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南亚的中医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早期中外文献有不少关于南洋群岛中医的记载。在印尼，中医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与演变，并逐渐被当地民众吸收，融入当地的医疗体制。中医在印尼的发展得益于印尼华侨华人的积极推动，尤其是全国性与地方性的中医机构的建立与合法化是其在印尼发展的重要因素，东盟中医机构之间的相互交流也促进了印尼中医的发展。中印尼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医成为两国经贸交流与文化交流的重要领域。
【关键词】印尼；华人；中医发展
【作者简介】（法）克劳迪·苏尔梦，法国远东学院荣誉教授；（印尼）欧阳春梅，印尼资深华人文化研究学者；（译者）施雪琴，重庆人，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东南亚历史与华侨华人问题；洪方园等为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6级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外关系。
前言亚洲各国之间的药品生产与药品贸易由来已久，特别是在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之间。当时兴起的文化交流中就包涵了医药文化的交流。有资料显示，很久以前，中国医生就开始到南洋行医。历史上曾记载这样一个故事。公元226年，一名叫士燮的人被派往交趾地区担任官员，他在交趾身患严重疾病，幸亏来自北方的佛教僧侣董奉治好了他的病。后来还有一些名医的事迹也在越南广泛流传。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关于中医的，传说来自长安（现陕西省）的佛教僧侣明空治愈了越南皇帝李神宗的疾病。此外，《大越史记全书》中也记录了一个名叫邹孙的著名医生，他跟随蒙古军队征伐越南，不幸被敌军抓获并成为陈朝的宫廷御医。在陈宪宗（1329—1341）继位后，他的儿子邹庚继续接替他的职位，成为宪宗皇帝的御医。这些记载表明越南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接触中医药了。
据说在15世纪初期郑和下西洋时，就携带了180名医师随行，他们对郑和船队人员的疾病预防、卫生保健、淡水供给以及药品供应都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据说郑和对南洋地区药材的兴趣刺激他数次下西洋远航寻找珍贵药材）。这些医师多是来自太医院的医官，还有一些是私人诊所的名医。有一名来自太医院的医官陈以诚，他除医术精湛外，还是一个颇有天赋的画家和诗人。在他回来以后，被任命为太医院的院判（即太医院副主管）。另外两名来自私人诊所的名医匡愚（1359—1428）和陈良绍（1387—1438），均来自医学世家。匡愚还曾跟随郑和参加了前三次远航，他将在海外的见闻编撰成书，书名为《华夷胜览》。可惜的是，这本书后来只有序言被保留下来。至于陈良绍，根据他的墓志铭记载，他也写过一本名为《遐观集》的旅行杂记。
到明朝末期，由于战乱频繁，民生维艰，更多医生和药剂师渡海谋生，他们多数选择去日本。在那里他们受到当地官员的热情款待。也有不少去了南洋地区。一些在南洋的欧洲人也注意到中国医生的到来。如马尼拉的西班牙沙拉查尔主教在他1588年6月2日的信中就提到了中医药剂师在马尼拉行医的情况。在暹罗的法国传教士朗贝尔也曾报告说暹罗大城府最受尊敬的医生都来自中国，并且暹罗国王的御医也是中国人。同时也有一些暹罗医生和来自缅甸蒲甘的医生。在殖民时代，南洋群岛也有不少中国医生，欧洲人的文献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其中最出名的几位医生的事迹。
