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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简与补亡论下的寒温论争 伤寒学术在宋金元时期得到迅速发展，伤寒与温病的论争甚至引发了金元医学争鸣，极大地丰富了中医的理论学说。然而，寒温论争发展到元末明初之时，王安道《医经溯洄集》“仲景立法考”，不仅错误地提出“法也，方也，仲景只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将寒温论争的辨证施治之争，引向寒温病名之争。而且，王安道还引发了《伤寒论》的错简与遵经之争。王安道提出这些学说的深层原因，都源于“麻黄桂枝汤难用”，为以辛凉清解为特点的温病学派的诞生奠立了基础。陶华在继承前人治疗温病经验的基础上，大力提倡辛凉解表，推动了温病学说的进步。吴又可著成《瘟疫论》，使人们对温热病的危害的认识更加成熟。而方有执、喻嘉言全力渲染仲景《伤寒论》为断简残篇，力主王叔和整理《伤寒论》是篡乱仲景伤寒学说，兜售私货，乃仲景之罪臣。透过错简与遵经的论争，不难看出其深层的原因，仍然是“辛温解表难用论”在起作用。 第一节 王安道在寒温论争中的地位 王安道，名履，号畸叟，又号抱独山人，昆山（今江苏昆山）人，约生于公元1332年，明洪武四年（1371年）任秦府良医正，为元末明初著名的医学家。 《医经溯洄集》是王安道的医学论文集，集中反映出他的医学思想，尤其是他关于伤寒与温病关系的一系列论述，深受清代温病学家的好评，吴鞠通《温病条辨》认为，“晋唐以来诸名家”，对于“温病一证，诸贤悉未能透过此关，多所弥缝补救，皆未得其本真，心虽疑虑，未敢直断明确，其故皆由不能脱却《伤寒论》蓝本，其心以为推戴仲景，不知反晦仲景之法。至王安道始能脱却伤寒，辨证温病。惜其论之未详，立法未备。”温病之证，宋元之前皆统于伤寒之中，属于广义伤寒的一种特殊病证，历代医家都未能将温病独立出来，形成与伤寒不相上下的另一证治体系，只有王安道将仲景学说进行了重新评价，认定仲景《伤寒论》的“立法”本意，就是专为冬季狭义伤寒“立法”，其他三季的外感热病都不是《伤寒论》“管辖的范围”，必须另起炉灶，重新打造一个温病证治体系。 王安道《医经溯洄集》的“仲景立法考”云：“读仲景之书，当求其所以立法之意，苟得其所以立法之意，则知其书足以为万世法，而后人莫能加，莫能外矣。苟不得其所以立法之意，则疑信相杂，未免通此而碍彼也。呜呼！自仲景以来，发明其书者，不可以数计，然其所以立法之意，竟未闻有表彰而示人者，岂求之而不得之欤？将相循习而不求欤？抑有之而余未之见欤？ [1]” 王安道推求仲景立法本意，本未可厚非，甚至应该加以赞扬，但他推求的结果却将《伤寒论》引向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夫伤于寒，有即病者焉，有不即病者焉。即病者，发于所感之时（冬季）：不即病者，过时而发于春、夏也。即病谓之伤寒，不既病谓之温与暑。”“呜呼！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也”。王安道的这一“论断”，使学仲景伤寒者，只有在冬季有可用之法，其他三季的温热病都不必用《伤寒论》方。即使是应用了《伤寒论》的方药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王安道也认为这只是出于偶然，是不可取得。故此他说：“今人虽以治伤寒法治温、暑，亦不过借用耳，非仲景立法之本意也。”“凡用药治病，既效之后，须要明其当然与偶然，能明其当然与偶然，则精微之地，安有不至者呼？惟其视偶然为当然，所以循非踵弊，莫之能悟，而病者不幸矣。” 对于韩祗和、庞安常、朱肱、刘河间等医学家，在仲景麻黄汤、桂枝汤中加入寒凉药，治疗春夏季节的温热病的做法，王安道也大为不满，他说：“韩祗和虽觉桂枝汤之难用，但谓今昔之世不同，然未悟仲景书，本为即病之伤寒设也。且其著《微旨》一书，又纯以温、暑作伤寒立论，而即病之伤寒，反不言及，此已是舍本徇末，全不窥仲景藩篱；”“至于刘守真出，亦以温暑作伤寒立论，而遗即病之伤寒，其所处辛凉解散之剂，固为昧者有中风伤寒错治之失而立，盖亦不无桂枝、麻黄难用之惑也。