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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细菌让中西医分列两旁，又可以互相帮助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河北中医学院扁鹊文化研究院 中医与西医属于不同的学术体系，治疗方法的指导理论与具体措施也不相同，在面对细菌和病毒感染的时候，更显出其巨大的差别。 抗菌消炎，让西医扬眉吐气 1908年德国P.埃尔利希 (1854～1915)和日本秦佐八郎(1873～1938)发现606能治疗螺旋体疾病，开创了化学疗法的先声。 1935年G.J.P.多马克(1895～1964)研制成磺胺药，能治多种细菌所致疾病。 1928年英国的A.弗莱明 (1881～1955) 发现青霉素有杀菌能力。 1941年后H.W.弗洛里(1898～1968)和E.B.钱恩(1906～1979)将青霉素用于临床。 1944年美国S.A.瓦克斯曼(1888～1973)发现链霉素能治疗结核病。其后新抗生素相继出现。 抗生素问世之后，使西医治疗感染性、传染性疾病的疗效，大幅度提高，也使中医学《伤寒论》《温病学》在这方面的优势，似乎变成了“过去式”。 著名中医陆渊雷在1928年的《医界春秋》上，曾发表了“西医界之奴隶派”一文进行论战，他说：“奴隶派的西医所自命不凡的只是空谈病理，何尝能直接应用到治疗上去！不过他们的义祖（西洋医学）义父（东洋医学）有种种科学的依据，有酒精灯、显微镜、以及许多畜牲（动物实验）的帮助，不是完全出于推想，似乎与《内经》学说不同。所以由他们说的嘴响。但是，病理尽说的精透，若要问到治疗依旧是毫无办法。尤其是他们所沉迷不返的细菌学说，一见了急性传染病，什么验血哩、验痰唾二便哩、培养哩、着色哩、血清反应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难为他把个病菌认识清楚了。要是在前驱期中病菌没有认识清楚的时候，西医一句话推得个干净。叫做‘诊断未确，无从施行根治’。这时候病人只好忍着痛苦，呻吟床蓐，静候诊断。这也是病人自己的不好，怪不得西医，哪个叫你不懂的预防、消毒、自己传染病菌？---------岂知西医的根治还要看病人的造化。若是有造化的病人，只应当患梅毒，因为西医有606；或者患白喉、破伤风，因为西医有比令氏血清可以把你根治。若没有造化的病人患了别种传染病-------西医也只是说一句话轻轻推个干净，叫做‘尚未发现特效药’，只有对症处理。于是热起来就用冰蒲包、电风扇；冷起来就用水汀、热水袋；肚子饿了就是牛奶、鸡蛋。诸君休小觑了这些对症处置，说他没有价值。须知西医有数理、化学、生物说做根底；有胎生、组织解剖、生理、病理做基本知识。学问这样高明，行出来的对症疗法饶你再不中用，也是有价值的。要是这种对症疗法出于中医之手，那自然是绝对谬误的了。这好比打骂一样，家中的黄脸婆子把你打骂一下就要火星直冒、跳将起来。窑子里的娼妇若蒙她轻咎樱唇、高抬玉手把你打骂一下。你就从骨髓里舒服出来，堆着满面笑容，成打的花头没命价报效上去。若问，嫖客何以这样瘟，因为娼妇得了乌龟、老鸨的传授，平时把嫖客灌足了迷汤的缘故。有一班迷信科学的人物，害了病请教西医，领略了对症处理的妙法，也尽有死而无悔的。若问他何以这样瘟，也因为西医得了西洋日本义祖义父的传授，把那些细菌传染、消毒预防的话头将迷信科学的人物灌足了迷汤的缘故。” 陆渊雷先生的文章，虽然有失偏颇，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出现抗菌素之前，西医对于外感热病治疗上的捉襟见肘、无可奈何。这时的中医学，由于有仲景以来的六经辨证、明清时期新发展出的卫气营血辨证，其治疗方法十分丰富，疗效也要高出西医许多，这就是陆渊雷先生底气十足的原因。国医大师张锡纯能够偷偷地去西医医院“会诊”，也是因为当时中医的疗效比较好的缘故。 由于抗生素的广泛应用，也就引发了中西医学术优势的转化，在“西进中退”的对比之中，好像中医药已经过时了。其实，临床上很多耐药性细菌感染，经过中医药治疗辨证治疗，也可以取得良好效果。可见中医药不是古老的抗生素，在病毒性疾病的治疗上，中医药现在还有很大优势。可以证明，中医药治疗传染性、感染性疾病的科学原理依然落在西医的目光之外。 近代以来，抗生素的使用非常普遍，在很多没有细菌感染证据的情况下，也应用抗生素，比如感冒大部分是病毒感染，但是临床上一见发烧就输抗生素，很多无菌手术前后也用抗生素“护驾保航”，很多没有细菌感染的慢性炎症也离不开抗生素，原因不明的许多疾病也都“诊断性治疗”地首先使用抗生素，使抗生素几乎成了“万应药”，或者约等于“安慰剂”，达到了使用极不规范的滥用。