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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赵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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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刘仰的文章,“现代”是一把割断历史的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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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3 09:39:5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燕赵中医 于 2021-1-16 13:48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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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 U# ?8 ]1 u3 I2 K( g“现代”是一把割断历史的刀6 {) _  L% R( J# D$ V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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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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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三年前写的一篇文章。今天做了些许修改。有点长,耐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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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西方中心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建立中国话语体系等,在中国自信、“四个自信”原则下逐渐深入人心。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特色成为全球热词,学术界“中国学派”也呼之欲出。这是值得称道的历史把脉,显示了正确的历史方向。然而,原则要落到实处,便会发现推进的难度。数百年来西风压倒东风的现实使得某些观念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潜意识,成为不假思索的讨论前提,框定、限制、规范了我们思想的深处。如今时常能看到这种现象:相当多的人在有意识的时候,强调中国特色确实发自内心,并非虚情假意;但在无意识时,论点论证描述,都毫无障碍地落入西方中心论的既定话语体系。说明长期以来西方思潮在思想、学术、观念的某些关键点上,已留下深深的烙印,积重难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改变思维、解放思想,既非常迫切又困难重重。本文试举一例简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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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现代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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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不论是读网络短文、媒体报道还是砖头般学术巨著,或是自己写文章、写论文;不论是自己宣讲或听人演讲,不论在中国或外国,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我们几乎绝对避不开一个词——现代。这个词很平常,我们在使用它时无需斟字酌句,它似乎很不起眼却使用率很高。除了日常生活领域外,学者们也无一例外地思考、讨论“现代性”、“现代化”等深奥的概念。说明现代这个词的广谱性,它可以与其他词汇任意搭配,例如,农业与现代农业,交通与现代交通,国家与现代国家,社会与现代社会等。它仿佛有一种魔力:任何事物只要搭配上现代,立刻就焕然一新了,并伴随着不言自喻的潜意识判断:带现代帽子的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没带现代帽子的,大致可以忽略或价值有限。
    现代是一把尺,可以衡量一切。现代是一把刀,可以切割一切。比方说,经济是人类历史中长期存在的现象,但只要加上了现代,那么,现代经济就可以只从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开始。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可以不说了,要说的话,也只能用亚当·斯密的理论来衡量。甚至有人说“现代”以前根本没有经济学家,因此,管仲、范蠡、李悝、商鞅、桑弘羊、刘宴等等,统统不在现代经济学家的视线之内。如果向一个现代经济学家提起这些名字,他可能会问:这些人是干嘛的?若想了解亚当·斯密理论渊源,你可能会在一个偏僻角落里发现他的上线叫魁奈,一个法国人。但是,魁奈号称“欧洲孔子”,那就不够现代了,这条线得掐断。
