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中医外感热病的历史与现实创新 反对中医的人士，强加给中医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是说中医从来不进步，也没有找到进步的方法。这完全是对于中医的误解与攻击，自古以来中医学一直以它特有的方式发展着，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创新的脚步。我们在这里就是以中医外感热病学说为例，看一看中医在诊治传染性、感染性疾病过程之中的发展与创新，阐述中医对中国和世界人民卫生事业已经做出的贡献，以及将来巨大的潜在价值。 第一节 中医诊治模式转化与学术创新“赛先生（科学）”来到中国已经100多年，科学的中国化过程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时刻，国家又提出自主创新战略，中医药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已经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 到目前为止，人类只消灭了一个疾病“天花”，依靠的是中医的原始创新，而不是抗生素，更不是靠解剖、生理、病理、微生物知识。中医所开创的免疫学原理，也是控制其他传染病的法宝，免疫技术就是依靠预防接种“疫苗”。而“疫苗”的科学原理与实用技术的原始创新，起源于中医，而后传向世界，造福于人类，它是中医免疫科学思想哺育出来的实用技术。后面我们还要展开叙述，在这里先从科学创新谈起。 从引进到自主创新的战略转变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引进科学技术，并且做了不少消化吸收、进一步再创新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从废科举兴学校，到建立门类比较齐全的科学技术体系，中国走过了百年曲折道路。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加快引进、消化、吸收科学技术，已经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的经济大步前进，国家实力和地位空前提高。 人民温饱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之后，健康医疗、社会民主、平等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成为了新的课题。这些问题只能靠自主创新去解决，而不能靠引进国外的现有模式完成。因此，自主创新的问题就逐渐成了今后发展的战略选择。 2005年3月28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说：“自主创新是支撑一个国家崛起的筋骨。”2005年制定的《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2006—2020）》以“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作为未来科技发展的基本战略。2006年1月的全国科技大会上，“自主创新”被放在非常显著的地位。 创新分为原始创新、引进吸收再次创新和集成创新。 根据统计资料，美国、日本、韩国等创新型国家，对于国外技术的依赖度都在10%左右，而我国现在仍然在50%以上。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率比较低，不可能走出卖资源的发展道路，而只能走创新型发展国家之路。 那么，什么是“自主创新”呢？中国社会科学院金吾伦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张超中博士所著的《科学的中国化和中国化的科学》一书，对于“自主创新”进行了阐释。他们认为，经济学上的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这两类创新，都具有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而现在人们谈论的“创新”已经超越了经济的范畴，包括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等，所有的创新都具有“文化价值” [1]。 创新以发现发明为基础，又不同于发现发明。如果把发明发现的新技术、新理论放置起来，对于人类进步、社会发展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发现发明做支撑，更需要不同参与者和不同的组织结构大量协作互动，才能形成价值，完成创新。如果一个国家政府组织，推动企业、科研、教育，共同完成创新，就构成了“国家创新体系”。 具体到医学来说，医学的发展关系到国家政策、价值取向、价格杠杆、教育培养人才、科研推动、医疗机构实施、医生具体运用认识疾病的诊断技术、治疗疾病的器械药物、药物的研发、生产、销售、药农、药商等等环节。可以说医学的发展与创新，是一个牵涉众多领域的复杂系统工程，每一个环节都存在创新的潜能，都可能影响整个系统。因此，医学的问题，决不是医生与病人，药物与疾病之间简单对应的关系。 从卫生经济学来说，其主要构成是认识疾病的“诊断成本”，治疗疾病过程器械、药物构成的“治疗成本”，出院之后维持治疗的“后续治疗成本”。 我们衡量一个医学方法是否优秀，应该从它的成本构成，以及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来确定它的“贡献度”，进行综合考量。 