这既浪费了药品资源，加重了患者负担，也增加了耐药菌株的出现。 人体与微生物的细菌病毒长期共存达几百万年，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之中，人体建立了一整套对付致病微生物感染的机制，很多情况之下不需要抗生素参与就可以消除感染，并获得免疫力。抗生素发明之后，被扩大使用范围，甚至滥用之后，严重地影响了人体抗菌能力的发挥。越俎代庖的结果，不仅不利于人体抗病能力的提高，而且实际操作中，很多情况下抗生素的使用不是在细菌培养、药敏试验的指导下进行的，而是以“广覆盖、大剂量、足疗程”为原则，大撒网式的“火枪手”、“散弹”式狂轰乱炸，严重地破坏了人体微生态的平衡，杀死了大量有益的细菌，甚至造成二重感染、医源性疾病。抗生素的不规范使用、滥用，即使不是医疗腐败助长起来的，也加重了社会和个人的负担。 抗病毒无药，西医很没面子 病毒是一个不完整的生物，它没有细胞膜、细胞器，不能在自然界繁殖自身，而必须“借腹怀胎”在宿主的细胞里，复制病毒。 因此，过程虽然很麻烦，原始“种子病毒”需要欺骗宿主，让宿主误认为这是“自己的孩子”，加以复制合成“第二代病毒”。 但是，这也就是病毒的高明之处，它没有细胞结构，只有一套图纸（DNA或RNA）和蛋白质外壳，但是一旦进入宿主的细胞，就进入了一个被保护的安乐窝，各种药物进不来，宿主的免疫系统产生的抗体也进不来，是一个“租界”、“安全区”、“快乐岛”，各种西药都在血液里，干着急，没办法。西药用多了，宿主自身就中毒，因此，抗病毒的化学药，即使贴上“人民的希望”标签，仍然吓不住病毒。 非典、新冠，都是这样的病毒感染，各种感冒、艾滋病、乙肝等，也是病毒危害人类，西药基本没作用。 中医药大显身手几千年，但是，由于过去很多人不能正确认识中医、中药，让中医说西医话，否则就说“中医不科学”；让中药必须定性定量分析，说明化学结构、分子靶点，结果，把中医弄成了哑巴、瞎子。 失语一百年的中医，在非典、新冠面前依然很优秀，即使说不了话，或者说了话没人信，但是，降低发病的“大水漫灌”、大锅汤预防；让轻症不转危重症；没有了死亡威胁等等，这些优秀特质，一次又一次在中国上演，而没有中医药的欧美各国灾难深重，不能脱身。 即使，新冠病毒变异了，在英国、美国、非洲、欧洲都很恐惧的时候，国外传来的变异病毒，在石家庄“农村包围城市”、在黑龙江、吉林冰天雪地呼啸而来，但是，中医药上去，疫情很快被扑灭，死亡率迅速下降。 谁不服，谁失败，谁死亡。 吹哨的不喝中药，哨也白吹； 西医大专家、科学家，不喝中药，一样死亡。 疫苗学的中医法，西医拿来想救世 西医擅长隔离消毒，不擅长疫苗。 疫苗的免疫思想、人痘疫苗的技术，都是中医在几百年之前创造出来的，清朝时期从土耳其传到英国，后来又到了法国和全世界。 疫苗，这个名字就是“防患未然”的中医“治未病思想”。 增加抗病能力，也是不用外力，依靠自身“正气”的中医“扶正祛邪”原则。 疫苗的化学结构很复杂，不是分子靶点的杀菌，这也与它出身于中医的“娘家”有一些关系。 现在，世界各地都在争疫苗、枪疫苗。 其实，疫苗的保护作用很有限，没有百分之百，而且面对变异病毒往往“跟不上变异的速度”，成了“事后诸葛亮”，不如“事前臭皮匠”。 中医大水漫灌，三天之内，甚至当天就有效，远远超过疫苗对人群的保护作用。 大锅汤架起来，中药汤喝进去，一个区域的免灾、减灾就有了相当的保障。 这样好的措施，不论是非典，还是新冠； 不管是原发，还是变异，一概都如此。 如此优秀的中医药，可惜很多人不了解。 “捧着金饭碗要饭吃”，还幻想着“人民的希望”天外来客救危机。 “至死不麻烦中医！” 这个是过去90年前文化精英的遗言，他死了，但是他的余毒还在空中飘荡着。 西医学习中医，救自己一命 2003年的时候，香港医管局通过卫生部，请广东省派年轻的中医师去协助他们治疗非典，这件不同寻常的事件，被很多人有意无意地“视而不见”，或者“选择性”地忘了。 2020年新冠肺炎在武汉爆发的时候，妇产科主任曹丽蓉在做手术的时候不幸感染，病倒了，肺炎，发烧。她“躲”在家里隔离，自己用中药迅速治愈了自己的新冠肺炎，2020年1月29日的《武汉晚报》介绍了整个过程。 那个时候，吹哨的还没发病，或者还没严重到不能看报，但是，曹丽蓉康复后半个月，吹哨的走完了人生。 因此，西医学习中医，可以救自己一命；西医不信中医，生命有危险。 这不是信仰问题，而是病毒面前，人人平等。 下面还有两篇资料，也说明，在新的疫情面前，需要重新认识中医与西医。 案例1 1月17日，张先生因为高热不退，伴有干咳等症状，被湖北省中医院光谷院区肺病二科收治到隔离病房。主治医师柯佳表示，患者当时体温达38.9℃，CT提示右上肺有磨玻璃状阴影，张先生被高度怀疑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医护人员迅速采用抗生素和抗病毒类药物为患者进行治疗，但张先生却高热不退，肺部的磨玻璃阴影也蔓延到了右下肺。