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义谈“外感热病“（45）中医生成论，可以包容西医构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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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作为一项政府主导的学术创新活动，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许多人为之奋斗终生，取得了不少成绩。既然中西医结合是学术创新，就应当不断进行探索，并通过反思与展望，为将来的学术研究提供借鉴。笔者1992年参加了王振瑞教授主持的“中国中西医结合史研究”课题，一直比较关心有关问题，在此提出自己的一些不太成熟的看法，供海内同仁参考与批评指正。

从西医传入中国之后，人们就进行了许多“求大同存小异”的汇通工作，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的许多努力，都是为了求同存异，甚至是希望走统一的新医学的道路。经过多年的努力探索，有成绩，也有曲折，两者还是难于融合，需要进一步沟通。近些年提出“保持中医特色”，也就是在保持中医自主地位的情况下，回望西医，看看中医与西医“同在何处”、“异在哪里”，如何使两者有机配合，以便构成我国卫生体制的“一体两翼”。

中西医起点不同碰到一起

过去认为，西医起源虽早，但在文艺复兴之后，改弦更辄走了与传统决裂的道路，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全面，近代医学虽然与古代西医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在思想根源与方法论上，古代西医与现代西医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一个历史演进的渐变过程，而不是横空出世的突然变化。西医更新的是“科学知识”，而不是其思想方法。

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0-前377）与他身后的盖伦(Calen公元129-199年)都重视解剖与实证研究，只是在历史条件的限制下，不得已做了许多大胆的猜想。

希波克拉底在《古代医学论》里说：“我们必须坚信，每一种病症都是由一种特殊的东西引起，当这种东西转化为其他结合物时，病症便消失了。”“我们必须知道，疼痛是什么，为什么会疼痛，以及人体的何种构成受到损伤。”“我希望，这种精确的真相在一切举例中显示出来。”“我认为，了解什么病是因功能而生，什么病是因结构而生，也是必要的。我所说的‘功能’大致是指体液的强度和力度，而‘结构’是指人体内待发现的形态，其中有空的、凹的、渐宽的、渐窄的，有的是膨隆的，有的是圆而硬的，有的是宽而悬吊的，有的是平展的，有的是长的，有质地紧密的，有质地松散而多肉的，有似海面多孔的。那么，哪一种结构最有利于从人体其他部位吸取体液并吸住它们呢？是中空而膨大的、圆而硬的，还是渐渐凹陷的？我主张最适宜的构造是宽广、中空而且渐细的。人们应该知道这一完全不封闭的东西能看到。[1]”

从上述引文之中，我们不难看到希波克拉底是很重视结构问题的，为将来的生理病理解剖研究奠定了基础，与此后盖伦(Calen公元129-199年)写作《论解剖过程》、《论身体各部器官功能》两书，在人体解剖的基础上研究生理功能，在方法论上是完全一致的；与此后在文艺复兴时期崛起的实证医学，也是一脉相承的。

由于时代的限制，技术方法的制约，希波克拉底和盖伦都进行了大胆的猜测，当然，其中的错误也是随处可见，现在看来已经粗疏不堪，必须予以废除。如希氏说：“海绵状多孔的器官如脾脏、肺和乳房，随时准备吸干紧挨它们的东西”，“肝脏紧密而宽大，当肠胀气增加，受阻而变的较硬时，就会持续猛烈地对抗气机。但肝脏抵抗而不退让。[2]”

希氏说：“人通过口鼻吸入的气，先进入脑，而后大部分进入腹中，一部分进入肺和血管。由血管通道，空气靠这些器官布散全身各部。进入肚子的那一部分空气将肚子变凉，但没有更多的用途；而进入肺和血管的空气是有用的。当空气进入脑和体腔时，人便清醒，肢体便运动。故血管被黏液阻断，空气不能源源通过时，患者便出现不语和无知觉。”“空气在小血管内变凉，而后再由这些管道呼出。因为呼吸不能停下来，总是吸入、呼出地运动。任何部位一旦因故停止了呼吸，便会发生瘫痪。”“黏液质的父母，生下黏液质的孩子；胆液质的父母，生下胆液质的孩子；痨病的父母，生下痨病的孩子；坏脾气的父母，生下怀脾气的孩子。”“总之，患者的一切症状都是由于性冷的黏液流进血管，使热血变凉而停滞。[3]”