既惑于此，则无由悟夫仲景立桂枝、麻黄汤之有所主（表证），用桂枝、麻黄汤之有其时（在冬季）矣。故其《原病式》有曰：‘夏热用麻黄、桂枝之类热药发表，须加寒药，不然，则热甚发黄，或斑出矣’。此说出于庞安常，而朱奉议亦从而和之。殊不知仲景立麻黄汤、桂枝汤，本不欲用于夏热之时也。苟悟夫桂枝、麻黄汤本非治温、暑之剂，则群疑冰泮矣。”“夫欲加寒药于麻黄、桂枝汤之中，此乃不悟其所以然，故如此耳。若仲景为温、暑立方，必不如此，必别有法，但惜其遗佚不传，致使后人有多歧之患。” 仲景伤寒的立法本意，果真象王安道所说的只为冬季的狭义伤寒立法吗？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素问》的“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与《难经》“伤寒有五”，早已为广义伤寒学说奠立了基础。在本书第一章中，笔者已经指出，《伤寒例》中虽杂有后人字句，但原作出于仲景。仲景在《伤寒例》中，继承了《素问·热论》和《难经》的广义伤寒学说，阐明多种外感热病“皆伤寒之类也”，故在《伤寒论》六经病篇不再揭诸伤寒温病热病之名，而是据其不同证候表现，按六经辨证而施治法。因为有《伤寒例》关于十多种温热病皆属伤寒之论，则不难断定仲景之书是为广义伤寒设法，而不是为狭义伤寒立论。仲景《伤寒论》自序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这么高的发病率和致死率，理应是广义伤寒，而不是仅发于冬季的狭义伤寒或感冒。 仲景《伤寒论》六经病篇，惟以辨证论治为本，多不细分属何种外感温热病之证。论病之处往往冠以太阳、阳明、少阴等词（约有200余条），而较少提伤寒、中风、温病等名。其中云“伤寒”之处最多，但也未必是指狭义伤寒。如果将《伤寒论》中证候与现今温病学中证候相比较，不难看出二者在述证方面的共同点很多，如温病学所说的发热恶寒、壮热烦渴、躁扰不宁、神昏谵语、咳喘呕吐、下利黄疸、惊厥抽搐、斑疹吐衄等等，皆不出仲景书之外，也充分说明仲景《伤寒论》为广义伤寒立法。 如前所述，仲景《伤寒论》既然为广义伤寒立法，那么，《伤寒论》中的方药是否可以治疗各个季节的温热病呢？笔者认为，既然《伤寒论》的伤寒、中风表证可以被现代广义温病所包容，那么仲景必以麻黄汤、桂枝汤治疗有恶寒表证之“温病”；《伤寒论》既已为麻黄汤、桂枝汤严立忌宜，可知仲景必定不会用麻桂方治其所云“发热而渴不恶寒”之温病。那么，麻桂辛温发汗之剂，果真能够用来治疗现代温病吗？我认为是应该十分慎重的，但在有些情况下是可以应用的，尤其是在汉代以前没有辛凉解表法则和方药的情况下。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抹杀了前人取得的成就，也从根本上动摇了仲景《伤寒论》的价值。 首先，仲景《伤寒论》并未云麻桂方是辛温之剂，也未见仲景明言“当辛温发汗”，“当散寒邪”的论述。仲景对太阳表证，但云“当发汗”、“当解表”，凡温针、火劫取汗，皆视为误治。再看《伤寒论》对麻桂方的具体运用，也相当谨慎而法度森严。除阴虚血伤、酒客和阳虚证忌汗外，仲景还嘱人用药要以小剂量多次服用；并且要“温覆、啜热稀粥以助药力”，而不肯多用热药。所谓“取微似汗出”，“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等等，明确示人慎汗取效，不可孟浪从事的重要性。可见掌握麻桂之适度发汗不太容易，稍有不慎便为误治，或酿致“坏病”，此与“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的清解之剂的小柴胡汤的轻松用药法度，恰成明显对照。 临床用麻桂辛温解表为何不可浪投？盖伤寒为致病之因，发热是基本病变；恶寒为表象，发热是实质。辛温之“温”，有碍热病之“热”。 麻黄汤、桂枝汤既然不容易施用，仲景为何不予舍弃？首先，汗法是治疗外感表证的基本方法，而麻黄汤、桂枝汤可发汗解表。《素问》云：“体若潘炭，汗出而散。”叶天士也云：“在卫汗之可也。”当时对辛凉也能发汗解表还缺乏实践认识，故用辛温取汗。第二，麻桂辛温发汗虽用之不易掌握，但在严格掌握适应证、药量和煎服法的情况下，仍然可用之取得较好的疗效，而不致变成坏病。