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说的“病”是“以有为本”；中医说的“病”，是“以无为本”

器官病理是临床医学的基础
我们反对把器官形态的解剖作为评价中医价值的标准，但并不否定器官病理学在临床诊治中的作用。既然我们把生理上或心理上的不正常状态称为疾病，那么人体发病时往往已影响到整个器官或乃至全身的机能，这时才能被诊断或治疗，如肺炎、龋齿、头痛、发热等无不皆然。
人是一个具有极大缓冲能力的开放系统，各器官组织间有着种种复杂而密切的关系，允许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治疗，所以不论是分子水平的化学合成药物，或是整体水平的针灸、按摩，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病人恢复健康。现代医学虽对各种感染的病原微生物有相当明确的了解，但在疾病的早期进行病因诊断，要做到比较准确的诊断是困难的，急迫的病情也不允许医生等到病原微生物完全确定后才进行治疗。所以，临床医学对急性病大多只能凭经验推测，而其它慢性复杂病情，能精确测定内外因素的也廖廖无几。所以器官病理学是中西医临床医学的基本着眼点。
临床上由于过分依赖器官病理，许多人虽然主诉明显而“客观”检查无阳性所见，被判为“没病”，或称为亚健康状态。这是在认识论上过分重视“实证”，轻视症状造成的，他们认为现象最不可靠，只有形态学“本质”才可靠。当病人自觉痛苦的时候，体内一定发生了某些理化性质的变化，检查不出来只能是检测还不细致的结果，而微观世界的复杂性是难于用简单的方法阐明的。
许多现代医学的检测数据还是很不精确的，只是一个大致的参考数据，既不全面，也不是已经达到了最精微的阶段，更不是唯一正确的结论，它不过是指导西医使用化学药物的工具，而不一定适用于指导中药的应用，我们不可神化它的科学性。临床上已经见到许多老年病人，因为患有多种慢性病，分别就诊于不同的专家门诊之间，一天之中使用的化学药物一大把，已经是专家难于说清相互之间的作用结果，普通人更难于自行掌握、记得准确的了；检测再精细下去，还不知道需要多少针对“特异靶点”的“特异药物”，其复杂性也远未可知。中药的成分虽然复杂，在中医的综合考虑下，可以用很简便的方法，执简驭繁；以十分简洁的语言，就可以标本相和，达到预想的结果。
同分异构在有机化学中是非常多见的，生命存在着“左旋现象”，左旋多巴、左旋合霉素、左旋咪唑才有治疗作用，而右旋的则没有生物活性；低分子右旋糖苷，正是因为没有生物活性，才成了扩容改善循环的“脉通液”。同一个磁盘，可以录入不同的内容，可以反复使用，其作用的巨大差别，仅仅是磁粉的不同排列造成的，其间并没有特异物质的产生。因此，我们对于物质世界的复杂性，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8、坚持传统正是基于对微观的认识
《中国中医药报》2005年9月1日，刊登了王强先生的文章《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方法学思考——兼与曹东义先生商榷》，读后很受启发，获益非浅。首先感谢《中国中医药报》长期以来关注热点问题，紧切中医研究的思路方法，为大家提供一种交流思想的平台，各抒己见以求共识，为振兴中医贡献力量。在思路方法上笔者与王先生有所不同，或许可以互相补充，尽管自己看法还不成熟，笔者愿进一步陈述其所思所想，以就教于海内方家。
结构功能方法应当与时俱进
在王清任之后，医学汇通派诸家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西医长于解剖，中医长于功能。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认识，初步地划分出中医与西医的区别。但是，随着现代生物学、医学的发展，人们对于结构的了解不断向微观发展，人们的认识也随之不断深入。在器官解剖水平，西医划分出几大系统，远比中医五脏六腑、三焦的认识精确，因此西医看不起中医，王清任要改错，某著名中医教授也说“五脏六腑之分，全无意义，予以废除，亦无碍于中医之发展”。王强先生以及许多中医目前仍然强调西医长于认识结构，中医长于功能认识，也应当是基于器官解剖的比较得出的结论。然而，一定的结构产生一定的功能，难道功能能够脱离结构而存在吗？不能正确、精确地描述解剖结构的中医，即使是长于观察人体的功能，这种功能还能不基于结构吗？中医陷入了自己命题的尴尬境地。
其实，结构可以更深入地解剖下去，先秦时期古人就说过把一段木棒从中间折断，然后再从中间折断，可以反复地分割到毫厘之下。器官之下就是组织，组织之下见细胞。细胞是组成器官和组织的基本单位，在组织与细胞的层次上，西医就遇到了新旧知识体系的矛盾。原先肺是只管呼吸的，属于呼吸系统，但是，呼吸系统里有各级支气管组织，有肺泡，它们的上皮细胞有多种，功能也各不相同，用司呼吸一项功能已经不能完全“精确”概括了。肺组织里还有循环系统的两套血管，既有体循环的支气管动静脉，也有人体独一无二的小循环的肺动静脉系统，难道循环系统的心和大小血管体系里能够不算肺血管吗？还有肺间质的丰富物质，与呼吸功能的直接关系有了更大的距离。人体血液循环里的白细胞，有一半存在于肺的边缘池之中，肺的免疫“卫外”作用无可替代，难道肺不是一个免疫器官吗？肺还有很强大的内外分泌功能，现在已经形成了“心肺内分泌学”的新学科。在细胞的层次上，肺细胞与肝细胞、肾细胞、心细胞等有着明显的不同，还可以用结构与功能的方法进行分析；进一步细化下去，进入细胞内，各器官的细胞质也许不同，但已无太大区别；再进入细胞核，各个细胞的区别都消失了，都带着相同的基因；把基因再分解下去，都是由四个碱基组成的脱氧核糖核酸组成。用不同结构决定不同功能的方法，在细胞之内行不通了：肺细胞与肝细胞带着相同的基因！
因此说，结构是由层次构成的，器官、组织、细胞、细胞膜、细胞核、核酸等不同层次的结构，有不同的功能。宏观与微观也是相对的，相对于细胞而言，器官、组织结构都是宏观的，是“不精确”的“宏观”，是相对的“黑箱”。
层层“黑箱”之下中医如何辨证
“黑箱方法”不仅适用于整个完整的身体，而且可以在体内的各个不同层次上使用。“肝癌”就是一个黑箱，“冠心病”也是一个黑箱！因为它还可以再细化，它还不是完全的“白箱”。现代环境下的中医，已经不是王清任时代的中医了，他们都已经知道了细胞之下的血脂、血黏度，每天在这种分子水平的白箱面前开中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用哪一级的黑箱作模型，用哪一级的白箱指导我们使用中药。
如果把“冠心病”这个黑箱作模型，那么，什么中药是治疗冠心病的？如果说“活血、降脂”就是现代中医的说法，那么，“活血”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是抑制血小板的聚集性，还是对抗内皮素？在内皮细胞上是如何对抗的？用什么对抗？用多少对抗？因此说，“活血化瘀”也是笼统的黑箱。“降脂”不是降全身的血脂吗？难道只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局部的血脂？如何降脂？细胞中靶点在哪一点上？分子机制是什么？降全身的血脂的时候，用冠心病这个黑箱与胸痹这个黑箱进行解释有什么质的区别吗？“活血降脂”的现代解释，已经抛却了“冠心病”病灶形态的黑箱，深入到“粥样斑块”黑箱之下的更为微观的“白箱”了。
