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义关于扁鹊著作的探索

第四节、对扁鹊著作进行考证，需结合时代特征[ 此文刊登于《中国中医药报》2014、2、14，文题为“结合时代特征考证扁鹊著作”。]
《中国中医药报》2013年底和2014年初，连续报道四川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老官山汉墓考古发现10部医书，并概要介绍了这10部医书出土的意义及其内容，引起学术界关注。有专家称这批医书是扁鹊学派的著作，也有专家说认定其为“扁鹊学派失传医书”为时尚早，需要仔细研究、甄别，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
笔者对此也持慎重态度，并希望通过对扁鹊著作的研究，探索中医药理论形成的过程。扁鹊有没有著作？假如他有著作，其形式结构应该如何？毫无疑问，扁鹊的著作，必须符合当时的著作体例。
1、春秋末期，私人著作刚刚兴起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之中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自古以来，学在官府，没有民间私人著作。考古所见的甲骨文、钟鼎文，都是官府史官之类的官员所刻画，或者是占卜的巫官所为，是对于事实的记录，六经都是记载先王治国理政业绩的有关文献。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峰起，百家争鸣。《汉书·艺文志》说：“诸子出于王官，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事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先秦诸子的著作，既继承了此前官府政典的精华，也阐发了诸子对于当时政治形势的观点。虽然春秋之前也有“个人观点”，但是流传下来的文献却寥若星辰，非常罕见。春秋战国时代，中央集权政治逐渐解体，列国诸子发奋图强的政治主张，开创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学术著作随之出现并逐渐流传于后世。
余嘉锡《古书通例》说：“春秋之前，并无私人著作，其传于后世者，皆当时之官书也。其他诸子，在三代以前者，多出于依托。”我们现在见到的比较早的诸子著作，比如《道德经》、《墨子》、《孙子兵法》、《论语》等，大都出现于春秋末期，《管子》虽然署名管仲，其实是其门人弟子根据其行事语言，加以整理而成书于后世。
孔夫子宣称自己“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他只整理前人的著作，而自己不亲自创作写书，但是由此可以反证当时“作而不古”的著作，在社会上已经有所流传。
2、医学著作的形成，应当早于先秦诸子
诸子的著作，必须先有诸子其人，然后才能有诸子的著作；托名于诸子的著作，必在其身后多年才能出现。医学著作则不是这样。因为医学的历史非常悠久，甲骨文之中也有很多医学内容，春秋之前就有专业医生，他们的医疗经验、医学理论、病例验案、或治疗效果的考核记录等，都可以成为医学著作。
记载于《左传》之中的早期医学家，有齐医、晋医、越医、秦医，都比扁鹊生活的年代早。《左传》书中既有对他们事迹的记录，也有一些学术理论的探索。比如秦医缓关于病位膏肓的难治性，以及针灸、药物的治疗大法，医和关于六气“淫生六疾”的长篇叙述，越医关于血气与健康关系的判断，晋医关于药物毒性的把握，齐医对于齐侯疾病死期的预料等，都说明春秋早期医学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绝对不是既无理论，也无治法的“零散经验积累阶段”。
扁鹊秦越人所处的赵简子时代，他的老师长桑君把自己珍藏的“禁方书”，经过十余年的考察，“尽予（全部传授）扁鹊”，也说明长桑君手里不是一本书，虽然他的书来自于“宫禁之内”，不属于自己原创、原著，不能私自传授给民间人士。
长桑君敢于打破常规，像普罗米修斯盗火种那样，偷偷地把“禁方书”传授给扁鹊，并嘱咐秦越人“公勿泄”，扁鹊也郑重承诺严守秘密，绝不外泄禁方书的内容。但是，他们实际做的都是“凡规矩必有例外”，都把自己掌握的医学知识，进行了适当的传授。
扁鹊师徒学术传承的过程，就像《素问》之中岐伯与黄帝经常困惑与讨论的那样：“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传非其人，慢泄天宝”。黄帝为了天下臣民的健康，经常渴求医药知识：“余诚菲德，未足以受至道；然而众子哀其不终，愿夫子保于无穷，流于无极，余司其事，则而行之，奈何？”面对“黄帝”苦苦的哀求“可得闻乎？”岐伯虽然明知“此上帝所贵，先师传之”，但是，为了“明道”，他不止一次，并且不厌其烦地给黄帝讲述了自己所掌握的医学知识。
