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影响了蒋经国，这段历史值得深思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7-26 18:21:48

蒋经国秘密加入中共，介绍人邓小平乌兰夫》[url=]晓伟看世界[/url] [color=rgba(0, 0, 0, 0.3)]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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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傅钟（1900~1989）

今年，是老一辈革命家，也是我的父亲乌兰夫曾经的老领导——傅钟前辈120周年诞辰。几天前，傅钟前辈的儿子傅晓钟老弟亲自相邀，让我参加傅钟前辈的诞辰纪念活动。感奋之余，我想起了父亲乌兰夫在世时曾经给我讲述的他与傅钟前辈的一段往事。

这段往事，虽然尘封多年，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却是非常重要的一笔，记述了傅钟前辈对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历史贡献，这个贡献，对于我们党和国家今天的历史发展与走向，依然有着重要意义，是我们党一笔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一）

1983年8月，我作为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代表团团长，率团到新加坡参加世界兵器博览会。开幕式的当晚，已经是很晚了，我下榻宾馆的房间响起轻轻地叩门声。我打开房门后，造访者自报家门，说：“我叫蒋孝勇，家父蒋经国从报纸上看到了你的信息，让我专程从台湾赶了过来，通过你转达家父对傅钟老师，对希贤同学，对云泽同学的问候。”这个希贤同学，就是邓小平同志；云泽同学，就是我的父亲乌兰夫。

年轻时的蒋经国（1910~1988）

我与蒋孝勇先生开杯畅饮，彻夜长谈。推杯换盏之间，才第一次知道了邓小平同志和父亲乌兰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与蒋经国先生不仅是同窗好友，而且在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支部局书记傅钟前辈的直接领导与推动下，小平同志和我的父亲乌兰夫作为介绍人，秘密发展蒋经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蒋孝勇先生大笑着举杯向我揭秘这段尘封往事的时候，小平同志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我的父亲乌兰夫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傅钟前辈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蒋经国先生已经在台湾地区担任了五年的国民党政府的第六任总统的职务。

回国后，我立即向父亲乌兰夫做了汇报。多年来，已经很少和我长谈的父亲，这一次却破例地用了整整三个钟头，与我谈起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在党支部局书记傅钟前辈的领导下，他和小平同志一道，秘密发展蒋经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全部过程。

父亲神色凝重地告诉我，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小平同志与父亲谈起了中山大学的这段往事。小平同志说，听了毛主席关于《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全党一起分析讨论了当前的形势。我感到，下一步我们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这一仗看来是在所难免了。如果真是如此，咱们在中山大学发展蒋经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情，就烂在肚子里吧。

父亲接着说，蒋经国是1926年底加入的中国共产党，这都过去快五十年了，蒋经国还没有忘记他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这是个好事，我要向小平同志和傅钟同志报告这个情况。

莫斯科时期的乌兰夫（1906~1988）

（二）

1924年1月，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一次政治合作。根据党的指示，许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1925年10月7日，苏联派驻广州国民革命政府的代表和孙中山先生生前的政治顾问迈克尔.鲍罗廷将军，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十六次会议上宣布，为了纪念同年3月12日逝世的孙中山先生，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决定，在莫斯科建立一所孙中山劳动大学，专门为中国国共两党培养革命人才。

1925年10月28日，国共两党共同选派的340名青年学子，在上海港吴淞口码头登上了船舷的俄文标示为“远东—191”号的一艘大型煤货混装运输轮船，开启了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求真理的征途跋涉。

在这340名青年当中，鲍罗廷将军亲自推荐了20名学员；在国民党选派的217名学员当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要的子女占了多一半。在共产党选派的103名学员当中，除了父亲乌兰夫，还有张闻天、王稼祥、陈绍禹（王明）、左权、张琴秋等三十多名刚刚入党不久的青年共产党员，以及杨尚昆、伍修权、陈昌浩、何凯丰、李伯钊、丁玲等一批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傅钟和邓小平同志则是受党组织的指派，于1926年1月6日，从法国抵达莫斯科后，从莫斯科东方大学转到了中山大学。

由于是为国共两党培养人才，所以苏联方面并未同意我们党在中山大学单独设立支部。后经协商，我们党以莫斯科东方大学党组织派驻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局的名义，于1926年初建立了党的组织，并指派傅钟前辈担任了支部局书记，傅钟前辈也因此成为了由中国共产党选派的这103名学员的直接领导者。在后来的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中，这一批学员当中，走出了一大批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

为了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我们党对选派人员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各项工作，都做了精心的准备。从登上苏联的“远东—191”号煤货混装大型运输轮船开始，负责带队的中共中央委员兼上海区委书记俞秀松，就把父亲乌兰夫与国民党派出的学员蒋经国安排在了同一个船舱。俞秀松交代父亲，要主动地与蒋经国交往。

1925年11月中旬，这340名中国学员，经过了近2万公里的艰难辗转，终于走进了坐落在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16号，在原沙俄贵族菲拉列特的别墅里建立起来的莫斯科中山大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原貌

莫斯科中山大学原址现状

1926年初，中国共产党莫斯科党支部中山大学支部局书记傅钟前辈与父亲的第一次交谈，就是从询问了解父亲这一路上对蒋经国的印象开始。父亲说，首先，蒋经国是南方人，他的宁波口音我听不懂，我是北方人，我的内蒙古口音他也听不懂，所以，没有深度交流；其次，我感觉蒋经国脑子好使，知识面挺宽。这一路上，从上海港出发，他告诉大家到远东海参崴的距离是4400海里，差不多是8100里地，海上航行要四到五天的时间。到了海参崴，他又告诉大家，距离莫斯科还有14800多公里，还得走上一个多月的时间。我比他大两岁，倒觉得他比我大两岁。再有呢，尽管大家都客客气气，但看得出来蒋经国的性格清高。除了和几个国民党大官儿的孩子，如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有说有笑，与其他的人都不大说话，骨子里并不是很好接近的人。

傅钟前辈听了父亲关于蒋经国情况的汇报，非常高兴。傅钟前辈告诉父亲，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你对蒋经国就能有如此深切的感受，说明你很善于观察问题，也很善于归纳总结。党中央通过派驻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代表团通知中山大学支部局，一定要做好对蒋经国的团结工作，这也是关系着国内国共两党的合作，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的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使命任务。

当时国内的情况是，国民党一大召开以后，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中国的工人运动逐渐恢复，农民运动日益兴起，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但是，国共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在革命的洪流中也潜伏着令人不安的逆流。就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提出了《弹劾共产党案》，声称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绝对不宜党中有党”。右派势力还抛出了所谓的《护党宣言》，污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

蒋经国

傅钟前辈告诉父亲，针对国内革命运动出现的新问题，在年初召开的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并且通过了《对于民主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11个议决案。

傅钟前辈特别强调，在国内形势剧烈动荡的当下，党支部局把你安排在了蒋经国所在的学员四班，不仅同班，而且还是同桌，同室，同住一个上下铺。要通过你的努力，你的影响，做好团结蒋经国同学的工作。还要通过蒋经国，来影响其他的国民党学员。这项工作做好了，对我们党在国内开展的国共政治合作，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希望你和蒋经国同学成为好同学，好室友，好朋友。党支部局指定支部局组织委员兼党小组长，七班的学员邓希贤同学指导协助你共同做好团结蒋经国同学的这项工作。

父亲告诉我，傅钟前辈这次与父亲的一席谈话和提出的要求，其实是我们党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态势做出的战略安排。父亲说，现在回想起来，对于当年刚满19周岁的他来说，傅钟前辈交给他的这个任务，实在是太重了！傅钟前辈提出的“要与蒋经国同学成为好同学，好室友，好朋友”的要求，也就成为了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四年的学习时光中历历在心，责无旁贷的一份重要的责任与担当。