在临床上如何看待中医的传统诊断与治疗，是颇为尴尬的事情，需要中医界进一步争取独立的地位，才能摆脱这种尴尬境地。社会环境对于中医的不公正待遇，恰如王先生所说：“果真是肝癌的话，你治胁痛就可能延误了病情”。因为法则法规是按西医的标准制定的，完全不考虑中医药的特殊性。就以肝癌来说，已经“胁痛”的肝癌多数属于晚期，即使诊断清楚了，用手术切除大多已经不可能，用放疗、化疗加支持疗法，也就是半年以内的生存期，著名演员傅彪两次换肝也只生存了一年。不妨让我们换一种思考，如果病人在不知病情的情况下，按“胁痛”进行中医治疗，药疗食疗加气功，内服外用一齐上，病人的生存期、生命质量、治疗费用等情况也许会大不一样：病人有可能会活得更久，痛苦更少（起码不至于吓死），治疗费用可能成倍缩小，与两次换肝相比将可能是天文数字的差别也未可知。一般患者也不至于看不起病，或者因病致贫，或者因筹不齐钱而痛不欲生。然而，现在的环境下病员就是资源，谁给中医施展技术的机会？西医、法律不给，中医从业人员无奈，标准是人家定的，动不动就是误诊，就要吃官司，赔官司，中医如何发展？我们不需要争取治疗权吗？不治疗如何谈优势，如何谈发展？我们切不可自己先说“治胁痛就可能延误了病情”，没有西医的诊断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吗？
在现实生活里，在现代医学的诊疗活动中，虽然人们已经基本了解了白箱的结构，而经常运用的却是黑箱方法。比如电脑，人们都知道锌片是由“0”与“1”的基本二进制单位构成的，但是高级的电脑专家都不用原代码编程序，而是借助于由各种操作系统构成的黑箱，进行“黑箱操作”。尽管人们知道西瓜的内部结构，甚至知道其中的化学成分比例，但人们评价西瓜的好坏，都不用达到分析化学的白箱水平去挑西瓜。酒精含量相同的白酒，其质量的优劣也主要靠评酒师的品尝。营养师可以“精确”计算一个人对于营养物质的需求，但是谁按“微克的精确度”的白箱方法去进食“单质食物”呢？手术切除也不能精确到细胞，化疗药物也远远没有达到单分子的精确度。《中国医学论坛报》近期披露，权威西医专家、卫生部循证医学中心主任认为，现代医学现行的常规治疗措施，只有30%是有循证医学依据的，70%的治疗措施需要重新评价、改进。
证候反映的是复杂分子机制
从废止中医的余云岫，到现在不太相信中医理论的某些人，都不否定中医的临床疗效是客观的，关键是用什么理论解释这种疗效。中药的疗效和古人对食物的认识有某些相似，五谷六畜、瓜果蔬菜，哪一个清火泻实，哪一个疗虚抗寒，什么作料搭配出什么口味，是什么菜系，条条是道，百试不爽。中医药的有效与安全，也经过数千年的反复检验，并不是玄虚无据，毫无规律可言。
中医总结的病名毫无可取吗？辨证论治的“证”从何而来？显然，中医的病不是理想的形态病灶，中医的证也不是理想的功能表现。形态病灶与临床症状之间有联系，也有相当程度的分离。是形态病灶决定的症状吗？为什么有无症状型心肌梗死？慢性肝硬化、慢性肾衰患者为什么相当数量的病人没有相关病史？为什么75%的人群出现身体和心理的严重不适，到医院检查却无阳性发现而被称为亚健康？其实，病灶就像一个陈旧的疤痕，如果没有同时伴随的复杂“分子水平”的微观改变，病灶说明不了多少问题。
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处在代谢过程之中，对细胞内部保持平衡，完成各种基本物质的生产，对细胞外交换物质，维持细胞基本形态，完成所属分工的功能。各个细胞既受内环境自身的控制，也受外环境的调节制约。当生存状态不佳，缺乏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时，细胞经过“判断”，得出“结论”就会启动自我摧毁机制，把各种内容物分别打包，形成数个凋亡小体，再进一步由组织中的巨噬细胞清除。这个过程不产生白细胞趋化物质，不会引起炎症反应。而严重的伤害因素，引起细胞的变性坏死，细胞膜破裂。细胞内容物质溢出，就会进一步引发白细胞趋化，进一步释放致炎物质：白介素、溶菌酶、肿瘤坏死因子、氧自由基、血管活性物质、代谢产物等等，多种化学分子物质大量释放，在清除外来微生物感染的同时，“炎症因子”的“呼吸爆发”有可能加重组织损害，SARS的病理过程，外伤导致的急性肺损伤、肾损害、肾功能不全，都是这样发生的。值得注意的是，给动物注射脂多糖、内毒素等等，都可以形成急性肺损伤，而不是只有微生物直接的侵害才能伤肺。真就是“五脏六腑皆能令肺伤，非独肺也”。细胞的各种功能，基因的转录、蛋白质的合成，都是许多因素调控的结果，不是单一因素的作用。因此，才有了基因组学、蛋白组学。
“一证”之出，必有其内在的分子机制。也许像我们可以感知蚊虫叮咬、皮肤扎刺一样，很快就能产生“证”。“神经反射”一词简化了许多复杂环节，事实上，刺激出现要经过感觉末梢，形成化学信号，化学信号几经传导达到中枢，中枢整合形成感觉，感觉传出再行验证，然后才能形成主诉。这个症状从病人到医生，如果写成程序，参与的组织、细胞相当复杂，各细胞的位置靶点、作用机制十分具体，信号的汇总、判断需要一系列的过程，形成概念、送出判定结果，也不知要经过多少复杂环节。然而，人体竟然在几秒之间就完成了，完成得是那么准确无误！或许，这个结论来得“太容易”了，我们才开始怀疑它的“客观性”。在这个“黑箱运作”的背后有什么实质呢？有多少不同种类的分子机制参与了这个“反射弧”？这的确是一个课题，也是很复杂的课题，值得科学家研究、说明。但是，中医治疗疾病，对于这个又痛又痒的“证”，用一点花露水，用某味中药外用一下就消失了。临床上在黑箱理论的指导下完成了医疗的任务，“比较简单”的辨证论治，简便廉验的中医特色，不值得我们自豪吗？我们一定要弄清“反射弧的分子机制”，经过各种检查再去处置病人，这才是现代科学的中医吗？何况这个证产生之后，可以长期存在，也可以随时变化，其复杂性又在随时随地增加。
辨清了“反射弧”的复杂机理，中药的复杂机理仍然是一个未知数。我们用哪一种中药去切断这个反射弧？每一种中药都含着几十种以上的化学成分，哪一种成分最有效？如何提取、分离、纯化？如何保证质量、控制偏倚？复方的复杂性更是无法说清。中成药组分固定，有安全性、有效性的数据，尚可“黑箱”着使用。而汤剂的有效性、安全性、化学成分、分子机制、吸收代谢都是未知数，怎么办呢？我们还能使用完全属于黑箱的“临时组合的汤剂”治病吗？
