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群英战SARS》，期待下篇“中医新冠肺炎谱新曲”

河北环绕京津，是首都的“护城河”。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我们责任的重大和使命的神圣。如果河北不保，疫情蔓延，后果不堪设想。本书《挺起胸膛，保卫心脏》一节，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在燕赵大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河北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正确决策，反映了全省广大医务工作者特别是中医药人员可歌可泣、可敬可佩的英勇事迹，记录了难以忘怀的历史瞬间。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直面历史、直面中医，阐述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中医药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启人深思，耐人寻味，为更加有效地防治SARS等重大传染病开山辟道，埋石铺路。从这个角度说，这不仅是一部总结性的著作，也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

本书主编曹东义教授，20年前受业于中国中医研究院余瀛鳌研究员，获硕士学位。到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工作以来，先后主持多项课题，关于扁鹊秦生平事迹的研究获得1993年度省卫生厅科技进步一等奖，研究报告《神医扁鹊之谜》获2004年中华中医药学会优秀著作奖。他的论著《中医外感热病学史》和他主持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科研课题“外感热病诊治规律研究”，引起广泛关注。为完成这部著作，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心血，同时也得到了著名中医专家邓铁涛、任继学、朱良春、李浩教授，著名中西医结合专家李恩教授，著名医史专家李经纬研究员，著名中医文献专家余瀛鳌研究员和著名中医发展战略研究专家贾谦研究员等学者的高度评价。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其索序于余，故读其书，感其事，嘉其成，是为序。

王玉梅

2005、8、25

名家点评

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教授点评意见：

中医药为中国防治SARS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于这一段史实进行认真总结和反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项研究分“史实篇”和“思考篇”，根据大量资料，完整地勾勒出SARS疫情的经过以及中医药在防治SARS中发挥的作用。“思考篇”则汇集了各地中医防治SARS的理论和经验。这些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知识，经过系统整理后对中医药学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研究者又结合外感热病史的演变，对SARS的中医认识提出了有意义的见解，建议将伤寒、瘟疫、温病融合为外感热病学，这一设想十分可取。

无论是在史实整理，还是在对中医SARS治疗认识的综合整理方面，本研究到目前为止都是最全面详尽的，就此引出的思考也很有见地。研究达到国内外同类研究先进水平，应予通过鉴定，并建议申报奖励。

南通朱良春教授点评意见：

曹东义教授主编之《中医群英战SARS》书稿，是一部展现中医参与抗击SARS完整、全面的记录，也是通过实践融汇综合形成的《中医外感热病学》的奠基之作。书中搜集了大量客观、生动的资料，以具体的事实来证实中医药不但是能治疗急性热病，而且疗效是卓著的。有力地为中医扬威，为国争光，让中医药更顺利地走出国门，为世界人民健康做出更多贡献。

书中对中医热病的源流、病因、论治等方面的论述，是中肯的、客观的，并且具有前瞻性的，为提高中医外感热病诊治水平提供理论依据，对中医药剂型改革，起了促进作用。

此书之出版，将对新的《外感热病学》的形成与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为弘扬中医学术，作出了不可磨灭之贡献！

长春中医学院任继学教授点评意见：

本课题设计是以“史实篇”和“思考篇”两部分。“史实篇”从中医的历史发展陈述了中医歧黄学术是活人之术，从《内经》到《难经》，从解剖到理论，阐述了中医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反思篇”展示了中医既能治疗传染病，又能治疗疑难杂症的能力，同时也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科学评价。历史证明中医学术继承发扬光大，为世界人民健康服务的事实。

该课题研究资料丰富，史料真实，论证可信。传承中医治疗未病的病因病机，辨证论治，急救方药，使中医代代相传，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于中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建议要有系统性，完整性、有些史实要进一步调查研究，获得第一手资料；有些政策的把握要进一步准确。有些观点还应进一步研究确定，如“某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这种提法似不恰当，缺少原则性。应当把共产党员的形象写实、写准。

科技部中医发展战略课题组长贾谦研究员点评意见：

由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立项，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主持的科研课题“SARS与中医外感热病诊治规范研究”课题（课题编号：0398）的总结报告《中医群英战SARS——SARS与中医外感热病诊治规范研究》，分“史实篇”与“思考篇”两部分内容，共计40万字左右，“史实篇”客观记述了SARS疫情的发生、发展过程，特别是对广东省中医界如何采用中医外感热病理论指导临床防治SARS，进行了经验介绍。在此基础上，“思考篇”从中医药发展战略的高度，揭示了中医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的现实意义，以及中医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项研究选题针对性强，研究目标明确，资料丰富，数据可靠，研究成果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在国内首次较全面系统地对我国SARS防治，以及中医诊治规范进行了深入探索，并提出了一些中肯结论和较新观点，为国家及相关部门汲取SARS防治的历史经验、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与依据，特别是为国家将中医药纳入重大突发疾病应急系统有重要参考价值，是一份难得的有实际价值的研究报告。可以说，这项课题完成得相当好，同意通过科技成果鉴定。

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专家李经纬研究员的鉴定意见：

SARSA于2003年春突袭，以病因不明，治疗效果不佳，死亡率高，在人群中迅即形成一股恐惧心理。特别在初期，中国医疗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一时还难以发挥作用，使治愈率与并发症均不能令人满意。在中西医结合、中医较广泛参与后，上述情况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治愈率提高了，并发症降低了，从而得到了国内外学者一致好评。

《中医群英战SARS》之研究，忠实调查研究，客观分析综合，求实总结经验，认真反思教训，对SARS流行，被控制，以“史实篇”和“思考篇”，两大部分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论述。资料翔实，分析研究客观，给我们当代乃至后世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参考资料与有价值的借鉴。他们对SARS的研究，是很有见地的，成功的，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并通过科技成果鉴定。

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专家余瀛鳌研究员的鉴定意见：

由曹东义主撰之《中医群英战SARS——SARS与中医外感热病诊治规范研究》堪称是与时俱进之现代疫病专著。它体现了中医药学重视学术源流变化，突出临床疗效，阐析当前所客观存在的学验思辨概况。而全书的主旋律，又是以论析SARS等病证的规范研究。作者表述了历代对有关疫病的证治特色及优势，复能结合当前现实应用、需求与发展。应予肯定的是，撰论符合史实。作者能站得高、看得远，从总体构思进行分析、讨论。