16岁的蒋经国与冯玉祥之女冯弗能，在莫斯科留学期间有短暂婚姻

（三）

父亲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李大钊同志亲自选派的。行前，李大钊同志交代，这次，中共北方局把你们几位蒙古族同学送往苏联学习深造，是我们党着眼内蒙古地区革命斗争的需要，进行人才准备的一项战略性措施。内蒙古地区，现在还处在北洋政府和蒙古王公贵族的双重统治和压迫之下，广大民众尚在深重的灾难中煎熬。所以，你们今天的它国之行不仅任重道远，而且时间紧迫，我李大钊就在北京迎候你们的早日学成归来。你们切记，祖国的内蒙古，就等着你们这些年轻的革命先行者们，早点去搅他个天翻地覆！

为了能够早一点去把灾难深重的内蒙古搅他个天翻地覆，父亲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费尽移山心力地刻苦学习。父亲在学习中遇到的的第一个最大难点就是不懂俄语。每天晚上，中山大学图书馆就成了父亲攻坚的战场。父亲手拿着一本俄汉词典，用俄文汉文比照发音的笨方法，硬是用俄语通读了《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和《反杜林论》等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其中，《资本论》父亲用俄语通读了三遍。很快，父亲的俄语水平就成了中国学员中的佼佼者，被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莫斯科东方大学同时聘为教学翻译，负责中国学员上课时俄语教学的同步翻译工作。

有一天，蒋经国主动把一包宁波香糕塞到了父亲手中，问道，云泽同学，我看你对俄语的掌握这么快，这么好，诀窍是什么？父亲说，诀窍就是每天晚上在图书馆里看书学习，练习发音。就是这么一次不经意的对话，蒋经国也成了中山大学图书馆几乎每晚必到的学习者。父亲说，那一段时间，父亲和蒋经国每晚泡在图书馆里，共同看书学习，对口练习发音。不长的时间，蒋经国不仅阅读了大量的马列经典著作，而且俄语水平突飞猛进，经常受到中山大学的教学表彰。没有任何的拉拉扯扯，也没有任何的江湖猫腻，父亲乌兰夫就这样与蒋经国成了好同学，好室友，好朋友。

蒋经国

父亲随着与蒋经国读书交往的深入，两个人思想层面的交流也有了新的境界。有一次在图书馆里，两个人用俄语朗读《共产党宣言》。蒋经国刚刚把“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共产党宣言》中的那段著名的开篇自然段朗读完毕就戛然而止。蒋经国说，云泽大哥，你是读书高手，你给我讲讲这段文字的含意。

父亲说，我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在欧洲旧有的封建体制统治下，冒然出现的政党都会引起旧体制党派的怀疑，更何况是出现的还是一个先进的反对党，为了共同的利益，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这些陈腐的旧党派都会联合起来，将先进的党派统统视为杀一儆百的靶子。

蒋经国反应很快，说，这种情况，是不是与我们中国当前正在发生的情况，有异曲同工之处？

父亲回答，你对《共产党宣言》的这段开场白的理解非常深刻。我们现在的中国，就是正在复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欧洲大地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甚至更为激烈残酷。

那天晚上，蒋经国做了这样的总结：马克思和恩格斯，好像早就预料到咱们中国今天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国民党和你们共产党刚刚在中国问世，就被旧军阀们恨之入骨，以斩尽杀绝为快。云泽大哥，我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弄明白了这一点。我感谢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理论大师，今晚给我上的这一课。

父亲特别告诉我，父亲与蒋经国在中山大学图书馆这种共同用俄语通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仅仅是共同提高了对俄语的掌握程度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理解的知识水平，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就是两个人的思维方式也在不断地趋同，特别是对国内不断发生的重大事件，探讨起来都能够取得一致意见。父亲说，那个时候的蒋经国，虽然骨子里面依然高傲，但是性格随性率真，实话实说，从来都不掩饰自己。所以，我们之间的交往特别的真诚。

年轻时的邓小平（1904~1997）

傅钟前辈，通过小平同志对这些情况了然于心，还经常提醒我，告诉蒋经国同学，学习不要太猛了，如果把身体搞坏了，也不是一件好事。父亲说，傅钟前辈掌控着中国学员的全局情况，对如何做好团结蒋经国同学的工作，考虑的比我们更深一些。所以，有一天，当我把蒋经国突然向我提出他是否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向傅钟前辈汇报时，傅钟前辈神情淡定地说了一句话：水到渠成了。

那是1926年12月的一个晚上，父亲和蒋经国从中山大学图书馆走回宿舍的路上，两个人用俄语唱起了《国际歌》。当最后一句的“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歌声刚刚落音，蒋经国突然站住，非常庄重地问道：拉谢维奇同学，我能够加入你们的中国共产党吗？拉谢维奇，是父亲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俄文名字。

1926年12月12日深夜，傅钟前辈带着小平同志和父亲，在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党支部局办公室，与蒋经国做了一次长谈。

傅钟前辈说，经国同学，你身边的同学们都说你做人率真，学习努力，年纪不大，志向不小。云泽同学告诉我，你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作为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中山大学支部局的书记，我非常欢迎和支持你的这个想法。特别是在我们两党实施合作的背景下，你的这个想法如果成真，对于进一步加强我们国共两党的政治合作，推进中国革命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只是，你的这个想法，征求过你的父亲蒋介石先生的意见了吗？

蒋经国回答说：傅钟老师，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独立思考，独立决定的事情，无需征求家父的意见。我到中山大学学习行前，家父与我做过一个长谈。家父说，送我们这一大批学子到中山大学学习，就是家父把先总理孙中山先生与俄为师的思想付诸实践的具体措施。如果没有苏俄的支持和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在中国，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断无成功的可能。所以，即使家父知道了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想，他应该会以一个积极的心态看待这件事情的。

蒋经国与苏联妻子蒋方良

小平同志问道，如果让你即刻加入我们的共产党，你有心理准备吗？

蒋经国动容地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辛亥革命前夜，在湖北组织共和会的志士先贤熊朝霖被清廷抓获。刑场上，这个大英雄慷慨高呼“须知世界文明日，尽是英雄血换来！”我想，我若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定然以吾之热血，去换取世界文明之日！

傅钟前辈、小平同志和父亲乌兰夫，当即伸出了大拇指。

这天夜里，在中国共产党的党旗面前，傅钟前辈亲自主持，小平同志和我的父亲乌兰夫作为介绍人，见证了蒋经国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宣誓过程。这一年，蒋经国19周岁。

蒋经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小平同志奉调回国。行前，蒋经国请小平同志和父亲，在莫斯科彼得罗夫大剧院，看了一场芭蕾舞剧《天鹅湖》。蒋经国说，邓大哥，你和云泽大哥待我亲如兄弟，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希望我们永远是好朋友。

蒋经国与蒋方良

（四）

1927年4月13日晚，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狄拉克在学校的大礼堂里，向中国学员通报说：同学们，你们的祖国，昨天发生了重大事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打着“清党”的旗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我们苏联共产党已经撤回了派驻中国广州政府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将军，苏联共产党与中国的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实施了坚决彻底的决裂！会场上，中国学员义愤填膺，愤怒声讨蒋介石的倒行逆施。