第三，《素问》云：“发表不远热”，这个理论来源于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在武威 [2]和居延出土的汉简中 [3]，存有二个较完整的治疗伤寒的方剂，均用乌喙、附子、细辛、桂、术等辛热、温燥之品。另据陶弘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式》所引伊尹《汤液经》的内容来看，其中就应用麻黄汤和桂枝汤治疗天行热病。总之，用热药治伤寒，或以辛温发汗，是当时风尚，由来已久。第四，外感热病表证阶段不可过用寒凉，否则寒凉使表闭不解，病也不去。叶天士《温热论》云：“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章虚谷注云：“邪在卫分，汗之宜辛平表散，不可用凉。清气热不可寒滞，反使邪不外达而内闭，则病重矣。”吴鞠通《温病条辨》用桂枝汤治有恶寒之温病，虽遭后世之讥，然其立论亦必有所据。 总之，辛温、辛凉发汗，皆取其辛散，过热过凉皆非其宜，然辛凉比辛温易施，少有变证。 王安道《医经溯洄集》“呜呼！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也”，并不是讨论仲景方是否可以治疗温热病的问题，而是坚决反对用仲景方治疗温热病。他用自己所谓的“仲景立法本意”，对前世伤寒学家一概否定，对当时人们灵活运用仲景伤寒方，辨治外感热病的经验也一概抹杀。他说：“决不可以伤寒六经病诸方通治也”，“春夏虽有恶风、恶寒表证，其桂枝、麻黄二汤，终难轻用，毋泥于‘发表不远热’之语也。”王安道能够大胆地否定《素问》“发表不远热”的理论，确有卓识，但他禁止春季夏季使用仲景麻黄汤、桂枝汤的做法，却将《伤寒论》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全盘否定，欲使仲景伤寒方只能用于冬季之内，从而其使用价值大打折扣。然而，仲景《伤寒论》不仅敢于冲破《素问·热论》“日传一经”的古训，而且开创出“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活法，王安道于此全未领会。仲景以“有是证则用是药”的辨证论治精神，用六经辨证普治一切外感病，他不受“日传一经”的束缚，当然《伤寒论》方也不会被王安道“季节病名”所困到，变成“委废太半”的古董，而被束之高阁。王安道云：“吁！使仲景之法，果遗祸于后人，《伤寒论》不作可也；使仲景之法，不遗祸于后人，《伤寒论》其可一日缺乎？”依王氏之推想，仲景伤寒方只可用于冬季即病之伤寒，春夏秋皆不可用，怎么还会有“《伤寒论》其可一日缺”之疑问呢？ 王安道由于拘泥于季节对疾病的影响，认为环境对人的疾病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不仅反对春夏季节使用麻黄汤、桂枝汤等辛温解表方药，而且反对在冬季使用辛凉解表方药，他说：“彼冬时伤寒，用辛凉发表，而或效者，亦偶然也。”这充分说明他太过于拘泥季节对疾病的影响，而对辨证论治认识不足。 王安道的错误认识，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在孙思邈大力反对太医辈以诸冷物疗伤寒，“极与仲景本意相反”之后，宋元医家普遍使用辛凉或寒凉药物治疗外感热病，韩祗和发汗解表全不用仲景方药；庞安常、朱肱于春夏季节在麻黄汤、桂枝汤中加寒凉药，变辛温为辛凉；刘河间、张子和力主寒凉治伤寒。这些都使王安道觉得：“自近代先觉，不示伤寒、温、暑异治之端绪，但一以寒凉为主，而诸温热之剂，悉在所略，致使后之学者，视仲景书欲仗焉，而不敢以终决；欲弃焉，则犹以为立法之祖而莫能外；甚则待为文具，又甚则束之高阁，而谓其法宜于昔而不宜于今；由治乱动静之殊，治静属水，乱动属火，故其温热之药，不可用于今属火之时也。噫！斯言也，其果然耶否耶？但能明乎仲景本为即病者设法，则桂枝、麻黄自有所用，诸温热之剂，皆不可略矣。” 王安道在对仲景伤寒学术的全面理解上是很不够的，尤其错误的是他将麻黄汤、桂枝汤与仲景伤寒方等同看待，让人觉得仿佛仲景伤寒方只有麻桂二方。他说：“仲景曰：‘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观此，则知温病不当恶寒，而当渴；其恶寒而不渴者，非温病矣。