    我们国内警校或公安大学相关的基础教材中,明明白白写着:现代警察制度起源于英国。这种切割是如此明显,警察很早就有,但一加上“现代”,便只有英国。历史被“现代”切割后,由于“现代”几乎等同于进步,那么英国便是进步,其他不在“现代”光环笼罩下的,不说你是落后,你自己也不好意思多嘴了。于是,带着“现代”光环的全球警察制度自然就只能参照英国警察做标准了。那么,现代警察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老百姓兼警察不是,军人兼警察也不是,临时管管治安也不能算。现代警察的核心标志是:职业化、非军事化、文官化的治安管理系统。那么,我必须说,符合这一标准的现代警察是从中国的宋朝开始的。北宋朝廷从科举上榜者中任命了文官担任负责治安的县尉,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一个职业的文官负责社会治安。当然,北宋的社会治安并非全都像这样由文官负责,它是一个逐步的过程。由于周边战争因素没有消除,北宋边境地区的县尉还是职业军人。然而,“现代”这把刀不是按照内容实质来切割的,而是按照欧洲或英国伟大的历史时间线来切割的——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在英国以前的都不是现代,只有英国是现代。所以,如果只说世界警察史,文官化警察制度的发源地是中国。但只要加上“现代”,人们就会说英国当年在伦敦街头指挥交通的职业警察是最早的现代警察。事实上,伦敦当年有了最早的“现代警察”时,其治安巡逻的范围、频率,远远不及宋朝警察。比方说,宋朝的警察规定要定期到农村巡逻,并在规定时间里将全县巡遍,不能有遗漏。而英国最早的“现代警察”连伦敦市都无法巡遍。如果我们拿掉“现代”这顶帽子,就很容易理解宋慈为何会在宋朝出现。然而,现代身影一闪出来,法医便意味着现代医学、现代侦察手段的现代法医,甚至属于小说人物福尔摩斯、华生。宋慈那些溶血认亲之类的手段,可以被“现代”归类为迷信,虽然也承认宋慈是法医,但不是现代法医!有区别吗?当然有——现代,就是当今世界的标准。
    我曾经与国内某位著名法律大佬的某位博士聊天。说起法院的上诉、复审,我说,中国古代对于死刑的复审曾经超过七次以上,后来觉得太消耗社会资源了,规定死刑复审不得超过五次。他惊讶地问:有这事?我说:你的江导师没教过这些?当然没教过。因为法律大佬教的是现代法制,几乎等同于英美法律。而我说的那些千年前中国法制的陈糠烂谷,显然不属于现代法制。
    所以,一说大学便是现代大学,当然是西方人首创,中国古代的书院都不算。一说教育便是现代教育,当然是欧洲发明,孔子的“有教无类”,宋代的县学、府学、太学三级教育体系与现代教育无关。一说金融便是现代金融,只有荷兰、英国可入眼。那个引发金融灾难的约翰·劳也因为首次使用纸币而载入史册,中国古代出现的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会子,因为不现代,不提也罢。要说军事,自然只有克劳塞维茨、马汉等人的现代军事理论,古代那个孙子只是借着西点军校的谣言火了一把。
    一说科技,自然是达芬奇、培根,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以后的现代科技,李约瑟的煌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只是蚊子的嗡嗡声。连数学都有现代数学,中国的、阿拉伯的、印度的都不现代。有了“现代”这把刀,仿佛欧洲的现代科学是自己长出来的,与中国、阿拉伯、印度的古代科学没有关系,即使有关系也不重要,因为你不“现代”,所以没能进入现代化,没能进入现代社会。几何学也是欧洲传教士带给中国的。我就很奇怪,如果徐光启不懂几何学,他能翻译欧几里得?今天你找一个纯西方人,语言没障碍,让他读一遍欧几里得,能读懂有几个?西方人说几何学起源于埃及水利,又说中国是一个治水国家。奇怪的是,说几何学,没中国什么事,说你中国是治水国家,就不说你几何了,目的是说你专制,而且还是《东方专制主义》。现代这把刀,仿佛专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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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地说,祭出“现代”这把刀最初并不是专砍中国,而是专砍教会,专砍中世纪。一千年“黑暗”的中世纪,让部分欧洲人痛心疾首。宗教革命以及伴随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从宗教和世俗两个方向令罗马教会腹背受敌。一个“现代”帽子就可以跳过一千年。因此,从那时开始的欧洲学术理论,我们看到无数“首次”、“空前”、“创新”、“第一人”、“史无前例”之类的标签。宗教改革与世俗化的决绝,使得欧洲人愤然隔断与中世纪的历史连接,“现代”成为石头里蹦出来的孙猴,即便要找前身前传,也只有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一千年,像毒瘤一样被现代切除。
    站在欧洲人的立场,我们可以理解这种从旧宗教意识形态里追求脱胎换骨的新生。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做法仿佛就是反叛少年的离家出走,进而宣布与历史断绝父子关系。它造成两个主要后果,一是跛脚的学术。例如,西方大多数“传媒史”的叙述都从古登堡印刷机开始。如果追溯源头,则会在古罗马找几个例子,而完全忽视中世纪。于是,西方“现代”传媒史便只剩下资产阶级追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历史。西方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言论管控、思想警察、宗教裁判所等意识形态暴政,都因为在现代之外而被忽略。二是瘸腿的历史。西方摆脱中世纪政教合一的等级社会后,在欧洲范围内的确有了很多“第一次”。但是,欧洲的很多“首次”,并不是全人类的“首次”。于是,“现代”从专砍中世纪,转为砍向全世界,尤其是中国,因为,能够让欧洲“首次”一次次尴尬的,主要就是发出冷冷嘲笑的中国。“现代”从对中世纪的时间切割,变成欧洲与世界的地理切割——欧洲的“西方”是现代的,此外的“东方”都是古代的。
    奥威尔的“老大哥”象征一个监视社会,很快通过地理标记赋予它非现代的身份:“老大哥”是东方的,我们西方不这样,我们西方因为现代而自由。但事实上西方监视社会的历史更悠久、更严苛。媒体曾多次用告密恶习批评中国人的不道德,但他们不说《牛虻》这样的故事说明欧洲历史上的神父、牧师曾经是维护道德体系的职业告密者。当有人指出这一点,“现代”便跳将出来:西方因为“现代”而摆脱了历史,伟大的现代西方没有劣根性!