突然，坐在父亲身边的蒋经国起身，大步走上了主席台，在全场一片愕然的目光中，作了如下的发言。蒋经国说道：尊敬的拉狄克校长，亲爱的同学们，我叫蒋经国，是中山大学第一期四班的中国学员。刚才，拉狄克校长告诉大家的那个背叛中国革命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人阶级的蒋介石，就是我的父亲！蒋经国说，我是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我郑重宣布，我，蒋经国，与中国革命的可耻叛徒——蒋介石坚决断绝父子关系！我从此不再是蒋介石的儿子！我坚信，中国革命必胜！

蒋经国与妻儿在苏联

父亲告诉我，在“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清党宗旨指导下，蒋介石指挥着新军阀们，向国内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大开杀戒。在不长的时间里，国内的58000余名共产党人，竟然有29000多名共产党员被杀害，其中内蒙古地区的共产党员全部牺牲殆尽。而蒋介石对国民党内部的杀戮也毫不手软。20万名国民党员，被蒋介石杀掉了整整10万余众的左派力量！所有这些，还不包括10多万人民群众！

傅钟前辈告诉父亲，中国革命虽然进入了低谷，但是蒋经国在中山大学的发言，却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低谷中的中国革命是一个坚决的支持，对走向历史反动的蒋介石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蒋经国蒋方良夫妇在苏联

2018年8月的一天，蒋经国先生生前的最后一任侍卫长，年逾80高龄的台湾退役少将李祖怡将军，多方打听，几经辗转，来到北京与我见了一面。李祖怡将军说，他所以一定要见到我，是要转达一个信息，蒋经国先生生前的最后几年，多次提起过他曾经在莫斯科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也曾多次提到了傅钟老师、希贤同学和云泽同学。李祖怡将军说，他当时仅仅理解为这是老人家对青年时期经历的一个回忆。但是，当海峡两岸的国共两党终于在1992年形成了“一个中国”的政治共识后，他突然有了一个感悟。

他说，虽然蒋经国先生已经于1988年驾鹤西去，但是国民党直到现在还在坚持一个中国的政治立场，坚持“九二共识”。这件事，让他对蒋经国先生晚年经常提起他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历史过往的理解有了一个升华。他说，这一定是蒋经国先生非常想念他年轻的时候在共产党内结下的朋友。他坚信这些朋友，一定会给海峡两岸带来不朽的未来。

我告诉李祖怡将军，我相信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坚持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肯定是蒋经国先生生前基因的传承使然。这个基因，与90多年前傅钟前辈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局有着任何力量都阻隔不断的深厚渊源。所以说，海峡两岸国共两党达成的“九二共识”，傅钟前辈，还有邓希贤同学，云泽同学和蒋经国同学都是心力神合，居功至伟。李祖怡将军听罢，当即豪饮茅台一斤不醉。

1935年苏联，蒋经国与蒋方良在海滨度假

1983年9月20日中秋前夜，我的父亲乌兰夫，向傅钟前辈转达了海峡对岸的蒋经国先生通过蒋纬国捎来的久违的问候。傅钟前辈遥望南天，心潮逐浪，欣然命笔，填词一首表达了他对蒋经国先生同样的牵挂与问候，以及对海峡两岸未来前景的殷殷企盼。这首词傅钟前辈是这样填写的：

长相思

——致台湾故旧

喜中秋，庆中秋，

中秋月夜思亲愁，

团圆寤寐求。

念同俦，盼同俦，

莫将归心付东流，

大业在前头！

好一个“大业在前头”！

傅钟前辈永垂不朽！

2020年5月4日

蒋经国（前排右三）回国前在苏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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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7-26 18:24:48

中国人是如何被洗脑的
原创李北方行走与歌唱 2016-03-30
李北方按：本文是我十年前的一个题为《认识这个时代以及记者在这个时代的使命》的演讲（全文点文末的原文链接）的节选，是在网络上流传时被他人节选出来的，这个很没品的标题也是别人加的，因为没品，所以传播效果还不错，看时间长了，我自己也习惯了。该演讲整理稿的原文差不多四万字了，微信装不下，所以这里也刊发此节选，沿用这个没品的标题。

我的这个演讲是第一篇全面炮轰南方系的檄文（当时还没有南方系的说法，叫主流媒体），是有资格进入当代新闻史的。而且，我当年谈的，今天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就在这两天，贺卫方在回应一个地方团干部王银川的文章中，仍然在鼓吹汉奸史学，为帝国主义洗地。这帮孙子的无耻和下贱，我也已经习惯了。

另外，这也是我个人微信公号完整地开通了原创申请、评论、赞赏等功能后所发的第一篇。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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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的汉奸史观

我对中国传媒界的思想状况做了个带有讽刺味道的概括：一群“二鬼子”在办报；一群买办代言人在办报；一群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在办报；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在办报。无政府主义者打了一个引号，因为无政府主义是一个专业的词，有它特定的含义，我这里的意思是指一种倾向，认为凡是政府干的事情，就是错的，只要跟政府对着就是对的。

我概括的传媒界的病症之一是“犯贱”，集体犯贱，望洋撒娇，隔着太平洋在内心深处流露出对西方的谄媚和对自我的贬低，这几乎已演变为媒体界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犯贱”这个说法我后面还会一再提到。“犯贱”首先表现为传媒界在历史观上出了问题，集体变成了“二鬼子”，更惯常的说法称为“二狗子”，比“二鬼子”更难听。

记者为什么要强调历史观？它为什么重要？因为记者的职责是采访和记录，记录这个时代的现实，但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什么叫做“现实”。“现实”不光是你眼睛能看到的和手能触摸得到的，“现实”是个历史的存在，你所看到的现实并不是昨天形成的，也不是你看它的一分钟之前形成的，它是一个历史演化的结果。所以，不懂历史就没办法正确地理解现实，更不用说正确地记录了。

历史观出了问题的典型是“冰点事件”，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大家肯定都清楚。一年多以前，《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刊发了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名字叫《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导致“冰点”停刊整顿了一段时间。我最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很遗憾，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又来这一套，搞得媒体来一点言论自由的空间都没有了。可是等我把《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这篇文章找出来看完的时候，我的想法就变了，这种文章在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报纸上刊登出来，无论如何是应该受到惩罚的，虽然我不同意那种愚蠢的惩罚方式。以袁伟时这篇文章为代表的历史观确实是出了问题，直白点说就是认贼作父、数典忘祖，宣扬这种历史观的人是想从根本上斩断中华民族的根基，尤其20世纪中国革命的传统。这是纯粹的汉奸言论，是自掘祖坟的行为，对此，凡正义感尚存的中国人都是应该抵制的。

讨论《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这种文章，我们是应该纠缠于历史细节，还是应该首先从根本上摆正我们的立场？在史实方面，袁伟时也许没有失实的地方，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有严密的考证和史实依据，但这不能说明他是正确的。今天的人无法还原历史的全貌，只能掌握一个个的历史片段，那么怎么组合这些片段就成了最大的问题，正如相同的一些影像素材，经过不同的剪辑方式，是可以组合出完全不同的故事的。这就是历史观的问题了，是站在谁的历史上解释历史的问题。让我们先从政治学的角度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对此我要多罗唆几句，因为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后面很多的事情很难说明白，我对现实的看法都是基于一个历史观的基础上的。

什么叫做国家？什么叫做政治共同体？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经典理论对国家的形成有一个的哲学假定，就是社会契约论，它假定人类社会最初处于没有秩序的状态之中，在没有任何秩序的情况下，人和人之间没有信任，用霍布斯的话说“人对人是狼”，人和人之间就是你争我夺，就是互相杀戮。这样的情况是不好的，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必须要形成秩序，秩序怎么形成？就是大家在一起签订一个社会契约，每个人让渡出一部分权利，组成政府，同时保留一部分不可让渡的权利。政治共同体成员的意志通过政府得到体现，与此同时，政府又能够凌驾于所有的个人之上，在个体之间维持秩序、主持正义。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都是有边界的，这个世界上有好多好多的互相独立的政治共同体，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公权力的责任是提供秩序、保障正义，那么对外就一定要有一个维护共同体安全的任务，说白了就是希特勒的话，要维持和拓展生存空间。这样看来，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天然就是一体的，二者天然结合在一起。思想界一个争论不休的主题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否矛盾，是否能并存，我个人一直不明白这为什么能成为争论的话题，二者本来就是一家的，一个主内一个主外。

