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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始创新破解李约瑟难题 “贡献度”是人们衡量一个学科的价值的重要尺度，中医学对于中华民族的贡献已经有过不少论述，中医对于世界的贡献至今还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甚至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漠视或者否认了，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到目前为止，人类只消灭了一个疾病“天花”，依靠的是中医的原始创新，而不是抗生素，更不是靠解剖、生理、病理、微生物知识。中医所开创的免疫学思想，也是控制其他传染病的法宝，免疫技术就是依靠预防接种“疫苗”。而“疫苗”是中医免疫科学思想哺育出来的实用技术，而后传向世界，造福于人类。 英国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 1900～1995）是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专家，以撰著多卷本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中文通常译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简称SCC）著称于世。长期以来，“李约瑟”在中国几乎成了“中国科技史”的代名词，而最近20余年来，求解“李约瑟难题”的热潮更有水涨船高之势。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既见之于严肃的学术刊物，也频频出现在流行的大众读物上。而牵动李约瑟先生与中国之间情缘的始动因素，与中医知识有关。 中医学牵动李约瑟中国情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刘钝教授、潘吉星教授介绍说 [1]，李约瑟的一家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他的父亲是一个英格兰医生，母亲是一个出生于北爱尔兰的画家，也会弹钢琴、作曲，都没有到过中国。他生活在人文气氛和科学气氛都非常浓厚的家庭里。 在李约瑟的青年时代，世界发生了一些大的变化，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29年西方的经济大萧条。 1931年李约瑟已经31岁，苏联科学家代表团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团长是布哈林。在会上一个叫格森（Hessen）的苏联物理学家提交了一篇著名论文，是关于牛顿力学产生的社会背景的。这篇论文将科学、或者说一个学术传统的诞生与社会因素结合起来，给西方学术界带来一股马克思主义的震撼。这几件事对青年李约瑟有很大的影响。 李约瑟本人在剑桥大学念书，学的是化学，研究胚胎学，他是现代化学胚胎学的奠基人。在1937年左右，中国去了三个留学生，分别是鲁桂珍、沈诗章、王应睐这三个人。鲁桂珍跟随李约瑟的夫人李大斐在一个实验室工作，研究生物化学。 三位中国留学生的聪明才智使李约瑟意识到，人类无论肤色种族在科学面前都是平等的，并由此导致他对中华文明产生终生的认同。而在这三位年轻的中国人中有一位美丽、聪颖的女士，而她就是后来成为李约瑟亲密助手和晚年伴侣的鲁桂珍女士。 鲁桂珍出生于湖北省一个医学世家，与李时珍同乡，因此她对传统的中医很了解，她向李约瑟介绍了《本草纲目》的好多内容。他们谈到有关药的话题。 鲁桂珍在来英国之前，在北京协和医院，后来到上海的一个研究所研究脚气病。正好李约瑟的教师也是近代生物化学的奠基人也研究脚气病，还在1924年得了诺贝尔奖。 鲁桂珍告诉李约瑟，在几百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知道脚气是维他命缺乏症。这使李约瑟很惊讶，原来在西方得诺贝尔奖的东西在中国汉朝的医书上就记载了。 鲁桂珍毕业后赴美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正在这时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中英两国分别投入了反对日本、德国法西斯的战争，由于海上交通的中断，鲁桂珍和李约瑟不得不天各一方。在这期间他们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文明的共同兴趣与研究的愿望，使两颗伟大的心灵越走越近。而李约瑟前往中国这一文明古国进行探访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不久战争的风云际会使李约瑟的愿望得以实现。 1942年，英国派遣驻中国的使节，李约瑟被派到中国来。他在英国驻华大使馆担任科技参赞。他的任务是利用滇缅公路帮助中国将科技方面需要的一些仪器、图书，从印度运到缅甸，再从缅甸用汽车运到云南，再从云南运到四川。当时李约瑟已是英国皇家学会的院士，夫妻俩都是。他们希望鲁桂珍回国，鲁桂珍先从美国到了印度，然后想再从印度到中国。但是到印度以后鲁桂珍把护照丢了，拖了很长时间才辗转回来。 李约瑟代表英国政府在重庆成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这个单位负责科学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工作。