    如果拿掉“现代”,很容易理解历史继承、传递、演化的连续过程。只要加上“现代”,历史就断了,仿佛一个新阶段突然降临并开始,前面都可以忽略。“现代”是一个高效的话语工具,只要用上它,我不喜欢的,不属于我的,不利于我的,都可以遮蔽。我所需要的,我认可的,都可以在现代的名义下光荣挺立,以显示我的独创性、首创性、自生性。只有我是现代的,所以我才是有真实价值和意义的,是可以成为参照和标准的。未被我的现代所认定的,要么没意义、没价值,要么即便有,也只是短暂的、局部的,不能成为参照或标准。现代与传统的割裂,看不清现代是怎么来的,现代仿佛是西方突发的优质基因变异,非西方因为非现代甚至无法找到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和方式。“现代”其实就是构建西方中心论、形成历史虚无主义的关键手法。而我们在反对西方中心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时,仍在无意识地大量使用“现代”描述,可能就是病根总也断不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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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刀口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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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一词的特殊地位与18、19世纪的英国有紧密关联。工业革命给英国带来自尊、自大的膨胀,英国觉得有必要显示自己领导世界新潮流的伟大力量,社会领域以及学术界各种“现代”的出现,体现了英国人的唯我独尊的雄心。牛顿、达尔文、瓦特时代的英国人要显示自己在人类历史上的独一无二。现代,便是他们整理世界、收拾历史的有效工具。然而,英国遭遇了一个打击。这个打击来自美国。
    美国因为同英国闹别扭而从英国殖民地独立出来。美国这个新国家的诞生也认为自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中之一便是美国宪法。由宪法而建国,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此以后,成文宪法对于一个国家的绝对重要性由美国确立。由于新生的美国与英国闹独立时的别扭关系,美国的建国被誉为现代宪法、现代宪政的样板、楷模。为此,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便用现代宪法、现代宪政来嘲笑英国,说英国连一部成文宪法都没有,因而在宪法、宪政领域不具备现代性。英国人用来对付别人的“现代”,在这里被美国用来对付英国自己。英国能这么被暴发户美国玩弄了吗?
    为了对付美国用现代宪法、现代宪政嘲笑英国,英国学者深思熟虑后搞出了一套新理论,叫做“不成文宪法”,就是不需要一部清晰完整的宪法,历史上的一些法律条文、规定甚至习惯都具有宪法价值,都具有宪政意义。由于美国与英国的亲近血缘关系,加上美国建国之初的学者水平也不如老奸巨猾的英国,美国没有在此问题上与英国深究下去。也就是说,当美国为现代宪法、现代宪政树立了一个样板,划了一道时间线,它基本只成为其他国家的标准,对于英国来说,它把所谓前现代、非标准的老做法冠以一个“不成文宪法”的学术新名词,成功脱险。说脱险似乎也不合适,更合适的说法应该是,英国不想被美国这个不孝的暴发户牵着鼻子走。于是,我们看到,英国在用现代对付别人和别人用现代对付它时,明确采用了双重标准。这种双重标准的做法在学术界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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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罗列现代农业、现代交通、现代医学、现代教育、现代奥林匹克、现代媒体等等众多划时代的分类,它们都可以看成现代大树的分枝。在“现代”这棵大树的根部,有一些学者开始自由发挥。例如,关于资本主义,有人说中国在明朝就有了萌芽,还有说在宋朝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要知道明朝、宋朝时,欧洲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最多也只是局部的。中国想抢资本主义的头彩?国内外还有学者将“现代性”追溯到宋朝。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所谓历史终结处倒是完美地捍卫了西方的崇高,然而,在“现代”的起源处,福山居然将现代国家追溯到中国的秦朝。这种种不守“现代”规矩的做法,将导致用来维护西方中心论的现代篱笆彻底被废。怎么办?于是,西方学术界用了一些新的学术名词,“萌芽”是其中之一,与之相关的,还有一个经常性的描述词汇叫做——早熟。
    早熟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正常!举例来说,正常情况女孩子14岁左右初潮,你那个早熟的,4岁就来了,正常吗?当然不正常。所以,即便你有萌芽,因为你不正常,所以长不大,长不出来,没法正常发育,也没法生出孩子。在现代西方看来,古已有之的大都不正常,早熟就是有病。早熟、萌芽为何没长成?因为体制,因为停滞,还有循环。西方有一种理论认为,人类历史上的古代文明,只有古希腊是“正常儿童”。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古希腊夭折了,也没长成?古希腊算不算早熟?文艺复兴后的那个西方是由古希腊自己长成的吗?古希腊这个“正常儿童”居然死而复活再长大,这算正常?或许只能算在历史中再次投胎。
    按照历史进步论,社会主义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得警惕资本主义的萌芽,要将资本主义萌芽扼杀在摇篮中。如果中国历史真的就是没让资本主义萌芽长大,中国历史所做的难道不就是社会主义想做的吗?资本主义反正是个坏东西,早晚要死,为何不让它早死?非要等它长大祸害世界后再死?非说中国要补课,为何不说在扼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上,中国早已毕业了?