现在看来，希波克拉底对人疾病成因的解释并不正确，但他提出的气质类型的名称及划分，却一直沿用至今。那时，尸体解剖为宗教与习俗所禁止，希波克拉底勇敢地冲破禁令，秘密进行了人体解剖，获得了许多关于人体结构的知识。在他最著名的外科著作《头颅创伤》中，详细描绘了头颅损伤和裂缝等病例，提出了施行手术的方法。其中关于手术的记载非常精细，所用语言也非常确切，足以证明这是他亲身实践的经验总结。

中医自扁鹊和《黄帝内经》奠基以来，以及开创临床医学的张仲景，追求的都是在不解剖的生态条件下“尽见五脏症结”，依据的都是古人关于气、阴阳、五行思维方式指导下的理论推求，几千年来只有不断完善的演进，也没有改弦更辄的革命性变化。

从学科奠基的年代看，中医与西医十分接近；而在地域上，在思维方式上却是截然不同的。尽管古代西医也有四元素学说、四体液学说、冷热干湿，好象西医也与中医一样擅长理论推求，不重实证解剖。其实不然，土水气火，虽然与土水风火字面上十分接近，好象只差一个金，但是其用意却是完全不同的。

中医与西医碰在一起，完全是人类活动促进了交流而引起的后果。到目前为止，它们之间的交融与渗透，没有能够完全同化吸纳对方，却依然沿着其固有的惯性，双轨制地向前飞奔、演化。

四元素学说倡导分析构成

从学术来源看，希氏的四体液学说来源于此前的恩培多克（Empedoclesof Agrigetum）的四元素学说。

在古希腊曾经盛行过许多“元素学说”， 比如希腊神话说阿波罗每天驾马车载着太阳由东向西跑，但许多希腊哲学家，并不满意这种说法，他们试图以自然的道理来解释复杂的宇宙现象。

泰利斯（Thales of Miletus,公元前639～544年）是希腊史上第一位哲学家。他由推理及观察认为：水可以结成固体，也会蒸发成气体而消失在空中，而且许多生物都在水中活动，它们也许就是由水产生的，所以，水必定是构成宇宙的本质。但泰利斯认为他的结论并非就是真理，并告诉学生：“这是我的看法，我的想法，你们要努力改进我的教导。”这正是希腊哲学迷人的地方：提出学说，接受批评和改进。

泰利斯教育出一位勇于批评的学生亚纳西曼（Anaximes）。亚纳西曼认为，人和动物都要呼吸空气才能活，而人死后肉体在空气中消失不见，只剩灵魂；火是稀薄的空气，水是浓缩的空气，水再浓缩就结冰，再浓缩就成石头。所以，空气才是构成自然的基本元素。另一些哲学家则以另一套推理，认为火才是自然的本质。

各种元素说被古希腊哲人提出讨论，于是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哲人兼医生恩培多克（Empedocles of Agrigetum约公元前495～前435年）综合各家之说，继承了伊奥尼亚学派关于宇宙本原的学说，把水、火、气综合在一起，再加上第四种元素“土”，作为“万物之根”，即万物的本原。他认为，由实际观察，空气、水、火、土并不能互相转换，自然物质是由这四种元素，配以热、干、湿、冷等四种性质所组成的。

恩培多克勒告诉人们，观察生树枝在火炉中燃烧的情形，树枝在燃烧时发热，喷出火焰，证明在它的里面含有“火”；烟囱顶部逸出烟雾证明它里面含有“气”；燃烧着的生树枝两端会鼓泡并嘶嘶作响，这就是“水”；灰烬具有重量、不可再燃烧性和干燥性，它被命名为“土”。将世界上所有的物体用燃烧方法进行分析，都会从中解析到这四种“元素”。因此，他认为自然界是由土、水、气、火四元素构成的，这种观点就被认为是得到了普遍性的证明。