中医药简便廉验的学术特色，具有明显的卫生经济学优势，对于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一个有力的支撑。中医药在国家自主创新战略中，更大的贡献是其理论方法的先进性。 原理和方法论的创新最为重要西方文艺复兴运动，首先源于对“以神为本”认识的决裂，为世界寻找物质原因的实证分析方法，开创了实验科学。 还原论认为所有复杂现象的背后，都有具体的物质原因。还原论的方法，极大地扩展了人们对于物质世界的认识，也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今天依然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很多人把“唯物论”，片面地理解为机械唯物论，对于复杂世界的广泛联系，对于人体身心属性的认识带有不可避免的缺憾。尤其是科学技术逐渐从研究物质领域，逐渐转移到生命科学，进入到人类健康与疾病领域的时候，还原分析的方法有了明显的失灵。 因为人是最复杂的“研究对象”，除了自然属性之外，还有社会、心理因素时刻影响着人。用还原分析的方法，无法重构、复原自然生态的人。因为，人是整体生成的，而不是分步合成的。人是有思想、有精神的高级生命，而不是一般的动物。因此，关于人的学问，应当另找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而所有科学方法、科技成果，都应该是为人服务的，是为了人的生存发展提供社会和个性化的服务。服务的最佳境界，都应该是个性化的。现代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微型电子计算机技术的推广，都是朝着个性化发展而进步的。 中医的许多理念都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存在，“即时互动”的状态之中的。《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与自然时刻交流物质，升降出入一刻不停，因此人的生命活动才能进行。 人的精神与形体是不能分离的，在身体与精神的关系上，中医更重视精神。《灵枢·本神》甚至认为，在受精卵刚产生的时候，人就有了神。所以说：“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中医对于人体精神活动的不同过程，对于不同精神活动的分工与合作，都有着明晰的认识。 正是因为中医有如此明确的生命观，所以主张“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 当然，中医独特的认识方法、理论原则、治病与养生手段，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认真挖掘，总结提高。 中医药如何引领中国科学《科学的中国化和中国化的科学》认为，中国古代的学问，都是通学，不同的专业领域，可以应用相同的理论方法。中医学就吸纳了我国古代哲学、儒墨道法、刑名军事、天文历法农业等不同领域里的成果，是一个集大成的“通学 [2]”。 中医学“天人合一”，取法自然，和谐动态的科学思想，是解决复杂问题的大智慧。 费孝通先生在《论文化与文化自觉》一书中指出：“应该继承这种传统，从自然存在和演化的角度，对于人和社会进行最基本的定义。”比如，人与人交往的社会关系，是科技创新的文化土壤，人们如何交流、社会的价值取向、科学观念、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都对人们的科学活动产生广泛影响。 费先生说：“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实际上更多的是建立在这种‘意会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而不是那些公开宣称的、白纸黑字的、明确界定的交流方式上。”古人靠着“心领神会”，揣摩世界，“并以这个‘心’字为核心，构建了庞大复杂的思想体系。”“‘心领神会’就是古人所理解的一种真正深刻、正确的认识事物的境界，它不是我们今天实证主义传统下的那些‘可测量化’、‘概念化’、‘逻辑关系’、‘因果关系’、‘假设检验’等标准，而是用心和神去领会，这种认识论的范畴，不仅仅是文学修辞法的问题，它就是切切实实生活中的工作方法，也确实表明中国文化和文明历经几千年长盛不衰，其中必定蕴含着的某种优越性和必然性。” 现实生活里，我们心里所知道的知识，可以称为隐含知识、意识知识，它们远比我们所能够表达的显性知识、概念知识多得多。 现实世界里，模糊比清晰更接近事物的本质，经常是越清晰越失真。应当用模糊求清晰，而不是用清晰求清晰。比如，中医用模糊思维方式对于什么是表证、里证、虚证、实证，表述得很清晰，而用还原分析的方法却说不清中医的概念。 中医对于证候、病理病机、治法方药，都是用模糊的方法，表述了很清晰的概念，而且是与时空变化即时相关的一整套措施。这种整体、动态的认识问题的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把所有关于人体的复杂因素都综括起来，一揽子解决，是非常先进的方法。 中华文化孕育的中医药学，历史悠久，理论稳定，千年不倒正是它优秀的一面，那种把历史悠久解释为落后，把理论稳定视为保守、陈腐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科学的中国化和中国化的科学》说：“稳定性代表适应性，中医药的稳定性恰恰说明古人已经找到了关于人体健康与疾病的关键因素，以‘落后’来解释‘稳定’是一种严重的误解。”