政治共同体的成员都通过契约向政府让渡了一部分个人权利，所以这个公权力才可能有公信力的，才可以主持主义，也就是说只有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正义在哲学上才成为可能。那么不同的政治共同体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呢？它们之间发生了冲突，谁来主持正义呢？我们在政治哲学上能找到的答案是，每个国家都享有主权，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平等的，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没有一个由每个政治共同体通过契约联合组成的全球政府，无论过去的国联，还是现在的联合国，在世界上都不享有中央政府在一国内部的权威。独立的主权国家是这个世界上最基本的政治单位，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会如此。既然地位平等，国家间发生矛盾发生战争，是没有地方打官司的，联合国也不管用。

国与国之间严格来讲是没有正义可言的，就是你争我夺，战争和矛盾冲突不断，你来侵略我、我就要抵抗侵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实质上的正义在国家之间是不存在的，国家间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做各自的阐释。包括纽伦堡审判，说实在话从实体正义上来讲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是战胜方对战败方的审判，如果希特勒赢了那场战争，审判者和受审者的位置就要掉换了，这种审判和被审判的位置都可能不确定的判决怎么能承载实体正义呢？远东军事法庭也一样，到今天还有日本人企图否认这个法庭的合法性，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要坚决与其斗争。前不久有个电影《东京审判》，讲的就是那段历史，我看到一个自由派的小知识青年评论说，电影把梅汝璈刻画成了一个士大夫，因为梅汝璈为法官的座次而进行斗争，还竭力使日本的顶级战犯判死刑，否则就对不起中国人民，这不是个合格的法官云云。这种观点是浅薄而可笑的，我对梅先生了解不多，但我想梅先生不会不了解所谓的“程序正义”，也不会不懂怎么做法官，他清楚他是代表中国去参加远东军事法庭的，要伸张的是中国人民的正义，而不是个抽象的、不存在的正义。梅汝璈的身份不是什么法官，更接近于一个外交官，他非常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这就是梅先生比如今那些食洋不化的小知识分子们高明的地方。

回到我们中国的近代史，中国从1840年开始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先是鸦片战争，然后英法联军进北京、八国联军进北京、甲午战争、抗日战争，都是西方列强来侵略我们，我们必须坚守住一个立场，然后才能谈论这段历史，那就是侵略是不正义的，抵抗侵略是正义的。这是最大的道理，其他的道理都是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袁伟时的文章问题出在哪里？袁老头如果是当年八国联军中无论哪一个国的鬼子兵的玄孙，今天站在为他老祖宗翻案的立场上这么来解释这段历史，我都还想得通，虽然我站在一个中国人的角度要跟他斗争。但是问题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的学者来这样的解释历史那就很可怕了。我们可以大略地看几个细节，袁伟时在文章里提到了“马赖神甫事件”，讲了这么一句话，“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关于“马赖神甫事件”的来龙去脉大家可以去看历史书，单说所谓的“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是为了保障实体正义的实现而发展起来的，二者在根本上是不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另外所谓程序正义的欺骗性也很强，名义上程序面前人人平等，可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的，享受程序正义是要花钱的，没钱哪请得起律师？回到具体的历史问题上来，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是非正义的，他们逼迫清政府签订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这种条约难道是正义的吗？大家都知道，如果我跟你做一个生意，我拿刀逼着你签一个对你利益不利的合同，这样的合同会受法律保护吗？当然不会。不平等条约来实体正义都没有，袁伟时还在大谈什么程序正义，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其本质就是站在列强的立场上鼓吹侵略有理。有一批人整天在后悔，我们中国怎么就没有亡国，我们怎么就没有当成亡国奴呢？我把这种倾向称为“犯贱”的历史观，我实在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词来概括了。

再来看一个细节，袁伟时在文章中列举了一些数字：

“全国各地1900年6月24日～7月24日期间，被杀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名。他们大都死于义和团之手。至于中国的教徒（教民）和所谓‘二毛子’被杀的，更是没有算清的糊涂账，其中绝大部分是被义和团杀死的，官兵也杀了一些。仅山西一省，就有中国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杀。”

他说的是不是事实？我相信这是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们必须往前问，这些事情的发生是因为中国人生性暴虐，仇恨现代文明吗？当然不是。我建议大家读一读唐德刚先生的《晚晴七十年》，其中有很长的篇幅讨论义和团事件是怎么回事。前不久我跟经济学家卢周来先生聊天，他说唐德刚先生十多年前的文章，简直就是为了批驳袁伟时的言论而写的。按照唐德刚先生的说法，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根本就不是什么良民，那些所谓的神甫也好，牧师也好，在中国各地横行霸道，外国教会就是中国的“二政府”，甚至是“一政府”，“据当时满清朝廷的规定：教会中的‘主教’是与中国地方官‘总督’、‘巡抚’平行的，‘副主教’与‘司’、‘道’（藩台、道台）平行；‘神父、牧师’与‘知府、知县’平行。”一般老百姓见到这些洋鬼子，是要下跪的。这些传教士也许本来是好的，在他们国家都是安分守法的良民，可是任何人都经不住惯的，一惯就学坏了，所以说胡作非为的事情非常多。教民或者所谓的“二毛子”又是怎么回事呢？那些入了洋教的中国人，也被洋鬼子以“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给庇护起来，也就是犯了罪可以不受中国律法的制裁，于是有些人干了坏事后干脆就去当教徒了，官府拿他没办法，老百姓更没办法，这些人被称为“吃饭教徒”（Rice Christians）。可以想象，在洋鬼子这种搞法下，社会矛盾会激化到什么程度。所以那个时代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作为根本就不是什么宗教自由的问题，教案的发生也就不奇怪了。

袁伟时列出了被中国人杀死的外国人有多少，好像很有说服力的样子，可是死在洋鬼子手上的中国人有多少呢？看唐德刚先生的研究：“笔者不学，曾就清末民初各种中外冲突中双方的死伤数字略作比较，所得比率大概可说是一千比一。换言之，在中外冲突中洋人如有一人殒命，无辜华民就要以千命‘相陪’。”这里面有直接被洋鬼子杀害的，也有被清政府杀掉的，因为官怕洋人，一旦有中外冲突发生，当官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中国人抓来，把脑袋砍了，企图安抚洋人。可是安抚也安抚不了，当年德国强占胶州湾的时候，就是利用了“曹州教案”，事实上早在两个德国传教士的死讯被德国人知道之前，地方官已经把这个事情处理完了，把所有涉案的中国人已经杀掉了，希望借此平息德国佬的愤怒，可是人家还是把胶州湾占了。义和团为什么会出现？唐德刚先生是这么说的：

斯大林说：“死一个人是件惨事，死一百万人只是个统计数字。”在那庚子年间，死掉任何一个洋人，都是个惊天动地的“惨事”，死掉千万个华民，甚至连“统计数字”也没有一个。但是中国人究竟不是个麻木的民族，在那千万家披麻带孝的寡妇孤儿的哭声里，有良心的血性男儿，都会拔刀而起和敌人拼命的，这就叫“民愤”。在全国人民都感到亡国无日，都要和入侵者舍命一拼，这叫做“民气”。