如果冠状动脉的内皮细胞只有凋亡替换，而不受损、变性、坏死，就不可能发生粥样硬化。现在我们还生产不出不再狭窄的导管，高科技的产品仍然不能代替生物自身进化后的内皮细胞。有形病灶说明不了辨证论治，我们为什么不跨越病灶的局限性，不去透过细胞的形态结构，用复杂的分子机制说明“证”的客观性、可靠性呢？尽管这分子机制是那么复杂、多变，但是经过高度进化的人类的中枢系统进行整合，就能表现出来“证候”。“候之所始，道之所生”。我们只要抓住这个经过整合的证候，进行辨证论治，也就间接地与微观复杂分子机制互动起来。依靠原本是来源于微观整合的传统病证，难道比依靠有形的病灶更不可靠吗？坚持传统不一定就是倒退，不是“要让中医回到童年”。因为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成为现代科学仍然无法完全揭密的独特理论体系，就一定有它客观的依据，只是这依据未必是有形的病灶。
9、四诊基于生物进化的最高成就
生命进化的历史是从单细胞开始的，经过很久地发展，逐渐有了多细胞生物，有了脊索、脊椎、哺乳动物，灵长类、人类。单细胞生物的时候，其控制要简单一些，只要内环境稳定，能够适应周围的理化状态，就可以繁殖后代。我们对于人体基因与遗传一般规律的认识，大多是来源于单细胞的大肠杆菌，这是由于它取材简单、方便，并且单细胞生物之基因转录、蛋白合成的“中心法则”与高等生物完全一致。
多细胞生物产生之后，就有了细胞之间的相互协调的问题，就必须有相应的物质进行协调，以便各个细胞“同步前进”，不断生息繁衍。这个阶段还没有神经组织分化出来，应当是体液调节为主。进化到后来，有了专管协调工作的神经组织，逐渐有了脊索、脊椎；神经组织不断进化、分化，使神经与体液调节的网络逐渐完善、进步。而分化后的细胞也从“全方位”的应对内外环境，逐渐有了分工，有的专司消化，有的只在肠管内皮管吸收，有的只主管呼吸，有的只在骨骼肌肉管支撑与联系。
尽管它们还都带着全部的遗传信息，但是它们的整个基因只有一小部分活动着，而大部分基因却关闭起来了。也就是说细胞的分化不是哪一类细胞具有了别的细胞所不具有的“特异功能”，而是在整个生命的过程中，每一类细胞都是选择了一个角色；“多能干细胞”只是还没有完全分工的细胞，是“待业状态”的细胞。
生物进化的结果，不是进化了细胞的结构，而是进化了细胞之间的联系与调控。生物进化的另一个成果，是逐渐产生了意识，人类的思维与语言等高级生命活动，是生命进化的最高成果。
当然，在整体上，人类的皮肤进化也格外醒目，因此而被古人称为“裸虫”。中医所有的诊察措施，都是紧紧依靠人类在进化过程之中所取得的这些最高成果展开的。
诊治依赖“裸虫”的皮肤
皮肤是人类进化得最成功的器官之一，是中医望诊、切诊的基础。因为人类与其他的动物有别，身体毛发很少，被称为“裸虫”，这是漫长进化的结果。在猿人时期，其皮肤的角化层较厚，全身密布着保暖的密毛，而汗腺远不如现代人发达。严健民《中国医学起源新论》认为，随着猿人的直立行走，用手劳动的日渐增多，要求身体的肌肉、血液循环和皮肤汗腺等器官，产生相应的变化。尤其是在气温偏高或者烈日炎炎的时候，古人也必须为食物而奔忙，出汗散热成为必须的、保持健康的保证，汗腺因之而发达；而寒冷的时候，聪明的古人学会了穴居、烤火、穿兽皮树叶，人类的皮脂腺也逐渐发达起来，靠密毛厚皮保暖似乎已经不太必要。“用进废退”的结果，使人皮肤变薄，密毛大部退化，而与体温调节有关的汗腺、皮脂腺是任何动物都无法比拟的。吴汝康《人类发展史》说：“一个人有二百到五百余万条汗腺，这是任何猿、猴所不及的”。
皮肤与汗腺的进化，使人类由相对变温的古猿变成相对恒温的新人。中医的望神、望色、切尺肤、切脉等“客观”诊断措施，都离不开人类皮肤的进化，在动物实验之中很难被模拟。病人皮肤的“主观感觉”，更是中医诊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比如，中医对于传染病过程之中的发热，强调辨别表里，主要根据有无怕冷的“恶寒”证候，少阳病的往来寒热，阳明病的单热不寒，湿温的身热不扬等等，都要依靠皮肤的“主客观”反应。
中医学在病人的皮肤上“做足了”学问，皮肤的润泽、温度、色彩、丰腴、干湿；毛发的多少、光泽、疏密、分布；汗液的有无、多少、出汗的时间、程度等等都是中医判断病情的重要依据。
更有甚者，中医治疗的过程之中，还可以通过使病人汗出，而达到治疗的目的。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都是现代医学至今望尘莫及的。中医治病“发汗法（简称汗法）”的起源已经相当久远，久远得几乎无法说清。
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是古人经常会患的疾病。在这些疾病的初期，都可以有程度不同的恶寒、发热。恶寒轻微的时候，也许不会有什么特殊的表现，但是当严重恶寒，或者出现寒战的时候，病人必然会蜷缩成一团，有衣物必然要加厚衣物，有火源必然会靠近火源，以减轻恶寒的痛苦。在烤火减轻恶寒痛苦的时候，有的人就会出汗，随着汗出而发热消退，身体自然轻松舒适。这就是《素问》所谓“体若燔炭，汗出而散”理论形成的过程。这种现象积累多了之后，就形成了经验，进一步可以口耳相传，长期流传下来。
汗法是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首要和主要方法，来源甚古，可以说至少已经具有数万年的历史，至今仍然是最为常用的治疗方法。中医发汗法大约经历了烤火发汗、火灸取汗、火针致汗等外治方法发汗，以及服用温热药解表、辛凉解表等内服药物发汗解表的不同阶段，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逐渐丰富、日趋安全方便的历史过程。
笔者认为，烤火发汗，可以出现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云南元谋猿人在170万年之前已经可以用火，50万年之前的北京猿人用火的灰烬遗迹达6米厚，烤火发汗的历史应当十分久远了。火灸、火针发汗的现象，在张仲景的《伤寒论》里还经常提到，只不过已经将这种原始的发汗方法淘汰了，称其为“火逆”“火邪”，这是由于已经产生了汤药发汗的“时代新成果”。华佗发汗的治疗方法还提到摩膏、法针。而服汤药发汗，只能出现在陶器和青铜器出现之后，甚至必须在人们普遍用器皿烹煮食物、将熬汤作为日常饮食之后，才会发明汤液治病、药物发汗。我们不可想象，在还没有陶器的时代，人们已经发明了汤液治病。人们把用汤液治病的发明权，判给了“以饮食要汤”的伊尹，称商朝的宰相伊尹著成了《汤液经》，发明了汤药，这是很合乎历史情节的推理。
证候是复杂微观变化的整合
临床上，我们经常见到病灶与症状分离的现象，也就是不同患者虽然存在同一种病灶，但伴随的全身证候却不相同，可以划分为不同的“证型”，甚至有的患者“无证可辨”，这是为什么？过去我们总是用“体质不同”作为解说，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体质不同？
笔者认为，这无非是微观世界的各种基本物质差异造成的，尽管这种差异计算起来可能十分庞杂纷乱。庞杂纷乱的微观世界难道毫无规律可言，只是一堆互不相干的数据吗？其实并非如此。现代医学认为什么也说明不了的症状，就是人体微观世界复杂变化的外在反应。在人体复杂的微观领域里，物理、化学、生物的种种变化，通过无数个神经体液做媒介，一次次把信号传向中枢，人类的大脑皮层对无数次传来的微观信号进行整合，通过意识判定人体的健康状态。尽管微观领域的变化是那么复杂多变，是那么飘忽不定，那么扑索迷离，但并不是不可琢磨的，因此就有了胸闷心悸、头痛头晕、倦怠乏力、恶心厌食、腹胀气短等症状，这是任何仪器、实验动物无法模拟的微观变化的整体反映，是十分真实、可靠的临床现象，代表着“状态的疾病本质”，而不只是“形态的病灶”。