“至今为止，对于中医药进行‘科学’解释的理论谱系自身仍然在进化之中，表现出整体上的不稳定和不成熟，没有达到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的认识的统一。 [3]” 那些经常被用来验证中医药的“科学”理论，随着科学自身的进步，都将被“证伪”，将被证明是过时的和落伍的。所以，不能用实验室的微观研究代替自然生态的宏观研究，不能以定量代替定性，不能以还原论或分割论代替整体论，不能以静态的研究代替动态的研究，不能以对物的研究取代对于人的研究。 《科学的中国化和中国化的科学》还指出，中医学现在具有的学术水平，和应该达到的学术水平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中医学的现实困惑，不是理论和技术的落后，而是人们认识上的“不认同”造成的。“实际上，目前中医药日益萎缩的现状及其产生的原因，能够从另一个角度促人猛醒：放弃自身的方法，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特色，也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4]。” 自主才能自立，自立才能自强。自强才能生生不息，成为不断创新的源泉。一个民族如此，一个行业也是如此。 中医药学在整体性的高度上，可以引领中国科学技术突破现代科学还原分析的局限性，在健康卫生领域引领世界新潮流，并有可能带动相关基础学科一同跨越发展，为国家自主创新战略写下浓重的“中国特色”。 我们经常说模式，何谓模式日常生活里，我们经常听到“模式”这个词：生存模式、行为模式、思维模式、商业模式、医学模式、多元模式等等，可以说模式是一个很流行的词。那么，什么叫做“模式”呢？ 也许，我查的《辞海》有些老，只见到了对于“模”、“模板”、“模型”、“模范”、“模样”、“模仿”的解释，而没有查到对于“模式”的定义。看来“模式”一词，还比较“新潮”。新潮的东西，应该到网络里去找，于是，就找到了学者的定义。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顾自安先生，在《关于群体的行为模式》的网络文章里说：“所谓模式（pattern），其实就是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当把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法总结归纳到理论高度，那就是模式。Alexander给出的经典定义是：每个模式都描述了一个在我们的环境中不断出现的问题，然后描述了该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核心。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无数次地使用那些已有的解决方案，无需再重复相同的搜索与认知工作。 [5]” 按照顾先生引进的解释，中医学里的模式可谓是十分丰富的。因为，中医学就是教中医们要按照“方法论”的规定，去解决“疾病”与“健康”互相转化的问题。而且，疾病与健康的问题也是古人与今人的“环境中不断出现的问题”；中医也是用他们对于人体的认识，“然后描述了该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在中医的理论认识指导下，通过四诊收集证候，通过辨别证候，确立治疗法则，通过治疗法则选方用药。中医前辈高度概括为“辨证论治”。 正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无数次地使用那些已有的解决方案，无需再重复相同的搜索与认知工作”，中医的继承性才显得那么重要，才使得中医的师傅带徒弟的工作是如此的不容忽视。 然而，“在我们的环境中不断出现的”疾病问题，随着时代的变迁也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因此，“描述了该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前人认识与经验，也应当随之而发生变化。这就牵扯到了“模式的转化问题”。 模式形成之后为何必须转化模式是广泛存在的，不仅人类社会有模式，动物界也有模式。比如，小老鼠智力模型的建立过程也能说明这个问题，经过反复训练，小老鼠走迷宫的速度会有所提高。也就是说老鼠也会学习，重复地做一个动作，它也按照趋利避害的原则，以最小的投入、损耗，争取最大的收益。这个探索学习的过程，就是学者们称之为建立“模式”的过程。 仔细想想，动物世界里这样的事例多了。鸟儿搭窝，蜜蜂筑巢，“老鼠搬家，蛇过道”，哪一个经常性的行为，都带有“模式”的特征，因此，才可以被成为“行为模式”。行为模式带有明显的习惯性。习惯成自然，自然皆有理。 “人类自脱离原始存在以来，就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处于被异化的生存状态，丧失了自我。于是，寻求真正的自我、认识自我就成为一个终极的追求。但是，自我并不是孤立的实体，他与其他人已经纠缠在一起，无法截然分开。这就意味着只有通过对他人的认同才能达到自我认同。” 学者的话很高深。其实，简单的说，就是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人的社会性生活方式，决定了不同的族群有可能产生不同的文化。因此，不同族群的生活模式也是不一样的。多元生活模的形成，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适应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在中华文化的影响下，中医学不可避免地采用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 “共同体内部特定行为模式的形成前提，是由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人际互动行为提供的。”