再来看容闳在1901年说的一段话：

“予默观现时大势，及中国将来情形，当竭诚以授汝，汝其阐行吾志乎？汝以义和团为乱民乎？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纳民气于正轨，此中国少年之责也。十三州独立，杀英税吏，焚英货船，其举动何殊义和团？”

所以说白了，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在被洋鬼子欺压下的一种反弹，如果说这是一种暴力的话，也是对另一种暴力的回应。从道理上讲，这是正义的抗争。外国人在中国横行霸道，犯了罪可以不受惩罚，可以随便欺男霸女，中国人能不愤怒吗？洋鬼子有枪有炮，我们中国人是弱者，但我捡一块石头拿一把大刀跟你拼命的权利总是有的吧？

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检讨历史呢？当然要。但首先一定要站稳侵略不正义，反抗侵略是正义的这个立场。有人说义和团怎么怎么愚昧，从手段上来看确实是，希望靠刀枪不入和人家的火炮做斗争肯定是愚昧的；慈禧太后脑子发热，向十一国宣战，等于是以卵击石，最后她带着光绪跑到西安去了，整个国家赔偿了4.5亿两白银，相当于每个中国人要拿出一两多银子来。我们要检讨的是，面对一个问题，是不是要在手段上更聪明一点，能够综合评估各种因素后使利益最大化，再不能因为脑子发热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从这个角度检讨是应该的，可是像袁伟时这种人，一屁股坐到鬼子那边去了，这不是内心犯贱是什么？不是认贼作父是什么？这种学者没有被老百姓扔的臭鸡蛋和吐的口水淹没，实在是没有天理；中国青年报发表这种文章，报社也没被人砸了，真是便宜他们了。我们的人民真是太宽容了，宽容到了软弱。

“冰点事件”虽是个个案，但决非偶然出现的，这种历史观已经渗透到了传媒领域，根基非常深。经过停刊处罚风波，袁伟时本人没受到任何影响，反而被塑造成了一个英雄，在南方的传媒圈获得了教父一般的地位。这是个非常令人担心的倾向。

我个人历史观的形成受了一本书的影响，其中一个细节更是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这本书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那时候我在北大的昌平园上大一，每天稀里糊涂没有方向，早上不早起晚上不早睡，别人睡觉了，我跑到水房里去翻书，好无目的地看了几本书，其中就有《全球通史》。在这部书的上卷中有这样一个细节：“19世纪初，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人被登陆的英国人大肆屠杀，直至消灭，最后一名男子死于1869年，最后一名女子死于1876年，她的名字叫做特鲁格尼尼。”这个细节深深的震撼我，当时我非常有志于当一个文学青年，我想以《最后一个死去的人》为题目写一首诗，但一直也没写出来。

现在流行的历史观是所谓300年来的共同道路，这300年来是人类我们走向理性、走向民主、走向自由的历程，也就是西方的那一套，可惜我们没跟上，我们落后了，于是才有人拼命地美化侵略，为我们中国没有像印度那样彻底沦为殖民地而懊悔，因为当了殖民地，我们今天说不定就有了民主自由了。据我所知，我很多的同行都被这一套给洗脑了。可是在我看来300年来世界的罪魁祸首就是西方殖民主义、西方帝国主义，这是罪恶最大的根源。他们满世界烧杀抢劫，把东西都运到他们的家去，他们能不富裕吗？他们能不自由，能不民主吗？

所以，我强调的历史观第一个要点是，历史要综合看、全面的看，而不能割裂的、孤立的看。如果孤立地读英国史，一定会感慨人家英国人怎么那么有教养，有问题了就在议会里面辩论，就算决斗都还讲规矩，而且进步那么快。我从某杂志里看到了一篇文章，是社科院美国所的资中筠写的，题目叫《说不尽的大国兴衰》，在“社会福利的创新”这个小节下，有这样一段：

1845年恩格斯发表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揭示伦敦工人的恶劣生活条件，到1892年恩格斯为此书德文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就承认：从那时以来，城市触目惊心的恶劣条件已得到改善，原著中所描写的情况很多方面都已成为过去。

雨果说过，1830年的伦敦简直是一个人间地狱。这说明19世纪初的英国非常糟糕，民不聊生，但我们要问，人间地狱为什么没有爆发革命？为什么英国老百姓没有像我们中国的农民起义一样揭竿而起？为什么英国在从1830年到1845年到1892年这短短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国民生活状况就改善了？

只要换个角度来看，这段历史是和什么重合的？当时英国已经在印度建立殖民地，东印度公司在那里种鸦片。英国与中国长期保持贸易逆差，他要买中国的茶叶，因为当时英国缺粮食，所以有一种说法是喝茶叶可以抑制食欲，就不需要吃那么多的粮食了。同时英国人拿不出什么有竞争力的东西来卖给中国，来扭转贸易逆差，怎么办呢？他就开始使坏，开始贩毒，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种鸦片，然后再贩卖到中国来。这就不是贸易问题了，贩毒这是另外一个性质的活动，是犯罪。等到道光皇帝恼了，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结果怎么样？英国发动鸦了片战争，以国家行为为毒贩子保驾护航，这是非常非常卑劣的行为。英国又通过不平等条约逼迫中国五口通商，把他们的洋布大量的倾销到中国来。英国的殖民活动并不限于亚洲，他一方面明抢，把世界上的资源抢到他自己的国家去，同时通过殖民向外转移人口，减轻国内的人口压力。这才是英国能在短短时间内国内状况迅速好转的原因。好在资中筠在文章的后面，提了一点这方面的原因：“这些大国都有殖民扩张的历史，以种种巧取豪夺占有他国财富充实自己的国库。它们在国际上奉行强权政治，它们善待本国人，却虐待他国人，其依据是‘种族优劣论’。所以一方面在国内高举自由、平等、人权大旗，一方面可以心安理得地剥夺他国人的权利。”

后面的话是作为补充说的，资中筠的文章鼓吹的还是所谓大国崛起的经验。这还算好的，要命的是很多人把这点补充都忘光了，他们在孤立的看英国是怎么走向民主的，却不知道中国、印度等广大的地区是当了英国的垃圾箱的，他把垃圾扔过来，把我们的好东西抢回去，他当然有钱改善人民福利。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中国当了西方列强走向理性、自由、民主的代价，必须以这样的视角来看到中国人自虎门销烟以来的反抗史。他们洋鬼子走向了自由民主了，代价是我们变得越来越坏，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可以割裂开来看，割裂开来看就出现袁伟时这样的“二鬼子”。有些中国人老在说我们为什么没他们那么好，我们中国人怎么就没有洋鬼子那么理智、宽容，问题是人家允许你好吗？你要走向民主了，你要是富强了，他欺负谁去？他拿谁当垃圾箱去？大家千万不要让袁伟时这样的混帐把脑子给搞坏了。

不知道大家看过《走向共和》这个电视剧没有，我觉得有些地方编剧还是编得很不错的。它把李鸿章塑造得很正面，在李鸿章收拾八国联军进攻的残局的时候，有一场他去和列强的代表谈判的戏，李鸿章你们不要瓜分我们中国，也不要欺负我们太甚，如果你们要敢瓜分我们中国，连老夫都是义和团，你想想你统治中国能消停吗？当然，占主流地位的解释是，美国当时在搞所谓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摊，所以从中搞制衡，所以瓜分中国才没有搞成。但编剧安在李鸿章身上的这句话至少表明了一点，就是我们中国人还是有气节的，民气未死，在这方面中国人比印度人好一点。2005年我去伦敦访问，去过一个极端反动的组织叫大赦国际，我去呆了两天，算是实习。他们那些人一天到晚嚷嚷人权问题，我就跟他们很多人辩论。大赦国际里面有不少印度人，有个印度阿三跟我聊人权，我就问他，你们当年当英国殖民地的时候，英国人给过你们人权吗？他说没有，那时候英国人也没有。上午我正好看到一篇文章，是北大的姚洋教授写的，谈他在印度考察的感想，印度有大规模的贫民窟，政府也不管，或者说也治理不了，老百姓也不反抗，他们的忍耐力超强。姚洋教授问当地的人是怎么回事，印度人告诉他，普通印度老百姓的心态是，政府是来救济我们的，是施恩，如果我们恩人不再对我们施以恩惠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中国人不要跟他们学。