恩培多克将它推论到医学，认为人体也有相关的四种体液与这四元素和四性质互相配合，可以说是“四体液说”的雏形。

他认为，从这四种元素中产生出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切存在的东西：树木、男人、女人、兽类、鸟类、鱼类和神灵。

这四种元素本身不变，在万物中存在着，它们按不同的比例互相混合而形成了各种不同性质的事物。例如：肌肉由四种元素等量混合而成，神经由火和土与双倍的水混合而成等等。在这个时候，四种元素聚集而成一个存在物;在另一个时候，这个存在物又分解为四种元素。宇宙万物处在这种结合和分解的不断变化之中。他试图以此解决事物的“一”和“多”即统一性和多样性的问题，解决“变”和“不变”的矛盾。这比先辈们的思想前进了一步。

很显然，四元素学说属于构成论，倾向于具体结构，容易走向实证和解剖；中医的五行学说属于关系论，容易说明事物之间动态变化的复杂关系，而不是具体形质，所以不容易派生解剖实证的思想。

五行生克注重关系的和谐，讲的是生成与调节

五行的具体内容很简明，说的就是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以及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的关系。也就是金木水火土五种要素之间存在的相生、相克的复杂关系。

所谓相生，就是五种要素之间，都有“我生者”和“生我者”。比如，土生金，是说大地矿脉里含有金属，经过冶炼就能产生金属；金生水，是说金属的工具可以凿井挖渠，开掘水源，所以叫金生水；水生木，是说草木的生长，都必须靠水的滋润，没有水，就不会有草木的生长；木生火，是说草木可以燃烧变成火，这是古人经常做的事情，火是人类征服的第一个自然力；火生土，是说火热的阳光能够温暖土壤，使土壤充满生机，冬天的土地所以不能生长草木，就是因为没有火力，所以没有生机。

“我生者”是我的“子”，就好象是自己的孩子一样。“生我者”是我的“母”，就好象是自己的母亲。五行之中的每一个要素，都有生我者的“母”，也都有我生者的“子”。五行构成了生生不息的一个生物圈，一个彼此依存的生态系统。五个要素因此都是“亲戚”，是一个充满爱的体系，是互相资助的关系。但是，世界万物不仅需要互相资助的“相生”，还需要“相克”，也就是互相克制、互相制约的力量，才能建立平等和谐的体系。

所谓相克，就是相互制约。比如，土克水，就是土壤的堤坝可以制约水的流向，所谓“水来土挡”就是这个道理；水克火，用水来灭火，现代人都知道，但是古人知道这个道理，也许要摸索很久；火克金，烈火把矿石里的金属冶炼出来，应当是在古人掌握了制陶技术之后逐渐发现的，当然，用火锻造金属制造各种器具、工具，更是伟大的创举；金克木，是说金属的工具可以砍伐树木，可以收割农作物，可以造舟车、木器家具；木克土，是说草木的生长，可以改变土壤结构，使土地疏松而不板结，成为生机昂然的土地。

五行之间，是人类劳动参与其间的动态变化过程，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丽图画。

五行之中每一行都不能缺少，缺少了一行，这个体系就不存在了；那一个要素也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会影响其他几个要素，其他几个要素就要发生响应的变化，通过相克和相生的作用，以便恢复系统的平衡。

尤其值得提出来的是，五行之中的水火木土都可以是自然物质，金却不是自然物质，而是人类劳动成果；五行之间的生和克，都必须有人类的劳动参与才能实现，没有人类活动的参与，五行不能成立，也不能“行”起来。

考古学证实，在金属被冶炼出来之前，只能是石器时代，大量金属工具的出现，才是五行学说产生的物质基础。

干湿冷热不同于寒热温凉

恩培多克认为，空气、水、火、土是自然物质，由这四种元素配以热、干、湿、冷等四种性质组成万物。毕达哥拉斯学派将四元素分别与干、冷、热、湿四特质配合成身体的四种体液，即血与热、湿相配，黄胆与热、干相配，痰与冷、湿相配，黑胆与冷、干相配。这似乎与中医学所说的“天有五行化五气”一样，都是在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古代出现的猜想和假说。其实不然，四元素是对于万物构成的分析猜想，而寒热温凉四性是对于一年四季自然气候的概括。