书中面对SARS的病证所属和中医对SARS在辨证结合辨病的认识，对“寒温统一论”，和伤寒、温病、温疫的病证特色和区别要点进行了阐介。尤为重要的是，全书将中医学术思想密切结合临床实际应用。故在学术性、规范性、实践性和传承发展与实际应用方面，均堪称达到了国内外先进水平，具有申报奖励的优越条件。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李浩教授点评意见：

人类与SARS的艰苦斗争虽然告一段落，然而尘埃落定之后人们仍然没有完全看清瘟神的真面目，还有许多待解的难题等着人们去攻克。禽流感、艾滋病的猖獗蔓延，也证明瘟神并没有走远。在中华大地上苦苦探索、奋斗了几千年的中医学，在SARS瘟疫的考验面前表现如何，值得学术界认真总结和深思。

曹东义教授承担的这一课题和课题的总结报告《中医群英战SARS——SARS与中医外感热病诊治规范研究》，以大量的事实记录了难以忘怀的历史瞬间，再现了那不平凡的艰难岁月。尤其可贵的是，作者能站在全国、全世界的大棋面前，从战略的高度，深刻思考中医学的历史价值，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局部的技术的得失问题，思其所以得，也思其所以失，着重阐述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中医药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作者把自己对历史与现实思考的体会奉献出来，供后来的人们继续研究，不断总结、反思，以有利于形成新的见解、理论，有利于将来更有效地防治SARS、禽流感等新旧瘟疫。

综上所述，这不仅是一部回顾性的研究，也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填补了有关研究领域的空白，达到了国内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同意通过鉴定，并申报科研成果。

河北医科大学李恩教授点评意见：

曹东义主编的《中医群英战SARS》，是在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立项课题“SARS与中医外感热病诊治规范研究”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外感热病诊治规律研究”课题立项之基础上，总结撰写的一部创新之作。全书分《史实篇》和《反思篇》，用辨证的唯物史观记述和总结了2003年在我国发生的SARS历史以及中医药学在这场与SARS斗争中显示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全书具有详实的史料性、政策性、科学性和创新性。

《史实篇》回顾了中医在与瘟疫病斗争的历史，在此次与SARS斗争中谱写的新篇，使医学界和社会上认识到中医在新的历史情况下，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弘扬了中医学，也显示了中西医结合互补的优势，提高了中医药学的地位。

中医药学是以传统文化为母体，其生存和发展带有很强的政策性，在此次与SARS斗争中，也不可避免地提出来了，该书做了客观的反映。

该书科学地总结了中医药在防治SARS斗争中的宝贵经验，体现了中医学“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形神统一”的整体观，“辨证论治”的治疗观的特点。对于当今整体医学的发展将起到示范作用。

全书从科学发展观将传统的广义伤寒、瘟疫、温病的内在联系加以融合，提出“中医外感热病学”，在医学发展新的历史时期，中医将会再现一次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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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0-4-26 10:32:02

引言
《中医群英战SARS》，是河北省卫生厅、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立项的科研课题“SARS与中医诊治规范研究”的总结报告（课题编号0398），也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立项课题04-05JP07“外感热病诊治规律研究”的前期基础研究工作。该课题报告分“史实篇”与“思考篇”两部分内容。
“史实篇”力争客观地记述SARS疫情的发生、发展过程，尤其是力图真实地再现广东省中医界在疫情的初期，如何运用中医药的外感热病理论指导临床，取得良好的疗效；因为广东中医的经验既为全国中医界参加非典防治提供了借鉴，也教育了那些不了解中医、不让中医参与治疗的人们。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的良好效果，受到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好评，向世界展示了中医药在治疗急性传染病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广州省中医院的专家应香港医管局邀请赴香港帮助他们治疗SARS患者，开创了一个向香港成功展示中医药的先例。
在SARS燎原北上，华北疫情快速蔓延的时刻，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疫情不可避免地蔓延？当时只强调“以科学战胜非典”和按《传染病防治法》定点治疗非典，中医药的重要作用未被充分重视，中医药难于参与非典的治疗，在中医界的呼吁争取下，终于引起了国家最高领导层的重视，从而出现了中医人员纷纷进入主战场、献方献策和SARS患者大规模服用中药的局面；由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视科研和紧急启动了“多中心、随机、对照”治疗SARS的科研项目，终于使中医药的突出作用，赢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成了我国治疗SARS的特色和最大的亮点；书中以大量的原始资料反映了党和政府在抗击SARS时的正确决策，同时也部分地反映了现代医学取得的成就；记述了广大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工作者许多典型、生动的感人事迹，留下了一段鲜活的历史。笔者试图结合事件的发展过程，对中医药的历史作用进行再认识和给予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为国家将来制定相关政策和汲取SARS防治的历史经验，提供参考和依据。
“思考篇”集中反映作者站在全国大局的立场上，总结中医药的整体收获，提出了SARS战役展现了中医药界新时代的群英形象，揭示了中医药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再一次突显了中医外感热病辨证治疗的独有特色，中医理论一直有着巨大的生命力而不是“陈腐玄虚”；通过SARS之战我们收获了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科学精神，中医的治疗经验决不是“偶合幸中”；通过SARS之战，蕴育着中医外感热病的伤寒与温病学说融合统一的理论突破，将为提高中医外感热病诊治水平提供理论依据。作者根据自己对外感病的研究，并根据中医界在治疗SARS过程之中出现的问题，比如，SARS应当属于中医传统的哪种疾病？属于温病、瘟疫，还是伤寒？伤寒与温病的区别，是现代医学的病与病的区别，还是发病特点、证候类型的区别？今后如何辨治外感热病？如何进一步提高治疗SARS、禽流感，以及其他的新旧瘟疫的治疗效果？如何看待清开灵、双黄连注射液等新成果？对于这许多的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医外感热病学说是一个不断发展、丰富的过程，从《内经》热病，到张仲景《伤寒论》，再到吴又可《瘟疫论》、清代温病四大家，关于病因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同有异；辨证理论体系逐渐丰富，都从不同侧重面揭示了外感热病的传变规律；外感热病的治疗方法、方剂、药物，不断丰富，日趋完善。
在现代的历史背景下，将传统的广义伤寒、广义瘟疫、广义温病，逐渐融合为外感热病，这是几代中医人的梦想。因为发热，既是病人的主观感觉，也是医生可以察知的客观指征，而且“热病”是《内经》之前一直使用的古老名称。所以外感类热病，总称为“热病”之后，可以吸纳伤寒、瘟疫、温病学说的精华，集中古今各种治疗外感热病的有效经验，而不局限于113方，或者局限于瘟疫、温病的已有经验之中。
新的“外感热病学”，是传统理论之间的桥梁，既不是改造经典，也不是取消经典，而是使经典之间固有的联系更加紧密，治疗方法更加丰富多彩。因为外感热病包括了现代医学的传染性、感染性疾病，具体的病种多，证候类型也很多，治疗的法则、方药越丰富越好，辨证越方便越好，疗效越高越好。传统的伤寒、温病学说，各有所长，合则两利，分则两失。所以新的外感热病学，是一个开放体系，可以广泛吸收古代与现代的一切成果，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为未来的发展留有很大的空间；并且可以让人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认识经典，不断发展中医学术。

