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曹东义 于 2021-9-11 18:14 编辑 " L+ g7 S% o! X$ Z7 V%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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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中医药 管理局 第四批优才班讲课稿 北京：2020.10.12 中医从来不是慢郎中 ——由新冠肺炎谈外感病的治疗 湖南中医药大学 彭坚 一、引言 瘟神来了 各位教授，主任医师，学员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我所讲的题目非常敏感，我心里既坦然，又有一些忐忑不安。我准备给大家讲这个题目，已经准备了八、九个月了，甚至把讲稿写成了一本书，准备出版，因而我心中坦然，相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为什么还有一些忐忑不安呢？因为第一，新冠肺炎在全世界远没有结束，特别是在美国，印度等国家还相当严重，连美国总统特朗普，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都不幸感染了，甚至影响到美国的选举。在我国控制得比较好，但是在个别地方仍然有反复。第二，这个病由何而来，何时消失？是否会象SARS病一样，疫苗还没有发明出来，就突然不见踪影了？或者象某个西医大咖说的，会永远存在于人间，象某个网红西医说的，未来两年活下去是关键，信不信由你。总之，各种说法都有，说明人类对这个病的规律还没有真正认识到。第三，中医治疗新冠肺炎的疗效，全国人民有目共睹，但没有得到普遍认可，更没有一个西医大咖表态予以充分肯定，中医内部，也没有完全形成统一认识。因此，在没有到全面总结的时刻，来进行这个讲座，无疑是冒着很大的风险，我似乎踩到了一个地雷上。好在我这个讲座内容的核心，只是试图通过理论和事实讲清楚“为什么中医能够治疗新冠肺炎”？只代表我个人的看法，提供给大家讨论，错误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其实，我认为，象我们这样的优才班，除了学习，交流之外，更重要的是思考，讨论，才能够得到最大的收获。讲座之后，我希望各位能够对我讲的内容多提宝贵意见。 众所周知，农历庚子年，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份，2019年12月，武汉爆发了新冠肺炎，传播迅速，疫情严重，到了1月初，在西医院士宣布没有治疗的特效药，也没有免疫制剂的情况下，1月23日，武汉开始封城，1月27日，张伯礼、刘清泉、仝小林、黄璐琦院士大咖等中医专家临危受命，纷纷奔赴武汉，总计4900多名中医医务人员驰援湖北，成建制接收病区。2月14日，由中医承包的江夏方舱医院开始运营。2月24日，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与张伯礼院士进行对话，介绍了方舱医院运用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的情况。中央指令全国各个收治新冠肺炎的医院，都要使用中医药治疗和预防。3月23日，国务院办公室举行了首次以中医药为主题的国家级新闻发布会，对中医药国内抗疫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到了4月8日，武汉解除了封城，新冠肺炎的第一波浪潮终于过去了。在坐的各位，都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有的还曾经参与了第一线的救治。 就在疫情爆发后不久的1月15日，我接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优才班讲课通知，邀请我7月份给第四批学员讲课，1月20日，我收到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经方学院黄煌教授的访谈邀请，他委托两个博士询问我对当前的新冠肺炎有何看法。访谈内容在网上公布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我意识到这次的新冠肺炎，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让中医在全国范围内全面介入急性流行性传染病的治疗，机会罕见，意义重大。如何让全国和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医治疗急性流行性传染病的历史成就与现实表现，了解中医为什么能够治疗新冠肺炎，拿什么去治疗新冠肺炎？了解中医与西医治疗疾病迥然不同的思维模式，以便对付将来人类必将出现的各种新的病毒性传染性疾病，同样具有重大意义。于是我与出版社紧急联系，希望把讲课稿扩充后，在7月份给优才班学员讲课之前出版。由于可以理解的特殊原因，讲课推迟了，直到今天，才有机会给大家讲课，在此之前，世界针联与全国针灸学会推出的“百家名医讲坛”请我讲过同样的题目，这是向全世界传播中医的一个平台。只是时间不充裕，准备不够充分，我觉得讲的效果不理想。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在9月15日刊登了一篇记者采访我的文章，题目就叫“中医不是慢郎中”，第二天光明网马上予以转载，其中有些观点还是比较尖锐的，这个报纸和网站影响比较大，而著作的出版则被暂时卡住了。 请看第一张图片，这是我的讲课稿，交给出版社准备出版的打印稿，第二张是已经排印好准备出版的小册子，封面的书名没有变，只是副标题改了。请看第三张照片，书的目录，第一节：引言 瘟神来了。 二、二十年前发出的警讯 话题是从这里开始的。张薛光、梅莉芳博士问：最近读您的新作《坎坷与复兴》，其中收录的一篇您2000年发表于《中华医史杂志》上的旧作“面对传染病的猖獗，我们应当有所准备”，特别令人感慨。二十年过去了，您作为研究医史的学者，同时又是学验俱丰的中医临床家，在当前举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形势下，各地均采取了中西医结合救治新冠肺炎患者，您认为我们中医准备充分吗？ 请看课件，一晃二十年了，当时写文章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二十世纪，是现代医学最辉煌的时代，由于发明了抗生素，免疫制剂，对人类威胁最大的各种感染性疾病得到有效治疗，人类普遍寿命提高了二十岁。特别是1979年通过两百年的努力，人类通过接种疫苗，终于消灭了天花，现代医学的威望达到了顶峰，于是，医学家们盲目乐观了，有一位西方最有名的医生之一、医学科普学家刘易斯•托马斯在《水母与蜗牛》一书中甚至说：现在我宣布，细菌可以用抗生素杀死，病毒性疾病可以用免疫制剂预防，将来美国人民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对付慢性病的折磨，如何无疾而终了！