中医学的理论、方法所以被中国人接受，也是“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人际互动行为提供的”，只不过这个群体是非常庞大的。今天，接受中医理念的“群体”，已经超越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族群，他们看待人体的方式方法与中国不同，是通过细致解剖、力图用微观说明一切的医学模式。西医与中医不同的医学模式，在20世纪前后，进行了猛烈的碰撞。 当然，这个碰撞发生在中医还没有走远的时候，中医在邻国日本遭遇了行政当局的扼杀。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总是难于被消灭的，日本消灭中医的“行为模式”是错误的。因此，今天中医又在日本复兴了，只不过为了占有知识产权，他们把中医不再叫汉医，改称“东洋医学”。 中医千年之前传到了日本，今天被改为“东洋医学”，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之中“走了样”，“模式”有所转化，不看舌头、不摸脉，已经不是四诊合参的中医了。 中医在韩国，由于模式也有所不同，因此叫韩医。 传到西方的针灸，也在发生模式转化，因为他们看不见经络，就用神经解释“经”与“穴”。 由此看来，邓铁涛教授主张的“回归中医”，不仅国内适用，国外更需要正本清源，认祖归宗。 “对于特定的共同体而言，行为模式的形成具有明显的效率特征和实体化作用。一方面，行为模式有利于降低群体内部人际互动行为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另一方面，行为模式将有效的形成群体行为的界限表征。” 对于中医来说，以其特有的模式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既有利于内部的交流，便于实用；也是中医内部建立信心，提高疗效，不断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对外沟通，展示中医群体形象。 中医的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顾自安先生说：“模式有不同的领域，当一个领域逐渐成熟的时候，自然会出现很多模式。”不仅中医与西医属于不同领域，在中医的内部，仍然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领域。中医在每一个领域里的探索，认识“逐渐成熟的时候”，的确出现过“很多模式”。而且，不同的模式之间，可以交流、可以争鸣，也可以有所取舍。 这个取舍的过程，往往就是学术进步的过程。 春秋著名医学家医和，他在公元前541年论述中医的病因学说的时候说“天有六气”，这六气叫做“阴阳风雨晦明”，与《素问》《灵枢》对于六气“风寒暑湿燥火”的认识不同。当然，过则为灾的“淫生六疾”，与后世论述也不相同。医和主张“阴淫寒疾，阳淫热疾”，而《素问·热论》却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人体伤寒之后，可以得热病，而不是由热引起热病，由寒引起寒病。 这就是学术认识上的深化。 当然，认识“模式”转化之后，就会引起“治疗模式”的转变。 模式转化采取的不是完全否定，而是根据实际认识发展的需要，有所保留和继承。因此，医和对于“风淫未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的论述被继承下来了。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古医书《阴阳十一脉灸经》有两个写本，虽然都是十一条脉，但是，由于抄成的年代，一个是在秦末，一个是在汉初，这样短的时间里，在文字上就有所不同，有所补充与修正 [6]。 当然，《十一脉灸经》还有更古老的《足臂十一脉灸经》，比《阴阳十一脉灸经》还古朴。古朴的《十一脉灸经》终于被后来的《灵枢·经脉》所论述的十二经脉学说代替，学术发展日趋成熟。 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也出土了医书《脉书》，与《十一脉灸经》的内容相似。 《脉书》对于外感热病的记载，要比《素问·热论》古朴，也没有六经辨证的内容。 因此说，《素问·热论》把外感热病看作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把其中产生的证候，按照时序先后大致分为六段，总结出“其死皆在五六日之间，其愈皆在十日以上”的规律；并且还有三日以前可以用汗法，三日之后用泄法的“治疗模式”加以概括，充分体现出外感热病学术的显著进步，也为后世的继续研究开辟了道路。 后来的医疗实践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也就是按照前人的模式行事。但是，随着实践的深入，《素问》《灵枢》的“热论”、“评热论”、“刺热论”、“热病篇”所论述的医疗模式，难于解释新的医学实践。因此，必须变革模式才能发展。 《难经》提出来“伤寒有五”，不再说伤寒只是病因，而是把伤寒作为病名加以改革，完成了外感热病诊治模式的转化。 《阴阳大论》进一步提出来“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解释了用伤寒命名疾病的原因，也阐发了寒邪、寒毒为病的广泛性和严重性，并且提出来伤寒与温病、暑病之间，存在着“因时转化”的辨证关系。 