比如在国外发表论文、提供科学仪器。除了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外，他们还援助了陕北，李约瑟想去延安，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去成，就派马海德去了。把仪器包括显微镜等等都送往延安了。又了解了延安当地的一些科技活动，李约瑟把这些内容介绍到了西方。 李约瑟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科学》，报道了抗日战争中中国的面貌，特别是介绍了中国科学研究的一些情况。当时李约瑟已经担任这种角色。后来他自学中文，由于他的工作关系认识了很多中国学者如郭沫若、竺可桢，还有很多老一辈的科学家，这些人也都是对本学科历史有兴趣的。有些人送了他很多书，当时中国一些学术界的精英他大都见过。 他这个人身体很好，高大魁武，会骑马，在中国内地做了一些旅行。最远到过甘肃敦煌一带。在各地城乡他了解到有些传统技术，比如在农村看到很多水车，在乡下看到炼铁的。他搜集了好多资料，为他日后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提供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李约瑟曾八次来中国大陆访问。第一次访问是在1952年，因参加“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国际调查委员会”并担任秘书长，得罪了美国，以后多年不能获得美国的签证。李约瑟同周恩来总理是好朋友，抗战期间他们就有接触，1964年周恩来总理就指示要把SCC全部译成中文出版。后来都是中国官方支持他来华，路费什么的都提供给他。周总理下令，李约瑟到中国来想看什么都可以，后来总理去世以后，中央政治局继续执行总理这个指示。包括军事方面，文革期间最机密的，李约瑟想看什么都可以看。 李约瑟的SCC第五卷中的一个分册，是关于火药的，副题就叫《火药的史诗》。这是献给周恩来总理的，上面写着：“纪念已故的周恩来，1898—1976，1927年南昌起义的领导者，1949－197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总理，本计划矢志不渝的鼓舞者，本册题献给他。” 李约瑟的SCC计划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每一卷册都要题献给一个或几个人，比如说第一卷他就题献给南京药商鲁仕国，此人其实是鲁桂珍的父亲，也是他未来的老丈人。第二卷是献给剑桥的三位学者，他们对他学术生涯中的兴趣转变有所影响，其中的一位汉学家还指导过他学习中文。有一册涉及物理的，是献给钱三强先生的。 整个SCC计划一共七卷，出齐了大约是34—35个分册。 “李约瑟难题”牵动了世界 1964年李约瑟写的一篇文章《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他在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说：“大约在1938年，我开始酝酿写一部系统的、客观的、权威性的专著，以论述中国文化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当时我注意到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 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把李约瑟的“问题”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当然，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但是没有他的影响大。 据一项初步统计，从1980年以来，国内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讨论已发表论文不下260余篇，出版著作达30余种。参与讨论者，既有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学者，也有科技界、经济界、教育界等方面的人士。几乎可以说，凡是关心中国的前途和未来的人，都对这个问题抱有或多或少的兴趣。 “李约瑟难题”或称“李约瑟问题”（Needham Problem, 或Needham Question）、“李约瑟之谜”（Needham Puzzle）、“李约瑟命题”（Needham Thesis）等等，所有这些名目都译自于英文。其一般表述是：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为了促进大陆的科学社会史（外史）的研究，促进内外史研究的结合，也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科学技术现代化服务，1982年10月16日至22日，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四川成都召开了“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会上宣读并交流学术论文近50篇，到会代表74人。会后，选出其中论文24篇，集成文集。 我国学界常常把“李约瑟难题”理解为对于“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这一历史现象的探索。 