延伸一点，我们应该思考一下怎么看待网络上和民间的“极端民族主义”现象，媒体最习惯干的就是批判，动不动就“受害者心理”、“爱国病”之类的。但我们对照一下容闳的话，就可以看明白，“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我们年轻一代，尤其是受过高素质教育的一代，将来是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应该像容闳说的，“纳民气于正轨，此中国少年之责也”，而不是盲目的去批判。在网上骂两句话是不需要冒抛头颅撒热血的风险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如果连这个事情都没有人去做，那么中华民族就彻底要完蛋了，这个国家就离亡国不远了。我的一个朋友说，他老婆整天就上一些育儿论坛给人讨论怎么养孩子，结果前一段反对日本入常的时候，有人在网络发动网络签名，连育儿论坛上都行动起来了，有不少在呼吁，姐妹们，我们要联合团结起来反对日本鬼子云云，结果那次签了5000多万。也许乍一看，会觉得这些人很滑稽，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绝不是滑稽那么简单。

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是，解释历史不可以倒推，以今天的境地或者今天的感受去否定昨天是不对的，应该做的是先理解昨天，然后再看今天是不是有合理性。今天的“二鬼子”历史观是从1980年代反思革命和告别反革命开始，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知识分子是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关牛棚、剔阴阳头等等。毛主席对知识分子不大瞧得起的，据说是因为在我们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时候受过知识分子的羞辱。这是一种好玩的解释，我不太相信。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他就要站在他的立场上说话，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可是只要认真思考，就会发现，文化大革命和虎门销烟以来中国抗争史尤其是20世纪的中国革命历史是一脉相承的，有一个逻辑在这里面贯穿着，孤立地反对文化大革命是不成功的。他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必须从根上挖，从虎门销烟开始我们反抗就不对，西方人是文明的，是来给我们传播文明的，我们应该敞开怀抱，尽情的拥抱文明，那样我们也文明了。

有些人开玩笑讽刺说，80年代来的知识分子一部分“失语”，就是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不知道该说什么，闭嘴成哑巴了；一部分人“失禁”，就是胡说八道了，我觉得可能指的就是这样的状况。倒推历史，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从1840年开始否定，这是不可以的。我们要历史地看，从1840年开始、或者从1840年以前开始，中国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再来判断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不是有合理性，文化大革命的出现是不是有合理性，有哪些要肯定，有哪些需要检讨。袁伟时的文章提到了所谓的“狼奶论”，我印象中“狼奶论”好像是朱学勤发明的，说我们中国人是吃狼奶长大的，要把这口狼奶吐出来。好奇怪的事情，中国人是吃狼奶长大吗？近代历史是一个中国不断被一群饿狼撕咬的过程，我们从洋务运动开始学习西方，把他们的理念引进来，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让自己变成一只狼，或者至少能跟狼相抗衡，学会能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的本领。不久前，我跟一个同行争论历史观的问题，我问他，近代中国面临的第一要务是什么，他回答说是实现现代化。既然如此，他就不得不承认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我们必须承认，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将一盘散沙的旧中国团结了起来，并且通过自力更生为这个国家积累了工业化基础。毛主席很清楚，中国之所以被列强侵略，主要是因为没有组织起来和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所以毛主席准确地判断出了他所面对的中国的核心问题，并且做出了非常好的解答。

袁伟时的文章发表后，也有一些就史实和历史观进行探讨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支持袁伟时的文章把实话说出来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王小东把这种史学称为“奴化映射史学”。一个辩护，一个批驳，点出的本质是一样的。这种史学秉承的其实就是“历史婊子论”，这个理论是在一本叫做《雪白血红》的书里面出现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作者的原创，说的是历史是个婊子，谁都可以捏一把。这个观点一般被用来批评当政者，但袁伟时之流也学会了，也来随意地歪曲历史。这种歪曲的历史解释流毒极广，在媒体圈里，我很难找到立场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被这种史观同化了。我感觉很孤立，不是开玩笑的。

媒体界的第二个病症盲目接轨（鬼），“拥抱文明”，成了买办代言人。为什么这么说？现在在媒体上占主导地位，或者说已经占有唯一合法性的声音就是我们要拥抱全球化，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开放的不够。全球化是什么？全球化的前身就是我一直在骂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今天只不过变换了一种新的形式而已。当然这只是一种观点，一部分人持这种立场，还有很多人不这么看。

我们需要认识这个全球化的本质，极端点说，全球化就是一个谎言，因为今天所谓的全球化只是资本的全球化。经济生产的三个要素是，资本、土地和劳动，真正的全球生产应该是所有的要素都能自由流动才对。首先，土地是没办法流动的，否则的话把乡下的土地搬到北京来就值钱了，搬到东京纽约就更值钱。其次，劳动力资源也没有全球配置，在美国打工多赚钱啊，如果想攒钱，我宁可不当记者去美国打工在酒吧里耍酒瓶子，但美国佬让我去吗？我们有大批的人可以出国打工，把他们的劳动力市场价格压下来，为什么不允许这种资源的优化配置呢？所以全球化是资本单向的，是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利润的最大化。

全球化是一个食物链的关系，在最上端的是美国，往下可能是欧洲，我们中国可能在中等偏下的位置，最底下是非洲和拉美这些地区。有人说欧洲也反全球化，但我们要看清楚他反的是什么，他反对的是自上而来的全球化，也就是来自美国的全球化，而不是反对向下推广的全球化。德国的大众、法国的雪铁龙这种公司在中国投资，他们反对过吗？好象没见过有谁多少反对。中国生产的鞋在欧洲遭遇过抵制，被烧了，据说理由是他们觉得中国鞋厂里的工人工作条件太差，他们为这个抗议，可这个理由有几个人会相信呢？抵制中国的产品无非是因为他们的市场受到了冲击，就业有了压力而已。在欧洲，一些批评欧洲公司向外迁移的理由大概也是如此，因为这样减少了本地的就业。

虽然中国是处于食物链的中下游，但现在中国资本也开始走出去，到非洲等地去投资，这也是全球化的一种。我们应该对全球化的趋势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的观点是说要站在中国利益上来看全球化：对自上而下的全球化，如果我们要吃亏了的话，我们要一定程度的抵制；而中国主动推动的向下的全球化，我们是应该一定程度要支持的。有一次我跟朋友聊对全球化的立场，他说我的观点不统一，既可以反对也可以支持，好像我这个人很滑头。其实不是的，只要看清楚全球化的食物链关系，有一个中国立场，就很好理解了。

但在媒体界，全球化已经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变成了一种不容置疑不容讨论的东西，大家都要喊一喊口号表示支持和欢迎，甚至失去了批判和严肃讨论的勇气。我听一位同行说，他在文章里表达了一点反全球化的意思，结果领导就让他修改，理由就是，发这样的文章，我们不是成了反全球化的杂志了吗？我们怎么反得了呢？有一位年轻的同行曾跟我说，他给所在的报社提建议，应该如何改进，第一条就是引进国外的战略投资什么的。这是很令人费解的，无论引进外资还是引进内资，目的都是把事情做好，可是现在已经变成目的本身了，年轻一代的媒体人无条件地认为外国资本就是好的，中国人是干不出什么好事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观察和记录的现实会是什么样子，就可想而知了。

