远见与卓识。《伤寒论》中除了还保留有白虎汤、大小青龙汤、真武汤的名称之外,关于桂枝汤又叫阳旦汤的记述也见于《伤寒论》之中。如第30条云:“问曰:证象阳旦,按法治之而增剧,”说的就是桂枝汤证,所以后文云“病形象桂枝”。范汪说黄帝与歧伯之时,已有桂枝汤治伤寒病的经验,而非是小阳旦汤治疗“天行热病”,不符合其时代的学术特征,暴露出其论述属于“晚出”和托名的痕迹。因为,将小阳旦汤改名为桂枝汤是仲景的创造,而将《汤液经》中治疗“天行热病”的方剂,用为伤寒病的治疗方药,更是仲景的独到贡献。 《外台》引文中的《阴阳大论》,是我们考证张仲景《伤寒论》“自序”真伪的有力证据,也是我们分析张仲景学术渊源的得力线索。在疑古风盛行的时期,曾经有人怀疑张仲景《伤寒论·自序》是后人伪托,而非仲景所作。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孙思邈《千金方·自序》之中,已经引用了大段的《伤寒论·自序》,为其出自仲景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王焘《外台秘要》所引《阴阳大论》,也为仲景《伤寒论·自序》的真实性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伤寒论·自序》云:“余宗族数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论》,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仲景所撰用的这些古籍,其内容大都见于《伤寒例》之中。《伤寒例》开篇就说:“《阴阳大论》云”,把《阴阳大论》关于外感热病的重要论述,作为发凡起例的理论根据,其中“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对仲景影响最为深刻,使他认识到“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的严重危害性,因此才“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论》,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他的著作才叫《伤寒杂病论》,而不称《热病杂病论》。 《外台秘要》引用《阴阳大论》之后,不仅使仲景《伤寒论·自序》的真实性、《伤寒例》原出于仲景的推理得到了有力的证明,而且,也为陈延之《小品方》所引“经言:春气温和”之论,找到了他的“经言”的出处。《诸病源候论》在论述伤寒、时行、温病时,也频繁引用《阴阳大论》,但是其引文都只冠以“经言”,而不云此“经言”出自何经;或不云依据《阴阳大论》而暗引其文。凡此,我们依据《外台》所引《阴阳大论》之文,就能知道其学说出自《阴阳大论》。 《外台秘要》在保存唐代以前伤寒学说方面,的确功不可没,然而王焘对仲景《伤寒论》六经辨证却少有研究,他对伤寒病的治疗,仅仅以患病的天数决定使用何种方药。《外台秘要》按照《诸病源候论》中的伤寒一日候、二日候、三日候、四日候、五日候、六日候等罗列证候,再以仲景《伤寒论》原文中所提到的日期,用小建中汤、调胃承气汤、小柴胡汤,分别治疗二、三、五日的伤寒病。这是由于仲景《伤寒论》中,小建中汤条下有“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调胃承气汤条下有“太阳病三日,发汗不解,蒸蒸发热者,属胃也,调胃承气汤主之”;小柴胡汤条下有“伤寒四五日,身热恶风,颈项强,胁下满,手足温而渴者,小柴胡汤主之”的字样,所以被王焘用于二、三、五日的伤寒病的治疗。这样引用仲景《伤寒论》方药,是极为不妥当的,违背了仲景《伤寒论》辨证施治的精神。再说,有关小柴胡汤的17段条文中,除了有“伤寒四五日”一条之外,还有三条之中提到“伤寒五六日”可以使用小柴胡汤;一条提到“七八日”、三条提到十日以上可以使用小柴胡汤。总之,只要“柴胡汤证”存在,就可以使用小柴胡汤,不用拘泥伤寒的患病日数,这就是仲景反复告诉人们的“辨证论治”精神。 王焘《外台秘要》伤寒四日、六日有证无方;“伤寒七日”条下云:“伤寒七日,太阳病衰,头痛少愈。伤寒七日,病法当小愈,阴阳诸经传尽故也。今七日以后,病反甚不除者,欲为再经病也。再经病者,是阴阳诸经络重受病故也。仲景《伤寒论》疗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与承气汤;其人小便反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血。宜桂枝汤。” 王焘《外台秘要》按患病日期,罗列方药的做法,虽然受了《素问·热论》的影响,但是主要还是《诸病源候论》起了更为直接地引导作用。《医心方》与《外台秘要》的错误,如出一辙。 《医心方》是一部综合性医学著作,由日本医学家丹波康赖撰成于公元982年,全书共有30卷,主要是辑录我国唐代以前的各种医书,资料丰富详实,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中对于伤寒的记述,可以看作是代表了晋唐医家比较普遍的认识。《医心方》与《外台秘要》一样,也是把伤寒病的患病日数,看得十分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依据,按患病日期罗列方药。 《医心方》“治伤寒一二日方”云:“《病源》论云:伤寒一日,大阳受病。大阳者,小肠之经也,故先受病。其脉始于腰脊,至于头项,故得病一日,而头项腰脊痛也。以下次第如常。葛氏(《肘后方》)云:伤寒有数种,庸人不能别,今取一药兼治者,若初举头痛发热脉洪起,一二日便作此葱豉汤------”。《医心方》“治伤寒三日方”、“治伤寒四日方”、“治伤寒五日方”、“治伤寒六日方”、“治伤寒七日方”、“治伤寒八日方”,以及“治伤寒十日以上方”之中,虽然也是按患伤寒的日期列述方剂,但是都没有直接引用仲景《伤寒论》的方剂,其对仲景《伤寒论》六经辨证思想,更是缺少认识。 尽管都是方书,《圣济总录》之中所反映出的伤寒思想,却不见“日传一经”的影子。《圣济总录》成书于北宋政和年间,全书200卷,伤寒内容占13卷,是有宋一代伤寒学术思想的集大成之作。13卷之中,首列“伤寒统论”,可以说是伤寒学说的总论;然后是关于“伤寒可汗”、“伤寒可下”、“伤寒可吐”、“伤寒可温”、“伤寒过经不解”等伤寒治法的论述,是汗吐下温四法治伤寒的概括;紧接着是“中风伤寒”、“伤寒湿温”、“伤寒时气”、“伤寒疫疠”等广义伤寒中,几种类似证的鉴别治疗;最后是关于“伤寒结胸”、“伤寒谵语”、“伤寒潮热”、“伤寒烦躁”、“伤寒厥”、“伤寒头痛”、“伤寒喘”、“伤寒上气”、“伤寒咳嗽”、“伤寒干呕”、“伤寒呕哕”、“伤寒心悸”、“伤寒痞满”、“伤寒心腹胀满”、“伤寒小便不通”、“伤寒吐血”、“伤寒发黄”、“伤寒口舌生疮”、“伤寒血痹”、“伤寒毒攻手足”、“伤寒劳复”等60个问题进行的讨论。每个病症之下都详细地列出方药,进行论述。其中既有仲景《伤寒论》的方剂,也有许多后世新创的有效方剂。而且,多是以仲景《伤寒论》方药论述在前,以为“纲”;更多的后世方药补充在后,以为“目”。既阐发了仲景伤寒学术思想,又丰富了后世伤寒治疗经验,充分体现出继承与发展的有机联系,与后来明清时期的“尊经称圣”的泥古思想有着明显的区别。 & S1 _+ Y4 ?1 }9 h0 r
[1] 姜春华:“《伤寒论》与《汤液经》”、《中医杂志》、1985、10、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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