这种表面上“不守信誉”的讲授，包含着一种大爱，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珍惜医学知识来之不易，有些都是用生命实验换来的，所以必须打破常规，进行传授。他们为的是薪火传承的大业千秋不绝，这也正是扁鹊不得不写著作，不得不传授医学知识的原因。
3、扁鹊的著作，没有书名，也不写作者
北宋词人叶梦得《避暑录话》说：“古书名篇，多出后人，故无甚理。老氏别《道德》为上下篇，其本意也。若逐章之名，则为非矣。惟《庄》《列》似出其自名。”
王国维先生说：“《诗》《书》及周秦诸子，大抵以二字名篇，此古书之通例，字书亦然。”
余嘉锡《古书通例》说，古人的文章，不像后世的著作，都是“因事为文”，因此，书成一篇，就流行一篇，后人加以收集整理，才汇集成书，所以用作者“某某子”命名其著作。由于古人著作都是“因事为文”，所以开始流传的时候，经常是既无篇名，也无作者，更无书名。这一情况，在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代，还一直是这样。司马迁提到韩非的著作时，说其“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十余万言。”而不说其著有《韩非子》一书。介绍邹衍的时候，则说“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始终》《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只提其著作的篇名，而不总括为一本书。这与当时书写材料比较困难有关，不能像后世这样随意印书。
司马迁说韩非的著作，在当时的社会上有所流传，“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韩非子所写）《孤愤》《五蠹》之书，曰：‘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也。’”由此可见韩非的著作，当时没有署名，如果不是李斯与韩非同学，知道此书是韩非所写，秦始皇一定还要困惑很长的时间也不一定明白。
司马迁与汉武帝同时代，《史记·司马相如传》说：“上（汉武帝）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狗监扬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
通过这两件事，余嘉锡先生说：“秦皇汉武，亲见其书，仍不知为何人所作，非李斯与韩非同门，扬得意与相如同邑，熟知其事，竟无从得其姓名矣。此皆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之证也。”
从马王堆汉墓、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大量古书都没有书名，老官山汉墓考古发现10部医书也没有书名来看，扁鹊的著作，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没有书名，即使流传到了汉代也不会有书名。
那么，《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扁鹊《内经》《外经》，又是如何认定的？
4、师徒学术传承不断，是最可靠的线索
既没有书名，也没有篇名的扁鹊著作，能在流传了几百年之后被人们辨认出来，靠的主要是师徒传承的脉络不绝。
扁鹊之前的医学家，都是诸侯国的官吏，有位有禄，世袭相传，也是周代“百工”之一家。扁鹊起于民间，周游列国，是第一位有史可考的民间医生，也是影响最大的中医学者。官医由于服务的人数少，活动的范围小，不可能像扁鹊那样“名闻天下”，更不可能“随俗为变”，开创临床各科。
民间中医的学术传承，不像官医那样有制度保障，难以世袭，最可靠的传播途径是寻找有缘人，师徒相传，如缕不绝。《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关于仓公的事迹记载，足以说明中医学术传承从战国到汉代的实际状况。
仓公淳于意在汉初的时候，开始学习医学方脉，但是，他的学习过程很复杂，先“见事数师”，后来拜公孙光为师，数年之后，又拜公乘阳庆为师，不断深入学习，研讨医学理论与技术。他多次遭遇学派之间的争鸣情况，公乘阳庆要求他“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经历考验，脱胎换骨，才成为嫡传学术继承人，被授予黄帝、扁鹊之脉书。假如他固守成见，坚持原来的学术流派特点，公乘阳庆就不会把扁鹊学派的著作传授给他。