本文旨在考察如今仍在印尼广泛流传的中医药传统及其历史发展。尽管资料不是很充足，但我们还是看到在西医盛行的今天中医仍然呈现出复兴之态势。本文还将关注中医药复兴的社会政治意义，中西医诊疗方法的差异带来的关于中西医的争议与冲突以及中医复兴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同时，我们也会关注中医药房/制药公司的发展，因为它与中医药业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一、中医药在荷属印度（17—19世纪）事实上，在南洋群岛各地，有关中医的资料非常少，根据1852—1942年出版的《荷属东印度医药杂志》显示，除了费德曼（A.G.Vorderman）这位巴达维亚的欧洲医生以及少数几位医师外，荷兰医生很少关注中医及相关的药房。所以我们不得不依赖于欧洲旅行者或者荷兰官方留下的记录来回溯这段历史。
（一）欧洲人关于中医的记载
在明末时期，已有中医在印尼爪哇岛居住。其中一名著名中医的事迹很幸运地得以保留。根据德哈恩的记载，早在1635年，华人基督徒伊萨卡，曾被任命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医生，每月薪资高达10里亚尔。他还得到荷印总督范·迪曼的许可，拥有Buitenkaaimansgracht东边的一块土地，1651年他以140里亚尔的高昂价格将该地块卖给了两个荷兰人，后来这两个荷兰人在那块土地上面建立了一个酒精蒸馏厂。
16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允许巴达维亚的华侨集资建立一个医院，这就是养济院，该医院在1646年完工，主要医治贫穷的华人。养济院建成后，由荷兰人和华人遗产管理官员组成的委员会共同经营，一些欧洲人也参与管理。我们可以查询到相关医生的国籍，还有附属于该机构的药剂师的相关资料。在1646年，该医院有两位华人医生，其中一位正是上面提到的伊萨卡医生。这是第一所盖在城市内部的医院，其建筑是由竹子和石头简单搭建而成。在1661—1667年之间及1729年曾得到两次扩建。1680年代，尼科拉斯对这所医院进行了简短但有趣的描述：
临近纺织厂是华人的医院和老人院，建于1646年，医院四周是砖石墙。里面比较舒适，它专门收留病人、孤儿和不能自理的人，还有一个舒适的前院供病人使用，供他们开展娱乐活动。每逢节庆日或者举行红白喜事的时刻，医院都会得到一笔捐助。很多富有的华人为了表达慈善之心意，或慷慨地捐助物品，或在遗嘱中留一份遗产给医院。医院由两个荷兰人与两个中国人，以及医院的一位秘书来共同管理。
拉奇于1764—1783年间住在巴达维亚城内，他在画中描绘了纺织厂和养济院的建筑。但在1740年之后，华人被禁止进入城市，医院被空置数十年。1799年，在城墙外新修了一个建筑，中文的碑刻中有所记载。
17世纪中期住在巴达维亚的约翰·萨尔，是最早关注中国医药学的欧洲旅行者之一。然而他的记载听起来有些奇怪，他称华人医生经常使用一种放血的治疗方法。他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当医生给患者放血时，他们将他的脖子用布缠绕起来，使他近于窒息然后将他倒立过来，血倒流到头部，接着他们用柳叶刀割开前额，放一小方块棉布在上面并缠绕头部。一年中，可以从患者手臂中可抽血好几次。当他们割开皮肤放血时，不是在头部位置放血，而是将牛角粉快速吹在身体上，当粉末粘在皮肤上后，他们用柳叶刀割开病人的皮肤。血要流出时，病人就要躺在长板凳上，然后一个年轻的男孩过来用他的拳头从上到下的打击他，然后用力按摩身体，尤其是用力按摩肚子，先横向再竖向，他们把这个称为Karabazen。
实际上中医的放血疗法通常由针灸师来操作，且具体操作手法并不像上面描述的那样。至于上面提到的Karabazen，它只是一种类似推拿的疗法。字面上的意思是“推和抓”，萨尔所用的词汇Karabazen（Karbatsche）源于土耳其语 Kubac。
约翰·维格尔于1679—1681年间住在巴达维亚，他同样注意到那里的华人医生。他说，人们发现华人医生特别会把脉并能从脉搏跳动来诊断患者的疾病并治愈它。
荷兰的有关材料还提到了一个叫周美爹的华人医生，他是一个医术精湛的医生，17世纪90年代曾经住在巴达维亚。1696年的一块纪念石碑上，刻有他及其他几位巴达维亚知名华人的名字，以此纪念他们对重建厦门附近一座寺庙的贡献。他以前常常招待热爱中华文化的荷兰总督范霍恩。1709年，范霍恩带周美爹到荷兰，在那里他与对中国文化同样有浓厚兴趣的市长魏森先生进行了交谈。一些荷兰的报纸采访了周美爹，相关的中医药和中国历史的知识被收藏在莱顿和阿姆斯特丹。与周美爹在巴达维亚就相识的瓦伦汀先生评价说，周美爹的荷兰语讲得非常标准，并且他的“R”字母发音非常的清楚和有力。1711年，周美爹回到巴达维亚后不久就去世了。