史实篇
我国有史官的历史，据说是始于商代，殷墟卜辞大部分出于史官之手。由于他们平时主要活动在帝王的左右，所以有左史、右史的称谓。到了周代，又有了内史、外史的称呼，而且由于书写材料已经不限于兽骨甲片，多采用竹简木牍，所以史官又有了“作册”的别称。这时史官记载的内容也大量增加，除了记录口传的历史文献，当时的政令、政事、军事、占卜、外交等内容之外，主要是为帝王服务，叫做“君举必书”，只要君王有言论、活动，就必须随时记录，这也是“左史记行，右史记言”的由来。总之，史官所记都是帝王之事，与一般平民没有多大关系。
“司马氏世典周史”，司马迁的祖上几代都是周朝的史官，或叫太史公，他们祖传的绝活就是文字记录、整理。史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才”，西汉的大学问家杨雄、刘向都佩服《史记》的写作风格，“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在这本“实录”里记载的内容，已经不限于君王的言论、帝者之举止，而是把视野放大到整个中华民族，从历史到现实，记录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大事小情，只要深有意义，就为之倾注心血、热情，把它记载下来，流传下去，而不至于散失遗佚，使后世无从查考。他倡导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优良传统，为历代史学家所称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正是他为医学家立传的创举，此后历代史官也把记载医学家的事迹，作为史书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司马迁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深深地被春秋末期的医学家扁鹊的高超医术，以及他由于技术高超而被人嫉妒、迫害致死的不幸遭遇所感动，因此不惜浓墨重彩地记述了扁鹊的感人事迹，并且说：“扁鹊名闻天下”、“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修序，弗能易也。”“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另一位西汉初期的医学家仓公淳于意，也是由于技术高明怕获罪不肯轻易给人治病，被人告了御状，要从齐国到长安接受汉文帝的问罪。他只有五个女儿，没有儿子，因此生气地说：生了女儿，没有儿，遇到大事没人帮！他的小女儿缇萦听后，哭着跟随他到了长安，并且给汉文帝上书说：人死了就不能再生还，受了肉刑肢体残缺也不能再长好。我愿意入宫为奴，来赎父亲的罪过。汉文帝当时很感动，许多男人都是争眼瞎，而仓公的女儿却能识文断字，实在不简单。因此，汉文帝不但免了仓公的罪，而且在他执政的第十三年下诏废除肉刑。这些事迹也感动了司马迁，他不但把汉文帝与仓公的问答写进了《史记》，而且连仓公所记的25个病例资料《诊籍》，也全部收入在《仓公传》之中。有人不理解司马迁的这一做法，因为“一字之褒贬”是历史学家的“史家功夫”，惜墨如金，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怎么会有如此拖沓的文字呢？所以有人怀疑说，《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似乎是一部未定之稿，或者后世有错简、赘补，不似司马迁的手笔。其实，这是误解了司马迁。司马迁说：“太史公曰：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故扁鹊以其技见殃，仓公乃匿迹自隐而当刑，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岂谓扁鹊等也！若仓公者，可谓近之矣！”一方面，司马迁在对他笔下人物命运感慨的同时，也抒发了对于自己不平身世的共鸣；另一方面，医学家的奇谋大智不通过具体的病例验证，就很难得到充分的展示体现。所以，扁鹊的事迹近于故事，而仓公的业绩则如同流水帐簿。难矣哉！传神之笔非空言也。
虽然20年前，笔者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立有“大志”：古今医林多少事，信笔写来即春秋。时值SARS瘟神肆虐的时候，面对如此迅猛的疫情，亲见如此众多的感人事迹；从中央领导到普通群众，在如此严峻的考验面前，沉着应对，迅速反击，积极抗争，勇于胜利；中医群英，个个奋勇争先，人人进言献策；或在一线流血流汗，或在后方呐喊助威；虽然有的老中医先生，年龄已过花甲或至于耄耋，仍然英勇精神不让血气方刚的壮年，为国贡献丹心的情怀惟恐时不我待；我们看到的是一群高高挺立的时代群英，是我们有着与瘟神斗争丰富经验的苍生大医，是我们新时代的白衣天使！笔者为他们而激动，被他们所鼓舞，决定拿起自己笨拙、并不称心如意的笔，记录下这一段感人而难得的历史，奉献给一切无愧于中华大医的人们！