    我的这种诘问并非是肯定或否定某个理论,而是想说,用西方现代理论解释中国、解释世界,常常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历史的真实其实是:当年中国风华正茂、生儿育女、绵绵繁衍时,那个叫美国的国家还不存在,那个叫英国的国家也只在形成过程中。正常情况应该是我们对西方说:后生仔,悠着点。而现实却是后生仔回嘴说,一千年前您老人家就进了幼儿园,现在您老人家还在幼儿园,或者小学刚毕业。更荒唐的是,这个老人家居然相信了、接受了这个后生仔的说法。
    西方现代理论的教条之一是,现代性只能在17、18、19世纪的欧洲产生。如果中国在此之前就产生了现代性,难道想让西方把自己引以为傲的理论全推翻吗?难道想让西方按中国的事实来修改理论吗?那不行。西方只能改变你的历史事实,而不能改变维护自己的理论。在“现代”标准下,将中国明明是正常的历史事实称之为不正常的早熟,结不出果的萌芽。“现代”这把刀锋利无比,削中国之足,适西方之履。要在每个领域与之辩论,会大费口舌。我在这里不想辩论,只问一个问题:为何英国的“不成文宪法”不能叫早熟、萌芽?以显示英国的宪法、宪政也不正常、长不大?为何英国之外的、与西方现代节奏对不上表的历史事实就只能叫早熟、萌芽?
    前几年一次会议上,我遭遇一批美国现代宪政痴迷者,他们说什么不用引述也能想象,无非是按美国宪法、宪政那套改造中国(其中有最近被开除党籍的某赴美退休教授)。我当时在会上说:我不反对宪政,但我反对你们只允许采用、借鉴美国宪法、美国宪政。既然英国宪法、宪政可以与美国不同,为何中国宪法、宪政一定要同美国一样?既然英国可以用“不成文宪法”的说法为自己开脱,为何中国从秦汉到明清的一系列做法,例如外戚、宦官不得干政,不杀言事大臣(言论自由)、文官将兵的祖宗家法(也是当今世界惯例),政教分离的普世原则,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纲领等,不能算作中国历史上的宪政?如果不成文宪法的说法成立,中国古代没有不成文宪法的历史事实吗?中国没有宪政演进的历史事实吗?中国的这种事实会比英国的不成文宪法少吗?当然,他们不愿同我这个不是西方学术体系训练出来的野路子深入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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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谁在重磨现代这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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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现代”是什么?这里不用像学术讨论那样充分展开。宽泛地说,社会主义也是“现代”的产物,现代以前都叫“空想”。然而,苏东剧变之后,社会主义似乎已经不在“现代”之列。如今,“现代”几乎等同于资本主义,这使得“现代”的含义一方面在今天具有更强烈的普世扩张性,另一方面又悄悄在内涵上收窄了范围。这直接导致另一个词语在今天有了特殊的意义——转型。
    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说的都是变化。变化一般都有前因后果,都有自然的连续性。转型也可以看成是变化。然而,与变化相比,转型有着强烈的模式感,即转到一种标准模式。转型还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如果一百年前说转型,似乎还含有转向社会主义的可能,而在今天,转型基本只有一个方向——资本主义。这种模式感和方向性就来自“现代”的进步性、标准性。因为“现代”有着真理般的绝对价值,因此,一切非现代的都必须转型为现代。转型概念预设了外部和结果的正当性,也暗含了内部与现状的非正当性。如果对此没有明确的认识,现代转型等于要求用资本主义的整套标准来束缚自己,也等于是按别人的标准放弃或筛选我们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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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现代”的膜拜和敬畏,大约都是被西方定为非现代国家的焦虑。对于西方国家自己来说,现代与否除了针对非西方具有强大功效外,对于他们自己或者说西方内部,则没有绝对的价值对比。例如,美国人搞什么现代艺术,想把老欧洲甩掉,老欧洲并没有把他太当回事。美国人搞现代媒体,老欧洲也没有亦步亦趋紧紧跟上。美国人搞现代农业,老欧洲甚至鄙视地拒绝。而中国好像是生怕被历史潮流再次落下,拼命地跟上美国现代艺术、现代媒体、现代农业等等一切挂着现代招牌的新东西。如此这般还不放心,后现代、后后现代之类,成为中国与时俱进的标签。