就在刘易斯•托马斯说这个话的第二年，出现了第一例艾滋病、埃博拉热等等，老病未走，新病又来，其势汹涌，迅速蔓延。新病既没有特效药，也没有免疫制剂。1997年，联合国卫生组织发出了“正在出现新的传染病，全球警惕，全球应战”的警讯！作为一个医史学者，我清楚病毒的问题其实并没有解决；作为一个临床医生，我更明白抗生素只对急性炎症有效，遇到慢性炎症，就没得招了，激素虽然对某些急慢性炎症有效，但是副作用太大，有时候是饮鸩止渴，后遗症很多；而对于病毒性疾病，大部分无药可治，因为病毒难以杀死。这就是西医面临的现状。其实，现代社会之所以陷入无奈，是因为他们一叶障目，完全漠视了一个学科的存在，那就是中医，一部中国医学史，就是一部古代医家与各种急性流行性传染病作斗争的历史，据我的统计，从《伤寒论》算起，中国古代治疗外感病的著作至少有四百多种，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中医被污名化，被戴上了不科学的帽子，古代的成就被埋没，现代的成就被遮掩，这种错误的导向，使得老百姓也误以为中医都是慢郎中，急性病只能靠西医。为了对人类的现状与前途负责，我认为，现代中医，必须担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既然现实阻止中医全面介入急性传染病的治疗，就先从古代传染病文献的整理做起，总之，中医要有所准备，因此，我申报了一个文献研究课题，这是我为课题写的第一篇文章。文章发表之前的曲折很多，发表之后，却没有引起一丝波澜，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的热潮中，艾滋病、埃博拉热等，在中国也没有形成燎原之势，你大声疾呼：“狼来了”！谁看到了一根狼毛？不是扰乱人心吗？没有料到，三年之后，真的“狼来了”！那就是SARS，二十年后，更凶狠的狼又来了，那就是新冠肺炎！无论是治疗SARS或者新冠肺炎，古今中医是能够大有所作为的，然而，我们差一点被剥夺了参与的机会。 三、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历史成就 我在书中列举了中国古代治疗流行性传染病的伟大成就，这些历史成就，可以用几个数字来概括：一项发明，两个伟人，三大体系，百位名医，千首名方 1.一项发明 早在十六世纪之前，中国的民间医生就发明了牛痘接种预防天花，比英国医生贞纳发明牛痘接种至少要早两个世纪。这个发明过程在当代医学史专家马伯英的著作《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有详细记载，而种痘的几种方法则在《医宗金鉴》中有具体介绍。 请看《中国医学文化史》封面 、《医宗金鉴》封面，当代画家按照《医宗金鉴》所述内容绘制的三种种痘法。 接种牛痘预防天花，是近代西方医学最伟大的发明，不是之一，开创了用疫苗预防病毒性疾病的历程。1979年，人类通过接种疫苗，终于消灭了天花这种流传了几千年的病毒性传染病，疫苗是英国的乡村医生贞纳1796年发明的。但是牛痘接种来源于人痘接种，贞纳本人先是在伦敦医学校学会了人痘接种，而后回到农村，发明了更容易获得疫苗的牛痘接种，随着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张，基督教在全世界的传播，作为一种慈善事业，牛痘接种受到各个国家和人民的欢迎，经过200年的持续努力，人类终于消灭了天花这种死亡率很高的烈性传染病。然而，早在16世纪，江西宁国府太平县就有了种痘专业户，清朝第一个皇帝顺治死于出天花，故他的儿子玄烨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派专人到江西请来种花专家朱纯嘏等人，到故宫给皇家子孙种痘，大获成功后，推广到贵族，并且写进了由国家主编的临床医生培训教材《医宗金鉴》，让全国的基层医生能够普遍掌握。康熙皇帝到了晚年，在《庭训格言》中回忆这件事，还十分得意，因为当时反对的人很多，他力排众议，成就了这项伟业。人痘接种术后来传到日本，俄罗斯，土耳其，由英国驻土耳其的大使夫人带到英国，在上层社会中流行。英国医生贞纳在伦敦学会了人痘接种后，回到农村，改用牛痘接种，获得成功，然后才向全世界推广。换句话说，人痘接种预防天花，比牛痘接种至少要早一两百年，玄烨是在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1年）请朱纯嘏进宫廷种人痘，贞纳是1796年年发明种牛痘，而民间医生朱纯嘏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他们这一脉种痘术，是从四川峨眉山道人那里承继流传下来的，早在宋代，宰相王旦就请峨眉山道人为他的儿子种痘。因为“孤证不立”，所以医学史上公认从明代中页算起比较稳妥。作为著名的医史文化学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的助手之一、英国中医师学会主席马伯英教授，在书中用很大的篇幅详细讲述了从人痘接种到牛痘接种的发明过程，并介绍了他的“田野调查”结果，他寻访了上海周围一批1949年以前进行过人痘接种的老人，不仅安全可靠，而且后来没有一个感染天花的。我个人认为，贞纳像屠呦呦一样，也是中国古代医学成就的继承和创新者。屠呦呦将古代用新鲜青蒿绞汁改用乙醚提取的方法，贞纳则将人痘接种改为更加容易取得的牛痘，并将痘衣法、旱法、水苗法改为划破皮肤接种，两者的道理是一样的，先有继承，后有创新。总之，是古代中医最先发明疫苗，为消灭天花做出了第一步贡献，并且推广到全国，流传到全世界，古代中医发明的这种预防医学伟大成就，是不应该被历史淡忘的。 2.两个伟人 第一个伟人，毋容置疑是医圣张仲景（公元150～219年），他在1800多年以前，撰写了《伤寒杂病论》，创造了中医的临床治疗学，书中提出的六经辨证理论，269首经方，一直流传至今，在治疗各种急性传染病和其他疾病方面，彰显了强大的生命力，包括这次治疗新冠肺炎，经方功勋卓著，在国医大师和全国参加救治的广大中医手中，展示了无限风光。 《黄帝内经》说：“今乎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因为伤寒病以发热为主要特征，故称之为热病。据我对东汉末年张仲景所处的历史背景和《伤寒论》原文的考证，伤寒病就是东汉末年所发生的流感，张仲景家族中200多人，因为患流感死亡90多人，《伤寒论•序》云：“余宗族甚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十分有二。”《伤寒论》397条原文，详细描绘了流感初起、并发支气管炎、并发肺炎、并发肠炎、并发脑炎、并发心衰引起的各种症状，用六经辨证为纲，将113首经方，穿插在各个环节，阻击流感，获得成功，所以我认为张仲景是全世界“抗击流感第一人”。而至今为止，西医仍然没有对付流感好的办法，近年来，美国每年流感死人以万计。 