猜想的成分，可以人为地划定或者人为地判别是太过还是不足，带有极大的主观意志成分；而自然气候的太过与不及，完全来自对于自然的观测，是地球运动与天体关系的真实写照，完全出于自然而不是主观猜想。

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用四体液学说取代了恶魔说，有其进步意义，但是存在着明显的粗疏。他认为人体由土、气、火和水四种元素组成，而疾病则是由于四种体液失去平衡导致的。他在《体液论》中指出：“疾病因体液过盛或不足而形成，过盛或不足各有量的差异，故病与病不同。医疗旨在纠正偏差。偏差主要趋于头部和身体两侧。向下太过者，应诱导使之向上；向上太过者，应诱导使之向下，此为诱导疗法。洗净其上部或下部，使之干涸，不要封闭体内的渗出液，而要使之排泄干净，此为干燥疗法，亦称安抚疗法。体液失调会出现体液溢出流淌，比如臀部脓肿即如此排毒。它如疖肿、体液凝结、肿瘤、腹胀、停食、蠕虫、炎症或其他疾病，均因体液紊乱而生。”

他认为，水有冷湿的特性，土则有干冷的特性。而外伤会流血，呕吐会吐黄胆汁，消化道出血会解黑便（也许就是黑胆汁），感冒就会流黏黏的鼻水。由肝制造的血液，肺制造的粘液，胆囊制造的黄胆汁和脾制造的黑胆汁。治病就是要让体液恢复平衡，放血、导泻、催吐就是三种常用的治疗方法。放血：将多余或不好的血放掉；泻吐：利用泻药或催吐药将不良体液排出来；节食：防止体内产生过多的体液；药物：黄瓜子性冷，可用来治疗血液过多的热病，如此等等。

他在《自然人性论》中认为，“人体内有血液、黏液、黄胆液和黑胆液，这些要素决定了人体的性质。人体由此而感到痛苦，由此而赢得健康。”“冬天人体的黏液增多，因为黏液是人体内最冷的部分，与冬天最相近。说明黏液最凉的一个证据是，如果你触摸一下黏液、胆液和血液，会发现黏液最凉。还有一点很明显，排出黑胆液时需要用力挤压，而外力挤压后运动的东西就变热。况且抛开这一切，由黏液本身的性质来推理，也说明它是最冷的。冬天，痰和鼻涕中充满了黏液，这一季节中许多肿胀发白，疾病一般呈黏液性。春天，体内的黏液仍很多，同时血液在增加。由于寒冷消退，风雨来临，血液随着阵雨和热相应增加。春天潮湿而温暖，一年中这一季节的状态与血液的性质最接近。”

医学理论是指导临床的，在四体液理论的指导下，就派生出来很多与之相应的禁食、放血与导泻的治疗方法。希氏说：“大多数发热因胆液引起”，又说“退热的速度取决于致病胆液的多少”。与此相反，身凉不发热“病情过重，因黑胆液所致。黑胆液是体内最粘的体液，承受禁食的时间最长。”

中医在阴阳学说的指导下，把寒热温凉的四时气候与人体患病的特征相联系，表面上与四体液学说相似，实际上分别很大。中医强调的是阴阳平衡，主张阳盛则热，阴盛则寒；证候的寒热，不是具体体液的多少决定的，而是自身阴阳失去了平衡状态；恢复平衡，不是靠禁食和导泻，而是靠针刺、药物的辅助调节作用，理法方药皆以寒热温凉为基础，各个环节完整一体紧密配合。强调的是因势利导的温和调节，以病人自我恢复能力为本，而不是通过外力的强行干预。

希氏认为饮食会增加黏液，因此禁食；中医强调人与自然“升降出入”一刻不停，强调“纳谷为宝”，人绝胃气则亡，不可能禁食，更难推行放血，也没有血液随不同季节而增减的论述。