多年以来，甚至在李约瑟博士将这个问题归纳为一种经典表述形式之前的数百年间，就有很多具有大智慧的人物思考过这个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到现在，有关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不下数百种之多，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国外学者对于“中国所以落后”的研究与解释，有代表性的，如法国学者伏尔泰(F. Voltaire)认为，中国科学之所以发展缓慢，是因为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和他们语言的性质。魁奈（F. Quesnay）则认为，中国重实用的传统使中国人缺乏抽象思考和逻辑思辨的能力。而英国学者休谟（D. Hume）认为，大一统的帝国模式以及缺乏众多的贸易伙伴和对外的贸易交流，是中国技术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法国的狄德罗(D. Diderot)则将原因归之为他所谓的东方精神，也就是东方人追求一种安宁、怠惰，对成俗不敢超越，对事物缺乏热烈的追求，而这些品质，恰恰是科学探索所必需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一些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可以说从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中的“求强求富”，以至严复等人提出的“西学格致救国”论和20世纪初叶的“科学救国”思潮，乃至上一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四个现代化”和今天的“科教兴国”政策，无不寄托着现代中国人对发展科学技术、以求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渴望。 很多人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归结为封建专制、没有学术自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科举制度和有关的教育制度。还有一些其他的，虽然显得有些琐碎，但是却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观点：例如把中国科技发展缓慢的原因归之于道家对理性和逻辑的不信任；中国语言中语音的贫乏阻碍了科学名词的形成；阴阳、五行和气的概念作为理论上的先天不足；儒家把兴趣集中于人事事物；中国在地理、文化上的与世隔绝；中国人没有能够发展出三段论式的逻辑；佛教学说、循环的时间观念；用易经八卦描述自然界的方法；佛教中的主观、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汉代数学家为了解数字方程所发现的方法阻碍了方程论的发展；中国人没有能够发明一种符号系统来书写现代形式的方程；在汉语中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功能的区别不明显；中国传统中经验的方法胜过理论……凡此种种，简直令人眼花缭乱。 应该说，每一位学者，每一种解释，都是对李约瑟问题的一种贡献，也都是具有相当深刻的洞察力。但是，在如此众多的答案中，究竟哪一种才是标准答案呢？近年来，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动向，在一部分科学家继续从正面回答李约瑟问题之外，还有人变换了提问的方式。例如：有人认为，如果时间允许，不受外来影响的话，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也会缓慢地发展到近代的科学体系中；也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领先和西方现代科学革命的发生，纯属一个概率的问题；还有人则认为，对中国古代科技的性质，目前认识还不清楚，现在还无法回答李约瑟问题；又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科技的领先”这个前提本身就不成立，中国古代根本上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因此不可能发展出现代的科学；还有人讲李约瑟问题根本就是个伪问题，现在应该是走出李约瑟大山的时候了。 难道李约瑟问题真的是一个根本不成立的伪问题吗？许多年来，人们对李约瑟问题种种思考和解答的努力，究竟意义何在呢？除了对具体答案的寻找，李约瑟问题研究的学术意义和文化意义又何在呢？ 李约瑟说过的一句话，他是在上一世纪说的。20世纪我们知道，在物理学里，有量子力学，有相对论，在生物学里有DNA，比较突出的这三个大的革命。李约瑟预言说：“如果下一世纪还要爆发科学革命的话，我敢说，它将不会是牛顿式的、尼古拉斯式的，而是海森堡式的。”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如果科学革命再发生，决不会是一种建立在一种机械论的哲学观基础上的一个东西，一定是建立在一种注重整体的，注重辩证思维的，是这样或者是跟这类似的一种思想、一种哲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观念上的革命。李约瑟说这个话的时候，他还不知道科学到了20世纪末或者到了我们现在21世纪初，出现了这么多新鲜的东西。