请看我的这篇文章《中医抗击流感的思维模式和防治方法》，第二节：抗击流感第一人。原文发表在《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收载在《我是铁杆中医》2014年增订版中。 第二个伟人是葛洪（公元284～364），他是东晋时代的人，距今1700余年，葛洪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科学家，据说他的著作有五十多种，流传至今的只有两种，《抱朴子》是他的一部化学兼养生学著作，《肘后备急方》，则是他为缺医少药的贫困山区老百姓写的一部袖珍急救手册，书里面记载的，大部分都是危急重症。屠呦呦是在这部书中找到治疗疟疾病的中药单方青蒿，从青蒿中提炼出青蒿素，每年挽救了几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从而获得诺贝尔奖。她在题为“青蒿素的发现：中国传统医学给世界的礼物”获奖感言中说：“我还要感谢一个中国科学家，东晋时代有名的医生葛洪先生，他是世界预防医学的介导者”；“正是葛洪《肘后备急方》有关'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截疟记载，给了我灵感和启发，使我联想到提取过程可能需要避免高温，由此改为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并最终突破了科研瓶颈”；“可叹生不逢时，如果东晋时代就有诺贝尔奖的话，我想，葛洪应该是中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医者。”青蒿素的发明，前后经历了十多年，有无数人为之研究、开发、推广、运用做出了贡献，是一种集体协作的成果，有人因此质疑瑞典诺贝尔评选委员会：“为什么把诺贝尔奖授予屠呦呦一个人”？对方的答复是：屠呦呦不仅是第一个发现青蒿可以治疗疟疾病，而且是第一个通过乙醚提炼出青蒿素来。由此可见屠呦呦对葛洪的感激之情。令人震惊的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获得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的杰出科学家，居然评不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据说因为她是“三无教授”。这让想起了医学史上第一个在显微镜下发现微生物的列文虎克（公元1632～1723），他是荷兰小镇上一个杂货店的打工仔，后来当了市政府的看门人，业余时间喜欢磨制镜片，制作显微镜，他把在显微镜下看到的“小动物”，不断写信报告给英国、法国的有关科研部门，最终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相当于科学院院士），而他，只有小学文化，显然比屠呦呦的“三无教授”更不够格，但是，他却为人类打开了一扇通往微观世界的窗户，可见评选科学院院士，应该看重的是他的实际研究成果和对科学的贡献，而不是其他旁门杂类。 葛洪除了用青蒿治疗疟疾之外，他之所以被屠呦呦称之为“世界预防医学的介导者”，是因为发明了用疯狗的脑子捣烂，敷在被咬者的伤口上，预防狂犬病，直到19世纪下半页，法国的巴斯德才发明了狂犬疫苗预防狂犬病，比葛洪晚了15个世纪。我在讲授医学史课的时候，有一次讲到这个例子，一个同学举手说：“老师，我们村里的人被疯狗咬了，不但不打死疯狗，还要客客气气请它吃一餐肉拌饭，然后把饭碗抢过来，把剩下的肉饭搓成团，敷在被咬人的伤口上，就不得狂犬病了。”可见葛洪的治疗方法，很多是来自于民间经验的总结。作为一部危急重症的急救手册，这本书不仅记载了疟疾，狂犬病，还有流感，天花病，急性黄疸性肝炎，急性肾炎水肿，脑卒中，心肌梗塞，急腹症等，用药特点是简便廉验。比如，我在央视10台《健康之路》做节目“中医看过来：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时说：小孩感冒发烧咳嗽，首先要发汗解表，不能过早用抗生素和收敛止咳之类的药，最好的方药就是葛洪的葱豉汤，不必分风寒，风热，老百姓都能够掌握：葱白一虎口，淡豆豉一握，煎服。此方看似很平凡，但历代医家评价很高，包括名医叶天士。书中多处介绍了针灸推拿用于急救，但是艾灸多，针刺少，往往是用指针，即以指头代针，为什么不用针？因为怕老百姓不容易掌握，怕出医疗事故。如昏迷用拇指掐人中，心绞痛用拇指按压胸骨下，肠套叠引起的急腹痛，用颠簸疗法，手臂骨折，接骨后用三块杉木板固定，下颌关节脱位，用手法复位，最早都是出自这本书，书中所有的治疗方法，用四个字可以概括，即简、便、验、廉，而且在医学史和科学史上，具有很高的价值。读过《肘后备急方》之后，你还会认为“中医是慢郎中”吗？ 3.三大体系 我们来看中医治疗外感病的三大辨治体系。这是我发表在《医学史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对外感病辨治体系的历史考察”。中医治疗外感病，除了有方有药之外，还形成了至少三大辨治体系。为什么要创立体系？因为外感病远比其他各科疾病复杂，发病急，变化快，层次多，病情险，只有全面了解和掌握疾病的全部过程，变化特点，胸有成竹，辨证准确，才能够治愈，这就需要建立辨治体系。 第一是伤寒六经辨治体系，由张仲景所创立，通过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六经，来确定疾病发展的表里趋势，寒热性质，虚实状态。《伤寒论》运用113首经方，穿插在疾病发展的各个阶段，予以治疗外感、内伤病，是至今为止，中医最有生命力的一个辨治体系。 第二是表里实热辨治体系，由金代刘河间所创立，他的代表作是《河间六书》，他以《素问•热论》为理论基础，提出外感病只分表里实热，没有虚寒。他的代表方是防风通圣散，六一散。明代吴又可的代表作是《瘟疫论》，提出邪伏膜原理论，邪气趋于表则用达原饮向外透达，趋于里则用承气汤攻下。清代杨栗山的代表作是《寒温条辨》，以三焦辨证为纲，用升降散等十五方，通过升清降浊疏解郁热，祛邪于外。清代余师愚的代表作是《疫疹一得》，他则认为斑疹发于阳明胃火，秉承了华佗的理论，用一首大剂量清瘟败毒饮，泄火解毒凉血。他们都属于表里实热辨治体系，各有理论创造，为当时治疗严重的急性流行性传染立下了赫赫功劳，救治了大量危重患者。 请看他们的代表著作：刘河间《伤寒六书》，吴又可《温疫论》，杨栗山《寒温条辨》，余师愚《疫疹一得》。 第三是卫气营血三焦辨治：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他们的理论体系是相同的，互为补充，共同发展，形成了整体优势。 这是温病学家的代表著作：《临证指南医案》，《温病条辨》，《温热经纬》 4.百位名医，千首名方 曹东义教授在《外感热病学史》（中医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这本著作中，列举了四十多位古代治疗外感病杰出的医家和他们的著作，相信大家能够从中找到熟悉的面孔，我就不再详细介绍。