张仲景继承《八十一难》与《阴阳大论》的模式转化思想，因此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伤寒杂病论》，而不是命名为《热病杂病论》，从而使《难经》提出的广义伤寒学说，完成了向临床的过渡。 由于中医的外感热病，它们总共有几十种之多，远远超过《难经》的“伤寒有五”学说。因此可以说，伤寒岂止有五？ 时隔不久，张仲景在他的《伤寒例》中就提出了多种外感皆属于伤寒，几乎就是“伤寒有十”； 宋代朱肱《南阳活人书》称广义伤寒有十二种病名； 明代吴又可《瘟疫论》认为各种疫气都由“非寒非温、非风非湿”的异气所引起； 清代吴鞠通说“温病有九种”。 这些都是认识逐渐深化的结果，也是中医外感热病诊疗模式不断转化的具体体现。 “热病统寒温”模式大挪移中医对于温病的认识模式，是不断发展、演化的。 《素问》认为“冬伤于寒，春必病温”，说明古代的温病都局限于春季，而不是散见于四季。 仲景《伤寒论》说温病的症状主要是“发热而渴，不恶寒”，属于里热外发型的热病，初期没有表证，治疗上也就不会使用麻黄汤、桂枝汤来发汗解表。 清代温病学家认为除了冬季的伤寒之外，四时皆有温热病，它们总称温病而不是总称伤寒或广义伤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其上焦篇云：“温病者，有风温、有温热、有温疫、有温毒、有暑温、有湿温、有秋燥、有冬温、有温疟。” 吴鞠通所说的这九种温病，几乎囊括了仲景时代的所有外感热病。所不同的是：仲景《伤寒例》用广义伤寒来概括这九种温热病，而吴鞠通则用广义温病来概括。 叶天士在《温热论》和《三时伏气外感篇》中，将春温、风温、暑温、湿温、秋燥等四时温热病，都归为广义温病之中，反映了叶天士的广义温病思想。 联系到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SARS），因为它2002年的11月就出现了，尚未入冬，故按照传统的命名方法，可以将其叫作伏暑；入冬以后，又可被人称为冬瘟、伤寒；到了春季，则被命名为春瘟、风温。也有人按照吴又可的学术观点，并结合现代医学的病理发现，称之为瘟疫、肺毒疫、肺痹疫、肺湿疫。 对于同一个SARS病人，伤寒学界称其为伤寒，温病学家叫它为温病，瘟疫病学家称之为瘟疫。种种说法，不一而足。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各唱各的调，互不相让，一个具体的病被叫作几个病名，好象是百花齐放，其实正反映出中医外感热病学说的不够规范。 不规范的认识来源于寒温论争，几百年来争而未果。虽然，自清朝开始就有整合伤寒、温病学说的构想，但是一直没有成熟的方案，也就是没有成熟的“模式”。 有的主张以六经统温病，也有的主张以卫气营血、三焦统伤寒，也有的主张以八纲辨证统一寒温。而现在的教材编写上，把伤寒与温病说成是阴阳水火的区别，使两者越走越远，分歧人为加大，难于达成共识。 邓铁涛教授研究寒温关系几十年，提出来“使伤寒、温病逐渐融合为热病”的理论构想，这实在是医学模式转化的一个重要命题。值得大家深入思考，一起探索，合力共举，构成大业。 以热病统寒温，不是简单的伤寒与温病的统一。 伤寒、温病统一的提法，就好象分了家的弟兄再合在一起过，一个人一个行为模式，谁也难于说服谁。 “以热病统寒温”的理论构想，是突出热病，淡化寒温。 热病的提法很古老，但是，“以热病统寒温”不是要简单地恢复先秦的热病，而是要充分吸收伤寒、温病、瘟疫学家的成就，甚至是现代中成药研究的成果，为未来发展预留空间，做“大热病学”，而不是狭隘地把伤寒与温病合在一起，凑合为热病。 热病突出的是证候，是中医认识疾病的出发点，也是中医治疗疾病的着眼点，不需要先思辨其病因为何。“辨证论治”从证候出发，可以含盖辨证求因。因为求因也是为了更好的治疗，而不是其他。 热病以发热为最鲜明特征，既是患者的主观感觉，也是医生的客观依据；对外便于交流观点，对内便于统一认识。是时代赋予中医学人非常重要的历史使命。 我们期盼着，在下一次新旧瘟疫袭击人类的时候，伤寒学家、温病学家、瘟疫学家们，都能以“热病学者”的身份，围坐在一起商讨诊治方案，而不要互相争论不休，让瘟神偷偷地窃笑。 + `$ W' b5 r1 ~% o# n
[1] 金吾伦、张超中著《科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科学》科学出版社、北京、2007 年1 月第一版、90-122
& k" O6 }9 W1 j" F/ \& C[2]金吾伦、张超中著《科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科学》科学出版社、北京、2007 年1 月第一版、239-254 ) v: c9 w- R9 R+ s! G8 F/ A1 @
[3]金吾伦、张超中著《科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科学》科学出版社、北京、2007 年1 月第一版、226 & @* J& r4 S% @
[4]金吾伦、张超中著《科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科学》科学出版社、北京、2007 年1 月第一版、233 * m& y' @/ P% I
8 L: C. ^2 H( K' h. u. W# M8 B3 S
[6] 周一谋、萧佐桃主编《马王堆医书考注》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天津、1988 年7 月第一版、22 、234
) ?1 J' N* u9 S7 a# ~5 O. X
$ Z2 n6 b8 @8 \; x
. N0 ~1 C! M# y(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