病灶是相对固定不变的，因此才有“确诊”与“误诊”之说；人体的微观领域是变化不定的，所以，症状是悠忽不定的、随时变化的，当然不会有“确诊”与“误诊”。病人对微观复杂变化整合后，就形成了症状，中医称之为证候。最突出的症状（证候）被作为病名，而全部的证候就构成了病人的“证型”。因此，仲景《金匮》腹满、短气等病下，根据不同的证候列有不同的方药。
复杂微观领域是经常变化的，因此中医的病与证都是经常变化的，不存在“误诊”与“确诊”。中医的“病”与“证”是相对存在的，反映的大都是状态，一病之下可以分为若干证。甚至“证”下还有“证”，比如“小柴胡汤证”之下，“但见一证便是”。消失一“证”，治疗方法就会有所不同，不必等到疾病彻底消失才调整方药。
当然已经形成积聚的痞块，已属有形，变化很慢，也可以勉强看作是病灶，与现代医学的疾病观最接近，这在中医学之中仅占很小的部分。
尽管如此，中医与西医还是有很大差别，有形病灶之下的复杂微观变化现代医学往往是忽略的，而中医治疗必须从改变微观着眼而不是通过手术介入，必须通过改变微观再改变形态病灶。也就是说，现代医学强调形态病灶的“永久性”，因此才有诊断与鉴别诊断；中医学突出形态病灶的“暂时性”，所以用积、用聚，用“软坚”“散结”来描述、概括这种特点。
中医学对临床症状的观察十分细致，体察入微，比如都是出汗，就可以根据不同的临床特点，划分为表虚有汗、里热汗出、战汗、脱汗、绝汗、黄汗、自汗、盗汗、半身汗、头汗等等，这都是现代医学很少注意的。
中医却不单观察精细，而且有不同的治疗方法，原因就在于这些不同的汗出背后，对应着不同的微观变化。
注重病灶实证病理诊断是现代医学的长处，但是病灶不是复杂临床现象的唯一正确的解释。比如癌症患者，在没有被确诊之前，病人能吃能睡能劳动，甚至是健步来体检的，一旦被告知患了癌症，就有可能像换了一个人，吃不下睡不着，甚至立即瘫痪在床，行走困难了。癌症病灶固然重要，但癌症的问题决不局限于病灶。每个人，每个细胞上都有癌症基因，复杂的微观世界决定这个基因是开放活跃的，还是关闭休眠的。因此，过去现代医学过分强调手术根治，食管癌病灶以上、以下各5公分切除，如此之后还要清除周围的淋巴结，甚至提出“超根治手术”，广泛清扫。严重地伤及无辜，事实证明效果并不好，不像预想的那样可以根治。已经做过“根治手术”的患者，还要术后放疗、化疗，防止复发。难道放疗、化疗是预防措施吗？它们本身就有可能是“致癌”的元凶。大部分癌症患者死于恐惧和错误治疗，真正因为癌症全身多脏器衰竭而死者，在临床上反而居于少数。
如果癌症患者只是局部病灶的问题，其微观领域的复杂紊乱状态已经停止，那么这个病灶也不会将患者怎么样，可以长期带癌生存；如果复杂的微观紊乱得到纠正，癌症病灶就有可能自行消失，达到临床自愈。中医治疗癌症，其长处就在于调整病人失调的微观领域，帮助患者向健康的方向转化。
各种证候的改善与消失，就是微观复杂失调状态得到纠正的外在表现。比如经期乳房胀痛，尽管病人没有肿块，既确诊不了是增生还是肿瘤，但是经过中医用疏肝理气、解郁散结的中药治疗，病人症状消失，就有可能将病灶消灭于未萌状态。“兵不血刃”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难道不是更优秀吗？
病人主诉的症状，是人体在几百万年的进化之后，才具有的“特异功能”，不能因为在动物身上重复不出来，没有量化的实验室数据，就可以轻易地放弃它，甚至将它看作是假象。占人群70%以上的“亚健康”，他们的症状随时在向医生反映其身体内复杂微观领域的“动态变化”，这时还没有形成“固定不变的病灶”，所以更容易纠正，更容易恢复其固有的生理平衡，恢复健康状态。这既是中医学的长处，也是中医学一向主张“治未病”，“善治者，治皮毛”，“救其未萌”等先进医学思想的体现。
切诊是最早的客观检查
中医并不是仅仅依靠病人的主观症状诊断疾病，也非常重视客观检查结果。脉诊就是最早的客观检查，古人为了推求脉象反映的疾病状态，探索了几千年之久，可惜现在大部分失传，或者被当作“漫无凭据”而主动放弃了。脉诊在临床上已经成了不少中医的摆设，真正能够推求脉理的中医已经是凤毛麟角。尤其是在现代的背景下，西医的检查相当的精细，还需要我们通过脉诊去判断病情吗？笔者认为，中医的脉诊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尤其是在缺少实验设备的基层，在指导中医辨证论治方面，更是不可或缺。现代医学的实验室检查结果，尽管“客观细致”，但对于指导中医辨证施治、指导临床用药，仍然没有成熟的经验，临床上还需要中医根据脉象判断病情，指导使用中药。
中医对脉学的研究，首推春秋末期的医学家扁鹊，他在诊断昏迷了5天的赵简子的病情时，主要使用了切脉的诊断方法。他经过切脉之后很有把握地说，赵简子的脉象是正常的，反映全身的气血平衡、运行状况良好，所以虽然昏迷了5天，一定会在三天之内清醒过来。因为过去秦穆公就得过这样的病，昏迷7天就清醒了，现在赵简子的病情与记载的秦穆公的病情完全一样，所以我敢断定他将于三日之内醒来。扁鹊秦越人的高超诊断医术，果然应验了，赵简子如期醒来。为了感谢扁鹊的高明医术搭救，赵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这一历史事件，司马迁深信不疑，在《史记•赵世家》和《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之中两次采用，并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汉书•艺文志》记载了《扁鹊内•外经》，与《黄帝内•外经》一起被称为“医经七家”。
在扁鹊之前，关于脉学的记载很少，严健民《中国医学起源新论》认为，甲骨文、金文等四种关于“心”字的写法都是象形的，是一个心脏的外形上边划着四条大血管，说明古人对于心脏与血管的认识，在文字形成的时候就已经很深入了。《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记载，公元前552年，楚国的申叔豫为了政治避难而称疾不朝。当时正是南方的暑天，天气闷热，他为了装得像一个病人，就在家里挖了一个大坑，放入冰块之后再在上边架上床铺，申叔豫“重茧衣裘，鲜食而寝”。楚君为了证实申叔豫病情的虚实，派御医前去探视，卧冰绝食的申叔豫呻吟不绝，骨瘦如材，而楚医经过诊察回去报告说：申叔豫“瘠则甚矣，而血气未动”。这个“血气未动”的诊断，靠的就是脉诊。因为面色、形肉、表情可以作假，而脉搏调匀和缓有神的脉象是装不出来的“客观证据”。
古代医家对于脉象形态的描述，对于脉气运行的推导计算，对于脉象与疾病关系的丰富论述，我们今天已经丢失得很多了。