仲景虽不言暑病，然暑病与温病同，但复过一时，而加重于温病耳，其不恶寒而渴，则无异也。”这样的认识十分正确，但是没有恶寒的温病、暑病，怎么会有表证呢？没有表证怎么会有使用麻黄汤、桂枝汤的指征呢？既然麻黄汤、桂枝汤与温病暑病没有关系；仲景《伤寒论》也不是仅有麻黄汤、桂枝汤二方，王安道怎么会得出：“呜呼！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的结论呢？ 王安道“伤寒温病热病说”云：“伤寒即发于天令寒冷之时，而寒邪在表，闭其腠理，故非辛甘温之剂，不足以散之，此仲景桂枝、麻黄等汤之所以必用也；温病、热病后发于天令暄热之时，怫热自内而达于外，郁其腠理，无寒在表，故非辛凉或苦寒或酸苦之剂，不足以解之，此仲景桂枝、麻黄等汤，独治外者之所以不可用，而后人所处水解散、大黄汤、千金汤、防风通圣散之类，兼治内外者之所以可用也。”仲景何时说过：“非辛甘温之剂不足以散之”？“仲景桂枝麻黄等汤”是仲景伤寒方的全部吗？仲景只有“独治外者”而没有“兼治内外”的方剂吗？“怫热自内达外”之时，用栀子豉汤、竹叶石膏汤、葛根芩连汤、小柴胡汤、大柴胡汤、白虎汤、大小承气汤等加减治疗，能完全无效乎？恐王氏不敢下此断言。但王氏仍狡辩说：“虽然（尽管这样），伤寒与温病、热病，其攻里之法，若果是以寒除热，故不必求异；其发表之法，断不可不异也。” 明代医家陶华《伤寒琐言·辨张仲景〈伤寒论〉》云：“尝读刘守真书云：‘伤寒无阴证，人伤于寒则为热病。热病乃汗病也，造化汗病者皆阳气也。遍考《内经》《灵枢》诸篇，寒证、阴证乃杂病也，叔和误入之耳。’守真高明之士，亦私淑仲景者，而议论之异者何也？曰：虽守真之明达，盖亦因《伤寒论》以桂枝、麻黄通治温暑之误，而有是说。故（守真）叮咛云：‘天温、温热之时，用桂枝汤，必加凉药于其中，免致黄生斑出之患。’若知此汤，自与冬时即病之伤寒设，不与过时之温暑设，则无此论矣。”陶华此论虽出于对刘完素学说的不同看法，但“此（麻桂汤）汤，自与冬时即病之伤寒设，不与过时之温暑设”的论断，恰巧切中王安道“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法”谬说的要害。故云麻黄、桂枝汤不可以治温暑是可以的，而云仲景方不为不即病之温暑设却是讲不通的。 仲景之前没有辛凉解表法，以桂枝麻黄等性温之剂解表，难用而可以用，故法度森严，稍有误治即成变证，此正是仲景《伤寒论》的难能之处，恰如仲景所言“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王安道“伤寒与温病、热病，其攻里之法，若果是以寒除热，故不必求异”之说出，其所立“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的论断，也就不攻自破了。但是，人们一般不会注意王安道的自相矛盾，而是只记住了他所说的“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甚至明代和清代温病学兴起和成熟之后，温病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完全不取仲景“不恶寒而渴”的定义，而是认为温病初期都有恶寒表证；已不仅仅局限于春季，而是可以泛发于四时，也就是“温病”一词所包括的病症，已经完全与广义伤寒没有区别之后，王安道的“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法”的影响，还没有“呜呼”，仍然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认识，使仲景伤寒方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 王安道云：“余每见世人治温热病，虽误攻其里，亦无大害，误发其表，变不可言，此足以明其热之自内达外矣”。王氏不遗余力地反对用温热药治疗外感热病，大力提倡寒凉疗法，与刘河间、张子和寒凉攻下有异曲同工之妙。从韩祗和发汗解表全不用仲景方，到庞安常、朱肱在仲景麻黄桂枝汤中加寒凉药物，再到刘河间主张伤寒六经传受从始至终都是热证，都反映出辛温解表难用的思想。