因为属于史书，所以没有介绍当代名家。 张仲景，华佗，王叔和，葛洪，陈延之，陈廪秋，范汪，陶弘景，孙思邈，韩衹和，庞安常，朱肱，郭雍，成无己，宋迪，刘元滨，宋元公，许叔微，杜本，刘河间，张子和，尚从善，张元素，李东垣，王好古，罗天益，王安道，陶节庵，吴又可，方有执，喻嘉言，柯韵伯，张凤奎，周扬俊，郭志隧，戴天章，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叶子雨等。 四、中医治疗急性传染病的当代成就 古代没有西医，治疗急性流行性传染病全靠中医，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当代中医有没有成就呢？请看这部著作：《古今名医临证金鉴•外感热病篇》（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7年出版），共三大册，这套书是单书健先生组稿编写的，除了古代名医，还整理编写了当代92位名医治疗急性流行性传染病的经验，包括治疗乙脑，SARS，流感，麻疹，大叶性肺炎，病毒性肺炎，肠伤寒，斑疹伤寒，钩端螺旋体病，爆发型肝炎，登革热，流行性出血热等，虽然大部分只是治疗个案，但内容十分丰富。书中的大多数当代名医已经去世，我所知道仍然在世的有国医大师周仲瑛、仝小林等少数几个，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他们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此书不可避免地遗漏了不少当代许多著名中医对传染病的治疗所做的贡献。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几千年与外感病的斗争中，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中医学家，留下了几百种传染病著作，上千首有效的治疗方剂。 台湾医史学者皮国立在《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中华书局2019年出版）中说：“在中西医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近代中医同西医在热病治疗学的较量上，完全没有屈居下风，值得读者省思，若是连`喊战`、`抗战`的机会都没有资格，日子久了，特色暗淡了，那么，中医生命也将走向尽头”。诚如皮国立所言，新中国成立以来，多数大规模流行的传染病，都不让中医参与，即使参与了，中医所取得的成就也被遮掩，埋没，中医几乎被排挤出整个治疗急性传染病的阵地。“喊战”、“抗战”的机会差不多被剥夺了，我只举三个典型的例子。 第一：石家庄治疗流脑 1954年，石家庄爆发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死率高达50%，因为属于病毒性传染病，西医没有治疗药物，石家庄卫生局长请当地以郭可明为首的七名老中医组成治疗小组，采取西医诊断、中医治疗的中西医结合方案后，34例患者，无一例死亡，主要运用了张锡纯的变通白虎汤，余师愚的清瘟败毒饮，安宫牛黄丸等。第二年乙脑仍然流行，用同样的方法治疗，统计治愈率92%。他们当年还总结了中西医结合治疗乙脑的“五忌三怕”：即忌发汗，忌泻下，忌利小便，这是针对中医的；忌用刺激兴奋的药物，忌冷敷，怕过度穿刺，怕过度输血，怕不当使用镇静剂和安眠药，这是针对西医的。 这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流行性传染病的第一次成功尝试，意义重大，为了核实事情的真假，卫生部派中外专家组几次到石家庄考察调研，确认了事情的真实性。这一成果不仅获得卫生部第一项科技成果甲等奖，而且毛主席还接见了郭可明。然而，直到2017年，郭可明治疗乙脑的经验实录，才由他的儿子郭纪生教授整理，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离当年已经超过一个甲子了。 第二：北京治疗流脑 1956年秋季，北京乙脑流行，中国中医研究院名老中医蒲辅周带领一批年轻医生，深入疫区，救治了大量患者，其中包括167例已经昏迷的重症患者，总结出治疗外感病的8法98方，十分精辟。后来成果被人否定，认为一首方治愈不到2人，不具有统计学意义，没有推广价值。至今为止，全国没有任何一个中医药大学向学生介绍过蒲老治疗外感病的这篇重要文章。 第三：广州、北京、香港治疗SARS 2003年的非典SARS，最开始是在广州传播，后来流传到北京，香港，中西医治疗的情况对比，我最初是从国医大师邓铁涛的一篇文章中看到的，收录在《名师与高徒》（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一书中。 邓老原文说：“2003年的SARS之战，广州中医药大学附一院治疗60例，无一例死亡，无一例转院，医护人员无一例感染，达到了三个零的要求，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治疗80多例，其中，中医介入治疗者71例，死亡者仅1例。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纯中医治疗16例，亦无一例死亡，且至今观察，凡中医介入治疗者，激素用得少，未见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等后遗症。香港医管局请我校第二附院两位不满40的年轻女专家林琳和杨志敏去香港会诊，得到香港西医专家的好评，获得香港特首董建华先生颁发的金质奖章。这两枚金奖应该和奥运会的金奖同重。”11年之后，香港灵蘭阁中医药文化有限公司出版了由徐大基、杨志敏主编的《我们在香港做中医》，这部大型著作，记录了300余位香港中医的治疗医案，包括两位年轻女中医专家在国医大师颜德馨、周仲瑛具体指导下治愈SARS患者的用药经过，十分精彩。此书的简化字本，也于2018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请看这部大型著作。 我们再回过头来，仔细品味一下邓老的这段话，老人家是有所保留的。其实，经过披露，广州呼吸病研究所开始收治了117名患者，采用大剂量抗生素和激素治疗，死亡10例，请中医介入后，才有了71例仅仅死亡1例的效果。后来SARS传播到北京，刚开始仍然采用广州呼吸病研究所的治疗方案，不让中医介入治疗，死亡率很高，后遗症严重。