胡适先生讲，上帝我们都可以批评，蒋委员长有什么了不起；对我们而言，毛主席我们都可以批评，全球化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不可以，但是事实是，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确实不可以。这里说的不可以批评的全球化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而一旦谈到中国到海外投资的问题，比如投资非洲的能源行业，这些人又开始嚷嚷了，跟美国鬼子穿一条裤子，说我们中国在搞新殖民主义，这种说法私下里更容易听到，因为有言论的控制，公开发表的还不大见得到。欧洲人和美国人这么说是出于嫉妒，他们被中国挤出非洲了，咱们和非洲的关系更好。可“二鬼子”们这么说表明什么呢？只能说他们不但没有中国立场，而且几乎是站在反中国的立场上的。

与全球化的霸权地位相对应的是美国文化和美国价值观念的霸权地位在媒体界人士头脑中的确立，不容置疑，不容讨论。想我这样对美国鬼子一脑门子意见，在这个行业内是要冒“自决于人民”的危险的。我个人在工作中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写了篇小文章，有理有据地批评了一下美国宪法的虚伪，观点还是被篡改了才发出来。如果我差不多批评的是共产党，骂得狠了可能会有麻烦，编辑们来修改一下我可以理解，但说说美国佬有什么不可以呢？难道还怕我引起外交纠纷吗？搞不懂。

第三个病症自我矮化，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盛行。北航的韩德强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一段话：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屈辱史，近代中国的思想史是一部由屈辱而丧失自信的历史，是一部用西方左右两翼理论武装自己，而最终失去方位感的历史。这是中国的悲哀，更是中国思想界的悲哀。”

我认为这句话概括的是很到位的。再举一个某媒体上的一段话为例：“《易经》里没有强大的秘诀，《庄子》里没有自由的路径，《资治通鉴》中找不到民主人权的旗帜，《论语》里也没有宪政的痕迹，要去《尚书》中发现共和同样只会是无益的徒劳，而秦皇汉武们留下的只有奴役和专制。”需要补充一句的是，这段话是有上下文的，单独看有一点断章取义的味道，但大致的倾向上没什么问题。这种论断隐含的前提是，人家这些东西是高级文明，我们是低级文明。这些价值我们有没有？确实是没有。但是我在前面谈历史观的部分铺陈了那么多，就是想问问洋人的民主、自由、理性是怎么来的。对洋人自己来讲是民主、自由、理性的发展史，对我们来讲就是侵略、剥削和奴役。换一个角度来看，就会发现这些所谓先进文明的本质是不对味的。我们要不是接受这些所谓全人类的普世的价值观？我们当然要接受，但是不要忘了为我所用的原则，我们中国人在接受这些理念的时候，要结合中国的现实，而不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去做这些事情。

西方走向民主自由的过程，就是一个吃人的过程，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对内他吃的是产业工人，通过羊吃人把失地的农民逼到城里出卖劳动力，比我们今天进城的农民工还要惨，所以说1830年的伦敦是一个人间地狱；对外就更不用说了。而所谓的人类的概念也是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的。西方人虚伪得一塌糊涂，人人生而平等、生而自由，喊得多么好听，可是他所谓的人是有界定的，看着这些高尚的理念激动的时候，要搞清楚你有没有被包括在“人”的范围之内。美国的国父们在制定宪法的时候，是没把美洲的原住民算做人的，连牲口都不如。这些白人跑到美洲大陆殖民，为了制造一片空荡荡的大陆，就要把印第安人杀光，于是什么猎狗、天花、枪炮等所有的方法都用上了，把印第安人几乎是斩尽杀绝，这是比纳粹屠犹更严重的种族屠杀。杀得差不多了，给了印第安人一点保留地住进去，不把这片土地的主人当人看，为什么？未被课税！美国宪法开始对黑人是按0.6折算认可，为什么呢？因为要给奴隶主分配政治权利，众议院是按人口比例来分类的。也就是说，把黑人按0.6折算，也不是为了黑人考虑，而是为了奴隶主的利益。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先生有一个精彩的说法：我们不是一个人类。没错，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

今天的美国看起来政通人和的，可这不过是1960年代学生运动和黑人民权运动已经反越战运动之后的事，到现在不过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看西方不能只看今天的现状，要看到演变的过程，这是多少白骨和鲜血堆出来的啊。有些人对此根本视而不见，企图混淆视听，对人过度吹捧对己极力贬低已经发展到了极致，大家都知道江平这个人吧，在媒体上也很热，差不多算是第一号的有名的法学家了。他不久前有一篇文章鼓吹宪政，主张中国要搞宪政社会主义，这本来没什么不对，但是他瞪着眼睛胡说，说什么“美国因为有了一部宪法，200多年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云云。我看到这段话把肺都要气炸了，想到了当年好象胡汉民骂吴稚晖的八个字：苍然老贼、皓首匹夫。简直不可理喻，1789年美国宪法生效，过了不到70年，也就是1860年美国发生了南北战争，在这场战争里面包括士兵和平民有100万美国人死掉了，可是江平竟然敢自欺欺人地说，美国因为有一部宪法，200多年来没发生过什么动荡。同学们千万不要被这种禽兽教授蒙骗了，看东西要批判的看，当然也要批判的听我讲这些内容。

其实我们是有必要树立一种中华文明的自豪感的。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发明了一个软实力的概念，我们中国有一定的软实力，因为中华文明里面有非常包容的一面，这是其他禽兽文明所不具备的。我们中国讲什么？讲有教无类，从孔子就开始讲，不能因为是异族就差别对待，要一视同仁。中国是没有什么民族主义传统的，就算金庸的武侠小说里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话，也是作为批判用的。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侵略扩张，也没搞殖民。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些藩国，就是一些小国家，挂在大清王朝的下面，或者大明王朝下面，作为中央帝国的属国存在，他没有自己的主权，在外交和军事上要听命于中国。但是这种藩属关系和西方人搞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殖民者来了拿被殖民者是不当人的，烧杀抢掠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可是中央帝国对藩国负有义务，发生灾荒和动力都要出面援助。满清入关之后明朝亡国，当时的越南人起来要反清复明，我们能想象一个殖民地在他的宗主国出了问题后，要为保护他的宗主国卖命吗？他除非是被迫的。

另外我们还要认识一点是，我们中国经济的积累，无论是新中国的成就还是大清王朝的基础，是近现代历史上唯一没有通过对外扩张和对外掠夺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叫阿瑞吉的学者提出了一个概念，相对于西方的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他说中国人靠的是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当今世界各地有偶尔发生一些排华事件，大都也是因为中国人太勤劳了才导致的。我采访过一个在北京的南非人，我问起来说你们当地排华是怎么回事，他说当地人在吃苦耐劳这个上面是绝对竞争不过中国人，被抢了饭碗才排华。外国人被中国人抢了饭碗，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他们没有中国人勤劳。有几个数据说明，1830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大概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1/3，比现在美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还高，那时候的采访就是靠中国人的勤劳革命积累起来。另外就是新中国1949年建国以后，西方封锁，中国完全靠自力更生，靠勒紧裤腰带闹革命，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到毛泽东时代的后期，中国在主要工业指标上已经达到全世界第6。经过那么多年的内战和军阀割据，在几乎是一无所有的一片土地上，从没有任何的工业基础经过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搞到世界第6，也是完全靠中国人自己，在那个过程中，中国还要支持亚非拉美人民反对西方霸权主义的斗争，对外还做很多的贡献，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所以现在有些人在提出来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我想从这一点上来讲，中国也许真正能为世界的重建发挥一点作用，我相信一个由中国发挥重大作用的世界要比美国领导的世界更美好些，因为我们中国的民族性里没有对外扩张和对外欺压别人的基因，让中国人干这样事情，也不大干得出来。这只是一家之言，仅供批判。