序幕：瘟神与人类的战争
我们所说的瘟神，是指那些能够使人类产生疾病的细菌、病毒。长期以来，它们同人类作对，经常使人们大批大批地发热、病倒，不少人倒下之后再也没能站起来。其危害之大、给人们心灵的打击之强烈，远远超过豺狼虎豹、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它带给人的恐怖，甚至超过了残酷、血腥的战争。因为它来去无踪无影，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嗅之不觉其味，神秘莫测，变幻无常，威力无边，或消村灭寨，或使“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它曾使罗马大帝毁灭、印加帝国灭亡，在小小寰球上，一次次上演着：“千村霹雳人遗矢，万户萧肃鬼唱歌”的人间悲剧。瘟神，这个使人一听就魂魄飞扬的超级魔鬼，在地球上曾经猖獗了多日。
说起来，瘟神比人类的历史要长久得多。如果把整个宇宙45亿年的历史比做一昼夜，那么，地球的诞生就在0点，生命的起源是在5点45分，也就是日出的时候有了生命，细菌病毒成了最早的地球居民。晚上九点，脊椎动物诞生，22点45分，哺乳动物开始来到地球；23点37分猿猴等灵长动物才迟迟登场，而最伟大的人类祖先古猿，仅仅在23点56分才登上地球；高等的智人的整个生命只占有短短的、最后的6.5秒！也就是说，如果地球的历史是24小时，人类整个的生命仅仅只有6.5秒，而细菌病毒却已经有近20小时的历史。
人类只占有地球的部分空间，而细菌病毒占满了整个海陆空。不仅水里、空气里有细菌病毒，而且人体的表面、各个毛孔、眼耳鼻舌、前后二阴，几乎没有它们不在的地方，而且不同细菌之间还划分了势力范围，完全按比例取得利益，平衡不容打破。显然，有的细菌，对于人类是有益的，比如大肠杆菌，整个大肠之中，大肠杆菌为人类每天制造足量的维生素，可以说没有这些细菌，人体就无法生存。也就是说，人可以少胳膊、少腿，可以切脾、换心，可以切去大部分肝脏、去一侧肺、一个肾而生存，却不能离开大肠杆菌，不能打破细菌在人体表面和体内取得的平衡。这种平衡不仅伴随了人类几百万年，而且在其他的动物身上，也早就达成了利益均等、平衡共享的“永久协议”，谁要破坏这个协议，就将受到严厉无情的惩罚，甚至取消它生命的资格。
然而，瘟神是害群之马，它们大多使用由细菌与病毒组成的无声无形、无色无味的神秘武器。所谓细菌，都是单细胞生物，可以在自然界之中利用各种条件繁殖自身，而病毒竟然连细胞都没有，只有单一的核酸和包裹核酸的蛋白质，也就象是一卷设计图纸，并没有进行加工生产自身的厂房与机器。它必须借助于被寄生的、活的细胞，先进入这个有生机的活的细胞之内，再利用该细胞的细胞器才能合成、复制病毒自身，并进一步破坏被侵占的宿主细胞、组织，引起宿主的疾病甚至死亡。瘟神总是乘人之危，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在人们不小心而过度劳累、受凉、淋雨、饥饿、外伤等虚弱的时候，进犯人体，在人的身体里、血液里、细胞里不加节制地繁殖、复制，必欲将受到它进犯的生命致之死地而后快。
人类的传染病，70%由病毒引起，每个人的一生，平均有200次以上的病毒感染。天花就困扰了人类至少3000年以上，仅在20世纪便夺去了3亿人的生命。流感也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病毒性传染病，1918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而另一场比世界战争更残酷的灾难也悄悄地来到人间。1918年3月11日，美国芬斯顿军营里，一个士兵因为发烧、咳嗽去部队的医院就诊。医生认为他只是普通的感冒，未加隔离，几天之后军营里竟有500多人出现相同的发烧、咳嗽。随后的几个月里，美国各地都有类似患者出现。但这种状况并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警惕，部队大规模调动使流感进一步传播到西班牙境内，共造成了800万西班牙人病死。人们并未将其说成“美国流感”，却将这一致命的流感命名为“西班牙流感”。而1918年的秋天，“西班牙流感”杀回美国，很多感染者在3天之内死亡。在法国，不到一年的时间，有近40万人死于这场“西班牙流感”。据统计资料，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数是1000多万，而“西班牙流感”共造成了约2200万人死亡，其危害之大，于此可见一斑。由于“西班牙流感”传播速度惊人，人们简直无法弄清它究竟发源于哪里，在西欧，人们把西班牙当成替罪羊；在俄国则把责任归咎到土耳其游牧民族身上。一个美国军官甚至推断，是德国潜艇把流感病毒作为秘密武器带到了北美大陆。就象梅毒当初在法国称为“意大利病”，而在意大利则称为“法兰西病”一样，谁也不愿用自己的地名命名这一疾病。中国的“克山病”提出之后，对当地的经济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谁也不愿意要克山县生产的东西，当地人提出要改名称。人们对瘟神往往是敬畏的，避之惟恐不及，谁愿惹火烧身？
有压迫就有反抗，有进犯就有抗争。被细菌、病毒侵犯的人体，也不是消极、被动地等待死神的降临，而是奋起抗击，通过发热使身体各种能力动员起来，能吞噬的就吞噬，能分泌溶解的就分泌溶解，能产生抗体包绕的就产生抗体包绕、捆绑灭活，最后将病原体清除出去。人类就是这样在漫长的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之中，不断地与新旧瘟神斗争，并且越战越勇，逐渐积累起各种治病防病的经验，成了瘟神望之却步的、高高站立的万物之灵。
人类同疾病、同瘟神的斗争，也有几百万年之久。首先，人类学会了用火，火是瘟神最害怕的东西，也是其他动物望之却步的光明之神。它不但照亮了黑夜，也将生食变成熟食，而附着在各种食物上的细菌病毒，也随着熊熊的火焰而化为无害的营养，进入人体，促进了大脑的发育、人类的进化。距今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已有用火的可能。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用火的灰烬遗迹达6米厚，足见古人对于保留火种，以火取暖、照明、烧烤食物等已经很成熟。另外，人类对火的利用，也是中医发汗治病（汗法）起源必不可少的条件。