也就是说，中西医的差别，希氏只强调一个因素，中医强调矛盾的双方；中医认为人体内部存在水火寒热的平衡，而不是“多出来一种体液”；中医认为寒热温凉的四时气候，也有阴阳的属性，是自然界的一种阴阳转化；人体内部出现的寒热温凉证候，也是可以转化的而不一定需要清除；中医还强调邪正斗争，主张扶正祛邪，而不是放血禁食。也就是在方法论上，中医有阴阳矛盾学说，强调关系的平衡，主张调节；希氏受构成论影响，重视某一因素，主张外力清除。希氏所说的干湿冷热，也注意到季节因素的影响，但是，并没有上升到普遍规律的阴阳辨证关系，只是零散的经验认识。

希波克拉底在《古代医学论》中说：“我相信人体内没有什么性质比冷和热难以把握了。”关键是他没有掌握阴阳学说，所以难于把握寒热问题，中医热病学是一大学术流派。

阴阳学说作为用古代汉语写成的唯物辩证法，也不是轻松得来的简单知识。

阴阳学说来源于测量实验

中医学也有自己的构成论，那就是“气一元论”。古人认为，气小而无内，大而无外，宇宙万物都由气构成，气聚则生，气散则亡，宇宙之间无非一气。也就是，说气小，是它比基本粒子还小；说气大，是它可以冲满整个宇宙。这就是辨证的构成思想，而不是具体地指明某一具体物质，这是古人的聪明之处，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自然界里的气，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流动的，是有温度变化的。这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出于日月星辰的旋转。因此，有太阳的时候，气温高；没有了太阳，气温就降低。春天的气温暖，夏天的气炎热，秋天的气凉爽，冬天的气寒冷，一直在变化不停。

中国古人很善于观察，也很善于总结。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四季的划分，而且，又把四季进一步细化，5天是一候，3候是一气，也就是15天一个节气，6气是一季（也叫时），把全年分成24个节气。在春秋战国之前，人们就重视建立日历，“授民以时”是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职责，违背了农时，就无法取得人民的信任，政权就不牢固。

如何保证月亮十五圆，那可不是一般的学问。欧洲人不讲农历，只讲公历，所以，他们的月亮“随便圆”。

中国的农历所以重要，24节气降临的早与晚，不仅与农作物生长有关系，中医认为与人体的疾病发生与否，发生什么病，都有密切的关系。

非常了不起的是，中国的农历很注重远期预测，在天气很热的时候，他们就想到了寒冬腊月，因此说：“夏至一阴生”。

夏至的时候，还没有数伏，正是酷热逐渐增长的时候，古人知道“重阳必阴”，因为日晷的影子已经到了最短的时刻，马上就要发生转化了，因此在夏至的时候，就发出来第一份阴气增长的预报：“夏至一阴生”。

冬至的时候，刚开始数九，天气最冷的时刻虽然还没有到来，然而，阳气已经萌动，日晷的影子已经达到了最长，此后必将一天一天地缩短，所以，又发出来一份阳气增长的预报：“冬至一阳生”。

古人靠着多年的客观观测，得出来阴气、阳气变化的规律。年复一年，屡试不爽。因此，他们坚信自己的主张。阴阳气的变化，出现在气温的变化之前，是万物变化的动力。

既然人是自然界自身发展而形成的，人体也要按着自然界的阴阳变化，而改变自己的节律。当然，知道这种变化规律，主动适应这种变化，就能保持健康防止疾病；否则，逆时而动，就有可能生病、短寿。

《内经》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讲的就是人体与自然界阴阳变化的密切关系。

人体出生之后，要靠自然物质的补充与营养。人必须不断地与自然界交换物质，才能维持生命的状态，古人称之为“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

天的五气，就是风、火、湿、燥、寒；风火湿燥寒的五气，构成了四季自然气候的主要因素。

地的五味，就是酸、苦、甘、辛、咸。酸苦甘辛咸的五味，是一切食物的基本要素。

五气入鼻，藏在心肺；五味入口，先入肠胃。

五气、五味可以代表对人体有益的万物。

人的生存离不开五气与五味，离开了人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因此说，古人对于自然，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敬畏，即所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是说，人类只有顺应自然界的变化，才能生得自由，活得滋润。如果人不能顺应自然，不能从自然界不断获取物质，人的生命就结束了。