比方说像混沌理论、爆炸理论、非线性的科学、复杂性的理论、突变理论等等，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的跟这种所谓的总体论、有机论的自然观有关。而恰恰中国古代哲学，最显明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有机论的自然观。 李约瑟本人自称为是道家，他自己也有道号，叫十宿道人，他也自称最崇拜的一种古代哲学就是中国的道家思想。 中国要走出“李约瑟难题”的阴影，必须注重科学的原始创新，仅靠引进吸收创新和集成创新，是无法展现中华民族对于世界科学的贡献的。 种痘“嫁接”震惊了玛丽2005年张荣昌编译出版的《药物简史》，是德国学者恩斯特·博伊姆勒(Ernst Baumler)的著作， 书籍的副标题是“近代以来延续人类生命的伟大发现”。 该书第一章“当种牛痘来到欧洲时 [2]”，开篇就写到：“一位贵夫人、一位英国乡村医生和一位法国化学家，为人类立了功。他们的辛勤努力，为世界卫生组织（WHO）能够在1977年宣布‘世界上已经没有天花’做出了贡献。世界卫生组织还希望，不久也能够为其他几种古老的痼疾，致一篇相似的悼词 [3]。” 作者看到了“疫苗”免疫学技术的进展，对于世界医学进步的巨大贡献，也高度赞扬了传播免疫技术的蒙塔古（M. W. Montague 1689-1762）夫人玛丽、改进种痘技术的琴纳（E. Jenner1749-1823，也常被译为詹纳）、推广免疫技术的巴斯德。但是，对于原创于中医的种痘发明，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甚至没有提到这种发明的科学思想，只是借一位土耳其医生之口说“中国人就曾经有过这样一种抗天花的办法，在中国，人们将研细的天花痂皮搽进儿童的鼻子里。于是，许多人果然不再得病 [4]。” 原创于中国的科技发明，就这样被淡化了，甚至等同于詹纳在挤牛奶女工那里听到的民间说法。《中国青年报》在介绍“种痘”的时候，也否定种人痘对于种牛痘原始创新的启示作用，说什么：“琴纳的‘牛痘免疫学’是独立发现并完成的科研。”并借以批评中国的人痘术不安全，甚至有中医不但无功而且有过的意味。说什么“某些中医学家或急于考辩种痘术中国第一的人们，与其争来争去，不如学习一点琴纳的科研精神，假以时日，中医或许会有更光明的前途 [5]。” 历史果真是这样的吗？中医的技术发明就这样不值一提？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脚步，重新回首，再认真地看一下它的真面目吧。 蒙塔古夫人玛丽是一位鄙视一切传统陋俗的妇女。虽然她是一位公爵的女儿，她却不固守人们期望于一个上流社会贵妇人的那种角色。当家人不许她与她选择的男子结婚时，她就毅然决然地和他一起——未曾结婚——逃往法兰克福。玛丽夫人的丈夫是外交官，他们一起相继生活在欧洲的多个城市，直至他被任命为驻土耳其大使。在这里，她通过医生的讲述，知道了通过种痘可以预防天花。 希腊医生埃马努埃尔·蒂莫尼是玛丽夫人的一个熟人，玛丽从他那儿了解到许多东方的秘密。有一天他给她讲述，人们在这里如何试图防治天花。这个题目引起了这位夫人的极大兴趣，因为这“黑疤疮”当时恰恰再度使欧洲陷于恐惧之中。与呈波浪形出现的“黑死病”鼠疫不一样，天花在短得多的间隔时间内威胁人类。 这位希腊医生告诉玛丽夫人，说人们用一把小刀将一点天花脓疱的脓划进皮肤，从而使后宫的美丽女奴们可以免受这种使人破相的疾病的侵袭。想将他们的“商品”尽可能完好无损地出售的奴隶贩子总是这样做的。虽然用这样的方式处置后也会产生一个小疤痕，但是它与未经这样的防备措施而形成的疤痕相比是极小的。 玛丽夫人在童年时代认识了天花。她曾得过天花，当然只是轻度的状态；留在她身体上的小疤痕是看不见的，挂在“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的她的那幅美丽的肖像画上无论如何也是看不见的。 这位希腊医生还讲述说，中国人就曾有过这样一种抗天花的办法，在中国，人们将研细的天花痂皮擦进儿童的鼻子里。于是，许多人果然不再得病。医生继续解释，在印度，人们让孩子芽天花病人的衣服，并用针尖将病人身上的脓转到健康人身上。 希腊医生接着说，几乎每一次都取得了这样的效果：只出现一次轻微的、很快又消退的炎症。此后大多数种过痘的人一辈子都受到保护而不遭天花侵害。 玛丽夫人一直担心，她的儿子爱德华会在伊斯坦布尔染上天花。当别人也向她证实了希腊医生的描述时，她看到了一种令人神往的可能性：让这种形式的预防措施也在英国落地生根。 5 n$ X1 P G2 ^3 W0 H0 k; n
[1]李约瑟的世界难题、http://www.cnw3.org/wmkj/study/Science/8/19.htm . l* d' w! _+ M1 |
[2] 曹东义按：本章的题目应当是“当种痘来到欧洲”。因为当时传入欧洲的是中国发明的种人痘而不是“种牛痘”；种牛痘是欧洲引进种人痘的再创新，不是牛痘来到欧洲。
/ N& R1 B0 M, ][3]张荣昌译、恩斯特·博伊姆勒著《药物简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一版、1
/ }( J. b" x1 p" I[4]张荣昌译、恩斯特·博伊姆勒著《药物简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一版、3 6 ^" y9 m3 @" m$ p/ E5 P
[5] 张建伟、种痘、《中国青年报》2006 年7 月19 日 + g% Z3 T& Z' P%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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