另一个受人尊敬的女医生是一个华人官员雷珍兰的妻子，她为总督玛第斯一家看病近三十年。在中国，女医生被普遍称为医婆和医妇。她们也经常为老百姓治病。16世纪的一位中国作家蒋一葵曾在其书中提到当时一些著名女医生的情况。
荷属东印度的一些华人医生除行医外，还参与其他行业的经营，获利颇丰。如安汶岛有一个受人尊敬的医生叫林天哥，他不仅在殖民政府里担任职务，而且还从事贸易。瓦伦汀在马鲁古住了几年，与林天哥非常熟悉，他写道：
我认识林天哥，作为华人医生中的佼佼者，他曾治愈过患血尿病的孩子和一位已失聪八年的五十岁妇女。
瓦伦汀被他在荷属东印度遇见的这位华人医生的天赋震撼，他写道：
中国医生之所以能做出些不俗的贡献，不仅是因为他们在医术上的博学多识，还在于他们精通各种处方。
后来，作者还提到巴达维亚的一位华人医生，可能是周美爹，成功救治了一位已经病入膏肓的荷兰人的细节。诊脉后，大夫称这位病患的性生活毫无节制。这位患者对大夫的诊断感到十分震惊，因为他此前并未向他透露过自己的私生活状况，但他不得不承认大夫的诊断是对的。应他的请求，大夫最终开了一张方子来帮助他节制性生活。
从18世纪后半期以来，欧洲人似乎对中医药的兴趣降低，几乎难以在游记或是其他文献中找到相关记录。至于19世纪初，严格来说这对于华人社会而言或许并不是一个间断期，但这对于荷兰人而言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特权在1799年结束，而在19世纪初期，荷属东印度殖民地的政治局势极不稳定。
（二）中国医师、中医协会与药剂师
荷印殖民地的政治变迁并没有影响到中医药在华人社会中的地位，华人在雅加达建造了两座神庙来祭祀中医的鼻祖，最古老的那一间是崇拜吕洞宾的，他被视为药剂师和理发师的庇护神，该寺庙大约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建立。另一间是献给掌管医药的神灵——药王的圣坛，尽管鲜为人知，但据说这是19世纪后半期传统中药协会的总部，它将客家人团结在一起，特别是那些来自福建永定客家的药剂师们。中药店在中国的历史极为悠久，其历史早在唐朝就已经得到证明；在宋代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中也出现了两家医药铺，因此，中医药店的历史得到更好的证明。这些药店的经营者通常也是中医。他们的形象出现在画卷上，这些药店的特点通过外面的广告牌匾得到体现。在清朝，药店通常在入口处摆放一块展示牌，上面绘有金色的葫芦，店铺名字也是用金色装饰。药店内部的陈设布置大都一致，这个可从今天印度尼西亚大多数城市里现存的药店中能够看出来。在过去，药剂师要么把原料切碎，要么把它们磨成粉；药剂师或者他的助理首先使用斩拌刀；为了磨成粉，它再使用船型的生铁槽，这个在中国被称作药舟或者药碾子。它通常被高置于凳子上（在越南则可能是在低床上），通过脚来带动转轮工作。
药剂师费德曼对中医药典兴趣浓厚，他努力阅读那些爪哇语、中文以及从中东进口售往巴达维亚的药剂处方。1889年，他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医药的文章，里面涉及中药药材的名称与翻译。他的研究是在一名学识渊博的客家药剂师钟恩泰与汉学家格恩文德的帮助下完成的。费德曼认为当时最大的药店是由华人杨进恩经营的、位于“廿六间”的“济安堂”。那时有几名药剂师生活在巴达维亚与其他主要城市。
印度尼西亚收录的中国资料让我们能够追踪到一些药店的名字。实际上，当药店店主致力于建造或者重建寺庙时，常常使用药店的名字来命名。我们发现有巨港的万福堂（1882—1890），在巴达维亚除了之前提到的济安堂以外，还有福生堂、同安堂、春生堂和广升堂。在1899—1905年间，东爪哇的泗水至少有六家药店，分别是春林堂、保生堂、仁安堂、仁和堂、万寿堂以及敦仁堂。
一些华人药剂师经验丰富，他们在马来文报纸上登广告来吸引顾客。如华人医生廖秀善在巴达维亚行医十年之后，他搬往泗水并在当地的马来文报纸上刊登了广告。
早在19世纪20年代，面临地区性霍乱的中国人已经发现用不同的医药来治疗霍乱。1890年，来自梭罗的博闻多识的华人医师蔡珠贯，撰写了中国处方集的马来译本，被称为“药译”，并把它提交给巴达维亚协会。一些欧洲医生用内服的粉末来治疗白喉，那是一种供病人吸入的粉末。事实上，费德曼曾对那种药物的成分进行过认真的实验，并采访了一位在巴达维亚的福建老医师施玛英，随后采用中医药来治疗自己的患者，并提出这种治疗方法更为高效的观点；但也有其他的医生则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内服药粉不是合适的药物。