媒体的病症之四是愣头青，是我所谓的加了引号的无政府主义，就是一定要和政府对着干才能把杂志办好，能把这个媒体办好。我们的领导去开会，跟其他媒体的老总说，我们这段时间把握的很好，大半年没写过检讨了。有人就问了，这么久没写检讨，你们这个杂志是不是快死了，意思就是不写检讨媒体就肯定做不好。政府当然有非常多的问题，但政府是不是唯一批判的对象？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媒体人集体变成“无政府主义者”的原因是分析能力的贫乏，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沦为为反对而反对，既然总要找一个东西反对，那么找政府来反对是最直接最保险的。这里不展开说了，后面还会谈到。

媒体界的第五个病症是人格分裂。我跟好多的同行交流时发现，他们内心有一种对资本、资本家的感恩戴德，反应在报刊杂志上的论调也大致如此。我要是有一点批评资本的话，他们就说你叫唤什么，没有资本家你上哪儿找工作去？这是不对的，错误的根源在哪里呢？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资本和劳动力都是经济生产的一个要素。千千万万像我这样的人在市场找工作，靠挣工资活着，我们都是受雇于资本的劳动力大军的一员，我们应该抽象地、把劳动力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它和资本在经济生产中是两个同等重要的要素，在价值上是完全相等的。劳动力有什么道理要对资本感恩戴德呢？如果把劳动者个人孤立看待，而把资本抽象地来看待，那就必然出现二者地位不对等的结果。全世界资本家联合起来是很容易的，他们有自己的政治诉求，也比较清晰，我作为一个原子化的个人去跟整个资本势力对抗，我当然对抗不了了，所有的企业都抵制我一个人，我当然就失业了。可是如果我们把劳动和资本全都抽象起来当做整体来看，有一个强大的工会把所有的打工者能组织起来，把劳动者的利益集中地表达出来，劳动就能跟资本取得一个对等的谈判地位。

到底是劳动怕资本，还是资本怕劳动？让我们假设一个理想状态，我们每一个打工者都备够5天的面包，然后全中国的劳动者集体罢工5天，这5天里靠啃面包可以活过来，这是很容易实现的。对资本家来说结果会是什么？所有的工厂可以承受停工5天吗？你说资本家害怕还是劳动者害怕？欧洲动不动就有大规模的罢工，因为他们的劳动者能够统一行动，有一个协同的意志，他们一罢工，资本家立马会跟他们坐到谈判桌上来，工人有什么要求，是要提高工资，还是要保证生产条件的安全等等问题都可以谈了。现在我们的打工仔是，到工厂去找工作，管吃管住一个月200块，你干不干，不干后面有好多的人在等着。我们现在的劳动者一个一个地原子化化，被一个一个击破了，所以资本可以无限的压低劳动者的工资。

最近看姚洋教授的文章，他到南方的工厂做调查，在工厂里面打工的都是些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有好多人没读过什么书，不会填问卷，有一个小姑娘填得特别快，还帮别人填，调查结束后她不走，跟姚老师说她的境遇。她想唱歌，但是她爸爸比较传统，非要让她参加高考，她就跟家里反抗，不念书了跑出来到工厂里面打工，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不但没赚钱，还欠了老板的钱，因为她打碎了一件半成品。资本所有者占有了剩余索取权，因为你的收益大，所以你承担的风险也要大，劳动者拿固定工资，他的收益少，也就不应该承担风险。怎么可以让劳动者承担所有的风险，又把工资压得那么低，而资本家拿了那么多的钱，你自己还不承担任何的风险，这成什么事了？造成这种局面的最主要原因是劳动力无法团结起来，工会没有了，在面对资本势力的时候就完全丧失对等的谈判地位。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在一定程度上重拾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让政府回归把的本位，重新能把工人组织起来。比如这个小姑娘所在的工厂，每一个工人都和那个小姑娘一样受气，如果他们能够团结一致的话，集体罢工一天两天，老板就傻了，所有的打工仔都能一致行动的话，闹一次罢工看看，资本家肯定要乖乖地把多拿的利润吐出来一部分，该给多少工资给多少工资，并且把劳动条件改善了。

文化大革命有一首歌，“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到底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相应地，不是打工仔怕黑心老板，而是黑心老板怕我们打工仔才对。我的同行们犯了一个错误，孤立地看劳动力，抽象地看资本，自己作为劳动力大军的一员，却自轻自贱，觉得自己矮了一头，在内心对资本感恩戴德了。这就是媒体人的一个典型想法，他们的头脑没有任何的抽象思维能力。

传媒界人格分裂的另一个表现为良心与理智的矛盾。我们不能说媒体人都没有良心，遇到有血汗工厂之类的事情出现，他们也吹胡子瞪眼大肆批判；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在无条件的鼓吹全球化，而看不到二者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个大趋势，中国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所以中国的劳资关系和全球化紧密相关，如果你在道义上谴责血汗工厂，那么你一定程度上就必须对全球化持一个批判的态度。韩德强先生有一个精彩的比喻：美国是客厅，中国是厨房。厨房里被屠宰的鱼肯定是恨做饭的人，但如果没有客厅里等着吃饭的那位，它是不会被宰掉的。可是传媒界很少有人能看到这中间的联系，我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一位发言者的说法，我觉得感慨得非常好，他说《南方周末》这样的报纸整体上是分裂的，前面的新闻说的都是人民多苦多难，后面开出来的药方却都是加重老百姓苦难的。这不是《南方周末》一家的问题，是个普遍性的问题。

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前副院长刘福垣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做了如下概括：

“和谐社会是这个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的矛盾，处在统一性相对稳定的状态。现在咱们的主体生产方式是什么？是企业化的生产方式，就是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生产目的是利润。这个时候我们说的和谐是指谁和谁的和谐？是劳资双方的和谐。”

也就是说当今社会最大的对立冲突，已经从政府和非政府的对立转变为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了。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出在政府身上，板子不要全打在政府屁股，有一些坏事是黑心老板干的，就要打到他们的屁股上去。我们要做的敦促政府回归本位，回归你共产党的本质，站在工农的立场上，把工农团结起来，组成工会，然后跟黑心老板取得一个对等的判断地位，我们该拿多少钱，你必须给我多少钱。刘福垣先生还算了个帐，什么叫工资？工资至少要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这里面包括吃、穿、住、行，住的部分可以不包括买房子的钱，但是应该包括房租，工资的20％左右应该可以支付工作地点附近的房租。但对现在北京打工的农民工来说，即便把天通苑的房子免费给他住，不收房租，只让他交水电费、物业费，他的工资都不够。可以想象，劳动力的价格已经被无限的压低到什么样的程度，劳动者在市场上处于多么极端不平等的地位。这一点并没有被中国的传媒界认识到，更不用说充分反应了，一谈到存在的问题，几乎一致的口径是政府权力太大了，要继续市场化，要深化改革，哪怕是改革改出来的问题，仍然要靠“改革”来解决。

对第一个部分做一个小结，中国的传媒界丧失了历史、丧失了主体意识，人云亦云，西方人怎么说我们跟着怎么说，丧失了历史地、全盘地、综合地看问题的能力，眉毛胡子一把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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