古人把气看得很重要，认为“气聚则生，气散则亡”。具体到身体的内部，气的内容进一步丰富起来，比如把人划分为有形的物质与无形的功能，叫做形与气的关系。一个人必须形和气相平衡，才是健康的。如果一个人太肥胖，一动就气短，没有力气，活动不灵便，中医就称之为“形盛气衰”；如果一个人过度消瘦，虽然力气不小，行动灵活，但是不丰满，甚至是皮包骨头，就叫做“气盛形衰”。

在气与形的关系之中，气为阳，形为阴。

身体里的气进一步细化，就可以因为它分布的部位不同、作用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名称，就有了肺气、心气、肝气、脾气、肾气、胃气、宗气、营气、卫气等不同的称谓。

很多不了解中医的人，往往说阴阳是玄虚的，说那是算命先生的把戏。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阴阳学说一点也不玄虚，它是古人对于自然界万事万物观察、总结之后，提出来的普遍规律。

古人怎么就认识了阴阳？其实并不复杂。

古人开始观察自然的时候，他体会最深的东西应当是什么呢？

首先应当是白天与黑夜的交替出现。经过多年的体验之后，聪明的古人就会思考，对比强烈的白天和黑夜，它们是如何形成的？一个答案“很容易”地就浮现出来：是太阳的光照。因此，古人崇拜太阳。

古人另一个体会比较深切的感受是炎热与寒冷，是水与火。

炎热的夏天，经过缓慢而悠长的时日，不可逆转地转化为寒冷的冬季；寒冷的冬季，同样经过悠长而缓慢的变化，不可逆转地要到达夏天。这样的体验，一次一次地出现，不断积累，不断思索，就找出来规律。也就是说，寒暑冷暖变化的背后，一定有什么规律在支配着，或者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日月星辰的运动。

有了太阳，就有了光明，就有了温暖。背离了太阳，就会产生黑暗，就会有寒冷。

火与太阳一样，也有光明与温暖的属性，而且火还有向上，向外，轻盈易动的特性。水与火的性质相反，寒凉而且向下，沉静而质重。

古人有了用火的经验，也有了测量日晷观察寒暑变化的“实验”，规律性的认识逐渐出现了。

经过千万年的观察、总结，古人逐渐形成了阴阳的概念。

古人认为，凡是温暖、向上、向外、光明、活动、清虚的物质属性，都是属于阳的范畴；与阳恰成对比的就是阴，凡是寒冷、向下、向内、黑暗、静止、浑浊的物质属性，都属于阴的范畴。

比如，四季之中，春夏季节因为温暖暑热而属阳，秋冬季节由于寒凉清冷而属阴。

一天之中，白天因为光明温暖而属阳，夜晚由于黑暗寒凉而属阴。

因此，中医的经典著作《内经》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故治病必求于本”。

也就是说“阴”与“阳”，是天地之间最根本的规律；是划分、归类万物最高的纲领；是一切量变与质变的力量源泉；是万物产生和死亡的根本原因；宇宙之间鲜明的巨变与微小的变化，都是由阴阳的变化引起的。因此，治疗疾病必须从根本上找原因，这根本的原因就是阴阳。

为什么这样说呢？

《内经》说，天地的形成过程中，阳气积累就形成天，阴气积累就形成地。天上的日月星辰不停地变动，所以天的性质属于阳；地相对不动，所以地的性质属于阴。春天阳气逐渐强盛，万物复苏萌生，所以阳气主生；秋冬阴气逐渐加强，万物凋零，叶落归根，所以阴气主杀藏。