需要指出的是，仓公所说的这些学术传承，不是他故弄玄虚，编造故事，而是以戴罪之身，回答汉文帝的讯问，因此比较可靠，也非常珍贵。
仓公从公乘阳庆那里继承的医学书籍，据称来自“古先道遗传”，主要是托名黄帝和以扁鹊为名的《脉书》、《五色》、《诊病》等著作，其主要内容是为了“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书，甚精。”公乘阳庆还告诉淳于意说：“我家给富，心爱公，欲尽以我禁方书悉教公。”阳庆传承这些医术，完全是出于“传道”的历史使命，而不是谋生的生活需要。他家庭门楣很高，根本不需要靠医学来盈利。淳于意喜出望外，立即“避席再拜谒”，接受公乘阳庆赠予的《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等禁书，并且住下来，在师父的指导下，“读解验之”，一边读书，一边临证验证，理论学习大约一年左右。三年之后，仓公开始独立应诊，为人治病，并且达到了“诊病，决死生，有验，精良”的程度，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好医生。那个时候，仓公淳于意才三十多岁。
仓公按照公乘阳庆的要求，扔掉了过去传承、学习的“故方”，这些书应该是公孙光传给他的《方化》《阴阳》《传语法》，或许还有些什么著作，他没有说。是烧了，还是转送别人，他也没有说。我们认为，他烧掉“故方”的可能性最大。他不可能在得到“真传”的时候，还保留、传出去一个不成熟的医学错说、假说。
尽管仓公和扁鹊一样，时而在民间行医，时而到官府出诊治病，但是其主要的行医经历在民间。汉初学术流派的划分，不是行医范围在官府还是在民间，而是学术主张的差异，这在仓公与齐王侍医遂的争论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尽管二人都是学习扁鹊的医学思想，仓公与齐王侍医遂在理解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段学术论争，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5、扁鹊的学术思想，在西汉年间已经分化
《汉书·艺文志》说：“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由此可见，学术传承的“一源多流”是一个普遍现象，不仅先秦诸子如此，就是汉代之后也是这样。张仲景创立的伤寒学，唐宋之后也有很多流派，甚至有“一家一个仲景，一人一本伤寒”的说法。
原创于扁鹊的学术流派，在汉代也逐渐分化，这是由于不同中医学家对于相同的理论，有不同的学术见解，并逐渐加以补充的结果。医学首先是一个实用技术，必须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才能推动有关学术发展，并留下时代的特征。
西汉年间的齐王侍医遂，也学习扁鹊的医学理论，他自己患病之后，尝试着用扁鹊的理论为自己开方治病，“自练五石服之”。恰在这个时候，仓公淳于意臣路过，遂医生很谦虚地让淳于意为自己诊病，并讨论自己开的药方。他说：“不肖有病，幸诊遂也。”淳于意也不客气，诊查之后，他告诉遂医生说：“公病中热。《论》曰‘中热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为药精悍，公服之不得数溲，亟勿服。色将发痈。”遂医生不明白，他争论说：“扁鹊曰‘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夫药石者，有阴阳水火之齐，故中热，即为阴石柔齐治之；中寒，即为阳石刚齐治之。”
淳于意听了遂医生的争辩，沉思良久，然后说：“公所论远矣。扁鹊虽言若是，然必审诊，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合色脉表里，有馀不足，顺逆之法，参其人动静与息相应，乃可以论。《论》曰‘阳疾处内，阴形应外者，不加悍药及鑱石’。夫悍药入中，则邪气辟矣，而宛气愈深。《诊法》曰‘二阴应外，一阳接内者，不可以刚药’。刚药入则动阳，阴病益衰，阳病益著，邪气流行，为重困於俞。”也就是说，病情复杂，表里不一，有人内热外寒，甚至“热深厥深”，必须禁止服用热药。道理虽然如此，但是，遂医生已经服用“五石”为主的药物很久了，仓公淳于意也没有挽救的办法了，就告诫遂医生说：今后有可能“忿发为疽”。后来果然如仓公所料，百余日之后，遂医生果然生了一个恶疮，在胸部乳上，逐渐发展到锁骨之上，“入缺盆，死”。