腹部切诊决定“结胸证”病情的轻重，以及与“痞证”的鉴别，在仲景的《伤寒论》里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中医对于有形病灶，强调的是气血痰饮的聚散，是状态而不是病灶内部具体的形态结构。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0-4-25 14:20:28

6、冲出西医病名围城中医才能卓然自立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是中西医结合的理想模式，也是在现代条件下中医临床工作中常见的做法，取得了不少应用成果。尽管如此、尽管笔者既不反对西医，也不反对中西医结合，然而为了中医自身学术的振兴，就必须把中医的辨证论治从西医的病名束缚下解脱出来。不如此，弊端很多。西医日益强大，中医学术却日见萎缩，其原因何在？大家不妨放胆言之，笔者试述如下。
在西医的病名之下中医易成聋瞽
在西方科学的强大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学术天文、算学、地理等纷纷谢幕，中医学虽然没有倒下，也有过主动或被动“放弃理论”、“废医存药”的主张。阴阳五行学说，曾经被梁启超等人当作中国的耻辱，不少中医学人也欲将其废止。
上世纪20年代，汪企张在《新医与社会》138期中的“想和旧医赌一赌”一文说：“请旧医界将这温热温毒放在我们身上，煽动一动肝风，叫他内外交攻起来，发出头痛、项痛、拘挛、神昏等各种症状，证明本证（当时汪氏‘科学地’称为‘流行性疼症’）是温热温毒病原。一面由我们新医界将我们培养的流行性脑脊膜炎菌，用法叫它侵入你们的体内，看它是不是发出同样的症状，这才叫真凭实据。”
曾经担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汤尔和说：“我敢放肆说一句，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退十步说，现在中医的先生们实无‘论病’之可能，更不要说是‘冶病’。为什么呢？若使我们同他讲癌的形状、种类、转移等等，他说那是外国话。我们就问他中医所必须知道的事情：如问心肝脾肺肾的位置？相火是什么东西？中医有几种解释法？王勋臣（王清任）看不懂的一层破膜是什么？甚至于问他寸关尺的部位，恐怕他也不见得清楚。这种‘数祖忘典’的朋友，如何可以把生命交给他制裁！”
在解放初期的《北京中医》杂志上，某著名中医学家曾经撰文说：“五脏六腑之分，全无意义，予以废除，亦无碍于中医之发展。”他对中医的呼吸理论、脉搏机制也完全按西医的解剖生理为是非标准进行批判。笔者在这里翻开这些陈年旧帐，并不是要追究谁的历史责任，而是用以揭示当年中医学没落到了什么地步，只是为中医学感到悲哀！因为从王清任《医林改错》用解剖实证的方式，作为评判中医脏腑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开始，就为后世否定中医的脏腑理论留下了伏笔。
以西医病名诊断的病灶，中医四诊很难发现，辨证治疗之后是否有效，靠四诊也不能评定，而只有依靠西医的“客观检查”。在这种情况下，中医学就好象盲人射箭，既看不见目标，也无法自己评价效果，只好不断地问人家：“我射的方向对吗？我射中了吗？”失去向导的项羽，终于被人误导到了沼泽地：“左！左！深陷大泽而不知”。章次公先生曾经不无忧虑地说：“欲求融合，必求我之卓然自立。”所谓“求融合”者，未融合也，身在围城之外，欲进入城中、融入城中也。而今天，中医已身在城中，已融合在西医的病名之下，失去自己之旗鼓。“自立”已不能，如何谈“卓然”？
朱良春先生50年前就指出：“辨证是绝对的，辨病是相对的”。因为，仅辨病而不辨证，就会走上“对号入座”的狭路，把活泼的辨证变成僵死的教条，势必会毁掉中医。朱良春先生不幸而言中，现在基本上是用“辨证型”取代了“辨证候”，由活泼变成死板，治病活法一变而成守型死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纳入和排除标准”，才能“防止偏倚”，才能符合西医的“可重复”。一病之下分几个证型，已经蔚然成风，几乎牢不可破。中医自古就认为，病和证都是随时变化的，“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一剂知，停后服”。药随证变，岂能“一盲到底”？！
邓铁涛教授最近撰文指出“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髓”，他说：“最近有文章拟将辨证论治改为辨病论治，我认为不妥，且无此必要。”“辨证论治可以概括辨病论治，辨病论治不可以概括辨证论治。‘辨病论治’论者，可能是想引进西医之说以改进中医，因为西医对疾病的诊断至关重要。不知如此以来便把中医之精华丢掉了。”邓教授主张，可以深入到微观世界进行辨证论治，把西医的某些内容纳入进中医的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中来。这种“衷中纳西、衷中容西”的思想，已经超过了“衷中参西”，是辨证论治思想的发展。
形态疾病观已经落后于状态疾病观
现代科学深入到微观领域，病灶形态诊断的观念已经陈旧，只是一个初浅的分类，说明不了太多的微观内容。比如，陈可冀院士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的粥样斑块，是易损的还是非易损的，是一个病理诊断，临床上各种检查很难检查出来。易损斑块所构成的“纤维帽”破裂之后，容易发生冠脉事件，而比较稳定的斑块，或许多少年与患者和平共处。也就是说，稳定的斑块，就是身体里的一块死疤，不治疗它也无大碍；易损斑块，就像身体里的定时炸弹，将息不慎就会爆炸。现在已经观察到炎症因子、氧自由基、血压、血脂、血黏度，甚至病人的精神状况、自然界的天气都会影响冠脉事件的发生。也就是说，改变其中的任何环节，都会影响冠脉事件的发生，其治疗情况因此变得十分复杂。
中医学非常善于解决复杂的临床现象，可以再加上饮食、睡眠、年龄、性别、居住环境、地理方位等等，影响的因素越多，越容易辨证，越容易取得疗效。因为，中医治病是帮助病人恢复健康，而不是仅仅盯住病灶，在斑块消失之前，也许消除了胸闷，也许改善了患者的睡眠，增加了患者的体力，促进了患者的食欲，稳定了患者的情绪，所谓千头万绪、方方面面，一切都是为了患者向健康的方面转化，而且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式地帮助患者。这都是因为，中药在吸收的时候，已经不是草根树皮，而是完全彻底的“分子水平”的药物。
肾炎和IgA肾病发生的时候，免疫复合物的沉积作为早期的引发因素，此后紧接着就发生一系列的免疫损伤：致炎因子、炎症细胞、血管活性物质释放、代谢产物与自由基损伤、血凝物质沉积、血流动力学改变、纤维化形成等等，都是一系列的此起彼伏、错杂交互的变化。
没有这些微观领域的变化，肾的损害不会发展，人体的健康也不会受到威胁；这些变化的平息、好转，也决不是透吸、切除、移植所能解决的。肾炎、肾病这种病灶式的笼统名称，已经不能反应微观世界的复杂变化。对于“无证可辨”的蛋白尿、镜下血尿，广安门医院的戴希文教授、东直门医院的吕仁和教授以及全国的中医肾病专家，都是凭借四诊所见结合微观检查而辨证论治，不是只守一方一药对付病灶。