汗法是古人治疗外感热病的首要和主要方法，来源甚古，可以说至少已经具有数万年的历史，至今仍然是最为常用的治疗方法。汗法大约经历了烤火、火灸、火针等外治方法发汗，以及服用温热药解表、辛凉解表等内服药物发汗解表的不同阶段，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逐渐丰富、日趋安全方便的历史进程。
人类与其他的动物有别，身体毛发很少，被称为“裸虫”，这是漫长进化的结果。在猿人时期，其皮肤的角化层较厚，全身密布着保暖的密毛，而汗腺远不如现代人发达。严健民《中国医学起源新论》认为，随着猿人的直立行走，用手劳动的日渐增多，要求身体的肌肉、血液循环和皮肤汗腺等器官，产生相应的变化。尤其是在几百万年间的五次冰期之间，在气温偏高的条件下，劳作使人体经常产生过量的热，需要快速放散。笔者认为，烈日炎炎的时候，古人也必须为食物而奔忙，出汗散热成为必须的、保持健康的保证；而寒冷的时候，人类又不能冬眠，也必须为生存而奔波。聪明的古人学会了穴居、烤火、穿兽皮树叶，靠密毛厚皮保暖似乎已经不太必要。“用进废退”的结果，使人的皮肤变薄，浓密的粗毛大部分退化，而与体温调节有关的汗腺、皮脂腺却发达起来了。吴汝康《人类发展史》说：“一个人有二百到五百余万条汗腺，这是任何猿、猴所不及的”。
皮肤与汗腺的进化，是人类由相对变温的古猿，变成相对恒温的新人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医汗法起源、用发汗方法治疗外感热病的基础。
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是古人经常会患的疾病。这些疾病开始的时候，都可以有程度不同的怕冷恶寒、身体发热的现象。恶寒轻微的时候，也许不会有什么特殊的表现，但是当严重恶寒怕冷，或者出现寒战的时候，病人必然会蜷缩成一团，有衣物就要加厚衣物，有火源必然会靠近火源，以减轻恶寒的痛苦。在烤火减轻恶寒痛苦的时候，有的人就会皮肤出汗，而汗出之后发热就会消退，身体自然轻松舒适。即所谓“体若燔炭，汗出而散。”这种现象积累多了之后，就形成了经验，进一步可以口耳相传，长期流传下来。
因此我们认为，用烤火来发汗的方法，可以出现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而服汤药的发汗方法，只能出现在陶器和青铜器出现之后，甚至必须在人们普遍用器皿烹煮食物、将熬汤作为日常饮食之后，才会发明汤液治病、药物发汗。我们不可想象在还没有陶器的时代，人们已经发明了汤液治病。人们把用汤液治病的发明权，判给了“以饮食要汤”的伊尹，称商朝的宰相伊尹著成了《汤液经法》，发明了汤药，这是很合乎历史情节的推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从先秦的时候开始，就把不同的食物和调料放在一起煎煮，取得不同的口味与营养，“钟鸣鼎食”曾经是贵族生活的写照。食物共煎，与汤药治病的起源，有着极大的关系。西餐各个食物互不调和，每一种食物都各自张显自己的个性，就很难形成“大锅汤”，也很难会形成以多种药物互相配合、共煎协同的中药汤液。
中华民族是一个早慧的民族，古代文明的伟大成就，常常使我们怀疑：中华民族真的有这么久吗？真的有这么优秀吗？比如用微生物发酵之后制酒，至商代已经达到十分发达的程度，河北省石家庄市的藁城县台西村的商代早期遗址之中，就出土了保存完好的商代酒曲，是大规模造酒的早期物证。《尚书》之中就有“酒诰”的文章，告戒人们不可饮酒过量。因为酒在早期主要是为了敬神，而有的人却拿来自己享乐，饮用到乱性的地步，“以酒为池，以肉为林”曾经是商纣王的一大罪名。
中华民族在没有文字之前，是靠“结绳记事”的，每逢有了大事，或是有了重要的经验，都要在绳子上结一个疙瘩，“事大大其结，事小小其结”。靠着这些疙瘩，来传承文明的香火。但中国人的历史有几百万年，历史悠久之后，这些结就很难准确无误地传递下去，文明的脉络就有中断的危险。数千年前，伏羲氏“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观鸟兽之迹与地之宜”，发明了汉字。当然，汉字的发明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而是无数聪明的先辈们，逐渐琢磨、切磋、推演的结果。毫无疑问，汉字是世界上最为独特、最具人类智慧的文字。它是世界上唯一的形、音、义齐全的文字，它不是由若干简单的字母组合起来，单纯表示读音，根据读音再判定有何意义，而是“独体象形为文，组合会意为字”，每一个汉字都有自己独特的形、音、义，可以说每一个汉字都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创造。
殷墟甲骨文之中的疾身、疾目、疾腹、疾心、疾首，都说明古人已经能够将疾病与健康的不同状态进行明确的区分了。“疾役（疫）”在甲骨文之中被发现达十余处，甚至有“御疫”字样的占卜，说明商代对于瘟疫的认识，已经不能用粗浅来形容了。秦汉之前的古籍之中，关于瘟疫的记载，可以用“普遍”二字来概括。古人用肝、心、脾、肺、肾五个汉字代表五个脏器，说明古人的确在器官解剖的层次上认识了人体的器官组织。
各种传染性疾病，虽然可以由不同的病原微生物引起，但它们共同的临床特点就是发热。发热是很多传染性疾病的一个共有症状，它被聪明的古人看中，中医学中逐渐形成了以诊治发热为突出症状疾病的辨证体系。中医学中有很多疾病是以突出的症状命名的，比如咳嗽、头痛、腹泻、黄疸等等都是以症状命名的疾病，这些症状就是身体微观变化的整体概括；某些自觉症状如胸闷、疲倦、心悸、头痛等“主观症状”的形成，也是人体微观复杂变化的种种刺激，上升到病人的大脑，被综合概括而形成的概念。尽管这种概括不像病灶那样固定，也不像病理诊断那样精确，但却是各个微观物质、物理化学、生物因素变化之后形成的整体反映。是任何仪器、动物无法表达的，也是生物进化的最高成就。所以，症状并不是不可靠的现象，而是动态、概括地反映了疾病的本质。