这说明，对于扁鹊的医学，必须全面掌握，识其大体，“必有经纪”，有纲领，有原则，不能违背。有的人学习不深入，只掌握了一部分知识，没有达到上工的水平，处于“拙工”的阶段，“有一不习，文理阴阳失矣。”
6、扁鹊《内经》《外经》，名称应由刘向拟定
仓公淳于意之后，历经二百多年的学术传承，在西汉末年到东汉初期，扁鹊医学虽然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但是在传承之中“走样”、“变异”的程度也会逐渐加大。所以《汉书艺文志》说“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晻昧，故论其书，以序方技为四种。”
扁鹊医学在仓公之后，由于没有很好的传承人，其著作与学术思想就逐渐“技术晻昧”失传了。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哪些著作来源于扁鹊，因此可以决定哪个是《扁鹊内经》、哪些是《扁鹊外经》。
汉初，盛行黄老之学，儒家经典等同诸子，没有专门的官府传承，一般著作都不称为“经”。“经”与“传”是相对的，“以传解经”是一个传统。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诏举贤良方正之士，汉武帝亲自策问。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理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多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的主张，得到武帝的采纳。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经学”由此兴盛起来，除个别情况外，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经博士成为独占官学的权威。
在国家办的太学里，讲授“经学”的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弟子。师生传授之际，要遵守一定的师生关系，不能混乱。这叫作“守师法”和“守家法”。所谓“师法”，是指一家之学创始人的的学术主张。“家法”则是指一家之学继承人的“说经之法”，说经之法就是“传注”。例如董仲舒通《公羊春秋》之学，立为博士，他的说经即为师法。再传下去，其弟子为其著作编成“章句”，又衍出小的派别，如“颜氏公羊”、“严氏公羊”，就是家法。如不守师法、家法，不但不能担任博士，即使已任为博士，一旦发现，也要被赶出太学。如西汉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即因不守家法，不得任博士。
五经博士的设置，是为了尊师重道，其秩虽卑微，而职位很尊贵。五经博士除了教授弟子外，其人或出使，或议政，往往是担当国家大事。
汉武帝时期，《易》、《书》、《诗》、《礼》、《春秋》每经置一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故称五经博士。到西汉末年，也就是刘向整理古籍的时候，研究五经的学者逐渐增至十四家，所以也称五经十四博士。
把医学理论著作，称为“医经七家”，是刘向的“创意”，也是班固《汉书·艺文志》黄帝《内经》、《外经》；扁鹊《内经》、《外经》；白氏《内经》、《外经》，以及《旁篇》书名的来历与依据。“医经七家”，实际上只涉及到3个人：黄帝、扁鹊、白氏。黄帝出于托名，白氏已经失考，有学者说“白氏就是百氏”，是杂家的理论著作，也就是能够坐实的作者只有扁鹊一人。因此，司马迁称“扁鹊言医为方者宗”的局面，在东汉初年依然没有变化。
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叹其才秀也。”他重视对扁鹊学术的传承，这是必然的。王叔和既整理张仲景的医学著作，也重视对扁鹊医学的发扬，所以他在《脉经》卷四、卷五之中，大量引用了原创于扁鹊的医学著作，为探索扁鹊的医学成就，给后人留下了有迹可循的线索，弥足珍贵。
第五节、凝聚众人智慧，破解“扁鹊之谜”
2014年初，《中国中医药报》关注四川老官山汉墓出土的10部古医书，由于其中有“弊昔（扁鹊）曰”字样，而被有关专家初步认定为扁鹊学派的著作，引起中医界的高度重视，也引发了一些学术争鸣。为了探索历史真相，破解“扁鹊之谜”，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1、“人物真实”的记载“故事未必真实”