王安道：“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法”的提出，迫使仲景伤寒方在春夏季节无人敢用，虽矫枉过正，但也向人们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辛温解表难用，辛凉解表易施。以辛凉清解为代表的温病学派，在这时已经呼之欲出了。 王安道对仲景三阴病的认识，也有不足。他说：“夫仲景之书，三阴经寒证，居热证十之七八。彼不即病之温、暑，但一于热耳，何由而为寒哉？”不错，仲景三阴证之中，除了寒热错杂、急下存阴的病证之外，多为虚寒证。这些虚寒证，有许多是属于四肢逆冷、脉微欲绝、吐利不止、真寒假热、阴阳格拒的“三阴死证”。这些“三阴死证”，既可以由三阳的实热证，失治误治而深入三阴，也可以因为其人素体阳虚，而由外寒直中三阴，成为三阴死证。结合现代医学知识可以认为，三阴病除了一小部分病症与其脏腑经络病变有关之外，大部分死证都是外感热病后期休克期、休克前期的危重病症。现代医学实验也充分证明，四逆汤、当归四逆汤、独参汤等，都有较好的改善微循环、抗休克作用。王安道说：“不即病之温、暑，但一于热”，不会出现寒证，是不对的。温病、暑病的危重阶段都会出现阴阳离绝的三阴死证。且不说夏秋季节的急性胃肠炎、中毒性菌痢、霍乱等会出现吐利不止的三阴证，春夏季节的脑膜炎、脑炎、肺炎、白喉、猩红热、肺鼠疫、流行性出血热等能致人死亡的急性传染性疾病的后期，都可能因为高热、脱水、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紊乱、菌血症、毒血症、败血症等，而出现面色苍白、口唇青制紫、脉微欲绝的休克前期症状，进一步发展，就会阴阳离绝，休克而死。仲景所说的“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或许与此正同。 仲景《伤寒论》的三阴死证，反映了外感热病后期极其危重的证候，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有利于中医急救和抗休克疗法的不断提高，是前人留给我们的极为宝贵的遗产，决不能因为其证候涉及阴证，就将其从外感热病之中除去，恰恰相反，外感热病之中或者外感热病的后期阶段，出现了三阴死证，我们决不能拂袖而去，或者为逃避责任而让病家“另请高明”。敢于正视外感热病过程之中出现的三阴死证，这正是仲景敢于面对临床实际求实精神的体现；能够认识热病过程之中，由阳证转阴证，并能总结出有效的治疗方法，这正是仲景弥补《素问》热病不足之处的突出贡献。 明清温病学重视外感热病过程之中的营血证候，比如神昏谵语、斑疹透露、出血失血，或者热邪深入下焦而出现的引动肝风、夜热早凉等等。应当说这些证候，虽然很重，但还没有达到阴损及阳，阴阳离绝，气息衰微的最后阶段。仲景伤寒学术中的三阴死证，远比温病之中的营血证要危重得多。某些以斑疹为主要特征的热病，如风疹、麻疹、其病情往往不重，将斑疹作为营血证的指证，值得重新思考。 王安道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另一学术主张，就是较早地提出了仲景《伤寒论》错简学说。王安道“伤寒三百九十七法辨”云：“夫《伤寒论》仲景之所作也，至叔和时已多散落，虽叔和搜采成书，终不能复其旧，然则今之所传者，非全书也，明矣。”王安道此论并不是讨论仲景《伤寒论》的版本和校勘问题，而主要是为其“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法”学说张目。虽然在王氏之前，庞安常、朱肱也曾补充温病治法，郭壅甚至将他的著作命名为《仲景伤寒补亡论》，但他们都未曾提出仲景伤寒学说只为即病伤寒设。 王安道“张仲景伤寒立法考”云：“夫叔和之增入者，辨脉、平脉与可汗、可下等诸篇而已，其六经病篇，必非叔和所能赞词也。但厥阴经中下利呕哕诸条，却是叔和因其有厥逆而附，遂并无厥逆而同类者，亦附之耳。”王安道第一次提出了王叔和在仲景《伤寒论》中增加了自己的一些内容，为后世批评王叔和开了先例。然而，王安道的结论只能出于推测，其实并无版本校勘方面的证据。他说：“仲景盖言古人之所未言，大有功于古人者，虽欲偏废可乎？叔和搜采仲景旧论之散落者以成书，功莫大矣，但惜其既以自己之说，混于仲景所言之中，又以杂脉杂病，纷纭并载于卷首，故使玉石不分，主客相乱。