“发热”被当作疾病记载于《素问》《灵枢》等经典之中，称之为“热病”。东汉末年的张仲景，虽然继承了《素问•热论》以六经分类热病的学术主张，但在疾病的命名上却吸收《难经》“伤寒有五”的广义伤寒学说，将“热病”隶属于“广义伤寒”名下，不再称其为“热病”。并且由于《伤寒杂病论》在治疗上成就极高，影响很大，使外感热病称“伤寒”而不名“热病”的学术特点，影响了近两千年，也使《素问》《灵枢》之前的热病几乎成了“绝学”，这实在是中医学的一大转折。在病因不能直接检验的时代，“伤于风寒”与“感于温热”的病因，只能靠推测，也就是“审症求因”，以“伤寒”或以“温病”命名外感热病，只能是间接的推测，不如以发热作为病名那样直观易知，又没有可以验证的金标准，所以外感热病的病因也就成了两千年中见仁见智、寒温论争的根源。
仲景继承《素问》《灵枢》《难经》辨治外感热病的学术精华，著成《伤寒杂病论》，标志着外感热病学说证治体系的成熟。《伤寒例》发展《难经》“伤寒有五”的学说，几乎使之成为了“伤寒有十”。其中论述了多种热病皆与伤于寒邪有关，使十余种热病皆隶属于伤寒，把广义伤寒学说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晋唐时期，仲景的伤寒学说流传不广，《伤寒论》多被当作方书看待，许多著名医家对伤寒与温病的关系了解不深，恰如《肘后方》所云“伤寒有数种，人不能别”。《千金》《外台》虽对仲景尊崇有加，然皆未能揭示、阐发《伤寒论》的精义。
宋代校正和刊行医书，仲景关于伤寒证治的学术主张才得以盛行于世。外感热病学家纷纷涌现，各自著书立说，在丰富伤寒学说的同时，也对仲景时代关于“温病”的证候与治疗的认识，进行了重新评价，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使古代伏气温病的概念逐渐发生了改变，为后世旷日持久的寒温论争埋下了伏笔。在几百年的伤寒与温病学派、学家的论争之中，不仅促进了外感热病学说的进步，也引发了繁荣学术的金元医学争鸣。
由于使用仲景麻黄汤、桂枝汤等辛温解表方药治疗外感温热病，法度很严不易使用，或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误治。所以，在许多医家阐发温病证候治疗的同时，也有的医家不恰当地试图全盘否定张仲景的学说。比如，元末明初的著名医家王安道，在他的《医经溯洄集•张仲景立法考》中就提出：“呜呼！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的主张，使后世医家不敢以仲景方辨治外感温热病。维护仲景的医家，如方有执、喻嘉言等，则提出《伤寒杂病论》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散佚或错简，他们在对张仲景方论进行所谓“补亡”的同时，把过错推给了整理仲景遗著的功臣魏代太医令王叔和，贬低王叔和的工作是“碎裁美锦，缀以败絮！”把原作出于仲景手笔，学术价值很高的《伤寒例》，说成是王叔和的伪造。《伤寒例》是一篇总论性质的优秀论文，可以说是当时对于外感热病的总概括，它与《伤寒论》前后呼应，完整一体。然而，由于被错误地记在了王叔和的名下，以至于现在见到的都是删去了《伤寒例》的“洁本《伤寒论》”，使《伤寒例》“伤寒有十”等一系列对外感热病很有贡献的学说埋没了几百年。
清代温病学关于温病的概念，不取仲景关于“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的定义：认为温病不仅发于春季，也可泛发于四时；初期可以有表证，而非仅是里热外发；治疗须用解表，而非直清里热。清代温病概念的巨大变化，使“温病”一词包含了四时众多热病，已与古人所云广义伤寒相似，笔者称其为“广义温病”。广义温病与广义伤寒，证候基本相似，治疗也应当使用相同、或者相近的方法。中医在对于病因的认识之中，主要是根据证候进行推测，除了结合发病季节的主要气候之外，主要是从病人抗病表现的“证”中寻求。所以，这种推求出来的“病因”，不应当是区别伤寒与温病的重要依据。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方法的发明，辛凉解表法的确立，温病治疗方药的丰富等等，均体现出外感热病学说的进步与发展。
斗转星移，岁月如梭。历史的车轮进入到公元20世纪之后，由于西洋医学的传入，以中医学单打独斗治疗外感温热病的历史就划上了句号。20世纪初期，中医学求生存、反废止的斗争风起云涌，在中西医互相论争的时期,中医外感热病学说在临床治疗方面还拥有着不少优势。然而，随着西药青霉素和磺胺等抗菌抑菌药物的发明与推广使用，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医药治疗外感热病的阵地在逐渐缩小，与西医药合作势在必行。
由于《素问》热病、张仲景伤寒、曹植疫气、吴又可瘟疫、清代温病都包含了现代医学所说的众多传染性、感染性疾病，而每一种疾病的表现、传变、转归都不尽相同。在中西医结合的背景下，我们更能认清外感疾病的本质，治疗上也更有信心。我们不应该把发于冬季的流脑叫伤寒，而把发于春季的流脑叫温病；输液疗法和急救措施的普及，使我们不用再害怕发汗过多会伤阴亡阳；“留得一分阴液，便有一分生机”的古训，也因为现代液体疗法的推广而有了时代的新意；当外感热病过程之中出现亡阴亡阳的三阴死证之时，我们除了可以使用独参汤、四逆汤之外，还可以应用强心、扩容、改善微循环的中西药物进行治疗。
总之，汉代以后，迄于民国，论述伤寒与温病的专门著作，多达千余部，毫无疑问，外感热病学说是中医学中最为系统的临床治疗体系，是中医学中最为壮观的学术流派。外感热病学史是一部伤寒与温病学说互相论争的历史，也是一部在论争中不断发展丰富的历史。然而，时光飞逝，换了人间。张仲景、曹植所处的伤寒与疫气流行的时代过去了，温病学家所担心的瘟神横虐的时代也成为了历史。在神州赤县横行了几千年的瘟神被送走之后，中医外感热病学说大显神威的环境已经改变了，似乎今后也难再出现众多的外感热病学家了。
总之，汉代以后，迄于民国，论述伤寒与温病的专门著作，多达千余部，毫无疑问，外感热病学说是中医学中最为系统的临床治疗体系，是中医学中最为壮观的学术流派。外感热病学史是一部伤寒与温病学说互相论争的历史，也是一部在论争中不断发展丰富的历史。然而，时光飞逝，换了人间。张仲景、曹植所处的伤寒与疫气流行的时代过去了，温病学家所担心的瘟神横虐的时代也成为了历史。在神州赤县横行了几千年的瘟神被送走之后，中医外感热病学说大显神威的环境已经改变了，似乎今后也难再出现众多的外感热病学家了。