邓老得知后，把广州中西医治疗的对比情况直接报告给最高决策层，同时，作为参与制定中医未来发展战略规划的应光荣教授采访了第二任卫生部中医司司长（第一任司长是薛和昉）、著名老中医吕炳奎等，并于5月4日在京组织召开了有名老中医和相关专家参加的座谈会，介绍了广州中医药大学两所附属医院采取“以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的方法防治非典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并写成内部文件，报告了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5月8日上午，总理在报告上批示“在防治非典中，要充分发挥中医的作用，实行中西医结合”，当天下午，主持这项工作的副总理吴仪立即召开会议，进行了部署，后来才创造了“小汤山奇迹”，治愈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然而，战役过后，在抗击SARS的庆功会上，并没有给中医一席之地，包括路志正、邓铁涛、颜德馨、周仲瑛、仝小林、张伯礼这些国医大师和院士们，均榜上无名，而两次拿出错误治疗方案的西医首席专家，却家喻户晓，名扬四海。对于这些，德高望重的邓老不会讲，也不方便讲。 请看温家宝总理批示的原件照片 为什么有人要长期打压中医呢？张伯礼院士在同白岩松对话中提到了：有的人是无知，更多的人是糊涂，在某种意义上是有利益集团在操纵。现代医学与商业利益捆绑，医药公司，厂家，医院，医生，共同形成了利益链，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比如用这次新冠肺炎特效药清肺排毒汤，一个疗程只要一百多块，而西药瑞德西韦要上万上十万，明白真相后，国家、百姓、医院、医生将作何选择？一言以蔽之：“难”，真的难！我认为，长期打压、排挤中医，其实与利益有关，要害就在这里。说中医不科学，只是抵制中医的一个借口，便于把中医污名化。幸好通过十七年前的SARS病，最高层明白了这个道理，一开始就搬掉绊脚石，让中医全面介入武汉和全国的治疗，实行中西医结合，才有了今天的结果。 五、中医为什么能够治疗新冠肺炎 张薛光、梅莉芳博士问：不少人还是表现出对中医药能够成功干预流行性传染病表示怀疑，但是在无特效药的情况下，普通民众又对中医药抗病毒的疗效寄予厚望，您怎么看待这些问题？换句话来说，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连最先进的现代医学都对人类还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传染病束手无策，为什么古老的中医竟然能够有效？凭什么取效？难道张仲景1800年前治疗过SARS、新冠肺炎吗？ 我们首先来一个反向思维，不妨问问：为什么西医不能治疗新冠肺炎？近现代西医从16世纪算起，也有四五百年历史了，特别是不断收了大量现代先进的科技成果，西医看上去那么富丽堂皇，蔚为壮观，牛啊，实在是“牛”！为什么对于当前这么严重的新冠肺炎，一筹莫展，死人很多，至今还没有发明出治疗的特效药与免疫制剂？不仅是新冠肺炎，就是流感，美国每年都要死一两万人？为什么竟然找不到治疗方法？原因也许很多，但我认为：现代西医的膏肓之疾，就出在方法论上面，追根溯源，要回到18世纪。 1.近现代西医的临床方法论 古代西医，同中医一样，都属于自然哲学加经验医学，西方医圣、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学说的基础理论是地、水、火、风四大，和黄疸汁、黑疸汁、血液、粘液四体液学说，虽然西医也有解剖的传统，但正如后人指出的，盖伦进行的是猴体解剖，居然在教会医学教学了1000多年，只到1543年，这一年，即将去世的哥白尼发表了“太阳中心说”，标志着近代科学的开始。很少有人知道，就在同一年，意大利29岁的解剖学教授维萨里出版了《人体之构造》，把西医学奠定在解剖上，正式与自己的传统决裂。因此，近代西医与近代科学是同时起步的。然而，对西医学至今影响最大的，不是维萨里，而是莫干尼以及他写的《疾病的位置和原因》。 莫干尼是十八世纪的意大利病理解剖学家，他解剖了500多具尸体，以极其优美的文字对尸检的前因后果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他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人生前得病，死后一定能够在尸体上找到病灶和原因。这种建立在因果关系之上的线性思维，影响了西医几个世纪的发展，十七世纪伽利略发明的显微镜，十九世纪在显微镜下，发现了致病的细菌，首先是结核杆菌，二十世纪发明了青霉素，在第二次大战中用青霉素救治了无数被感染的士兵的生命，至今发明了几百种抗生素，以及磺胺药，用于杀死能够导致疾病的各种微生物。因此，因果联系，线性思维，微观诊断、对抗治疗，成为目前西医临床的最主要模式。然而，抗生素杀不死病毒，病毒种类繁多，传播迅速，变异快，免疫制剂和特效药的发明严重滞后于临床，这就是现代医学面临的难题，包括年年发生的流感，十几年前的SARS和今天的新冠肺炎，都是如此。 西医一定要病毒来了，侵入人体了，弄清楚了它的分子结构，才能够生产出治疗药物和免疫制剂，这种情况，正如《黄帝内经》所说“临渴掘井，临斗铸锥，岂不晚乎！”这还只是病毒性传染病，尚有大量的病人，只要找不到病灶，查不出病因，或者疾病处在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没有最后形成，基本上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哪怕你痛苦万状。从理论上说，两百多年来，西医的临床方法论始终没有根本性的进步，进步的是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科学技术包装了西医，于是世人看到的是：检查的手段越来越先进，发现的疾病越来越多，医疗费用越来越昂贵，医院的病人越来越多，而治疗的效果越来越差。这就是今天我们无法否定的现实。 2.中医的临床方法论 那么，中医又是怎么认识和治疗流感和新冠肺炎的呢？中医有什么绝活？中医的绝活，最主要的就在于方法论，中医有着自己“独到的、始终如一的、行之有效的临床方法论”，这种判断，是德国著名学者满晰博先生做出的，他在中国考察中医二十余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掌握了这个方法论，又能够灵活运用古代名医创制的有效方剂，就能够治疗各种疾病，包括从未见过的各种病毒引起的流行性传染病。 让我来谈一下自己开始学中医的经历。我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医学徒，老师让我读的第一本医书是《伤寒论》，让我熟记那些有证有方的条文，在临床见到什么证就用什么方。如头痛，发热，汗出，恶风就用桂枝汤；往来寒热，胸胁苦闷，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就用小柴胡汤，这叫什么方法呢？叫“方证对应”。这有科学道理吗？我刚开始学中医时，心里充满疑问，害怕不学解剖，不学西医生理，病理，就凭这种方法，将来行医，要出人命。清代名医王清任就是这么认为的。我毕竟是生活在现代的年轻人，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相信科学，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怀疑一切”，中医的理论用科学道理都讲不清楚，凭什么我要相信呢？