而且，阴阳之中，还可以进一步划分阴阳。

比如，虽然春夏总体上属阳，但是春夏的每一天也有阴阳；一天中的阴阳，根据阴阳气的多少，还可以划分为阳中之阳、阳中之阴；阴中之阳，阴中之阴。

比如，上午整体上属阳，而且是阳气逐渐增加的过程，所以是阳中之阳；下午虽然总体上属于阳，但是由于属于阳气在逐渐减少的过程，所以属于阳中之阴。

阴阳是不断变化的，不会总停留在某一个水平上。

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是非常符合事物本来面目的认识方法。

阴与阳之间的互相转化，往往是阴消阳长，或者是阳消阴长的过程。而且，量变会逐渐积累为质变，古人称为“重阳必阴，重阴必阳”。

比如，日出的时候，阳气逐渐增加，到了中午阳气达到最盛，然后逐渐衰退，到了傍晚转为阴。入夜的时候属于阴，而且阴气逐渐增加，到夜半的时候，阴气最盛，然后逐渐衰退，到黎明转为阳。这就是“重阳必阴，重阴必阳”，是一种规律。

因此，阴与阳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还要不断地相互消长、转化。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阴阳学说是古人对于自然界的日月运行、四时变化规律进行总结而提出来的，一点也不抽象难懂。只要你睁眼看世界，就离不开阴阳组成的万物。换句话说，万物都有阴阳的属性，一睁眼就见到了阴阳。

人体既然是自然界阴阳之气变化的产物，也必然会有阴阳的属性。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中医学治疗疾病的根本问题就提了出来：“治病必求于本”。

本就是根，本就是基础。古人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人体的本是什么？《内经》说：“生之本，本于阴阳”。也就是说，生命的根本必须建立在自然阴阳变化的基础上。

“四体液”倡导放血两千年

希波克拉底为了说明生理与病理现象，把四体液与四元素紧密联系在一起。水对应粘液，气对应黄胆汁，土对应黑胆汁，火对应血液。假设一种或多种体液过多会引起某些症状，便可解释所有的疾病。例如发烧和咽喉痛的人通常觉得喉咙发热、发干，而热与干澡是血液的属性，所以人有上述症状是因为血液过多，需要减少。因此，在恩培多克勒之后差不多2000年里，放血——在静脉上开个口子任血液流出，或用水蛭吸血——始终是一种重要医疗手段。

希氏在《流行病论》中说：“至于疟性热的特点，最值一提的是，存活者多有适时且量多的鼻衄，我未见过因此种鼻衄而丧命的病人。”“有些患者，也先有出血，后来发展为痢疾。比如，伊拉托的奴隶和米路斯就是在出血后转为痢疾，他们都痊愈了。再者，血液的量是很大的。”因为，血所具有的火热的特点，放血就被提到了很高的位置上。

希氏在《营养论》第36条中说：“奶和血是多余的营养物。”第44条说：“血是液体又是固体。液体的血有好有坏，固体的血也有好有坏，万物的好坏都是相对的。”

他在《自然人性论》中说：“所以放血使腰背部止痛时，应在膝外、膝后或踝部切开。”“为制止腰部和睾丸的疼痛，应在膝后空虚处及踝内侧手术放血。”

希氏解释说：“大血管亦有很多分支进入腹内及人体内外其他部位，它们互相联接，内外交通，故放血时应顾及这一点。习惯上，练习切开放血，均尽可能避开易发生疼痛的地方，并收集血液。这样做作用产生得最慢，人们应该改变这种习惯，不在切开得地方收集血液。[4]”

希氏在《体液论》中说：“用吐泻药，或相反疗法，使紊乱的体液调和，能阻止发病。结果，需要排出的体液，会由习惯通道朝与体液趋近的方向排出。评判排泄物，不看量多少，而看是否适度，以及病人是否能够支持。当时机成熟时，要减少病人的体液。若有必要，可使病人处于虚弱状态，直至医生认为达到目的。”[5]

希波克拉底的这些论述，与中医学有着鲜明的不同。中医认为“血气者，人之神”，“血主濡之”，“目得血而能视，手得血而能握”，认为“血汗同源”，血液是人体最精华的部分，是正气的主要组成部分，只有加强维护，促其畅通，而不可能切开放血。血瘀者，可以通过刺络放血，促进血流顺畅，而不是借出血止痛、泻热，尤其是不可能起开放血，达到“使病者虚弱”的状态。张仲景在《伤寒论》里，提到衄家、亡血家不可发汗，更是怕损伤人体的阴血。