二、现代中医药的兴起19世纪末期，启蒙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和梁启超，意识到了西医的先进之处。1897年，一群中医组织起来成立了“医学善会”。它的基本理念是“把提升或者改良中医作为加强与西方竞争乃至振兴国家的重要手段”。随后，另一位改良派领袖谭嗣同，也提出了“医药进步有利于国家发展”的观点，后来，改革与改良观念在荷属东印度落地生根，相反，海峡殖民地的一些中医生并未对传统中医产生质疑。新加坡土生华人林文庆博士（1869—1957）和毕业于英国著名医学院的伍连德博士（1879—1960），在促进中医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林文庆在1921年曾撰写了首篇微生物学的中文文章，他后来担任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的校长。伍连德于1908年前往中国，并很快地被任命为天津军医大学的副校长；1910年，他在满洲因发表肺炎与鼠疫疫情爆发有关的观点获得作为细菌学专家的荣誉。他也发表了关于霍乱和肺炎以及中医药历史的论文。在荷属东印度，第一位华裔荷兰籍的西医医生似乎是林亚发，他于1901年加入荷兰籍。他毕业的时间尚未为人所知，1912年他在三宝垄医药卫生部门任职，并在那里为培养当地护士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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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药现代化的政治意义
随后对中医药的冲击开始蔓延，尤其是民国政府对推动医疗现代化实施了诸多改革。1914年，中国大陆一些传统中医师前往教育部要求建立传统中医药协会，教育部负责人却回应说政府“将来要废除中医，不再使用中医药”。中医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于是决定自发组织起来捍卫中医药文化，但他们的请愿遭到了拒绝。1915年，从国外回来的中国医生成立了“中国国家医学会”，并且出版了一本英语杂志《国家医学杂志》（附有中文翻译）。他们最初的一个目标是要求政府根据统一的标准对医生和诊所进行登记管理。这最终导致了与传统医生的直接冲突，因为传统医生难以达到现代化的标准。
新一轮冲击始于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1919年，军阀阎锡山在山西太原成立了“中医研究会”，并亲自担任主席。随后不久，在与西医及其支持者的斗争中，一些有影响的中医及其支持者开始使用“国医”这个词语将中医药与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联系起来。在19世纪20年代末，国医这个词语已经被广泛地运用。1929年，上海国立医学院成立，它的主要目标是解释传统理论并用新的知识来加以整合。与此同时，中医开始反思与批判掩盖了中医药的特色而致使它被西方科学认为毫无价值的落后观念与文化。
（二）国医运动
1929年，新成立的中国公共卫生部组织了一次特殊的会议，会议讨论了现代医药、公共卫生及传统医药的相关问题。最终大会出台了一个决议：即要废除传统医药，为现代医药和公共卫生清除障碍。结果，中医们匆忙组织了一个紧急大会来应对。会议于3月17日在上海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有281名，来自17个省。他们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协会——“全国中医药团体联合总会”。新加坡的中医药界对于中国国内酝酿的废除传统医药的运动十分关注，其中一位代表人物为黎伯槩，他是一位祖籍梅县的客家人（1871—1943）。他们团结起来，并联合中国医药企业的领导者（包括“万金油”品牌的创始人胡文虎），共同建立了“中医中药联合会”，并创办了杂志《医药月刊》。受此次胜利的鼓舞，中医和他们的支持者继续推动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国家级社团——中央国医馆。国医馆的馆长是国民党右翼胡汉民派的焦易堂。在这场争论中，传统医学最终取得了胜利，并在1935年第五届国民党大会上通过了“平等对待中医和西医”的决议。