协和医院郭赛珊教授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从整体、细胞、亚细胞及分子水平的治疗糖尿病的情况，证实具有降低血糖作用的单味中药70余种，复方30余首。按中药作用分类，降糖中药涉及解表、清热、祛风湿、燥湿、化湿、利湿、理气、活血、止咳、平喘、化痰、熄风、补气、补血、补阳、补阴、消导及收涩药等14类；降糖中药的化学成分涉及萜类、黄酮类、多糖类、甾类、胰岛素、肽、氨基酸类、硫键化合物、不饱和脂肪酸以及生物碱等8类化学物质。这许多中药可能的作用机制也有11个方面：刺激胰岛素释放、促进糖利用、改善胰岛素抵抗、拮抗升血糖激素、延缓糖吸收、改善多元醇代谢、抑制蛋白非酶糖基化、减轻氧化应激、降低高凝状态、改善脂代谢、调节细胞因子。
这些复杂的药物、复杂的成分、复杂的作用过程，却有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一个处方里“兼容并包”，样样具有。中药的无数个“微作用”，形成一个巨大合力，使病人逐渐回到健康状态。因此，我们使用中药治疗糖尿病，完全可以不把精力仅仅盯在一时的血糖高低上，也不用担心由于早期干预而形成的患者“既不消、也不渴”的“无证可辨”新情况。
微观世界的复杂性，使那些仅仅依靠病灶实证的疾病观，遇到了空前的挑战：病灶如果脱离了“翻江倒海”似的微观变化，还能说明什么？定性定量的研究方法在极为复杂的微观领域，如何说清楚某一物质的“决定作用”？各种复杂机制如何影响了临床现象？昨天的病情与今天的变化是由哪些微观因素导致的？能说清楚吗？说清楚了之后，是按某种成分而“精选中药”，还是依据“比较简单”的辨证论治进行治疗？难道经过了50多年的摸索，我们仍然一脸的茫然？！
冲出围城能发现西医发现不了的疾病
现代医学从解剖实证开始，一步一步向微观领域挺进，从器官到组织、到细胞，都是一路顺风。没想到进入到分子水平的亚细胞领域，实证的病灶形状不见了，却出现了说不清的分子、原子、离子。它们彼此依存、影响、交换、流动；它们可以形成病灶，也可以消除病灶；可以影响整体，也可以仅在局部聚集。其形成病灶的时候，可触可见；其散于微渺的时候，几乎无影无踪，无抓无挠，因此有了“亚健康”的称呼。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发布数据说，世界上有20%的人群患有各种疾病，只有5%的人是健康的，而75%的人群属于亚临床状态，也就是“亚健康”。亚健康其实是一个含糊的名称，它把众多的自觉身心不适，又无法找到病理证实的人群，含糊其词地称为“亚健康”。严格地说，这些亚健康的人们，都离开了健康的状态，体内一定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化学的，或者物理的变化，只是这些变化细微而复杂，还没有形成“病灶”，还没有达到理想的“实证”的程度。然而，每年全世界有1000多万人死于亚健康、“过劳死”；几十亿人身心不适，甚至是痛苦不堪，却被现代医学当作“没病”，而必须等到有了病灶、需要手术切除、需要器官移植等严重不健康状态时，才能被纳入西医的救治对象，才能得到医疗的帮助，这样的现代医学的“实证观”，突显出其认识论上的不足。由于病灶所能说明的疾病本质如此之少，甚至使我们可以放言：“病灶”的形态疾病观已经陈旧不堪，就像哥伦布的木船、八国联军的火枪，已经不那么先进、可怕了。
几乎所有的亚健康人，他们的证候都可以被有经验的中医辨别出是患有什么病证，并且经过治疗，亚健康比“病人”更容易转变为健康状态，这一切使我们不能不说中医学具有更精确、更灵敏的长处。因为，“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中医学的四诊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完全依靠患者的主观感觉的基础上，这是充分重视生物进化“最高成果”——意识的表现。人们患病时的证候，就是复杂微观领域失调之后，在总体、整体上的集中反映，这是任何动物、机器所不能告诉医生的感觉。中医学重视人体的自我感觉，不轻易将现象视为假象，不把实证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是认为病人所表现的症状就足以反映疾病的本质。
过去现代医学过分看重了“特异性治疗”，总希望靠介入、对抗的外力“拯救患者”，而不是紧紧依靠病人的自组织、自适应、自调节、自修复能力恢复健康。比如炎症的抗菌消炎被视为最理想的治疗措施，而炎症过程中对神经体液、循环呼吸、消化吸收、肝脏的各种代谢、肾脏的水电解质平衡、激素代谢、细胞因子表达、基因蛋白调控等因素的影响，都毫无例外地被当作次要因素而很少考虑，仿佛只要有了特效的抗菌、抗病毒药物，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其他的影响都是可以忽略不计、无关大局的点缀。SARS疫情的流行过程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在没有任何有效抗SARS病毒西药的情况下，现代医学竟然“治愈”了几千名SARS患者！靠什么？靠人体的自我恢复能力，靠人体的抗病能力。
人体在受到疾病的损害而自行修复的时候，需要各色各样的、大量的相关物质做材料，中医药的扶正祛邪、调整人体阴阳气血等药物所含的丰富的化学物质，无疑都是现代医学的单一化学制剂所不可比拟的。中药多层次、多靶点的调节作用，也必定是提供符合人体自我修复时所需要物质的过程。这种多种化学物质“无私奉献”、润物无声的调节作用，正是其善于在微观领域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所在。
7、中医是善于改变微观的医学
流动的物质维系着生命
中医学认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分而三才立，人与自然息息相关，不断交换物质。对人的五脏六腑，虽然以器官命名，但并不描述其内部的具体结构，而是超越脏腑具体的形质，用流动的精微物质揭示生命的本质。《素问•五脏别论》云：“所谓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素问•六微旨大论》说：“器者生化之宇”。所以，脏腑除了化生基本物质之外，主要是物质流动与储存的器皿。脏腑的气血阴阳、营卫津液都是对精微物质的概括。司外揣内的脏象，也不是猜测体内脏腑的结构正常与否，而是猜测其中的精气是否充满，脏腑之间的关系是否协调平衡。中医的治疗，也不是为了影响或者改变脏腑的内部结构，而是为了恢复其所产生、储存的精微物质，恢复脏腑之间阴阳气血的平衡。
人与外界交换物质的过程，或者体内物质的流动趋向，其基本运动形式是升降出入。《素问•六微旨大论》云：“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气、水液、食物都构成精微物质的来源，它们在体内的运动转化形式，都是升降出入。