2003年初春，神州大地呈现一片安宁、祥和的景象，许多青年中医传人，也根本没有见过瘟疫流行，已经修炼了几千年的治疗瘟疫的“看家宝贝兵器”，大多都成了摆设，不会用了，或者至少不会得心应手地使用了。就在这时，隐居多时的瘟神，在苦苦修炼了多年之后，以十倍的魔力、百倍的疯狂，偷偷地反扑上来，一场人类与瘟神的遭遇战即将打响。

第一章：瘟神偷袭广东
瘟神发难十面埋伏起烽烟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0-4-26 10:38:10

历经新冠瘟疫，中医收获了什么？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院科学院
世界中联一技之长专业委员会会长

这一篇类似命题作文的文章，我思考了很久，又恰巧被燕赵中医网的袁野提起，他知道我16年前写过一篇《非典过后中医收获了什么》，得到邓铁涛先生的点赞，并收我为徒弟；又看到我最近反思新冠肺炎的几十篇文章，就让我“千头万绪归成一句话，说一下这一次中医又收获了什么？”
这真是一个不容易说清楚的大问题，这样的历史总结应该由司马迁，或者张仲景那样的人来写。

中医药的收获，需要历史地看
我在《非典过后中医收获了什么》一文中，集中概括为四点：展示了中医群英荟萃的新形象、再次突显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思想、收获了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科学精神、孕育着中医热病理论寒温统一的突破。
邓铁涛先生2006年元月，为我主编50万字的《中医群英战SARS》题词：“历经突发的SARS之战后，世人开始正确认识中医。”应该说这个认识，是我们界不约而同的感想与期盼。
但是，远远没有想到2006年有人发表《告别中医中药》，并引发了号称“万人签名”的取消中医、取消中药的反中医思潮；有人说阴阳五行是最大的伪科学，诬称“中华文化百分之九十都是糟粕，看看中医就知道了”；有的说需要的不是发展中医，而是“废医验药”；各种“中医黑”泛滥于网络，中医的名誉受到极大抹黑和污损。
幸亏有党和政府坚强的支持，民众对中医的信赖，尤其是习总书记支持通过和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让中医药事业虽然有百般阻挠，但是仍然在困扰之中不断前行。我在《中医近现代史话》之中，套用诗人杨万里的一首诗，感慨这个现象：“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清流日夜吟；待到平原天地阔，滚滚江河出山根。”

政府重视中医，有了法律保障
2003年非典流行的时候，主张“依靠科学战胜非典，依靠《传染病防治法》战胜非典”，中医药参与治疗的机制还没有建立。因此，2003年4月26日，邓铁涛先生给时任国家最高领导写信、送上三篇文章，呼吁让中医药介入救治，并且在没有疫苗和抗病毒西药的时候，大胆提出“战胜非典，中医有个武器库”；时年九十多岁的吕炳奎与八十几岁的路志正先生等，也通过各种方式，向最高领导建议中医药要尽早介入；有人把报告送到时任总理的案头，获得重要批示。
因此，就有了2003年5月8日吴仪副总理与在京中医专家的座谈，才有了小汤山医院人人服汤药的局面。国医大师朱良春先生事后感慨地说：“西医运用已有的设备与手段，对症处理，成为主流，一统天下，中医几乎没有任何插足的余地，不是邓老等大声疾呼，敢于参与，恐怕中医药将一直被排斥在外，不予考虑，那将是中医药的极大悲哀！”
这一次新冠瘟疫爆发之后，习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在正月初一（1月25日）的政治局会议决定采用“中西医协作”的模式救治患者。中医药人员很快进入主战场，克服了中医药储备不足、不被医患人员理解等重重困难，中医药迅速发挥了巨大作用，赢得了有目共睹的效果。不仅在方舱医院，这个本应该“风声鹤唳”、“哀声一片”的地方，空气中飘着药香，不断上演着医患共做八段锦的动人画面，连过去的“中医黑”也获得中医药的救助，战胜新冠肺炎重获健康。
中国的“中西医协作”救助模式，令世卫专家感慨不已，他由衷地说假如自己不幸感染了，也希望来中国治疗。我想，他绝对不是羡慕中国ICU的呼吸机，而是喜欢方舱医院的氛围与效果。

中医药“首选必治”，成为前所未有的事实
在过去各种疾病的医学救治方案里，中医药的治疗方法都是列在最后，作为“备选的治疗措施之一”，是“补充”、“替补”的角色，从来没有《诊疗指南》把中医药的作用提高到“首选、必治”的突出地位。这一次新冠肺炎的治疗不一样了，中医药的“参与率”、“使用率”，中成药与汤夜使用比例，直接成为考察指标，甚至有“一票否决”的价值，哪里的中医药救治率低，哪里的工作就被动，成为众矢之的、万夫所指。2020年2月12日湖北省卫健委公布的数据，中医药参与治疗只有30%，这样的结果立即引发一片哗然，尽管那里云集了全国最精英的西医专家。对于中医药热切期盼的形势，过去从未出现，现在一下子成为救命的时尚和网络流行的显学。而且，有些希望“科学实验”西药、进口药的专家，在几万例患者集中出现的时候，竟然凑不齐“入组观察的人数”，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事情，可以说颠覆了他们的预想，换了一个时空。
事实教育了很多看不起中医，认为中医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西医；武汉市第一医院做手术的妇产科曹丽蓉副主任医师，用中医药知识辨证论治自救成功；长沙西医神经内科出身的湛涛主治医师，用中医药成功治疗近百例患者。这些现象，尽管事来突然，是偶然的机会，也显示了某种必然的趋势，让他们展示出“西医学习中医”的必要性和巨大的未来价值。

“西医中国化与中医世界化”即将到来
2019年7月国家卫健委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文件，让西医系统学习中医一年以上，经过考核合格，才能开中成药，这是一个立足于促进西医学习中医的政策规定。
新冠肺炎过程之中，中医药比非典时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感动了或教育了很多西医，也让有些“中医黑”改变对于中医的认识。
武汉市第一医院的妇产科副主任师曹丽蓉，经常做手术，并且在救治患者的时候被感染，她身患新冠肺炎之后，用中医药的方法很快治好了。这与李文亮等西医专家所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同，结果也不一样。长沙市第一院神经内科的湛涛主治医师，他学习了中医之后，在一线治疗一百例患者，依靠中医辨证论治而不是某个具体方药。
这两位“西学中”的成功经验，揭示了“西医中国化”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性。
目前，新冠肺炎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经历这次疫情，也可以看出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必要性，也就是不仅中医针灸需要走向世界，中医的药物和其他治疗方法，以及整个中医体系都应该走向世界，造福于人类。因此，在“西医中国化”之后，一个“中医世界化”的过程，也将随之而来。