中央国医馆的总部设在南京，扮演着协调重点城市不同机构以及海外华人医药团体的角色。国医馆出台了一部章程，要求国内外每个分部都必须签署。十分有趣的是，加拿大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郭适发现该章程中的规定完全来自印尼泗水国医馆分部出版的《中医会刊》（1938年1月）。郭适在他的第一篇文章中写道：
这个机构（泗水国医馆）运用科学的方法去整理中医药和制药方法，改进疾病的治疗，并且改良了药物制造的方法。
郭适还提到：
国医馆的思路就是推动中医药的科学化。这种观念使得传统中药与现代科学接轨，使中医在保留传统特色的同时，得以在现代社会中生存下来。
中央国医馆可能还给国内外的分支机构定期寄送医药出版物供他们参考。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海外的分支机构也开始自己出版刊物。比如泗水的中医公会（1937.01.10创办），它的总部位于泗水 Bongkaran 70号大街（第一期会刊出版于1938.01.10）。还有位于巴达维亚大使庙11大街的国医馆。值得关注的是，1939年6月20日创立的会刊，以及一份名为《国医公报》的医药刊物（大约是在1937年1月创办）都得以在雅加达发行。会刊是由中央国医馆的馆长焦易堂题词，其封面也标明了该会刊是由中央国医馆驻荷属东印度分馆发行的。会刊（公报）中包含的很多文章都是中医根据中国与海外的疾病情况而撰写的。会刊里面刊登了大量的中医药品广告，这些中药都是为针对当地的疾病而研制的。此外，1936年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国医馆，也发行了季刊《医药之声》。
有趣的是，《国医公报》还提供了附属成员医生的名单，他们分布于荷兰东印度殖民地的主要城市，一共有116位中医，分别是：巴达维亚：49名；巨港：13名；棉兰：6名；西里伯岛：7名（望加锡：5，哥伦打洛，万鸦老各1）；苏加武眉：4名；邦加：6名（邦加槟港：4，勿里洋：2）；勿里洞岛：1名；坤甸：3名；西爪哇：6名（加拉璜：3，唐格朗、茂物、万隆各1）；楠榜：3名。
这份名单中还应该加上居住在爪哇、梭罗、展玉、巴东以及印尼其他城市的16位医生。
从上面的信息可以判断，这些医生中的大多数都有制造中药的经验。通常来说，医生与药店老板之间都会签订协议，医生要将自己的一部分收入分给药店的老板，这种制度至今依然存在。
应该提及的是，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华人医生的数量肯定要多于国医馆体系中的医生数量。1937年1月10日的《新报》曾刊登一篇文章，提到中医公会在泗水创立时，成员有51名医生。据李金龙的文章透露，20世纪20年代，仅望加锡一座城市就有16位医生，他们与九家药房有关系，这九家药房分别是：南春、存德居、天保、永太和、永和春、吴子春、访壶天、永万和与万春药店。1938年，望加锡的药房和医生联合建立了“锡江医药联合会”。该会位于参街，那里的诊所可以为贫穷的病人免费治疗。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药店。1911年，由泗水华商发起创办的同济药社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参与创立的有建源公司泗水分部的副经理李双辉，他是商会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主席，同时也是书报社的副社长。同济药社的名字是为了纪念19世纪90年代建立在新加坡的同名机构。20世纪60年代，有三名医生与同济药社有关系。其余的药店则是由慈善组织、僧教、道教寺庙等来筹办管理，有时也是由一些其他捐助者建立。某些情况下，僧人自己也会配制一些药品给病人服用。
在日本人占领荷属东印度群岛后，国医馆的分支机构不得不解散，因为国医堂的各个分部与国民党关系非常密切，但他们继续用中医药为病患治病。然而，情况变得十分困难，因为战争，南洋各地与中国大陆的交通受到阻碍，导致许多重要药品严重缺乏。
三、战后印尼中医药的恢复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