完全是看到伯父治病的确切疗效，特别是治疗徐特立夫人的“癔病性昏厥症”的传奇故事，才坚定了我学习中医的信心，同时也激发了我探索中医科学道理的激情。2008年，为了更广泛地宣传中医，我应《科学》杂志的邀请，在该杂志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东西方文化激荡下的中医与西医，中医的科学方法，当代中医的反思，其中的前两篇，属于封面文章，三篇文章都放在《论坛》的显著位置，说明了编辑的高度重视。不要小看了这个杂志，五四运动时，为了宣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由当时许多著名的先进人物于1915年同时创办了两份杂志：《新青年》与《科学》，而《科学》杂志比《新青年》还要早办八个月。后者的生命很短暂，前者则坚持到现在，最早的《科学》杂志发起人是赵元任等九人，2008年的主编是周光召，中国科学院院长。我在《中医的科学道理》一文中，系统解释了《黄帝内经》的基础理论，包括阴阳五行学说，脏腑经络学说，五运六气等，我提出中医的基础理论都是假说，是一种模型的方法，用来模拟生命活动的规律，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绝不是什么“伪科学”。众所周知的宇宙大爆炸，地球大陆漂移学说，DNA双螺旋结构最初的提出，甚至古希腊的原子论，都是假说，都是虚拟的模型，都不是通过实验室做出来的。为什么到了中医这里，通过实践证明有效的这些假说或者模型，就被说成是“伪科学”呢？至于中医的辨证论治、方证对应这种临床思维模式，其实是一种“信息交流”的科学方法。 这种临床思维方法，决定了中医不需要解剖，不需要了解病毒或者其他致病因子是什么，同样可以治病。因为只要得了病，或者感染了病毒，患者就会出现各种不适和痛苦，这是体内发出的信息，中医通过望闻问切掌握了这些信息后，就可以遣方用药，或者针灸按摩，这是向体内输入信息，一旦患者得病后体内发出的信息与医生向患者体内输入的信息吻合了，即“方证对应”了，疾病就痊愈了，所以，辨证论治和方证对应是一种信息交流的方法。无论是哪种病毒感染，哪怕是普通感冒，流感，SARS，新冠肺炎，一旦侵入人体后，会产生相同或类似的证候表现，相同或类似的传变规律和对内脏的损害，只有轻重的不同，传染的速度与严重程度的不同。所以掌握了病机，凭患者的证候就可以用药，这次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清肺排毒汤，是以五首《伤寒》《金匱》方加减而成，完全没有什么高科技含量。张仲景当年遇到的难道是新冠肺炎吗？显然不是，绝对不是！是流感。为什么会有效呢？因为致病的都是病毒，人体感染病毒之后，只要证候相同，病机相同，就可以“异病同治”，这就是辨证论治的优势。当然，辨证论治也有不足之处，一旦无症状表现，就不好辨证用药，而这次新冠肺炎恰好有相当多患者是没有症状表现的，这就需要西医的核酸检测。西医检测，中医治疗，中西医结合，在这次对付新冠肺炎中，表现堪称完美。 正因为中医可以通过辨证论治和方证对应的方法来治疗各种已知未知的病毒导致的流行性传染病，所以我在2009年甲流过后，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中医抗击流感的思维模式和防治方法》。收载于《坎坷与复兴》一书中。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说来也许好笑：2009年，甲流蔓延全球，卫生防疫部门要求每个人都要注射疫苗，因为一时生产不出疫苗来，只能排队，先满足妊妇、小孩、老人、体弱者。我一直卷起袖子，等到最后，还没有排上队，疫情就过去了。据说国内有九家大药厂，日夜加班生产，最后倒闭了七家，因为疫情过去后，多余的疫苗作废了，而索要疫苗的单位事先并没有付款，事后也不要货了。据说日本药企要起诉联合国卫生组织，说他们夸大了疫情，全世界最终也只病死了几百人，而他们囤积的大量疫苗也作废了。前者是小道消息，后者则是我在报纸上看到的。当时我想，疫苗虽好，但操作起来实在很笨，太慢，浪费也大，为什么不能改用中医对付流感和其他病毒性疾病的模式和方法呢？我们有着《伤寒论》的六经辨证、《温病条辨》的卫气营血三焦辨证和上千首名方，曾经治疗了古今多少流感和外感病？为什么一定要跟着西医后面亦步亦趋，去发明疫苗，为什么不运用自己成功的模式？于是，我撰写了《中医抗击流感的思维模式和防治方法》这篇文章。 中医的思维模式是方证对应，治疗方法是扶正祛邪，调节平衡，而不是寻找病毒，发明疫苗，对抗治疗；中医的防治方法是用现成的中药材，已有的古方，因人因地因时制宜，灵活加减，而不必去发明新药，因此可以马上用于临床救治病人。这次新冠肺炎的治疗证明：中医绝不是慢郎中，而西医反而变成慢郎中了。中医用“清肺排毒汤”等各种方药，在全国治愈了成千上万例患者，而全世界民众翘首以待的西药瑞德西韦，则“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免疫制剂更是尚未可期，因此医学界的各种奇谈怪论也都跑出来了！这次新冠肺炎的治疗同时也证明：我于10年前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中医对付病毒性传染病的思维模式和防治方法，是完全可行的，也许值得向全世界推广，用来对付人类将要面对的各种病毒性传染病。 六、如何评价中医的治疗效果 张薛光、梅莉芳博士问：有人认为，中医药只对轻症患者有效，如改善咳嗽，乏力，食欲不振，腹痛腹泻等，那么对危急重症，中医药会有效吗？ 不仅仅是老百姓存在这种看法，当媒体头一天报道全国正在运用中医药抗疫时，第二天就有一位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医在早期轻症有作用，我们不指望中医有很强的抗病毒作用”。当即给中医药泼了一瓢冷水。他难道不知道：这次新冠肺炎，大部分患者一开始表现为轻症，如果不控制好，几天后，突然转重，难以救治，恰恰是这次新冠肺炎的一个重要特点吗？他难道不知道，即使是新冠肺炎的早期轻症，西医也没有治疗的药物，只能干瞪眼，希望患者不转为重症吗？因此，能够运用中医药，在轻症阶段就阻断疾病向重症发展，并非可有可无，而是至关重要。汉江夏方舱医院收治的近400例轻症患者，用中药治疗，则无一例转为重症，全部治愈，正好说明中医药扼住了新冠肺炎的要害。 是什么原因促使轻症转为重症？而中医药为什么能够阻断疾病发展的趋势呢？同济大学医学院刘良教授解剖了十几具新冠肺炎的尸体，发现他们的肺部充满了大量粘液，即炎性分泌物，中医叫做痰，所以轻症转为危急重症之后，即使上了呼吸机，氧气也吸不进去。曾经有一位院士刚开始信心满满地认为，这次治疗新冠肺炎的效果一定会比当年SARS好，因为他出面引进了更先进的呼吸机，结果被刘良教授的解剖所见打脸了，因为呼吸机越好，越容易把分泌物引到呼吸道深部，加剧死亡。而中药则在各个环节阻止了粘液的形成，并且把已经形成的痰排除出去，不让痰湿阻塞了肺窍，导致呼吸衰竭。以清肺排毒汤为例，这个处方是确定了这次武汉的新冠肺炎为“寒湿疫”而制定的。