体内精微物质流动不息，循环不止，既是人体生命指征正常的标志，也是体内基本物质发挥生理功能的必不可少的形式。精微物质流动过快、过缓，都是病态。气血津液、饮食水液，一有停滞就成为病气或者是致病的邪气。中医学既有破气解郁的治疗方法，也有理气行气的方法；虽有破瘀逐瘀的方法，应用更多的却是活血化瘀；逐饮、祛痰、攻积虽可一用，但最常用的是化气行水、温阳化饮、淡渗利水、化痰解瘀、消食导滞。中医治病，不是介入、对抗、切除、移植，而是通过治疗进行转化，化害为利，变废为宝，使停滞的水饮、痰浊、瘀血、食积流动起来，参加到生命的物质代谢之中，就完成了这种质的转化与质变。中医的治疗大多是“环保”型的，无论对于环境还是人体，都不够成污染和危害。
现代医学对于气体交换、血液循环的认识，与中医基本相同，人体靠着这种不停的运动，为细胞的代谢运输营养和运走代谢产物，人体的神经内分泌调节、免疫监视、细胞因子的产生、表达等等，一切生命活动都离不开物质的流动。只不过现代医学强调的是介入，追求特异地消除病因、纠正病理变化、切除病变组织、改造或移植不良的器官，与中医的求和协、求平衡思路不同，方法各异。
生理病理的精确度不可穷尽
以现代科学所能达到的精度而言，人体生理和病理的精确度是不可穷尽的，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人体的体重精确到多少微克，或将人体的身高精确到多少微米。肌体组织之中有一个炎症细胞也不等于患了炎症，没有找到或偶然在组织中找到一个突变的细胞，也不能据此即确诊为是否患有癌症。我们不可能精确地指出病人在那一秒之中“发病”，也不可能在手术中一个正常细胞也不损害地切除肿瘤，更不可能在临床上使用的抗菌素一分子不多一分子不少地杀灭细菌。同一个药厂的同一个车间，其生产的不同批次的青霉素，需要分别做皮试，这说明尽管青霉素的化学结构十分清楚，也知道控制质量的重要性，但每一批次的药物却有需要重新皮试的差别。我们在化学试剂商店购买的各种“单质”化合物，都标示着“分析纯”的标签，除了所含的主要成分之外，都毫无例外的、不可避免的含有许多“不相干的”化学物质，不是人们不想“纯洁”，实在是“金无足赤”无法做到“仅此一种，别无杂质”。
人每天都进食许多谷肉果菜，而不是靠各种“药片”提供纯净的营养；不能也没有必要按每天多少微克的精确度补充各种食物营养。通过了解碘、铁、钙、钾、锌、硒等无机元素的缺乏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使我们认识到体内含量较少的物质，也往往具有某些重要作用。而这些微量元素的摄取，并不需要我们精打细算地予以补充。
每一味中草药都富含着几十种以上的成分，如果对每一味中药都定性定量分析之后再应用，那将是难以做到的。西汉枚乘《上书谏吴王》云：“夫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比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因此，不必要的精细不仅是一种浪费，而且以极细微的单位称量宏观的物体，更易造成误差。
不同器官的细胞，携带着相同的基因，干细胞的不同分化，是多个基因不同调控的结果。肺泡和支气管上皮细胞有多种，再加上肺间质之中的细胞共有十几种之多，使肺脏除了呼吸功能之外，还具有免疫调节、内分泌代谢、水电解质平衡、心脏血流调节等一系列的功能，肺脏的疾病可以影响全身，身体其他部位的疾病也可以影响肺脏，它已经不能用单一的解剖概念来解释了。其他的实质脏器也与此相似，心的非循环功能、肾的非排尿功能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将会有更多的发现。以器官解剖来评价王清任“越改越错”，已经“过时了”。
不同组织器官的细胞，都与环境交换物质，进行代谢。组蛋白与非组蛋白对于基因开合的影响，细胞膜不同蛋白分子的结构状态，膜蛋白表面的多糖分子的复杂结构，以及这些复杂结构的同分异构的功能状态，已经远远超过了细胞因子分泌与表达的复杂性。可以说，生命科学刚刚脱离了器官解剖的婴儿时节，远远没有达到其应有的发达状态。再过一千年，回过头来看今天的器官移植、支架、切除、化疗，也许“幼稚”、“不科学”的结论早已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科学探索会有失误
从西风东渐欧洲文明传到中国开始，人们附加在科学这个“赛先生”身上太多的期望，把科学看成是真理的化身、是正确的代名词。我们的虔诚态度并不象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好象畏敬科学会提升我们对科学的尊重，会给我们带来有求必应的救世主，这不仅误解了科学，也害了科学。科学只不过是人类探索未知的手段，是用今天的结论否定昨天的认识，用明天的事实否定今天的结论，使人类的认识不断接近真理。科学探索不断进步，其结论之中有许多是不正确的认识，科学是要不断犯错误的。不允许科学犯错误，就是不允许科学探索未知，就是禁锢科学研究，就是提倡科学造假、提倡科学腐败。
人所共知，在这次对SARS的认识上，我国科学家的结论是不正确的。首先在病的名称上，我们经过几个月的摸索，一直称其为“非典型肺炎”，这是一种很不确切的、陈旧的称谓。而且，根据一般常识，非典型肺炎是很轻的肺炎，衣原体引起的肺炎只要选择针对性强的药物，疗效都很好。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早期的权威的认识，也是我们制定各种措施的“科学依据”。然而，它错了。尤其是在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向全世界发出警报之后，在过了长达半月之后，我们仍然坚持我们的“科学观点”，这导致了张文康部长答记者问时的尴尬状态。
记者招待会开始后，张文康部长以轻松语气和负责任的态度介绍了发生在中国的疫情，并没有引起与会外国记者们的好感，甚至激起了他们的“敌意”，提的问题完全不是在询问，而更像是在质问。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的科学家”对于这一新发的疾病取名为“非典型肺炎”就错了，这一命名将中国置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因为所谓“非典型肺炎”，是一种公认的很轻的肺炎，山西的于丽和她母亲就是靠这种认识才敢去广东的，结果把疫情带到了山西、北京，进而引燃了整个华北。后来卫生部和国家领导一再强调“非典型肺炎不可怕”，也都是靠了这一命名！而在越南的卡罗•乌尔巴尼，于2月的最后一天接触这类患者，3月5日就向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这种新发的肺炎命名为“急性严重的呼吸困难综合征”，也就是SARS，属于目前为止最为严重的肺炎。中国认为最轻，乌尔巴尼认为最重。世界卫生组织于2003年3月15日，采纳了乌尔巴尼的建议将其命名为SARS，而不取中国科学家的命名，实际上已经分出了“准星”，有了是非标准。这就象给瘟神定罪，世界上都公认SARS瘟神是一级谋杀罪，应当打入死牢；而中国一再说瘟神属于小偷小摸，没什么了不起。