若先备仲景之言，而次附己说，明书其名，则不致惑于后人，而累仲景矣。昔汉儒收拾残编断简于秦火之余，加以传注，后之议者，谓其功过相等，叔和其亦未免于后人之议欤！”真可谓“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王安道议王叔和之非，我们却在论述王安道的偏颇之处。 王安道谈到他对改编仲景《伤寒论》的构想，他说：“余尝欲编类其书，以《伤寒例》居前，而六经病次之，相类病又次之，诊察、治法、治禁、治误、病解、未解等又次之，其杂脉杂病与伤寒有所关者，采以附焉。其与伤寒无相关者，皆删去。如此，庶几法度纯一，而玉石有分，主客不乱矣。然有志未暇，姑叙此，以俟他日 [4]。”王安道这一设想虽然很“理想”，但未必是仲景伤寒著作的原貌，甚至会比被王叔和“窜乱”过的《伤寒论》离仲景本意更远。明代方有执、清代喻嘉言都宗王安道之说，删改仲景《伤寒论》更“干净彻底”，把源出于仲景的《伤寒例》也一并删掉了，成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所谓“洁本《伤寒论》”。明清伤寒学家都根据自己掌握的“仲景心法”，纷纷著书立说，虽繁荣了仲景学术，却形成了“一家一个仲景，一人一本伤寒”的混乱局面。王安道首创仲景《伤寒论》“错简论”，引发明清几百年的大论争，其“发凡起例之功”不可不表。 王安道的确对仲景《伤寒论》下过一番研究功夫，对前人成说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学术观点，比如他对宋代林亿等提出的仲景《伤寒论》“三百九十七法”的质疑，就很有见地。他说：“余自童时，习闻此言，以为伤寒治法，如此之详且备也。及考之成无已注本，则所谓三百九十七法者，茫然不知所在，于是询诸医流，亦不过熟诵此句而已，欲其条分缕析，以实其数，则未遇其人。遂乃反覆而推寻之，以有论有方诸条数之，则不及其数；以有论有方、有论无方诸条通数之，则过其数。除《辨脉法》、《平脉法》，并《伤寒例》，及《可汗不可汗》、《可吐不可吐》、《可下不可下》诸篇外，止以六经病篇中，有论有方、有论无方诸条数之，则亦不及其数；以六经病篇，及痉湿暍、霍乱、阴阳易差后劳复病篇中，有论有方、有论无方诸条数之，则亦过其数；至以六经病，痉湿暍、霍乱、阴阳易差后劳复篇，有论有方诸条数之，则又太少矣，竟不能决。欲以此句视为后人无据之言而不从，则疑其或有所据，而或出仲景、叔和而弗敢废；欲尊信而必从之，则又多方求合而莫之遂。”王氏因此反复考证，终于得出结论，他认为所谓仲景伤寒三百九十七法之说是不可信的。他说：“余由是屏去其说，但即论之本文，寝食与俱，以紬绎之，一旦豁然，始悟其所计之数，于理不通，而非仲景、叔和之说矣。”“若以法言，则仲景一书无非法也，岂独有方者然后为法哉！且如论证论脉，与夫谆谆教戒，而使人按之以为望、闻、问、切之准则者，其可谓之法乎？其不可谓之法乎？” 我们在肯定王安道不盲从前人，考证所谓“三百九十七法”的成绩的同时，对他“张仲景伤寒立法考”的偏颇之处进行论证，也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 6 }+ a3 n2 L1 Y8 X0 f {: V/ Y+ F* r
[1] 王履著《医经溯洄集》、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15
$ N0 Y% H( n/ s) E+ ?[2]武威汉代医简整理小组、《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75 、1
: Z" S- w' A" C# }- _[3] 罗福颐、“祖国最古的医方”、《文物》、1956 、6 、4
1 j7 e% F6 K- [9 t4 u( m* m[4]王履著《医经溯洄集》、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23 ) b' F4 P9 P* c+ s$ _- m7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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