扁鹊是先秦时期的“超级明星”人物，有关扁鹊的记载很多，拿他说事的故事也很多，不认真辨别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列子·汤问》说扁鹊给赵齐婴与鲁公扈互换心脏，尽管其中说的扁鹊是真实的人物，赵齐婴与鲁公扈也许是那个时代的人，但是“互换心脏”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甚至在现在也不可能出现，并且一定被认为“没有必要互换”。在故事情节上“换了心脏不见疤”，没有刀口的“无创换心手术”，今天仍然是一个梦想。再有，即使换了心脏而改变了这个人的思维、情绪，但是供体与受体之间，互相换思想、记忆的记载，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可以断定其是虚构的历史故事，与愚公移山一样不属于“实录”。
魏晋时期杨泉的《物理论》说赵简子拿着武器追赶扁鹊，尽管两个事主都是真实历史人物，但是因为整个故事情节都是从《吕氏春秋》“齐闵王生烹文挚”移植过来的，所以这也不属于“实录”，而是作者记忆有误，或者故意移花接木，用更著名的历史人物来表达世事的复杂，进而编出来的故事。
《鶡冠子·世贤》之中，记载魏文侯问扁鹊“子昆弟三人，其孰为善？”扁鹊从治未病的角度，回答说长兄最善，自己“最为下”。这个故事亦真亦假，寓言的成分很浓，而作为信史事实的可能性比较小。说其可信，是因为其中扁鹊与魏文侯二人生活的年代比较接近，其中的思想符合扁鹊的观点。难于采为信史资料是其太理想化，扁鹊如果是这样的医学世家，就与司马迁《史记·扁鹊传》考证的扁鹊事迹有矛盾。
2、“因事为文”和“因人为文”
古今关于扁鹊的记载，分歧很多也很明显，几乎是各执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众说纷纭，让人难于取舍。笔者认为，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记载，首先要分有关记载是“因事为文”，还是“因人为文”，尽管其中会有交叉，但是侧重点不同，取舍的意义就不一样。
《左传》之中的齐医、晋医、越医、秦医，都比扁鹊生活的年代早，有关他们的记载都是“因事为文”，虽然涉及到具体的医学人物，但是这些人物都是配角，在记载“事主”事迹的时候，这些医生属于顺便提到的背景人物，或者叫“影子人物”。这些医学家的事迹，也仅仅是就事论事，比如秦医缓关于病位膏肓的难治性，以及针灸、药物的治疗大法，医和关于六气“淫生六疾”的长篇叙述，越医关于血气与健康关系的判断，晋医关于药物毒性的把握，齐医对于齐侯疾病死期的预料等，并不涉及医缓、医和、越医、晋医、齐医的生平事迹，读者从中无法知道这些名医具体的医学生涯和学术成就。
《史记》《汉书》对于人物的记载不一样，史家的传统是“实录”，所谓“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行”，是现场直录，或者属于事后总结整理的文字记载，因此比较可靠，比如《春秋》是以鲁国的历史事件整理而成的著作。司马迁出身史官家庭，博学多才，他的《史记》之中，有当朝的事件，但是更多的则是对于历史的考证记录，目的是通过记叙历史发展的过程和兴衰的原因，“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写扁鹊是“因人为文”，而在《史记·赵世家》之中写扁鹊则是“因事为文”。
“因事为文”是为了写事，突出的是事件的真实性，人物可以随笔带过，不用浓墨重彩；“因人为文”着重写人物，事迹只是材料，人物是主干，事迹是枝叶。
3、应辨别“实录”与“传说”
史料之中出现的人物，有的是“事主”，有的则是“陪衬”，事主是主要人物，陪衬则是背景人物。事主和事件一定是真实的，不然就属于编故事，无论这种记载的历史多么悠久，都是传说而非写实。事主的背景人物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虚拟的，但是不能“关公战秦琼”。
《史记·扁鹊传》之中的扁鹊是主要人物，其所诊治的患者属于背景人物，赵简子属于真实的背景人物，虢太子属于不太清晰的背景人物，齐桓侯属于虚拟的背景人物。所以与司马迁记载相同的治病故事，《韩非子·喻老》说“扁鹊见蔡桓公”，而非望见齐桓侯；刘向《说苑·辨物》说扁鹊抢救的是赵太子尸厥，而非虢太子尸厥。