中医历来重视“痰”与“瘀”这两种病理产物在致病中的作用，如“怪病多生于痰”；“无痰不作祟”；“湿为无形之痰，痰为有形之湿，水饮聚而为痰”。方中的麻杏石甘汤宣肺透热，开鬼门，使痰湿从上而出；五苓散温阳化气，洁净府，使水饮从下而出；小柴胡汤调和表里，守三焦，截断疾病进入的通道；射干麻黄汤化饮除痰，止咳平喘。处方还包含《金匱》治疗胸痹的橘枳姜汤，茯苓杏仁甘草汤，理气化痰祛湿，使粘液不能形成，这才有效地阻止了轻症向重症的转化，使重症逆转为轻症，难怪这个处方的有效率达到97%。当然，清肺排毒汤并不是治疗新冠肺炎唯一有效的方剂，例如湖南派去武汉某方舱医院的中医团队，用得最多的方剂是理中汤与甘露消毒丹，根据患者的临床证候表现，湿从寒化的用理中汤加减，湿从热化的用甘露消毒丹加减，同样取得很好的疗效。全国很多地方都是如此。辨证论治，方证对应，因人因地因时制宜，才是最正确的选择，才能产生治愈所有患者的“特效药”。 那么，对于危急重症，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与西医相比如何呢？4月24日，仝小林院士在上海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介绍了武汉中西医结合医院662例危急重症患者的治疗效果，中药汤剂组484例，死亡15例，不用中药的西医组178例，死亡56例，西医组的死亡率是中医组的10倍！有人不是说要统计数据才可信吗？如今，数据就摆在这里。有人不是要用双盲法检验药效吗？据说，西医组的不少患者不肯拿生命打赌，做双盲试验，只吃西药，跑到中药汤剂组去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效果比纯西医竟然高出这么多！1+1＞1，本来是一个常识，只有心怀偏见的人才会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闭眼不看事实！ 除了痰液之外，中医认为的病理产物还有瘀血。国外尸检发现新冠肺炎死者肺部的毛细血管大量瘀血堵塞，这是致死的重要原因，中药“血必净注射液”有很好的活血化瘀功效，就是在这个关键环节上起了救命作用。西医参与一线抢救的专家邱海波教授及其团队，按照西医的方法，进行严格的统计对比，认为血必净能够降百分之八的死亡率，邱教授评价说：“这是很了不起的”！根据已有详细报道的案例，中医药对危急重症个案的治疗也非常突出，如北京名医王国庆救治内闭外脱患者，即西医诊断为呼衰、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重症案例，广东省中山市李乐愚、李赛美治疗广东省第一例ECMO撤机成功的危急重症患者，均有十分详细的报道，病情起伏跌宕，治疗峰回路转，最终柳暗花明，患者得以痊愈，材料真实可信，医案可圈可点。说明只要辨证精确，用药得当，中医对危急重症的疗效是卓越的，中西医结合能够大大降低这类患者的死亡率。 七、战斗尚未有穷期 1.如何评价中医全面参与新冠肺炎治疗的意义 3月23日，国务院办公室举行了首次以中医药为主题的国家级新闻发布会，宣告经过三个月内左右的努力，中国大陆的新冠肺炎基本得到控制，全国90%以上的患者使用了中医药治疗，有效率也达到90%，肯定了三药三方为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重点表彰了张伯礼、黄璐琦、仝小林、刘清泉等所做的贡献。正如刘清泉院长所说：“这是中医第一次以阵地战的形式加入到国家级疫情的防治中，我们交出了满意的答卷。”当然，这次中医治疗新冠肺炎的意义远不止这一点，中医几千年积累的治疗急性流行性传染病的思维模式得以成功运用，无数经方和古代名方再立新功，多年来中医受到的屈辱一扫而光，全国人民第一次亲眼目睹了中医的伟大，有力地提升和鼓舞了中医队伍的士气，也使得许多参加救治新冠肺炎的年轻西医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表示愿意学中医，为将来的中西医结合播下了种子。同时，这次也暴露了近现代医学的先天缺陷，如果这个缺陷得不到弥补，如果中西医不能消除隔阂，紧密结合，面对未来，人类真的可能被病毒击败！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但愿我不是“吹哨人”！ 2.如何评价基层医生对防治新冠肺炎所做的贡献 这次新冠肺炎能够在我国得到比较有效的控制，得到比较合理的治疗，应该说是举国上下齐心努力的结果，是中西医共同奋战的结果，无数身处一线的医护人员为救治患者日夜辛劳，甚至付出了生命，不少院士、国医大师、中西医资深专家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国家虽然肯定了“三药三方”为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但是应该不止这些，全国各地的中医临床医生，特别是广大的基层医院、基层医生也创造了不少奇迹，他们的付出和献身精神同样难能可贵。我只举三个小小的例子，可能大家也听闻了： 第一个例子，是一个小医院：河南许通县人民医院。这个医院虽然属于西医院，但是十分重视中医，在院长的倡导下，2018年就挂牌成立了《倪海厦中医文化传承培训基地》，学习中医经方的运用。他们收治的25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全部用经方治疗得以痊愈，全院千余名职工，无一例感染。他们采取的措施是：所有职工每天都服用医院提供的甘草干姜汤。直接接触发热患者的医护人员，再增服桂枝汤加茯苓、白术。对于患者，1.体温在37.8℃以上，给予大青龙汤。2.体温在37.8℃以下，给予葛根汤加茯苓、白术。3.如果胸部影像学没有改变，加用射干麻黄汤。4.如果胸部影像学有改变，用泽漆汤合茯苓四逆汤。5.咳嗽重浊，用千金苇茎汤。6.出现刺激性干咳，用茯苓甘草五味子干姜半夏杏仁汤。7.出现上热下寒，加炮附子温下焦。8.出现恶心，给予小柴胡汤加减。中央电视台专门对这个医院的成功经验进行了专题采访和报道。 第二个例子，是一个小医生：个体开业的中医，武汉的张胜兵。基层个体中医往往以开诊所、坐堂的形式行医，职称低，名气小，没有大医院的西医检查设备，完全凭借自己所学的中医知识，为患者治病。其中，张胜兵医生从1月23日武汉封城，到2月13日的20天中，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仅凭一己洪荒之力，冒着自身被感染的危险，日以继夜，治疗了2000余例新冠肺炎和疑似患者，后来有自愿者参与，共治疗了3000余例，无一例死亡。有如此惊人的效果，有人不相信，怀疑这是一个“江湖骗子”！后来查实，他是一名开诊所的个体医生，确实属于“江湖郎中”，但决不是骗子，他具有中医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学历，我仔细审核了他所公开的39首治疗方剂，全部是运用传统的经方与古代名方，可见其临床功底扎实。他反对纠缠在这次新冠肺炎到底属伤寒？属温病？