早在2月18日，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就宣布“衣原体是这次非典型肺炎的肇事元凶”，只要选择针对性强的抗生素，疗效很好。在世界面前，在外国人眼里，这种论调，说轻了是麻木、是不负责任；说重了，就是为瘟神开脱罪责、袒护瘟神。这就是张部长与记者们不同的看问题的出发点，这就是他们分歧的根源！2500年之前，伟大的智者孔夫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诚哉，斯言！
最先认定“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为衣原体”的科学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学首席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对记者说，自己一生中遇到很多挫折，作为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上遭遇的大多是失败，很少遇到成功。为此，他告诫身边的学人，不要气馁，遇到挫折、批评，仍要继续走下去。洪涛从事医学病毒学研究40年，曾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病毒病理和生物医学超微结构实验室，在成人腹泻轮状病毒和出血热病毒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世界领先成果。2003年2月7日开始，他投入非典型肺炎病毒的研究，随后，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到非典型肺炎病人的尸检肺标本上有衣原体，并于2月18日向社会公布了这一研究成果。回顾当时的情景，洪涛院士说，自己曾要求媒体宣布他的发现时“要留有20%的余地”，但实际发布时“余地还是留小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学界人士告诉记者，科学家的本职就是从事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是一个从谬误走向真理的过程，而不必为公共卫生决策负责。科研没有止境，今天认为对的，明天可能就是错的，应该对科学家多一分宽容。
在疫情如火的紧急时刻，在全国人民急切期待的眼神里，一大群顶尖的科学家，在科学的设计方案指导下，在最适宜搞科学研究的地方，用科学的仪器进行研究，用认真的科学态度分析，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应当叫什么结论呢？起码不是随意的、伪科学的，也决不是凭空的臆测、毫无根据的虚妄空谈，而只能是地地道道的“科学结论”！“科学结论”也会不正确，也可能是错误的，这一点在我们过去的思想上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接受的！
长期以来，我们赋予“科学”以太多的神秘色彩，“赛先生”是我们顶礼膜拜的对象，成了我们的教主。什么东西，只要被认为不是科学的，就大有必须改正，或者淘汰的必要。“科学”从一种手段、一种精神、一种知识体系，逐渐异化，成了无所不能、有求必应的菩萨；成了代表正确、代表真理的形容词。人们不允许“科学”出错误，一切的“科学实验”必须得出正确的结果，必须具有先进性、创新性、独特性，等等，在这种高期望值之下，在这种不现实的虚幻之中，促成了一桩桩的学术腐败，养成了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正应了“不是棒杀而是捧杀”、“举得越高，摔得越重” 的那句老话。
这种不正确的“科学观”是十分有害的。人不能超越历史、不能避免时代的局限，也不能永远正确。一代伟人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就曾经说过中国将来也要走世界统一的拼音文字的道路。这是历史和技术的局限造成的。假如他们老人家活到现在，看到汉文字在计算机里的输入速度远远超过英文，看到人类语言学家对于汉文字的新认识，他们一定会为汉文字的优秀结构、为我们的古人如此伟大的发明创造而骄傲！今天，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走世界统一拼音文字的道路”的提法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曾经不止一次说，假如后人认为他的工作“四六开”，有60%是正确的他就心满意足了。这既是谦虚，也是正确的“科学精神”的体现。
李恩教授说，农药滴滴涕的发明，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后来因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而被禁止生产；人们用化学合成的方法，造出了7000多种化学药品，由于各种原因已经有6000种被淘汰了。这些被淘汰的化学药物，哪一个不是当初的科学成果呢？如果科学是正确、先进的代名词，甚至可以等同于真理，哪科学怎么还需要发展？为什么科学还需要不断进步？

药霸一朱胜利黑 · 发表于 2020-4-25 14:48:13

老师对医理辩硩的太丰富了！为学者确定了理论基础！！为龙文化的复兴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0-4-25 15:01:14

药霸一朱胜利黑发表于 2020-4-25 14:48
& @4 J1 ^( m) |! B老师对医理辩硩的太丰富了！为学者确定了理论基础！！为龙文化的复兴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感谢鼓励和关注，中医复兴，需要道术并重。
过去一百年，都是求同存异，结果“丢了自己”，中医特色逐渐淡化。
要想复兴，必须“求异存同”，才能逐渐走向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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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世界中医药大学”，2024中医科学前

李伯聪《扁鹊与扁鹊学派研究》曹东义《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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