韩非子写文章，是为了说明一个大道理：“有形之类，大必起于小；行久之物，族必起于少。”为了论证“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他列举了几个例子，加以说明这些大道理。一个是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涂其隙。是以白圭无水难，丈人无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者也。”为了把道理说得更生动感人，他接着就讲述了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然后总结说：“故良医之治病也，攻之于腠理。此皆争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圣人蚤从事焉。”韩非子生活的年代，比司马迁早100多年，更接近扁鹊生活的年代，应该更可信。但是，由于他对扁鹊的事迹得之于传闻，在写文章的时候，为了一个例子，他也没有必要去考证故事中患者这个次要人物的真实性。所以他的记载没有被司马迁采纳，这个患者也就就变成了齐桓公。
刘向是西汉末年的大学问家，比司马迁晚100年左右，他很认真地阅读过《史记》，称司马迁“善叙事理”，其《史记》为“实录”。他说扁鹊抢救的是赵太子而不是虢太子，原因是虢国作为国家，在扁鹊生活时期早已灭亡。大家似乎应该按照刘向的观点，修改司马迁的记载。但是，扁鹊生活的年代，《左传》说“齐侯次于虢（位于燕国境内）”，又说11个诸侯国的大臣“会于虢（在郑国境内）”，可见以虢为地名的城市不止一个，“虢太（大子、世子）子”出现在扁鹊的时代，并被其诊治是有可能的。并且，司马迁前面刚说过扁鹊诊赵简子，并且接受了赵简子“赐田四万亩”，如果后边紧接着再叙述扁鹊救赵国的太子，“赵国的中庶子”在宫门口反复问难，好像根本不认识扁鹊这个人，这也不符合人之常情。因此，后世不采纳刘向的意见，完全尊重司马迁的叙述。
《战国策·秦策》所记载的“扁鹊见秦武王”不可信，是因为在秦武王的面前，故事里的人都不称呼他“大王”，而是“众口一词”说他是春秋时期的“君主”。这是误把故事里的人物扁鹊，作为“当事人”描写造成的误会，而且故事的宗旨，既不是为了展现扁鹊的医术，也不是为了实录秦武王的疾病，而是为了提醒秦武王有可能“一举而亡国”，必须知人善任，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与甘茂为了攻打宜阳而说服秦武王“如出一辙”，只不过暂时借用一个历史故事，加深印象而已。
4、扁鹊“重术”更“重道”
人们谈起扁鹊的学术，都津津乐道其见垣一方人的“透视功能”，认为他是历史上第一位被明确记载有特异功能的人。其实，这误解了扁鹊的学术特点，也不了解司马迁“实录”的是民间传说。
扁鹊学医的时候，其身份是旅社的负责人，并且长达十年之久，突然之间成了治病救人水平很高的医生，这在一般人看来不是神仙传授是做不到的。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扁鹊有师傅，即使知道了长桑君给扁鹊“禁方书”，也会说他是天外来的神仙，“忽然不见，殆非人也。”出没旅店达十年之久的长桑君，在扁鹊开始行医的时候突然消失了，其“忽然不见”的原因，一是可能避免被追究泄露“禁方书”的责任，二是传承人扁鹊经常外出行医，他们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师承授受、切磋医学学术了。
扁鹊“视病尽见五脏症结”不是靠透视，而是“司外揣内”的技术非常高，他靠的不是透视，而是四诊技术达到了神圣工巧的程度。扁鹊“言病之所在”的时候，运用阴阳学说，可以“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阴阳的含义虽然很丰富，但是在四诊方面的运用主要是“表里相关”，通过外在的变化，就可以了解内在的病情，这就是《内经》说的“候之所始，道之所生。”是辨证论治的精神，也是中医区别于西医的传统。
扁鹊对于虢太子病情的判断，还没进入患者的居所，就能做出准确的预测；远远地望见桓侯，就知道他的病情从肌肤到血脉、骨髓的演变，这绝对不是靠透视功能所可以做到的。而是通过四诊，“病应见於大表”，了解到了其内在脏腑的变化，即所谓“尽见五脏症结”。
扁鹊认为，病邪可以从表入里，“以阳入阴中”，影响脏腑功能，动胃、下三焦，入膀胱，“中经维络”，使阴阳失衡，“气闭不通”，内鼓外绝，“破阴绝阳，色废脉乱”，从而出现阴阳之气不相顺接的尸厥。
从扁鹊对于医学理论的阐述，可以看出他对于医学道理的追求与运用，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因此可以“病应见于大表”，决断内在的疾病情况，并且准确率非常高：“不出千里，决者至众，不可曲止也。”
扁鹊治疗虢太子尸厥，运用的急救方法，是综合治疗的方法，而且突出了“内病外治”的特色。经过厉针砥石，针刺、药熨在前，病人苏醒之后才服汤药善后。
如果没有阴阳表里相关的思想，没有脏腑经络学说的支撑，对于尸厥的外治措施就是乱治。有了这些理论支撑，外治就是最方便、最直接的治疗措施。并且通过在体表进行治疗，就可以改变体内的病情，这在今天也是中医不同与西医的特色和优势。