柯佳根据脉象和舌苔，判断患者属于风瘟肺热型，于是在西医治疗的基础上，加上了中药调理。经过5天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患者体温稳定住了，咳嗽的症状也明显好转。柯佳又在原有中药方剂的基础上增加知母、麦冬、黄芪等补气养阴的药物。6天后，患者复查CT结果显示，各项检测指标均处于正常范围。（《湖北日报》1月29日报道“中西医结合5天退高热 湖北省中医院多名疑似患者达到出院标准”） 案例2 工作刚开始阶段，专家组对中药治疗还存在一些顾虑，尤其是担心对肝功能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以往中药伤肝的例子时有报道。中医专家则谈到，中药的副作用其实并不大，临床实践证明，如果中医辨证论治准确，中药不仅不会引起肝损，而且可以有效治疗肝损。新冠肺炎患者中有三分之一的病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肝功能异常，对这些病人，专家组起初不太主张应用中药治疗。比如，A4病区的朱女士，因发热、咳嗽7天入院，两肺多发冠状病毒性肺炎，病情进展很快，专家组给予了抗病毒等多种西药治疗。治疗一周多，患者虽然病情好转，但肝功能出现异常。专家组停用部分西药，刚使用几天的中药也被停止服用。此时，上海市中医医院的专家石克华认为，给予中药治疗后，促进了病情好转，对肝功能没有不良作用，而且有保护作用。他建议停用所有西药，给予单纯中药汤剂保肝综合治疗。在石克华的指导下，该院另一名参与治疗的专家孙永顺仔细观察患者症情，共同商议后开出了新的具有清肺化湿、疏肝健脾为治法的中药汤剂处方。患者服用该汤剂后两天复查肝功能好转，症状明显改善，符合出院标准，次日即出院，并带回了两周的汤药继续服用，现身体基本康复。（《新民晚报》2月21日报道“新冠肺炎患者三分之一肝功能异常，中医药介入不仅没伤肝还保肝”） 王世保先生评论说：先看案例1报道的内容，患者开始是用西医的“抗生素和抗病毒类药物”治疗，病情并没有好转，而是继续恶化，“张先生却高热不退，肺部的磨玻璃阴影也蔓延到了右下肺” ，而后采取中药治疗，11天后患者康复出院。这篇报道的内容虽然始终“坚持中西医结合”，但是仔细分析不难看出，西药在其中的治疗过程中并没有发挥任作用，不管是此前的清热解毒，还是后期补气养阴的康复，都是中药的疗效。所以这样“中西医结合治疗、中西药并用”只是有名无实，发挥治疗作用的只是中医，而不是西医。 如果说第一篇报道还在“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坚持中西医结合”，那么第二篇报道就直接将这次“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治疗新冠肺炎的实际情况揭示的一展无遗。从这次上海市治疗新冠肺炎的过程来看，可谓是一波三折： 1、专家组起初不太主张应用中药治疗，因为以往中药伤肝的例子时有报道。 2、专家组给予了抗病毒等多种西药治疗，病情继续发展。 3、专家组在抗病毒等多种西药治疗的基础上加入了中药治疗，病情开始好转。 4、患者肝功能出现异常，专家组停用部分西药，刚使用几天的中药也被停止服用。 5、专家组停用所有西药，给予单纯中药汤剂保肝综合治疗。 6、患者服用汤剂后两天复查肝功能好转，症状明显改善，符合出院标准，次日即出院。 上海市的专家组从开始的听信“中药会导致肝功能异常”的谣言不敢使用中药，到使用中药后病情好转而西药却导致肝功能异常，再到停止使用所有西药让中医独立治疗，患者服用中药2天后就出院，这个过程彻底否定了“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的合理性。西药在与中药结合的过程中，不但没有起到正向的治疗作用，还有严重的不良反应，比如腹泻、肝功能异常等。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准确的结论：“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治疗新冠肺炎不是1+1﹥2，而是1+1﹤1。所谓的“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治疗新冠肺炎疗效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掩饰西医无效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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