中医界的混乱，倒逼教材改革
中医药在这次新冠肺炎救治之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绝对不是中医药作用的“顶级展示”，而是如张晓彤等中医药同道所说，中医是在被改造几十年之后带着枷锁上战场，受命于危难之际，仓促应战，略显身手而已。
毫无疑问，这一次有机会在一线展示才能的中医，基本上都属于体制内的中医，大量身怀绝技的民间中医药人员，没有机会到前线去发挥作用，他们有些人觉得“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几乎是“报国无门”。
曹东义是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技之长专业委员会的会长，因此每当有人抱怨的时候，我就劝他们“现在不是佘太君挂帅的时候，你们好自为之，保自己家人和一方平安，也是很大的贡献。”他们听后，都觉得言之有理，感谢自己处于这个伟大的时代，认为这很幸福。
但是，中医界面对疫情爆发的时候，的确有很多混乱，乱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些混乱形成的原因，有历史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学校教材“上梁不正”造成的。
源头在教育，这是乱谈的起因。
在中西医并存的背景下，新冠肺炎既可以是伤寒，也可以是温病，它们的区别只有发病类型不一样，治疗选择上的辛温与辛凉的主要区别，而不是西医三类不同传染病病种之间的区别，不是肺炎与脑炎、病毒与细菌的不同。热病、伤寒、温病、瘟疫，研究的都是各种传染病的共同发病规律、传变特征与诊治方法。
辛温解表的目的，是为了除热，而不是散寒；伤寒是热病，而不是虚寒病；张仲景只说当发汗、当解表，从来没有说必须用热药。张仲景的时代，没有辛凉解表的法则，而不是他反对辛凉解表、不采用辛凉解表。
中医的疾病名称，都根源于中医自身的理论来命名。“甲骨文”可以说新冠肺炎是瘟疫，就是说它具有流行性；《内经》能说它是热病，是因为这类疾病都以发热为主要特征；《难经》张仲景说它是伤寒，同时代的曹植就说它是瘟疫；《内经》治疗，三日之前用汗法，三日之后用泄法；华佗增加一法，四日用吐法；张仲景八法、三百九十七法，治疗的方法越来越丰富。
但是，张仲景被后人称为医圣，他的方子被尊为“经方”，成了封闭的体系。此后，再有多少好的方子，也进不了“六经辨证”的体系。不得已，温病学家为了把自己的经验传承下去，就另辟蹊径，开创了另个一个温病学体系。
但是，编教材的人，缺乏学术史研究知识，也没有把中西医共存的时代背景考虑进去，只是顺着清代温病学者的错误观点，“始终顺旧”，不能与时俱进，并且“变本加厉”，进一步放大了温病学家的不足，硬说伤寒与温病在病因、病机、传变、诊治方面“完全不同”，属于寒温、水火不容的两大学科，人为割裂了历史的联系，造成了各种混乱。

病证结合分级诊疗，是中医突出的特色优势
伤寒的六经辨证，温病学说的卫气营血、三焦辨证，都描述了外感热病由表入里，由轻而重的发展、变化过程。吴鞠通所说的“三焦辨证”，也反应了外感热病由浅入深，从轻到重的变化过程。
中医诊疗瘟疫（传染病）的疾病名称，不能简单停留在伤寒、温病、瘟疫的“初级阶段”，必须逐渐分层，到三四级之下，才能开展有效治疗。
也就是说，当一个中医面对新冠肺炎患者，他（她）被诊断为“伤寒病”的时候，不能凭此诊断开具汤药。因为，伤寒病下边，还有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的“第二级疾病名称”；
太阳病等“病名”下边，还有“经病（证）”和“腑病（证）”的“第三级疾病名称”；
太阳经病（证）下边，还有“表实无汗”病（证）与“表虚有汗”病（证）的第四级疾病名称。
假如新冠肺炎患者被中医诊断为温病，其诊治过程这和被诊断为伤寒这样，必须逐步向下分层，才能开具汤药。在知道是温病这个“一级疾病”名称之后，无法凭此开具汤药，还要进一划分是卫分病、气分病、营分病、血分病的“第二级疾病”名称；
或者分上焦病、中焦病、下焦病的“第二级疾病”名称；
并且还要进一步像面对伤寒病患者那样，一层一层分下去，到了证候与方剂（方证）相对应的时候，才算“探底”了，这个时候才能开汤药。
中医与西医是不同的学术体系，中医不论这个病是西医所说的是哪一类传染病，是什么致病性微生物引起的，都可以用这种“分层不分类”的方式，以不变应万变。
不管有多少新发的传染病，中医都是“万变不离其宗”，坐在历史遥远的未来等着西医一个一个去发现各种变异的或者没有变异的病毒，也不用问它是禽流感还是猪流感，是埃博拉，还是艾滋病、非典、新冠肺炎等等，统统“大道化简”，一劳永逸。因为在没有西医的时候，中医的诊疗路径，已经初具规模，只要进行整合一下就解决了。
需要修改伤寒、温病《教材》，它们所说的区别，不是西医不同疾病的差异，而是人体发病类型的区别，临证之时治疗方药的差异，没必要勉强行划分这是伤寒还是温病；它既可以是伤寒，也可以是温病，还可以叫热病、瘟疫；只需要考虑应该辛温解表，还是辛凉解表，这就是可以了，它们都能治疗传染病，也能治疗瘟疫。
瘟疫不是只有达原饮，吴又可经常借用《伤寒论》的方剂，《温病条辨》也大量吸收和改造了很多《伤寒论》的方药。
中医的病因学说，是“审症求因”，不应该面对证候的时候，再强行推出寒邪、温热邪气来干扰自己的思路。《教材》的错误认识，是受了西医特异病因导致不同疾病的误导，中医的伤寒与温病，都是研究所有外感病共有诊治规律的体系，只有古今的差异，不是不同疾病的区别。
《中医热病新论》提出“河舟码头学说”：“病像河流，证如舟，系列方药似码头”，以此来处理外感病过程之中的复杂关系，建立一个开放体系，是包容古今的“热病统寒温、病证结合、分级诊疗体系”。
“河舟码头学说”概括了疾病（河）、证候（舟）、方药（码头）之间的关系。疾病是一个动态过程的描述，像河流一样流动不居；证表示某一时段的病理阶段，就像河里流动的小船，可以顺流而下，也可逆流而上，或者原地不动、触礁沉没；中医的方药就像是码头，帮助小船顺利靠岸，使病证得以解除。病人可以从任何地方下河，也可以从任何码头上岸，就看他（她）的船在哪里。
张仲景沿岸设立了113个码头，吴鞠通也设了很多码头，我们仍然可以设码头，清开灵注射液、丹参注射液、参麦注射液、清肺排毒汤都是码头，日后还可以造更多的码头来帮助患者。但是不能说，从一开始得病到最后阶段，就只能用某一个方，把它吹嘘为“神药”。这样的观点，是西医抗病毒的追求，不是张仲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精神，也背离了温病学家的思路。
“守正创新”是习总书记给我们的指示，也是时代的呼唤。
中医药走向世界，必须彰显个性，道术并重，而不能用实验室的指标限制发展，不能舍本逐末，西化中医，丢了自己。
2020-4-9
2020-4-24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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