如今三伏贴火爆中医院，针灸按摩、药浴刮痧盛行于大街小巷，都是学习与运用扁鹊“内外相关”医学思想的结果，只不过意识到与没意识到、明确与不明确而已。
外科从体表开刀，到里边去做手术，其指导思想是“内病内治”，而不是中医的“内病外治”。手术的开展，不仅是技术水平、卫生条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指导思想、治病原则决定的。中医有了内外相关、内病外治的理论支撑，华佗的手术刀才生了锈，麻沸散也丢失了。外科手术疗法，在中医界受到抑制，并有逐渐失传的趋势。
扁鹊医学思想的成败得失，绝对不是他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整个中医学术体系。
5、扁鹊“脉法”就是“扁鹊医学”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在汉武帝、司马迁的时代，扁鹊是普天下公认的脉学集大成之人。仓公从他的师父公乘阳庆那里继承了“黄帝扁鹊之脉书”，这些脉书尽管与黄帝有些关系，但主要是由扁鹊系统化之后的《脉书》，其特点是“守数精明”，由于这些著作失传，内容已经难以见到全貌。
所幸“太医令王叔和”善于继承前人成就，他不仅整理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而且也和张仲景一样崇拜扁鹊，因此在《脉经》的第五卷，分三节专门收载扁鹊脉学内容，为后人研究扁鹊学术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当然，《难经》用很大的篇幅，以问答的形式谈论脉学，与扁鹊师徒传承学术很相似，但是，其中没有“扁鹊曰”，而难以断定《难经》一定就是扁鹊的著作。
今天看来，脉学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四诊之一，也不是独取寸口胜过遍身诊法，或者有多少脉象，主什么疾病，而是它凝聚了中医学最鲜明的学术特征。
脉诊的基础，是中医独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其对于人体健康和疾病的根本认识。脉诊所依靠的阴阳气血、脏腑经络学说，都是从具象抽提之后，融合了时空元素的学术概念，是整体时空观，也是整体生成论，而不同于按照结构求功能的“空间结构构成论”。
中医的整体时空观和整体生成论，是把医学知识与哲学思想融合为一的学术体系，不是纯粹的生物结构医学。所以中医善于思辨，从具象出发，把身体之内可以看到、可以把握的物质，经过“时空化、虚拟化”处理，就把医学知识与哲学知识融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中医学术理论。因此，五脏就有了时空的含义，也能与万物的颜色、滋味、声音、温度联系起来。五色、五味、五声、五音、寒热温凉，是万物的属性，都有时空化的特性。也就是说，中医对于人体的认识，对于病症的概括，对于治疗的描述，都离不开时空元素。天地万物都存在于时空之中，万物的时空属性都和五藏相通，人是整个宇宙的缩影，天地精华浓缩于一身之内，因此，“天人相应”，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
扁鹊脉学，通过诊脉“尽见五脏症结”，贯穿的就是这样的“整体观”。这些思想与当今的分形理论、混沌理论、复杂性科学相似，虽然属于不同时代，但是思想方法一致，与还原论、线性方法有很大区别。
扁鹊脉学、扁鹊医学所创立的方法，代表着中医学的特征，也代表着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
第六节、扁鹊文化的核心价值“利天下”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0-5-6 09:53:08

有关扁鹊著作的研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它关系到中医学术体系是如何形成，何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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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聪《扁鹊与扁鹊学派研究》曹东义《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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