放血疗法从罗马医生盖仑（Claudius Galen）那里得到了最强有力的推动。盖仑生活在恩培多克勒之后600年，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后者提出的这一手段。他巨大的影响力持续了1500年之久，没给其它医疗体系留下一点机会。可惜得很，除血液之外的其它体液过多时，并没有可行的办法使之减少。泻药和催吐剂是用药物，利胆剂被用于促使胆汁流入肠部，不过最受重视的疗法总是放血。只要是发烧或病人有点儿脸红，或有任何其它被认为是血液过多引起的症状，放血都是不二法门。结果，成千累万的人死在医生手里，包括许多极度需要那点儿宝贵血液的人。在早期社会里，营养不良造成的贫血症极为普遍，多数人最不需要的就是失血。第一次放血之后病人若无起色，医生便将此解释为血还放得不够多，于是病人又遭到放血。虽然医生尽了最大努力，病人还是死了，这自然是因为他病得太厉害。盖仑教导人们放血，而盖仑是不会错的。

放血疗法被滥用的程度，以及放血失控后的危害，可以从美国总统华盛顿的“医疗事故”窥见一斑。

1799年12月12日，68岁的乔治·华盛顿冒着大雪骑马巡视其种植园，上午10点出门，到下午3点才回家。第二天，华盛顿感到喉咙疼痛，但仍然继续冒雪骑马外出。14日上午，华盛顿的病情加重，呼吸困难，便找来了管家，命他给自己放血治疗。华盛顿深信放血是一种包治百病的疗法，自己曾经用它给他的黑奴们治好过多种疾病。华盛顿令管家给他放8盎司血，但根据医生后来的报告，管家实际放了12～14盎司的血（1盎司＝0.03升）。与此同时，华盛顿也派人去叫他的私人医生，并请两位名医一起会诊。私人医生到达后，先后放了三次血，前两次各放20盎司，最后一次放了40盎司。两名名医稍后赶到，又给华盛顿放了32盎司的血。当天下午4点半，华盛顿呼吸越来越困难。晚上10点10分，华盛顿抬手给自己把了把脉，停止了呼吸。

当时的医生认为华盛顿死于咽喉和气管发炎。当代有医生认为他死于急性细菌性会厌炎导致的窒息。但严重失血无疑加速了其死亡。他共被放掉了124～126盎司即约3.7升血。华盛顿的体重约为100千克，一个人体内的血量与体重有关，为70毫升/千克，也即在半天之内，华盛顿体内的血被放掉了一半以上。

在中世纪的欧洲，放血疗法变得更加流行，成了几乎所有疾病的标准疗法。不过，医生虽然建议患者放血，却不屑于自己操刀，具体的操作由理发师来做。理发师成了最早的外科医生。从当时起沿用至今的理发标志——红白条纹柱子——其实就是个放血疗法的广告：红色代表血，白色代表止血带，柱子代表放血时病人握着的棍子。

希波克拉底也擅长外科手术，从他的文集关于外科的有关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学术特长，与中医学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

中医自扁鹊以来，就推崇“治未病”，对于“以刀刺骨”的外科手术，对于“破皮解肌”治疗方法，始终不作为推崇的手段，也不认为是高明医生所值得自豪的。但是，物极必反，中医内科的丰富内容，使中医外科内科化，限制了中医外科的发展，也滞碍了中医关于人体结构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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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洪钧、武鹏翻译《希波克拉底文集》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合肥、1990年10月第一版、1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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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洪钧、武鹏翻译《希波克拉底文集》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合肥、1990年10月第一版、15

[3]赵洪钧、武鹏翻译《希波克拉底文集》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合肥、1990年10月第一版、11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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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洪钧、武鹏翻译《希波克拉底文集》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合肥、1990年10月第一版、222

[5]赵洪钧、武鹏翻译《希波克拉底文集》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合肥、1990年10月第一版、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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