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将各种流行性传染病统称为“疫病”。《黄帝内经》中提到“疫”容易相互传染，提出了“避其毒气”，也就是把健康人和患者隔离开。 先秦时期，中医就开始尝试通过隔离防“疫”。《云梦秦简》中记载，如果某地出现了传染病，地方官员要迅速上报，中央会专门派医生来处理；《睡虎地秦简》中记载了专门收容麻风病人的“疠迁所”。 公元2年（汉平帝元始2年）发生瘟疫，《汉书》记载：“平民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当时是由政府专门安排空宅，隔离疫病患者，这是我国官方临时隔离医院的最早记载。可见，用隔离方式控制疫情，在汉代已初步形成一种共识。 到晋朝时，隔离措施更趋完善。《晋书》记载：“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 言下之意是，朝廷官员家中有3人以上感染流行性疾病，即使官员本人没有得病，百日之内也不得入宫。说明晋代对传染性疾病的隔离要求更加严，只要接触了病人，就需要采取居家隔离措施。 到了南北朝时期，“隔离防疫”已经成为一种制度。隋唐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医疗水平得到较大提升，当时有了“疠人坊”等专业化的收治传染病人的机构，并且隔离措施越来越详细，隔离场所越来越完备。 两宋时期，“疠人坊”改称“安济坊”，由官府管理并提供经费，配备有专门的医护人员，病人可获得免费的救治和伙食。 清朝对于隔离措施的描述更为详细。当时，京城常闹天花，顺治帝和康熙帝都下过严令：“凡民间出痘者，移之四十里外，防传染也。”医家熊立品总结疫情期间“四不要”原则：“毋近病人床榻、毋凭死者尸棺、毋食病家时菜、毋拾死人衣物。”与现代的防飞沫传播与接触传播等观念十分吻合。 在隔离方法不断发展的背后，是中医对于“疫”的认识不断深入。明代名医吴又可在其著作《温疫论》中写道：“疫者感天地之疠气”，基本认识到了传染性疾病是由微生物导致。他提出的这一观点，比西方医学家李斯特关于外科术后感染是微生物所致的发现，早200多年。吴又可指出传染途径有两个：一是来自自然环境，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染，侵入人体的途径则是自口鼻而入。这些发现不仅为隔离措施提供了理论基础，也开拓了中医传染病学的先河。（来源：生命时报，作者：浙江省中医院副院长、中国赴意大利抗疫医疗专家组副组长 杨珺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