    前现代、后现代这类由“现代”衍生出来的概念群,有一个鲜明的本质,即历史和文化在时间轴的前后次序上有着明确的优劣之分。但这种认识有一个致命的悖论——既然如此,为何欧洲要文艺复兴?为何美国要一次次宗教复兴?难道古希腊比中世纪更“现代”?难道美国人崇拜上帝比罗马教会更现代?为何早就坚持政教分离的古代中国不比当今美国更现代?我不得不强调指出,如果对“现代”这把切割历史的快刀处置不当,它很可能会刺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现代”这把刀握在西方人手里,他们按自己构建西方中心论需要,随意地切割别人的历史。这么说也不完全对。由于不符合西方标准的事实太多了,多得连西方都来不及全搞明白,都让西方人亲自动手太麻烦。于是,西方学术体系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中国人,学会使用“现代”这把刀,严格按照西方的标准,对不符合西方原则的非标历史自觉自动切割、自我阉割。让中国人自己活学活用好“现代”这把刀,西方人觉得挺好。例如,创造出北大常凯申、清华孟休斯,南大桑卒等学术“新经典”的人,都是受西方学术训练的中国大学教授。当中国学者只从西方人那里知道常凯申、孟休斯、桑卒,而不是从中国历史中知道蒋介石、孟子、孙子,这样的中国学者即便高举“中国自信”的大旗,我们能指望什么?
    有一次学者讨论会上,我说了点关于民主的“怪论”,一位有点名气的萧姓学者当场问我: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哪本教科书里有你这种说法?我没有理他。因为按照世俗标准,我的大学母校比他的大学母校至少高一个档次,说出来怕他脸上挂不住。大学之前,我在国内最好的寄宿高中读书,而他的那个年龄段是在工厂的劳动中以及造反派的生涯中度过的。说这个并不是想显示我的来历不凡,而是想说明,即便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劳动人民,在受了西方学术训练后,也会无条件地被西方洗脑,用“现代”这把刀将自己塑造成“黑木崖”教主。这样的学者如今充斥高校,占据了几乎所有的讲台和媒体。反对西方中心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建立中国自信,靠这样的学者能行么?
    现代,是西方构建自身话语体系的一个纲领性概念,它充分体现了西方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理论上的合法性、正当性。从而也是随心所欲修理非西方的快刀,将一切非标历史、非标文化全部通过现代化,转型成为符合西方标准的现代社会、现代体制、现代生活,其结果未必都是光明的。现代化如果是指工业社会的一系列技术,我们发现它已经大大破坏了自然生态。现代性如果是指西方文明的一系列理论,我们同样应该认识到,它对历史生态的破坏丝毫不亚于前者。
    我们未必需要彻底排斥“现代”的概念及用法,但我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到,“现代”是一把西方制造的快刀,若使用不当,很可能伤了我们自己。当婴儿时期的美国对大英帝国挥起“现代”这把刀时,大英帝国老油条式的泰然处之,应该成为我们的借鉴。“现代”就是一个近视眼,只看眼前,看不到远处。自然的神奇之一是,当你年纪大了,会变成老花眼,更容易看到远处,这就是历史。应该说,随着岁月的流逝,西方的老花眼渐渐多了。可惜的是,中国的近视眼却不见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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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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