还是属于瘟疫这些概念的讨论上，他走的是“方证对应”的这条路，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张胜兵解读<温病条辨>》与《攻癌救命录》，写得不错，见解独到。但是书中有不少与名人合影照片，如参加某某会议获奖证书，诊室里挂满锦旗。考虑到一个基层的私人诊所立足的不易，这其实是无可厚非的，也许某些正统人士对这种“江湖习气”看不惯，他的母校最初还刊登声明，要与他划清界限。然而，我认为，在前所未遇的疾病面前，作为一个医生，他勇往直前，大节不亏，应该属于“抗疫英雄”，他为全国的个体户中医争了一口气，树立了一个榜样，也让年轻的中医学子们看到了未来和希望！ 第三个例子，是一个小发明。即退休军医李跃华用小剂量苯酚，采取穴位注射的方法，治愈了多例新冠肺炎患者。因为治疗的方法不伦不类，非中非西，遭到否定，没有推广。岂知6月下旬，一种比新冠肺炎还要凶险的肺炎在哈萨克斯坦首都爆发，15天内，28000人感染，700多人死，300名重症患者在抢救，引起巨大恐慌。一个叫常明的华人医生在那里开了一个中医诊所，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突然想起了李跃华的方法，先在自己身上注射，没有发现副作用，然后于6月29日开始试验性地治疗60例，十天后，所有患者，全部治愈。得知这个消息后，北京化工大学著名材料力学教授金日光7月9日发表看法，他认为：穴位注射苯酚是抗击新冠肺炎最科学、最简单、最省力的方法，何苦去研发什么疫苗？这位88岁高龄的教授很不简单，他的研究范围跨越多个学科，是国际公认的继爱因斯坦之后，第四统计力学的创始人，在欧洲科学界有很高的地位和声誉，他对中药和中医脏腑学说的研究也卓有贡献，为中医药的科学性找到了依据。 这些小事表明，在面临严重传染病威胁的大是大非面前，“科学”也应该摆脱清规戒律，尊重事实，一切有可能拯救人命的措施和方法，都不能轻易放弃和轻易否定。 目前，中国的新冠肺炎仍然出现了一些反复，全世界的疫情仍然十分严重，与各种病毒性传染病的战斗将旷日持久，中医的历史使命任重道远，中医为人类做出贡献的时机已经到来，不管别人如何说三道四，作为中医队伍的一员，我们自己要坚定步伐，坚持不懈地深入发掘这个伟大的宝库，继承创新，努力奋斗！ 八、尾声：对两个问题的答疑 我的讲课已经到了尾声，一定有学员会问：您这次亲自参加了新冠肺炎第一线的治疗吗？如果没有，您当时怎么确定中医药一定会有效？怎么有把握给我们讲好这个题目呢？ 很遗憾，我没有机会亲自参加新冠肺炎的一线治疗，但是我有底气确认中医治疗一定有效。当西医院士宣布没有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也没有免疫制剂时，1月22日，我给一位熟悉的国医大师发了一条微信说“您能否请缨，让我们中医出山，中医一定能够创造奇迹！”。几天后网上有信息流传，1月23日，一位中医院士，一位国医大师同时呼吁，让中医全面介入新冠肺炎的治疗。1月25日，政治局召开会议，确立了中西医结合的战略，当天，第一支中医国家队即抵达武汉，与金银坛医院对接，这支中医国家队由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的20名医护人员组成，27日正式开始诊疗工作。 要问我的底气来自哪里？我认为来自三方面，第一方面，在学徒时代，我就认识到了中医的临床方法论，即通过患者与医生之间的信息交流来看病，这就是辨证论治，方证对应，这种认识，影响到我的一生。第二方面，因为我是研究医学史的，我早就发现了近现代西医在临床方法论上有缺陷，找不到病因，确定不了病位，就不容易治疗，这在对付病毒性流行性传染病方面将出现问题。而中医不仅有几千年治疗外感热病的成熟体系与经验，且中医辨证论治，方证对应的方法正好弥补西医方法论的不足。我已经发表过好几篇文章阐述过这个问题，在《我是铁杆中医》中更有详细的论述。第三方面，底气来自于本人多年的临床经验，在《彭坚汤方实战录》中，有不少治疗急性热病的医案，其中，用大青龙汤治疗流感，重感冒，小柴胡汤治疗反复发热、小儿白血病肺部感染，升降散治疗高热不退，。葛根芩连汤合犀角地黄汤治疗校园出现的不明原因的头痛发热病，清暑益气汤治疗慢性病毒感染出现的季节性发热，安宫牛黄丸治疗乙脑昏迷200多天的患者等等，这些都是病毒性疾病。当然，不仅仅是我，大多数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中医，都能够做到，比我做得更好。正如刘清泉院长所说：“急症是中医真正的优势”；“如果真正深入ICU，真正参与SARS、甲流和登革热等烈性流行病的救治，就会发现，如果没有中医药的介入，那简直不敢想象将多死多少人，将有多少危重病人一直处于危重的状态而不能扭转。”总之，经过这次新冠肺炎战役，中医不能治疗急性病，中医是慢郎中的帽子，从此该摘除了！ 第二个问题：对于钟南山院士这次获得共和国勋章，网上有不少负面评论，从您的这次讲座中，我们也能够听出其中的一些话外之音，您是如何看待的？ 有一句广泛流传的话，大家一定听到过，叫“西医强大，中医伟大”。西医在全世界占统治地位，在中国同样如此，西医的人数比中医多出不止十倍，这次治疗新冠肺炎的主力军是西医，西医的诊断、抢救设备也比较先进，齐全，“西医强大”是毋容置疑的。而钟南山院士作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毫无疑问，他是西医界的第一人。一个84岁的老人，一直奋战在科研和临床第一线，这种精神，令人十分敬佩！因此，共和国勋章授予他，受之无愧。但也要看到，这枚勋章，其实也是授予全体西医的，想必钟南山院士自己也明白。在全世界都还没有发明出特效药和免疫制剂的时刻，中医全面介入，在治疗这个环节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则证实了“中医伟大”。主动请缨奔赴战场的张伯礼院士获得“人民英雄”的国家级称号，虽然似乎低了一个档次，但说明国家并没有忘记中医所做的贡献，然而毕竟这是第一次，国家期待将来中医做出更大的成就。钟南山院士确实发表过个别不利于中医的言论，在治疗SARS的用药方案上，也有值得商榷之处。然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毕竟他只是西医，顶尖的西医，他不懂中医，或者说，不真正懂中医。在治疗SARS的用药方案上，与其说是他的错，不如说是现代医学的无奈，换了别的西医，恐怕也拿不出更好的方案来。至于钟老是否还有其他难言之隐，使他在对待中医的看法上前后摇摆不定，外人则难以揣测了。总之，中西医要互相团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携手共进，中国的医学才能有更美好的未来！未来寄托在各位的身上！ ——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四批优秀临床人才班的讲课稿2020.10.12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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